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巩俐演的。名字叫《周渔的火车》。具体情节忘记了。只是印象里，隐约记得，貌似是巩俐扮演的周渔，经常通过火车来往于两地，为的是爱情。梁家辉和孙红雷，在里面扮演的，一个是清贫诗人陈清，一个扮演的是阳刚里max的张强。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诗人陈清对于俗世的抛弃，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追求，导致了其清贫的生活，以及对个人的忽视，也必然导致了自我生活的粗糙。周渔就经常会坐火车去到陈清那边，照顾陈清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遇见了另外一个经常同车的人，张强。假如说，陈清是水，那么，张强的感觉就是火。陈清是羸弱的草需要被照顾，那么，张强则是强壮的树，可以给予阴凉和关爱，是属于保护他人的人。这是一部，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电影。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选择状态。观众，也许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境。没有谁说，女人一定要选择被照顾，她可以去照顾别人，比如陈清，但是，假如两个人的生活，不在一个点上，需要去做的事情，就会变成负累。因此，周渔，最后也对这份感情显得疲惫。当张强出现后，他所带来的那种阳刚和气魄，令身为女性的周渔感到了妥妥的安全感。女人当为绕指柔，但却是只有特定的人面前，才会。巩俐演了很多角色，大部分都是那种显得倔强的女性。这可能和她面相有关，适合出演这样的。周渔在陈清面前，因为陈清比她更弱，所以，周渔就自然而然扮演了照顾的一方。那么，在张强面前，周渔就转变成了被照顾的一方。自然而然。所以，不要急于去指摘女人为什么要那么好强，而是要看她的境遇。如果遇到了对的人，那么，再怎样的女强人，也会变成小女人。这无需去刻意做什么，两人气场在一起，一比较，自然分高下。然后，各自安于自己的角色，调和，共舞，节奏一致，则可奏出和谐的音符。如果不能，那么，就会产生杂音，甚至，最后断章。因此，很多时候，一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往往要看她遇见了什么样的人。看她的内在能量场，和别人，奏出了怎样的乐章。祝大家都可遇见。对的那个。奏出自己喜欢的曼妙人生曲子。打卡字数差不多了，就不啰嗦了。绿衣杂编(lvyiza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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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8万事俱备，只等“天宫”
来源：中国网
　　本报北京9月28日电（ 齐芳 通讯员谢波、姜宁）“天宫一号”发射在即。“经过今天白天最后一次全区合练，北京中心所有飞控技术状态全部"冻结"，所有问题全部归零，所有数据全部封存。”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交会对接任务测控通信指挥部指挥长陈宏敏说：“作为这次任务的飞控"神经中枢"，北京中心担负着组织指挥、控制计算、数据处理、信息交换和长期管理等工作，我们万事俱备，只等"天宫"的到来。”　　据介绍，此次交会对接任务将持续近2个月，对人员、软硬件系统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此次任务轨道控制实施频繁，轨控精度要求高，多目标协同控制之间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相互影响；而且组织指挥也比此前历次任务要复杂得多，多目标测控管理、天地协同关系复杂，对组织指挥管理模式要求高。　　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副总工程师、交会对接任务飞控组副组长李剑表示，北京中心采用了满足多目标协同测控的全新软件系统平台。目前，飞控中心所有技术状态全部确认，飞控软硬件系统、飞控配套设施组成的任务平台运行稳定，各项飞控方案成熟完善，经过多次系统联调联试验证，各系统间接口一致，工作协调，全体参试人员精神状态饱满，期待天宫一号顺利升空。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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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关注[转载]读三本书 走归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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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本书 走归零路——我的人生三昧和“读书感悟”作者： 卢新华《光明日报》（ 日 11版）　　卢新华 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发表过短篇小说《伤痕》、中篇小说《魔》《细节》等，一九八六年出版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二○○四年出版《紫禁女》，二○一○年出版《财富如水》、二○一三年出版《伤魂》。　　演讲人：卢新华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时间：二○一五年十一月　　主持人（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万安伦）历经伤痕，不忘初心。“伤痕文学”开创者卢新华，应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之邀，今天来给我们讲述自己的人生三昧和“读书”感悟。197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有两篇文章是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因为它们对当时的思想启蒙作用非常大。第一篇是日，登载在《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开启中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河；第二篇是三个月以后的8月11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短篇小说《伤痕》，由此开启“伤痕文学”流派，并激发此后的先锋文学等。作者卢新华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24岁。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种种因缘使我第二次来到北师大，与大家分享我这些年一些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感悟。在此感谢促成这次讲座的王长潇教授和万安伦教授，还有我的同学尹学龙先生。我的讲座题目就是“读三本书，走归零路”。　　三本书主义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论三本书主义”，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副刊。为什么会想到写那样一篇文章？这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广为批判的一个口号叫作“一本书主义”。是说一些作家在一本书成名以后，就不再写了，从此躺在上面吃一辈子。于是，当我的短篇小说《伤痕》于日在上海《文汇报》问世并引起轰动后，便也有人私下对我说：“你可是‘一篇短篇小说主义’呀。一篇《伤痕》，便开创了一个‘伤痕文学’流派，从此青史留名。”　　《伤痕》的确曾经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荣誉和光环。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在写作《伤痕》不到一年后，便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第四次文代会作家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代表，受到党和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并在茶话会上与同桌的胡耀邦先生有过深入的交谈。此后，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常委……　　但我的文学道路和人生是否也就从此与《伤痕》共进退，成为另一个版本的“一本书主义”呢？这引起了我多方面的和长时间的思考。最终，我从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创作实践中归纳和总结出了“读三本书，走归零路”。　　许多人乍听到这个话题都忍不住问我：“你说的是哪三本书啊？能否开个书单？”　　我只能对他们笑笑：“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籍，而是三本大书。一本叫有字的书，一本叫无字的书，一本叫心灵的书。当然，也可以是一本叫‘书本知识’，一本叫‘自然与社会’，一本叫‘自己的心灵’。”而如果遇到有对佛学感兴趣的朋友，我也会对他们说“一本是‘文字般若’，一本是‘实相般若’，一本是‘心灵般若’。” “毒草”与《伤痕》　　一个人一生中会读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书，哪些书会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跑到你的手中，哪些书又偏偏与你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冥冥之中似乎是有个定数的。但以我们有限的生命长度，究竟怎样去面对那些几乎是无限的汗牛充栋的文库，并作有选择性的阅读呢？我的体会是：除了兴趣和爱好外，首先要选择那些业已被许多代人认可了的经典。　　这让我想到了《伤痕》的写作，它当年主要是以它清新而不加矫饰的文风，真挚而热烈的情感，以及比较深沉和内在的思想力量打动无数读者的。　　今天的读者对这样的作品司空见惯了，但对于一个当年全国人民每天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一个奉“三突出”创作原则（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所有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所有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金科玉律的时代，一个视写中间人物、写人性、写爱情、写社会阴暗面为大逆不道的时代，要做到这点确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很感激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上天竟然让我有机会读到那些曾经被作为“毒草”加以批判的中外文学名著。　　我小时候其实是个比较贪玩的人，对读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初中时期所读的有印象的书大概也只有《欧阳海之歌》了。我那时最感兴趣的事是上山打鸟、下海游泳，最大的理想也就是能像雷锋那样，做一名汽车兵，驾驶着解放牌大卡车自由自在地奔东跑西。　　因此，若论自觉地有意识地读书，我还是从插队落户时开始的。离开家，离开父母的庇护，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锄起锹落，挥汗如雨地“修地球”，不是期望太阳晚些升起，就是盼着日头早早落下。这样，拼死拼活做了一年，却发觉还养不活自己，于是才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很想寻到一条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这时，要好的朋友圈里恰巧有人在传阅《青春之歌》和《三家巷》，我便也找来看了。从此，对文学发生了兴趣。　　但我真正喜爱读书，还是始于1972年参军入伍以后。那时，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常常会放弃玩牌、逛街或串门看老乡，而是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书。除了读领袖的著作外，我那时也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形式逻辑》之类的书。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小说，他的《呐喊》和《彷徨》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部队的驻地是山东曲阜，七五年批林批孔时成了一个热点城市，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新闻单位不断有记者来采访、拍照片，还看见过航拍的直升机。后来评法批儒，部队又抽掉了不少干部和战士去邻近的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与教师、学生、工人和农民一起编译相关政治宣传资料。我们有一位副连长就这样利用工作之便，不断地从曲阜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借回来一些我过去闻所未闻的“黑书”和“毒草”，说是供参考和批判之用。他知道我喜欢读书，所以也经常和我一起分享那些书籍。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接触到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以及莫泊桑、契诃夫、雨果、都德、托尔斯泰等的著作。这些作品像是在我头顶开了一个巨大的天窗，让我第一次看到了艺术的蓝天。相较于曾经读过的《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文革中风靡一时的作品，我这时才明白什么是经典，什么是艺术的震撼力。于是在心里暗下决心，如果将来我要写小说，这些外国名著以及鲁迅先生的作品，才是我要学习的榜样。也明白了，读书必须有选择性地加以阅读。因为读什么书你就会受到什么书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读那些经过历史的反复检验是经典的好书的话，阅读不仅会是浪费生命，我们的人生甚至还可能会被诱导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　　进入复旦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老师给我们上作品分析课，特别提到了许寿裳先生在评鲁迅《祝福》时说过的一句话：“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话当时简直就像一道闪电一样贯穿了我的整个身心，脑海里马上就蹦出一个十分相近的命题：“‘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破坏，绝不仅仅是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更重要的还是给每个人的身心都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下课以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一个悲剧的雏形猛然跃入脑海：“文革”中，一名积极要求上进的女青年，因为母亲被打成叛徒而决定与其划清界限并离家出走。一别九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昭雪，她才踏上归途。然而当她赶到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时，却已是阴阳两隔……　　《伤痕》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说读《伤痕》的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也有一些文艺大家的评论文章则特别指出《伤痕》突破了这样，突破了那样，例如写爱情的禁区，写中间人物的禁区，写人性的禁区，写社会主义时代悲剧的禁区等等。但就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言，我其实一点也没有突破。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只是继承，是越过“文革”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直接师承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以及19世纪俄国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风。所以，乍看起来倒又是突破了。而这得感谢因缘际遇，我在那个摧残一切文化的时代竟然还有幸读到了许多称得上是经典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名著。　　然而，当我坐在大二的教室里读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关我的篇章时，却开始思索起另一个问题：《伤痕》以及由此产生的“伤痕文学”流派的社会意义，我心里已经比较清楚了，但《伤痕》对我个人又有些什么意义呢？上天为什么偏要选择我来充当这样一个执笔者的角色呢？这种自我追问一直纠缠着我，并贯穿了我的整个学习生涯。直到大学毕业后，系里管分配的张老师找我谈了三次话，告诉我《人民日报》点了我的名要我时，我才自觉着自己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如果走进这个门去，我知道《伤痕》对于我的意义，真就成了一块敲门砖，帮我敲开了令许多人所羡慕不已的大门。但我心里朦朦胧胧地又感到，上天让我在24岁第一次写小说就能引发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目的和意图似乎并不是要为共和国增添一个可能永远只有“一肚子牢骚”的庸人或庸官，而是希望我能沿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道路走下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阅读自然和社会　　既然确定了我是属于文学的，就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对自己的人生做整体的规划。我开始认真思考一句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及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论及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法乎自然”的观点。　　“读万卷书”，我从进大学以后就开始身体力行了。因为“文革”荒废了十年，毕竟少读了许多书。所以，我那时一边努力完成学业，一边勤奋写作，其他时间就是“恶补”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加缪的、卡夫卡的、海明威的……我一路亲近过去。为了系统地阅读古文典籍，我还请老师帮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包括《左传》《史记》《昭明文选》等。记得啃读《昭明文选》中的那些汉赋时，曾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我还利用课间或饭后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时间，一本接一本地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也渐渐地也体会到，“行万里路”“法乎自然”，其实也还是在读书，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用眼、用脚、用心来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这也是一本“实相之书”。某种意义上，比较起前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命会更为重要。因为我们所说的“书本知识”无非是前人或别人观照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自然的生命体验，是他们思考的结晶，这些可以给我们的生命以启迪和借鉴，但它绝对代替不了我们的生命本身。人类的思考可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缜密，人类的书籍也可以堆集成一座座高山，但一旦没有了“自然和社会”作为人类思考的对象，人类所有的书籍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自然和社会”才是那本最原初的书，而一切“书本知识”只能是它的摹本或拷贝。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便自觉地在读“自然和社会”上下功夫。　　留意到自己的履历“工农兵学”唯独缺商，我在文汇报工作两年多以后，毅然辞去公职下海经商。嗣后，又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不仅在美国蹬过三轮车，卖过废电缆，做过图书公司英文部经理，还在赌场发过牌。　　1998年，我出国后所写的第一部小说《细节》在国内发表，《钟山》杂志社在复旦召开研讨会时，曾来了不少媒体，其中有一位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回去以后写了一篇新闻稿：《昔日名动一时，今日赌场发牌》。我有一些大学老师和同学看到后给我打电话，替我愤愤不平，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写？”我听了，却安慰他们说：“怎么不可以？他们没有说错啊，昔日名动一时，今日赌场发牌都是事实呀。”但我心里知道，国人是很难把作家和一个赌场发牌员联系到一起的，都以为我是在美国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去赌场发牌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去赌场发牌是我经过认真思考后的人生抉择。他们也不会知道，我虽然每天在赌场发牌，但我同时也在阅读。发牌员每天差不多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我每天上班去时身边都会带上一本书，有时是英文小说，有时是哲学著作，有时是宗教经典……轮到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悉心阅读。我有一个朋友，是作家峻青的儿子，有一次带了一群人来赌场，看到我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阅读《金刚经》，大叫起来：“哇，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么乌烟瘴气的赌场里面，还有个人坐在这里读佛经！”　　然而，他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我在赌场工作期间最主要的阅读其实还是在牌桌上发牌的时候。每一张牌桌都是一本充满了人生玄机的无字的书。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作“赌桌上选女婿”。我每天阅牌、阅筹码、阅人无数，不仅逐步加深了对人性的了解，同时也一点点领悟和体会到了财富的“水性”： 一枚枚的筹码便是一滴滴的水，一堆堆的筹码便是一汪汪的水，一张张铺着绿丝绒的牌桌则是一个个的水塘，而放眼整个赌场，就是一个财富的湖泊了。我坐在牌桌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张三的面前堆满了筹码，可不一会儿却都转移到了李四的面前，而李四如果不能见好就收，那高高摞起来的筹码很快又会没入它处……从这里，我懂得了财富之水不仅会流动、蒸发、冻结，同时还能以柔克刚，藏污纳垢。所以，阅读赌桌这本无字之书，最终也促成我写了《紫禁女》和《财富如水》这两本有字之书。　　当然，读“自然和社会”这样的“无字之书”，最重要的还不是帮助我们写成有价值的“有字之书”，而是直接作用和帮助我们的人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为学日渐，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说的是做学问应该是多多益善，而为道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需要放下，再放下，丢弃，再丢弃。　　我初到美国时，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读书。第一年只有学费减免，生活费还要靠自己挣。这时我了解到，学校附近的西木镇（人称小巴黎）有十几家电影院，几十家餐馆，又有许多购物场所，每逢周末便游人如织，但因为区域比较大，游人光靠两条腿走路还是有许多不便之处，于是有一对犹太裔夫妇看到这里面有商机，就开了一家三轮车公司，来帮助游客摆渡和观光。他们招收的员工几乎清一色的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且以白人为主，我是唯一的亚裔。记得第一天我去上班，从晚上六点半等到快十点了，也没遇见一个人要乘我的三轮车。正在后悔和懊恼之际，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Taxi！”我环顾左右，并没有看到身边有出租车，再望过去，发觉那人站在对面街口正对着我大喊“Taxi！”我就指指自己的脑门问他；“Me？”“Yes，Yes，Yes！”他连说三声。我这才明白，三轮车原来也可以当出租汽车用的，就赶紧把车骑过去。这是一对夫妇，两个大胖子，他们说今天是他们结婚十周年，想到母校校园走一走，怀怀旧。我听罢心里既喜且忧，喜的是我终于有了第一单生意，大概可以挣到十块美金，忧的是这两个胖子的分量加起来可能会有四个我重，而且，去校园的路又都是上坡……那真是一段特别漫长而遥远的路，每一脚踩下去几乎都要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当我将他们送到校园内他们指定的地点时，感觉着浑身上下几乎都被汗水浸透了，没有一块干的地方。下车后，那女的先问我：“How Much？（多少钱）”我就狠狠心，说“25美元！”女的二话没说就开始掏钱，男的见状，也开始摸口袋。就在女的递给我25美元的当儿，男的也将20元一张的钞票放到了我的手上。我不明就里，以为是男的小气，只肯出二十，就很坚定地对他摇了摇头，“No，Twenti-Five！（不，25）”男的一愣，跟着冲我笑笑道：“No，This Is your Tip。（别误会，这是你的小费）”。声音虽轻，却如雷贯耳，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也完全颠覆了我从前的教育中得到的有关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印象。忽然想起毛泽东曾经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过的话——“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区别开来……”当时心里真想大喊一声：“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遇到过很多值得我永远感恩的人、事和物，三轮车就是其中之一。我骑着它不仅找到了一条养活自己的生路，同时它还成了我的一个“流动书亭”，我通过它开始了对美国社会的阅读，并迅速融入美国社会。在这过程中。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仅得到很大提高，身体经过日复一日的锻炼也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更重要的是，蹬三轮车这件事，它帮我真正做到了“放下”。因为自从写了《伤痕》以后，我身上汇聚了太多的荣誉的光环，已然让我滋生出种种“虚骄”之气。但我通过读佛经了解到，“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篇《伤痕》，其实也是众缘成就的产物。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那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就不可能想到去写《伤痕》；而没有班级里办墙报，没有墙报主编将它放在头条，没有女生们所流的泪水，没有《文汇报》编辑的慧眼，没有发表前教育界、文学界、新闻界比较一致的肯定和支持的意见，《伤痕》大约也不会如愿发表，或许至今还锁在我的写字台抽屉里。 & 阅读心灵，勇于归零　　荣誉的光环尽管让人很受用，却也是具有重量的人生包袱，一个人只要背上它，游泳肯定游不远，登山肯定登不高。因此，我开始经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上，你得经常学会将自己归零。　　有一次，在国内参访一座佛寺，赫然看到一处牌坊上书“回头是岸”几个大字，我曾为其配过一个对子，叫作“放手如来”。后来，再见到“觉海无涯放为舟”这句古训，我也曾为它配了一个下联，道是“悟山有顶弃作杖”。　　“放”和“弃”，这两字从此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　　在读“书本知识”“自然和社会”这两本有字和无字的书之外，更重要的还要经常地、反复地、不间断地阅读“自己的心灵”。　　释迦牟尼出家后，苦行、托钵、化缘，但一直未能证道。最终，还是在菩提树下仔细阅读“心灵般若”，才得以觉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鲁迅先生则说：“我时常解剖别人，但更多的是更严厉地解剖我自己。”自然和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映像，从根本上来讲，都是我们个人心灵这面镜子的折射。世间的万事万物，万千变化，如果不能与我们内心的宇宙相接，相沟通，是无法利益我们的人生的。所以，历来的能称做大师、大家的人们，“为学”的同时也在“为道”，“外求”的同时也在“内省”。而一个能对世界文化作出伟大贡献的民族和国家，也必定是一个十分注重反省自己、解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我前两年曾写过一篇小文《自家的车库自家清》，说的是我在洛杉矶家附近散步时的一点感想。洛杉矶的居民区多数都是一栋一栋的小别墅，通常家门口有一片草地，绿茵茵的。从马路上看过去，房子的左后方通常都有一个车库，而且这些车库的门还经常开着。我经过时常发现里面并没有放汽车，而是堆着破桌椅、旧板凳、生了锈的割草机，以及纸箱子、废弃了的床垫子等等。我纳闷，车库本是用来放车的，可家家户户的宝贝车子——其中不乏奔驰和宝马，为什么却都停放在坡道上日晒雨淋呢？　　由此想到人类的精神领域其实也充斥着这样的景象。　　我们人类的心灵其实也有个“车库”，世人也习惯了经常往这个心灵的“车库”里堆垃圾，最常见的便是“五欲”的“财色名食睡”。结果，便是善知识的阳光再也射不进来，智慧的奔驰、宝马车也放不进去了。美国人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有时也会在门前的院子里插一块木牌，上书“Grage Sale”（车库杂物甩卖）几个字，然后将车库里连同家里储藏间用不着的杂物都搬到门前的草地上甩卖。经过这样一些清理，车库间的垃圾少了，可利用的空间也大了。但遗憾的是，我还是很少看到有人往车库里放汽车，多半不过是以新的垃圾取代旧的垃圾……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雾霾”。天上的雾霾究竟都是从哪儿来的？当然，你可以说是建筑灰尘、煤灰、二氧化碳等等的过度排放造成的。这当然没有错。但为什么会过度排放呢？还是利益的驱使，物欲的膨胀。所以，从本质上讲，一切天上的雾霾其实都是人类心灵雾霾的折射。只有当人类的心灵不再为尘垢所蒙蔽时，那一片湛蓝湛蓝的天空才会对人类重新开放。　　故而，相较于读“书本知识”和“自然和社会”，读好“自己的心灵”当是人生的要务。当然，这三本大书也不是可以割裂开来读的，我们读“书本知识”的时候，必定会联系到“自然和社会”，我们读“自然和社会”时，常常也需要通过读“书本知识”来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热衷于写书的。搞文学创作的会写，搞学术的会写，学文科的会写，学理科的会写，有想法的会写，无真知灼见的也会写。这些书将会充斥自己和别人书房，也会摆满书店或图书馆的书架……但有一本书，我们每个人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无论学霸还是末学都一定会写的，而且是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有关我们各自人生的书。这本书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写，却绝不会雷同，一本书一个面目，一本书一种趣味，一本书一种精神。　　我真诚地祝愿所有能见到或听到我的这段文字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都能写好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这本大书。有这本书垫底，我们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也才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名字的好书！　　人生就是一本大书，每一块墓碑都是一本大书。我还是很相信文以载道，这是衡量文学的千古不变的准则。谢谢大家！ &（感兴趣的读者请在微信公众号中留言并写清地址，前20名将获赠卢新华著作一本。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王照宇、李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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