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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6:22:15&最后更新时间: 16: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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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普通
我的家乡晋察冀——曲阳篇/高献洲
太行山脉,蜿蜒曲折,北向南来,一不小心,在某处略略扭了一下腰,因而其形略呈弯曲之势,曲阳县治即建在此弯处,人遂按“山南水北”之律,以“山曲之阳”名之。从其命名规则来看,曲阳城一定是在山边而不在山里,所以,其县治范围也与太行山诸县相同,东南部为平原,西北部是山区,山区的一部分是丘陵地带。我的家,一个户二百、人千余、说不上大也说不上小的村子孙家庄,即处在城北二十里的一片小山包子中。当地有谚云:旱不死的定州,涝不死的曲阳。这是说曲阳缺水,下多大的雨也不怕,而我家所处区域正是典型的曲阳“涝不死”地带。本人出生于县城,但成长于农村,虽然后来上学、工作,但三十岁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百里之地“摸爬滚打”,闭着眼也能走上几个来回。现在,走在大街上,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哼”了一声,我都可以从中听到曲阳的味道;遇到老乡,问一下人家的姓氏,只要不是张王李赵满地“刘”等,大体也可说出他原籍是哪个村或哪几个村。不过,我明白,这不是我的特异功能,而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曲阳人的血,由于我是土生土长、正宗嫡系、如假包换的曲阳人。这不,当我们确定踏访晋察冀的活动主题后,曲阳的若干地点、路线、人物由于我的记忆和情感一一纳入我们的目标中。行走在曲阳的土地和道路上,说不上有什么自豪,但至少有点热乎乎的感觉吧。
&&&&&&曲阳之地绝对算得上是穷乡僻壤。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多少可以提起的事件,也没有出过多少可以念叨念叨的名人。《三国演义》中,一句“斩张梁于曲阳”就能让当地的考证者们兴奋老半天,但此“曲阳”是否就是彼“曲阳”仍然存在争议;城西的一个村子名为“相如”,有人即考证说曲阳是战国时赵国的名臣蔺相如的故乡,但村里却绝无蔺姓之人;好不容易在宋时找到了一个曾经出名挂号的陶瓷名品存在,但其名却不冠曲阳而谓之“定瓷”——“定瓷”乃宋四大名瓷之一,其遗址在曲阳北部三十公里处的涧磁村,但曲阳时属定州,遂以定州冠其名也。在我们村里乃至那一带,没有深宅大院,没有高高的门楼,没有家谱,没有祠堂,没有那种传统的知乎者也、振振有词、摇头晃脑的读书人,甚至村里找出一本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村人冬日里最常规的行为是在北墙根里取暖,春夏之日则是抬着头望天,以期待那“涝不死”的雨水降临后去种那说不上肥沃的一亩三分地。曲阳可以炫耀一下的,莫过于发源于县南羊平镇、兴起于明清之际的石雕艺术和座落在城内的北岳恒山庙。前者留下了一些传世的、不朽的名品,比如北京城里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后者则在昭证着曲阳作为一个千年古县的存在——北岳恒山主峰一说在临近曲阳的唐县,另一说却是在山西的浑源,但北岳庙却是“客观”地矗立在曲阳城里,可以考证其落户于曲阳的准确年代乃是北魏年间,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然而,当我年近花甲,主动有意地去搜寻记忆深处的信息时,最具有细节描述余地和最能够引发某种灵感的却不是这些可以“提得起来”的一县之荣,而是多年前那场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给世人留下的故事和传奇。小时候,经常听人们(包括父母)念叨关于日本人的事儿,长大后,有时也会看到一些资料讲述或渲染那些故事。这种官方的或民间的信息,虽然不免有水分存在,但却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近年的晋察冀踏访活动,有相当的地点和线索来源于这种记忆。虽然曲阳赶不上“边区首府”阜平的名气,没有平山县“边区乌克兰”的美誉,但林林总总、细碎纷杂的大小事件却也有声有色,一些草根人物的叙述也可能更加真实可信。东邸村,西羊平,尖地角,黄岭洼;李耕圃,周贵尧,庞贵良,这些普通平常的地方和人物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欣喜或感叹,在我们的踏访记录中占有了相当的篇幅。曲阳县,那也是名符其实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老区呢。
来自官方的信息总是一种基本事实和渲染色彩的结合体。这种记录和讲述的方式,以及曲阳在抗战时期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可以从地方编写的资料中得知并可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比如,&年月日,日军占领曲阳城;月日凌晨,八路军骑兵营在潘振武率领下,解放曲阳县城。这是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县城,随后成立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曲阳县曾发生过“野北惨案”和“沟里惨案”,日军曾杀害无辜村民数百人;曲阳县早期的共产党员和传奇人物那是一长串的名字:荀昌五,王彦春,牛树才,张晓东,王植范,葛士英等等;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是率领八路军解放曲阳县城、建国后授予少将军衔的潘振武,第二任县长是来自阜平、建国后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李耕涛;时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大队大队长的朱仰兴牺牲于曲阳东部的大高门战斗,时任县宣传部长、岁的任霄在大沙河畔的郭家店村工作时被捕,牺牲于曲阳县城;曲阳也曾出现过“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全国民兵英雄李殿冰等典型人物或英雄。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曲阳县曾组织编写《抗日烽火——战争年代的曲阳》一书,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精神将那些事件、事迹、事实客观或主观地、纪实或渲染的进行记录并薪火相传。这类资料记录的事件和人物自然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但其中的宣传和渲染也不免充斥其间,歌功颂德以及为尊者讳的现象也随事随人不同程度地存在。我曾将耳朵里听来的抗战故事与其进行过比较,发现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些故事大多出于草根人物之口,有的还是我从街头巷尾、地头田间偶然听来的只鳞片爪,但讲在此间,不求看官们百分之百的相信,至少可以从一个私秘的程度上看到我作为一个正宗曲阳人的身份。
正如资料所说,潘振武于年月率领骑兵营解放了曲阳城,随即建立了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潘即成为第一任的县长。但县政府并未在县城驻多长时间,后来即迁到了我的家乡孙家庄村。去年我询问曾在我们村小学任老师的李耕圃老人,他说县政府即住在村西的孙才法家,那时的县长是李耕涛。时间呢,大约在年至年左右,后来即迁到城北多里开外的武家湾村去了。我想,县政府的办公地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战争的进程及残酷程度。我们村离县城只有里路,与日军占领区如此近的距离可以说明,虽然抗战初期敌我力量悬殊,但北方的抗日根据地所承受的压力显然并不甚高,这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战略性的。民主政府的选址显然并不是轻率、随意、盲目的行为,而是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做出的慎重考虑。年以后,日军显然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控制,曲阳至阜平县的大道边,至少在北孝墓、东口南、党城和灵山等地都设立了炮楼或据点。当年有一首歌叫《洋鬼子占灵山》,歌里唱道:年,洋鬼子占灵山,这是日军向北延伸并加强控制的准确时间。此时的孙家庄,即处在一个包围圈内,显然已经不适合作为政府驻地了。
小时候在村里,常听老辈儿人说村头南河滩上杀过不少人,那就是县政府的工作之一,名为锄奸,是将那些当了汉奸的人判处死刑。但人家说,杀的人中,可不免有冤死鬼,因为村民们都看到了,那里边竟然时不时地有十六七岁的孩子。孩子会成为汉奸么?谁也说不清,但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对于汉奸的确认程序有些匆忙和草率那也是免不了的,比如一个人的举报在一两天内就可能成为事实,而这个人的举报初衷则有可能是他与举报对象有仇。听到这里,你不免会打一个寒战,如果你得罪了一个小人,那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稀里糊涂地被拉去当做汉奸枪毙了?反回来说,政府对于汉奸的处置“方略”,可不是也有了几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味道?
上面说的是公开的锄奸,还有秘密的。我讲的这个故事结局是一个喜剧,但过程却让人打着哆嗦。某人被举报为是汉奸,于是,锄奸委员会便派了一个人去锄奸。夜里,拿着一棵独决枪,到他家,把他叫出来,对着就搂了火。可那枪不争气,卡了壳没打响,那人见势不好,一溜烟地跑了,任务没完成,该人也没了下落。直到解放后,有一天,该人回到了村里,而且还穿着军装。一说,原来他跑了以后,没处可去,就当了八路军,有幸几年拼杀下来,居然福大命大,没有死,而且还升了个团长,这是衣锦还乡来了。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至少他不是汉奸了。但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天的枪没瞎火,可不是人世间少了个团长,闫王殿多了个冤魂?
可以看出,某些举报人的行为是多么的恶劣,但是,这些举报人往往会逃脱惩罚,回到家里捂着嘴偷偷乐。举报“汉奸”不用提了,政府方面还要为其保密,而举报抗日人士和共产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逍遥法外,不能够象小说和电视剧里说的“血债血来还”。按说,举报了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那就是汉奸,这是没错的,但有时就是找不着这个人,一不小心还可能错认了对象。就说任霄吧,就是遭了举报,让日本鬼子夜入郭家店,直接抓了个正着。其实,她在沙河边上的工作已经持续了多时,都没有发生过危险,没有举报怎么会这么准?但是,经过多方、多年的调查,还就是没找着这个举报人,以至于多个嫌疑人受到牵连。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就是因为当时与任霄一起工作而被列为怀疑对象,以至到了六十年代末老爷子去世时仍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能够证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他就是那个举报人,如果确定了,就不是一个帽子的事了),这可不就是抱恨终生了?去年我们去到唐县淑闾村,问到李成瑞之父李登魁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原因时,家人也说是被人举报,而举报人至今“见首不见尾”。所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血债未必用血来偿,这是我们有的情况下必须接受的事实。可以说,这里面的因素复杂的很,举报抗日人士的动机也不一定就是要当汉奸;举报汉奸的呢,也不一定都从抗日大业的角度出发。贪财好利,挟私报复,恶作剧,反间计,都有可能,当事者一不小心,就会形成冤案。千古以来,这样的冤魂有多少,谁又数得清、说得明呢?
下面说说参军的事儿。老电影《董存瑞》里,那个磨着连长想参军的董存瑞给人的印象很深,其他资料也说,广大的农村青年踊跃参军,妻子送丈夫,爹娘送儿郎,立志打东洋,一片慷慨激昂。我不是说这种情况不是真的,但至少有时则包括了一些水份。参军这个事,在一个普通农家里绝对不一定都具有多高的觉悟,而是在不同个体情况下的一个综合组成。参加了八路军,就都成了革命战士,但参军的动机、过程、心理、主动程度那也是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我听到或见过的征兵故事里,当以麒麟院那个“损”透了的村长为极,但他是灵寿县的,与曲阳没关系,这里说一说曲阳的故事。
其一:当时在参军问题上流行着一首歌,有人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我呢,在县城上高中时也听那位共产党员老太太杨木兰在曲阳大街上唱过。歌词是: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打仗把我丢,不悲不伤也不愁,给他缝件衣裳暖悠悠。老太太说,当年给征兵做宣传时,她就天天唱这首歌给群众们听。当时我就有些疑惑,但却不敢提出来,后来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这几句歌词包括的情感很是复杂——听一听头两句,你是否觉得是一个少妇在诉说着寂寞的情怀?是不是带有一些消极或无奈的成份?虽然后两句做了一下补救,但那种悲伤愁苦的景象却也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这种心情才是更为真实一些罢。
其二:“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是曲阳县喜峪村人。年,我在喜峪村下乡工作一年,听到了一些有关战斗英雄小时候的情况。年的村支书是一个老者,他说,葛振林与他是光屁股的交情(即现在人们说的“发小”),他的亲娘死得早,后来他爹又娶了一个后娘,于是,家庭里就受到了虐待,早出晚归地干活,后娘连饭都不给他好好吃,日子挺苦,村里人都有些可怜他。村里有了征兵任务,村干部一是有压力,动员一个人参军有一些难度,二是可怜他的生活状况,于是二者合一,给他做了工作,让他参加了八路军。一来村里完成了任务,二来他也有了一个着落,能吃上一口饱饭。这就是一个英雄的参军动机,听起来是不是合情合理?至于从棋盘砣上跳下来拣了一条命还成了英雄,那是人家的造化,不再说了。
&其三:说一说我们村里一个人去当兵的事儿。那人年龄和我老爸差不多,但我却管他叫哥。年,村里让他去当了兵,他一百个的不愿意,但还是去了。走了几个月,他老婆生了个儿子,取了个小名叫“犟派”,意思是被强制地派了兵,心中充满了无奈或者说是愤怒,就通过儿子的名儿来进行了一下发泄。其实,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想法,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那是千古以来人们奉行的行为准则,那可不管你当的是什么兵,打的是什么仗;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可能死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一个家也就毁了。退一步说,如果村里有人踊跃地去报名参军,何苦要“犟派”一个人去应征入伍呢?
关于参军这个事儿,我的确不是要有意地跟谁抬杠,那就是人们一种传统的、朴素的观念,谁也改变不了。事实上,我们这一带的村民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程度低的有点不可想像,一些正面的宣传进行了,实际上也不一定知道是什么意思。碰到具体的事儿,还有闹出笑话来的时候。下面就讲几个这样的故事:
先说说我们家老爸。前边说过了,县政府在我们村的时候,他是儿童团长。也就在那几年,他在村里读了两个小学,认了一些字儿,我们访问过的李耕圃老人就是当年他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说起了当年的抗日救亡歌曲,他说,抗战时,县里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其中就包括教群众们唱歌。大家都知道的《黄河大合唱》里有句歌词,叫“河西山岗万丈高”,一来是歌曲的节奏比较快,二来也是对内容不了解,他就听成了一个“往上搞,往上搞”,说出来这事儿让我们笑了半天。我家老娘基本不识字,但她天资聪颖,记个事儿很准确,比如她就将一首歌里的两句歌词记得准确无误:希特勒(老娘读作)最后的崩溃,就是日寇灭亡的来到。但问到当时是否知道希特勒是谁,这句词是什么意思时,老娘坦诚地说的确不知道。
村里有一个高姓的老头,我按照辈份应该管他叫二爷,平时慢慢悠悠的,净讲些奇闻怪事儿,让我们整天离不开他。那天他讲的一个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一支八路军的部队来到我们村,号房住下,村里当然要供粮供秣,后来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村合理负担制度。事先,连长跟村长说了,需要一口锅来做饭,村长说,没问题!就走了。隔了半天,连长又找村长,说你给找的锅呢,怎么还没有送来?村长说,我不是告诉你“没问题”么?怎么还找我?连长又问这锅到底有还是没有?村长说,没有锅,就是没有问题呀。连长笑了,说你把词弄拧了,没有问题就是有锅,而没有锅就是有了问题了。村长这才傻了眼。大家看一看这个村长的文化水平,如何?
另有一件类似的事儿是一位老干部讲的。他叫宿世芳,是曲阳杨庄子村人,抗战时在区上当干部,后在边区贸易总局工作,建国后去了北京,最高的官职做到了海关总署副署长。前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里边讲了一个小故事:
“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实行新的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除此以外,凡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均可登记结婚。&我在负责婚姻登记工作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一男一女两个独古庄村的年轻人,来到登记处准备登记结婚。我经过与两人的谈话审查,认为他们符合结婚条件,准备予以登记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同意结婚吗?”
&&&&&&没想到两人回答说:“不同意。”&
&&&&&&我听了非常吃惊,不同意结婚还找我干什么呢?于是我又问:“你们俩愿不愿意结婚呢?”&
&&&&&&两人又回答说:“愿意结婚。”这下我更纳闷了,既然愿意结婚,怎么又说不同意结婚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见我迟迟不登记,跟他们一起来的介绍人看出了我们的疑虑,就解释说:“他们的‘不同意’就是‘没有意见’的意思”。&
&&&&&&“‘不同意’和‘没有意见’这两个差远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进一步强调说,然后又问两个年轻人:“你们俩愿意结婚吗?”
&&&&&“愿意!”他们回答的非常痛快,表情还是高兴的。&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他们是愿意结婚的,只是因为没有文化,说话词不达意,表达不清。于是我就给他们俩开了结婚证。”
听了这些故事,可不要认为我讲的是题外话。一方面,说明当时提高人们文化水平以及加强宣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是不要对民众的理解能力有过高的估计和渲染。抗战,就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但作为民众,可以是主动的,积极的,同时也可能是被动盲从的,或是消极应对的。而作为历史,就应该如实地、客观地进行记录,过度地夸大或渲染,有时反而会影响它的实际效果。看过一对外国人写的一本反映中国农村变革的书《十里店》,觉得人家的记录客观而真实。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广大农村里及农民们愚昧、自私、狭隘、封闭的观念根深蒂固那也绝对是事实。否认、无视或隐瞒了这些,其真实性可就差远了。
上面说的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事儿,最后讲一个汉奸的归宿。
&&&&1971年我在县城上高中时,有一次全县的公判大会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死刑犯中有一个老头子,叫做邢家录,是抗战时期驻在曲阳城里的汉奸头子(是警备队长或特务队长)。听大人们讲,这个家伙是山东人,惯匪出身,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来到曲阳,杀了不少人。他杀人的手段非常残忍,据说用大砍刀砍人的脑袋,能够瞬间刀过但却将人头端在刀面上。这得杀多少人才能“练”成这样的“绝技”?实在让人不寒而栗。抗战胜利后,他即被民主政府逮捕,押在监狱里,但却到年才被处决,为什么?是说此人知道内幕情况甚多,不少的人物、事件细节需要他要证实和交待,所以一直留着他。在我的印象中,枪毙那天他并没有像其他死刑犯一样耷拉着脑袋,而是抬着一个大秃头,睁着光光的两只眼四处地看。或许他知道自己该当千刀万剐,然而却让他在监狱里又活了年,因而做出一副赚大发的样子,也未可知。我想,这样一个残忍的杀手带给曲阳人的绝对是恶梦。应该记住他,或是应该忘记他,谁能告诉我答案?
&&&&我是曲阳人,讲的是曲阳的事儿。讲述的过程中,有兴奋,有惊奇,但也有疑惑,有沉重。就是带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我们走了曲阳不少地儿,也走了晋察冀的不少地儿,究竟为了什么,还真有点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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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以下是宁肃发表的:
正想去曲阳呢。原本想看的是定窑和石雕,去了读读那里的革命史。石雕必须看,但定窑遗址要有精神准备,那里只是一片荒野,秋天收了庄稼后可以到地里拣点碎瓷片。 能联系上作者吗?
:曲阳大川人&( 11:03:37)&
怎么联系到作者
:野火春风&( 17:51:46)&
叔,写的好,你让我又知道了很多,我们一家人
:高&( 17:16:08)&
引用:以下是宁肃发表的:
正想去曲阳呢。原本想看的是定窑和石雕,去了读读那里的革命史。石雕必须看,但定窑遗址要有精神准备,那里只是一片荒野,秋天收了庄稼后可以到地里拣点碎瓷片。
:&( 17:33:53)&
正想去曲阳呢。原本想看的是定窑和石雕,去了读读那里的革命史。
曲阳也是北岳区的腹地,大沙河流域同样有着许多的革命故事。
:&( 08:54:59)&
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成文,人物形象很鲜活。很棒!
是啊!这是具体的曲阳。哈
:&( 23:51:45)&
老高写的晋察冀之曲阳篇,都由一个个的小故事组成,可谓具体而微活灵活现。本想把我认为的警句乐事都加了黑体,无标好象鼠标坏了。
:&( 16: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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