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二十九&&&&&&&陈六事疏【明张居正】&&&&&&&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鼔也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徳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极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惴愚陋日夜思维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欵上请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黙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徳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埀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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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全16册)
资料编号：KW1855
文件格式：PDF
文件大小：3.43G
别名: 张太岳文集
作者: 张居正.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发行时间: 1612年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1 序录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2 诗赋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3 文集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4 记铭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5 封a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6 杂著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7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8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09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0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1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2 书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3 奏疏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4 奏疏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5 奏疏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16 行实
明文别集。张居正撰。
张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明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北广陵（今属湖北）人。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为诸生。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改庶吉士。为徐阶等器重，授编修。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一个月以后入阁，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旋任《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穆宗死，神宗即位，他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神宗年幼，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前后当国十年。针对当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和边患不断的社会现实，极力主张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甚仇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采取“得盗即斩”的残酷镇压手段。
为强化封建统治，他进行了一些改革。创立“考成法”考核官吏，督促公务。提出“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以及“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主张。严格规定各级衙门权限，知府以上文武官员均由中央任免，“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力图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局面。为了“税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都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彻底丈量全国土地，清查并追缴漏税田产。又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把力役杂税、土贡、田赋合而为一，按亩征银。“一条鞭法”虽因大地主阶级的阻挠而未能完全贯彻，但也使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为解决边患，他提出“赫然奋发，足食足兵”以御敌人的主张，选派得力将领驻守边境，“积钱谷、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加强防御力量。并争取北方鞑靼贵族，封俺达汗为顺义王，通贡互市，使蒙汉人民友好往来，“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对入侵沿海的倭寇，主张坚决打击，强调用兵次第，宜以海寇为先，在沿海地区设重兵严阵以待。他还曾派潘季训等主持修浚黄河，减轻水患。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也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共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资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此后顽固派张诚等屡次向神宗控告张居正，以至“居正诸所引用者，尽削殆尽”，并几次追夺居正官职及谥号，直至“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诏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他家被株连至死者十余人。崇祯年间曾为其昭雪。
张居正的文集，编辑成书和刊刻的时间，应在万历四十年左右（公元1612年），是由他的儿子张嗣修、张懋修等整理编纂的，定名为《张太岳文集》。其著述的内容，分类编次为四部分，即诗六卷、文十四卷、书牍十五卷、奏疏十一卷，共四十六卷，后有《行实》一卷，总为四十七卷。是为明刻本，亦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收录的刊本。清朝前期有江陵邓氏翻刻明本，除少量避讳字作过一些改动或留空待补外，基本上保持了明刻本的原貌，书名和卷数亦与明刻相同。此后，陶澍又校勘重印，仍称《张太岳文集》，将原序另编一卷，计为四十八卷。光绪年间，由田桢主持，重新修订校勘，改变了原书的结构次序，计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将原《序》、《行实》、《张居正传》和后人评论、缅怀的诗文等，辑成附录二卷，总共四十八卷，并将书名改为《张文忠公全集》，用红藤碧树山馆的名义刊行于世，后世简称为田刻本。
以后出版的国学基本从书本、万有文库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本等张居正的文集均据此本刊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出版了《张太岳集》。卷一至卷六为诗，卷七至卷二十为文集，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五为书牍，卷三十六至卷四十六为奏疏，卷四十七为《行实》。1987年荆楚书社出版了张舜徽主编的以田刻本为底本、参考了明刻本、邓刻本、陶刻本及其他相关书籍校注而成的排印本，定名为《张居正集》。分为四册：第一册为奏疏，第二册为书牍，第三册为文集，第四册为诗、女诫直解及附录。
张居正的现存奏疏表现了他对皇帝呈报的关于时政、国家大事的见解，是研究明史的绝好材料。他的言论主张保存在集中的，以《陈六事疏》最为纲领性文字。此文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先后辉映，同属重要的“政治宣言书”。他们在政治上的举措，都是按“宣言书”中所谈到的问题进行的。在这篇文章中，张居正请求皇上“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条条力陈，说理透彻，言简意赅。试观其“省议论”条：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
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炫，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并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即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纷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
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付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张居正的书牍，大都短小精悍，中多激励之语，足以立懦廉顽，使人读之气壮。如《答贾春宇》：仆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须退休，以明臣节。况当于典礼告成之日，正息肩护驾之时。抗书乞休，甚非得已。乃圣恩留谕再三，未忍故求私便，辄复就列，徐俟再图。辱华翰勉以大义，具悉。
这封书信中虽说自己要退休，但仍可以看出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大志来。
张居正的文，并非刻意为之，而其制作，“庄雅仲夷、真醇正大”。他的文大多阐述其进步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是他进行革新变法的理论根据，文章始终贯彻着尊法反儒的精神。如《杂著》其二：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尧舜以前，其变不可胜穷已。历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极，天下日趋于多事。周王道之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特之以法，此反始之会也。
然秦不能有，而汉承之。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为之驱除。而贡、薛、韦匡之流，乃尤取周文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时，此不达世变也。历汉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趋于矫伪。宋，颓靡之极也，其势必变而为胡元，取先王之礼制，一举而荡灭之，而独治之以简，此复古之会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国家之治简严质朴，实借元以为之驱除。而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也。
张居正的诗，多为应制、应酬之作，无甚可观之处。唯其写景、抒怀之作，清俊秀逸，或可一睹。如《月夜登城》：一叶已落人间秋，夜澄江空烟雾浮。月光入水影明灭，霜气薄人风萧飕。沙鸟欲宿寒未稳，城乌惊栖啼不休。酒酣对客发幽兴，清啸划然满沧洲。
又如《怨歌行》：“步出上东门，桃李夹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张太岳集》在乾隆年间几度被禁，原因主要是集中部分文章在论及边防时涉及到了后金的一些情况，远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如它曾被列入湖北、两江总督奏缴的禁书书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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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电子书陈六事疏——出自（明）张居正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计开：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分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兢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位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之?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芒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二、振纪纲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纲纪而已。纲入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狥，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跖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狥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狥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狥，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狥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督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圣裁。
三、重诏令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恭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既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告，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四、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贲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议，而大言不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沆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恣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歹属茫昧。祝钱榖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几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事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胯之贱亦勿轻予。仍乞勒下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宫及外官三六年考蒲毋得蘖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从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将诰勒动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徙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蘖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之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蒲亦照吏部阶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迁参政，从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失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勒下该部悉心请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五、固邦本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蠋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祚岁以元年，（益蜀）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币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众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瑶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勒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风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侍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日日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勒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众（庆）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六、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应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有何患于无降。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勒下兵部申饬各编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从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视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无用？但士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常以为忧。伏乞勒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精艺熟者，分别赏贵，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车觳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而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于二年上书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他根据、两朝以来的官场积弊，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遗憾的是，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给当时的皇帝上了一封《》，指出了当时宗亲骄横、财用匮乏、官吏因循守旧等五条政治弊端。当时的皇帝是被海瑞称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不过七品的编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烦的兴趣，他也就比当时说真话的海瑞幸运多了，但上奏的信却石沉大海。张居正感叹现在的乱世“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否则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灾祸。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见识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难求，他很苦恼。32岁的年纪，正值人生的最佳时机，却无法施展纵横，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没象屈原一样为理想而死，他伺机而动，回家读书，又读了6年！再入朝后，官运出奇的好，官职一升再升，到了隆庆元年二月，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正三品的官，关键的是作为大学士，可以入阁议事，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两个月后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礼部的一把手了。几个月后，他给穆宗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所谓六事：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穆宗一一准行。所言六事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张的治国主张与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为张居正纵横捭阖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此时的张居正虽已入阁，却并未大权独揽，《陈六事疏》只是他几年后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后，穆宗帝病逝，他的学生即位，年号，史称神宗。新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尊敬有加，言必称“先生”，经过一番政治较量，张居正成为，位极人臣，万历新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明朝气象为之一新，内忧外患一时缓解。&
在被视为改革纲领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引用了《》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在另外的章奏、书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
某些论者据此断言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张居正在评论两广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张居正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即“一以功虚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几个“毋”概括了明代铨政的主要弊端。与实政思想相联系，张居正特别批评了“士大夫务为声名，舍其职业，出位是思”的习气。
不过，综核名实主要是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沟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提出了“重诏令”的建议。他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这项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为了纠正业已存在的“无法”现象，张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应“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有关部门也应“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这是“考成法”的初步设想，在张居正柄政之后发展成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
关于立威的问题，《陈六事疏》中没有详论。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八年（1546）奏上的《》予以把握。在这份奏疏中，张居正以人的身体类比朝政，认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已八九年不接见群臣，上下暌违，是“血气壅阏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病根，才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起”，具体说来，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从两份奏疏的阐述来看，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
他引用《》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句话，说明“纪纲”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的总枢纽。“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则“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矫正此弊只有“振纪纲”一途。为了回击他的观点所可能受到的指责，张居正特别论述了“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的区别，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通过从“固邦本”到“振纪纲”的逻辑序列，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已经找到，从而也就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还有一些妨碍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此最当今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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