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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与张爱玲对照记庄宜文内容提要 林海音与张爱玲是两种女性作家典范，她们虽无实质交集，却隐然形成微妙的对照关系：从文学渊源来看，林海音继承五四女作家温婉娟秀一脉，而张爱玲则另辟蹊径，但都曾受鲁迅小说影响；林、张二人的创作母土分别是北平与上海，林颇得京派精神且又富于京味，张则是海派小说集大成者，并各自弥补了京海文学的空缺，调和了两派壁垒分明的趋向。至于两人的崛起背景，都有微妙的时代环境因素，她们不追随时代文学潮流，关注日常琐事与婚恋题材，但时代感与文学倾向则大不相同。两人的性情经历对比鲜明，其世情态度亦分别走向光明与阴暗、乐观与悲观的两极。在女性意识与婚姻观点方面，林较偏传统保守，张虽较显前卫却矛盾反复。关键词 林海音、张爱玲、五四传统、京派、海派、世情态度、女性意识林海音()与张爱玲()，出生于一九二0年前后，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中，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却少有论者将这两位年龄相仿，声名相当的女作家并提。 林海音是总不凋零的冬青树，张爱玲则是暗夜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前者令人崇敬感佩，后者令人惊艳叹息。张爱玲早慧，七岁开始写小说、十二岁在校刊发表小说、二十岁获《西风》杂志征文奖，二十三岁即以过人文采在上海文坛走红，小说集「传奇」即是她文学生命的隐喻；当四0年代末林海音来台开始发表作品时，张爱玲写作生涯已走下坡；三十七岁时林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书名预言了自己未来的写作生涯，同龄的张爱玲却遭受英文写作屡被退稿的打击；林海音于四十一岁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时，张爱玲已被夏志清评为「中国今日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尽管林海音创作较为晚熟，却持续笔耕半个世纪。 林海音身为五、六0年代文坛重要主编，而彼时张爱玲作品正在台湾传媒露面，让人不禁好奇，这两位作家曾有接触吗？一九五七年《文星》创刊林海音兼任编辑，翌年张在《文学杂志》发表〈五四遗事〉；一九六0年张爱玲访台，曾与白先勇等现代文学作家群相聚，但与当时任职《联副》的林海音缘悭 一面；六五年林海音赴美旅行，沿途拜访近三十位华人作家，却未与张爱玲相见；六七年林海音开始主编《纯文学月刊》，至七一年六月卸下主编职务，同月张爱玲在接受水晶专访时，提到经常收到台湾出版的杂志是《幼狮文艺》和《皇冠》；六八年林海音成立纯文学出版社，同年皇冠出版社重印张爱玲作品集。她们一再失之交臂，并且从未曾在作品中提及彼此，是机缘巧合还是出于选择？ 一连串的错身，其实已是一连串的交手。尽管她们未有过实质交集，但文学渊源、时代环境、生平经历、世情态度、女性意识、文学定位等，却隐然形成微妙的对照，将她们的观点并列来看，更是交锋无数，透过这番对照记，将更鲜明地凸显各自的特点，同时也为这两位塑造了不同典范的作家，寻求对话的可能。 一、五四文学的继承与反思 林海音与张爱玲，分别出生于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一年及后一年。她们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氛围中成长，受新文学的洗礼。林海音曾自述五四对她的影响： 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发生时（一九一九年），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也跟着这个运动长大的，所以那个改变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收着时代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藉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写在风中.为时代女性裁衣》,206) 当她在初中读书时，正是新文学发扬到极致的高峰期，「我们被这新鲜的文学时代迷住了，不断的阅读着更多的新书；新的思想、新的笔调，打动了我们的心意，…洁白的心灵上，也知道点缀一些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了。」（《写在风中.永无止尽的崇敬心情》,248）当时林海音喜爱阅读凌叔华、沈从文、苏雪林、郁达夫等作家作品 ，来台从事创作后，她的作品被视作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之一 ，并在主编的《纯文学》中开辟「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将当时在台湾难得见到的大陆二、三0年代作家作品，一系列引介来台。 林海音被视作衔接大陆五四文学与台湾当代文学的桥梁，而张爱玲却屡遭台湾论者视作背离五四传统，如朱西宁认为「张爱玲是当代唯一与五四无关的作家」，李欧梵提出「反抗五四以来历史洪流的作家」，周芬伶表示「与五四标举的理想道德背道而驰」 。大陆学者陈思和则指出张爱玲与五四文学的关连，认为她让新文学传统与现代都市通俗文学达成了融合；王晓明认为张爱玲与五四似相通又相异，她写人性却非揭发国民性，有讽刺却与社会批判无关，似写实又非现实主义作家，偶带控诉却无具体对象；马华学者林幸谦亦认为张与五四民族论争保持距离，又不至于全然背反，是「内省多于外现、自虐多于批判、回顾多于前瞻」。台湾海峡划分出的两种声音，被王德威统合，他点出张以无家弃国代替家国想象，关注女性代替人性至上，以「流言」代替「群啊梗馗创娲葱拢匦娓锩胛逅恼匙骷胰纯刹尾疃哉铡⒒ネㄓ形蕖 事实上张爱玲阅读过不少五四作家作品，她喜欢老舍《二马》、欣赏曹禺《日出》，看过鲁迅《阿Q正传》、茅盾《子夜》、巴金《家》、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冰心的短篇小说和童话等，并实验于小说创作中，少作〈迟暮〉、〈秋雨〉充满新文学的感伤调性，〈牛〉还套用了三0年代描写劳动阶级的潮流模式。旅美后她曾对五四进行回顾与反思： 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种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无论湮没多久也还在思想背景里。（《张看?忆胡适之》,148） 张爱玲受五四文学滋养的同时，也进行深刻的反思，尽管她走出不同的路向，思想背景里仍有五四的根源。 台湾论者强调林海音继承五四血统，却分割张爱玲与五四的关连，其实潜藏微妙的政治意识型态以及特定的文学史观，我将在文末论及。就具体的文本比对来看，林海音与张爱玲的作品，都曾闪现新文学之父鲁迅的身影。林海音一九四九年开始正式发表作品，便在〈阿P外传〉中塑造了「可以和阿Q称兄道弟」的主角阿P，〈阿Q正传〉中的阿Q是清末昏聩投机的地痞，而阿P则是三0年代中西文化混杂的产物，他「见了中国人说外国话，见了外国人说中国话」，满口京片子与英文夹杂，行事作风西化，最后选择出洋，鲁迅对代表中国民族弊病的阿Q颇多讽刺，而林海音则是语带同情；其后与鲁迅小说篇名相同的〈祝福〉，也以女佣为主角，阿珠和祥林嫂同样胆小保守，打理家务认真勤快，然而寡妇祥林嫂命运多舛，最后因乡人的迷信与嫌弃，在「祝福」欢愉的节庆里，凄凉地走上绝路，而阿珠这位五0年代的台湾弃妇，则是在女主人的「祝福」下选择重婚。鲁迅小说的批判性再度被削弱，主角下场也从凄凉一变而为怀抱希望。 相反地，张爱玲继承了鲁迅「暴露中国人性格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精神 ，鲁迅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与张爱玲代表作〈金锁记〉与都写吃人礼教，主角都得了精神迫害症，只不过一是疯男一是疯女，一批判地主佃农制度一受婚姻买卖桎梏，前者结尾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群爸杏瘫谕欢笳咴蚴牵骸溉昵暗脑铝猎缫焉蛳氯ィ昵暗娜艘菜懒耍欢昵暗墓适禄姑煌 完不了。」（《倾城之恋.金锁记》,186）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除了对传统封建制度的批判，鲁张亦对五四婚恋自主风潮提出反思，〈伤逝〉与〈五四遗事〉是另一组兄妹篇，〈伤逝〉的新青年追求自由恋爱，怀抱美好愿景却走入悲惨结局，而〈五四遗事〉中的旧式文人向往新式恋爱，却落得啼笑皆非的下场，鲁、张分别以严肃悲戚、幽默嘲谑的笔调，提出对新潮流的隐忧。至于〈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也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主角身上再现，佟振保是「最合乎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纵使他遇到的是不尽合理想的，给他自己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条理，也就变得彷佛理想化了，万物各得其所。」（《倾城之恋》,52）所不同的是鲁迅批判民族性，张爱玲则讽刺中国男子积习。 前此少有论者探讨鲁迅对林、张二人的影响，而较关注其与五四女作家的关系。五四女作家多关注家庭婚恋题材，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温婉娟秀如冰心、凌叔华等，一是剽悍激昂如白薇、丁玲、萧红等。林海音明显偏向前者，她欣赏冰心「吟咏赞美人类之爱的美文」（《我的京味儿回忆录》,203）并自谓为「凌迷」，喜欢凌叔华小说集《花之寺》与短篇小说〈绣枕〉，一九七0年凌叔华曾来台，林海音与张秀亚与她相会，此后鱼雁往返，凌叔华在台唯一小说〈下一代〉，便在该年七月于《纯文学》上发表 。林海音和冰心颂扬母爱童心的主题一脉相承，但更具反叛性，冰心描写既成规范内的母性角色，并加以神化，林海音则能跳出礼教之外，关注不被既成规范所接纳的不合法的母亲；与凌叔华相比，两人同样笔致清淡秀逸，将女性心理描写得旖旎幽婉、哀艳动人，但不像凌叔华般温顺，虽然情感和才华同样内敛而不外扬，对人物心理精致入微的刻画及其文笔的力度，要更强烈得多 。论者虽标举林海音继承了冰心、凌叔华精神又更为深化，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两代女作家的写作时期，已相隔了近三十年的文学进程。 林海音继承了五四女作家温婉娟秀一脉，而张爱玲则是另辟蹊径。她说：「如果必须把女作家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余韵?我看苏青》,77）不喜欢冰心，是因为「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 ，而她亦「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余韵?我看苏青》,80），愿和苏青并提，是因苏青是真正贴近世俗生活的。张爱玲既不走冰心的婉约路线，也不认同白薇的剽悍刚烈，而是穿透女性普遍处境，非但不歌颂贤妻良母的美好形象，反而揭露女性阴暗的内在，塑造出一个个疯妇怨女的魂魄；在一片出走的娜拉声浪中，张笔下的女主角犹桎梏在婚姻牢笼内，她的立场是既不传统也不前卫。 林海音直承五四传统，而张爱玲是五四传统的逆流，从时代潮流中脱身，反溯回世情小说传统，向《金瓶梅》、《醒世姻缘》、《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汲取养分，又广涉讽刺小说、神魔小说、鬼怪小说等，她的创作吸纳了新旧文学养分，并加以融会开创 ，除在散文中对文学潮流发表议论，晚年并从事相关古典小说的翻译考据工作；相对而言，林海音对古典文学的涉猎不如张广博深厚 ，对于文化思潮与文学传统，也未见提出精辟深入的见解。 二、京派与海派 每个作家都有文学创作的母土，孕育林海音与张爱玲创作根苗的土壤 北京与上海，分别是中国传统与新兴的两大城市，这两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影响了她们的生活型态、思维方式、文学风格与文化认同。 她们对这片母土都有着强烈深厚的感情，林海音屡次强调：「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地方，读书、做事、结婚、育儿都在那儿，度过金色的年代，…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平。」(《两地.自序》)「我的第二故乡是北平，….除了语言之外，我也有十足的北平味儿，有些地方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写在风中.英子的乡恋》,151)《城南旧事》改编的电影即译为"My memories of old Beijing"，林海音许多散文亦围绕在怀念北京与重访感想。尽管其创作是自来台后才正式开展，但这第二故乡已为林海音的生命与文学打下了底子，影响力要更甚于台湾。 林海音吟唱着「我的京味儿」，而张爱玲则自矜于「到底是上海人」，被林海音形容为「罪恶的渊薮」、既爱且恨的上海 ，可是张爱玲恋念的故 乡，她懂得且喜欢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流言?到底是上海人》,56）她为上海人写作《传奇》，并认为「我大约总在上海的」（《余韵.双声》,60）倘若不是其后大陆风云变色，林海音未必选择返台，而张爱玲更不愿离开上海的。五0年前后，林、张二人相继选择远离京沪，此行对林海音而言是返回故乡，而张爱玲却没有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只能辗转流放异域。如果四0年代林海音未能返台，文学生命当不可能如此辉煌；倘若上海不曾风云变色，也许张爱玲还会再接续「传奇」续集。 北京之于林海音的重要性，正如同上海之于张爱玲，齐邦媛与唐文标的两段评文可相并比： 读后的整体印象中，好似那座城和那个时代扮演着比人物更重的角色……《城南旧事》若脱离了这样的时空观念，就无法留下永恒的价值了。 张爱玲的小说是纯粹的上海传统的小说。….从上海把她抽离了出来，一切显得毫无依傍，亦不显示出她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地位。 北京与上海孕育了林海音与张爱玲，她们的作品也反哺回这两座城市。将两人的作品并置来看，我们同时也就欣赏到北京与上海的不同风光：胡同与弄堂、四合院与小公寓、骆驼与电车等的悠闲与狭促；领略到北京人的豪放真率、热诚相待，与上海人的精明世俗、人情淡薄；体认传统儒家美德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与中西混融的洋场文化中传统礼教的崩解。我们还可以听到不同的方言，北京土话的爽脆豪迈：「河边儿娶媳妇儿，把王八逗乐了！」「胡同里娶媳妇，口儿上热闹！」 上海方言的温软腔调：「侬拨我十块洋钿，我就搭侬买！」「价大格人，跪下来，阿要难为情」（《流言.有女同车》,152）适度运用方言不仅不会造成读者阅读的困扰，还添加活泼的气息，丰富了人物的表情。林海音与张爱玲多用普通话写作，叶石涛便指出林海音「文章之美，纯粹口语，其典雅的格调已经达到音乐律动和气氛。…她用的是国语，并非北平土话。」 王安忆有感于上海的俗语难以入文，而「张爱玲为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榜样。她笔下的语言是极文的，文到了底，使之完全地摒除了地域的色彩与个性。」 林海音作品格调典雅，张爱玲语言文气，也因而突破了地域限制，得以广为流传。 但以北京及上海为写作背景，并不等同于京派与海派。京派作家许多不是北京人，作品也不见得以北京为背景，他们继承五四为人生的诚朴写实态度，以朴实简约风格、含蓄隽永的笔调，描写纯真保守、宽厚平和的民风，礼赞人性的真挚善美，反省封建制度与现代都市文明、拒斥商业买卖与权力政治，充满自然静谧的乡土气息，与萧散悠远的诗意情蕴，常被归为乡土文学一途。相对于此，海派走的是大众化的商业路向，旧海派（即鸳鸯蝴蝶派）近于才子佳人小说的通俗落套，三0年代以施蛰存、刘扰浮⒛率庇⒌任淼男赂芯跖尚∷担蛞郧拔来葱碌谋史ǎ蹲蕉际屑舛说姆缑玻沂鞠执研吞校说挠胧洌诺从胪欠希磁蚜舜车赖陆袒 。 当三0年代京海之争盛极一时之际，林海音与张爱玲尚在中学就读，四0年代张爱玲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发表的创作，可谓集海派小说之大成。她袭用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外貌，却深化了精神内涵；向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与表现手法借镜，却不写浮光掠影的都会生活，而探索沈淀在日常生活底层的悲欢，穿透都市表层的繁华旖旎，看到它黯淡破败的内核，进而透视文明苍凉的底蕴。鸳蝴派的通俗保守、新感觉派的时髦西化，在张爱玲的身上获得融合、沈淀与提升。 至于林海音呢？她作品颇得京派真传，富于对人生光明面的礼赞的精神，至于形容京派作品风格特质的词汇，如朴实简约、含蓄隽永、宽厚平和、诗意情蕴等，全可用以形容林海音作品。京派作家沈从文、凌叔华、萧干等，都是她欣赏崇敬的前辈，京派被归为乡土文学一途，而林海音来台后最早参加的文学活动，便是「夏季乡土史讲座」，任职编辑后大力提携本土乡土派作家，并曾写作带有台湾乡土风味的小说〈要喝冰水吗〉、〈鸟仔卦〉等。林海音不仅是京派作家，也富于京味。所谓「京味」与「京派」的指涉意涵不同，传统京味具备三项要件：一是乡土味，即北京城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习俗；二是传统味：古都文化的积淀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心理；三是市井味：北京下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品格气息 ，代表作家有老舍、汪曾祺、邓友梅等人。 从现有文献来看，未见论者提及林海音与「京派」的关系，谈论「京味」的倒是不少。林海音爽脆的京腔、热诚真率的直性子，本身就是京味的具体化身，有关京味的一切，包括日常生活乃至于文学艺术都令她津津乐道，她曾说：「京味儿的事，我总是捧场者」（《我的京味儿回忆录》,214），返乡之旅让她「过足了说京味儿的话，听京味儿的戏，吃京味儿的吃食的瘾」，她亦喜爱老舍《骆驼祥子》、许地山〈春桃〉、邓友梅《烟壶》、《那五》中的京味儿。《城南旧事》便充满北京民俗特性与文化风貌，人物对话与叙述语言，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充满了浓厚的京味儿，京味小说始祖老舍的儿子舒乙，更封「林海音先生是台湾『京味儿』作品的代表人物。」 对照起来，既是京派也是京味作家的林海音，和海派大家张爱玲相映成趣。从性别角度而言，京派、京味代表作家多为男性，而林海音《城南旧事》却是以女童观点，见其所未见 ；同样地，海派作家也以男性居多，鸳蝴派小说中的女性备受道德与贞洁观压抑，新感觉派小说则常将女性物化，张爱玲则以女性观点突破既有的男性观点；再者是她们的作品都弥补了北京与上海文学上的空白：在阶级方面，京派与京味小说多关注下阶层民众的劳苦生活，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林海音，既写知识分子也写仆从农民，取材更为广泛 ；至于三、四0年代的海派作家，以描写广大民众生活为主，出身没落贵族的张爱玲，格外关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遗老遗少。此外，以往京派与海派被认为一趋雅一趋俗，然而平易近人的林海音，消融了京派作家的士大夫形象与菁英姿态；饱读诗书的张爱玲，则提升了海派的通俗品味，代之以精致的文辞、细腻的感官描写与苍凉的世情态度。京派、海派作家各具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然而十六岁就当女记者的林海音，是现代职业女性的先锋；恋念旧文化的张爱玲，则为海派增添幽长深邃的历史感。 京派与海派，雅与俗，严肃与通俗的趋向，在她们身上获得了交融。不只于此，林海音对海派作品，张爱玲对京派与京味作品都有涉猎与吸收，张爱玲非常喜欢读京派大师沈从文的作品，也熟读京味代表作家老舍的《二马》、《离婚》 ，我们也别忘了，张爱玲酷爱的《红楼梦》被视作京味小说的先驱，她所师法的鸳鸯蝴蝶派大师张恨水，虽未被归入京味作家，作品亦多以北京为背景。至于林海音，初中时曾为自己订阅新感觉派刊物《现代》杂志，并常在施蛰存等开的现代书局吸收新文艺 ，她对许多京派作家嗤之以鼻的鸳鸯蝴蝶派亦无恶评，那部京味浓厚的代表作《城南旧事》，还是由上海电影公司改编拍摄，而后在大陆引起了风潮，几部以台湾本地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更触及海派小说常见的题材，如《晓云》描写的畸恋情爱、金钱与婚姻的纠葛，以及《孟珠的旅程》刻画的歌妓舞女生涯，都是资本化社会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女主角纯洁真诚的性情，以及对人性光明的期望，则得自京派真髓。 三0年代京海派水火不容，当时唯朱自清期待京海调和，十余年后在林海音与张爱玲身上，我们看到了两派不再壁垒分明的可能。 三、崛起背景及创作倾向 张爱玲与林海音的崛起，都有着微妙的时代背景因素。一九四二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进入沦陷时期，政治气氛紧张，作家多选择离沪或蛰居噤声，彼时出现大批女作家，笔端不涉及政治意识型态，而围绕在家庭婚恋等贴近市民生活的题材，如张爱玲、苏青、杨岫珍、曾文强、程育贞、邢禾丽、汪丽玲、严文娟、汤雪华、陈以淡、施济美、俞昭明、吴克勤、周炼霞、张憬、燕雪曼等 。一九四八年林海音返台，次年国民党政府即迁台，五0年代反共怀乡文学成为主潮，当政者因大陆左翼文学兴起之鉴，对文坛潮流严加控管，此际女作家群辈出：苏雪林、潘人木、谢冰莹、郭良蕙、童真、张秀亚、张漱涵、繁露、严友梅、刘枋、艾雯、孟瑶等，多以爱情亲情与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时代社会为背景，多数女作家更体现了温婉敦厚的风范，与悲天悯人的襟怀。张爱玲早期投稿《紫罗兰》、《万象》等鸳鸯蝴蝶派通俗刊物，而林海音一开始写作则在《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新生报.新生妇女》等「妇女刊物」发表文章，在不构成威胁的小园地，她们悠然展露风姿。 以往文学史书写中，相对于男性作家占领大片江山，女性作家常被置于边陲位置，正因文学史家与评论者多是男性，以日常生活、小情小爱为题材的女性书写，常被认为眼界狭逼、有所局限，而男性直面社会的书写态度较受到提倡，然而欲以文学传递政治主张，或在文学论争中争锋相对者，总以男性作家居多。张爱玲便认为弄文学的人多注重人生飞扬、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前者具超人的气质，但有时代的局限，后者则有着永恒的意味，是存在于一切时代，「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因此，「一般人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流言?自己的章》,18、22）张爱玲这段文学主张背后，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性别意识，为女性作家所擅长描写的题材，提出存在的永恒价值 大时代里的小情小爱何足为观？然而这个「小」却可以超越那个「大」。 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张爱玲兀自刻画日常琐事、两性问题，林海音走的也是这样的路向。郑清文指出：「林海音所处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很多人写大时代、大主题。她却写生活、写爱情、婚姻与家庭。她写作的重点是女人的欢喜与悲哀。」这段话若将主词代换为张爱玲也同样可以成立 ，林海音与张爱玲都是以女性眼光，关注婚恋题材与生活琐事，但这不意味着她们的时代感淡漠，因为所谓时代环境，并不止于政治、经济等要素，还包括了文化情调、民间习俗与人际互动关系等。她们是将时代作为衬底，酝酿成背景氛围，将聚光灯投射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超越了时代表象，深入人类普遍的情感，而能流传久远。所不同的是，同处乱世的两人却有不同的际遇，从北京来台的林海音，幸运地未直接遭遇战争的摧残，而张爱玲在港沪两地经历的战争经验，让她感受到惘惘的威胁。林海音温热的心贴着时代的脉搏，而非远距离地看待当下现象，也因此她描写旧时代的小说较为成功；而张爱玲是以冷静透彻的眼光，敏锐掌握时代的波动，甚至穿透了时代的表象，照见文明的劫毁。 她们对政治皆不感兴趣，关注人文而不涉流派论争，尽管如此，标榜「纯文学」的林海音，却曾因刊载具政治争议的诗作，而辞却《联副》主编职位；张爱玲作品也受到政治力的介入，她虽自外于潮流，在共党统治大陆后，应时写作具左倾色彩的〈小艾〉、〈十八春〉，其后前往香港后，更在美方资助下写作反共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但她其实并无特定的政治立场，而是忽左忽右、随机应变，作品却因而长期被大陆禁绝，又因反共文学进入台湾文坛。 五0年代末六0年代初，《城南旧事》与《秧歌》两书，深受台湾读者喜爱，与当时盛行的怀乡文学与反共文学关系至切。近年论者提出《城南旧事》不应视作怀乡文学 ，现今我们或许较重视其女性与族群意识，但在当时的确是满足了怀乡想望；同样地，《秧歌》对现今读者而言，精彩之处是对人性深入的刻画与细致的描写，但当时却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反共杰作。两书当时之盛行，与主题符合时代潮流攸关，但其对人生细微的观察与精湛的艺术手法，则突破了类型文学的框架与一时代文学的局限。 在政治因素介入文学的时代，不少小说是主题先行，林海音作品被认为是「着重讲故事」，透过情节与对话表达作者意涵，而非直接告诉读者 ，这一点看似与张爱玲的文学主张契合：「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流言.自己的文章》,21）但林海音部份小说承袭台湾五0年代文以载道的趋向，颇具教化意味，角色成为表达作者意念的传声筒，时以慷慨激昂的文艺腔，许下充满希望的未来，正如张爱玲形容三0年代的小说，老爱「拖一条光明的尾巴」 ，特别是以家庭、儿童问题为议题的小说，叙述者若是老师，常会发出引人省思的言论。 五0年代林海音写作一系列小说，对儿童颇具教化与励志作用：如〈会唱的球〉叙述一名家境优渥的小学生，带来人人称羡的玩具，却被眼红同学偷走，后在老师谆谆开导下归还；〈母亲是好榜样〉中家境清寒的王泰捡到了钱，回家后眼见母亲将院里飞来的大母鸡送回隔邻，便将拾来的钱还给失主；〈萝卜干的滋味〉里振亚见丧父的同学家境困窘，几次假装错拿饭盒，将自己较为丰盛的便当留给他；〈谢谢你，小姑娘！〉中寡母让女儿向姑妈借钱过年，爱官却将好不容易借来的钱扔在地上，让没钱为婴儿买奶粉的男子拾去。作者在描写这些情节时，尽管「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评判世情」 ，但教化之意甚为明显。从中亦可见当时台湾人民在经济困窘、生活清苦的环境中，尤倡导安贫助人的风气。 这些情境不会成为张爱玲笔下的题材，除了两人看待人生态度的差距之外，也与时代背景攸关。张爱玲小说无论是四0年代的上海或香港，在竞争激烈的资本化社会，多充满了自私为己、小奸小恶的角色，互相噬咬以求取生存。张爱玲以上海人的眼光看待世情：「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完人』」，善良、慈悲、正大的人物，读者们会「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流言.到底是上海人》,56~57） 因此在人物塑造技巧上，张爱玲喜爱「参差的对照」的笔法，〈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王娇蕊与孟烟鹂，表面上似是热烈的情妇与贞洁的妻子，内里却相互渗透、互为倒影；类似的笔法还见于〈太太万岁〉中陈思珍、施咪咪，分别是贤女与妓女角色互换，至于〈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与萨黑夷妮，则是平凡的升起与传奇的跌落，此种人物映照的手法，取自《红楼梦》的钗黛合一。林海音塑造的女主角却多是鲜明的对比：《城南旧事》中风骚妩媚的兰姨娘与传统保守的母亲，是典型的情妇与妻子形象；《春风》中好强勤奋的静文与柔弱随和秀云，则是女强人与模范母亲的代表；《孟珠的旅程》中坚强乐观的孟珠与失意自弃的雪子，分别自欢场走上幸福前途与毁灭悲剧；若以张爱玲的标准来看，人物塑造不免显得扁平化，善良、慈悲、正大的孟珠，更像是童话里的角色。 但张爱玲所追求的一种文学特质，恐怕要到林海音作品里去找，她说：「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流言.自己的文章，21》）她的文学理念与实践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常陷入机智的语锋与修辞装饰中，无法自拔，经过十年繁华剥落的过程，至《秧歌》才被胡适称为「平淡而近自然」（《秧歌.序》），倒是林海音一直维持着素朴的文风。 比较起来，林海音小说的主题较为单一，而张爱玲层次丰富；风格分别趋于清新朴实与苍凉艳异，语调是亲切自然与犀利苛刻；写作笔法方面，林多采直接铺叙并善用象征对比，而张意象丰富、擅于描写声色感官，笔触华丽精致，但亦因耽溺于细节而流于琐碎。林海音小说多是喜剧，即使写悲剧，也是以幽默写悲剧 ；张爱玲小说多是悲剧，即使写喜剧，也是以反讽写喜剧，这便攸关其世情态度与人生经历。 四、生平经历及世情态度 命运在作家身上最能彰显，因为她们以文字记录了生命的浮凸，而才性与经历是两股相互缠绕的线，织就人生的图样。 从日常生活行事作风来看，林海音勤快利落、豪爽大方，张爱玲懒散缓慢、锱铢必较。子敏形容林海音是「个性开朗豪爽，待人体贴细心，说话风趣明快」 ，从诸多文友的形容，林海音像是温暖和煦的橘红太阳。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则描述张爱玲是「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糜不振。」他认为这是「因了家庭里某种不幸」所造成的 ，尽管其后张爱玲展露风华，她生命中仍留有忧郁的蓝色月影。 林海音曾说：「我是快乐的女人，我们的家一向就是充满了喜剧气氛，随时都有令人发笑的可能。」（《冬青树.鸭的喜剧》,13）张爱玲却早早就预言了自己生命的式样，未及成年时写作〈我的天才梦〉，流露面对人生犀利忧疑的眼光：「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看》,242）林海音认为自己「的确是一个乐于平凡的女人」（《冬青树.平凡之家》,22）张爱玲则自觉于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才，「出名要趁早呀！」（《倾城之恋.再版自序》,6）华服炫人、标新立异，她怎能甘于平凡呢？ 林海音与张爱玲的性情行事迥异，生平经历亦然。将两人的生平大事参照来看，同时也就看到对比的人生，巧合的是，这两条原无交集的生命线，却几度在同样的时间曲折转弯：一九三一年林海音十三岁时父亲逝世，同年十一岁的张爱玲父母离异，父亲早逝让身为长姐的林海音，养成坚强倔强的性格，父母离异则让张爱玲更为敏感忧疑；一九三九年林海音二十一岁时结婚，同年十九岁的张爱玲赴香港大学读书，林海音进入大家庭后待人处事愈趋圆通，而张爱玲此番远行深化了学识、扩展了眼界；一九四一年二十三岁的林海音享受初为人母的喜悦，二十一岁的张爱玲正经历残酷的港战洗礼，这些极端不同的经历都在她们的笔下留痕。 （一）母爱童心的颂扬与否定 回顾张爱玲家世，父亲是清末大臣李鸿章的外孙、张佩纶的儿子，有遗少恶习，吸鸦片、逛妓院、娶姨太，母亲的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她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几度游学欧洲，思想行止时髦西化，张爱玲的父母分别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文化的代表，她嫌厌又眷念属于父亲的部份，向往又构不着属于母亲的世界，中西新旧文化更在她的血液、思想与文章中窜流。 林海音的父亲则是「稳重取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 ，母亲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妇女（《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旧时三女子》,48），不同于张爱玲因父母失和、离异连带着童年失欢，对双亲的感情复杂纠葛，爱恨交织，林海音怀念英年早逝的父亲，更敬爱含辛茹苦的母亲，「我们有一个和谐的、相依为命的家庭，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贤良从不诉苦的母亲」（《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我的京味儿回忆录》,18），年轻丧夫的母亲从不流露悲苦可怜的寡妇相，尽力给儿女完整而安全的生活，林海音小说如《晓云》、〈琼君〉等，女主角的父亲都是英年早逝，留下孤女寡母相依为命，流露出她对单亲家庭切身的同情。 林海音笔下的母亲总以孩子为重，〈周记本〉中丁薇薇的母亲离家，薇薇却在周记本里假造和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以满足内心的渴望与期待，小说开头引用贝多芬所言：「啊！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绿藻与咸蛋》,79）末尾这位丁太太痛加反省：「我竟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是这样的需要她的母亲，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90)尽管已与丈夫感情出现裂缝，远走高飞的母亲最终还是会为了孩子回家。林海音小说恰是张爱玲身世的反写，薇薇的母亲热切响应孩子的渴望，然而当张爱玲投奔离婚迁居在外的母亲后：「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流言.私语》,167）这种祈求相助却落空的心情，再现于〈倾城之恋〉：「白流苏在她母亲床前凄凄凉凉跪着，……她母亲呆着脸，笑嘻嘻的不作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倾城之恋》,192~193）张爱玲让母亲增添了经济上的负担，也因而受到难堪的对待：「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她不禁感叹：「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流言.童言无忌》,8）这句话隐含的另一层意思是：能够爱女儿爱到牺牲钱财，也是严格的试炼，〈花凋〉里的川嫦生了重病，郑太太不愿花钱为女儿买西药，便是怕丈夫知道自己存了私房钱，张爱玲笔下的母女关系，甚至禁不起金钱的试炼。 相对于林海音对母爱的歌颂推崇，张爱玲充满了怀疑贬抑：「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流言.谈跳舞》,193）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母爱「天性」根本是「社会制约」而成的 ，而张爱玲虽未全盘否定母爱天性，却以苛刻语气嘲讽道：「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 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流言.造人》,138）她对父爱同样满怀疑虑，〈多少恨〉里的虞先生为了经济利益牺牲女儿家茵的幸福，而林海音不仅颂赞母爱，也强调父爱，〈晚晴〉的亚德曾抛妻弃子，来台后遇见父亲长年不在家的邻居小女孩心心，出于补偿心理对她满怀了怜爱之情，也产生了保护年轻母亲安晴的想望。 亚德能否成为心心的继父，小说最后没有明确的结局，但林海音本人曾有过类似的遭遇，散文〈母亲的秘密〉中回忆，父丧后母亲曾有再婚的机会，但一心以子女为重的她却毅然拒绝了追求者，期间略知情况的英子心中疑惧交杂，许久后才释怀。小说〈继父心〉、〈继母心〉，便探讨了继父后母的处境，对他们的尴尬为难颇多同情，并藉主角之口道出： 我因此要求世人，把足以危害家庭幸福的那些后娘故事，从孩子们的心灵中….吧！让我们重新建立起后娘与子女的善良关系。（《冬青树.继母心》,142） 这段话与张爱玲的经历恰恰相反，张的父母离异后，父亲打算另娶，听到这消息时： 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流言.私语》,163） 其后这恐惧的感觉果然应验，她与后母感情不睦起了争执，也因而被父亲殴打软禁，造成生命里永远的创伤。 在家庭阴影下成长的张爱玲，幼时即是「世故的少女」 ，出身和乐家庭的林海音，却是「永远的英子」，眷恋童年往事，年长后仍充满童心，并写作儿童文学：「我常用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种童真的思想及笔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 张爱玲对小孩则是「完全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甚至否定生养孩子的正面意义： 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 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养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流言.造人》,137） 这段偏激的言论，末尾流露张爱玲作品少见地慷慨激昂，几乎有三0年代革命文学的腔调，张爱玲二十四岁时写下这段话，林海音与其同龄时已育有一子。她喜爱儿童，共生养了四位子女，将孩子视为人生的希望，她的看法与张爱玲全然相反： 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无穷，唯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但是看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智和笑容，便敢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在。（《写在风中.春》,16） 林海音笔下的母爱童心，构筑起温暖甜蜜的家庭，张爱玲却走上逃离家园之路，「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 这是林海音的想法，然而对于张爱玲而言，家却是阴沈冷酷的牢房，「青白的粉墙」、「静静地杀机」（《流言.私语》,165），这种窒闷的禁闭感，也曾胁迫笔下的女主角。 （二）和谐的家庭与冷酷的牢房 〈倾城之恋〉白流苏逃出人多嘴杂、各怀鬼胎的大家庭，〈金锁记〉曹七巧形同终身被监禁，又饱受妯娌仆从的奚落冷待，张爱玲自身曾经历大家族的盛况，参加过伯父六十寿诞四大名旦表演的盛大堂会，也眼见为家产纷争（《对照记》,47），因而对旧式大家庭是既怀念又厌恶；生长在兄弟姊妹众多家庭里的林海音，则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中，和亲友快乐和谐地相处 ，她喜欢热闹的家庭，婚后嫁进夫家，面对一切陌生的大家族，仍处之泰然，尽管「大家庭的空气太沈闷了，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婚姻的故事》,83）然而「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处，奶奶时常想念这样的家。」（《奶奶的傻瓜相机.成长相本》,240）圆融通达的林海音虽是新式女性，但并不抗拒排斥旧习俗，反而欣然接受，行礼如仪。 林海音与夏承楹（何凡）共组美满家庭，何凡以娶林海音为毕生最大的收获，以拥有幸福家庭为最大的成就（《冬青树.我的太太林海音》），林海音在散文〈婚姻的故事〉中，谈及自己「恋爱、婚姻完全自由与顺利」（《婚姻的故事》,91），对于所见所闻不幸的婚姻关系，是充满同情又难以想象。林海音描写婚姻关系的小说，多是强调冲突化解的经过，主角尽管处于充满危机的婚姻处境，以欢喜圆满的结局收场。如〈小红鞋〉中的李凡带着女儿与旧时暗恋情人幽会，妻子知情后却丝毫不以为忤，〈绿藻与咸蛋〉的曼秋再遇过往追求者家驹，丈夫定谟醋劲大发，后才知道家驹早已成婚；〈堕胎记〉的妻子怀上第六个孩子，与丈夫呕气坚决堕胎，过后又转怒为喜，准备迎接新生命，这三篇危机一触即发的夫妻问题，最后都以甜蜜的一吻落幕。 不同于林海音以和谐为前提看待两性关系，张爱玲强调尖锐的冲突。张爱玲父母婚姻失和，在她心中烙下刻痕，在早期作品多揭露婚姻阴暗的一面，少数作品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看似完满收场，却无不隐含惘惘的威胁，白流苏真能稳坐范太太的位置吗？佟振保从此便不再嫖妓虐妻吗？都令人充满怀疑。然而结束了与胡兰成的一段情后，反而让她的文学生命出现转折，朱西宁举张爱玲中后期小说《不了情》、《半生缘》的欲仙欲死，《秧歌》、《赤地之恋》的真情至爱为例，指出「她蜕脱对情爱的质疑甚而否定，蜕变而为深信不疑的肯定」 ，从四0年代的无情到五0年代的有情，从冷眼旁观的轻盈锐利、妙笔生花，到笔端滞涩沉重、朴实无华，张爱玲后期爱情小说，笼罩在悠然怅惘、空幻虚无的氛围中，从对情爱难留的感叹，引发对命运无奈而幽长的喟叹，而这是未曾体验过情爱惆怅滋味的林海音，所难以呈现的部份。 （三）热闹的客厅与清冷的房间 在幸福圆满的家庭生活外，林海音也喜欢频繁密切的人际往来：「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而张爱玲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张看.天才梦》,242）她不轻易敞开房门接待客人，林海音是有客来访，随时就执笔而起亲切接待，因此人称「林海音的家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以张爱玲的眼光看来却是：「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 林海音的文坛人脉关系繁复如网，张爱玲除圈外好友炎樱，少有知交，连与文学趣味相契的苏青，都往来并不密切，移居美国之后，更不太与外界联系了，当林海音家中宾客笑语满盈之际，张爱玲蛰居在洛杉矶的小公寓，「我难以想象那寂寞的独居的生活…晚上一个人怎么过呢？和谁说话呢？」（《婚姻的故事.婚姻的故事》，18）这是林海音在探视独居女同事时的疑问，对从未体验过孤寂生活的林海音而言，张爱玲清坚决绝的选择，也同样是难以理解的吧! 林海音七十大寿时数百人齐聚庆祝的热闹盛况，成为文坛一段传颂久远佳话，而张爱玲七十岁生日时，《联副》刊登其旧作以兹庆贺，在回复编辑的信中，她却淡淡言及已忘了自己确实的出生日期 。 一九九四年久未发表新作的张爱玲，出版引起瞩目的《对照记 看老照相本》，收录古旧的家族与自己自小而长的照片，并附上说明性质的散文，既记载了家族轶事，也是具体而微的自传；同年林海音亦出版《奶奶的傻瓜相机》，旅游散文及自摄的照片相互穿插，另附上数十帧记录了成长之路的照片与文字说明。翌年张爱玲即逝世，《对照记》被视作回顾生平的告别仪式，凑巧的是，二00一年林海音过世前一年，也出版《走过林间的海音 林海音影像回忆录》，将照片与散文旧作穿插罗列。 这几本照片／散文集，呈现的绝不只是两位女作家或珠圆玉润或清 高瘦的外型，与姿态各异、装扮有别的形象，从照相的选景、神情与合照对象，都透露了个人的性情与人我关系，亦隐藏看待自己与面对世情的态度。林海音本人酷爱照相，也爱替他人照相，相片集里多是热热闹闹的合照，一派友朋满座、子孙满堂的富贵气象。但看张爱玲以室内黑白独照居多，不似林海音笑意盎然，而流露着孤高的神态，她「不合比例」（《对照记》,88）地放了多帧祖先的照片，却没有自己和父母的合照，两任丈夫也都未出现照片中，这本空前绝后的集子，呈现的族谱却是「有前无后」，贵族的血液从祖父母身上一路流传给张爱玲，而后绝版。 张爱玲在获得「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之后，特地照了帧相片寄给报社，手持金日成昨逝世标题的报纸，予人极为诡异阴森之感，因而引发诸多讨论，其中令人好奇的是：幽居少与外界往来的张爱玲，为何仍如此在意一个奖项？其实洞悉人性的张爱玲，也深谙传播媒体运作，最初投稿是手捧推荐信与香炉拜见主编，成名后更打铁趁热，在作品集卷首放上玉照好多销几本，包装促销手法令人印象深刻，后曾和胡兰成、苏青共同主办同仁杂志《苦竹》，发行数期即告夭折，此后作品由皇冠出版社发行，与台湾传媒一直巧妙维持适度距离，引发无限想象空间。张爱玲则是借媒体之力成名，同时也遭媒体炒作以换取资源 ，而林海音的文学声名与其媒体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她在主流媒体《联副》工作十年，后创办《纯文学》杂志与出版社，作家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固然不能提升作品的质量，但往往因而获得较显赫的文坛声名，甚至在文学史上留下较高的地位。 成名后的林海音与张爱玲接受邀稿的情况，反映出沪台文学生产与文学传媒的关系，上海与台湾文学报刊竞争激烈，编辑无不卯足全力争邀名家稿件，张爱玲曾被盛名所累，在编辑拉搞下写出如〈连环套〉等遭致批评的作品，得此教训之后她谨慎许多，远居美国后旧作在港台广获喜爱，成为编辑极力争取的对象，仍爱惜羽毛不轻易交出作品，七0年代〈连环套〉、〈创世纪〉等旧作重新出土时，她说明道：「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搞，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张看.自序》,10）此时她早已感知自己的创作力走下坡，转而投入翻译考据工作。林海音凡邀稿多不辞拒，因此写了不少人情文章，晚年到处应邀访问，生产了许多走马看花的游记，资深作家笔耕不辍，诚然精神可感，但这些作品宜作史料，就文学本身价值而言，或不能流传久远。 （四）温暖乐观与阴暗悲观 林海音与张爱玲的家庭观念、人际往来、媒体关系相异，她们面对人世的态度也十分两极。林海音见到画中迷途哭泣的小孩，会因而感到十分心疼，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甚至「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张爱玲在香港战争时期担任看护，难缠的病患死了她感到欢欣鼓舞；无视于路旁冻死的尸首，大啖萝卜饼（《流言.烬余录》,48~51），「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流言.打人》,141）热诚温情林海音是乐于成全大众的，而冷漠自私的张爱玲只愿意成全个人。她们欣赏的作家，正反映出自身的态度，林海音喜爱许地山、冰心、凌叔华、泰戈尔等人，是因为他们都追求真善美，且热爱人生，「他们都不只是作家，还是关心社会的、健全的社会人」 ，而张爱玲欣赏的英国作家毛姆，则拥有冷静怀疑的眼光。表现于自身的创作倾向，林海音「奔向光明」 ，张爱玲却是「一级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张爱玲擅长刻画人们的伪装防卫、机关算尽，她认为「缺乏『人性』 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流言.造人》,138）因而唐文标指其小说「没有爱，没有温暖，甚至没有人间的味道。」「正常世界内，人惯有的同情和怜悯，恻忍和温柔，对同类那种亲切、合群性、伴侣感觉，在这世界的人物里，几乎没有的。」 阴暗世界的人们都走向悲惨的命运，人际间勾心斗角、竞相猜疑；林海音则认为「尊重和了解，是人和人共存的条件。」（《春风》,26）小说中的人际冲突，常以包容理解趋于和谐，两性关系如此，族群问题亦然，如〈血的故事〉、〈蟹壳黄〉等，都是以幽默看待差异，以包容弭平冲突，终至于和谐相融。 在温暖与阴暗的两极，林歌颂人性光明面，略过幽微隐蔽之处，张冷眼揭露人性的阴暗面，无有救赎与提升；林重视的是人际间和谐的相处，张着力在刀光剑影的冲突。对人性过于乐观的林海音，相信人的本善终能抵挡一切，而过于悲观的张爱玲，却主张人性终抵挡不住物化的趋势。尽管两人都强调「写实」，但实际上却是超乎现实的理想，与超乎常态的变态。也因此黎湘萍会说：「林海音的作品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人阅读，《城南旧事》看完后我会想拿给我的孩子看，而张爱玲的作品虽好，我会希望孩子大点再看。」 一位完美的作家应是，透视人性的阴暗深邃又能超越提升；一个圆足理想的人生应是，拥有美满的人际关系，又能享受清明孤独的自我。然而林海音与张爱玲却走向两极。性情、经历与环境，造就了她们如光与影、日与月、温煦与寒凉的对比。 五、女性意识及婚姻观点 从女性角色的扮演而言，林海音与张爱玲同样是两种鲜明的对比。林海音才、德、貌兼备，不仅有文才，也擅理家务、喜爱女红，待人处事圆融通达；张爱玲却是典型的偏才，有过人的文采，却在料理家务与待人接物方面，「显露惊人的愚笨」（《张看.天才梦》,242），纯真的英子与世故的少女，在此构成了反差，若说林海音是眼光纯真而行事练达，张爱玲却是眼光世故而行事纯真。 林海音是家庭事业兼顾的女性典范，她终其一生是乖巧的女儿、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张爱玲自小叛逆、不合乎传统妇德标准、也未生育后代，「当她离去之时，既不是以妻子，也不是以母亲的身份，而仅仅是以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女性作家的身份，就此而言，她果然远离了男性话语历来诠释的女性角色」 ，张爱玲独立于家庭与社会网络之外，她就是自己，且是以文字完足了自身。 （一）林先生与张女士 旁人对这两位女作家的称谓也不同。林海音人称林先生，此一现象曾有多人提出看法，何凡「对妻子被称为先生十分满意」，「这表示我的妻子受人敬重、欢迎」；子敏认为「这应该是学界的文化，表示尊重」，朱西宁认为是出自「不敢僭越的心态」；周晓春则举胡兰成〈民国女子〉中，张爱玲称胡兰成身边的范秀美为范先生为前例，以示敬重 。 从中国旧传统来看，先生是表对父兄、年长有道德者，或老师的尊称 ，虽年长有道德者或老师未设限性别，但古时自然都是男性的「专利」；民国以来男性与女性，各被称作先生与女士，称女士作先生是表示特别尊敬；五0年代学术文艺界女性被通称作先生者，以苏雪林、齐邦媛、林海音三人为代表。从词义来看，「先生」本无设于性别，但从传统习惯与现今普遍的观点来看，还是免除不了性别色彩，若以女性主义者的眼光，更可揪出其中隐藏的性别意识大作文章，此处只想就之前论及「林先生」现象加以归纳：首先，讨论者都是男性，并认为这是表示尊重；其次，其中二人各从性别角度提出看法，周晓春认为林海音虽被称作先生，言谈举止富女性特质，性情作为则是「女中豪杰」 ，强调其具刚柔并济的特质；七等生的看法更饶富趣味：「与其说林女士，不如说林先生，这是以她独特而豁达的胸襟而言，如果她生而为男人，将比她现在的成就为大，但因为她是个天生的女性，却能赢得普遍的敬仰和爱慕。」 姑不论作者背后的性别意识，就社会现实确实如此，这段话或可引伸为：豁达的胸襟是男性「特有的质量」，因此适合称林海音作先生，虽由于社会对性别的限制，林海音的成就未能更大，但因为是女性中少见的特例，却赢得了尊敬。 最后一点是，朱西宁与周晓春都提到张爱玲，朱西宁认为张爱玲或林海音都应称作先生以示尊重，周晓春提及张爱玲亦以先生称呼范秀美，虽则如此，遍观讨论张爱玲的文章，似只有朱西宁一人称张爱玲作先生，且朱西宁对张爱玲小说的诠释，是偏于继承中国传统并富民族精神 ，将张爱玲置于正统位置来看，其实并不符合其抵中心的特质。一般人会称张爱玲为女士，而少有人称她作先生，原因之一是，一位女性若被称为先生，通常若不是她如林海音般是「女中豪杰」，也多是「德高望重」，而这些形容词实在难以和张爱玲联想在一起。 （二）遵循传统观念的林海音 林海音既拥有幸福家庭，又经营事业成功，且两者全然不冲突。这样的女性类型可谓特例，女性主义者曾发出无数不平之鸣：包括女性的附属地位，在家庭制度中受到的约束等，但这些全无法适用于林海音身上 ，她是快乐、满足、幸福的主妇，从照拂家人中获得成就感，在外更能独当一面、拥有众人称誉的事业。她接受传统家庭制度，甘愿为儿女打理一切家务，更乐于当老爷何凡的「贴身丫头」 ，曾为国小课本写下范句：「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勤打扫。」遭女性主义者大肆抨击，但对林海音而言，这就是她家中实际的情况，不仅是自身的经验，也是一般妇女共有的经验，她认为这是写实的描述，并无不当。 林海音的婚姻幸福美满人所共知，但在自身经历之外，犹能关切许多妇女遭遇的婚姻问题，她的人脉交友扩展了见闻，担任记者时主跑妇女、教育路线，让她接触到社会上各种案例。问她作品为什么多以女性为主角，她答：「我喜欢写婚姻的冲突、新旧时代的恋爱，因为『我是女人嘛！』当然喜欢写这些，也有能力写这些，可别把偏差的想法投射到我的作品上。」 所谓偏差的想法，应是指以女性主义的观点检验是否符合，或是藉林海音的作品发表女性主义论调，但对林海音而言，「如果有所谓的女性主义，我就是我的女性主义」 ，易言之，管他一般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如何，林海音有自己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也有身为女性的自处之道，并感到自在与自信。 对于自己承袭了传统女性的美德，让家庭婚姻和乐美满，林海音颇显自豪，〈婚姻的故事〉描述身边各式各样的婚姻悲剧，其中一位秦大姐，林海音认为她是「五四时代产生的新女性，对于女权常有矫枉过正的偏激思想」，一回却对林说：「还是你的婚姻正常，因为你们是新人物，但却还保守着旧的道德。」（《婚姻的故事》,77~78）因此林海音也常让小说里受新式教育的女主角，回归吻合传统的人生轨道，〈迟开的杜鹃〉里的亚芳是位高学历、高眼界、对婚姻感到怀疑的未婚女性，「她觉得近代的女性高唱妇女解放，却明明是给自己再加上一道箍，她们既离不开家庭，又舍不得放弃那点新女性的自尊，生活在矛盾的思想里，憋得透不过气来。」（《冬青树.迟开的杜鹃》,183）最后作者让这位耽误了青春的迷途羔羊，加入期待婚姻的行列。 现代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中难以两全，一味柔顺的贤妻或刚毅的女强人，都可能让婚姻关系出现罅隙，引起第三者介入。〈爱情像把扇子〉中温婉的女画家蕙君嫁作医生娘，体恤丈夫工作辛劳，给予许多精神支柱，「一个女人嫁了人，他的事业就等于她的事业」（《冬青树》,132），孰料丈夫外遇的对象竟是事业帮手赵护士，最后蕙君让出自己的位置，成全了介入婚姻的第三者，这篇以悲剧终结的小说，是林海音同类题材中较为罕见的。同样写作于五0年代的长篇小说《晓云》，叙述精明强势的梁太太一手掌控了丈夫的事业，致使梁先生外遇生下女儿晶晶，她逼死第三者后收养晶晶，其后梁先生又与晶晶的家教晓云发生婚外情，梁太太再度切断两人的关系。类似的情节出现在七0年代的《春风》，探讨新女性如何在事业与爱情间取得平衡：好强的静文是位有魄力的校长，而平庸的丈夫宇平独自在外工作，与柔顺的立美外遇，并生下女儿幼幼，第三者立美、旁观者冯太太都认为静文的事业心太强，是夫妻关系恶化与促成外遇的原因 ，就连静文本人似乎也颇有悔意，鼓励年轻的琼英放弃留学选择结婚：「你现在认为家庭比事业更重要，对于一个女人，这种想法不是更切实吗？」(137)小说结尾立美病死，静文牵着幼幼的手回家，琼英答应了立明的求婚，划下完美的句点，此中作者对新女性的谆谆劝诱不言可喻。 林海音自五0年代开始描写婚外情题材，就题材而言堪称前卫。而作者对介入婚姻的第三者晓云、立美等，并无批判指责，并将其塑造为品行善良的好女人，但若据此以为其婚恋观点与女性意识开明进步，便忽略了作者其实是出自对人一切无奈处境的同情，即使是〈我们看海去〉的偷贼、〈五凤连心记〉里招摇撞骗的先生、〈豆腐一声天下白〉里不老实的收报人，林海音都充满同情与思念，何况是婚姻有状况的有妇之夫，和一片真心痴情的无夫女性发生外遇，对她而言更是可以同情理解的。且《晓云》中的梁太太与《春风》的静文，是被塑造成不依顺丈夫的悍妻，她们的强势主导被认为是扼杀婚姻关系的症结。同时，林海音常让主角跳过了许多难关，简化了处于困境中女性的心境，如未婚的晓云怀上有妇之夫的孩子，竟获得母亲的包容，与好友美惠的扶持，一同期待胎儿的诞生；《春风》中的静文见到丈夫与外遇对象生的孩子晶晶，竟充满怜惜，以母爱超越了婚恋难题，显得过于理想化 。 此外，林海音小说的主角，常发出符合传统观念的言论，〈琼君〉里的音乐女教师曾对女学生们谈论中国女人早婚的好处：「一个女孩子在没有塑定坚定的个性前便结婚，比较容易接受夫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使她的个性能溶入夫家传统。不管好歹，总是很融洽的。晚婚便相反，有了塑成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再去迁就别人，便会感觉痛苦了。」（《烛芯》,97）此中反映的态度，是对女性角色与婚姻制度消极认份的承受；〈晚晴〉里的亚德见安晴替他料理家务，感到女人对他的需要：「女人的动作是优美的，凡事是细心耐性的。她们喜欢整理，喜欢缝补。有了她们，空气也不同，带着温柔的韵律。」（《烛芯》,221）这番男性对女性的观点，虽出自赞美之意，却反映一种既定成见，窄化了女性的多元丰富的可能。 司徒卫认为林海音创造了许多「新型态的贤妻良母」 ，一种健全新女性的理想典型。然而这些女性多半是具备传统妇德、充满母爱的理想化形象，遵循着男性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念。 （三）徘徊在前进与倒退间的张爱玲 林海音的女性意识颇受传统文化制约，缺乏反省与叛逆精神。相对而言，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较为强烈，若干主张甚至吻合女性主义观点，她在孩提时代遭受佣人重男轻女的对待，因而「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流言.私语》,156）中学时即认知到婚姻制度对女性才华的戕害，写下「最恨 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 这点与维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自己的屋子》（"A Roome of One's Own"）看法相近 ；她且认为婚姻是一种交易买卖：「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谋生而结婚的妇女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上。」（《流言.谈女人》,90~91）〈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便将婚姻视作「长期的卖淫」（《倾城之恋》,216），亦即恩格斯（Engels）所指：「身无恒产的而需以身体交换经济来源的妻子和高级的娼妓，在本质尚没有两样，差在对象的数量。」 她笔下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多数都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是「镀了金的庸俗，没有野心，缺乏热情，在悠长的岁月中重复地度着毫无目的的日子，让生命悄悄地滑向死亡。」 张爱玲与部份女性主义者同声唱和，并不意味她采用西方女性主义论点，而是在任何男女不平等的时代，较有反叛质疑性格的女性，多会意识到自身处境，进而省思女性普遍的遭遇。 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其实摇摆反复，一会儿发出惊人之语：「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流言?谈女人》，86~87）彷佛预言女性奋起的未来，一会儿又检讨道，女人之成为父权社会的奴隶，是因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伏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85)反省女性固有的奴性惰性。就以〈连环套〉中的霓喜而言，一方面看清「男人靠不住，钱也靠不住，还是自己可靠」（《张看》，78），但还是一直依赖男性并最终败于男性。 相较散文里表现前卫的女权思想，张爱玲小说多半只是反映女性生存现状，顶多谱成隐晦的女性寓言。尤为特出的是当女权主义者指控男性社会压抑下女性的受虐毁灭情境，张爱玲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最大的悲剧是来自于本身，她们自愿为奴、甘于内囿。小说中最常出现的是听任社会标准形塑而成的女子，如烟鹂、川嫦、长安等，性情沈闷缺乏主见，甚至了无生机；另有看似传统实则厉害的角色，如善于低头却心机深沈的流苏，但其一生也不脱辗转于婚姻与男人间求取生存；至于因情绪压抑而导致疯狂的女性，如七巧、银娣、月香，她们的疯狂并未能改变自身处境，只是一则无奈的挽歌。少数富于生机的女性如阿小、霓喜、娇蕊等，她们都是情欲自主的女性，此类角色固然展现女性的生命力，却是张爱玲小说中较为少见的类型。张爱玲未提出旗帜鲜明的女性主张，而是依违在耽溺与省思、前进与倒退、踟蹰与跨越之间，表现出不彻底的女性意识。 易言之，林海音与张爱玲俱非激进的女性主义论者，相隔数十年阅读她们的作品，对于作者不显前卫的女性意识，宜设身处地理解时代的局限，以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进行批判固然不宜，但勉强套用女性主义暗地助力以壮大声势，更显牵强附会。晚近论者曾以女性主义观点分别探讨两人作品，试图建构起一方世界，但却难以和作家塑造的世界相迭合，也难怪林海音会说：「可别把偏差的想法投射到我的作品上。」 （四）婚姻观点的对照 对婚姻关系中女性处境的看法，林海音与张爱玲是一组参差的对照 。首先是她们都关心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悲剧，林海音曾说： 在中国新旧时代交替中，亦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妇女生活，一直是我所关怀的，我觉得在那时代，虽然许多妇女跳过时代的这边来了，但是许多妇女仍留在时代的那一边没跳过来，这就会产生许多因时代转型的故事，我以我常以此时代为背景写小说。（《写在风中.为时代女性裁衣》,207） 她格外同情那些没跳过来的旧女性，对她们怀有敬意，〈烛〉、〈殉〉、〈金鲤鱼的百O裙〉等，都是以此为题材，这同时也是林海音写得最好的几篇小说。而张爱玲亦对此题材很感兴趣，代表作〈金锁记〉便探讨了嫁入大家族中的女性处境，此后又据此改编为长篇小说《怨女》。 〈殉〉、〈烛〉与〈金锁记〉情节颇有相近之处，〈金锁记〉叙述曹七巧在哥哥安排下，嫁给得了骨痨的重病丈夫，对潇洒健壮小叔季泽心生仰慕，年轻守寡后分家带着儿女独立门户，季泽却觊觎七巧的钱财故意逗引，此后七巧便紧守以青春与幸福换来的家产，变相箝制儿女自由，破坏他们的婚姻幸福。将〈金锁记〉稍加改写，拆为前后两半，即近于〈殉〉与〈烛〉的情节：〈殉〉的朱淑芸奉父母之命与体弱多病的方家麒成婚，新婚尚未行房家麒即去世，此后她侍奉婆家，对一表人才的小叔家麟心生爱慕，其后家麟留洋娶了为新式女性归国，后将孩子小芸过继给她，成为方大奶奶后半生的心灵支柱。〈烛〉的韩大奶奶因丈夫启福娶女仆秋姑娘作姨太太，便长卧在床，频频喊叫头晕以引起丈夫关注，并折磨服侍她的秋姑娘，久后真成瘫痪，待启福与秋姑娘相继离世后，又对着儿孙叫喊企图博取同情，最后孤独以终 。 这些女主角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 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她们已与家庭制度生死共存，结为一体，永难分离 。所不同的是，林海音小说女主角的悲剧，是时代所造就的，而张爱玲《怨女》的银娣，却是为了金钱自愿下嫁，揭示女性悲剧不少是源于自己的选择。林海音两篇小说的女主角都是大家闺秀，深受礼教压抑，显得认命守分；不同于〈金锁记〉七巧与《怨女》的银娣，出身中下阶层，重视金钱甚过爱情与亲情，对丈夫并无真情实意，对小叔语多挑逗，情欲一触即发。〈殉〉中的方大奶奶与丈夫家麒情深意重，对家麟一直暗藏爱慕，却能谨守本分从不u矩；即便〈烛〉中的韩大奶奶心理失常，也是为争取关注与地位，并未如七巧与银娣将不满发泄在自己儿女身上。换言之，林海音着重的是传统礼教对女性的压抑，而张爱玲较偏重女主角性格与命运的双向影响。此外，七巧与银娣的儿女，被母亲以无形的锁炼捆绑住，而林海音这几篇描写传统婚姻的小说，下一代都走出了自己的天空，方大奶奶的养女小芸，坚决选择所爱的伴侣；韩大奶奶的儿媳美珍，是不看婆婆脸色行事的新时代女性，新旧两代女性的对比，呈现了世代差异，凸显出时代的变迁，小说为旧式女性谱下时代挽歌的同时，也埋伏了明天会更好的希望。固然林海音这一系列作品和〈金锁记〉的写作时间，已差距十年以上，时代环境必然影响了作者对角色的安排，但作者本身的世情态度，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在旧式婚姻制度之外，她们也对现行婚姻制度有所检讨。林海音常引述于梨华的看法： 我认为基本上婚姻制度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强迫把两个人住在一起。婚姻制度虽不是完美的，但在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以前，它是保持人与人间平衡的最好方法。 由此可见林海音虽然对婚姻制度有所反省，仍认为是目前较合宜的方式，小说中最为理想的婚姻关系，应是《晓云》中的敏姨，这位离婚后再婚的女子，选择与丈夫分居，偶尔相聚，以免日常生活的摩擦伤害夫妻情感。既取得合法名分又享有自由，亦未逾越礼教。张爱玲则提出较前卫的主张： 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具人性。（《流言.自己的文章》,22） 以张爱玲的眼光来看，姘居是较为理想的男女关系，如此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不那么病态，而女性也能保有魅惑力，唯一不足的是女性的地位不能确定。〈连环套〉便是以此为题材，她认为女主角霓喜不能同居伴侣白头偕老，主要是因性格的缺陷，而非同居关系不能持久。张爱玲并未从道德与法律的角度来看婚姻问题，这与时代背景有所关连，虽然《晓云》距〈连环套〉写作年代已相隔十年，但五、六0年代台湾民众普遍的婚姻观点，其实较四0年代的港沪来得保守。 就两性关系来看，林海音透过无数怨偶与佳偶，强调夫妻彼此间的真情实意、包容体谅，小说多着重解决冲突的过程，而张爱玲则看到夫妻间永无止境的勾心斗角、对立冲突；林海音揭示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不能稳固，如《晓云》中梁太太以金钱控制丈夫，终无法拴住先生的心；张爱玲则刻画女性如何为金钱利益进入婚姻，如《怨女》的银娣为钱财赌上幸福，〈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为寻觅长期饭票勾引范柳原。张爱玲小说多的是现实功利的女主角，为了吸引异性争奇斗艳，她以超拔的姿态省视这些女性的悲哀，林海音却批判道： 我蔑视那些把结婚当作长期饭票的软件动物，尤不齿于把研讨化妆和练习竹战当作必修日课者流，但是因为顾全丈夫儿女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抱负，摩顶放踵地从事于烦琐而艰辛的工作的主妇，却应享有女性的最高尊荣。 她所尊敬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主妇，却是张爱玲所讥讽的：「铁打的妇德，永生永世的微笑的忍耐。」（《流言.谈画》,206）林海音瞧不起将自己物化的女性，就如《孟珠的旅程》中的舞女孟珠，都出淤泥而不染，从不自我贬抑或自我放弃，然而张爱玲〈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却将自己推上交际花之路，即使感到悲哀也不愿挣扎脱困。 尽管张爱玲以犀利的眼光穿透女性自身造就的困境，但她仍塑造出如阿小、小艾、霓喜、月香等宽厚坚韧的地母型女子，她欣赏这些具包容力与永恒性的女子，至如王娇蕊、戈珊等热烈狂野的荡妇形象，则拥有泼辣的生命力，相对而言，张爱玲笔下的男主角，无论是昏庸懦弱的前朝遗老、颓废窝囊的纨?子弟、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自私薄情的伪绅士等，多形象负面。林海音小说的男性也偏向阴柔软弱，三角关系中常是女人主动化解尴尬，而男人逃避现实接受决定 ，但个性温和有担当的好男人却也不少，如〈晚晴〉中的亚德、《孟珠的旅程》中的仲华等，在两性形象刻画上，张爱玲明显地贬抑男性形象，而林海音较显平衡。 此外，林海音格外强调姊妹情谊，当姊妹遇到同样心仪的对象，都互相礼让，如《孟珠的旅程》中的孟珠与许午田相恋后，却发现妹妹暗恋着自己的情人，于是选择悄然远离，妹妹知情后毅然出国留学，成全了姊姊的婚事；〈初恋〉的老校长年轻时曾暗恋云生，知道云生和自己的妹妹相恋后，还忍痛代妹妹向父亲说项，促成两人的喜事，自己则终身未嫁。张爱玲的小说却上演全然相反的情节：〈倾城之恋〉中流苏争夺妹妹的相亲对象范柳原，她知道宝络会为此对她又恨又敬，因为「一个女人，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倾城之恋》,200）《半生缘》里的曼璐为了挽留丈夫，竟在母亲包庇下设计陷害自己妹妹，让曼桢落入姐夫的狼爪。林海音笔下的两对姊妹，为亲情舍弃爱情，而张爱玲的两对姊妹，却为抓住男性导致姊妹阋墙。《中华日报》主编吴涵碧曾说：「林海音与一般女人最大的不同是，她肯捧女人，她衷心地说女人好。」 张爱玲小说中却充满女人为难女人的情节，彼此争锋厮杀惨烈。 她们笔下展露的婚姻观点、两性形象、姊妹关系，仍是和谐与冲突、乐观与悲观的两极。 六、两岸评价及地位 最后让我们来审思林、张二人在两岸获得的评价和地位：以北平为第二故乡的林海音，在台笔耕半世纪，期间提拔无数作家；以上海为文学母土的张爱玲，曾三度赴港，来台仅待了半个月，但她们获得的重视与讨论，近来在台港与大陆却成反比趋势。 在台湾，在地耕耘的林海音所受到的重视，似乎比不上不与文坛往来的张爱玲。以学位论文而言，目前有两本研究林海音的硕士论文，以张爱玲为议题的硕博士论文共计十四本。《联副》举办的台湾文学经典选拔，张爱玲《半生缘》荣登榜内，林海音《城南旧事》并未上榜；为大专院校学生编选的《台湾现代文学教程.小说读本》 ，收入张爱玲〈倾城之恋〉，但未收录林海音作品。 从文学得奖情况来看，九四年《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会议中，张爱玲《对照记》经陈芳明力荐，获颁「特别贡献奖」，这是继她十九岁时《西风》杂志征文比赛后所获得的第二个奖，张爱玲生平两个奖项都是私人传播媒体，而她也是台湾传媒炒作的对象；而林海音得奖经验丰富，除《城南旧事》绘图本曾获《中国时报.开卷奖》、《联合报.读书人版》童书奖之外，给奖单位多与政府单位相关，如一九五六年获「第二届扶轮社文学奖」、九八年获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的「终身成就奖」，并由李登辉总统赠奖，九九年获第二届五四奖「文学贡献奖」，二000年获「中国文艺协会」颁赠「荣誉文艺奖章」，并获陈水扁总统主持新书发表会；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李登辉颁奖给张爱玲，同样也无法想象江泽民颁奖给张爱玲，从中或也反映林、张被归于体制内外的区别。 在研讨会召开的情况方面，台港两度召开张爱玲研讨会的同年，北京适巧都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所举办：一九九七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为期三天的「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同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二000年岭南大学举办为期三天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0/24~26)，同时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学术单位再度召开「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10/25)，直到二00二年，台湾才首度举办林海音研讨会。至于小说改编的情形，广受好评的电影《城南旧事》是由大陆改编拍摄的 ，《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半生缘》、《怨女》等则由港台拍摄，从学术研讨到改编电影的情况，透露了林、张二人大陆与港台所受重视与接受度。 两岸对于这两位作家，各自上演争夺保卫战与温情喊话，当台湾独派学者主张，应将张爱玲放在台湾文学史中讨论时 ，大陆学者频频向林海音召唤：「祖国人民是喜爱林海音的小说的。我们期待着她的新作问世！」 如果台湾读者读这句话有怪异的感受，可以想见彼岸看到周芬伶这段话的滋味：「她一生的被殖民与流亡的命运，和抵中心的边缘性格，在文学心灵上与台湾作家灵犀相通，将张爱玲纳入台湾文学史，谁曰不宜？」 林海音与张爱玲究竟该归入何方？真是难解的问题。林海音是「台湾姑娘而有北京规矩」，祖籍台湾，却曾在北平度过三十年整的黄金岁月，创作背景横跨「两地」；张爱玲祖籍河北，出生成长于上海，后迁居美国，文学作品曾在大陆长期禁绝，却在港台深受欢迎。符兆祥与齐邦媛对两位作家身份定位的看法，恰成对照： 她（林海音）不能归属于大陆作家，也不能局限于台湾作家，她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作家。….不能用政治地域或国界来界定的作家。 她（张爱玲）既不属于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又未在台湾居住，而不便被列入台湾文学史，在美国数十年又并无著作，很难被称为海外华人作家。 作家或辗转迁移、或因战乱流亡，身份定位模糊不明，其实是现代华文界中普遍的现象，既然无法清楚地分割她们的归属，又何需强作划分？ 倒是两岸各自表述的诠释内容，已经谱成了另一组对照记，透露出耐人寻味的讯息。林海音自称「写东西从不政治挂帅，也不高喊革命」，其实张爱玲亦然，但林、张二人被两岸解读的方式，却颇受政治意识型态影响。林海音在大陆深受欢迎，被认为其心系祖国期待统一、富有民族大义充满抗日精神、具批判封建制度精神等；相反地，张爱玲至今在大陆仍未获全面平反，原因不外乎：曾写作反共文学、和汉奸胡兰成结婚、出身贵族又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陆对张爱玲心结难解之因，在台却不成问题；而那些嘉许林海音的部份，在台俱不吃香。 一九八四年林海音在美国演讲，以〈回顾台湾文学的启蒙与成长〉为题，指出：「台湾虽然在日本的窃据下，可是文学还是一脉相承的跟祖国同样进展….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写在风中》,235）当时距乡土文学论战发生已有数年时间，本土意识早已萌发，「台湾文学」获得正名，而林海音仍再三强调「台湾的文学，就是中国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241)。九三年林海音第三度踏上北京之途，她的感想是：「两岸文化交流，应当不仅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合而为一，我是这样的期待着。」（《我的京味儿回忆录》,226）这段话后半段似乎已从文化交流转而指向政治统一。在绿党执政的今日，我列举这些言论，实在无意陷她于不义，对一位生平经历横跨两地的作家，愿见两个故乡融合不对立，自是人之常情，却因而得了那边的心，失去了这边的心，大陆学者便语带嘉许道：「不管在文学上有过怎样不同的意见或论战，但她的主流o有一个，那就是都是中国的。」 对大陆而言，林海音无疑是台湾人民心向祖国的典范。 两岸统独问题难解难分，远避美国的张爱玲自无须淌这浑水，但她曾写作反共小说，成为被引荐入台的契机，也造就在彼岸从此难以翻身的命运。让中国大陆至今耿耿于怀的，还包括张爱玲「不明民族大义」，《秧歌》不只是反共，还包括对抗日战争的奚落，其中形容「抗战末期……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在牌桌上推来推去」，至今仍被袁良骏据此严加抨击，指这段「妙论」与胡兰成《今生今世》狼狈为奸，「可见胡兰成的那些汉奸论调早就对张爱玲产生了不良影响。1944年张爱玲嫁给胡兰成，这虽然是作家个人的私生活，但也充分表现了她在民族大义上的胡涂。」袁先生的斥责对大多港台读者而言，也算是一段「妙论」。我在前文已提及，张爱玲对政治淡漠，少数具政治色彩之作也是应时所趋，因此这段军队筹码论并不只针对特定时期，而是对一切政治斗争的冷眼看透，甚至跨越了种族意识，这样淡然清明的眼光，自然会被澎湃热血所斥，但是对所居土地屡遭殖民的港台读者而言，或许就别有所感 。 林海音则是充满抗日精神，其实她与日本渊源颇深，出生于大阪，第一语言是日语，又曾取了个日本名字，两个同父异母姊姊根本是日本人，但祖父、父亲、叔叔，都有抗日经验：祖父是日据时代的缙绅，曾公然反抗政府；父亲林焕文先生，是二0年代年成立于北京的台湾青年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该会积极支持、策应台湾岛内反抗日本统治当局的斗争；叔叔因抗日计划失败、被捕毒死，父亲受此刺激病重逝世。父丧后林海音与母亲不愿回台湾：「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 战后林海音返台，于纯文学出版社发行台湾四大抗战小说：滚滚辽河、蓝与黑、余音、莲漪表妹。这种抗日精神的具体表现，恰巧对了大陆的脾胃。 此外，林海音一系列探讨传统婚姻下女性处境的小说，被认为是「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罪孽」 ；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柴银娣，虽也可以被解释作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牺牲者，但主要刻画的是女主角自甘内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她绝大多数的作品，不是沈湎于中国古旧家族的氛围，而无批判控诉，就是漫步在十里洋场，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 当大陆从共产制逐渐走向资本化，对张爱玲的接纳度也逐渐提高了，特别是当上海风云再起，在一片寻找老上海的怀旧风潮中，她的作品成为通往记忆甬道的锁匙，并影响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后代作家：王安忆、须兰、苏童、叶兆言等，为张派作家增添声势；相对于此，林海音则被北京人视作亲切的知己，所到之处，那口老北京话赢得无数共鸣，隐然形成另一种「京海之争」。 先后离开了文学母土的林海音与张爱玲，作品因而保留了老北京、旧上海的原汁原味，成为封存在真空状态下鲜艳生动的标本。对台湾而言亦是如此，如果说林海音所写的北平「满足了流寓台湾的老北京的怀旧心理」 ，张爱玲对老上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两岸未开放前的台湾读者心中，是想象中国的两种途径，且各是北方与南方文风的代表，各自树立了不同的传统。 近年来《城南旧事》在台光芒锐减，而《传奇》仍吟颂不辍，或与城市文化型态相关，台湾与港沪的连结较北京来得密切，不仅地理环境近，还包括商业城市型态相仿，都属移民社会，曾遭遇殖民，致使文化多元、生活型态相仿，台沪文学且被认为是广义的海派文学，无论作品题材，或营销手法，多有相似之处，台湾上海热正盛 ，此地是京派没落海派崛起。林海音对人生美好光明面的歌颂，或许能温暖读者的心，却无法切合当前复杂商业社会的真实情境，出身大陆的作家丁果便曾说：「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把中国人饱受阶级斗争摧残而冷漠的心灵暖暖地燃烧起来。在台北街头匆匆而过的人恐怕很难理解。」 林海音作品的温情抚慰了大陆读者，却不易在现今台湾发挥效用。 不论是亲中或反共，抗日或汉奸一族，反封建或小资产，是京或海，都左右了她们在两岸文学史的评价与地位，也让两岸学者对其文学渊源与影响各执一词。大陆由于五四传统一度中断，格外珍视继承了五四文学的林海音，探索其与五四女作家的关连，并强调她是五四文学在台的播种者；而近来台湾则缅怀林先生对本地作家的提携。至于张爱玲，自从在大陆重获审视之后，近年来的研究趋势，是试图勾连她与古典小说、五四传统等的关连；然而张爱玲被不少台湾学者视作背离了五四传统，另起炉灶并影响台港作家的新传统。相较于大陆向上追溯张爱玲的文学渊源，台港更强调张爱玲对后代作家的影响。 王德威戏封张爱玲为台港文学的「祖师奶奶」，以谓受其影响的徒子徒孙族谱繁众，从此「祖师奶奶」几乎就成为张爱玲的代称，然而舒乙却认为林海音是「台湾当代文学一个当之无愧的『祖师奶奶』」 ，究竟谁是台湾文学的祖师奶奶？ 林海音行事风范令人崇敬，提拔无数后进，而张爱玲却以独特的文学魅力影响了后辈作家；台湾不少作家直接受教林海音，间接从张爱玲作品获益。在七0年代末八0年代初开始崛起的张派作家，如朱天文、朱天心、蒋晓云、袁琼琼、苏伟贞、萧丽红等人，是习染了张爱玲细腻阴柔的文字风格，又嫁接上五0年代女作家的温婉基调，与对人生光明面的礼赞，及至近期才深入阴暗幽微之处，而他们最初崛起的刊物《联副》，已于五、六0年代经林海音打下纯文学的良好基础，彼时与「张派」各拥半边天的「乡土派」，如郑清文、洪醒夫、廖蕾夫、履强等人，其中郑清文曾经林海音提拔，其余作家则汲取文学养分自黄春明等前辈作家，也算是林海音培植乡土小说家的间接受益者。以此角度来看，台湾文学其实有两个祖师奶奶。 近年来，大陆新生代学者的崛起，已慢慢冲击意识型态的堤防，对林海音与张爱玲的评价，也产生了新的诠释方式，但主流价值观依然固守，也许要经过多年之后，两岸学者对这两位作家的讨论，才能免除政治意识型态的影响，予以更加冷静理性的评判。届时，张爱玲在大陆必将后势看涨，而林海音能获得更公允的评价吗？ 附录：林海音与张爱玲生平大事对照年表
林海音（） 张爱玲（） 一九一八年 农历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日本大阪 本名林含英 一九二0年 2岁 国历九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租界 小名张瑛 一九二一年 3岁 随父母返回台湾 1岁 一九二二年 4岁 2岁 全家迁居北方，到过北京，定居天津 一九二三年 5岁 随父母到北京 3岁 一九二四年 6岁 4岁 母亲和姑姑离家赴欧留学 父亲曾将妓女接进家作姨太太 开始接受私塾教育 一九二五年 7岁 进入厂甸师大第一附小就读 5岁 一九二七年 9岁 7岁 开始尝试写小说 一九二八年 10岁 8岁 随父亲回上海定居 母亲回国，被安排受新式教育 一九二九年 11岁 9岁 开始投稿 一九三0年 12岁 10岁 插班上海黄氏小学，取名爱玲 写作第一篇完整的小说 一九三一年 13岁 父亲去世 入春明女中就读 11岁 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父母离婚 母亲前往法国（1936年回国） 一九三二年 14岁 四妹与夭弟去世 12岁 开始在校刊发表小说 一九三四年 16岁 进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边读书边任《世界日报》记者 结识夏承楹 14岁 写作鸳鸯蝴蝶派小说《摩登红楼梦》 父亲再娶 一九三七年 19岁 正式担任《世界日报》记者 开始写作 17岁 被父亲软禁 一九三八年 20岁 18岁 逃往母亲家中 一九三九年 21岁 结婚，住进夏家 19岁 考取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改入香港大学 一九四0年 22岁 转入北师大图书馆任编目工作 20岁 获西风征文奖 一九四一年 23岁 长子诞生 21岁 港战爆发，任看护 一九四二年 24岁 22岁 回上海 投考圣约翰大学，因国文不及格未被录取 一九四三年 25岁 23岁 在上海文坛走红 一九四四年 26岁 24岁 结识胡兰成 《传奇》、《流言》出版 所编话剧《倾城之恋》演出轰动 一九四五年 27岁 迁出大家庭自组小家庭 老二诞生 重回《世界日报》主编妇女版 25岁 一九四七年 29岁 老三诞生 27岁 与胡兰成正式决裂 编剧电影《多少恨》、《太太万岁》 一九四八年 30岁 回台 28岁 一九四九年 31岁 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 进入《国语日报》担任编辑 主编「周末」版（至1995.10） 29岁 一九五一年 33岁 参加台湾青年文化协会主办的「夏季乡土史讲座」 一九五二年 34岁 32岁 离开大陆抵达香港，赴日本 一九五三年 35岁 担任《联副》主编 时已为四个孩子的母亲 33岁 从日返港，从事翻译工作 一九五四年 36岁 34岁 英译陈纪滢《荻村传》 出版《秧歌》、《赤地之恋》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港出版 一九五五年 37岁 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 35岁 离港到美国 一九五六年 38岁 受聘世新专校任教席 获第二届扶轮社文学奖 36岁 与赖雅结识并结婚 开始为香港电懋公司编写剧本 一九五七年 39岁 《文星》创刊兼任编辑（至1961.10） 37岁 在《文学杂志》发表〈五四遗事〉 三部英文长篇小说被出版商退稿 一九五九年 41岁 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出版 39岁 一九六0年 42岁 《城南旧事》出版 40岁 一九六一年 43岁 41岁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称张为中国今日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来台期间与《现代文学》作家群会晤，后赴港编写剧本 一九六二年 44岁 42岁 回美国 一九六三年 45岁 离开《联副》 43岁 为「美国之音」编写广播剧脚本多部 一九六四年 46岁 受聘为教育厅儿童读物文学编辑（至1965） 《绿藻与咸蛋》英文版出版 44岁 一九六五年 47岁 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途经日本 出版儿童读物《金桥》 45岁 一九六七年 49岁 创办纯文学月刊 47岁 赖雅逝世 一九六八年 50岁 成立纯文学出版社 48岁 皇冠重印《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在《皇冠》杂志发表「红楼梦未完」 一九六九年 51岁 49岁 在加大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工作 一九七0年 52岁 加入国立编辑馆国小国语编委会（至1996） 50岁 一九七一年 53岁 将《纯文学月刊》交还学生书局 51岁 移居洛杉矶，过着幽居生活 一九七五年 57岁 55岁 完成英译《海上花列传》（未出版） 一九七七年 59岁 57岁 《红楼梦魇》由皇冠出版 一九八一年 63岁 61岁 《海上花注译》由皇冠出版 一九八二年 64岁 《城南旧事》被上海制片厂改编为电影 62岁 一九八三年 65岁 母亲去世 63岁 一九八四年 66岁 64岁 《倾城之恋》经香港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 一九八五年 67岁 《翦影话文坛》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十本书之一 65岁 一九八八年 70岁 参加汉城举办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年会 68岁 《怨女》经香港电影公司改编为电影 一九九0年 72岁 因主编《何凡文集》获图书主编金鼎奖 随台湾出版界负责人访问团访大陆 70岁 一九九一年 73岁 71岁 一九九二年 74岁 《城南旧事》英文版出版 72岁 一九九三年 75岁 赴北京参加《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书发表会 73岁 一九九四年 76岁 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二届「向资深华文作家致敬」奖 74岁 《对照记 看老照相簿》出版 获《中国时报》特别成就奖 《红玫瑰与白玫瑰》经香港电影公司被改编为电影，获五项金马奖奖项 一九九五年 77岁 《城南旧事》绘图版出版 获《中国时报.开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童书、金鼎奖推荐奖 结束纯文学出版社 《城南旧事》日文版出版 75岁 逝世于洛杉矶公寓 依遗嘱火化海葬 一九九七年 79岁 浙江文艺出版《林海音文集》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城南旧事》德文版出版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张爱玲国际研讨会 一九九八年 80岁 获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颁赠终身成就奖，由李登辉总统颁奖 一九九九年 81岁 获第二届五四奖「文学贡献奖」 城南旧事德文版获瑞士「蓝眼镜蛇奖」 二000年 82岁 中国文艺协会颁赠「荣誉文艺奖章」 《林海音作品集》及《穿过林间的海音 林海音影像回忆录》出版，由陈水扁总统主持新书发表会 传记《从城南走来 林海音传》出版 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香港岭南大学举办「张爱玲研讨会」 二00一年 83岁 逝世于台北 二00二年 「林海音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召开 *表格主要依据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宋明炜《张爱玲传》、周芬伶《艳异 张爱玲与中国文学》附录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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