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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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需要脚踏实地去实现，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中国梦需要高瞻远瞩来把握，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中国梦需要鸿篇巨制相支撑，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这就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
坚定道路自信，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以来求独立、求解放、求发展、求富强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三次历史性转变前后贯通，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三次历史性转变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就蕴含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
坚定道路自信，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坚定道路自信，还必须坚信无论是照搬西方发展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都不能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问题；坚信无论前进路上还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会实现。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责编：万鹏、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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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强“三个自信”的思考
自信是对自己充分肯定时的心理态度，是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积极力量。而自立是在对自信作出力所能及的不依靠他人劳动或帮助的能力。无论自信与自立产生何种关系，发挥何种作用，重要的一条在人生的发展中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个性品质和自身价值得以实现的至关因素。人总是在自立的基础上建立自信，从竞争的环境中寻找获胜的机会。
自信是健康的心理状态，是成功的保证，也是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的保证。发现自己的长处，是自信的基础。自信才能自立。梁启超说过：“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史典》说：“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说：“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美国科学家华.H.柯亭姆说过一句名言：“价值产生信心，信心产生热忱，而热忱征服世界。”同样是美国科学家爱默生也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要诀。”
—、百年屈辱，自信沉沦
中国近代史是百年屈辱，自信沉沦。1840年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6条破船，4000名陆军就能使满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000名英军，7200名法军就可以长驱直入首都北京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慈禧太后跑到西安才敢停了下来。日，发生丰岛海战，9月17日发生大东沟海战，11月7日大连失陷，次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全军覆没，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纸《马关条约》不但开辟了空前的割地赔款，更是满清王朝经营30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获得发展的美梦破灭。
一个文弱书生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为口号，振臂一呼，使延续2700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在中国轰然倒塌。推翻满清创立了民国，但旧中国那种随意被踢开国门、东西方列强随时可进来烧杀掠抢的现象，并因满清政府的崩溃而结束。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曾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但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操纵下的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的权益全盘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北伐运动中倒塌了。国民党政权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失东北，后在1937年的七七事变中丢失华北。至于为何日本关东军以19000兵力就敢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以8400兵力就敢面对10余万兵力的二十九军发动七七事变，除了“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政权再也做不出其他解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沦陷，但中国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等，却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国民党的反动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等，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求佛菩萨来保佑”。还说什么“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日，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也发表了《孔子诞辰纪念》的社评，散布“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的失败主义论调。资产阶级的走狗文人，也一口一声地狂吠“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呢？在同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予以有力的驳斥，文章指出中华民族仍有许多“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在，而这些人正是民族的脊梁。此文收入1937年7月出版的《且介亭杂文》集中。
鲁迅写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样引人至深的文章，其中写到中国人在三个阶段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由自夸到崇洋，再到自欺欺人、虚无渺茫。有些人指责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篇文章，就是反驳这种错误论调，鼓舞民族自信心来写的，鲁迅指出中华民族仍有许多“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在，而这些人正是民族的脊梁。
今年刚好是甲午年，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有大多数的东西值得我们思考，失败不需要掩盖。一个民族要自强，必须要先自尊、自信、自立。中华民族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走过百年沉沦才迎来今天的百年振兴。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半封建、半殖民地，任西方列强入侵、掠夺、凌辱，20世纪中叶，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说过：“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候，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二、百年复兴，自信自强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排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在世界500多个工业主要产品中，中国有220种主要产品位居全球第一，比如煤炭、粗钢、造船、水泥、电解铝、化肥、化纤、汽车制造、彩电、手机、集成电路、黄金、贸易总额、科技人力资源、互联网用户等等都有骄人的成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发展进步、伟大成就，让我们增强了这种自信。
坚定“三个自信”，有利于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有利于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身特色、开辟发展前景。
关于道路自信。道路，这里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道路自信源自于道路开辟、道路创新和道路自觉，需要我们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90多年来，我们党勇敢承担起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艰巨历史任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同样也将不可逆转地书写社会主义中国生机勃勃，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明前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我们以高度的自觉性和强大的创新力，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的发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理论自信。理论，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邹韬奋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文中也说：“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总是分不开的。”理论自信源自于理论形成、理论创新和理论自觉，需要我们进一步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关乎党的性质，关系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安康。坚持理论创新和理论自觉，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现实需要。90多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历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需要我们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敏锐的理论自觉，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于制度自信。制度是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他的最核心最具实质意义的是权力结构，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为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自信源自于制度确立、制度创新和制度自觉，需要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关乎党的方向，关系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发展。90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制度，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确立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代表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国体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是指的是国家政权性质。而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国体决定政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在制度确立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以高度的制度自觉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恰恰就是在这个发展进程中破解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做出新的科学回答，也就是说它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30多年。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是不断地随着实践创新而推进理论创新的10年。科学发展观正是适应实践创新而形成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坚定“三个自信”有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让我们坚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认识是科学的，由此建立的制度是完备的、符合国情的。
今天中国的自信来源于光辉的发展成就，表现在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人要想有所发展、有所作为，就必须积极培育自信。这三个自信，彰显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和清醒把握，是我们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坚实思想基础。当然，自信不应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认识层面，而应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转化为有力行动,艰苦顽强，奋斗不懈,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目的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增强自信，实现自信与实践的相互促进。
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接力探索开辟出的一条正确道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成为坚持走这条道路的定力；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成为人们奋发进取的强大动力；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始终坚信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和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成为各民族众志成城的合力。“三个自信”体现了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始终坚定“三个自信”,对于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凝聚党心民心,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奋斗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方面是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新的实践,并推动道路、理论、制度在新的实践中实现新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系统工程，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建设上，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统一。我国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既需要对前进方向抱有坚定的信念,也必须始终保持开拓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状态。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为我们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是我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深厚底气。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三个自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套制度，可以说凝结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整个中国特色内涵比较完整的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答案不规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这三条一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这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什么？过去我们也是五花八门，现在明确了，这三个就是中国特色的最根本的特色，从内容来说。从表现形式来说，就是四个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对于过去邓小平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很辛苦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我们走了一些弯路。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的探索，新的理论体系，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回答。
“三个自信”就是建立在总结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充满了自信。
为什么充满道路自信呢？因为这条道路是我们90多年来，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整个历程以来所证明的，道路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原理基础上的。坚持这个原理，革命、建设、改革就能比较顺当，就能取得成就。违背这个原理，哪怕主观愿望上也要实现的，但实际上脱离了这个实际，没有结合好，无论是谁，包括毛主席也是这样，发生“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和灾难。
所以凡是违背这个原则的，不管是谁，革命也罢，建设也罢，改革也罢，都会遭受挫折的，所以这是历史经验所证明的一条真理。所以道路是建立在多少年的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充满道路自信。这是多少年证明的，不能违背的，违背就不行的，就要遭受挫折的，尽管主观愿望很好，但是也不行，必须要真正结合好，真正符合实际才行。
理论自信来源于什么呢？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说，不断总结经验，最早提出来的是邓小平理论，当时我们怎么样定义邓小平理论呢？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一个科学理论。不仅仅是中国实际，还有时代特征，这就是要发扬世界的，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与世俱进，这样眼界更广阔了。刚开始提出邓小平理论时，它的表述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十三大提出来的，十四大就是加强邓小平同志，就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到十五大就把它简化了，因为这个理论主要提出者就是邓小平，所以干脆叫邓小平理论。十四大说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十五大，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更不一样了，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而且还说了，在中国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只有这个理论，那就很高了。到十六大，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提出来，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和发展，一以贯之的。
以后又提出科学发展观，直到十七大，把改革开放所有的创新理论统统的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这是一个集装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统都包括进去，今后还要发展。按照十七大、十八大，时间无止境，理论也会发展，所以有新理论都可以包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到了十八大，就把新提升的科学发展观也算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那以邓小平理论为本原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被世人证明是唯一的理论体系，能够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所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都是有这样一个基础的。
制度自信，同样的，我们一直讲社会主义优越性，它要有一个具体载体，要有一个依托，依托什么？就是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载体，一个依托。所以我们现在要不断健全和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要不断建设它、完善它，所以它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要充满制度自信，它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上的，没有人民群众拥护，那是不可能自信的。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人民也拥护着它，因为它还在不断的完善，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能够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所以“三个自信”有它深厚的历史基础、有深厚的现实意义。“三个自信”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背景。“三个自信”的思想精神，弥足珍贵。
三、文明大国、应该自信
文明古国一般是指、、古代、这几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国家或地区，有时也包括。这些古文明的意义并不在时间的先后，而在于他们是现代不同文明的发源地，亦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点。学者认为文明古国都是建立在河川台地附近，原因是有固定的水源使农业和商业较容易发展，不过，历史学家认为，古文明之初，先发生于山岳，然后扩展到河域。文明古国的社会制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采用，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度，中国在以前采用和。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学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其一，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其二，文明冲突是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其四，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个只是传统的说法,事实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一般来说这个五千年是从大禹治水那时算起的.大禹治水的时间根据目前的考证应在公元前2200多年．也就是距今4200多时．不过五千年文明之说早已有之，以当时的学术水平自然不能考证得很清楚，因此只能大概地说五千年了为什么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至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的“陶文”，“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事实上，当前的中华文化，尽管影响力还是相当有限，我们不仅要迅速地传播自己的先进文化，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外，还要把自己文化中精髓用活：“示弱而不弱，示柔而存刚，示小而养其大”。和亨氏观点相反，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只要世界人民在心中坚定了和平理念，扬起和平风帆，就能够形成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散和平理念的种子，”多样性文明世界一定会实现。
大家正在学习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写的《中国震撼》这本书，写的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如何运用大国的韬略和智慧、如何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和丰富的传统、如何在前行的道路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何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以独特的观察力和理性的分析，丰富和诠释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大国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那何为“文明型国家”呢？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未像现在这样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时尚，既中国又世界，一个古老文明，又同时具备了现代化国家的品质，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西方的崛起充斥着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中国一直本着和平共处的态度在世界大家庭中生存着，但就是有好事者喜欢拨动这杆和平之秤，一度阻碍中国前进的脚步。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必须具有一定量的物资和一定程度的制度环境的准备，日本在1894年的入侵恰好打断了中国这一准备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和日本，现代化的起点是大致相同的，都是始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明治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的政策，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尽快完成工业化。日本抓住了欧美工业革命的契机，在短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1870年日本成立工部省，聘请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培养指导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级技术人才；同时大力引进欧美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国营的现代工业企业。明治政府进行币制改革，用硬币代替纸币，稳定了通货，为私人投资企业铺平了道路，之后日本出现企业创办的高潮。1885年以后，随着其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日本进入了现代工业化阶段。但是当时日本的国力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比。
日本的工业化真正完成还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发动战争直接为企业开拓市场，结果日本每一次的经济繁荣都与侵略战争紧密相联。一般认为日本工业化第一阶段为年，这个阶段主要发动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第二阶段为年，这个阶段主要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以及对整个亚洲的侵略战争；第三阶段为年，虽然这个时段日本没有发动战争，但是却成为了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重要原料供应基地；第四阶段为1977年至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全面衰退时期，只是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才开始有所起色。
尤其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1894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朝鲜和中国台湾市场，1905年的日俄战争又巩固了中国东北市场。甲午战争促进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钢铁、煤炭、造船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独占了朝鲜、中国台湾的市场，扩大了在中国的市场，并确保了重要工业原料的产地，获得的巨额赔款为金本位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897年日本开始实行金本位制。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间，日本工业发展迅速，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以军事生产为中心的电气、机械、煤钢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得到新的发展契机。钢铁业的发展是战争推动作用的典型反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禁止钢铁出口，并且还向日本大量订货从而刺激了日本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1918年生铁和钢产量分别达到58万吨和53万吨，1934年钢材产量已经达到317.2万吨，实现完全自给。
而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彻底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洋务运动宣告彻底破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北洋海陆军彻底覆灭。北洋海陆军是新军中的精华，是李鸿章数十年来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在“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的建军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是当时全中国第一支“劲旅”。就以北洋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而言，拥有较多的新式铁舰、快船和蚊船，军容之盛，远非南洋和福建海军所能比拟；就以直隶淮军为主力的陆军来讲，拥有精兵约
21000人，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装备上，都是为各省驻防兵、绿营兵甚至湘军所望尘莫及的。至1895年4月，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它的覆没，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其实中国也可以用残暴的武力面对外来入侵，但是她没有，她靠着自己坚韧顽强的毅力取得了最终的解放，靠着自己和平发展的理念书写了光荣的革命史。如果没有这股力量支撑着，那么中国的崛起也将会是一部不光彩的、血与火的历史。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创建“文明型国家”的必经之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文明历史传统。
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有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中国震撼》作者对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崛起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比如高铁的出现可谓是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的种种联系。高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已在中国逐步推广并且发展，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及热烈讨论。“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是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具体来说，就是先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组织自己十多万的科研人员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高铁技术，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率就相对变大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缺、人口多、发展不平衡，各种不良现象如城乡差距、腐败问题、房价问题等也一直存在，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那么想要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多做事都是不可想象的，想要保稳定、促发展也就无从说起了。十八大报告讲：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就是理念，中国的崛起确实引人注目，但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就没有如此强烈地被关注了。《中国震撼》梳理出了八大中国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们可以将这八大理念与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相对比，可以看出，两者都提到了“民生为大”，民生，顾名思义：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这又能联想到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主义国家，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是我们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首要任务。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主政治制度及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在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但也不能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全套照搬，正如《中国震撼》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实践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上才行，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这才是民主的实质，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优质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他的法治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力最大。他说过：因为人类有恶，所以民主也要限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就存在着一些基本缺陷：一是无法在政治、公民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二是存在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问题的法条主义；三是个人权利超越集体权利；四是人权体系中优先顺序的概念。西方这种“私权为上”的文明和东方“公权为上”包容文明能够结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之幸。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震撼了世界，要客观的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感受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发展的道路虽然还会有曲折坎坷、充满风险但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利用好自身优势前景依然一片光明。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中国终于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了，从长远角度看，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思想版图都有可能随着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模式将被全世界认可。
四、中华文明、贡献世界
最近，我找来民国学术文化名著阅读。发现一股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风气兴起。随着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进入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这种研究更是呈现一种迅猛的劲头。作为和平崛起和负责任一个大国，需要我们更多地研究世界文明发展的异同，以期对世界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故知新，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继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预言：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
直到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
西方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文革”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对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等国。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追求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灭亡。而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进了全世界各个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而自强。因此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
而在未来人类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汤因比也非常不看好西方的民主模式。池田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东方学者，坚信未来世界的统合的方式应该是根据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自愿的原则，因此世界民主是统一世界的关键。而汤因比作为文明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则以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眼光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落，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人类就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灭亡了。汤因比非常睿智地指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而走向衰亡。
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前进的障碍，以至于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再把西方的日渐势衰的多党竞争民主移植到“世界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来，那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利益发生分歧，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
泰国乱局是今年上半年最瞩目的国际事件之一。5月7日，随着泰国宪法法院一纸判决，美女总理英拉潸然泪下成为这场“司法政变”最让世人铭记的一刻。
5月22日，泰国军方宣布政变，民主又一次终结于枪炮与长剑。算起来，泰国是亚洲较早引入西式民主的国家，1932年泰国就实行君主立宪制。80多年来，泰国大大小小发生过近20次军事政变，西式民主在泰国走过了一个个轮回，于家、于国、于民都是一次次轮回殇痛。
的确，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的教训，人类无论如何也是在向进步文明的方向上发展，汤因比当然知道现在的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的空前灾难了。而西方文明在汤因比眼里看来是无法主导人类未来方向的文明，美国更是以罗马帝国“暴力征伐”的特征而演化成为一个军事主义的帝国，而这在汤因比——这个对人类古代的军事化文明多有研究的智者眼中，绝对是一个衰朽的文明的先兆。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世界的未来在中国。在和池田的对话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自我总结了八点原因：
第一、中国在漫长的21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第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第三、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第四、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第五、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第六、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第七、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超越能力那样（那时候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第八、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和和平建设领域。
中国应对人类文明尽更大责任。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汤因比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论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发掘，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中国在GDP总量上跃居世界第二。
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注定将照亮整个21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了，西方文明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引用了《老子》的观点。他的原文是：“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说：做事，要在尚未发生以前就着手；治理国政，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做准备。中国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主张在时间流中去探讨事物的衍生规律，获得处理问题的智慧。比如，中医讲究“治未病”，病要在未得时医治，等显现出来已经晚了一步。主张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主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处理问题，治国理政，要学会“下先手棋”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新情况，对于各种问题，要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
五、文明和谐、天下大同
《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意思就是说：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天下归一，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他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应该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孔子也是世界华人的精神寄托和灵魂家园。孔子是华人文化的同根同祖同源。“大同
”是“仁”的最终归途。天下，古时多指范围内的全部土地;也可用来指全世界。大同是中国古代思想，指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代表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基本特征即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这种状态称为“世界大同”，此种世界又称“大同世界”。现代又加入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尽管大同思想为中国思想，但西方的乌托邦，以及现代的共产主义、地球村这些思想也与大同在许多地方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写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书中讲述：“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马丁·雅克，学贯东西，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是LSE
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创办英国智库Demos，亦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家，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为BBC撰写稿件并主持过多次电视节目。马丁·雅克与人合编和合著了多部作品。
马丁.雅克先生在他的书里面所讲到的观点是否全部正确。在我看来，它的价值所在就是让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一个拥有古老的传统文化气息的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更且，它让我们的国人警觉：无论我们的国家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始终不能抛弃和忘记的就是我们的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文明大国。这是它所带给我的震撼，甚至它就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当头一棒
：“不忘本”。
纵观历史，虽然我们洋务运动了，虽然我们文化大革命了，但是我们依旧不忘"本"
这个“本”是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的，它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经过历史不断的打磨和检验的中国人最宝贵的，最根本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西学东渐”时，西方的文化思潮向中国袭来。然而，我们坚持自己的“本”，只是吸收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中具有活力元素，将此作为一种新的生命力注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进行融合。不能简单的把这一过程看成是我们的文化被西化的过程，我想，我们更应该把它看成一定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一种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国家所不能比拟和完全理解的。
每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她的灵魂，是历史沉淀的结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马丁。雅克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去看中国，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
以前也曾读过的一本辜鸿铭著，李晨曦译的书叫《中国人的精神》，书里也有讲道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有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中国人的精神所在，就是中国人的一种“良民原则'.”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国家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比作是邻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是西方人，他们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样从邻居那里得到好处或者是他们要随时保持警惕，来防范他们的邻居。而中国的邻里之间，是一种相互帮助的，友好和睦的关系。甚至有句中国的古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种“良民原则”，便是我们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这本书的作者也曾写道欧洲人用军队赶走了神父，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今后却要付出比供养神父还要大的财力和物力来供养军队。如果是中国人，他们就不会那样做了。因为他们本质就是友善的。如果西方的人能拥有中国人的这种“良民原则”，那么世界就安宁和幸福的多了。
所以，如若是中国的这种文明使得“西学东化”，那么类似伊朗战争赞比亚战争
也就根本不会发生了吧。与其说是，专家预测中国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统治世界，不如说是这是全世界的多数的人们所一直向往的那种和平世界吧。他们希望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可以并且也有能力去影响一些西方的有着偏执观点的人，能让这个世界多一点“人情味”。
因此，不管未来中国是否能统治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抛弃和遗忘的，因为她们是那么的重要，如同我们的魂一样。无论你是何种肤色，身在何地，相信你都对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人不会忘本，也不应该忘本。
我们泸溪县始建于隋末唐初，迄今已有1395年，有湘西最早建县的历史。这里得利于沅江，它东连吴越、西靠巴蜀、北通洞庭、南扼湘黔咽喉，素有“三楚雄关”之称，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座落在风光秀丽的沅江畔，被誉为“湘西沅水明珠”，我州东部沿江地区。三十多万勤劳勇敢的泸溪人们，从来不缺人才和智慧。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富民，环境创优，民生改善”战略，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很多指标、很多工作，都实现历史性大跨越。201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7.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6.48亿元，第二产业26.14亿元，第三产业14.8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6.5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17.76亿元；农业总产值11亿元；实现财政收入3.34亿元，同比增长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44元，同比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07元，同比增长12%；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6.3亿元，同比增长18.9%。先后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全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县”、“全省优化经济环境先进县”“全国农村教育先进性”等光荣称号。相信我们各级党员干部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之后，能够奋发有为，更加求真务实，更加苦干巧干，更加科学发展，更加加快发展，谱写好中国梦的泸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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