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bito, ergo cogito, ergo sum如何发音
添加日期: 31/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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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ito, ergo cogito, ergo sum”的发音
(男，来自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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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go cogito，ergo sum”的两点看法
　一　　“Ego cogito，ergo sum”首次以“哲学的第一原理”的名义出现，是在1637年的《方法谈》中。在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怀疑之后，笛卡尔写道:“我曾想要认为一切都是假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曾在想的我，必然应当是某个东西”(Descartes，1996，Ⅵ，p.32)，由此，他认为找到了一条不可怀疑的真理———“我思，我是”。然而，这个命题本身并没有真正进入怀疑程序中经受检验，而是作为一个断言出现的。这是因为，《方法谈》时期的怀疑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怀疑”，它只是停留在对自我内部的观念的悬置，却没有能力对“自我”本身进行检视。写于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把怀疑方法充分地展开和深化了。在第一个沉思中，作者发展出两种怀疑:认识论的怀疑和假设的怀疑(cf.Flage and Bonnen，pp.114－128)。前者沿袭了《方法谈》中的怀疑方法，渐次破除了感官认识的确定性，得到一个无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平台。后者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怀疑方法，它通过设想一种自我之外的强力作为我们观念的来源，得以质疑观念本身的实在性，从而把追问延伸到“存在”自身。在这种普遍怀疑的基础上，笛卡尔在第二个沉思的开始，希望为确定的认识找到一个牢靠的“阿基米德点”:“如果我有幸找到仅仅一个确定的和不可怀疑的事物，那么我就有权抱有崇高的期望了”。(Descartes，1996，Ⅸ，p.19)正是在这里，“Ego cogito，ergo sum”的内部结构第一次得到展示。　　在紧接着的段落中，他写道:“(1)但是，我怎么知道就没有什么我们丝毫不能怀疑的别的东西，不同于我刚才判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呢?(2)难道就没有某位上帝或者某种别的力量，把这些想法放在我的心灵中吗?(3)并非必然如此;因为，也许我自己就有能力产生出这些想法。(4)那么至少我，难道我就不是某个东西吗?……(5)如果我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曾想到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曾是。(6)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①，总是用尽一切诡计来欺骗我。(7)好吧，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某个东西，他就绝不会把我变成什么都不是。(8)所以，在很好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仔细地检查了一切事物之后，最后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并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我是，我存在(Ego sum，ego existo)这个命题，每当我说出它或者在心中想到它的时候，它必然是真的。”(ibid，p.19。　　引文中的序号为引者所加)这个论证有些奇怪: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体的我”始终是一个前设而没有被怀疑;另一方面，(6)和(7)似乎已经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对它进行了检验。那么，让我们再观察一下作为实质性论证的(6)和(7):一个骗人的恶魔在欺骗我，这应当是在普遍怀疑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怀疑中，我设想一个恶魔在欺骗我;既然这种设想可以完成，那么我就确实是某个东西。于是，按怀疑程序的要求，这个证明应当是:那个在设想(怀疑)的主体和在设想中被欺骗的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只要主体能够设想作为被欺骗的对象的自身之存在，则那个在设想(怀疑)的主体也存在。按照一种现象学的理解，笛卡尔似乎进行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偷换概念，即通过把尚在进行中的怀疑动作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使得作为怀疑主体的“我”和被怀疑的“我”处于同一层面上，于是，这两个“我”自然而然地等同了。这就是说，“我”的同一性被当作一种无可怀疑的基础性真理。　　但是，如果依照此类解读，这一过程恰恰避过了怀疑程序:它并没有像怀疑程序要求的那样，把“我”作为一个未知之物放到怀疑中经受理智的必然性之检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预设接受下来。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怀疑程序具有这样的结构:主体我(Ⅰ)———设想———恶魔欺骗———对象我(Ⅱ)。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双层结构①:第一个层次是怀疑(设想)本身，第二个层次是它在自身内部构造出来的一个否定性过程，即一个恶魔在欺骗。由于“我”与怀疑的必然联结还没有被证明，所以，我们可以暂且把形如“主体我(Ⅰ)———设想———恶魔欺骗———对象我(Ⅱ)”的这个怀疑过程看作一个条件句，即“如果给怀疑(设想———恶魔欺骗)设定一个主体‘我’并把它放到怀疑对象的位置上，那么……”。于是，怀疑程序可以表示如下:经过这样的图式，怀疑程序的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不难发现，它具有类似于塔斯基的“元语言—对象语言”的形式。其中，“我———设想”相当于一个元语言M，“(在设想中)恶魔———欺骗———我”相当于对象语言O在M中的一个翻译。笛卡尔的机巧在于，他把“怀疑”这个动作展开为“设想———恶魔欺骗”，于是，此程序就具有了两个不同的语义学层次。这样，对象语言O中的“我”的存在性就不能够在自身的层面被保证，而是依赖于在它之上的元语言。通过这种操作，“我”的存在性第一次被放置到一个检验程序中去。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思的我”和“被思的我”被两个语义学层次区分开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被看作是自然地同一的;另一方面，通过在O中引入一个超越于“我”的外部强力———恶魔，“我”的存在性再不能够看作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此，怀疑的效力就从主体的具体内容延伸到了主体自身，从而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怀疑”。②借助这种双层结构，笛卡尔有效地完成了一个问题转换:“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被转化为M中作为怀疑主体的“我”与O中作为恶魔的欺骗对象的“我”是否同一这个问题。普遍怀疑的双层结构，同时也是对精神的反思结构的一种呈现。在笛卡尔看来，“我”之所以具有确定无疑的存在性，就在于“我”总是能够在反思中确认自身的同一性。这种经由反思而确认的自我之所以不同于直接呈现的自我，是由于反思具有一种时间性的向度。正如上文分析的，“怀疑”被展开为两个动作，它们的语义学层次是不相同的，这就产生出某种内部的结构。于是，从“反思”内部结构的这种层次性，必然推出它的历时性。在其中，思的动作不再被看作是一步完成的，而被看作是必须经历一个时间性的延续过程。　　“思”与“反思”是逻辑上可区分的:思是一个瞬间的、开放性的动作，反思则意味着这个动作的完成。当然，二者在现实中无法彼此分离开来。因为，思只有同时达到了对自身的反思才能被意识到，因而被看作是完成了的，笛卡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声称思想和对思想的反思是同时发生的。(Descartes，1975，p.13)如此看来，第二个沉思中的普遍怀疑，既不同于《方法谈》时期的怀疑，也不同于第一个沉思中的“认识论的怀疑”。后两者都因为没有揭示出反思的内部结构，因而无法实现对“自我”本身的检验。这个结构的发现，也正是本文的解释不同于一些通行解释的关键所在。奥古斯丁曾给出了一个论证:“怀疑，所以怀疑是不能被怀疑的”;笛卡尔在一些通信中表明他知道此学说(cf.Descartes，1970，p.83，148)。有些论者据此认为，笛卡尔的“Ego cogito，ergo sum”完全沿袭了奥古斯丁的学说。这种学说既没有把主体“我”和怀疑动作区分开来，也没有揭示出怀疑过程的内在结构。事实上，它根本没有把自己纳入到怀疑程序中去，而仅仅是同一律的一种表达形式:P，所以不是－P，即“P→P”。根据同样的理由，辛迪伽(J.Hintikka)用“述行性”(performative)来描述cogito，并由此认为它是单一层次的、非反思的。(Hintikka，1962)　　笔者认为他的这种解释也是值得商榷的。双层结构的揭示对于笛卡尔确立其“第一原理”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借助于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塔斯基理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悖论，例如“说谎者悖论”———我说的这句话是假话。悖论的产生，根据钱捷先生的总结，是由于我们把语义谓词“假”用于一类自指示的句子:在使用“假”时，句子有一种与外部的某种东西相符合的自发要求，但是自指示却阻止它跳出同一句法层面，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参见钱捷，第65页)塔斯基的解决方案就是通过区分不同的语义学层次，禁止了跨层次的自指示。就“说谎者悖论”而言，这可以理解为将“我说的这句话”区分为“我正在说的这句话”和“我说完的这句话”，从而禁止了它们原先在句法上的同一性。一旦自指示之环被斩断，悖论也就无法产生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停留在语义开放所带来的无穷倒退中，这也是难以接受的。普遍怀疑的双层结构与塔斯基理论具有相似之处，它通过把“怀疑”展开为“设想———恶魔欺骗”，把“在思的我”和“被骗的我”分配到两个不同的语义学层面中去，使得被句法层面掩盖着的语义区分显示出来。借此，怀疑的效力第一次得以延伸到主体的存在性领域。而更为重要的是，与塔斯基理论不同，被分配到不同语言层面的“我”并没有因此陷入无穷倒退，而是显示出一种跨越不同语义层次的自指示性，从而跳出了悖论和无穷倒退的两难选择，对此下文将会说明。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塔斯基拒绝预设任何超出句法学构造的力量，而笛卡尔“我(思)”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揭示了这种力量，它就是验前(a priori)直观。　　二　　如前文所述，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双层结构，把“‘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转化为“两个层次中的‘我’是否同一”这个问题。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同一性是如何得到说明的。不难发现，普遍怀疑程序的可完成性，恰恰构成了自我同一性之明示。因为，如果同一性不是“我”的验前特征，就无法保证M中的“我”可以代入到O中，这样，怀疑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对“我”的同一性的取消会直接导致整个怀疑程序的瓦解。　　因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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