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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世纪谈——余光中
主持梅冬：
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下午好。两个月前也是这样一个周末的午后，也是在这千年庭院内，湖湘学人、学子济济一堂与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共行了一次文化之旅，也走出了我们千年论坛传承不息的第一步。今天，我们又一次相聚，在这多彩纷繁的世纪末再度接受一次文化的碰撞与交流。首先，有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那一枚小小的邮票载来的乡愁令海这边的人们记住了余光中先生的名字。如今，这位左手写字，右手为文，手握“五彩笔”的大师之名已同他的诗、文一并响彻大江南北。莘莘学子把他的
诗歌视为珍藏，让我们听听青春的声音是如何吟唱古老的乡愁吧。
（学生朗诵《乡愁四韵》、《等你，在雨中》、《当我死时》、《风铃》）
今天，我们把先生请到了湖南，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来湘，但先生与湖南早已有解不开的渊源，他的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传递着对湖湘文化的深厚情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跨越海峡，追溯着蓝墨水的上游而来的诗人——余光中先生为我们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湖南的爱好文学的朋友们：今天我非常高兴，非常感动，能应邀来湖南访问十天，而且今天特别能来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来跟大家见面，不过今天这个场面，一方面电视转播，一方面放眼一看，好多朋友坐在风中雨中，风也听见，雨也听见。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朋友冒着风雨，来岳麓书院参加这个场合，所以我要求我的朋友呆会要为听众拍张照，我可以留作纪念，因为我看下来，好象我面对一个花园，都是青色蓝色的花朵，我这一生演讲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场面，可以说将来一定最值得记忆，然后我回到台湾也最值得向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来形容的经验。今天上午好象要放晴的样子，后来又下雨了。后来朱院长告诉我说，上次余秋雨先生来演讲的时候也是下雨，可是余秋雨先生去台湾演讲，也到过我教书的中山大学演讲，那天确实很天晴，非常晴朗。所以两位余先生来演讲，都在风雨之中。不过我觉得有点冤枉，余秋雨先生自己就叫做“秋雨”，他碰到雨是应该的，我的名字叫“光中”，我没有看到阳光，只看到镁光。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艺术经验的转化”，也有人说，你这个题目我不太懂，所谓“艺术经验”包括写出作品来，包括文学，也包括绘画或者音乐。文学当然也是一种艺术，这些经验可以互相转化，也就是说文学、艺术、音乐甚至雕塑还有建筑，这些美的艺术都可以互通，也就是说诗人写了一首诗，那么画家把它画成一幅画，或者小说家有一本作品，被拍摄成电影，这些艺术的转化在文艺中是广阔的天地，使我想起在文学的主张这方面，从十九世纪以来呢，有所谓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一种康庄大道，我们凭对生活实际的体验来写作品是一种现实。不过，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广阔，而且因为媒体的关系要变成地球村。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凡事不要亲身去体念才能来写作，很多种题材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等各种各样的媒体都可以来提供我们新的写作题材，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么一切艺术创作，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在我们的新闻活动当中，大概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知识，你当然要懂得一些东西。第二是经验，你必需去体会人生，经过这件事情，可是有件很重要的一个要素那就是第三点——想像、想像力，知识、经验再加上想像的组合才能产生一件文学的作品。我们现在在岳麓山下，比如说有一篇散文要描写登山，山有多高，地质怎么样，生态植被有什么特色，山林从何而来，历史有什么传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知识的范围，知性的范围。我们最好能够把握，当然这些知识不是样样都用得着，可是知道了最好，不知道往往会出错。可是呢，当然最重要的是登山，登上山去去体会那种峰回路转，去观赏这种古木含泉。那么这当然是最重要的经验，没有这种经验什么都是空的，可是仅仅有经验，当时没有好好的观察，没有深切的体会，事后也没有去回味去咀嚼，恐怕还是不够的，其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啊，很可能是一篇报道，或者是地方志，或者是新闻稿，或者是调查报告，变成报告文学的便利，可是你总要写得生动有感情那可能还需要第三样东西，就是想像了，想像当然不是胡思乱想，这要凭着物理、世态、人情来对现实有所取舍，有所强调。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常时的范围来把自然加以重叙，作更自由巧妙的安排，所以有一位法国作家说过艺术是什么呢？艺术是造化加塑、神灵、放还。大自然你把它加塑了变成艺术，神灵的作为你把它放慢了，好像慢动作的电影来看成为艺术，艺术是间于自然与神之间的东西，所心想像呢是一种艺术的特权真情的捷径，所以我们写诗写散文，我们用一些比喻，有的是明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换喻，还有夸张，拟人，象征，这一切东西都可以说是一种创造的想像，那么这些东西这些比喻是一种同情的模仿，这种模仿不过是同情的，像柳宗元写《永州八记》，其中有这么一句，这还是散文的范围，第二句就有比喻了……，他说这个怪石头互相重叠，好像牛马一路下山来溪边喝水一样，有的呢是很尖锐的，突然角叠堆叠上山去的，就好像熊皮野畜去登山一样，那么第二句他这个比喻呢，就是除了登山的经验、登山的写实之外又有想像，把山石想像为牛马，想像为熊皮，那么这个就是艺术一个手脘，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山中传奇”，是在香港教书的时候，我的宿舍在山上，山下是海，在山与海之间有一行很美的松树，那么每天落日从西边下山，就落到松林背后去了，那我就说，落日说黑盘盘的松树林背后，那一节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绛紫，有效期间是黄昏，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落日下山了，它走了，但是它留下一样东西，就是晚霞，晚霞是长长的，好像落日签的名，那么这是大自然的景色，可是人间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支票上签名，我们签了一个名，那么签了名的支票必须在一年之内兑现，有效期间是有限，落日签的名很美，是晚霞——一节断霞但是它的有效期间是黄昏，当黑夜来到了，签名就不见了，所以用人事来解释大自然，这是一种同情的模仿，一种创造的想像，所以浪漫诗人雪莱，在他一篇论文——《诗辨》里面，曾经说过，他说想像所行者乃综合之道，想像的运作、运行要靠综合，怎么说呢？理性中万物之异，想像中万物之同。我们的理性把万事万物分门别类，而想像则强调万物之同，两个东西只要有其中一点能够相同，就能打比喻，我们的想像就能够飞越。李白的诗句，说“月下开天镜，云深折海楼。”月亮好像天上开的一面镜子，云从海上，从水平线上升起来，好像海上盖了一层楼。“月下开天镜，云深折海楼。”这就是把月跟镜子，云跟楼相同的点结合起来。所以想像强调万物之同，而这个同呢，不一定是月亮跟镜子，是一件任何东西，只要找到一点相通就可以做一次比喻。林玉棠有一次演讲，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放心，我今天的演讲也不会太长。（掌声）他说，演讲是越短越好，就像女人的迷你裙一样，你想演讲与迷你裙有什么关系，天南地北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一刹那的想像之间，只要一个短的观念，演讲要求其短，迷你裙也要求其短，所以演讲像迷你裙，这就是一种想像的创造。所以，我刚才讲登山的一篇文章，除了要对这座山有所了解（历史、地理的背景之外），当然要登山，可是这两者还不够，知识加上经验还是不够，要加上想像。所以我们在古典文学中才有李白所说的“相看两不厌，只有近临山。”他把近临山人格化了，近临山看看李白，愈看愈顺眼，所以辛疾也会说：“我借青山多媚,”这个都是一种同情的想像，那么我刚才讲，从十九世纪以来，文学的大道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当然是而语，是非常重要的创造观念。可是呢，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写实，的不能够亲身体念的，像我们古典诗里面的“闺院史”，西方的情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情诗往往描写一个女子的闺院（在古典诗里面），可是写的人却是男子，像李白等人。那么男子凭什么来写闺院呢？那是他有同情的想像。比如说张爱玲写小说，她会写男性，白先勇写小说，他会写到女性。他们又不能变成异性，他们是凭着对异性的观察来加以了解与同情，那么就可以越过写实的门坎，进入想像的艺术世界。那么像苏东坡的十七绝：“竹外桃花三二支，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花满地，正是河。”就有人挑它的毛病说，苏东坡对鹅有偏见，为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而鹅就不能够先知呢？他没有想到苏东坡这首诗依画而作的，那幅画里面只有鸭。可能苏东坡心中有这么一首诗，可是要看到这幅现才能够触发灵感，写出这么一首诗出来。画面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经验之相通，画家的经验可以与诗人的想像相通。所以我们看很多名画上面有人题诗，不一定是画家本人，因为有诗人看了画，而依画题的。那么这两种艺术经验就相得益障，可以互相映衬。我再有一个西洋的艺术来作一个例子，西洋的绘画比起我们中国的来，大致上是比较写实的。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的印象主义出现之前，印象主义就是超过现实的，捕捉光对世界的作用，尤其莫奈的画，梵高就更不一样，那么在十九世纪以前，西洋画大都是写实的，贵族他没有照相和他的家人要留传他的面容，体态，所以找宫庭画师来画，是属写实的。至于民间的画家，要画乡野节庆市井小民的生活，这也是比较写实的。可是西洋的绘画里面有很多不可能写实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历史的场面，包括宗教、传说，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实际去体验的，然后来作画的。就拿文艺复兴三大师之一的达·芬奇，他的画我想大家都看过，至少看过一些复制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大概就是“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所画的是一名民间的女子，是一个负伤的妻子。世界上真有一位这样的女子坐在他的面前给他画，那是相当写实的，但是完不完全写实，我们都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微笑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他有一幅画就大得多了，叫作“最后的晚餐”，我们大家都看过。“最后的晚餐”耶稣是跟他的十二个门徒，是在他被捕之前的一个晚餐，没有画家可以亲临其境，所以不可能写实。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什么呢？那是根据《圣经》新页马可婚姻的十四章十三节以后的几节，那是在*节的餐桌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将要把我出卖，那么这十二个门徒你看我我看你，不可能吧？非常惊讶，所以门徒就问耶稣说：“你是讲我吗？”耶稣也不说明，耶稣说：“你们十二个人中间，跟我同蘸一个酱油碟的，同蘸一碟佐料的那一个人，所以在这个西洋画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很多画家都画过，你要找十二个，门徒里面哪一个出卖了耶稣呢？你只要看你找的一个人他腰间有一个钱袋，这个钱袋是鼓鼓的，他刚刚拿了30块钱，每次都可以找到这个门徒。那么，达芬奇的画上，很大一幅横的画，挂在教堂的餐厅里面，这幅画上耶稣坐在中间，他的十二个门徒，六个坐在左边，六个坐在右边，左边的六个分成两个小组，三个人在一起，面面相觑，画为惊叹。所以耶稣在中间，他左右各有四个三人小组的画面，神情是非常惊讶的，耶稣有一点哀伤。可是这幅画，师徒十三人是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前面，这就奇怪，为什么师徒吃饭要朝同一个方向呢？当然中国没有问题了，圆桌子当然是360度，可是耶稣跟十二个门徒都是对着观众，在这画面上，同时他们都是坐在椅子上，椅子还蛮高的，根据当时的情形呢，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应该像罗马人一样席地而坐，同时师徒应该是面面向对，所以这个不可能很写实，因此，很多画家都不同意达芬奇的这种安排，你找这样子的《最后的晚餐》的画可以找到几十幅，我就看到好几幅，其中有一幅是后来的一个画家作的,他比达芬奇早40年画这一个题材，那就不一样了，他画的是一张方桌子，不是长桌子，耶稣坐在这，他左右各有两个门徒。然后打横的两边各有三个门徒，这样子就一共是十个了。然后背对着观众，面对着耶稣的有两个门徒。所以十三个人是坐在一张方桌子的四面，因此当日这个晚餐倒底是怎么坐？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宗教的场面，一半是要靠想像，就算《圣经》提供若干线索，也不可能写实的，那么宗教是如此，传说、历史也是如此。《鸿门宴》倒底是怎么坐的，司马迁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用同一个题材来写作来绘画有不同的后果。这就说明艺术家的想像力是很重要的，因人而异。我们看西方的绘画，最喜欢画圣母玛丽亚抱着圣婴。圣母可胖可瘦，也不可能写实。大致说来，也很滑稽的。画家的模特儿长得胖呢，他画出来的圣母也比较胖，模特儿瘦瘦的，他画出来的也就瘦瘦的。像拉斐尔画的圣母就是胖的，像西班牙的一位大画家画的就是瘦的。这不可能来写实。西洋画里还有一个很多画家要画的题材，叫做圣乔治屠龙，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天使，天使里面有几个很有武功，其中有两大天使武功很好，一个是圣迈克，一个是圣乔治。这个圣乔治据说有一次看到一位少女，被一条恶龙说困，受到一条龙的性骚扰，所以这个圣乔治就策马拿长矛去都、斗这条龙，这个场面很多画家都画过。拉斐尔就豪华过，这样一个场面。在画的背景，是一个很纯洁的少女，在那里祷告，希望圣乔治能够为他屠龙，圣乔治在画面上穿着白袍，青甲，容貌较好，他骑的马也是白马，白的象征纯洁，圣乔治一从左到右至下的姿势来刺地上的一条恶龙，这条龙并不怎么吓人，不很长也不怎么邪恶，马也好象置身局外，也不看龙，倒回过头来看主人，有愧职守，那条龙也不是很怕人，总之，画面好象并不是一场恶战，而背景风光明媚，好象是一个郊游野餐的好日子，不像是武士在屠龙的沙场滚滚的场面。这是十六世纪的画，到了十九世纪浪漫派的画里面，法国一个画家，你去法国旅行，一百法郎的钞票上面就是这位画家的像。他的一幅画《自由女神率巴黎市民起来革命》自由女神率兵而战。这位画家也画了《圣乔治屠龙》，实在两座山壁，在峡谷之中，那匹马是红棕烈马，哪个武士头戴红巾，红巾飘然，那龙是非常庞大，很邪恶，那个少女是非常的紧张，举手好象很绝望的样子，整个画面非常激动。浪漫的激动跟古典的宁静形成一个对照，同样一个话题，所以很多题材是不可能用斜视写实的手法来处理的。我们平常创作，如果实际的工作经验，把他写到作品里面来，那当然是最有把握。可是我们为了要扩大我们的想象的天地，往往到别的艺术家、别的艺术形式里面去寻求灵感、寻求启示，转化为我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要回顾一下我自己在写作那么多年，在这方面的经验。首先我讲到历史，历史是不可能有经验的，可是当然可以靠资料、靠知识来加以认识，靠想象来加以重现，甚至于加以新的诠释。这个在中国古典诗人讲来呢，就一个很大的题材，来描写历史。我写过一首诗，叫《刺秦王》就是荆柯刺秦王的一个场面，主要是根据《史记》。不过我写的呢，是荆柯刺秦王不成，
荆柯刺秦皇已经受伤流血靠在秦庭的柱子上，快要死了。他心中的感慨，当时，他当然想不到日后有张良有楚汉来反秦。我也写过飞将军写李广，那也是从吏记得来的一些灵感。我也说世间的梅花岭是用全祖望的梅花岭记来作，来取材。还有什么昭君啊，秦踊啦，黄河啊等等。都是从中国的历史，或地理里面来写成的，我在写黄河那首诗的时候，从来没有去过黄河，我到现在也没有见过黄河。而古典文学也是一大来源，如果能够活用，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过要活用，就是要能化古为今，否则，古典的遗产变就成了一把古钞，没有用，你要化古为今，古典遗产才能变成现款。我写过很多诗，写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也写过一首蛮长的诗，来体会老杜晚年在湖南的心境。为了这样我读过他很多晚年的作品，在里面寻求一些启示。屈原我也写过四、五首诗，我很高兴，后天我可能去汩罗江，去向屈原凭吊。那么我的以古典为背景的诗中有一首叫，《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这个就是要古今合在一起来写。那么这首诗我不会朗诵，我稍微讲一讲其中的道理。一开头我是在台北跟李白喝了酒，坐车南下到高雄去，在南部的都市。那么李白在开车，我坐在他的边座，我就劝李白，刚才你喝的酒太多了，刚才喝的威士忌很强的，不象你们山东鲁酒比较淡，是那么热情，胡姬一遍又一遍向你杯中斟酒，你不应该喝那么多，你要知道肝硬化已经升高为第几名杀手了。最近就有一位武侠小说的高手，因肝硬化而去世，那时刚刚古龙去世，我说你不要开得这么快，你如果要写游仙诗，你也犯不着把这个车开得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建议你去看一张史匹堡的科幻片，就等于游仙诗的经验一样了。正说着后面警笛的声音响了，我说糟了，你超速，规定是九十里的，你怎么开到一百四十里了，你驾照有没有，你又欠了酒债，你的驾照已经被酒店扣留，而且你的靠山贺之章又出国了，没有人来保你，至于那些议员又被你得罪光了，高力士又找机会要报复，你现在醉酒驾车，我看你怎么办？赶快跟我换个座位，否则呢你要罚六千块新台币，你的诗集都被人盗印了，看你怎么办。至于你现在还钱呢不必了，你现在也没有钱还我，等到你的《蜀道难》这些诗集打官司把钱追回来之后再还给我好了，所以我说你应该开车要小心。因为高速公路的交通意外比安史之乱的伤亡还要多了，最后我谈一口气说：“哎！我应该坐王维的车啊回高雄”因为王维的诗很慢，他开车大概也是慢慢的。可惜王维一大早就去开会了，开什么会呢？*望窗*污染座谈会。这个就是说把古诗新写，把现代人的经验加以诠释。而传说也可以提供题材，例如：夸父、羿射九日、*宫吴*渡河这些传说提供给我很多很多题材。绘画也是一大来源，我一些朋友是画家，他们的画也给我很多其实。有一位女画家，也是诗人——席慕容，好象在座也有她的读者，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画家，她画荷花非常好，也启发了我。新闻报道，我们看报纸的头条，报纸的消息，这一类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很多诗。有一年，纽约大停电，就发生抢劫，然后有人在时代广场就分发白色的蜡烛给大家用。我把纽约大停电之夜想象成罗马之衰亡，日尔曼蛮族的侵略，甚至于象奥黛丽赫本六十年代有名的明星，也就是《罗马假日》的女主角，她去世的消息也激发我写了诗。因为她前半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玉女，好来坞之宠儿，后半生，中年以后，她就献身于人道主义，经常到非洲去，去援救那些难童、病童。更不用说电视在我们日常生活占据重要地位，对于我们的视觉经验是一大冲击。常常说到的奥运会，尤其是冬令奥运会，尤其是冰上的舞蹈，所谓figsgating是最能够启发我。我为了看这个冬令奥运会，写了好几首诗。当然还有摄影，我有摄影的朋友，同时，有两年我的妻子也热衷于摄影。于是有一个妇女杂志就要登她的摄影作品，不过有个条件，要我写首诗，有诗为赠。所以为了妻子摄影我也写了12首诗，登了12个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尤其现代生活里面，可以提供我们写作题材，启发我们写作灵感的各种方式。我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写实主义是非常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不过，凡事要靠经验，实际的经验才能写作呢，那么，我们的想象力，而且同情的想象力，就相对的变得微弱，如何发挥我们同情的想象，来补现实经验之不足，也许是现代作家一个重要的一个新的途径。那我的演讲，就讲到此为止。并不是因为他递条子给我。接下来，是这样子的，李元洛先生是湖南也是全国很有名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我多年的一位朋友。他非但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记忆力特别强，他把我的很多诗都背得了，他待会要上来背我的作品，我都背不得，那么现在要请李元洛先生。
余光中先生在1972年正当他42岁的盛年，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散文，叫《山盟》也就是我们一句成语“山盟海誓”的前面两个字。刚刚余光中先生讲到，写作不仅要靠知识，实际的体验，同时也要靠飞扬的想像。那么他登的山是阿里山，阿里山是3700多公尺，阿里山的后面是玉山，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3900多公尺。玉山后面是太平洋，太平洋的日出是从玉山上面升出来的。无论是阿里山还是玉山，它们已是亿万思年了。而余光中先生当时还只有42岁，但是他却说在亿万思年以前，那座山就在等着他，我现在就背诵《山盟》的他写在阿里山看玉山背后的日出的第一段。
&&& 山 在那上面等他。 从一切历书以前。 峻峻然 巍巍然。 从五行和八卦以前。
就在那上面等他了。 树 在那上面等他。 从汉时云秦时月。 从战国的鼓声以前。 就在那上面等他了。 那松树林 虬虬蟠蟠 那原始林 太阳
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洪荒荒 新铸的古铜锣 当地一声轰响 天下就亮了。
第二首《珍珠项链》余光中先生的左侧，坐了他半生相依为命的夫人，范我存女士。范我存女士是余光中先生众多的漂亮的表妹当中的一个，余光中先生在1956年，写了一张窄窄的船票，渡过爱河，将这一位表妹当作了他的新娘。
1986年，他们结婚30周年，按照西方的习俗，是珍珠婚，那余光中先生当时回到香港，在珠宝店买了一条18寸长的珍珠项链向他的夫人讨好，那么这就是物质文明，然后他还有精神文明，写了一首20行的有名的诗叫做《珍珠项链》写他们30年的相亲相爱的岁月。现在我把这首诗背诵一下。
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我以为这半辈子多的日子再也拾不拢来了，却被一个珠宝店的女孩子用一只蓝瓷的盘子，带笑地托来我面前，问道，18寸长的这一条合不合意，就这30年的岁月成串了，一年还不到一寸，好贵的时光啊！每一粒都含这个和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我和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阴天的雨珠，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串成这有始有终的一条项链，依依地靠在你的心口，全凭着贯穿日月，18寸长的一线姻缘。
接下来是现场提问:
余先生您好！在您的散文和诗作中常常提及湘楚，您的那一句“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激动过无数的湖湘人，这次您好象是第一次来湖南，我想请问您，当您置身湖湘之地，而且现在又是站在湘楚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给我们大家讲学，此时的感受与您从前神游湖南的种种揣想有什么不同吗？
谢谢！谢谢你的问题，我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湖南，可以因为中国文化，因为古典文学的关系，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从最古代的《离骚》到现代的小说，例如沈从文的《边城》，湖南都给人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形象，所以这次我能够来到湖南，虽然开始是下雨，我希望以后会有晴天，那么我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能够到岳阳啦、常德啦，甚至张家界的山上去领略湖南各种美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非常领会到湖南朋友的热情，以及湖南听众的热情，风雨都无阻，而且打着伞的各位朋友，另我非常之感动，尤其今天是在岳麓书院，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悠然怀古，肃然起敬地书院。想到当年朱熹父子在此讲学，我觉得我也能站在这里，是非常荣幸的，不过呢，朱熹是福建人，我也是福建人，所以并不是第一次福建人从台湾渡海来到岳麓书院，同时呢，朱熹夫子，他说，“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中华文化，也就是每一个作家的同情和想象力，不过今天的活水似乎多了一点，而且从天上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刚才开始的时候，湖南大学的同学们精彩的朗诵，以及刚才李元洛先生精彩的背诵！
余教授您好，我叫潘峰，我在毛泽东文学院工作，见到您我非常的高兴，我是80年代中期就读您的散文和您的诗歌，是您的散文和诗歌曾经给我很多的启迪，那么在这里我想借伯尔哥斯先生的一句诗，套用他一句诗来赞美您，他曾经写过，“我骄傲地爱上了一个白人姑娘，那是因为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现在我套用的是这样的：“我骄傲的爱上了余光中先生，那是因为他拥有中国人绝顶的聪明！”这是第一，第二，又是因为您的学术报告引发我是思考，因为我写诗也是多年，您满头的白发，如果说是引发人们纯洁的向往，那么您深色的西装，就是引发我对人类命运的深层的思考，我想给您提的问题是：您的诗文和散文里面所涉及到的自身的命运，您是怎么通过自身的命运来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谢谢余先生！
谢谢！你刚才已经等于写了一首优美的小诗，你的赞美我觉得不敢当，我想我的聪明像中国所有作家聪明一样，都是从汨罗江开始的。《诗经》当然是一个源头，源头活水，不过那是集体的，而因为个人诗人像屈原这么伟大的诗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出现，那就是在汨罗江，所以我认为汨罗江是一切作家蓝墨水，无论你用什么样，现在用电脑用网络，总之汨罗江是一个上游，是一个来源
，至于你后来那个问题，很庞大，也非常复杂，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我想每一个作家，他都要放眼全人类，认同整个民族，不过，他的作品必须还是从个人的经验出发，那么我的命运也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不过，海峡两岸，曾经有50年的隔离，那么希望将来，总之能够再度的结合，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忘掉了、而抛弃了5000年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裂和隔离，有长与50年者，所以，只要能够坚定民族的信心，拥抱中华文化，那么一定可以度过难关，所以我的命运只是千万亿万中国人命运的一个例子而已。所以我历年来写那么多诗跟散文，像刚才湖南大学同学朗诵的乡悉四韵或者民歌或者乡愁，这些都是我在诗里面为我自己喊魂，把我的魂魄喊回来，把我的汉魂唐魄喊回来，否则，在这个西潮，在世界的整个乱局之中，会丧失我的自我，那么讲中华文化是比较空泛一点，作为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了，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很重大的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太生硬或者太繁琐的一种语文。有记者一次问德国的作家，汤姆士·迈，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美国去，记者问他，你离开祖国有什么感想，他说凡我在处就是德国，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抱负。凡一个作家到什么地方，他能把握自己的语文，能够拥抱自己的文化，这个地方就是中国了。所以，我的信心就在我的语文之中，我在诗中怀乡，我在诗中唤醒古典的背景，我在诗中向李白说话，向苏东坡述说我的心情，这都是一种怀念乡的表现。
余光中先生说:
有位朋友问记得你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对五四文化的评价有扬有弃，他问我，台湾、大陆对五四文化的传承有何异同，让我展望一下世纪之交的发展等，这是非常大的题目，世界上任何题目都是内行觉得太大，外行觉得太小，我年轻时写过一篇文章，叫《降五四的半旗》，那差不多是四十年写的，那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年轻气盛，那篇文章里说，五四时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还不够彻底，吸收西方新文艺的风格还不够道地，那时我是一个参加甚至于推行中国文艺现代化的一员猛将，勇往直前，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变了，年龄也增长了，对于五四的评价也改变了，我后来非但不觉得五四不够彻底西化为憾事，反而觉得五四的现代化提倡的几样东西，德先生、赛先生、白话文，白话文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赛先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科技的发展拿来就可以了，可以迎头号赶上，至于德先生，就比较复杂了，我认为两岸都可以努力，在德先生方面再追求，除了这三样东西，当时把孔先生丢掉了，当然孔先生后来遭遇的灾难更多，我们都知道，所以如何在德先生、赛先生之外，白话文运动之外，回头再重新认识孔先生，孔先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孔、孟，意味着儒家新的生命，甚至于其它的思想，道家或者是佛家的生命，如何结合成为新的生命，这一点，在海外，许多学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追求的是新儒家的思想，所以在十年前，1989年我在高雄曾经办过一系列的活动，叫做“五四，祝你生日快乐”，其中有一个晚会，这个五四晚会的副标题叫做“德先生、孔先生、赛先生”，新的世纪就要来到了，我们现在就在孔先生文化的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岳麓书院里面，让我们在接受赛先生，追求德先生之余，也要来承认孔先生，孔先生不完全是儒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醒思，我希望在座的朋友都能够好好思考一下。
我很喜欢您的诗文，特别是那首《乡愁》，音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离家的游子，刚好是出差经过长沙，有幸在秋风秋雨的时候聆听您的讲演。我想这会留给我一个比较惬意和别致的回忆。在您的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和深深的乡恋以及对祖国大地的热爱，这使我想起闻一多先生的一句话，诗人的天赋是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余先生，您在台湾被誉为“艺术上的的多妻主义者”，当初您是以浪漫主义的姿态来转入现代派阵营的。后来您在美国的那段时期，逐渐地向传统主义回归。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在现代和传统之间，会不会构成矛盾呢。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是余先生您经常去过很多地方，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您都有比较深刻的体会，您能否谈一下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体会。在本世纪初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提出过拿来主义，那么在本世纪末在这千年庭院，脚踏着坚实的黄土地，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体会。谢谢！
我想写现代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古典的背景，有传统的修养。不过这修养并不是要我们守株待兔。一再重复，而是如何能够发扬，如何能来跟现代的生活接合。其中当然有矛盾，不过现实的矛盾可以在作品里来处理。那么我想现在大陆也有这样的情形，若干年前台湾留学成风，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然后男女朋友就分散了，当时我也写过一篇散文，里面有这样一个句子说，当女友已经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你的朋友也不叫桂芳，不叫素芬，叫做Mary什么人，改名做玛丽，那你这时候送她一首多情的宋词《菩萨蛮》，还有用吗？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有人已经在西化了，你还在坚守古典的传统，这当然是指中西之间是有矛盾的。那这些矛盾可以向作品去诉说，可以提出来让读者警觉。那么你说我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唯一的感想是雨下得小一点，不让大家淋雨。
余先生您好，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的学生，两个月前，余秋雨先生的一场报告会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听说您和余秋雨先生相交非浅，能否请您谈一谈对余秋雨先生的评价，同时也请你谈一下，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就因为我们都姓余，所以引起联想。那么这个联想也很自然的。就是在6月间，三个月以前，香港有个国际书展，也请了双余去演讲。我从台湾去，余秋雨先生从大陆去。其实早在3、4年前，我已经跟他认得。余秋雨先生的书《文化苦旅》，在台湾很受欢迎。最早是小说家白先勇把他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后来《文化苦旅》在台湾出版，紧接着其它几本书也陆续出版，而且余先生也到台湾去演讲。那么当然他也写散文，我也是写散文。不过他的出发点是文化观察，同时他的《文化苦旅》里面所写的，写到三峡，写到苏州，他把这些地方称为文化现场，就是说到了一个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风景区或名城，然后引发他的联想、感想甚至于文化的评论。他是这样的一种写法。那么所以当时我给他一封信说，你这样的写法把知性的材料把它用感性呈现出来，非常有效果。他后来的书就比较就一个题目，比如说针对苏东坡来写或者针对人的某些感情、某些遭遇来写。跟早年的是不太一样。他在《文化苦旅》里面曾经引用过我三行诗，他写到三峡的时候引起很多联想，他引用过舒婷的一首写神女峰的诗，也引用我《寻李白》那首诗里面的几句话，我那几句是说，我对李白说，酒入豪肠三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七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开就半个盛唐，他引用了这么三句，所以我们的相识从这地方开始。后来见面也并不太多。我相信他的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风格也会改变。其实我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四十年代的像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这些，那么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又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祺的、贾平凹的散文我都有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的大陆的作品。谢谢！
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那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象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然后成功之后竟然把我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我不知道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在台湾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所以结婚不是她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是非常的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二十年前，那时侯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英国曾经叫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英国已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洲有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那篇比较幽默、自豪，后面那篇就有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你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这句话说“摇滚乐与电影是最震撼人的艺术”，我说这句话，而且写在文章里面。是好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嬉皮的时代过去不太久，那么摇滚乐仍然在美国对青年一代非常有影响。我大概是一个比较晚的中年人，还在听摇滚乐。其实我后来写《乡愁四韵》和那个《民歌》，也都受了我在美国听美国的民歌或者摇滚乐的一点影响。在当时我觉得摇滚乐不但节奏很强烈。当然摇滚乐分很多种了，有一部分是从美国的西部民谣或者黑人的民歌慢慢发展而来，加上现代的各种因素，像披头的一些歌曲，并不仅仅是热烈的节奏、热闹的音乐而已，它里面还很有思想，对现代的很多问题都要提出来讨论的，就像崔健或者台湾的罗大佑这样有相当的思想性。那所以对青年的冲击是很大，电影不用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所以我在美国那几年觉得写诗是一种比较平面的艺术，不像电影和摇滚是这种强烈的多元的撞击。不过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网络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很多人就在网络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个趋势越来越强烈，可是我自己还是在手工业的时代，我并没有上网，但是我的作品有人拿去上网，甚至于我这次来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提出问题来问我。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跟文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大，以前的读书人是要抄书，是要写。现在拿去影印就好了，或者现在上网的话，声音相同的别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好看字的结构。中国的象形文字方块字，它的特色已经越来越被人忽略，然后资料越来越多，古人的记问治学，像钱钟书，或者像李元洛先生的记忆力这么好，现在好象电脑都可以取代，可是电脑一按资料固然是来了，资料都到你面前并不表示智慧都到你心中来了，这还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最完备的资料，可是电脑还是要靠人脑来吸收，文学还是要靠人心来创造。
你好，余先生，我是一名程序员，刚才有一位朋友向您提了关于命运的问题，接下来我还向您提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人说在中国大陆上是一个“寻找诗歌”的年代，现在，在中国大陆上，诗歌已经处于比较边沿的位置，读诗、写诗、爱诗的人越来越少，我想了解一下在我国宝岛台湾诗歌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您作为一名诗人，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是否还需要诗歌呢？诗歌它的出路又在何方呢？谢谢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只能这样说，听说大陆早年因为朦胧诗的关系，诗歌曾经盛极一时，近年来，诗歌这种文类读者比较冷落，这个情形台湾多少也有，我想可能这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不过也不完全如此，大陆的市场大，诗集如果销售得好，还是不错的。在台湾，一本诗集大概印两千册，一般诗人如果能再版就觉得蛮高兴了，就我知道，像英国大概有六千万人，英国的名诗人出一本诗集，如果能销到三万册，就是很好，就算是畅销了。以六千万人而言，台湾是两千万人，所以台湾销到一万册也就不错了。可是像郑愁予、像席慕容都可以销到十万册以上，我的一本《余光中诗选》销到四五万册，所以也不能算是读者很少。不过一般说来，诗歌，尤其新诗的读者不能算是很多，那我就思索过这个问题，大众要不要诗，我们不要忽略了人口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在读古典诗啊！不见没有人读古典诗。中国诗词曲还是有人在读，在台湾曾有一个记者来问我，他说这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在读苏东坡的诗，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读，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日常用语里面都缺不了苏东坡，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会说“哎，某人啊，我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那这是苏东坡的诗，你说人生漂流无定，雪泥红枣，那不是苏东坡教你的吗？你说这位女子是绝色佳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都是苏东坡留给我们的遗产。诗经楚词优美的诗句都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的成语。这就是民族的一个遗产。没有这些成语，没有这些名句，我们的生活会黯淡得多。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秋风秋雨，我们马上想到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所以
说“不是艺术模仿人生，而是人生模仿艺术”，这个话说来有一点武断，可是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说这个人一天到晚自我陶醉，寻求精神胜利。我们说这个人是阿Q，，没有鲁迅的阿Q，我们对这种人怎么形容呢。我们说这位女子像林黛玉，另外一位男子他优柔寡断，他是精神的懦夫，是罗亭，我们说这个人思虑多端，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我们说他是哈坶莱特，丹麦王子。这些都是文学教我们如何来看人生。如果没有林黛玉，没有哈坶莱特，如果没有《水浒传》的李逵，如果没有文学里面的这些角色，我们对人生的了解，对人生的把握就淡得多，弱得多。所以说人生模仿艺术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看过夕阳的话，你看到巴黎，你说“哇，这简直像毕加索和莫勒的画”，这就是画家教我们看世界，他把眼睛借给我们看世界。所以讲到诗的问题来，大众要不要诗呢，有一部分人在读古典诗，另外一些人在读新诗大众有没有诗呢，不见得没有诗，不过不一定是我们认可的诗，听流行歌的人，流行歌就是他们的诗，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他们的诗。可是那些诗应该怎么样境界提高，歌词写得更好。歌曲作得更好，应该是音乐家、作家的任务，同时媒体要提倡更好的文艺，也是我们的希望。
余先生，您好，我是来自长沙阀门厂的一位朋友。我曾经读过您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您说您是“与永恒拔河”，那么我就想问，您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与永恒拔河的阶段，您似乎很反对写传记，或者说您是否认为，在有限的一生中，这场拔河比赛还没有结束吗？谢谢！
我有一首诗，后来一本诗集用这首诗的题目为诗名，叫做《与永恒拔河》。意思就是说，任何艺术家要创造的话，一定是跟永恒拔河，也就是说用有限的生命来跟无限的永恒来抗争。在有生之年，在人力范围之内，如何能够趁着神不注意的时候，或者注意力松懈的时候，能够写出一篇好作品来。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好象在拔河。中间的界限呢，人大概往往是被神拔过去的，不过神有时候会被我们拔过来。于是我们的作品就会流传后世。我是这个意思。至于问我现在是不是还跟永恒拔河，我相信每一位作家，在座我相信也有不少作家，很多人在追求艺术。只要你一天在追求美，你这一天就是在跟永恒拔河。
最后我还是要谢谢岳麓书院提供这么富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这么一个讲坛，尤其要谢谢各位朋友冒着风雨来听讲的盛意、美意。我们现在其实是跟气候拔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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