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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妹妹小澜传来《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溯源》一文，颇感欣慰。
&&& 2001年三馆（自然、天文、科技）合一的上海科技馆开馆，当时新馆的办馆思路偏于&寓教于乐&的&迪斯尼模式&，自然博物馆原来的收藏和研究功能被大大削弱，丰富的馆藏标本也完全不被重视。原自然博物馆好几任老馆长都急了眼，金杏宝副馆长通过小澜找到我，希望在报纸上呼吁一下。我难忘当时采访时老馆长们流下的眼泪。（见此博文回帖部分）
&&& 如今金馆长也已退休，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即将建设完成。小澜完成了对老馆的前身&亚州文会上海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历史的基本梳理，对行业先辈们算是有了点交待，在如今自然博物馆新旧交替的当口上，应该也颇有参考价值。了解那些历史，让人深感上海自然博物馆&家当&的珍贵和积累不易，其中凝聚着多少中外自然博物学家们的心血。如今人们对自然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功能应该要有更完整的认识，改变一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对新馆进行更负责任和更合理的设计和布局。
&&& 小澜此文第三部分&关于自然博物馆收藏研究功能定位的思考&写得还比较弱。作为一名普通的馆刊编辑，她没有机会出国考察，对国外同类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尚缺乏深入了解。不过基本可以想见，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命运似乎也具有一定的&全球性&。除开现代博物馆讲&民主&侧重通俗普及同传统&教科书化&的冲突，更关键的是老的自然博物学正面临挑战，如强调&达尔文进化论&体系的陈列展示，就受到争议。新的&定位&并不容易。
&&&&&收藏和研究功能是自然博物馆的立馆之本，不能摈弃。&&没有标本实物的展览，不是博物馆的展览；没有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活动的内容策划也就没有了灵魂，无法深入，不可能策划出好的展览，也不可能对社会科学文化起到引领作用。&虽然新馆功能如何具体设计可以创新，但文中的这些观点绝不会过时。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的，科普也是要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不管人们的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对自然博物馆来说，收藏、分类和研究总还是要搞的。
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溯源
作者：张小澜（上海科技馆）
近代上海由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称亚洲文会）创建的&上海博物院&以及法国天主教会创建的&上海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后更名为震旦博物院），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其标本收藏奠定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收藏和研究的基础。通过相关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笔者对这两个博物院的历史进行了回顾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收藏和研究功能是自然博物馆的立馆之本，不能摈弃。自然博物馆应强化博物馆专业教育，自然博物馆人须主动接触社会，构建社会认同。
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震旦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馆；收藏研究
作为舶来品，&博物馆&是紧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传入中国的，绝大部分由国外的教会主办，主要分布在中国沿海的通商城市，类型基本均属于自然历史类博物馆。19世纪中晚期在上海由英国创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和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徐家汇博物院（后更名为震旦博物院），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博物馆。解放后，这两个博物院遗留在中国的标本、藏品由上海市军管会接收，成为1956年筹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基础。中国北方最早的自然史博物馆，则是20世纪初由法国神父桑志华在天津筹建的&北疆博物院&（现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地区，自然科学博物馆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当前，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作为上海市文化事业基础建设的重要项目正全面展开。现代自然博物馆中的收藏和研究功能价值何在，应如何定位和发展？笔者期望能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到对我国当代自然博物馆事业发展有价值的线索。
一、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
&&&&&&（一）创建及发展历程
19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中外隔绝的局面。近代上海的开埠和租界的建立，使长期定居在上海的外侨数量逐年增多。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在这种背景下，各种由上海外侨创建的文化机构在上海纷纷诞生，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以下简称&文会&）便是其中之一。
1857年，以裨治文（E. C. Bridgman）为首的18名外侨成立了&上海文理学会&。 1859年&上海文理学会&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总会，名称改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之所以称 &北支会&是当时西方人以香港的地理位置为参照看上海，上海即位居北方的缘故。文会最初可谓居无定所，直到1868年，会所方选址于上海圆明园路5号（今上海市黄埔区虎丘路20号）。因门口匾额上中文名字是&亚洲文会&，所以该会在近代上海的通用名称为&亚洲文会&。 ［1］有关&亚洲文会&的建会宗旨，首任会长裨治文在日文会的开幕式上作了清晰的阐述：
&他们的古代和现代经书、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复杂。了解他们的法律法规、他们的统计资料、宗教条规，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及早地、认真地予以考虑；
在中国，虽然有大量的文学故事、深奥的知识体系和令人崇尚的古风，然而也充斥着虚假的宗教、荒谬的医学理论和错误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些&谬知&必须予以揭露和芟除之，以便于人们掌握真理；&&&
对文会的研究功能，裨治文则明确表示：
&我们要像博物学家那样对帝国境内的岩石、山岭、河谷、树林、动植物、物产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自然史的三大门类&&矿石、植物、动物&&在这里有数以万计的课题。在这个东方国度中，有丰富而美丽的生物物种，但是只有不足五百种介绍到了西方；
我们需要一批对文学和科学热爱的人，他们在致力于这项崇高的事业中不会感到枯燥和乏味，反而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我们还需要一些必备的工具，我们要有存放图书和贮藏科学标本的库房。任何有价值的汉语书籍和关于中国的外文著作都要搜集。各种科学标本都要贴上标签，注明数量、种类，并科学放置。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要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要编辑出版《会报》，刊登优秀的研究成果。& ［2］
显然，亚洲文会创办的重要目的，是对近代中国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其研究范围可谓包罗万象。文会在创立之始就十分注重动植物标本的收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筹建博物院是文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日，亚洲文会博物院即&上海博物院&正式成立，并按照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学科构架，设立了包括植物学、地质学与贝壳学、爬虫学和动物学、考古学与货币学、鱼类学、鸟类学、事业与生产等七大部门。由专业人员管理负责，对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开展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考察、采集与研究。
从文会博物院历任院长的学术身份（表1）中可见当时他们拥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素质外交官、传教士、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据史料记载，近代中国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竺可桢等也都曾接受过邀请到文会演讲。这使文会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 &表1. 博物院历任院长
职业／身份
朴赍懿(Pryer,W.B.)
丁韪良(Martin,W.A.P.)
传教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校长)
福威勒(Fauvel,A.A.,Esq.)
动物学者，短吻鳄发现者
、1892&&&&-1893
健生（Jansen,D.C.）
金斯密(Kingsmill,T.W.)
史密斯(Smith,H.L.)
史丹阳(Styan,F.W.)
好博逊(Hobson,H.E.)
瑞典外交官、业余从事动植物研究
柏固(Guppy,H.B.)
沃斯.布儒邦(Vosy-bourbon,H.)
良济药方医师
克罗瑟(Croix,F.A.De.St.)
莱曼 (Lyma,E.R.N.)
格致书院教授
巴切特(Barchet,S.P.M.D.)
美国领事馆医生、博士
李治（West,J.）
中国公论西报编辑
史笪来(Stanley,A.)
医生、爬虫类专家
工部局卫生处处长
苏柯仁（Sowerby,A.De.C.）
博物学家， 鸟类学家（?）
裘必胜(Gibson,H.E.)
钱币收藏家
博物院从开始只有两间陈列室，不断发展扩大，到 1933年初，由上海各界中外人士捐助的亚洲文会五层新楼在原址拔地而起，标志了博物院进入了辉煌的鼎盛发展时期。当时博物院内的各部门负责人均为拥有教授称号的专业人士，不少是长期从事中国自然研究的专家和权威。
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洲文会图书馆与博物院于1941年暂时关闭。部分所藏标本、文物、图书被转移出中国，又有一部分被劫掠至日本。抗战胜利后，亚洲文会博物院才恢复工作，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文会把部分图书、文物、标本私运出境，其余的部分留存上海。日，上海市军管会批准了亚洲文会会长黎照寰要求其接收的申请。同年11月10日，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将亚洲文会博物院与震旦博物院合并，着手成立一个包括动、植、矿三方面的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大事记）。新组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分类接收了这些&劫后余生&的藏品。
（二）收藏研究及社会影响
（1）标本制作与收藏
收藏动植物和地质标本是博物院的主要目标之一。开馆之初，博物院首任院长朴赍懿就特地从徐家汇博物院请来了师从法国传教士谭微道（P&re David）的标本剥制专家王树衡，博物院标本的最早制作、分类和早期整理也都是由他完成。十年后，另一位福建人唐春营来到上海博物院负责博物院的标本采集、制作、整理、养护等，唐氏家族子承父业，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五代，在中国自然博物馆学界至今仍享有盛誉，是中国自然博物馆标本制作业的开山鼻祖［3］。经过多年的积累，博物院收藏了数万件动植物标本以及文物艺术品，是近代远东地区生物标本和文物收藏最丰富的著名博物馆之一。许多藏品十分完整，为各类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资料。文会博物院每年向社会公布的收藏品目录，提供了大量学术信息，为有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在文会的会刊《会报》上，常有重量级的研究论文发表。如1906年中国鸟类学研究权威拉图什（J. D. D. La Touche）的《上海博物苑鸟类标本名录》（The Collection of Birds in the Shanghai Museum），为现代中国鸟类的区系研究奠定了基础。曾任博物院院长的著名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 De. C. Sowerby）于 1916年发表了中国哺乳动物研究的奠基之作《华北哺乳动物研究》。［4］
3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文会博物院评价很高，博物院藏品标本所蕴含的科学价值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和著名科学家的兴趣和重视，他们来到中国大多会参观上海的文会博物院。
（2）社会影响及贡献
亚洲文会博物院是国内最早向社会开放、体现社会公益性的博物馆。30年代博物院每天都免费向公众开放，节假日照常。
以实物标本为知识传播手段的文会博物院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对近代中国尤其是普通民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因而其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举足轻重。她最早向中国人传播了近代西方公益文化的概念和博物馆学知识。
除了展示陈列，博物院还举办一系列面向社会各类人士的活动，发挥应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如免费举办各种临展、设立专门教育督导员免费为观众讲解，利用藏品开设一系列博物馆学讲座等。涉及的内容丰富（见表2），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 表2. 博物院举办的博物学讲座
博物学概论
智人、猿人、猴子
博物院中的哺乳动物
中国的巨型哺乳动物
中国的小型哺乳动物
中国爬行动物和两栖类动物
化石及其价值
中国的甲壳类动物和昆虫
中国的软体动物
蝴蝶与飞蛾
中国的化石
中国的考古学
中国的艺术
表格来源：Proceedings，JNCBRAS，Vol.LXVI,Pxii，Proceedings，JNCBRAS，Vol.LXVII,Pxiii.
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撰写科普读物。苏柯仁曾利用他在上海住所的院子，以日记的形式详尽记录了在上海地区常见的动植物， 连续发表在当时&北中国日报&（North-China Daily News）的&自然笔记&栏目中。 1939年，他因健康原因离任回英国前夕，出版了这本珍贵的第一手考察记录，《自然笔记&&一个上海庭院的动物志与植物志》。［5］该书至今对我们了解当时的上海自然环境仍有参考价值。
二、震旦博物院
（一）创建与发展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再次打开了中国的门户。1847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了天主教耶稣会总部，成为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大本营。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大都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他们来到中国后，把传播科学与传教相结合，创办了大量文化机构，在客观上开了风气之先，给无缘涉足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窗口。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de.ca.Serviere）在《江南传教史》的记载，1872年8月，在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的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确立了徐家汇耶稣会科学工作的中心是建立天文台和博物院的宗旨。
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中记载：&1868年，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韩伯禄神父来到江南，他的使命是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他开办博物院，并编写有价值的文章。他被派到教区的前哨，他在安庆、宁国等地坚持搞科研和传教工作。&&只是在多年奔走之后，他才同意在徐家汇闭户埋首，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6］
1883年5月，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标志博物院的创建工作正式完成。博物院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的天文台旁，韩伯禄在两个楼面的陈列大厅中布置了动植物标本，并向公众开放展示。徐家汇博物院隶属于当时的天主教耶稣会。当时的博物院基本不对外开放，收藏的动植物标本主要供自然科学研究所用。院内人员的研究论文、资料记录等常编辑成册，寄往欧洲。［7］
首任院长韩伯禄神父是主持博物院工作30多年中，搜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1903年韩神父去世后，另一位在鸟类动物研究上颇有造诣的神父柏永年（P. Courtois）继任，之后相继又有两位主要从事昆虫研究的神父担任院长之职（见表3），由于他们的努力，致使博物院的藏品日趋丰富，徐家汇的旧舍已逐渐不堪容纳大量的标本。
1930年一座新的院舍在同属于徐家汇耶稣会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北侧开始修建。当时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23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次年，徐家汇博物院的藏品和当时储藏在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中由天主堂葛修士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和古物，一起合并，迁入新院舍内，拨归震旦大学管理，改名为&震旦博物院&，英文为&Heude Museum&，意为&韩德博物院&，以纪念创办人韩伯禄（又名韩德）。
表3. 历任院长一览表［8］
韩伯禄（P. M. Heude）
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
柏永年（P. Courtois）
松梁材（P. Savio）
郑璧尔（D. Piel）
1933年震旦博物院建成开放。新建的院舍共有三层，内分陈列室、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摄影室等。院舍之南，另建有植物园，养殖各类奇花异草，以供研究。博物院收藏有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动植物标本6万余件，金属器具、玉器、陶器、瓦器、古尸等文物5000余件。除专供学术研究的植物及昆虫标本，其他收藏品陈列均对社会全面开放。［9］
&&1937年抗战爆发，震旦博物院所在的法租界沦为&孤岛&，震旦博物院与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一样几乎被关闭，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开始重新照常开放。震旦博物院收藏的动物标本也曾一度受到冲击，1938年，时任馆长郑璧尔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庆祝震旦博物院成立70周年，另一方面向美国国家博物馆(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出售了460套标本，其中包括一些模式标本。1945年，哈佛大学贝类学家R.Tucker随同美国海军到上海，用100美元买去了443种标本，其中包括软体动物门蚌科(Union-idae) 和蛆科(Corbiculidae)的模式标本。［10］
& 解放后，日，震旦博物院被中国政府接管，其动物标本收藏被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和上海自然博物馆所保存。1958年震旦博物院陈列厅的部分动植物标本，由上海市文化局调拨给了位于延安东路260号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而其在徐家汇仓库的主要标本收藏，则被调拨到北京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11］现今，在上海科技馆藏品库房的许多标本底座和标签上，仍不少标有&Heude Museum&（即韩德博物院）的字样。
&&&& （二）震旦博物院收藏研究及陈列
&&& 如上文所述，博物院几任院长皆为动植学专家，他们考察的足迹除了中国，遍及世界各国，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当时的震旦博物院有着中国最多最全的动植物标本收藏，其标本之富堪称&远东第一&。震旦博物院的标本今天已经成为无价之宝。
院内所收藏的各门类动物标本多寡悬殊，有的种类齐备，有的寥寥无几。如哺乳类、鸟类、软体动物、昆虫、植物等标本的收藏皆十分富足，主要采自长江流域，极具区域特色，其中还有很多邻近国家的珍稀罕见品种。而两栖类、鱼类的标本则极少，与其他门类的标本形成鲜明对比。
表4. 震旦博物院主要动植物标本收藏情况表［12］
数量和种类
哺乳类标本
皮张约1000余件，颅骨、头骨1000余件，包括犀、熊、鹿、牛、羊、羚、羯等。
中国、日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爪哇、马六甲、西伯利亚东部、堪察加半岛等地。
数千件，300属，1000余种。上海禽鸟143属226种，本地所有门类几乎齐备。
江苏、安徽、河北、湖北、福建、越南等地。
蛇350件，30余种；蜥蜴、鳄数种龟鳖1000多头。
江苏、安徽。
大鲵45尾，蟾蜍、蛤蟆数种。
少数秦皇岛赠送产品。
水陆软体动物1500余种，海产介壳类约2000件。
从云南到淞沪本地的整个长江流域。
6000余种，此外Loseigneur所赠采自世界五大洲的鞘翅目昆虫标本6237件，150个科目。
江苏、安徽、舟山群岛、广东、福建、浙江等省。
5万多件，其中3万余件约种产于江苏、安徽；来自各教会捐赠1万余件；中央研究院捐赠蒋英先生采集贵州山林植物100种；Obier君捐赠浙江植物800余种，1000余件。
江苏、安徽及长江下游。
震旦博物院收藏的哺乳类标本，其中很多是采自世界各地的珍稀罕见之大型哺乳动物的全副骨骼，且每种必具数件，当时由韩神父亲自考定整理。尤其是哺乳动物头骨标本，至今仍被认为是保存在国内的有关亚洲地区的数量最大的收藏，特别是当时韩伯禄本人厘定的新种模式标本，成为国内外分类学家必须研究的珍品。2000年，一批极其珍贵、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哺乳动物模式标本，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库房中沉睡13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这批世纪珍宝是由德、澳、英的三位科学家以韩伯禄的一本科学著作为线索，在中国专家的协助下发现的。由于地球上每个物种都只有一件模式标本，而世界上的哺乳动物已基本全部被发现，因此这次发现的价值极为重大。［13］
昆虫标本的收藏，是当时震旦博物院最为注重的。博物院的两任院长，天主教神父松梁材、郑璧尔皆为昆虫学家。当时博物院对昆虫标本的保存极为谨慎，在上海潮湿的气候环境下，标本仍不受影响，没有因发生发霉或腐烂的现象而减损其本色。尤其郑璧尔神父在收集虫体标本之外，还收集有膜翅目昆虫的巢窝，并喂养活体昆虫，研究考察其生态，开创了中国昆虫生态学研究之先河。博物院收藏的脉翅目昆虫标本，价值重大，全部标本均由西班牙国脉翅目昆虫专家那佛士（P. Longinos Navas）神父所考定。所有新种皆详载于该院出版之中国昆虫志一书中。
植物标本的收藏，亦是震旦博物院的一大特色，当时柏永年神父曾著有江苏植物索引。博物院院南面还特别设有植物园，培植植物花卉以供研究，主要为长江下游的植物，其中许多是从原徐家汇博物院中的珍奇品种中移植而来。［14］
早在徐家汇博物院成立之初，其建院最初宗旨即定位于科学研究。博物院学风严谨，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标本分类、考定、研究、著述等活动。主馆者研究目标一定，就&朝夕搜集资料，并加以研究，无复旁鹜。& ［15］每年前往博物院考察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为数众多，此外博物院还经常选择院内有特色的标本，寄往世界各地请专家鉴定，以免这些标本所蕴涵的科学价值不至于被埋没。在上海档案馆留下的有关震旦博物院与国外交换标本的外文函件极多，是当时业务活动繁忙的见证。
首任院长韩伯禄神父，精通植物学、鸟类、地质学等，是博物学专家。他曾花费了15年的心力深入中国内地四处考察，尤其对长江流域的自然物产十分注重，搜集积累了大量珍奇的动植物标本，其中以糜鹿标本最为丰富。年期间，韩神父系统研究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动物区系，发表新种数百个。在他死后，其接班人柏永年和苏柯仁（A.De.C.Sowerby）等传教士继承了他的研究。继任院长柏永年精于禽鸟类动物研究，1924年法国自然博物学会向柏永年颁发了银质奖章（这份获奖证书现藏于上海档案馆），为表彰其在这领域的突出成就。
震旦博物院研究人员著述发表的学术刊物及出版物十分丰富，其中以关于中国各地动植物的研究著作居多，不少成为当时的世界著名学术专著。如首任院长法国传教士韩伯禄所著《说鹿》一书，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并颁发了奖章；韩伯禄与柏永年、蒋其仪等著的《中华自然历史志》，开创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华尤其是长江流域物产的先河。
由于震旦博物院以科研著述为其主要宗旨，更加上法国天主教会在徐家汇的文化事业带有浓厚的法国殖民色彩，偏离中国文化，并没有融入到中国社会。如天文台主要为在华洋商服务，博物院的主要兴趣在填补欧洲人的知识空白，就连成功的教会学校徐汇中学和震旦大学，影响也主要在天主教范围内。［16］因此震旦博物院对社会的影响和面向公众的教育功能的发挥很小，不及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震旦博物院当时对外开放的主要为第一陈列室和第二陈列室内的文物及动物标本，社会民众均可自由参观。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三、四、六、日下午2点到5点，门票为每人每次法币2角。&而第三陈列室所藏植物以及昆虫标本约1000余箱并不对外展览，主要供学者研究。［17］
三、关于自然博物馆收藏研究功能定位的思考
从上述对上海自然博物馆前身，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和震旦博物院的历史回顾，可以得出明显的结论，这些近代由欧洲人在中国创建的自然史博物馆，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早期传统自然史博物馆有着一脉相承的特点，即带有浓烈的学术研究功能，几乎享有和大学、研究所同等的崇高学术地位。收藏研究，是他们的主要功能和业务重心，尤其以震旦博物院为突出，其建院宗旨就定位于学术研究，而不在社会传播。它的标本收藏，无论从数量和种类上，远远超过同一时代的英国人创办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一些重要的学者都是博物馆工作者，广受学界尊重。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亚历山大博物馆就聘请各行业杰出学者，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利用馆藏天文、气象、医学仪器及动植物收藏，驻馆讲学研究。由于自然史博物馆基于实物标本的分类学研究奠定了自然史各学科门类研究的基础，因此自然史博物馆在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上享有重要地位。
随着时代发展，由于自然史学科本身的演化，以遗传学、细胞学、分子生物学为主要门类的现代生物学科占据了主流，替代了传统的基础分类学。自然史博物馆在生物学科的主导地位日趋走向没落。除此之外，以注重社会教育，侧重大众通俗文化普及的现代博物馆民主理念的兴起，也是导致博物馆学术地位衰退的重要因素。传统博物馆研究人员关在象牙塔里闭门搞学术，不问世事的作风被视为是反社会反道德。人们认为博物馆的资金主要来源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博物馆就必须回报社会，发挥其社会功能。展示教育创新成为现代博物馆业务的主流，研究人员被要求全面参与社教功能的实际运作。虽然研究功能在博物馆仍然存在，但已大不如前了。传统自然史博物馆研究人员不受干扰，搞纯学术研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追求学术声誉，甚至建构学科形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自然史博物馆研究功能的使命发生了转变，如大英自然史博物馆根据研究人员专长与收藏品特性，曾规定了六个主要的研究方向：1、生物多样性。2、经济作物。3、人类健康。4、环境品质。5、矿物资源。6、人类起源。此外还规定了研究部门的五大职责：1、以现代社会所关心的问题为研究重心，决定各学科研究发展策略与优先顺序。2、整理各学域收藏品使之能有效供研究展示教育用途。3、积极争取与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4、积极鼓励研究人员向外争取研究经费。5、积极拓展研究人员的知名度使其专业能力广为外界所利用。综上可见大英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中纯粹的分类学研究已经不再占据主导，研究越来越带有浓厚的社会服务色彩，重心也逐渐外移。［18］
&现代自然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的任务比传统自然史博物馆研究人员要复杂的多，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转变，和传统的定位不同。研究人员不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如人类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而更多趋向于被认同为是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西方一些博物馆事业发达的国家，虽然自然史博物馆研究功能在衰退，但因拥有悠久深远的自然史博物馆研究传统，研究人员至今仍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大英自然史博物馆和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都有近三百人的庞大规模。在原本就没有博物馆自然史研究传统，标本收藏和研究的基础主要依赖早期来华洋人创建之博物馆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自然博物馆界，博物馆研究人员因缺乏社会认同和学界的地位，而博物馆本身又缺乏有效的博物馆专业认证机制，致使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和归属感到非常困惑，很多专业人员被迫放弃了专业研究，荒废了自身的所学专长。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由于20世纪末，我国各地兴起了一股兴建科技馆的热潮，国内出现一种片面强调科学中心的论调，认为自然史博物馆已经过时，不应该再发展。当时这种论调在自然科学博物馆界有一定的地位，故国内各地刮起了将自然博物馆合并到科技馆之风，有着百年历史的原上海自然博物馆也被合并到了上海科技馆。对此，博物馆界元老甄朔南先生曾经深表惋惜。甄老认为科技馆是现代博物馆中最生动、最活跃、最贴近社会大众的一类博物馆，它们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然而，它们的诞生和发展并非从传统博物馆单一系统演进而来，而是与传统的自然史博物馆平行或并列发展而来［19］。原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转向在合并后的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从事展览教育内容策划工作。虽然上海科技馆保留了原上海自然博物馆留存的几十万件标本，并设有藏品部，但该部门已沦为次要部门，归属于研究设计院管辖。其标本采集、收藏以及各自然史门类的专业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更遑论在学界的地位。
目前正在新建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即将在不久的未来以现代化的全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新建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功能应如何定位？笔者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现代博物馆职能如何变化，收藏研究功能始终是博物馆立馆之根本，不能摈弃。收藏研究为社会保存了自然历史遗物，是一面透过现在观看过去的时空之门，不仅为博物馆赚得名气，且积淀成博物馆厚重的历史与精神传承。收藏研究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同时也是教育的基础，与过去相比，当下博物馆展教策划以注重手段的多样化为主流和时尚，但实物及与其相关的研究始终是展览的核心。没有标本实物的展览，不是博物馆的展览；没有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活动的内容策划也就没有了灵魂，无法深入，不可能策划出好的展览，也不可能对社会科学文化起到引领作用。事实上自然博物馆所有的核心工作都是从收藏和研究功能派生出去的，如搜集、记录、研究、标本制作、保存维护、实验室、资料室、展览教育等等。
要恢复未来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功能，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强化博物馆专业教育，让每一位博物馆员工了解和清楚自己的博物馆专业定位。因为这牵涉到自然史博物馆从业人员尤其包括研究人员是否能为社会承认和尊重。缺乏专业认同，博物馆从业人员就无法安心工作。博物馆人，无论是研究人员、藏品管理员、策展人、教育活动策划人，皆须主动接触社会，才能被社会认同。没有博物馆专业认同机制，博物馆人就要自己积极主动去构建社会认同，设法自救。
&&&&&& 注：
&&&&& ［1］吴健熙：《博物院路上的上海博物院》，《上海滩》2005年第209期，第30-32页。
&&&&& ［2］Bridgman, E C. 1858. Inaugural address.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1: 1-13。
&&&&& ［3］吴峥嵘：《百年&标本唐&》，《档案春秋》2007年第2期，第14-18页。
&&&&& ［4］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15页。
&&&&& ［5］Sowerby , C., 1939. Nature Notes&&A Guide To The Fauna and Flora of a ShanghaiGarden.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Publishing Co., LTD., 82 pp。
&&&&& ［6］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卷，第207页。
&&&&&&［7］上海通社：《震旦博物院史略》，《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第379-391页。
&&&&& ［8］宋浩杰：《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52-159页。
&&&&& ［9］侯江、李庆奎：《1949年以前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自然类博物馆探析》，《安徽农业科学》 2009年第37卷 26期，第1页。
&&&&& ［10］李枢强：《韩伯禄及其动物标本收藏》，《生物学通报》2004年第39卷第3期。
&&&&& ［11］&Anja BRALN等：《震旦博物院哺乳动物头骨标本收藏目录》，《动物分类学报》2001年第26卷第4期，第608-660页。
&&&&& ［12］震旦大学附设自然科学研究所：《震旦博物院概况》，《中国博物院协会会报》，1936年第1卷第3期，第195-212页。
&&&&&&［13］张咏晴：《野牛模式标本在沪面世》，《文汇报》，日第1版。
&&&&& ［14］王玮：《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生物学教育,《生物学通报》2007年第42卷第12期，第56-58页。
&&&&&&［15］周小燕：《上海徐家汇教堂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
&&&&& ［16］李天纲：《耶稣会和徐家汇文化事业》，朱维铮主编:《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 ［17］上海通社：《上海通》，透视出版社，1948年，第33-36页。
&&&&& ［18］张誉腾：《走在博物馆的时空里》，台北稻香出版社，1994年，第19&49页。
&&&&&&［19］甄朔南：《甄朔南博物馆学文集（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
感谢原上海自然博物馆标本剥制师唐庆瑜先生（唐氏标本家族第五代传人）、上海科技馆金杏宝博士、崔志兴博士、张慧红副研究员、刘漫萍女士为本文提供宝贵的参考书籍、刊物等文字资料和相关信息。感谢原上海科技馆研究设计院王吉良博士对本文的热心指导。
&&&参考文献
&&&&&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 272-311页。
&&&&& 金杏宝：《谈家桢与上海自然博物馆》，赵寿元、金力主编：《仁者寿&&谈家桢百岁璀璨人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9-318页。
&& &&&&&&&&&&&&&&&林杏子：《中国博物馆的历史发展》，。
&&&&& 《上海自然博物馆大事记》（），上海科技馆档案室。
吴建熙：《震旦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星期日新闻晨报》，2005年23版&上海往事&。
&& 薛礼勇：《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张展：《试论中国私立博物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