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资料范文第1篇
关键词：柳宗元；旅游文学；山水文学
一、文学与旅游文学的相关概念
文学主要被看做是审美的语言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为表现形式，反映客观的现实、体现作家心理感受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游记、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心里的感情及再现特定地域和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文学”这个名词也随之出现。现在的旅游文学是指反映旅游者旅游生活的文学，它以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为表现对象，书写旅游者或旅游工作者的感情、思想和审美情趣。其比山水文学的表现对象要更加的广泛，不仅涉及了山水风景、文物古迹而且包括了风土人情等社会事物。
二、柳宗元文学的旅游价值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他是“唐宋家”之一，是文学上的大家，思想上的伟人。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和柳州后，虽然政治理想破灭了，但是远离了政治的斗争，他致力于文学的创作，最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柳宗元的旅游文学作品主要有游记和纪游诗两大类，一般被称为“山水文学”。
（一）柳宗元文学丰富了永、柳二州的旅游资源
永州和柳州两地比之与国内其他著名的旅游地来说，旅游资源比较贫乏。柳宗元的那些经过精心绘制的描写两地自然风光的著名杰作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无疑是他给予两地的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珍宝。柳宗元文学不仅使两州旅游地的旅游景观更加丰富，还增加了两州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柳宗元没被贬到这里之前，两州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人文历史景物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时候的山水是没有多少人欣赏的，是寂寞的。柳宗元到了这里之后，它才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并逐渐远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位置，是柳宗元发现并宣扬了这里奇山秀水的美丽，使它传扬出去广为人知。
（二）柳宗元文学提高了两地旅游资源质量，增加了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和旅游吸引力
在中国的旅游资源中，因为文学是非物质的，是一种语言，所以，它往往是融入其他的旅游资源之中，增添这些旅游资源的人文色彩，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旅游资源。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一直是传统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历朝历代因为文人游览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记游、咏物之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丰富了旅游景观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旅游吸引力，提高了旅游景观的美誉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著名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的形成发展，大都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两地的旅游文化的精髓，而柳宗元文学主要是游记和游诗，这些都是在经过实地的游览之后，融入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创作出来的。
（三）柳宗元的文学无意识地宣传了旅游景观
依照现代传播学的理解，受众对隐性宣传的信赖程度远远超过商业宣传，文学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隐性宣传方法。因为它拥有特别的审美效果和穿越时空的传播作用，使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感受。旅游文学是一种表现美的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美感。作者在创作旅游文学作品时，是出自内心真挚的感情，描绘山川美景等自然风光，没有掺杂任何商业宣传营销目的，因此更能打动读者的心。再加上旅游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山水风景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再现，但是又要高于自然景观，是经过作者文学艺术加工出来的，其与自然景观相比更加具有美感，也更能引起读者到此一游的兴趣。柳宗元文学对于永、柳两州的意义，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他对两州美丽自然风光的宣传这方面。客观的景物美要经过“人”的主观加工作用方能更加显现出来，柳宗元曾经说过：“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与空山矣”。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没有料想到，他对于贬谪之地的永州和柳州来说，恰好扮演了他美学理论中强调的“人”这个角色。正是因为有了柳宗元的存在，他所创作的旅游文学作品流传于世后，才使偏远孤陋的、埋藏于荒山野岭的永、柳两州诸多旅游景观传扬出去，广为人知，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其文学加工，永州和柳州不再是贫穷僻陋的偏远之地，而是处处皆是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俱是世上少有的美景。小石潭的奇石、西山的奇与怪、袁家潭的山风、钴镯潭的清澈等等，柳宗元在说起这些景物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这些可能本来很普通的风景在柳宗元的妙笔生花下，增添了很多独特魅力，让读者陶醉其中，产生到此一游的兴趣。
（四）柳宗元文学是永、柳二州旅游文化的精髓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家越来越要求享受精神生活。这种现象反映到旅游活动中，就表现为人们渐渐不再满足于一般的纯游览性的观赏自然风景，观光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旅游活动中的审美情趣和享受高品位的文化资源，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
柳宗元的旅游文学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以自身散发的文学艺术魅力和强烈的影响力激发读者的旅游欲望，它是在永、柳两州的奇山丽水之中开出来的一朵奇葩，它理所应当地永柳两州旅游文化的精髓，是两州旅游文化中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一部分。
三、旅游文学在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文学旅游景观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充分依托景区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背景，利用丰富的旅游文学辅之以多种形式的营销方式、手段，向外界介绍景点，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这种借助旅游文学进行营销，迎合旅游者对文化的追求，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旅游发展形势。
（一）文学与传媒相结合的营销方式
现今，湖南吉首的凤凰城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但它在90年代末之前并非如此。虽然凤凰城的旅游资源非常有特色风情，而且还有文学上的大家沈从文先生其著作《边城》的独特魅力，但其还是在90年代末借助当地政府与湖南卫视联手打造出了独特的旅游品牌，使文学与影视的影响相结合。自此，凤凰旅游一炮走红，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营销方案。
由此可见，我们也可以把包装对象放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突出的文学形象上，或创办一些专门用来做旅游宣传的节目、频道等。通过对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多种传媒渠道融合来对文学旅游资源进行包装和宣传。
（二）将旅游文学作品运用到旅游景点的广告语中
广告语要求朗朗上口，语言精练，讲究含蓄且有意境，要能给人以无尽的遐思空间。对于旅游广告语来说，也要重视名人效应。
坡曾以“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是憾事！”来赞美虎丘，虽然对于虎丘的美丽风景和名胜古迹等只字未提，但是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读者到虎丘旅游的兴趣。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已成为了虎丘旅游的宣传广告语。杭州旅游业的广告语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句就是出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一首诗。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到现在，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了，而且还将继续传扬下去。当时，杭州征集旅游广告语，这句词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无穷、有独特的魅力，从众多的广告语中脱颖而出，被杭州市相关旅游部门定为杭州旅游的广告语。因为这句特色的广告语，杭州区别于其他众多的江南旅游城市，在宣传上取得了优势。
这样把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句子应用作为旅游景点的广告语的例子有很多，而且大部分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柳宗元文学作品，利用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设计旅游广告语，使其在同类旅游中脱颖而出。
（三）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景观
模拟文学名著开发旅游景观，通常是以文学名著或以其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等在大众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为前提。回头看看，这些年来我国模拟文学名著开发的旅游景观，几乎每一轮模拟景观热都与文学名著或以其改编的电视剧等的轰动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我国名著《红楼梦》为蓝本改编拍摄的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因此，先后诞生了北京的大观园、上海的大观园和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国外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评为“全球第一大畅销书”，它在全球的范围内有数量巨大的书迷。它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也吸引了旅游开发商的目光。华纳公司与奥兰多环球影城携手在奥兰多环球城内建立一个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蓝本的“园中之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这个“魔法世界”作为环球影城冒险岛主题乐园的一部分于2009-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
以文学名著为蓝本的模拟景观因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再加上影视剧播出后产生的轰动效果，必定会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马波.旅游文化学[M].青岛： 青岛出版社，2001
[2]魏小安.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证研究[M].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3]曾金秋.论柳宗元对永州旅游文化资源的提升作用[J].黄岗师范学院学报，2002.22
[4]贾鸿雁.论柳宗元的旅游思想与实践[J].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
[5]Cevat Tosun.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6]卢宁.论柳宗元山水诗的复与变——兼及佛教对其审美理念的影响[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7]黄云眉.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M].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8]丁晨.论文学的旅游价值与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J].湖南社会科学，2006.2
[9]曹瑞丽.论柳宗元文学的现代旅游价值[J].华章学报，2011.26
[10]陈雁谷.试论柳宗元的社会旅游思想——兼谈永州市的旅游开发[J].零陵师专学报，1994.1
[11]张佳音.心境与家世——柳宗元与刘禹锡山水诗文比较[J].北方文从，2006.2
[12]蔡梅良.论柳宗元的观游思想[J].船山学刊，2007.4柳宗元的资料范文第2篇
一、筛选大量资源，丰富资源的表达方式
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理解、思考、感悟相结合，是阅读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们的现实教材中有很多文章内容离我们很远，那距离有的来自于时间，有的来自于空间。
语文阅读课的重点是感悟、体验，在充分了解这点的基础上，首先引领学生研读教材文字，感受文字本身的内涵。其次采用图片、视频等形式补充。鲜活的画面、资源的链接是对教材的补充，帮助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丰富学生生活的画面。设置适当的情境，赋予知识以鲜活的背景，使学生在把握知识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获得情感的体验，更能体现知识的教育和人文价值。
二、精细加工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以苏教版小学语文第七册“江雪”为例。
师：江面冰封了，渔翁为什么还在垂钓？他在垂钓什么？
生：（思考。）
师：（课件出示诗人柳宗元生平资料）“柳宗元，唐代诗人，他年少有为，23岁就考中进士。但仅仅几年，32岁的他因参与政治革新失败，从政坛的高峰摔了下来，被贬到偏远荒凉的永州。朋友们怕被牵连，不敢与他交往。而正在此时，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病故了，离他而去……”
生：（读资料。）
师：看着柳宗元，看着渔翁，你发现了什么？
生：古诗中的渔翁恰似现实中的柳宗元，画面中的渔翁就是柳宗元的化身。
师：时值寒冬，柳宗元也经历着他人生的冬季，他在垂钓什么？
生：他在垂钓黎明；垂钓理解和信任；他在期待明君……
上面案例中教师在教学“江雪”揭示主题的环节时做了这样的处理：“江面冰封，渔翁为什么还在垂钓？他在垂钓什么？”面对这个问题，学生似乎很茫然。这是由于学生对作者生平了解的缺失造成的。于是，在哀婉的音乐教师中，教师运用多媒体展示了作者的写作背景。此时，学生的心灵被触动，他们为作者的不顺经历而叹息；为他悲凉人生而感叹……于是学生的思维之门被开启，他们成为了作者的知音，走到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
三、把握运用资源，拓展资源的课外留白
【案例】
（感悟“祖父的园子就是萧红的乐园”。）
师：其实，萧红的童年并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么欢乐，她是在可怜的阴影中长大的。（课件出示）“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师：读到这里，你能明白为什么萧红心中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园子？有人说一个爱你的人可以给你一个天堂，在这个园子里，祖父用他的宽容和慈爱，给了萧红一个天堂。这园子还是？（精神的家园）
师：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尾声中，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园子。（课件出示、教师朗读）“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师：萧红忘却不了，难以忘却的是什么？是萧红的心中对爱与温暖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无论在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大气的文字写着这份爱、这份温暖、这份自由！让我们一同怀着这种美好的情感，读课题――“我和祖父的园子”（下课！）
“大语文”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不是一个圆形的完整结构，学完了课文并不意味着知识学习的结束，而应该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又一个开始。这一理念在“我和祖父的园子”一课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实际教学中，应结合教材特点，以教材的文本为“经”、优秀的课外读物为“纬”，构建经纬交错的阅读网络。柳宗元的资料范文第3篇
柳宗元是当代永州官方大力打造的文化品牌，大街小巷常常可以闻到柳文化的气息，以柳子命名的酒店，步行街的塑像，异蛇酒的广告，无不显现着柳宗元的身影。说起来也许有点可笑，居住在永州城里二十年了，作为永州文化象征之一的柳子庙，我竟然从来没有去游览过。虽然心里隐隐有些遗憾，但游山玩水逛名胜倒底属于闲逸之事，于衣食奔忙一族并无裨益。这种聊以自慰的理由虽然有些牵强，但大概也是可以成立的吧？深究起来，如此想法其实是永州民众普遍的一种心态，永州人并不把柳侯当成菩萨或者关公一般的神灵随时祭拜。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而所谓“文化”原来与普通民众并无多大关系。这种民间集体对“柳子文化”的冷漠与官方大张旗鼓宣扬的热情可谓泾渭分明，云壤有别，完全是两码事情。
令我怠慢了柳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零陵与冷水滩之间五十华里的物理距离拉开了两区之间心理的距离。自从一九九七年永州撤区建市以来，零陵古城和冷水滩新城名义上同属一市两区，但缺乏交集，分明就是两个地方，没有浑然一体的感觉。冷水滩在解放前还是一个茅屋小镇，因为湘桂铁路从这里经过，也不乏湘江贯穿南北的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抢占了古城零陵的风光而快速发展起来。随着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从零陵搬迁冷水滩，工业尚不发达的零陵便遭到了遗弃。尽管零陵区政府竭力打造零陵古城的文化品牌，依然无法挽回她走向衰落的命运。相对于冷水滩的繁荣，零陵古城像一个失宠的怨妇，默默地呆立一隅，在时光的洗濯下黯然失色。更有那愚昧的决策者放着上好的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
品牌地名不用，把老零陵命名为莫明其妙的“芝山”，在长达十余年的时光里，更是雪上加霜，将古老的城廓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下了大桥，沿江行进两百来米，便到了“柳子街”。街口立着一块铁牌，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子庙”等字样。于是我们泊车步行前往。“柳子街”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古街，丈余宽的路面当中铺着麻石，两旁辅以卵石。麻石当为古迹，这些卵石像是新近镶嵌上去的。小街两侧的房子最高不超过三层，大部分是木质结构，上覆青瓦，多有飞檐，山墙和破烂处辅以砖石修缮。这样的结构让人依稀看到江南小镇古旧的遗韵。但是在大兴土木的今天，在宏伟明丽的现代建筑的映衬下，斑驳的小街勉强保存着古貌，却很有一点强将皮球按在水里那种刻意扼制历史前行的执扭的意味。这种执扭既是为了保持柳氏虚渺的哀荣，也是为了打造“文化”品牌留下最后一块材料。
我之所以说它是材料，是因为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柳子庙所在的小街并未如它的盛名一般热闹起来。整条街道看上去非常冷清，古旧的房子里都是住户人家，没有一处贩卖旅游纪念品的铺子。目之所及，老人和妇女居多，粗衣陋饰，不修边幅，与“文化”几无牵涉。有的屋子里聚三五闲人在打麻将，噼里啪啦的倒也怡然自得。有的门前横陈一二板凳，上面坐着几个迟钝的老人，幽怨的目光射出来，盯着寥寥无几的游客。街道曲折漫长，转了一个S弯，顺街现出一条小溪，那就是著名的愚溪了。溪上横跨一座石拱桥，桥头对着的这边有一栋兽脊飞檐的建筑。当街一面高大的青砖牌墙，两端像石碑似地翘起来，便有了祭祀似的味道——柳子庙终于到了。
柳子庙为砖木结构，面对愚溪，背靠青山，庙门上镌有“柳子庙”三字大字，两边饰以花纹。我们首先在石拱桥上逗留了一会儿，对着柳子庙和愚溪拍照，然后从青砖牌墙当中一个石碑形状的大门口进入庙内。门的右侧有一个类似柜台的东西，一个五十来岁的守门人暂且放弃了和熟人聊天的机会，笑眯眯地卖给我们每张25元的门票。于是我们取得了瞻仰柳子遗风的资格，继续向里面走去。
柳子庙不是很大，为前后三进房屋，前低后高，每一进套着一个院落，条石台阶相连。台阶两边，上首对称摆放两盆苏铁，下面罗列许多草本盆花，其尊卑序列，像领导正在对着群众训话。进大门的地方就是前庙的下层，到了庭院，回头仰视，二楼是一个不大的戏台，突出庭中，两边有曲尺回廊，屋脊三重飞檐。在二重飞檐的中间，一字排开十来个小型戏文人物雕塑，浑厚古仆。戏台正中一块牌匾，上书“山水绿”三个大字，为柳宗元寄意山水的遗迹。
从院子拾级而上便是中殿，是为整个庙宇的核心部分。中间是阔大的过堂，两边厢房为介绍柳宗元生平事迹的展厅。展厅里整洁明亮，却显得有些空荡。这里没有柳氏日常的遗物，只有一些镜框挂满墙头。这些镜框除了几幅古色古香的书法手迹，其余全部为柳子生平事迹的简介及其文学作品的展览。午后的斜阳从木格子窗户投射进来，静静地洒落地面；两三个游人在空旷的展厅里走来走去，显得异常寂静。
我从门首开始，一个个镜框看过去，对柳宗元的生平有了更为完整的了解。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
，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素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个凄冷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抑郁寂寞的一代大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客死任所，享年四十六岁。
柳宗元深恶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成为革新派主力。政治革新失败后被贬，又在文化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作品涉及散文、词赋、诗歌、哲学、杂文、寓言、传记等各个领域，尤以散文游记见胜。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江雪》、《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作品，现在许多人能够琅琅上口地诵读出来。
游罢展厅，再往后走是第三进正殿。殿中有白色石质雕刻的柳宗元坐像。小院周边历代碑碣甚多，但年代久远，大部分都字迹模糊，不易辨认。最为突出的是一块《荔子碑》，它在正殿的后墙上，碑文为韩愈所撰，由苏轼书写，内容是颂扬柳宗元的事迹，所以亦叫三绝碑。此碑首句为“荔枝丹兮焦黄”，故名荔枝碑。
看完这些东西，我在空旷的后院转了一圈，再无别的去处，心里顿生失落之感，隐隐觉得缺了一点什么。据说，这座庙宇始建于北宋时期，清朝光绪年间重建过一次，近年做为文物保护单位又多加修缮，才有了目前这个样子。它的身上虽然加进了许多现代元素，但依旧散发着古仆的气息，于繁华都市的一隅默默地诉述着悠远的往事。我忽然明白了产生失落情愫的原因，来自于其诉述缺乏听众的憾恨。在全国大兴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经济，甚至争抢曹操墓权的火热时代，是什么原因让一代大家柳宗元遭受如此尴尬的寂寞呢？
既然柳宗元是属于文化的，那么我们就从文化上去找找原因吧！
零陵是湖南省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司马迁、柳宗元、欧阳修、陆游、徐霞客笔下描绘的神奇地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上古时代，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从遥远的北方迤逦来到九嶷山，找到舜帝的陵墓，悲恸哀号，泪洒斑竹，在返回中原的途中，投湘水而溺。人们感泣湘妃多情，改舜陵为“泠陵”，是为零陵。
舜倡德政，教民明德，却崩殂于永州这块南蛮之地。难道华夏的历史注定这块神奇的土地要永囚蛮荒，不得开化么？那种从奴隶社会一直传承下来的严酷吏治和对应的忍隐悲伤，在这块土地上沉淀浸润了五千年，其本身已成为一种文化。永州人的基因是忧伤的。这种忧伤既可以从文人的胸怀里抒发绵绵深情或慷慨悲歌，也可以在沉默的大众心灵间转化为坚韧的生命力。这种忧伤既是温良恭善的源泉，也是愤怒抗争的苗头。要么忍隐不发，保持长久的沉默；要么尽情渲泄，丰沛有如梅雨。悠远的历史已经漫暗模糊了，过去的苦难不得而知，但柳宗元笔下“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记载，却清晰如昨地昭示了永州峥嵘的历史。远的难以叙说，近年来连续发生的珠山事件、朱军事件、小悦悦事件，以及不时当街扯起横幅的集访事件，无一不是这种情感暴发的写照。而与之对应的一连串贪官的暴光，正好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要把这种文化从远古的蛮荒岁月延伸下来，带进我们未来的命运里，令人怅恨不已！
作为一名文学家，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做为一名政治家，柳宗元极力强调民本思想，体恤民情，力主善政。这和封建仕大夫“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为官理念显得格格不入。柳宗元的笔下，除了寄情山水的游记和《渔翁》、《江雪》等绝唱以外，其《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哀溺文序》和《蝜蝂传》等作品无一不对那些暴戾贪婪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作为一个清正廉明的官吏榜样，柳宗元像一柄达摩克斯利剑悬垂于贪官污吏的头顶，令其颤栗惊悚不止；他又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竖立在尸位素餐者的面前，一般无二地照出其卑下鄙陋的人格，让他们心里非常不爽。权力场的角逐，无非为了升官发财，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在雄心勃勃的官员看来，柳宗元做为一名遭遇贬斥的官吏，身上充满了晦气。他们为了应景，难免公开宣传他两句，内心里却唯恐避之不及，不愿意沾惹他带来的霉运。既恶之，且忌之。这，大概就是柳氏遭遇寂寞的更深层的原因吧？
柳子庙，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97号，多年来连续获得“湖南省文物保护先进集体”、“湖南省文明窗口单位”、“湖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活动基地”的荣誉称号。但是这些殊荣只像标签一样贴附于永州文化的表层，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永州人的文化心理，没能有效地提升永州人文化参与的热情，也未能改变柳子庙门可罗雀的悲凉时运。柳宗元的资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唐代状元；官僚家庭；绝大多数；科举；上层；选才
唐代状元共有251名，其中《登科记考》考稽出姓名的有139名（含1人有姓无名），另有4名暗示为状元而未明确指出。笔者根据多种资料剔除了9名，另补了17名，即目前已知姓名的状元共有151名[1]。这151名中又只有74名能通过有关记载窥见其家世。不过，这不全的资料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唐代状元的家世远比以后历朝都显赫。
一
宗室子弟
家世最显赫的当然是宗室子弟，这样的状元有4个：
李程：其五世祖为高祖的堂弟、襄邑恭王李神符；父李鷫官至滁州刺史；兄李倨官至池州刺史[2，3]。
李从实：其六世祖为李神符；父李諝官至明州刺史；族叔，即状元李程，官至宰相；从实兄弟10人皆有官职，以四兄从晦最知名，官至兴元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2]。
李肱：出身宗室，由宗正寺选送参试，具体派系待考[4]，[5]（P768－771）。
李筠：为吴王李恪（太宗第三子）的第十世孙，祖父李如仙官至奉天令，父李回为武宗朝宰相[2]。
二
孔门之后
唐代颇重视孔子，追封为“文宣公”，并且子孙世袭。其后人传至唐代，前后出了5个状元。
孔振：孔子第40代嫡孙；祖父孔惟晊官至兖州参军，袭文宣公；父孔策官至国子监丞、尚书博士，袭文宣公；孔振本人亦袭文宣公[6，7]。
孔拯：为孔振之弟[6，7]。
孔纬：孔子第40代孙；祖父孔戣官至礼部尚书，为一代名人；父孔遵孺官至华阳县丞；叔孔温裕、孔温业皆为节度使；堂兄孔纁状元及第[7，8]。
孔缄：为孔纬之弟[7，8]。
孔纁：孔子第40代孙；祖父孔戣官至礼部尚书，为名臣；父孔温质官至四门博士[7，8]。
三 当朝宰辅的子、弟、侄、孙、重孙
曾祖辈、祖（外祖）辈、父辈或兄长中有人当宰相的状元共20人：
崔液：祖父崔仁师官至宰相；父崔挹官至礼部尚书；兄崔湜官至尚书令——首相[8，9，10]。
李随：为宰相李揆之侄。世代巨族，祖父李成裕官至秘书监，父未仕[8]，[11]（P89）。
班肃：为班固之后。外祖严震官至宰相，封冯翊郡王；祖父班倩，官至秘书监，为著名儒学家；父班宏官至户部尚书、东川节度使，封萧国公[12]。
武翊黄：高祖武德载为武则天族弟，官至湖州刺史，封颍川郡王；祖父武就官至殿中侍御史；父武元衡为宪宗朝宰相[5]（P584），[8]。
韦谌：曾祖韦见素为玄宗朝宰相；祖父韦倜官至给事中；父韦颂官至库部郎中[8]。
裴俅：父裴肃官至御史中丞、越州刺史兼浙东团练观察使；次兄裴休为宣宗朝宰相[8]。
裴思谦：祖父裴显官至高陵令；伯父裴垍为宪宗朝宰相；父裴坰官至大理卿 [8]。
郑颢：世代簪缨，祖父郑絪为宪宗朝宰相；父郑抵德官至兵部尚书；本人后来当了宣宗的女婿[8]。
赵蒙：祖父赵植在朱泚之乱中有救驾功，官至岭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伯父赵存约官至兴元节度使；堂兄赵隐为懿、宣两朝宰相[8]。
赵峻：为赵蒙堂弟[8]。
赵昌翰：为赵蒙之子。曾祖、伯祖皆为高官；堂伯为宰相；父及堂叔皆为状元[8]。
裴延鲁：祖父裴肃官至御史中丞；父裴俦官至江西观察使；二叔裴休为宣宗朝宰相；三叔裴俅为状元，官至谏设大夫[8]。
郑洪业：祖父郑利用官至泽州刺史；伯父郑涯官至宰相；父郑助（左面三点水）官至兖海节度使；同族祖辈、父辈为相者四五人[8]。
郑合敬：为郑洪业堂弟，大抵同上；父郑涯官至宰相[8]。
郑昌图：祖父郑具瞻官至洛阳尉；父郑涓官至太原节度使；伯祖郑余庆、堂伯郑涯、堂兄郑从谠皆官至宰相，同宗兄郑洪业为咸通八年（867年）状元[8]。
崔昭矩：兄崔昭纬为状元、宰相[8]。
崔胶：叔祖崔岘为会昌元年（841）状元；近支族祖崔群为宪宗朝宰相；叔崔彦昭为僖宗朝宰相[8]。
裴格：曾祖裴遵庆为代宗朝宰相；祖父裴向官至吏部尚书；父裴宣官至御史大夫[8]。
陆扆：世代显宦；祖父陆师德官至淮南观察支使；近支族祖陆贽德宗朝拜相，为历史名臣；父陆鄯官至陕州法曹参军[8]。
崔鉶：祖父崔儆官至尚书左丞；伯父崔元略官至义成军节度使；父崔元受官至河北行营判官；叔崔元式为宪宗朝宰相[8]。
四 其他高官的子、弟、侄、孙、重孙
祖辈、父辈或兄长为四品①以上官职者25人。
李昂：祖父为寿州别驾；父李终官至左羽林卫长；兄李昊官至吉州刺史[11]（P18，122），[13]。
张正甫：祖父张绍贞官至尚书右丞；父张泚官至苏州司马；兄张式为上都试场榜首，历官户部即中、河南尹、飞骑尉[14]。
柳公权：祖父柳正礼官至邠州士曹参军；父柳温官至丹州刺史；兄柳公绰官至兵部尚书，为一代名臣[15]。
孔敏行：祖父孔齐参官至宝鼎令；父孔述睿为朝野仰慕的大隐士，短期当过秘书少监兼太子右庶子[16]。
韦瓘：伯父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父韦正卿登“茂才异等”科[17]。
柳璟：祖父柳芳为著名学者，官至右司郎中；父柳登亦博学，官至右散骑常侍；叔柳冕文史兼该，官至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5]（P722）。
于珪：曾祖于休烈官至工部尚书，封东海郡公，为一代名臣；祖父于肃官至给事中；父于敖官至户部侍郎、宣歙观察使[18，19]。
于瑰：为于珪之弟[18.19]。
归仁绍：祖父归登为宪宗朝兵部尚书，封长沙县男；父归融，亦官至兵部尚书、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晋陵郡公；三个兄长亦皆进士及第[19，20]。
归仁泽：为归云绍之弟[19，20]。
归佾：为归仁绍之子[19，20]。
归系：为归仁绍之子，归佾之弟[19，20]。
归黯：为归仁之子[19，20]。
孙偓：祖父孙起，官至白马令；父孙景商官至天平军节度使；兄孙储官至兵部尚书、天雄军节度使[8，21]。
崔昭纬：祖父崔庇，官至酸枣令；父崔璙官至鄂州观察使[8，22]。
杨赞禹：祖父杨虞卿官至京兆尹；父杨退之官至左散骑常侍[8]。
杨赞图：世代显宦，为杨赞禹之弟[8]。
卢文焕：曾祖卢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官至检校户部郎中；祖辈弟兄4人皆为进士，3人官至节度使；父卢贻殷官至光禄少卿，且兄弟数人同时在朝为官[8，23]。
杨凝：祖父杨志元官至殿中待御史；父杨成名未仕早卒；兄杨凭为大历间上都试场榜首，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8，24]。
卢顼：祖父、父亲皆未仕；长兄卢瑗官至歙州刺史；三兄卢瑾官至河中少尹[8]。
张又新：曾祖张鷟为著名文学家，官至司门员外郎；父张荐官至工部尚书，亦以文学知名[25]。
常无名：祖父常毅官至杞王府司马；父常楚珪官至庆王文学[8]。
常衮：祖父常楚珪官至庆王文学；父常无为官至三原县丞；叔常无名，状元、官至礼部员外郎[8]。
崔曙：曾祖崔行功官至秘书监，祖辈数人皆未仕，本家亦颇衰落，但伯祖崔旻的长子崔诚官至左金吾卫将军、次子崔训官至文州刺史、三子崔訢官至华州刺史[8]。
崔明允：祖父崔诚官至刑部郎中；堂兄崔河图官至谏议大夫[8]。 五 其他历史名人之后
咸通四年萧仿权知贡举时，便特意要录取那些确有才艺而“名字陆沉”、“风埃久处”的历代名人后裔，举例时首列孔子后裔孔振，还有韩愈之孙韩綰、柳宗元之子柳告等。事后被人诬告，虽然遭受贬谪，但没有人提出要否定他所录取的进士，说明对名人后裔的关照大家都能接受[5]（P848）。除孔子后裔外，名人之后上文已述的有班肃，另外还有5人。
颜康成：为颜子第38代孙，父颜育德官至太子通事舍人[7]。
贾季邻：为贾谊后裔。其父贾玄暐未仕；兄贾季良官至奉天尉[8]。
贾稜：祖父贾季良官至奉天尉；叔祖贾季邻为状元、长安主簿；父贾岌未仕[8]。
贾餗：为贾谊后裔。父贾宁未仕；兄贾竦为书法家，官至著作郎[8]。
韩衮：为唐代大文豪、穆宗时吏部待郎韩愈之孙；其父韩昶官至集贤校理；兄韩綰为咸通间进士[5]（P851）。
六 一般官员的子、弟、侄、孙、重孙
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10人。
程行谋：祖父程德淹，在隋官至太康今；父程药王唐初官至秋浦令[26]。
王维：父王处廉官至汾州司马[27]。
崔元翰：祖父崔承扬官至凤阁舍人；父崔良佐曾官湖城主簿，后隐居不仕[8，28]。
李固言：祖父李并官至扬州司马；父李岘官至庐江令[8，29]。
尹极：兄尹枢为状元，至少有个小职[5]（P457）。
崔岘：父崔穜官至侍御史[8]。
李郜：祖父李哲官至常州录事；父李从约官至钱塘令[8]。
郑蔼：曾祖郑厚官至池州司马；祖父郑运官至县丞；状元郑合敬、郑洪业、郑昌图皆为同族[8]。
魏弘简：祖父魏绲官至太常主簿；父魏万成官至膳部员外郎兼江陵少尹[30]。
李嶷：出身世家大族；祖父李知让官至长水主簿；父亲李承胤官至江州别驾[8]。
七
寒门出身
出身寒族或没落士族家庭的仅5人。
裴说：出身没落的世家大族，早年相对贫困[31]。
苏检：父、祖皆未仕[8]。
易重：出身乡下，世代无人做官[32]。
卢肇：曾祖卢挺德宗朝任袁州刺史，虽诗礼传家，然祖父、父亲均未仕，因而家道中落[32，33]。
颜标：家中无“庙院”，可能出身较为寒微[5]（P822）。
以上资料表明：宗族子弟照样参与科举竞争，与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加限制，甚至还能被点为状元，当时人们也都能接受，相关史书中均不见有臣下就这一问题上过奏章，这是宋以后所见不到的现象。已知家世的74名状元中，宗室出身的就有李程、李从实、李肱、李筠等4人，占5.41％。普通进士名单缺失过多，无法统计，估计宗室出身的一般进士还会超过这个比例。而宗室总人数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没有这么大。宗室子弟本来就有恩荫、特赐等种种特权，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既不加限制，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必然容易占据先机，这是极不合理的。宋以后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了种种限制，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34]。
有案可稽的74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共69人，占92％，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即前5类）就有59人，占79.73%。寒门出身的仅5人，占8%。这少数几个出身“微寒”的，也并非一般平民或农家出身，至少是个小地主，只是近几代无人做官而已，如卢肇曾祖做过太守，以后世代书香，只因他的祖父和父亲均未仕，曾祖在官场的影响逐渐消失，就被视为“出身寒素”。裴说、苏检也是如此。
那些没有能留下姓名或虽有姓名而找不到家世资料的状元，也不一定都出身“寒素”，只因他们影响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视状元罢了，上述前5类家世较显赫者中就多半祖辈、父辈或兄弟辈在新、旧《唐书》中有传，而其本人则只字不曾被附带提及。其实上述74人中，新、旧、《唐书》均有传的只有15人：王维、孔纬、孔敏行、李固言、李程、陆扆、柳公权、柳璟、张又新、常衮、郑颢、崔元翰、崔昭纬、崔液、贾餗；仅在《旧唐书》中有传的2人：张正甫、裴俅（附裴休传后）；仅在《新唐书》中有传的5人：韦瓘、苏检、孙偓、杨凝、班肃。三者合起来共22人， 可见能否留下姓名与家世资料跟其家庭出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74位状元的家世资料又可以近似地表明：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中选拔人才，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这很容易理解：科举制是对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即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真正到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科举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得利益者（即掌权者）不可能将于己不利的科举考试看得很神圣，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有意无意地在制定有关章程时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甚至不硬性规定非依考卷的好坏决定取舍与名次不可。这不甚严格的制度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争先，朝廷的科第往往可以公开送人情[35]。所以上述归氏、孔氏、赵氏、崔氏、郑氏等家族出状元都是一窝一窝的，中下层读书人自然难以争先，甚至难以录取。
可以说，唐代科举考试的实质只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远不是真正的“广开才路”，在全会社范围内挑选人才。所谓“为国选才”几乎只是一句空话。直到宋中期以后，原先的世家大族经唐末、五代及宋初屡次改朝换代的打击，势力被严重削弱，已经难以左右局势，中下层出身的官员影响越来越大，科举考试的制度才日趋严密完善，有“殿试”、“读卷”、“糊名考校”、“分房阅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名次的确定又有“初考”、“复考”、“详定”3道关，且有宗室一般不许参试，高官及考官若有子弟或亲戚参试要回避，不得过问考试之事，并另设试场、另定名额、分别录取等规定，这些规定都能得到较好的执行，宋代状元中就没有宗室子弟（北宋末年，朝纲不振，徽宗的儿子赵楷也参加科举考试，这已经是极其特殊的现象，但他在糊名阅卷的情况下被定为状元，拆封后还是被换了下来），也没有一例当朝宰相的直系亲属，考试时有直系亲属任四品及以上官职的也非常少。而且科举考试已成为挑选官员的主要途径，举国上下都把科举考试看成至关重要的事，即使是名人之后也得凭实力参与竞争，任何“开后门”的做法都被认为是严重犯罪行为，选才的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中下层[34]。 [注释]
①官员的品级综合参照《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历代职官表》等，有不同说法者则从众。
参考文献
[1]周腊生. 《登科记考》所载唐代状元正补[J].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3）
[2]（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3]（五代）王定保撰. （清）王文濡辑. 唐摭言（影印《说库》本）[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4]（唐）范摅撰. 云溪友议（笔记小说大观本）[M].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卷二）.
[5]（清）徐松. 登科记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清）岳浚，法敏修. （清）杜诏，顾瀛纂. 山东通志[M]. 雍正七年修锓，乾隆元年刊，（卷一五）.
[7]（清）潘相纂修. 曲阜县志（乾隆）[M]. 台湾学生书局1968影印，（卷四二、八九）.
[8] （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9]（宋）王谠撰 . （清）王文濡辑. 唐语林（影印《说库》本）[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十七）.
[10]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 中国古代诗词曲词典[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47.
[11]岑仲勉撰. 朗官石柱题名新考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班宏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3]罗振玉辑. 芒洛冢墓遗文（云窗丛刻第10册）[M]. 上虞：罗氏仿古香斋式玻璃版印.
[14]张忱石. 全唐诗“无世次”诗人考索[J]. 文史，（22辑）:219.
[15]（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柳公权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6]（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孔述睿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7]（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韦夏卿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8]（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于敖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19]（宋）乐史. 广卓异记（笔记小说大观本）[M]. 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卷一九）.
[20]（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三归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1]（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孙偓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2]（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崔昭纬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3]（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卢简辞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4]（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杨凝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5]（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张荐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6]（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五八）.
[27]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 中国文学家辞典（古代第二分册）[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33－135.
[28] （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崔元翰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9]（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李固言传（二十五史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30]（唐）柳宗元著. 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223－226.
[31]（元）辛文房撰. 周本淳校正. 唐才子传校正[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32]李天白著. 江西状元谱[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1.
[33]毛静. 卢肇世家佳话[N]. 宜春日报，1992－12－12－（3）.
[34]周腊生著. 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M]. 紫禁城出版社，1999：9、26、27、30、42、56、63、202、205.柳宗元的资料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天命观；柳宗元；论语；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51-02
如今从接受的角度（即读者的角度）研究文学，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一个接受者（即读者）的地位也是十分值得引起关注的。环视柳宗元的接受史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研究者也探讨了柳宗元对于老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前人的接受情况，但关于柳宗元对《论语》中思想的接受研究则很少见，本文便以“天命观”为切入点，深化柳宗元对《论语》的接受进行突破性的阐释和研究。
一、柳宗元与《论语》的关系
据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可考，在柳宗元任永州司马的时期，曾作《辩二篇》，就《论语》的编写作者及卒篇之首为非问对之辞的问题进行论辩。再者，在唐代，随着儒学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重新确立，作为孔子思想主要载体的《论语》不仅成为君主理政、选人，臣下对策、议政的依据，而且在中央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及蒙学教育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柳宗元出生于官宦世家，由于家庭影响，决定他从小就以读书做官作为努力的目标，可以推断，早年为考进士在《论语》等儒家经籍上是下了大功夫的。由此可见，柳宗元自幼是仔细研读过《论语》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论语》奠定了儒道基础。
二、《论语》中“天命观”所体现的求实精神
在《论语》中多次谈到“天”、“命”，除了对主宰一切的“天”、“命”表示信仰和敬畏外，也曾对“天”、“命”有过怀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第三），但又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论语》中孔子谈论“天命”时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的。究竟天是神还是自然，孔子的回答也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荀子作《天论》，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没有作为。东汉王充也论证天是自然并没有作为，同时确认人死不能为鬼。到柳宗元时，他确定天是无知的自然，没有作为，并充分发挥了这一唯物主义传统思想。
在《论语》中，“天”的涵义有三类，一是自然之天，即天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第八）；“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第十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都是孔子就现象打比方所说的自然之天，是客观存在的。又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第三），认为若是得罪了上天，必然招致失败或危害，祈祷也没有用。（宪问第十四）“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第九）认为天若是要消灭这种文化，那他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种文化，那匡人将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是孔子在遭到匡人围困时，对之无可奈何，一面为弟子壮胆，一面又哀伤自己遭遇的叹息之词。这里的“天”是孔子认识到自然界规律后所说的自然之天，即天神或者天理。二是在愤激和悲恸时感情激动的表现。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发誓说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第六）又如，孔子生病了，对“子路使门人为臣”不满，说道：“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子罕第九）颜渊死了，孔子悲痛地呼喊道：“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第十一）这三种“天”，第一种“天”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发展，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人们需要顺应这个规律，才能避免失败和危险。而后一种“天”，是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的，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而流露出的口头语。
我们再来看《论语》中“命”的涵义，一是跟上文提到的第一种“天”类似，即客观规律。“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第二）“畏天命”（季氏第十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第二十）二是对于无法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表示无可奈何的叹息，将问题归结于命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第十四）“亡之，命矣夫！”（雍也第六）
从《论语》中谈论“天命”的语录来看，孔子的天命思想基本上是因袭周代的宗教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事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孔子在总体上肯定“天”是有权力意志的人格神，然而有时又赋予“天”以自然主义的色彩。这一矛盾正体现了孔子哲学思想的特色。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第九）孔子的回答，说明自己的“多能”是学来的，这不仅否定了太宰认为他是“圣者”，并且有力地驳斥了子贡对“天纵”的吹捧。孔子生于巫鬼迷信风气盛行的春秋时代，当然会受到天命论的传统影响，但他除了承认有意志的天命论的宗教观念外，则是把“命”视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如伯牛得了重病，孔子握着他的手说：“亡之，命已夫！”（雍也第六）这与“死生有命”（颜渊第十二）“不幸短命死矣”（雍也）的“命”相同，就是平时说的命运的命。又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第十四）孔子认为主张能否实现，均听之于命运，公伯寮是不能左右其命运的。这个“命”包含着某种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的意思。王充说：“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见之，故归之于命。”（《论衡·自纪》）在这里，孔子对“天命”和“命”的理解显然与历史上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第十一）子贡是孔子弟子中财富最多的，他“连驷结骑”，往来诸侯国之间，“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所谓“不受命”就是说他不听命运的安排，而去经营买卖，由于他测算很准，所以往往预测成功。这证明了人的努力战胜了贫穷的命运。这包含着孔子思想里的一对矛盾。由于子贡靠自己的努力变贫为富，人力胜过命运，这就突破了天命论的桎梏。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宪问第十四）齐桓公称霸诸侯，不是“天意”，而是靠管仲的力量，排除了天命的支配。由此可见，孔子既承认天命，但也不废弃人的主观努力，这便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吧。但可以看出，《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对“天命”的怀疑态度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的。
三、柳宗元对《论语》“天命观”的继承与背离
然而“天”、“命”在柳宗元这里，则与孔子在《论语》中体现的思想已发生背离，柳宗元虽然也是本着求实的理念，但在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已不再像《论语》中孔子对“天命”仅仅只是持怀疑态度，而是彻底的批判。对于自然，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现象，是由元气构成的，并非神造。柳宗元关于天的论述很多，主要有《天说》、《天爵论》、《时令论》上、下、《断刑论》下、《贞符》并序、答屈原《天问》的《天对》以及《答刘禹锡书》等。从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柳宗元认真吸取了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并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论的传统思想，深入探讨了自然之天，深刻地批判了神的天，形成了自己的天命思想体系。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趋势，兴衰成败，系人不系于天，反对皇权神授说。这在《天说》一文中已有明确阐释，文中阐述天与瓜果草木等自然界一切事物一样，都是无知的，对人不能有赏功罚罪的作用，文章认为宇宙间客观存在的一切现象，形态上虽千变万化，不尽相同，而实质上则同为自然范畴的物质。他肯定天地、元气、阴阳也是无意识的自然物，由于自然物质上没有人格神，因此也绝没有能“赏功而罚祸”的意志，并强调指出，人类“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与天无关，认为天能“赏功而罚祸”的说法很荒谬。柳宗元对“符命”更是彻底地批判，在《非国语》《贞符》等著述中，否定天命、鬼神和符瑞，反对迷信，批判的锋芒很尖锐。在《贞符》一文中，他大量列举史实，批判了种种神学迷信观念，例如《河图》中传说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即怀孕而生黄帝，《帝王世纪》中传说握登见长虹即怀孕而生舜，汉代史书中关于高帝斩白蛇、武帝得“仁兽”及宝鼎、王莽奉丹书符命、光武奉赤伏符等迷信传说，以及“封禅”的宗教仪式等，都逐一进行了批判。他通过透彻分析，痛斥“符命”说纯粹是“妖淫嚚昏好怪之徒”的谬论，是“淫巫瞽史”捏造的欺人之谈。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中华书局,1979,(1).
\[2\](后晋)刘昫.旧唐书\[M\].中华书局,1975.
\[3\]施子愉.柳宗元年谱\[M\].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7).
\[4\]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