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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林海雪原》的智取有：故事的每个情节都让人仿若身临其境。在作者生动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细节被刻画的淋漓尽致。如“孤胆英雄”杨子荣，又如神机妙算的“二0三首长”少剑波，或那活泼天真的“小白鸽”卫生员白茹。不仅如此，就连反派人物都写的形象逼真，作者仿佛对他们的想法了如指掌，比如描写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其部下“八大金刚”在考验杨子荣时，诡计一个接一个，充分表现了敌人的阴险狡诈。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2-12-26《林海雪原》中有许多“智取”,你能具体说明吗您好，《林海雪原》的智取有：故事的每个情节都让人仿若身临其境。在作者生动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细节被刻画的淋漓尽致。如“孤胆英雄”杨子荣，又如神机妙算的“二0三首长”少剑波，或那活泼天真的“小白鸽”卫生员白茹。不仅如此，就连反派人物都写的形象逼真，作者仿佛对他们的想法了如指掌，比如描写威虎山上的“座山雕”和其部下“八大金刚”在考验杨子荣时，诡计一个接一个，充分表现了敌人的阴险狡诈。《林海雪原》不是一部摆脱、或者突破了当时战争小说的一般审美模式。相反，它正是以塑造出一批流传广泛的英雄人物形象为成功标志，以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来构造布局，以宣扬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创作基调。不是说《林海雪原》在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方面获得了完全成功；相反，小说有许多缺点都与它的民间叙事特点与生俱来，比如过于夸张和煽情的描写，过于陈旧的表现英雄人物的模式，特别是对小分队的指挥员少剑波的描写，作家浪漫得过了头，竟按照旧小说的“儒将”形象来刻画：少剑波不仅会指挥打仗，还会写浪漫主义的诗歌，而且在诗歌里自称“少帅”，为了成全“英雄美人”的传统理想模式，作家还特地配置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卫生员。故事当然很好看，但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而来的现代审美理想来衡量，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已赞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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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孩子的视角来写作
——爱的大道，浓烈的怀乡情绪
左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历史的肯定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分期
第一时期———1942—1956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与基础建构阶段;(开创)
第二时期——1957—-1976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断激进化阶段;(激进)
第三时期——1977—1990年,这是“新时期”文学阶段,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修复与重建阶段又拆解阶段;(转型)
第四时期———1990年到21世纪初,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体化转向多元格局的时期,以及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自身在寻求困境中面向未来的生存之道。(分化)
第一阶段:开创时期:1942——1956年
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创时期。
其要点:
1,确立方向,明确任务,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
2,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休性;
3,建立现实主义规范,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第二阶段:激进时期:1957—1976年。
要点:
1,完全的意识形态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2,激进革命在文学共同体的内化意识。
3,高大全的概念化、主题先行,三突出。
“三红一创 保卫青山”《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狮巨变》
第三阶段:修复转型时期:1977—1990年。
关于这段历史,学界通常都把它称为“新时期”,即告别“文革”,拨乱反正,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拨乱反正的“正”就是指回到原来正确的历史道路上。这种定位试图规训“新时期”,让它与想象中的自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正确道路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掩盖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倡导的“正”有着新的历史起源,是“文革”后历史的新开创。
第四阶段:转型分化时期:1990年到21世纪初。要点:1,整体性的终结,多元文化的播散。2，历史的终结,个人/他者化的瞬间性。
《讲话》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回题:
1立场与世界观。
2方向与性质。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世界观、立场转变问题的具体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间题。”毛泽东对此间题的论述,明确说明了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性质。
以“为什么人”为间题的切入点,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和个人主义息息相关的文艺界的宗派间题。
3普及与提高。
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这一目的间题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如何服务的手段间题。他将此概括为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
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先知先觉者,而只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写作者;
其二,普及本身是由革命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3. 普及虽然继承了抗战时期“文克下乡”的普罗文艺传统，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改变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历史主体位置。
土改文学——《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土改是建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性事件,斗争的动力来自“讨皿债”。只有苦大仇深,阶级斗争的动力才充分，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才可以建立起来。《暴风骤雨》最早书写了公审大会的经典性场面,元茂屯的贫苦农民在工作队萧祥队长的再三启发下，终于克服胆怯，走向与地主面对面斗争的现场。小说这样描写公审大会:
挡也挡不住的暴怒的群众,高举的棒子,纷纷往前挤乱棒子纷纷落下来。一个妇女挤到恶霸地主韩老六面前,她举起棒子说:“你,你杀了我的儿子。”榆木棒子落到韩老六的肩膀上,待要再打,她的手没有力量了，她撂下棒子,扑到韩老六身上,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臂,她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
个人的仇恨,成为支撑阶级斗争暴力现场的根本依据开国具有历史普遍性的意义，它构成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的伦理基础。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这篇小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涌的文章《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
他认为萧也牧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来看待工农出身的干部,作者保持和渲染了旧观点、旧趣味,以此来嘲笑劳动人民。
文章认为,这不是作者个人问题,而是性质严重的错误,它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城以后,在文艺创作方面逐步产生的一种不健康的苗头,应该引起警惕。
——文学圈的批判
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武训传》——全国范围的批判
1948年夏天,中国制片厂开拍电影《武训传》,但仅完成三分之一就因故中断。1949年1月，私营上海昆仑公司收买了摄制权和已拍的胶片。1950年,昆仑公司对剧本作了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电影由赵丹主演武训,年底上演。公映后,好评好潮。
电影《武训传》讲述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歌颂武训以教育为本,穷尽毕生精力,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影片把武训塑造成了一个不屈不挠地为了中国人民的自强奋进而献身的“先贤”形象。在结尾处,暗喻武训的精神在新社会才能得到发扬,并且正在发扬。
批判
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1900年-1990年),原名俞铭衡,字平伯。俞平伯生于典型的书香世家,十五岁便考入北京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黄侃。1922年以新诗集《冬夜》名动文坛,此后出版诗集《西还》,散文集《杂拌儿》、《燕知草》以及学术论著《红楼梦辨》、《读诗札记》、《读词偶得》等诸多作品,成为新文学著名作家。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俞平伯1922年写出《红楼梦辩》,解放后将此书删改增订,改名为《〈红楼梦〉研究》,此次再版明显修改之处是他对胡适的“自叙传”有不同意见，他原来的《红楼梦辩》是把胡适的“自叙传”作为“中心观念”的,修改后的观点认为,并不一定要把“自叙”往曹雪芹一人一事上去附会,说《红楼梦》取材于曹家是可以的,但不应完全把它与曹雪芹个人的经历经验等同,后来在对俞平伯的批判中,批判者列为首要错误的就是指责俞平伯持“自叙传”观点,俞平伯恰恰对此已经做了相当的修正。
另一点明显的改动是,俞平伯加进了不少新名词,例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等等。但在有的人看来,他还是没有脱离胡适的实证方法,没有从现实主义的理论的高度,在历史与阶级的冲突关系中阐述《红楼梦》的深刻意义。
两个年轻学者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难,他们的文章开始是向《文艺报》投的稿,但没有被接纳。经历过一番曲折,才于1954年在其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
李、蓝的文章是在学习了《讲话》精神后,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红楼梦》的,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李、蓝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论述、俄罗斯革命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李、蓝用马列主义作后盾,他们认为,不能从作者的世界观落后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琐碎细节去穿凿附会,而要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来探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
他们认为曹雪芹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他对追怀往昔流露出哀感,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情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但他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腐朽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红楼梦的社会悲剧性结局”。
赵树理的创作:在观念与本真的生活之间
历史选中赵树理（1906—1970),作为革命文艺获得本土化形式的代表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其偶然性在于，像赵树理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进入革命文艺队伍,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实在是绝无仅有。
周扬在在《论赵树理的创作》（1946年8月26日《解放目报》)就说过:赵树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个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原因应该在于赵树理有着“成熟的”乡村经验。(参见《周扬文集》,第一卷,第486-487页。)
《三里湾》
1955年,《三里湾》这部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第1、2、3、4月号连载,当年5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
《三里湾》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围绕三里湾农业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描写了三里湾旗杆院周围的一群农民家长里短的故事。
主线有:王玉梅与马有翼一对中学毕业的新农民男女的爱情,写了王玉生与范灵芝的爱情,以及“糊涂涂”、“范登高”、“一阵风”、“能不够”几个旧式农民家庭的变化,借此揭示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这场变革在农村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同时在自然环境描写上突出了山西农村的特有风光,且对山西农民的吃住穿戴,起居往来,婚丧嫁娶等民俗人情都有着精致描绘。
对乡土意识进行历史与阶级的改造。
赵树理试图在“世界文学”的水平上来写作,他所了解的“世界水平”主要是指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齐。赵树理其实并不满足于被人们只看成乡土作家,他说:“我在文艺方面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
赵树理过去以写“中间人物”而著称,就革命文学的要求而言，赵树理的作品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农村题材中最为“落后”(不革命)文学,
它没有那么激烈的阶级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赵树理也意识到自己的骨子里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性,其革命立场和方向都不是那么自觉,只是朴素的乡土情感和革命工作经验构成着他的写作素材。
被卷入革命文学的阵营并且被作为样板,很可能是他始料未及的。现在,历史发展到新阶段,赵树理需要拿出配得上历史愿望的作品,因此,《三里湾》不只是他朴素的民间记忆中的东西,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产物。但小说正是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实际是倒向了生活本身。
《三里湾》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冲突并不那么激烈。
这些被建构起来的历史与阶级的冲突,像是赵树理要解决的标签性问题;他花大气力描写的,依然是那些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困境,那些乡村中国社会中更为真实和内在的矛盾。
例如,几个青年男女的婚姻纠葛,男女青年相互倾慕、离婚结婚的内容占据了相当篇幅。
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这种双重性: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表现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对他们的进步与落后进行描写与评价;另一方面,只要回到乡土中国,回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回到他们的道德与伦理状况中,更为朴实的真实生活就会呈现出来,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始终是概念化的历史规律(关于先进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调和剂。
前者使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有历史的“先进性”,而后者则维系着文学的基本审美品质。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两条路线斗争被表现得很表面化。
——赵树理影响了一群山西创作家，后称为“山药蛋派”
柳青《创业史》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阶段性高峰。《创业史》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者原来计划分四部来构思。现在看到的《创业史》,只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的前四章。仅仅这样，这部作品就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始终被作为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
第一，文学回答现实的紧急问题。
这部小说描写了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赵树理的小说是回答现实问题,但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柳青要回答的问题则具有历史宏伟的指向性,是革命胜利后,土改完成后,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如何进行的问题,这也指向中国农村发展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的道路问题。
这部小说展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社会深刻变动及其最内在的矛盾。梁氏父子的创业如同一部新社会的英雄传奇,新旧对比表明过去的历史只是失败的教训,而新的选择才指向未来光明前途。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高度概括现实想象的“新人”——英雄人物。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受到争议和赞扬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的人物塑造。梁氏父子是主要人物,当然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形象。梁生宝被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他是一个吃苦耐劳而有政治觉悟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的代表,他有能力和信念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要从发展把握现实,看到历史之未来，从历史趋势的高度来描写人物。只有宏大的历史理念可以表达历史的本质和趋势。
第三、关于中间人物与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一方面,前进中的人物有意义,但另一方面,“中间人物”也非常生动。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小说在观念和美学上是分裂的,作家的意识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要表达对历史前进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对“中间人物”充满了同情和文学性的把握。
在当时,梁三老汉的形象被作为“中间人物”来理解,反映了农民依然保留的小农经济思想,他们对私有制的依恋,说明教育农民的重要性。在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落后的“中间人物”具有一定的生活真实性。
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讨论
文学史上关于《创业史》展开过热烈争论,焦点集中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塑造问题上。关于梁生宝的形象塑造的争论，今天看来显得空洞和概念化。其观点主要认为,梁生宝的身上体现了时代光辉的思想和品质的先进性,揭示了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用革命理想照亮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前途。关于梁三老汉形象的争论,倒是微妙地反映出那个时期文学评论试图表达的对文学性的关注。
在当时深入探讨“中间人物”的研究者有严家炎,他在1961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创业史>中的老三汉的形象》等多篇文章中,强调梁三老汉形象的艺术价值。关于《创业史》中的“中间人物”的争论,在当时是一个影响较大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规范之下,文艺理论与批评依然试图有所突破的尝试。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丰富性。
与当时其他作品相比,《创业史》虽然在阶级立场上非常坚定和明确,但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细腻的叙事与抒情性描写结合起来,并且融入了对现实及人物的反思性评价,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
小说最为可贵的在于它表现的农村日常生活的细致和真实。许多细节富有生活的质感,具有生活的依据,有沉甸甸的生活含量。
尤其是对姚士杰这个富农心理的描写;对素芳这个被损害的坏女人形象的书写。
以资本主义启蒙文学或现代主义形成的审美标准来看,可能会对中国50年代的这些革命历史小说捉出种种非难,例如这些宏大的讲述革命历史的作品过于传奇化,人物形象概念化倾向明显,结构宏大单一,语言也显单调。
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与现代性动机
文学史不只是给出作品的基本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揭示这些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根源，从而给出它们的恰当意义。
中国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与世界的现代性文学是联系在一起的,都主要表达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崛起这种普遍情感。
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质《红旗谱》英雄化与革命传奇《红岩》
问题:在主休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作者个人起作用的空隙了呢?
是否可以设想隐匿的主体可能从那些字词、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
这牵涉到对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性”的一个解释,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
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的可能性呢?
它对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的表现,对乡土中国生活习俗的描墓,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对家庭伦理特别是父子关系的表现等等,都显示出颇为独到的特征。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多有感人之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有棱有角。
伦理学
伦理学的本质是关于道德间题的科学,是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或者说,伦理学是以人类的道德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伦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复杂,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
这个间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间题,即两者谁决定谁,以及道德对经济有无反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间题,即两者谁从属于谁的间题。对这一基本间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评判标住和取向。
1959年,梁斌发表创作谈《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其中谈到了他的经历、经验和个人记忆,按照他的说法,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人物,都有原型,都是他少年、青年时代曾经经历过的人和事,并旦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中都曾经出现过。梁斌这样解释革命文艺所需要加强的美学因素:“书是这样长,都写的是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参见《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页)这些情节,被作者称之为“生活内容”，而那些革命、斗争生活显然是属于另一个范畴。
《青春之歌》
革命历史叙事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
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
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怎样才能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
其三，这是全部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性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这一历史难题,只能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来加以解决。
以自身历史来解决革命的历史。
杨沫(1914——1995),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黑犬。曾就读于北京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
《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1949年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版《青春之歌》产生了广泛影响。杨沫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其妹为电影演员白杨,余永泽原型为张中行,1935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在教育出版社任职,90年代的散文影响甚大。
《青春之歌》被认为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大革命时代一个女知识青年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生活的徘徊与选择,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
以学生运动为历史舞台,刻画出知识分子从热血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精神历程。
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次细致描绘了知识分子成长的具体历程的小说。其本质是知识分子的叙事。
小说首先叙述了一个革命的历史，一个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休的革命历史。其背景涵盖了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这—段时间。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上，被描述为大革命困难时期,也是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时期。
小说把人物的活动、个人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选择置放在时代矛盾的剧烈冲突中,以此来显示历史对个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小说塑造了—批共产党人的形象，如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等，这些人物都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在大革命年代英勇顽强地奋斗,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民族救亡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抗争的历史。
但这一主流的历史叙事在小说中只是构成重要的背景,并非主导性的叙事动机。
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与生活选择,以及她的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
她的经历与选择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样:“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一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但在选择通过叙述一个人的经历来反映这一被设定的革命主题时,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超出了这一主题。在这里,革命与爱欲构成了—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的张力来推动这一主题的展开。从这样的二元关系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革命文学叙事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以及内在隐含的分裂机制。
小说显然在努力建构阶级/革命作为人物的性格与叙事的动力机制,但这一动力机制是与爱欲纠缠在一起的,在具体的叙事中，爱欲还经常起到主导的作用。
整部小说的叙事中,女主人公的心理动机、心理变化是情节发展的动力。
心理变化表面上是得力于革命,而实质上是个人情感的变化。当然,在小说故事的结尾,革命热情还是替换了个人的情感。
应该可以说,这部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其革命的动力有时是来自个人的情感及浪漫主义冲动。
小说的革命教育动机是一回事,而对于青年读者来说,它又是一部中国五四以来的小资产阶级情感生活的百科全书。这就是文本可以超出政治语境和主题动机的缘由。
“在爱情选择和徘徊中，看到的男性形象——一方面，他有正确的思想，带着革命家的思想，果敢性格，帅气外貌——和现今的男性形象标准一致。
小说过多的描述了男性形象。
‘高富帅’‘白富美’”
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楼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黑犬，她仿佛间熟朋友似的间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青年人并没有急于回答。他用聪明、和悦的眼睛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两个人,仿佛在考虑什么,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卢嘉川翻了一下桌上的报纸,抬起头来慢慢地说，“只有一点:蒋介石打内战很‘勇敢’可是却指示东北的几十万军队绝对不许对外抵抗。所以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沈阳制炮厂、飞机场连同二百架飞机全一齐强占了。而且接着又向本溪、营口、长春等地进攻;听说吉林已经被占领,咱们这边秦皇岛也完了。……可是国民政府解决这奇耻大辱的办法只是给驻在日内瓦的施肇基打了个电报,要求‘国联’替中国主持公道。
道静正在院子里生火,准备做饭。一抬头卢嘉川走进来了。她立时扔下手里的煤球和簸箕,不管木柴正在熊熊燃烧着,慌忙地要领老卢进屋去。
“怎么?你还不放煤球?劈柴就要过劲啦。”卢嘉川含笑站在炉子边,拿起簸箕就把煤球添到炉口里。接着小小的炉子冒起了浓浓的黑烟。道静心里更加慌促——她正为叫卢嘉川看见自己做这些琐细的家务劳动而感到羞怯,加上他竞这么熟练地替她—做,她就更加觉得忐忑不安了。
“卢兄，这么久不见你……”她讪讪地说,“到屋里坐吧。你近来好吧?哦,你知道我多盼望……"道静兴奋地站在屋地上,东一句西一句简直语无伦次。
卢嘉川呢，他却安详地和道静握握手,搬把椅子坐在门边,看着道静微微一笑,说:“小林，这些日子生活得怎样?忙一点,好久不来看你了。”
道静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种油然而生的尊敬与一种隐秘的相见的喜悦,使得她的眼睛明亮起来,她靠在桌子边,还带着刚才的羞怯、不安,小声说:“卢兄，这些天,我读了好多书,明白了好多事,我的精神变了。……"她红着脸不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沉默了一下，看见卢嘉川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慌乱和激动,于是她才完全镇静下来,开始向他报告起她所读的书,这些书所给与她的影响,以反她心情上的变化来。她越说越高兴，渐渐全部消失了刚才的慌乱和不安，神采飞扬地歪着脑袋,说:“卢兄,多么奇怪呀!怎么这么快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好像年轻多啦。”
“你现在并不老,怎么能够再年轻?”卢嘉川眯着眼晴看着道静。顽皮的微笑又浮在他的嘴角。“不，不是这样。”道静的神气非常庄严认真,“卢兄，你不知道,我虽然只有二十岁,可是我……我过去的生活使我早就像个老太婆了。我看什么都没意思,对什么都失望,甚至悲观到想过自杀。……可是自从过年那天夜里认识了你们,你教我读了许多书,我就忽然变啦。……”她正说到这儿，一扭头,发现余永泽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站到屋子当中。
看见他的小眼睛愠怒地睨视着卢嘉川,道静的话嘎地停住了。还没容她开口,余永泽转过头来对道静皱着眉头说:“火炉早着荒了，你怎么还不做饭去?高谈酒论能当饭吃吗?”又没等道静开口,他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屋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
道静坐在凳子上，突然像霜打了的庄稼软软地衰萎下来有一阵子,她红涨着脸激愤得说不出一句话。这时,倒是卢嘉川老练、沉着,他对砰然关上的房门望望,又对道静痛苦的神情默然看了一下，然后站起身走近道静的身边:“这位余兄我见过。既然他急着要吃饭,小林，你该早点给他做饭才对。我们的谈话不要影响他。你把炉子搬进来,你一边做饭,我们一边谈好不好?”
“好!”道静正怕卢嘉川生气走掉,一见他还是留下来,她高兴得立时搬进炉子，坐上饭锅。渐渐地,气忿变成了沉重的悲哀,她低下头看着地说:“卢兄，替我想个办法吧!这生活实在太沉闷了。憋得出不来气。……”她抬起头来,眼晴忽然放射着—种异常热烈的光,“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我想我是能够量命的!要不,去东北义勇军也行。”
注：当时杨沫认为余永泽这是‘封建狭隘’的表现，现如今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思想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情感的多样性: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与《百合花》
尽管社会主义文学—直以乡村为其起源,在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的断裂中,拒绝了小资产阶级形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文学的写作主休不可避免的仍然是知识分子,而且他们的世界观的改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写作主体总是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主体性的内在情感。
《洼地上的“战役”》
路湖(1923——1994)原籍安徽无为,出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路翎是其笔名。1940年《七月》杂志发表署名路羽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从此路翎这个名字与胡风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七月”流派的影响壮大，路翎在文坛也崭露头角。1942年,路翎完成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被胡风编入“七月新丛”。随后路翎开始重写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胡风激赏路翎,他说:“《财主底的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有人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
路湖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人民文学》
1954年3月号。时值抗关援朝战争胜利不久，这篇小说讲述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在战斗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小说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描写战争中的侦察行动,只是穿插了一点篇幅描写王应洪与金圣姬的朦胧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金圣姬的单相思,但在行动中,王与金的关系却不时地透示出来,构成—种内在化的情感潜流。应该说，这种构思是很巧妙的。
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依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那些稍许温馨的情感只是偶尔从残酷的战争场景中流露出来。小说的题目中“战役”二字被打上了引号,作者也试图以此表明,一方面这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在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
小说描写情感心理的笔墨显得细致入微,作者显然是想表现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
路翎不能理解革命的纯粹性,他还试图给文学留有余地。准确地说,这篇小说试图调和革命与文学的冲突,按当时批判的话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在发生作用。
革命必须绝对化，必须极端,它充满了对再生的渴望,但它总是把死亡的边界当成再生的起源,死亡的错觉成为革命的新生的起点,—种宿命式的永远不可摆脱的绝对值。
宗璞的《红豆》，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之间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
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江玫与齐虹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吸引，是纯粹的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然的情感,但经历过男女之间的吸引之后,阶级冲突的间题冒出来了。与江玫同宿舍的肖素是个革命者,她在另一方面吸引着江玫。“江玫的梦现在已不是那种透明的、颜色非常鲜亮的少女梦了。局势的变化,肖素的被捕,齐虹的爱，以及自己的复杂的感情,使她多懂了许多事。”
——爱无法超越阶级
《百合花》
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
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把结婚被子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却是包裹了向她借被子的年轻战士的故事。小说描写了年轻战士纯朴的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有趣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最出色处在于心理描写,先是写年轻战士害羞的心理,这样的战士,在战场上却视死如归。后又写新媳妇心理的变化,那么细腻且有层次感。当新媳妇得知小战上负伤的消息,她的心灵明显被震动了。后来，她知道他已经死了，但还是坚持给小战士缝衣服肩上的破洞,别人劝她不要缝了，她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最后,她亲手把她的结婚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由此来表达她对死去的年轻战土的爱。
3.4 情感的多样性《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与《百合花》 P10 - 10:47 百合花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大跃进正在掀起高潮的时候,作者却在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美丽的故事。
唯一可以找到与时代联系的印记就是大跃进中人民把锅碗瓢盆都献出来了，而战争年代的小媳妇献出了结婚被。当然,还可能有另一种更为隐秘的联系。
茹志鹃对当时以战争的形式开展的组织动员有所疑虑,战争中牺牲的都是无辜的生命,即使有美好留存下来,也会让人更觉悲哀。
第三章 集体想象中的超我表达
超我的颂歌:时代的代言人
贺敬之
贺敬之《回延安》
一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进亲人怀。
二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树赣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壬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贺敬之的诗在五六十年代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也并不是政治概念化所能简单解释的。
贺敬之的颂诗体无疑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特色,是其登峰造极之作,是它全部的激情和想象力的聚合之作。
它本身就是共和国的史诗、神话和伟大的文学庆典,因而,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独特性,从艺术上去理解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从艺术上对贺敬之的诗归纳出以下几个特色:
其一,创造了一个绝对理想的神圣共和国形象。
在贺敬之的抒情诗中,饱含着对共和国的崇拜之情,共和国是一个理想国的形象,它经过历史的血与火的洗礼,坚强伟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而创建的美好国度。
共和国是神圣的,它包含一切真理,包含人间应有的幸福、和平与力量。贺敬之用手中的笔装点着共和国的形象。
人民需要信心,共和国需要自信,诗在那个时代以充当时代的号角的方式来达到自身的辉煌。如《放声歌唱》。
伤痕文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令逮捕四人帮，由此结束文革。
文革”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文学被称做新时期文学.
它曾经风起云涌，当今流行的当代文学史,都对这段文学史,给予极高的评价。
人性的复苏、现实主义的辉煌、作家主体意识的自觉、人的解放等等,都似乎证明这是一个被重新书写的神话,但要真正在文学的艺术性意义上给出评价却显得勉为其难。
理解任何历史都有必要将之放置在历史的过程中来阐释,否则就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
相比较起五六十年代,80年代的新时期没有理由不被认为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但仅仅停留在对“黄金时代”的回味显然是不够的。也许,从某种理论的角度出发,揭示这个“黄金时代”的实质,理解它所隐含的真实的历史动机和历史效果,也许是更有意义的态度。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伤痕文学被理解为拨乱反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但一开始并未得到当时正统思想的认可,它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危害和创伤,在当时持正统观念的人看来,具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消极意义。
1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历史转折时期的开始。
也由此开始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给出“十年动乱”的结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伤痕文学”开始受到领导层的肯定。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伤痕文学才在正式的场合开始受到高度赞扬:“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一系列带有浓重悲壮色彩的中短篇小说扣动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在新时期文学中起了披荆斩棘,敢为天下先的作用。”
伤痕文学的先驱当推刘心武
《班主任》( 《人民文学》1977年11月)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 春的新笋，是新时期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
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的精神状态，揭示“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的一代青少年带来的恶劣影响，从而发出“ 救救孩子”的呼声。
这与毛泽东一.直寄望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观点相佐。“继续革命”的理论把希望寄托在青年的身上，只有青年是革命的，中老年都是官僚或革命意志消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青年起来革命。但在实践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
例如，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就属于青年一批;还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情势下，继续革命吗?
毛泽东对此似乎也没有把握。一度要请邓小平复出，最后选定华国锋。
宋宝琦;谢惠敏。
小说在揭示“四人帮”的文化灭绝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的同时,也表达了重估既定价值观的愿望。
这个伤痕的独特性在于,它铭刻在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和心灵上。
历史被高度概括,凝聚成可以把握的核心要点,那就是“四人帮”是“文革”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产生了恶劣的后果。
曾经也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刘心武们，突然间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看到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反思历史,有能力重新规划历史。
然而,“伤痕文学”并不完全是中国作家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他们是在被给定的历史语境中思考,但他们也在努力给出自己的思考。这就决定了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他们的思想从这些起源逐渐剥离,开始获得更加具有主体性的历史起点。

我认为如果永远抱着封建腐朽的文学不放，就不属于或代表当代十大长篇小说，象《万山红遍》、《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金光大道》、《艳阳天》、《烈火金刚》、《海岛女民兵》、《西沙儿女》、《红岩》、《梅花党》等应属于当代正能量作品。
谢谢邀请
根据笔者夲人的看法，认为下列十部长篇小说可以入选中国当代十大长篇小说：
第一部：《白鹿原》作者陈忠实。
第二部：《活着》作者余华。
第三部：《废都》作者贾平凹。
第四部：《射雕英雄传》作者金庸。
第五部：《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第六部：《天龙八部》作者金庸。
第七部：《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
第八部：《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第九部：巜尘埃落定》作者阿来。
第十部：《黄金时代》作者王小波。
以上十部小说，完全可以入选中国当代十大长篇小说，无论从思想和艺术各方面都堪称当代杰出作品！
当然，这仅仅是笔者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诚然，还有许多杰出的作品，譬如说，刘慈欣的《三体》，金庸的巜神雕侠侣》，王蒙的《青春万岁》等等，都可以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还有中国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先生的很多作品，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珍品，更是世界名著！
从字数排行来说，《平凡的世界》一百万字，名列榜首！而《白鹿原》五十万字，应位列第二，《废都》四十五万字。其余不一一列举。
当然，真正去弄个排名，很难定论，无论如何也不必去："华山论剑"，一决高下，其实文学艺术考量者是大众读者，另外一个是时空！
以上仅为笔者夲人的浅论，不足之处请谅解并指导！
与大家共享，谢谢关注支持！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评选十大长篇小说；依照笔者粗浅见解；分列如下：
（一）、《林海雪原》
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57年出版；
该书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支剿匪小分队深入雪山密林；英勇机智的歼灭国民党残匪的故事；情节惊险紧张，扣人心弦；极富传奇色彩；主要人物少剑波、杨子荣等形象生动鲜明，充满浪漫主义气息；从而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曾译成多国文字发表；
这部佳作成为建国以来流传最广的长篇小说之一；被评为“建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更加深入人心；
（二）、《青春之歌》
中国当代女作家杨沫的代表作；1958年出版；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
该书以“九一八”到“一二九”（1931—1935）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一位女知识青年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艰辛过程；生动的刻画了林道静、卢嘉川、林红和江华等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较为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情节娓娓道来；最终达到全书的高潮；不失为建国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三）、《创业史》
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柳青的著名长篇小说；1959年第一部出版；1977年第二部出版；
这部书首先通过梁三老汉一家在旧社会创立家业失败的简述；概括了广大中国农民在旧社会所走过的道路；随后用主要篇幅描写了新一代农民代表梁生宝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总过程；
小说塑造了梁生宝、高增福、欢喜等众多生动感人的形象；真实的还原了那一段历史面貌和精神实质；作品语言简洁隽永、脉络清晰、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一部佳作；
该小说的节选“梁生宝买稻种”曾载入我国初中的语文课本；
（四）、《暴风骤雨》
我国当代优秀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
该书以生动的笔调描写了东北松江地区的土改运动；深刻反映了这场农村新旧势力不可调和的激烈斗争；是中国农村产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集中展示；也是一部叙述农民翻身得解放的伟大史诗；
这部作品采用东北地区方言，所以，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主要人物如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等都塑造的十分成功；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
（五）、《李自成》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的长篇小说；1963年开始出版第一卷；1977年出版第二卷；
这部历史小说以李自成起义为中心；描写明朝末年的历史现实；广泛的记叙当时的宫廷斗争、社会生活，风俗民情；集中表现了波澜壮阔伟大的农民战争场景；
该书塑造了李自成、刘宗敏等农民起义领袖的群像；热情讴歌了人民英雄的不朽业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规律；
作品规模宏大、气势雄浑；具有鲜明的时代史诗特色；
（六）、《红旗谱》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梁斌的代表作之一；1958年出版；受到业内外普遍的推崇和一致赞誉；并被改编成电影、戏曲等文艺形式；
这部小说以两家贫苦农民和一家地主豪绅之间的斗争为主要线索；以“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为主要事件；描写了冀中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觉醒，在翻身求解放道路上不懈奋斗的经历；
该书的主要人物朱老忠、严志和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作品的风格浑厚豪放，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七）、《平凡的世界》
是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全景式表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共三部，1986年出版；
该书以我国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十年为背景；围绕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他们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深刻揭示了历史转折时期人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这部书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被收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八）、《长恨歌》
是知名女作家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1996年正式出版；
《长恨歌》叙述了一位女性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将时代的沧桑巨变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们有着怎样的理想幻灭、包括怨恨、情与爱的追求，事业的成功与失败；都在读者的眼中依次展开；
这部书时空跨度巨大，又不乏具象的描写；笔调冷峻幽默、细腻动人；选择的视角非常独特，同时，又流露出强烈的“寻根”意识；
该作品曾荣获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九）、《白鹿原》
全书50余万字；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表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变幻和历史发展；
陈忠实用史诗般的笔触及火热的情怀；以儒家文化和实践为正宗；紧扣其“仁义”的精髓；既展现出人物“宽厚、温雅、刚强、正直”的社会人格；还在对儒家思想高度尊重的基础上，给予了隐秘的批判；
《白鹿原》1997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已发行160万册；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大学生”必读的系列丛书之一；改编成电影、话剧和舞剧等多种表现形式；
（十）、《沉重的翅膀》
是现代女作家张洁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81年首次出版；
《沉重的翅膀》是反映我国四化建设和工业改革的首部长篇巨著；着重描写了国家重工业部附属的曙光汽车制造厂的改革历程；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所走过的艰难复杂的道路；从而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改革大潮下种种的人情事态有了全方位的透视；
小说笔墨饱满；议论精辟；独具艺术特色；
该书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