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不能这样活》、《命运不是辘轳》、《辣妹子》、《久别的人》、《爱我中华》、《大地飞歌》、《人在青山在》……人们早已记不清徐沛东究竟写了多少传唱一时的经典，只知道很多明星大腕的新老代表作都是他“整”的。从1996年获得“中国歌坛辉煌20年作曲成就奖”到2009年获“第71届美国好莱坞斯卡莫国际大奖”“世界作曲家超级明星”奖，徐沛东早已是中国音乐界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一个人怎么总能写出超出预期的好歌，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又是如何出炉的呢？

　　徐沛东：创作一定要紧跟时代，随着时代变迁和年龄增长，我一直不断在学习、在创新。创新虽然很难，但它是创作者的生命，不创新很快就会被淘汰。对于创新我有一番亲身体验：早前我顺应大家的要求，写了一首特别像《亚洲雄风》的歌曲参与亚运征歌，还获了奖；但我知道这首歌最终会失败。因为大家虽然希望能再有一首像《亚洲雄风》那样被传唱的歌曲，但真的听到一个很类似的，却觉得不新鲜、没兴趣了。

　　不断否定自己以求保鲜

　　其次，我创新的方法就是不断否定自己、忘掉过去。每次拿到一首词，我首先会反复朗读、解构它，然后，再寻找、选择适合的音乐素材，如果是过去已经用过的，就不用或改了之后再用。我拿出一首歌，通常会写几个甚至几十个主题，我从不会写了一曲就轻易拍板，今天满意的有时过几天就觉得不够劲了。就这样，我让作品永远“保鲜”。徐沛东：绝对创新、凭空塑造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创新到了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基这个地步也是不行的。创新必须首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

　　创新应该是有尺度的

　　徐沛东：我就是这个组合的策划者，宋祖英、周杰伦以及之后的多明戈、郎朗怎么看都不是一码事，但我偏偏把他们搭在一起了，还搭得有意思，让大家耳目一新。

　　不过，“英伦”不可能永远一起，他们再往前走下去就错了。我经常强调，创新一点点，即创新应该是有尺度的，如果步子迈太大，就很容易摔倒，是不现实而且危险的。

　　写影视歌曲别“死”在剧情里

　　一个好的创作者必须有丰厚的生活积淀不断滋润自己的创作灵感。那么，徐沛东是如何深入生活获取“生活素材”的呢？

　　每到一个地方都深入生活

　　徐沛东：我反对临时抱佛脚，做事老要带一点目的不好。音乐家创作的源泉应该是平时的积累和感受，即采风。我到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依然会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我有时也写烦了想砸钢琴

　　徐沛东：要写一首好歌首先要有天赋，其次要积累很多能量，还要具有敏锐的捕捉能力，之后就是等一个好的机遇让它传播出去。我认为积累特别关键，不要只望到别人成功的那一刻，别人成功之前的艰辛是你所看不见的。只有不断积累，才能达到短暂的迸发。

　　徐沛东：你说对了，越简单越难写，例如《辣妹子》，整首歌的调子都相对集中，却听起来很新鲜、很有个性。不过，我有时真是写到恶心，非常痛苦，烦到恨不得砸了钢琴。但痛苦中也有瘾头，简单好听还出新，是我无止境的追求。

　　写影视主题曲不一定要扣题

　　徐沛东：我的秘诀是写影视歌曲，千万不要“死”在剧情里面。我为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写的《浪淘沙》，和电视剧可以说一点关系没有，但歌词所用的毛主席这首诗特别大气，放在剧里特别贴切。剧播完了，我相信歌曲还会流传。另外，《半等情郎》、《篱笆墙的影子》等也都和剧情没关系，我像《走向共和》主题曲《曙色》这样扣题的影视歌曲很少。

　　徐沛东：写词作曲、编曲配器、录音制作都是创作，但最关键的创作还是演唱。和很多音乐人把歌曲交给歌手任由他们自己发挥不同，我是一个在录音棚里很挑剔甚至很苛刻的人，很多歌手都很怕我，有的甚至说见了我就哆嗦。因为我的歌看似简单，唱起来却很难。但也有不少大腕见到我的歌就很兴奋，觉得我“抠”作品很过瘾。刘欢当时录《得民心者得天下》时我一句一句帮他“抠”出来的。录完之后他已经一身汗。

　　徐沛东：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乐谱上不会体现的，创作者如果不跟歌手沟通，他也许唱不出其中的内涵，只能唱成一杯白开水。要唱出作品本身的内涵和歌手内心的情感，必须用脑子。而我，经常会一首歌从编配、录音到制作一直跟到底。这样的歌曲一般都能火，那些不是一关关亲自管着的，就往往成不了气候。有时我很不甘心，《爱我中华》就是面世几年以后，我找宋祖英重新唱过才红的。

　　宋祖英孜孜不倦追求创新

徐沛东：我和宋祖英合作得最多，对她也是有要求的，要求她不断创新。她走到今天不是说她比别人声音漂亮，其实她条件一般，但她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创新。她从来都不满足，而是一直在求变。当然，她有很多变化也是被我要求出来的。我们俩第一首合作的作品叫做《巴颜格拉》，足足录了3个小时。当时她第一次录音很紧张。那次录音尽管我不太满意，但也凑合了。没想到3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想重录，说觉得自己没唱好。所以说，我给她录音是很过瘾的。

　　我没学过声乐但对它很敏感

　　徐沛东：我20年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唱歌，有一次在录音室实在逼急了，我就对一个歌手说，你出来我进去，你就按我这样唱。我没学过声乐，但对声乐很敏感，也蛮有悟性的。歌手们后来都发现我提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是有可能但又有难度的。比赛中，我挑歌手也是更注重他的演唱和对音乐的整体把握能力，和专业的声乐老师重视发声位置、气息很不一样。

　　好歌生命力可以很长久

　　《人在青山在》：这是一首很公益的歌曲，是我为1998年那场大水灾写的。当时，我接到这个创作任务，一口气读了很多报纸。当看到一首诗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首诗歌很简洁，却很有气势和时代感。于是，我写出了那段朗朗上口的旋律。

　　1998年之后，这首歌很少被用到，所以也一直都没有找到词作者，直到去年央视为汶川大地震办的慈善晚会“爱的奉献”，刘欢、毛阿敏、那英等重新演唱了这首歌之后，才找到词作者。一首好歌的生命力可以很长久。而这一首哪怕10年后再听一回依然感到很有“劲”。

　　《田野的春天》：这是我在近两年内为广东写的一首歌。当时因为广东要举办一台纪念农村改革开放的晚会，他们邀请了宋祖英，所以这首歌可以说是为小宋量身定造的。我当时想写成新时代的《希望的田野》，但既不希望大家听到《希望的田野》的影子，又不能脱离农村题材，所以最后写出了一首西洋化的民歌。宋祖英在演唱时也借鉴了西洋唱法，歌曲的音高幅度很大，听来却很亲切。

　　《半等情郎》：这是我自己演唱的歌曲中最喜爱的之一，曲调平常却很有味道。《五月槐花香》是一部民国题材的电视剧，这首歌作为它的片头曲，重在揭示生活中的哲理。随便一听好像没说什么，其实很多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虽然我属于高亢的嗓音，但还是选择了不走高音的方式来唱。

    《爱我中华》乔羽词，徐沛东曲。是为1991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创作的会歌。谱曲时广泛采用广西、云南等地少数民族的音调。歌曲原是二段体。第一乐段曲调较活泼，节奏跳跃，音域较窄。

我小的时候悟性很好，我小时候有很多的奇迹，不妨在这里和网友们说一下。当时我打梆子的时候打得说“出神”有点过份，但是肯定每次都返场。我小的时候也跳过舞，跳了180多场，每场演出从我出场开始就每次都返场，所以我在这个年代的成长可以说是受到了一定的艺术熏陶，虽然文化上没有机会去得到一定的教育，但是在艺术方面有了一定的感受！
我的嗓音当时比较哑，在变声期不会保养嗓子，后来就走上了音乐道路。90年我就当了文艺兵，那个时候你当工人、当警察、当解放军，当解放军里的文艺解放军是顶尖的、最光荣的一个职业。我就从大连到了福州，走上了艺术之路。   天赋对一个音乐人来说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职业的音乐人、或者要成为音乐家，在艺术道路上天赋比其他后天的因素要大。我认为在走上职业道路以后，要想成名的话天赋占的比重比较大！比如说会占60%到70%的样子，其他的只是一个机遇。    我喜欢大提琴的音色，大提琴有一种非常悠扬的音色。大提琴的音色不是小提琴低音的再现，尽管它的高音区很高，但是它出来的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它给你的冲击力可能到你的骨头里。    对于前卫的音乐形态 搞不懂先去欣赏不要先排斥    面对一些很前卫的音乐形态和音乐思维，虽然我自己弄不明白，但是我会去静静地欣赏它，到今天我就会支持它，包括一些摇滚乐。凡是一些新生的文化态势我都会去接受它，我可以不懂、我可以不精，但是我不能不了解、我不能去排斥它。现在这个高信息发展的时代，你一天不学习就会落伍的，所以我认为是我的性格帮助了我。

现在所谓的追求时尚、追求时髦真的是让人听不下去，音乐一定要给人美的感受，音乐和绘画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给人美的感受的话，那么还是做新闻吧。音乐是艺术，音乐要通过音符的这样一个手段把你的思想、你的思维给传递出去，所以音乐的“魂”还是“音”的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比较擅长的旋律、和声，我最怕的就是音乐里面没有“音”，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现在所谓的现代派的音乐“三分四十秒”，在台上坐了三分四十秒之后都没有声音，这就是所谓的一种行为艺术。我真的不太主张这样的行为！这有什么意义呢？那场音乐会我在人民大会堂看了，我也没有看到周围的观众有什么冲击，大家都比较茫然。    不是每件作品都能成功，我在每个时期、每个时代、每个作品都力求给我的听众新的感受，要有新的感受你就要不断地去创造新的风格，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是必须的。我现在特别羡慕一个书画家，画家成名以后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重复劳动。比如说我画是一个画出名了，你来求我做画，所以画家的重复劳动很多，恰恰这种重复劳动是很有价值的。那么，音乐是相反的，比如我写《篱笆墙的影子》大家就觉得不错，如果再让我写就会没有新鲜感，所以你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切入点，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不会乱写音乐的，所以我就非常关注这些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元素。这样使我的音乐风格不断的变化，我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要去设计一下，比如我可能这么去画，之后我再画的时候我就要找另外一种方法去画。
当年我的成名作《我热恋的故乡》、《西北风》、《篱笆墙的影子》等等，大家对我的音乐印象是比较民族化的东西，突然我在亚运会的时候写了一首《亚洲雄风》，那完全是大众的，其实我本身的音乐就渗透着一种民族情感，大家就会感觉非常新颖。但是这么做是冒险的，如果写出来以后失败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创新。后来全国搞第四届音乐会，我比较怕命题创作，后来我写了一首与民族有关的歌曲《爱我中华》，当年写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色，就是运用了很多民族的元素，后来到写了《雍正王朝》、《和平年代》、《五月槐花香》、《我这一辈子》等等歌曲当中，我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所以要尽可能的写的新一点，所以我要关注新的音乐元素、新的音乐形态以及新生的音乐人，我在这个位置上有义务去扶持他，现在做音乐的人不多了，很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不给他们机会就会埋没了。
如果一生因为写一首歌曲成名，对自己的音乐生活是一种悲哀。我喜欢这个职业，我要从职业中获得一种快乐，而不是获得利益！所以我要不断的挑战自己，如果我完全是为了利益去做的话，完全可以做一点别的，现在这个社会作曲的行业是比较苦的。你要不满足一两首歌曲，就要不断的去完善自己，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得了多少奖，我获得了多少奖杯，而且我很少主动去参加比赛，我不太习惯这种方式。我认为这些东西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是新东西一出来，我认可了、我喜欢了，这个感觉比我自己得奖要重要得多，所以我必须要跟自己较劲。特别是当一个新东西出来以后，很多人不承认、不喜欢，这个时候就会想下一次我还要弄一次，过几年我再做一次，可能就会受大家欢迎了。
“大众的喜欢是我的所爱”听起来可能有点官话，但是我挺在乎大众的感受的，因此在我的创作中，我始终是沿着这种方法去做的。歌曲是写给人听的，你的音乐受众面越大、越广，留给人们的时间最长，那么这首歌曲就是成功的，所以要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受众面，同时你又不能去和一些比较简单的、低级的音乐同流合污。
我女儿（徐唱）自己设了一个博客，她现在加拿大上学，很多网友都比较喜欢小时候的徐唱，比如说《编辑部的故事》、《种太阳》等等，当年的孩子对她都很了解。    我不逼着她一定要有成绩，学习其实是要获得一种方法，以及人生思维的方式，只要你愉快就好了，到现在无论她学传媒学、学心理学都无所谓，她学的这些东西绝对会对她的人生道路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会给她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不太强求她做她自己不想做的事，我是非常充分的尊重她的选择。   我不是做官的材料 如果你是块好钢，放到哪里都能发挥作用。我在歌剧院做了几年的副院长，那个时候可能是和我的事业有一些冲突，到了音协以后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情况。首先我是音乐法人，我要真正的起到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如何服务于全国的音乐家，我要体现中央对音乐工作者的一种沟通作用，这就是很累的事了。我遇到的困难也很多，首先这些困难会影响你的创作，这个是大环境里的一个转变。我感觉自己现在做的比较努力，也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认可。我这个人在组织能力方面比较差，我不太会去调理、不太会科学的组织，而我是一种比较有创意、有激情的人。因此你要找我做协会是可以的，在管理上我是一个相对的弱者，但是我在音协做党委书记已经快三年了，应该说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我相信如果我有投入就应该会有回报，起码我要做到让广大的音乐家、上级主管部门满意，这就可以了。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近些年像“超级女生”之类的选秀活动非常疯狂。我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这些东西都是时代的产物，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家当时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新鲜，但是从我们创作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跟风”的形式太可怕了，你看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只要一个电视台的节目火了，所有的电视台都学人家，这是非常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一种做法。你可以“创新自我”啊，如果大家都有创新自我的精神，那么中国的媒体会更加繁荣，何必都去“跟风”呢？去年这些节目很火热，但是今年很快就完全分散了，而且热度下降了。
我对现在媒体过分的娱乐化不太欣赏，现在的电视文艺占据了大家文化消费的大方面，使得剧场演出萎缩。但是电视节目又千篇一律，现在竟然搞成了千篇一律的娱乐，显得非常的没有文化。如果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创新自主的品牌，那么就会失掉自我的。而损失最大的就是文化，一个民族要把文化给失掉了，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对现在的选秀活动别一味的去指责，别“一窝风”的去克隆！

    从《亚洲雄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到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主题曲《得民心者得天下》，他写的歌曲总能被街头巷尾的人们哼唱。

　　面前的徐沛东身材微胖，脸上带着习惯性的笑容。低调的服装、整齐的发型，和想象中艺术家个性张扬的模样相去甚远。如果不是出现在这个特殊的场合，而是走在济南的大街上，你很有可能认不出这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老家栖霞的！”徐沛东张口一句山东话，说得记者一愣——绝对地道的栖霞口音。祖籍山东的徐沛东，虽然在辽宁长大，对山东却保留着深厚的感情。“我很山东，可以说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为人很热情，也很正直。心地算得上善良，对事对人也有一种包容性。”徐沛东说，“做事认真也是山东人的特点，像我对待工作就很认真，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会暴躁，发脾气……总之，我真是挺山东的。”

　　对于本届中国吉他文化节在济南举行，徐沛东表示很高兴，他希望这种现代的音乐文化，能够给济南这座古城注入更多的活力。

　　徐沛东创作的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从《亚洲雄风》，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爱我中华》，再到不久前《雍正王朝》等电视剧的主题曲，几乎首首歌都能得到传唱。这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创作原则。我写音乐，看重的是受众面，我写的歌受众面非常广。”徐沛东说，“这就是我写出来的歌，男女老少、城里的、农村的都有可能去喜欢的原因。”“就像《大众日报》一样，‘大众’这个概念就用得非常好，我就是要写大众喜欢的歌。”徐沛东进一步说，“不过这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要让大家喜欢，你的音乐题材就要贴近大众，贴近大众又不能落入俗套，这点很难。所以我对创新也很看重。”

　　 不甘做乐坛上的“古董”，徐沛东表示他积极参与“中国吉他文化节”这样的活动，也是想从多种音乐类型上借鉴优势，继续写出“大家都喜欢的歌”。

　　 原定8日晚出现在2008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文艺晚会主席台上的徐沛东，放下了手中的邀请函，专程来到济南为中国吉他文化节助阵。对于此次文化节集中展现的摇滚乐文化，徐沛东道出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我自己不是很懂摇滚乐，但不能不去关注。原本摇滚乐是小众的，但现在喜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青少年，都喜欢摇滚乐。这不只是音乐，背后还有它特殊的文化。我想它的成长，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幼稚性。”徐沛东说。

“我觉得不管什么音乐，都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青少年听的音乐，需要特别关注，因为青少年在思维等方面还不成熟不稳定。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只要是向着光明、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的，就应该被鼓励，就应该由大家携手打造。”在音乐方面，徐沛东的思想显得相当包容，什么形式都可以接受，但底线也要把握——“健康、向上的音乐”。“我是音乐界的掌门人，不能随波逐流。”徐沛东说。

他还特别奉劝青少年的家长，不要看到孩子喜欢摇滚乐就感到害怕。“不只是不要管他（她）喜欢什么音乐，甚至不要管他（她）穿什么衣服。家长只要做好正确的引导就可以了，有关孩子个性的细节问题，有时候你越说孩子越叛逆。”对自己的女儿，徐沛东也表现的很宽容，家庭教育相当开明，一如他的“掌门人”形象。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这首令人振奋激昂的《爱我中华》曾无数次地在各种大型盛会甚至国庆大典上响起。毫不夸张地说，走遍大江南北都很难找到哼唱不出几句的人。1990年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上，一曲《亚洲雄风》又成了全民传唱的经典。《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辣妹子》等更是让人烂熟于心，张口就来。而会唱这些歌的人未必都知道，这些动人的旋律均出自于作曲家徐沛东之手。长年身居幕后的他，只是偶尔登台献唱，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他和余秋雨搭档点评选手的综合知识问答，这才使观众深刻地记住了他的样子。 

徐沛东的作品家喻户晓，可是说起他的艺术生涯，熟知的人可能就少之又少了。想让他自己谈谈，他却一副很发愁的样子：“这太难了。一个人的道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啊。”依他的性格，“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要不断地向前走、向前看，不管最后到达了什么地方，有意义就行了。”徐沛东的作品，大多十分深刻，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流行歌曲，更是透着一种“痛苦”，让人不禁去猜测他的道路是否多荆棘坎坷。恰恰相反，徐沛东称自己的艺术道路很顺利。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经历变革的他，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和初中、高中的哥哥姐姐们“混”在一起，学习乐器。这也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早地成熟起来。“文革”后期，“当时最时髦的就是当兵，当兵最时髦的就是文艺兵，而我就当了文艺兵，从大连被调到福建。那简直是太光荣太让别人羡慕了！”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是令徐沛东很遗憾的一件事，也因此，他要求自己比别人更加发奋：年轻时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并自学作曲理论；苦练书法，与爱人两地分居时写信都是用毛笔。长此以往，对文化的大量吸纳使徐沛东对于创作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直到1976年，身在文工团的他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徐沛东坐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办公室里，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这对于生活很随性的他来说，也许并不适合，但这又是他能做好也必须做好的工作。就任以来，他为音乐、为听众办了不少实事儿，也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支持。但有得必有失，毕竟分身乏术，徐沛东的音乐创作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他只有抓紧一切机会捕捉生活，即便是困了、累了也不停止思考，“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创作家，而是一个普通的人，拥有普通的视觉，作品就会很实在。”

与徐沛东同龄或者同年代成名的作曲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地累着自己，苦着自己，而他却忙得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这样坚持上一段时间，上楼都会觉得没有力气迈步了。”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吧。他把社会的前进比作浪，还戏称自己不是在拼搏而是在挣扎，“一个浪过去，要是被甩下，就再也追不上了。”因此，他就像被别人推着向前走一样，很少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人生的道路本来可以走得很轻松，但是我有意识地走得很累，因为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坚实。”

很多人觉得徐沛东的歌曲亲切动人、没有距离感，即便是农村题材和民族唱法的歌曲，也很容易让整天沉浸在流行、摇滚里的“小青年”接受，有时候还会在ＫＴＶ里唱上几首用来怀旧。聊过天才发现，这样的曲风都源自徐沛东宽容的性格。就拿摇滚乐来说，“虽然我不从事，但也会关注，因为可以从中汲取它的激情。”又或者《老鼠爱大米》，“它既然流行了，我就要去研究它流行的原因，而不是去简单地排斥它。”  

2005年年底，中国文联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慈善募捐演出，邀请到音协、舞协、剧协等各协会的顶级艺术家。当时，徐沛东提出邀请“超级女声”第一名李宇春参加，毕竟募捐活动需要的是广泛的号召力，而钟情于流行音乐的社会力量自然是不可小视的。整场演出为艾滋病的救治募捐了930万元人民币，徐沛东这一举动受到了众多歌迷的拥护，他笑笑说：“有人问我是不是‘玉米’，我不是，但李宇春的表现真的很好，很积极。”不仅是自己对音乐宽容，在徐沛东的努力下，“金钟奖”——这个历来都只涉及高雅音乐，参与者大多是音乐学院精英的中国音乐最高奖项，第四届时开始特别注重合唱作品以及群众性齐唱作品，“用音乐构建和谐社会是多好的一条路啊。”2007年的第五届“金钟奖”还将开设流行音乐奖项，港澳台地区的流行音乐都将参与其中。“如果不这样，就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而是‘严肃音乐家协会’了。”徐沛东笑着说。

不管是青年歌手大奖赛还是其他的音乐赛事，原生态唱法都备受关注和推崇。究竟是该保持原汁原味还是要与时代契合，一时激起众多议论。徐沛东认为，原生态唱法实际上是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始的声音，当它登上舞台，和其它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时候，就应该被叫做民族民间唱法或者民族民间艺术了。其实，不管怎样的叫法都只是一种符号，不必较真。但“台下”的原生态到了“台上”就变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创新，不加入现代元素的东西，是无法被大众接受的。用徐沛东的话讲，“原生态是最古老的，但现在却是最受推崇的，那是因为它最能创新。”他称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每部作品大概只有一个地方是“新”的，而并非每一句都“新”。因为即便是创新也不能漫无边际地发挥和想象，还是要有本可依，在继承中突破。

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使一个歌手可以迅速为众人所知，但转眼也会让他在乐坛消失了踪迹；挖掘出一种音乐元素的新鲜奇特，但很快又被击溃在人们的审美疲劳里。在现今的音乐领域中，“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危机。新作层出不穷，好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这是徐沛东的担忧，也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徐沛东认为，原生态歌手之所以能够打动听众，而通俗歌手的演唱往往平淡无奇，除了后者被大众的审美疲劳制约外，和表演者的心态密切相关。其实不只是通俗歌手，高雅音乐的演奏者首先关心的也往往是薪酬。浮躁的环境可能让人不知所措，但徐沛东坚信时代的选择会使流行的艺术形式不断变化，浮躁之余我们不难看到，现代社会对于文化氛围的提倡以及对文化的追求是空前热烈的。当然，“艺术家还是不能跟着浮躁起来，要提高自己的品位。”

采访中，徐沛东不止一次地问笔者是否喜爱音乐。我点头称是，他便二话没说地把ｍｐ4递给我让我听听他的新作。《清风白莲》是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听到的，韵味十足，诗情画意。它让笔者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又忽然眼前一亮：好的作品，不浮躁的创作者，对音乐的狂热者，不就在身边么？ 徐沛东，著名作曲家。生于辽宁大连。1970年考入福州军区前线歌舞团任首席大提琴、乐队指挥、作曲。197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5年调入中国歌剧院后曾任作曲、指挥、创作室主任、副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1992年、1996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歌曲作家”，并获“1996年中国歌坛辉煌二十年作曲成就奖”及“中国流行歌坛成就奖”。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他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包括歌剧、舞剧音乐和电影、电视剧主题曲等，许多歌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

提起徐沛东的名字，大连人耳熟能详。作为从大连走出的成功音乐人，徐沛东所创作的《亚洲雄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辣妹子》、《爱我中华》、《得民心者得天下》等众多音乐作品被传唱于大江南北。      说起女儿徐唱，徐沛东一脸牵挂，“唱唱18岁到外国念书，之后她妈妈每年都会去一次加拿大看她。可是我们父女俩就很少能见到面。去年我到渥太华访问时，也只是在我住的酒店里见了女儿一面。”     众所周知，徐唱四岁就闯入了歌坛，同时出版了首张个人演唱专辑《徐唱的歌——小北京人》，成为录制个人专辑最小的童星，之后又连续录制了几张个人演唱专辑。徐沛东作曲，女儿徐唱演唱的一曲《种太阳》更是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街头巷尾的小朋友们都会哼唱的儿歌。而如今徐唱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一所大学攻读电视传媒专业。 
为什么没有让女儿学习音乐？徐沛东是这样为女儿考虑的：“在艺术之路上要想成名成家比较难走，艺术领域不只是勤奋刻苦就会有所成就，天赋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我希望让女儿专心学习文化课，多积累知识，多些社会实践，所以电视传媒这个专业是我和爱人商量后帮她选择的。唱唱在还选修了心理学这门专业，我非常尊重她的选择。唱唱的学习成绩很好，前段时间演讲得了全班第一名。休息时间她会去做些义工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对她的一种锻炼，因为唱唱的性格有些内向，不善于社会交往。” 
徐沛东说自己心宽体胖，不是个心思细腻之人，可是交谈之中，记者发现他对女儿用心良苦。“唱唱经常和她妈妈在网上聊天，有一次她对她妈说，‘爸爸怎么一会儿一个主意’，其实我是想刺激她让她自己有主意，因为她大学毕业后要有一年的社会实践才可以继续考研，她应该对自己的将来有所计划了。” 
徐唱4岁成名，又是名人的女儿，所以备受关注。“我们一直希望她过普通人的生活，害怕她有优越感，所以特别注意对她的教育。现在看来，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唱唱有很多的好朋友。而且这孩子特别的节俭，从不乱花钱，让我很欣慰。”徐沛东骄傲地说。 虽说是大连人，但是因为工作忙，徐沛东回大连的机会并不多。这次住在棒棰岛宾馆，让他回想起1969年，他参军前在棒棰岛宾馆8号楼排练时发生的一件趣事，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54岁的徐沛东回想青年时期说：“我们家没有搞音乐的。当年父亲是大连机车厂的工人，家里很穷，我身为长子也要为这个家分担些事情。”1966年徐沛东小学毕业，赶上了“文革”，他没有继续读书。“这个空白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遗憾，但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那时我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大部分都是去了工厂，我属于不安分的人，学了一点简单的小乐曲和二胡、快板之类的乐器。后来参加了宣传队，就这样接触到了音乐。” 
徐沛东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在那个年代，他虽然在文化上没有得到太多学习机会，但是在艺术方面却有了一番熏陶，后来又遇到一位歌舞团拉大提琴的老师教他拉琴。“我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大提琴，横跨两个区，到他家去学琴，回到家还要苦练。大提琴一般都是低声部，自己单练很难听，合起来才好听。我一练琴母亲就把我往外赶，说太难听了，所以我只好去家里的小煤屋里练琴。”

“我记得一次到棒棰岛宾馆的8号楼演出，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有人管饭了。中午那顿吃的是面条，平日里哪能吃上这个啊，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地吃。结果到了下午排练时，一位女同志先是不停的打嗝，最后终于喷吐出来。只见前排人的头发上、衣服上、乐器上到处都是面条，顿时大家哄堂大笑，那位女同志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个劲儿地道歉‘不好意思，吃急了……’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我要感谢那段有苦难、有磨难的日子，有句话‘吃苦就是吃补’也让我对今后的生活能保持一种知足的心态。” 
徐沛东的爱人崔静在中国歌剧舞剧院民乐团任副团长。当记者问起二人的恋爱史时，徐沛东笑着说，“我们是自由恋爱。”     1978年徐沛东到中国歌剧舞剧院实习时，遇到了年方19岁的崔静。徐沛东第一次看到崔静，她在为郭兰英担任扬琴伴奏。后来，徐沛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复排的大型舞剧《宝莲灯》编配民乐总谱，并担任指挥。崔静作为民乐演奏员，每天在徐沛东的指挥下排练。崔静除了敲扬琴外，还自学作曲，遇到了问题，她就跑去向徐沛东请教，徐沛东于是注意到了这个聪颖好学的姑娘。在离开中国歌剧舞剧院前，他向崔静表达了爱意。经过了3年两地相思，1981年，他们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还是在大连举行的呢！ 徐沛东所创作的作品，爱人都是第一个听众。如今崔静又做起了帮徐沛东录入乐谱的工作。“厚厚的曲谱，我在那写，我爱人就在那把它输入电脑，我的谱子都是我爱人帮我打出来的。”    如今的徐沛东担任着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的职务，还身兼中国文联常委，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音乐研究会理事，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儿童音乐学会名誉会长等近百个职务。对此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我感到很幸运，也很幸福。” 
作为每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评委的徐沛东，对如今各种选秀节目又是怎样看的？他说，“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使一个歌手可以迅速为众人所知，但转眼也会让他在乐坛消失了踪迹，这不是个好现象。音乐创作方面显得匮乏，就拿现在奥运歌曲的征集情况来说，大家的热情很高，每天都会有一麻袋一麻袋的创作曲目寄来，但是其中好的却寥寥无几。” 
谈起自己的作品创作，徐沛东说：“不是每首作品都能成功，我在每个时期、每个时代的每个作品都力求给听众新的感受。要有新的感受你就要不断地去创造新的风格，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是是必须的。还有些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我写《篱笆墙的影子》大家觉得不错，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歌曲中所抒发的情感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如果放在现在也许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所以创作中就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