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全是我认识许久的一个朋友，他在电影圈呆了20多年，从剧组场工、特效、拍MV到摄影、导演。作为摄影拍摄了90年代香港里程碑式的电影《香港制造》，并参与了陈果大部分电影的摄影，音乐制作。2009年初刚完成中国里程碑式的3D真人电影《乐火男孩》。他用他的信念与执着，从一个电影的新人一步步走向了成功。我们朋友式的闲扯访谈起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对面的园丁咖啡，转场止于香港影人频频出没的亮马河金多宝茶餐厅；讨论的内容也起于对命运的慨叹，止于老林对电影的钟情，而他那三个本命年的故事俨然融入到了香港电影业发展的三大时期之中。
人的一生无法脱离两个内容，一个是自我，一个是自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每个人对于强势的命运总有着或多或少的敬畏，本命年则被认为是命运中最为动荡的时期。而在这一代的香港影人中，政治环境的跌宕起伏与社会背景的更迭变换，将对他们12年一轮的本命年命运产生深深的影响。
香港人的身份曾经经历了三次更迭，最早是英国公民，之后是英属地区公民，到97年变成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民。茫然的身份认同如同扑朔迷离的命运轨迹，《香港制造》就是在97年转型期的迷惘下诞生的，而其摄影师林华全则在36岁的本命年与政治浪潮交替的冲击下浮出水面。
在48岁的本命年过去后，老林感叹到，“本命年，很多人认为运程会很不好，甚至有些人认为过不了本命年，但对我来说反而是转变的年份，而这几次的转变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4年，我24岁，那是我第一次进入电影这个行业的时间；1996年，我拍摄了《香港制造》，这是对我意义很大的一部电影；2008年，则是《乐火男孩》。”。
这三个本命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成就了林华全三段电影人生中最重要的蜕变。
24岁的梦想之路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80年代的香港，经济迅猛发展的基础之下，开始有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号；政治上经历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下港人身份认同的茫然；而在民主进程中，香港以“高度言论自由”、“高度表达自由”进入了媒体自由化的一个高潮。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港人的热钱伴着内心悲喜与矛盾积累下的张力引领香港电影进入高速发展期。80年代开始，电影的年产量从80部一直飙升到200部，单部电影的票房期望值也提升到2000万甚至3000万港币，外埠市场拓展与优秀的明星、导演的不断涌现，使得影评界将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香港电影繁荣时期定为“捞金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让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们投身香港电影事业，同时也促成了一群国外留学对电影有热诚的导演的回流，其中包括徐克、许鞍华、谭家明、方育平等一批年轻才俊。他们除了以其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迅速在香港影坛掀起了一股奔涌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更可贵的是，他们开设了一些非职业性的电影学校，让那些怀揣电影梦的年轻人们找到一个“家”。
老林就是在那个时代，带着他对电影的执著和明确的目标进入电影圈的。从园丁咖啡的玻璃窗看得见北影厂门口上百个在等待机会的群众演员，也许是这一幕让老林回忆起自己进入电影圈的艰难。
“我是在电影文化中心接受到电影的基本训练。电影文化中心算是一家民办的电影学校。一些留学国外的导演，如徐克呀，许鞍华回国办的。那时的老师就是徐克、许鞍华还有一些留学外国的大陆不太熟悉的导演。他们也是新浪潮的一拨人。电影文化中心不算大学，算是个“培训班”，收学费，但没有学历，有兴趣就来。在那里的重点是有一群聊的来年青人，很爱电影，在那里看欧洲、大陆的经典电影，我还放过永远是中国电影经典的《小城之春》，太经典了。白天做放映，晚上的时候还用黑白的摄像机偷偷盗录，转在Beta录像带上。那时一群发烧友在一起聊电影，非常开心。”经过了电影文化中心的培训，之后逢邵氏电影公司要换血，想招新人，有冲劲的人。那时候我考进去，作摄影组的小工。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刘伟强。我有两个机遇都很重要的，这是一次机遇，他也是个摄影组的小工。另一个机遇是在电影文化中心的时候认识陈果，那时我过去报名，一按门铃，开门的就是还穿着职员服的陈果。但我进入邵氏没两个月就离开了，环境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电影圈感觉，没有人谈电影，有空就赌马、打麻将。电影工作像一个普通的体力活，搬搬机器，做做杂务，大家都只是当作一种工作，不是为了电影的艺术，而是生产的工厂。86年进入新艺城，那里的氛围很好很开放。公司鼓励多工作，多创新，当时主要是麦嘉、石天、黄百鸣三个导演。我一过去，就碰到他们在赶一个过年档大片，徐克是特效总监，导演是石天，电影叫《恭喜发财》。我进去是负责摄影特效，那时候基本上一个月不回家，很开心，施南生那时也在新艺城，负责对外营销。那时候私人老板有钱就投资拍电影，成立工作室，不是拍艺术的那种独立电影，而是拍商业片，这种独立电影公司在好莱坞有很多，叫Satellite Studio，卫星工作室，隶属于一些大公司。如徐克的“电影工作室”就是在金公主公司的支持下成立。而金公主的投资公司则是一家地产财团。商业模式也很好，东南亚喜欢买类型片，有好故事，马上片商定金就给你，很快拍完就可以卖出去，基本没什么投资风险。导演凭一个演员阵容和故事就可以拿到资金，有故事和演员就可以卖外地了。”
这样的环境，这样高的电影产量，甚至有了七日一部片的说法，繁荣之下让老林这一代影人从场记、剧务、特效到副导演等各种职位上历练了个轮回，沉淀下的经验和思考使他们有了厚积薄发的资本。
36岁第一声呐喊与难以定论的90年代
老林在92年回香港，之后开始拍摄MV，对于摄影和导演的想法，被应用到大量的谋生制作上。张学友的《偷心》，郑中基的《左右为难》一系列带有强烈电影色彩的MV作品让老林受到电影界的关注。积累的转机源于多年后和陈果的重逢。
“那段时间很久没跟阿果联系。因为香港人的生存很现实，大家都在忙谋生”,老林说。“有一天在电影院看电影，忽然发现后面有人拍我，回头一看是阿果。于是我们就约在茶餐厅喝茶，他给我看他手写的剧本，谈起他要拍他自己的电影了。我说那我做摄影吧，就这样重遇阿果。陈果那时也看过我拍的一些MV，也知道我能拍。我去《香港制造》帮他拍的第一天，是在厕所拿那一支枪的那一条，第一天拍的第一条，一条就过，从此开始了作为主创的电影摄影。我认为《香港制造》是超龄的学生功课，完成那个影片是个很好玩的过程，没有压力。大家都没有资源，很多设备都没有，轨道也没有，用大量的手持。这种源于低劣经济状况的写实的拍法，无意中体现出一种电影生命力，表现出那些青少年骚动不安的心绪。有的时候，各种巧合会让电影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刻意做什么反而很难。越刻意，越做出来越不行。拍《香港制造》非常开心，很难找到这样的合作条件，剧组没有多少人，没有复杂的关系，也没有什么斗争，（哈哈，是剧组人太少了，笑）。每天拍完吃饭喝酒，也不赶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拍不完明天再拍么。戏先不管，能拍完就是胜利，香港从没有人这样拍过35毫米的电影，一回想起来已经13年了。香港制造的成功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转机，证明了自己能做什么，这个很重要，证明了自己能做什么，就给自己找出了一条路，一个定位。这部电影对好几个人影响都很大，算是证明给当时电影圈，就这么几个人，也能拍出电影，也能拿奖，品质不错，口碑也不错，那时还没有人这么做，所以算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的确，《香港制造》的成功，不单是90年代香港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以香港作为“根”的自我意识，以极具生活感和感情的撞击力，折射出香港人在面对时代变化中的茫然心态。
九十年代的香港，对于身份认同的茫然演变为一种恐惧，于是，大量的移民潮在97前升至巅峰，经济危机的动荡对香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影产业也不例外。
电影的产量则是逐年递减。80年代末每年拍片200部左右，但96年港产片就降到103部，97年更是猛降到80部。而电影的票房也大幅下滑，仅靠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区市场是难以养活香港电影的。台湾等外埠市场却也同步缩水。再加上愈发严重的黑社会，浮出水面的盗版问题，电影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投资骤减，诸多原因使得香港电影开始步入其低潮期。
整体经济每况愈下，但危机中终有转机。对于一部分电影人来说，这时期也成为他们进行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探索的时期。以逃避现实的唯美的小资生活为主题的王家卫；以黑社会为主题的黑色电影代表的杜琪峰、韦家辉组合；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喜剧，还有充满香港本土意识和对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等作品。
《香港制造》就是在投资极度匮乏的经济基础下，主创团队以对艺术的投入精神，在这样低迷的环境中，愉快的完成的一部成功的独立电影。而其中每个参与者，从制作人余伟国，导演陈果，到演员李灿森每个人都很满意自己的创作。
老林也是如此，他说，“对我来说在《香港制造》中的摄影和音乐方面很有成就感，非常棒。音乐花了两个月全部制作完。我不是电影专业的音乐人，那时候很巧，我刚好学会一点儿电脑midi的音乐，正巧有这样一个实现的机会。那时阿果本想买滚石的《浪人情歌》，很贵，6万元版权费。我们拍部电影才50万，哪有6万元买首歌。于是我跟陈果说让我做吧。在圈子里，人家不会主动给你机会，而是你要主动争取机会，才有可能性，包括香港制造的摄影也是，原本阿果答应给别人做的，最后还是给我做的。音乐也是。我马上先写一首歌，就赢得了机会。之后的《去年烟花特别多》反而成功不是很大，因为很急，赶工。也是在赶97回归的那个潮流，定位上也是还在延续香港制造上的政治意义的。那时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香港人还不想看关于97题材的电影，因为每天电视里面，现实里面已经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了。我后来分析就是97回归的同时没人喜欢看97主题的电影。”
九七总会过去，伤痕总要抹平，经历了回归的灰色之后，悲观的情绪总会慢慢淡却，就像《去年烟花特别多》原来全片是阴霾雨天，但到片末时，男主角死里逃生，天空变得晴空万里，阳光烂灿，男主角看到了希望，香港的电影也看到了希望。
“千头万绪的心中/已经没有梦/四分五裂的思念/也许只有痛/……前路茫茫的现在/到底谁是我/雨打风吹的年代/不是我的错/怎么样的身份/才能够解脱/……/再见你的日子/漫天的烟花/去年的变化/去年烟花特别多”——曾获9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原创电影歌曲题名的《去年烟花特别多》的歌词就是林华全在缴传呼机月费的路上想到的。
48岁破茧成蝶与大华语时代
在与陈果合作拍完《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榴莲飘飘》之后，老林也尝试着跟叶伟信合作《罗密欧》、《暴力刑警》这样悲观、死亡与残缺这种心态的电影。2001年执导《走火枪》，无生命的手枪在林华全的电影里获得生命，手枪以人的口吻自述自己的离奇经历，通过自己辗转落于不同人物手上的际遇，从而道出因为不同人偶然获得这把枪所引起的人生百态。
走火枪算是在商业电影中的一个独立电影，虽然有黑社会，有枪戏，但讲述的故事确实高度文艺的。很多人认为有陈果作品的影子。陈果曾说《香港制造》如果放在英国就是《猜火车》，那么《走火枪》放在6年后就是《巴别塔》。《走火枪》的投资来源于刘德华，而这个机会是老林在为刘德华的电影《阿虎》拍摄纪录片时得到的。
2003年6月29日及9月29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附件相继签订，香港电影可以以合拍片的方式，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进入内地市场，在资金安排和票房分帐上也比进口电影更加有利。对于香港来说，它本土市场无法支撑起整个电影产业，所以从它发展之初就一直在开拓台湾、日韩等外埠市场。大陆市场无疑是块非常广阔的沃土，无论是在投资还是票房上。
2003年合拍片大陆票房约2亿元，2004年票房翻番到5.5亿元，到了2008年，票房前五名，《长江七号》、《叶问》、《赤壁》、《见龙卸甲》及《保持通话》，全部都是合拍片，《画皮》，内地票房收入超过2亿元，而香港本土票房只有大约1100万港元，两者之间对比悬殊。
感受到合拍片魅力之后，从2004年开始，无数香港影人北漂，香港电影人对希望的追逐如同香港经济的复苏过程中他们对一切机会的渴求。老林在也是在2005年的一个机遇中来到大陆拍《故事无双》短片，跟高晓松合作很默契，之后晓松约他拍其执导的电影《木子美》。
2006年执导香港电影《情意拳拳》之后，在2008年便与大陆合作了中国首部3D真人电影《乐火男孩》。《乐火男孩》的拍摄中，老林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困难。震撼的3D效果也展现了老林浸淫多年渐入佳境的拍摄技法，从而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可谓摸着石头成功的过了河。这一场华丽的转身，在老林的第四个本命年成功的切入电影的“大华语时代”。
老林一直强调，《乐火男孩》里有自己的影子，那种经过很多辛苦，不放弃，就有机会的坚持一直贯穿于这部电影。每部电影都会反映出导演的性格，看到电影也会感觉到和导演之间的吻合。
老林的执着与他的能力也为他带来了“大华语时代”的新机遇。今年已经在拍摄进程中的《成都我爱你》老林作为总摄影指导，不但与老搭档陈果重新配合，同时还会和大陆新锐导演崔健联手打造《成都我爱你》中的未来部分。《成都我爱你》也将成为“大华语时代”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它以成都作为纽带，由中国大陆的崔健、香港的陈果和韩国的许秦豪三名导演分别演绎出穿越1976年、2008年和2019年的三段爱情故事。不但导演来自京、港、韩，演员也有韩国人气明星郑宇成和台湾百变天后安雅的加盟，是作为泛亚地区的电影制作与发行的新概念影片，一部很值得期待的电影。
由此，老林也进入了他的“大华语时代”。《乐火男孩二》即将在8月开拍，老林筹备多年的喜剧动作片《青春角斗士》也开始筹备。三个本命年给他带来了不同的目标与追求，香港电影业的起伏也让他经历了不同的机遇与挑战，而这一次的“大华语时代”， 是否让老林实现他的电影梦，而电影业是否又能在香港与大陆资源整合下走向辉煌，也一样值得期待。
对于林华全，我能够感受到他洋溢在言语间的对电影的无比热情。从学电影开始，到与志同道合的人聊电影，然后到真正入行拍电影，他的心目中对于电影的爱，是他生命中非常明确的目标，与老林相敬相惜的独立制片人亚萍（阿甘的长期合作伙伴，曾负责嘉禾在大陆的制片业务）曾说，“林老师是为电影而生的。”听起来很震撼。无论如何，做电影的时候，用“很有意思”的心态去做，总是会给电影带来独特的灵魂的，香港电影在华语大市场的压力下也许已经成为末路，而能够重新发扬出香港电影魅力的也许就是这些对电影有着深切爱好的香港本土电影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