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初，肉叔给大家介绍过一部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
咋听挺荒唐，实则是个可悲的故事。
但不少独立电影展被陆续取缔。
我们可能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记录时代的表达者。
一般来说，能在中国大陆院线发行的纪录片屈指可数。
这些年，极少数幸运儿能冲出重围，像《二十二》这种简直是“天选之子”的运气。
大部分纪录片，即便进了院线，排片也是少得可怜。
像《矿民、马夫、尘肺病》这种独立纪录片更是“稀有动物”，在夹缝中卑微生存。
而说到独立纪录片，前不久也有一只带着棱角的“稀有动物”跑出来了，极度生猛——
听这片名，感觉就差把核心价值观打在海报上了。
但其实，它所对焦的内容，十分敏感——
城管与普通民众的对抗。
够生猛吧？但这片子却沦为院线炮灰。
而在讲这个纪录片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它的导演——
这个名字或许很陌生，但他的作品肯定都有所耳闻。
朴素却现实无比的展现了妇产科的众生相。
因为贫穷，孕妇一大两小三条人命成了沉重的负担，而女人本身被生育和家庭所裹挟的无奈令人悲叹。
这是钱与命之间的痛苦权衡。
可以说，《生门》的尺度才是真正反映出现实主义中的苦——
医疗资源的不均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乡村价值教育的不健全，甚至是人伦道德的不全面，都给了现实世界一个响亮的耳光。
说到底，是贫穷的无能为力，可为什么贫穷？
陈为军导演用纪录片打开了一个思辨的缺口，照进了社会最底层的部分。
而这种拷问同样贯穿导演的所有作品。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部纪录片更是赤裸裸地聚焦一个敏感又令人避而远之的话题——
在河南省南部某些乡村里，不少村民因为贫穷而选择卖血脱贫，却不幸感染艾滋。
被跟踪拍摄的马某，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整个家庭都是艾滋受害者。
一场灾难几乎洗劫了马家。
拍摄此片也给陈为军带来了不少麻烦。
四次被抓被软禁，差点还丢了谋生的饭碗。
让他坚持到底的，还是信念。
“我想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我想用我的眼睛，用XL1的镜头，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对于一个难以启齿的疾病，外界听不见，他们也没法说，患者只能活在隐秘角落里，孤独等死。
《请为我投票》中，用小学生选班长的过程探讨了所谓的“民主”。
小孩的身上，映射了成人世界里，为了赢得竞争的功利心。
看似民主，却又不乏物质权力的推动。
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
这群小孩的未来，又会充满怎样的凶险？
《请为我投票》，成了中国第一部入围奥斯卡的纪录片。
肉叔之所以花这么长篇幅来铺垫陈为军导演，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中国底层社会剖析之深，更是因为《城市梦》将极有可能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城市梦》武汉首映场的前一天，早已身患癌症的他在给制片人的视频中，向观众告别。
或许我们能做的，唯有借助作品延长导演的生命力了。
通过几部作品的介绍，我们大概也能发现。
陈为军导演注视人们对生老病死的思考。
如果说《生门》是对女性生育的拷问，那《城市梦》就是对生存的注视。
上面说了，影片记录的，是城管与民众的冲突。
正值创建文明城市之际，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武汉市鲁磨中队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小贩。
自整改方案出来后，王天成一家就与城管斗智斗勇。
王老头子70多岁，脑中风患者，妻子癌症晚期，儿子王兆阳右手残疾，他们不能失去这个水果摊。
以至于当有人注意到王天成骑着单车不知道去哪了，派出所的人都颤了颤，他不会来寻仇吧。
结果还说要把派出所的门关了，要是他来砸门就报警……
一群中壮年害怕一个70岁老头。
这一幕，强弱魔幻又诙谐地发生了对调。
他明白，无权无势的自己只能通过这种硬刚的方式，才不会被欺负，才能够自己谋得权利。
他懂怎样“哗众取宠”。
每次城管来，老头子情绪激动地抵抗。
将城管下达的文书撕烂。
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
“你们还是人不是，你们难道不同情我个70岁患梗塞的老人吗”
可即便如此，围观群众却为城管抱不平。
人家城管好声好气跟你商量，你还动手打人，这不讲理啊。
有一次，上级出面，让城管把王天成一家叫到派出所进行协商，尽量给他们找到一个能替代鲁磨路水果摊的位置。
儿子王兆阳想去，却被王天成骂了个狗血淋头，还砸了一些水果来斗气。
王兆阳气不打一处来，对着王天成喊了句，我只问你表演叫谁看。
由此至终，王天成仿佛就像个“演员”。
其实每次面对城管，就算对方态度诚恳，他也一定会把事“闹大”，让所有路过的人围观。
他儿子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他容易激动，激动也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
老头就像个老母鸡，我们就像小鸡，时刻在他的羽翼下面
如果没有这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个小鸡早就被老鹰叼走了”
言下之意，没有父亲的厚面皮，他们没法占据在那这么久。
儿子要自尊，他不敢像父亲一样，无视路人眼光，对城管死缠烂打。
他不敢，也不愿意这么做。
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个摆地摊的，随便搞，不就是个死么。”
归根到底，他可以通过放大情绪，来维护自己一家赖以生存的地盘。
底层人民要成为“刁民”，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不仅如此，他们之所以宁愿在武汉与城管对抗，也不愿回河南乡下，是因为正在读初中的孙女萍萍。
萍萍刚出生就被抱着跟去武汉，她从口音到生活习惯，已经逐渐脱离乡下的生活节奏，她自己也说，就算一个人也要留在武汉。
-没有，这里她没来过一次。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我让她跟我们一起回
我说城管不让摆了，你这里学也上不成了，回去上
她说我就不回去，我一个人在这
留在城里，让萍萍成为武汉人，也就成了一家人的愿望。
比起王天成的张扬，儿子王兆阳很内敛，也很积极。
他愿意接受与城管协商，愿意退步。
因为需要提供贫困证明，他和妻子专门回了一趟乡下。
别人问起他的手怎么了，他笑着，不经意地提起了往事。
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一下子一个手没了
冲压机这样下来，咔，下来，300吨
讲起这么一件影响了自己一生的事，他那憨憨的笑，着实让人鼻酸。
这些鲜活顽强的生命，哪一个不是为了生存而隐忍？
专门负责管理他们这一户的胡队长，亲自带着王兆阳去找合适的摆摊点。
后来，他又带着王天成的妻子去看新亭棚。
回去跟上级交差时，他提到王天成的妻子很感动，对城管工作表示满意。
上司顿了顿，没有正面表示认同，反而说了另一通更值得玩味的话。
“我告诉你，在这里不是要他感动
感动不是目的，要他服从管理，配合管理
就是要逼着他自己思想发生转变，这个之后我们才能管得紧
如果他指望着我们来搞救助，那怎么搞得好呢
服从管理才是我们想要的，他再说困难我们再帮忙”
胡队长听了，一时语塞。
作为城管的底层，像胡队长这样的执行人员也是迫于无奈。
某种程度上，他们何尝不是跟王天成一家一样，被包裹在权力和舆论等压力里，拼命拉扯呢？
另一位同样负责的城管人员一语中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谁也保不准，如果没有摄影机注视着，结局又会怎样呢？
这个所谓的“城市梦”，究竟是谁的梦？
是功德簿里的建设梦，还是底层拼命往上爬的梦？
像这样强弱对抗，又岂止王天成一家。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外卖软件新功能事件，“你愿意多等5分钟吗”引起热议。
现在外卖产业越来越发达，所有骑手都要用自己的安全追赶收入。
为了准时送达，不被罚款，不得不超速闯红灯和逆行，导致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之前在豆瓣看到一个网友说了个事——
生活就是这样，冰冷又残酷。
它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困难而停止运转的步伐。
在《城市梦》里，城管在整治路边摊时，路边有个骑自行车卖气球的阿伯，被赶时，他不急不慢地离开，带着乐观的笑容。
“骑自行车也违规，违规我就走吧”
我们惊叹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的同时，也深感悲哀。
因为大多数时候，作为底层的他们，只能自求多福，自谋出路。
在城市发展的夹缝中，卑微求存。
王兆阳曾经说过他所认为的幸福。
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就是很幸福
我的要求不高，有口饭吃，很简单”
说到这，他又露出满足的憨笑。
影片最后，他与妻女围在餐桌前吃饭。
萍萍雀跃地谈起跟同学们去游乐园的经历，夫妻俩在一旁听着，不时给予积极回应。
吃完这顿饭，他又将继续为一家人的生计和女儿的未来——
迷失奔走于偌大的城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