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动漫人物 动画人物是全身红色的？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22-06-02 08:16 标签： 穿红色衣服的卡通人物


特色三：题材多样性与精致的工作

如果要问你，什么中国的动画人物在银幕上出现的次数最多，答案十有八九会是孙悟空。的确，中国的动漫创作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中，要不就是改编《西游记》，翻来覆去炒冷饭；要么就是弄一大堆“科普性”的粗制滥造的半成品，来糊弄心智未开的孩童——这些动画无一例外的都是人物形象单一的作品，角色呆滞、造型不够好玩；除此之外，这些动画的题材非常简单，要么是孙悟空打老怪、奥特曼打小怪兽，要么就是动画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难怪这样的动画在动画艺术上没有市场、缺少创意，因为它本身就是半成品和残次品。反观《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动画本身并不出色，故事也没有意义，但是却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剧场版的电影更是创下了上亿的动画票房的记录。其原因很简单，在一片说教之中，这部动画选择了娱乐；在一片老夫子的面孔里，这部动画选择了对孩子笑脸相迎。加上式的对成年世界的插科打诨，它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也便在情理之中了。2011年的中国动画，吸取了这样的教训，所以我们能看到动画片题材的多样性的勃发。玄幻、热血少年题材的《魁拔》、红色题材的《西柏坡》、功夫题材的《兔侠传奇》、奇幻题材的《魁拔》、科幻题材的《赛尔号只寻找凤凰神兽》和网络社区游戏改编来的《摩尔庄园冰世纪》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样才叫做“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因为谁都知道“一枝独大不是春”的道理。

对于一部可以架空时间、空间、人物、故事的动画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物、故事、环境、人生观的设定了，因为这些是一部动画的基础。如果设定出错，那么动画的成功将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魁拔》的创作团队给中国当下的动画人树立了明确的榜样。作为一部庞大的玄幻动画，影片的八人编剧团队耗费了长达两年时间，精心打磨了百万余字的背景设定，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特定的角色生平、个人习惯和种族起源，构建了一个严谨的玄幻架空世界观。这样精致的工作在国外的动画界并不少见，无论是、还是《Wall-E》都是经过无数的讨论、设定、分析、修改之后成形的。这么制作出来的动画经得起推敲和爱好者的考证，经得起时间的洗汰。而且，通过这些设定，作家、漫画家可以很方便地创作出小说或者漫画之类的衍生品来——这对于动漫产业链也是不无裨益的。毕竟并不是所有动画都适合出品玩偶，把主角的形象印在文具盒、气球甚至是瓷砖上。

    中国动漫如果要解决产业问题、市场问题和观众问题的话，那么人们最先应该解决的还是创作问题。如果连创作这个源头都处理不好，那么下游的诸多问题的解决也就无从谈起。也许，2011年的中国动画只是一时之勃兴的片面现象。但是今年的这些动画作品的确可以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可能，2011年的国产动画之路，就是未来中国动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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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意英雄的红色木棉花；代表关羽的火红狮头；界定极限的擎天柱……很多意向集中整合在了《雄狮少年》最后的场景之中。当破损的狮头露出小娟半侧坚毅的眼神，狮身则化作纷纷绽放的红色木棉花澎湃于眼前，此时，挂上擎天柱的狮头和坠入水中的小娟，完成他少年人生的第一次“上山”。初看《雄狮少年》的宣传片，瘦弱的小娟、阿猫和阿狗对着天空喊出雄狮之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人物的成长、个人英雄主义，但显然该片导演的英雄主义并非是“成为雄狮”，而是理解人生是一段又一段上山与下山，步履不停。《雄狮少年》重构了经典好莱坞剧作中个人英雄成长模式，同时也超越了近几年来国产“神话”动画的风潮，将神力、奇迹拉回到现实质感浓烈的“无名之人”与“养家之人”。

　　奥斯卡奖得主、英国著名电影导演柯文思在看完《雄狮少年》之后称其制作水准“非常、非常高”，赞其题材、风格、色彩、运镜，各方面都比当下中国动画电影略胜一筹。这“略胜”之处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其工业水准，《雄狮少年》正是民间性表达与工业化水准的重合之作。影片的故事肌理是用双线交织叙事来取消传统“英雄模式”。首先全片看似关于舞狮比赛的主线，实则两条线索。一条是阿娟与小伙伴决定组队参加舞狮大赛，在这条叙事线索中，我们看到了平凡与弱小，也看到了“咸鱼强”，显然他不是好莱坞剧作中的来引导英雄走向超然的“导师”，他只是一个上过狮山的人。“舞狮大赛”变成了平凡人的价值实现之旅，小娟、阿猫、阿狗们需要比赛来实现对平淡和日常的超越，“成为雄狮”也就成了对弱者的鼓励。如果影片全然停在此处，它无外乎是另一个小人物成长奋斗之歌，但该片的出彩恰恰在于，主创将这个异常模式化的叙述置换成了另一条真正主线的配色。让影片发光的正是那条“上山与下山”的另一条隐含线索，在这一路叙述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日常和艰辛。小娟和阿猫、阿狗不是跃上山顶的冠军，他们是穿着拖鞋、头发蓬乱、不值一文的乡村少年，他们生活在旷野，之后也被挤压在城市的角落，即使一时勇夺桂冠，也必将回归日常。生命不是一次比赛，而是上山与下山的交替。这个原本关于留守少年、农民工工伤回家、狮王变成咸鱼强的苦涩与灰暗的现实话题被交织在舞狮大赛、个人努力的成长线索中。正是基于对“英雄成长模式”的突破，现实感才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底色和叙事支撑。

　　此外，影片的现实感也来自于它的民间性。故事设定在2005年的广东，是一个新旧交替、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村落并存的时代，五条人的《莫欺少年穷》与阿娟在城市中的低气压画面形成了一种苍凉感。影片中主要的空间是乡村和都市，舞狮是岭南文化图腾，它既是神兽一样的存在，又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当小娟带上狮头便雄狮在身。人的局限性与狮的神性在这一时刻得到连接，而这种连接同时是时空性的，见证了当下对古老的延续。当银幕上出现小娟背起狮头游荡在拥挤的都市中，那种落寞与格格不入是真切而触目惊心的。摩天大楼与川流的人群，漠不关心地擦肩而过，对都市的压迫感是视觉化的。都市空间与村落在影调、构图、气氛中一一对照。当小娟住在“下下铺”的时候，我们知道舞狮只是“上山”路上的停留，影片的结尾处，我们看到小娟窗外的东方明珠，我们看到城市化进程中那些从村落里走来的，“路过的人”，他们的漂泊无根，他们在建设着这些耸立云霄的摩天大楼，堆砌起都市的“狮山”。小娟的父母正是这些默默的建造者，他们背后的每一个村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都反衬出城市与乡村的连接。

　　本片从影像到故事都有着强烈的岭南气质，一方面空间充满了岭南地理风貌，故事落地在一个真实土壤中，地域特征的捕捉、描摹完成了现实质感的呈现。余晖里的村落，宗祠和佛像，鱼塘映着芭蕉叶，这种细腻真切的处理具有强烈在地性和标识性。导演曾谈到片中飞扬的木棉花灵感就来自李连杰的《新少林五祖》，这也即影片的另一面向，作为岭南电影文化的后来者，既有对中国香港喜剧电影精神内核的继承，即小人物的微光、戏谑和抗争；又深谙武侠电影在文化血脉中的唤醒意义。咸鱼强与阿珍像极了《功夫》里的包租婆夫妇，他的形象对应着武侠电影中的世外高人、扫地僧，大隐于市；而惧内的形象与退隐江湖的狮王既真实可辨又诙谐有趣。

　　近些年来，国产动画呈现持续发力的趋势，但《雄狮少年》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从视觉形态上来说，它与《大圣归来》《哪吒》《白蛇传》《姜子牙》等以古典名著IP为原型的魔幻类动画不同，奇观不是影像的支撑。另一方面，它既具有《大鱼海棠》中可识别的空间性，又将空间对照与时代话题相对接，超越了仅仅以特殊地域作为视觉标识的层面。从叙事模式来说，它直面现实，褪去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神话，在一个看似个人奋斗的故事中观照现实，将对人物弧光的聚焦变成对人生弧光的阐释。这一叙事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民间意涵的现实主义创作。同时，它的呈现与展开挪用和借鉴了武侠电影的经典设置，使得全片与当下、历史、地域、电影本身进行了一次对话。电影工业化是当下国产电影创作的方向所在，《雄狮少年》的成功是民间性与工业化的实践，我们相信狮山少年的奋起、疑进与过山，激荡起每一位观众心中的“鼓点”不是偶然，高耸的擎天柱是每一段人生起飞的航标，电影创作亦然。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原标题：东西问丨马场公彦：动漫如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

中新社北京6月1日电 动漫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受到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喜爱。《哆啦A梦》《灌篮高手》《海贼王》等日本动漫经典之作，成为不少中国观众的童年回忆；《铁扇公主》《大闹天宫》等优秀中国作品也对日本动漫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马场公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动漫如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过去多年来，不少日本动漫作品受到中国观众喜爱，您认为这背后有哪些原因？

马场公彦：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交往悠久，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环境，而欧美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东亚地区有很大不同，因此相较在欧美，日本动漫在中国更受欢迎。

对我这个年代的人来说，日本漫画被比喻为“三点钟的点心”。小学生下午三点放学回家后边吃点心边看动漫，这样的“童年味道”让人既开心又回味，类似情况在中国学生群体中也非常普遍。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爱好、兴趣和关心的事物并不因其民族、国籍的不同而有太大差异。《哆啦A梦》《海贼王》《名侦探柯南》等日本动漫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展现了热血、可爱、悬疑、有趣等多种元素，这是它们受到中国小朋友喜欢的原因。

2012年9月，名为“哆啦A梦诞生前100周年纪念”的展览亮相北京，参观者在展厅内漫步欣赏。中新社记者 侯宇摄

同时，日本动漫也吸引了一些成年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共通点。支撑中日文化消费的城市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方面比较接近。两国还有相似社会环境，出现了晚婚、单身、丁克等类似的现象，也都面临老龄化等问题。这些共同因素使得两国年轻人容易产生共同的动漫“语言”。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对日本动漫的影响？中国动漫近年来持续走进日本，日本观众反响如何？

马场公彦：我认为日本人必须更加意识到来自中华文化和中国动漫的影响。中日两国文化渊源深厚，1983年创作的日本漫画《北斗神拳》明显受到1973年李小龙功夫电影《龙争虎斗》的影响。以中国《三国志》为题材，日本漫画家横山光辉创作了漫画《三国志》，对中国历史造诣颇深的漫画家诸星大二郎创作了漫画《西游妖猿传》。日本知名动画导演宫崎骏曾说，他受到取材自中国传说故事的动画《白蛇传》的启蒙。在日本被誉为“漫画之神”的手冢治虫则深受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影响，并创作了以《西游记》为题材的动画《悟空大冒险》。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动漫有其优秀传统。与西方迪士尼动画不同，中国很多经典动漫作品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作品整体而言非常出色，背景画和人物造型蕴含水墨画、剪纸、木偶、皮影戏等传统艺术精华。该厂1963年摄制的水墨动画《牧笛》，对农村宁静的风景进行了细致描绘，我第一次看到感觉十分惊艳；该厂1983年制作的动画《天书奇谭》，以传统水墨画为创作背景，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让人觉得既滑稽又有点超现实感，奇趣唯美堪称绝佳；动画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中亦有大量京剧配乐。这些作品都代表了中国动漫创作的高峰，是宝贵的历史文化“矿藏”。

2020年，《大闹天宫》综合原画展在上海中心亮相。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摄

当前，中国动漫处在急速发展期，市场更加多元，一些新近作品受到日本观众欢迎。中国动画《天官赐福》已于2021年在日本播出。动画片《盗墓笔记》《一人之下》《罗小黑战记》的日语字幕版、配音版在日本也获得好评。

一方面，中国动画受到美国好莱坞电影、日韩动画的影响，制作技术提高，行业人才日益丰富，另一方面也应继续从自身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以体育漫画为代表的不少日本作品反映社会发展进步，鼓舞人心，但同时一些作品也存在暴力、色情等情节，对青少年成长容易产生负面影响，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马场公彦：日本的少年漫画作品主要由体育类、搞笑类、超级英雄科幻类三种主题组成，其中体育漫画是日本的代表性漫画。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体育漫画的题材逐渐从棒球、足球、篮球转变为摔跤、拳击、空手道等格斗竞技，题材和内容越来越广泛，从为团队胜利而自我牺牲的精神美化，转向追求胜者为王的竞技精神和英雄主义。比如，《周刊少年Jump》作为日本发行量最高的连载漫画杂志，以“友情、努力、胜利”为三原则，通过体育对三原则进行通俗易懂描绘，给读者带来了很多积极正面影响。

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漫画确实存在暴力、色情等问题。我认为有两点主要原因：一是日本文学对性描写有着较宽容的传统，二是缺乏禁止此类漫画的法律手段。即便漫画中有反道德的描写，除非造成了名誉损失、个人信息泄露、对特定人物或团体的歧视助长等侵害，否则禁止的法律手段很少。一些学校制定了校规，禁止带此类漫画进入学校。还有地方自治体制定了条例，对其进行限制。这类漫画会给青少年成长带来不良影响，形成粗暴的人格，并可能引发犯罪，应当通过更有效手段予以杜绝。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动漫对中日人文交流能做出怎样的贡献，对两国未来动漫合作与交流有何期待？

马场公彦：在中国大学的日语专业，不少学生因喜欢日本动漫而有志从事日本研究。在我任教的北京大学中，一些学生参与了北京冬奥会日语口译工作，帮助搭建了中日两国沟通的桥梁。从这些方面讲，动漫已经为中日人文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2019年6月，“中国动漫日本行―从水墨中来”展览在日本大阪开幕。中新社记者 吕少威摄

未来，我认为应对漫画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例如，为什么该漫画在日本很流行，它的魅力在哪？为何一些漫画在日本很流行，但在国外不流行？这些课题对文化研究十分重要。

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在很多国家，文化的影响力无法打破国境、民族、历史等因素的限制。应当超越简单的个人喜好层面，把漫画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深度探求，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能成为出现这样变化的时间节点，中日两国应共同推动东方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动漫是多人参与的集体艺术，中国有很多具备充足人力、资金和强大组织能力的公司，日本在动画制作方面有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两国应当加强联合制作。事实上，《不射之射》就是中日1988年联合拍摄的木偶动画片，由川本喜八郎亲自制作片中的木偶并担任导演，属于中日合作经典案例。我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两国合作的优秀动漫作品诞生，也希望这些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国家观众的喜爱。(完)

中新社记者 朱晨曦 摄

马场公彦，195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伊那市，岩波书店前总编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学术博士。1989入职岩波书店，先后任《思想》编辑部编辑、《世界》编辑部编辑、学术一般书编辑部主编、编辑局副部长、总编辑。2019年退休后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外籍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研究、中日关系研究。著有《围绕<缅甸的竖琴>的战后史》《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等。

(责编：许文金、陈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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