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与贾平凹的文学互动

本文致力于系统梳理回顾孙犁与贾平凹之间的“文学互动”，侧重于“呈现”而非“阐释”。此处所说的“文学互动”，包括两位作家的通信、交往以及对彼此作品的理解与认识。当然，仅就通信来说，讨论孙犁与贾平凹之间的互动有些困难，因为贾平凹写给孙犁的信并未公开发表，只能从孙犁及他人引述中窥得一二。但是，讨论他们之间的文学互动行为依然成立。因为贾平凹写下了诸多与孙犁有关的回忆、评论，同时，他后来的写作也与孙犁当年写给他的信有隐秘的回应关系。并不夸张地说，1980年代孙犁心心念念的诸多文学问题，在贾平凹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实践或者超越。

文学互动是文学活动的重要部分——借助书信及评论文字回到文学史语境，呈现并梳理两代优秀作家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将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文学远非“不及人”、“不及社会”的孤立行为，对一位作家的理解也不应仅限于对其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尤其是在讨论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何以如此、何以不如此时；讨论到年轻时代遇到的什么人什么事对一位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时；讨论到一位作家晚年何以欣喜或沉默时，他们留在文字中的那些文学互动显得尤其重要。

从孙犁与贾平凹文学互动的梳理中，读者自然可以看到一段文学史佳话、掌故、谈资，但这只是表层。放置在文学史的框架里，我们更应该看到两位作家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念念不忘”，看到当年孙犁如何以他拳拳赤子之心寻找并扶持后来者；看到作为晚辈作家贾平凹其后三十年来的文学实践以及超越。——从孙犁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回响”的贾平凹；而从贾平凹那里，孙犁则是另一种回响与追溯。今天看来，我们的文学史是直线的，但从久远的角度看来，文学史则很可能是回环的：我们从孙犁那边开始会遇到贾平凹；若是从贾平凹那边开始也自然会遇到孙犁。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了青年作者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桃树》。在这篇散文发表的同天，作为《文艺周刊》老编辑的孙犁写下篇评论：《谈一篇散文》。文章起笔，孙犁说他在《文艺周刊》看到了《一棵小桃树》。“关于这位作家，近些年常看到的是他写的高产而有创造的小说，一见这篇短小的散文，我就感到新鲜，马上读完了。”[1]

为何感到新鲜，他解释说，他对目前的散文创作有看法。一是长而空洞，二是架子太大。

文章长是一个方面。形式单调，又是一个方面。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2]

而贾平凹散文别有不同。“写得很短”，“形式也和当前流行的不一样”。“这是一篇没有架子的文章。”“但我不愿意说，他在探索什么，或突破了什么。我只是说，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它是心之声，也是意之向往。是散文的一种非常好的音响。”[3]当孙犁赞许贾平凹的文字是“此调不弹久矣”，正是在说他的写作深得中国文学传统神韵。

贾平凹，出生于1952年，1981年时，他只有29岁，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一棵小桃树》是他的一篇散文。在此之前，他的小说作品《满月儿》已经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当时的评论界普遍认为，这位青年作者“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现在读来，贾平凹的早期写作，与孙犁解放区时的作品追求相近。

1983年贾平凹于崆峒山

很久以后，读者们才会了解，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对于这位叫贾平凹的文学青年曾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在 2006年出版的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中，贾平凹回忆过青年时代在修水库工地夜晚读书时的情景，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本没有名字的书：

我睡不着，便拿起紧挨着我的铺位的一位姓雷的人枕头边的一本书翻起来。 这一翻，竟一生都喜欢起了这本书。这本书没有封面，也没了封底，揉搓得四角都起了毛，但里边的文章吸引了我，竟一气看了十几页。[4]

几年后上了大学，贾平凹看到同宿舍的同学读《白洋淀纪事》。翻了几页，他大吃一惊：“我在水库工地读的就是这本书！”[5]当然，《白洋淀纪事》不仅是他当年的启蒙读物，还是他当年在水库工作时写作的范本，这本书引发了他巨大的写作热情。

“我已经买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是用每天的两元钱补助买的，开始了记日记。我的日记并不是每日记那些流水账，而是模仿了《白洋淀纪事》的写法，写我身边的人和事。我竟然为我的记述才能感动了。写完一段就得意忘形，念给身边人听。大家听得十分开心，说写某某写得像，写某某还没写够，又讲某某的趣事。日记本平时是在枕头下压着的，我不在时常被人偷偷拿去当众念，竟还流传到别的连队，我写作的热情全是被这些煽动起来的。”[6]

以回忆录为证，将孙犁视为青年贾平凹的写作“偶像”并不为过。那么，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孙犁对《一棵小桃树》的夸奖，年轻人当时是何种心情？贾平凹曾忆起过往事：“两年前，当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尔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的文章。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的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幼稚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鼓起了我写散文的勇气。”[7]

评《一棵小桃树》的文章后来发表在1981年7月《人民日报》上。现在，并不清楚是从什么渠道贾平凹提前看到了这封信，很有可能是发表《一棵小桃树》的天津编辑转给了他。他很快给孙犁写了一封信。“万没想到，就在他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8]这是孙犁写给贾平凹的第一封信[9]：

今天上午收到你十二日热情来信，甚为感谢。

我很早就注意到你的勤奋的，有成效的劳作，但我因为身体不行，读你的作品很少，一直在心中愧疚。“五一”节在《文艺周刊》，看到你短小的散文，马上读 了，当天写了一篇随感：《读〈一棵小桃树〉》，寄给了《人民日报》副刊版，直到今天还没有信息，我已经托人去问了。如果他们不用，我再投寄他处，你总是可以看到的。

文章很短，主要是向你表示了我个人衷心的敬慕之意。也谈到了当前散文作品的流弊，大致和你谈的相似，这样写，有时就犯忌讳，所以我估量他们也可能不给登。近年来我的稿子，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不足怪也。

你的散文的写法，读书的路子，我以为都很好，要写中国式的散文，要读国外的名家之作。泰戈尔的散文，我喜爱极了。

中国当代有些名家的散文，我觉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架子大，文学作品一拿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这是我的看法。我称你的散文是不拿架子的散文。

读书杂一些，是好办法。中国哲学书（包括先秦诸子）对文学写作有很大好处，言近而旨远，就使作品的风格提高。所谓哲理，其实都是古人说过的，不过还可以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发挥。《红楼梦》即是如此成功的。

在创作方面，要稳扎稳打，脚步放稳。这样前进的人，是一定成功的。

等我再读一些你的作品，再谈吧。

二、“遇见了叫人喜欢的颜面身影”

贾平凹写给孙犁的信至今尚未公开发表。但从孙犁的回信可以推测，当时的他很想知道孙犁对自己创作的整体认识。回信中，孙犁答应再谈。这便是孙犁《再谈贾平凹的散文》[10]一文的缘起。1982年4月7日，孙犁完成了第二篇关于贾平凹散文的评论。在这篇评论里，他首先提及自己阅读贾平凹散文时的愉悦心情，“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不知什么原因，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我就愿意翻开看看”，他说这种看是自愿的，自然的。“就像走在幽静的道路上，遇见了叫人喜欢的颜面身影，花草树木，山峰流水，云间飞雀一样，自动地停下脚步，凝聚心神，看看听听。”

与前次只谈《一棵小桃树》不同，这次孙犁谈的是贾平凹的四篇散文。一篇写大雪中出行的，登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另一篇是《泉》，写伐倒的一棵老槐树又长出新枝的；第三篇是《静虚村记》，登在《文学报》上；第四篇则是发在《散文》上的《入川小记》。

对孙犁而言，读贾平凹的散文已成为一种享受。“为了寻求一种安宁身心的机会，不期然而然的，我遇到了贾平凹的散文。”他说，“身处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我读着贾平凹的散文，就像离开了大都市，又从容漫步在山野乡村的小道上了。在这种小道上，我闭上眼睛走，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吹来的风，是清新的，阳光是和暖的，仰头彩云浮动，俯视芳草成茵。行路人即使忍饥挨渴，摩顶放踵，他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没有任何哀叹和怨言吧。”

老人尤其喜欢《静虚村记》及《入川小记》。“以这两篇散文而论，他的特色在于细而不腻，信笔直书，转折自如，不火不温。他的艺术感觉很细致，描绘的风土人情也很细致。出于自然，没有造作，注意含蓄，引人入胜。”对于这样的散文，孙犁深为推崇：“能以低音淡色引人入胜，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

孙犁提到贾平凹作品受到泰戈尔散文影响，但是，他强调，“总的看来，他的散文是中国传统的，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和创造的。”这是孙犁讨论贾平凹散文时第三次提到中国传统——第一篇评论中他提到读贾平凹散文意识到，“此调不弹久矣，过去很多名家，是这样弹奏过的。”一年前，他也建议贾平凹写“中国式的散文”。

孙犁将贾平凹散文放在中国传统散文写作的脉络里去理解和认识，也由此，他指出了贾平凹散文写作的创造性：“用细笔触，用轻淡的色彩，连续不断地去描绘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习见，而易于忽略的心理和景象。在他的笔下，客观与主观，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平易近人的。而其声响却是动听的，不同凡响的。他的文字，于流畅绚丽之中，略略带有一种山野朴讷的音调，还有轻微的潜在的幽默感。以这样的文字，吸引读者，较之那种以高调门吸引读者，难度更大。但他做到了。”

孙犁感慨地说，“过去，我确实读过不少那种散文：或以才华自傲；或以境遇自尊；或以正确自居。在我的读书印象里，残存着不少杂质。贾平凹的散文，代我扫除了这些杂质，使我耳目一新。”

看得出，这位作家对《静虚村记》情有独钟，“如果给它推算一下命运，也可能得不到多少选票，不能引起轰动。（好在作者著作宏富，我推算错了，也不妨事。）因为这不是一篇大富大贵的文字，而是一篇小康之家的文字。读着它，处处给人一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光亮和煦，内心幸福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足以表现我们的伟大时代的祥瑞之作。”

也是在这篇评论中，孙犁提到北京同志好心写信告诉他：“贾平凹近来的散文，哲理多了，生活少了。”他则复信说：“有这种现象。你是否写篇文字，和他讨论一下，促使他考虑呢？”同时，他也为贾做了个解释：“年轻人喜欢上了什么，他总要热衷执著一个时期的。过后，他也许就会改变一下航道。”当然，孙犁也提到了贾平凹散文的一些小遗憾，比如写大雪的那篇，还有写古槐的那篇，哲理多了一些。可是，像近来写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其中就没有什么‘哲理’，累累挂满枝头的，都是现实生活。”

如果说《评一篇散文》里，孙犁只是向读者推荐一位对中国传统散文写作有自觉传承的新作家，那么，在《再谈贾平凹的散文》里，读者从字里行间会感受到孙犁对这位年轻后生的褒扬、鼓励和喜爱。这篇评论写于1982年4月7日的夜晚，彼时天津大风降温，评论完成后，孙犁罕有地写下自己写作的情形：“披棉袄，灯下记。”我们的孙犁先生并没有写他的心境，但从屋外大风降温屋内披棉袄而作的情形可以想象，写评论时的他内心温暖——没有比看到一颗新星升起更愉悦的事情了。这篇评论，即使三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如春风拂面。

三、“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

《再谈贾平凹的散文》完成两个月后，1982年6月5日，孙犁再度为新出版的贾平凹散文集做序。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年届七旬的老人为一位青年作家写下两篇评论、一篇序言，密集程度非比寻常——孙犁对贾平凹的喜爱之情，可见一斑。

序言缘起于贾平凹来了两封信。“我原想把我发表过的文章，作为代序的，看来出版社和他本人，都愿意我再写一篇新的。那就写一篇新的吧。”[11]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从文章上看（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从文章上看），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已经有了成绩，有了公认的生产成果。……

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他是一边学习、借鉴，一边进行尝试创作的。他的播种，有时仅仅是一种试验，可望丰收，也可遭歉收。可以金黄一片，也可以良莠不齐。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广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着。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所谓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社会有多么复杂，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有各色人等，有各种文章。作家被人称做才子并不难，难的是在才子之后，不要附加任何听起来使人不快的名词。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欢的，先秦有庄子、韩非子，汉有司马迁，晋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来是超脱的，但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

在这篇序言里，孙犁提到了情操对于一位作家的重要性。

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

浅薄轻佻，见利而动，见势而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情操的。他们写的散文，无论怎样修饰，如何装点，也终归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敢说阅人多矣，更不敢说阅文多矣。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这是立意高远的序言，发表三十年来流传广泛，读者万千。序言中，他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对年轻人的赞美和欣赏。这既是在为贾平凹写序言，向读者推荐一位新作家，也在表达他对贾平凹写作追求、写作态度的认同和期许。可是，那些对于文学传统、外来影响、作家的思想情操的理解和认识不也与孙犁本人的追求有关？这是同道之于同道的夸奖和赞扬，是惺惺相惜，也是夫子自况。

四、“我也忽然梦到你”

1982年－1983年，年轻的贾平凹似乎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他写信向孙犁诉说苦闷。孙犁很快回复他：“昨天晚上收到你的信，因为赶写一篇文章，未得及时奉复。今天早些起床，先把炉子点着，然后给你写信。”[12]老人表达了自己想和他谈心的愿望，“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就想和你谈谈心了。前几个月，我也忽然梦到你，就像我看到的登在《小说月报》上你的那张照片。”[13]在这封信里，他并没有直接针对某个问题讨论，而是谈到了自己写诗歌不被读者理解，生活中的苦闷，以及自己晚年的孤独寂寞。

转而，在信的末尾处，他安慰他的年轻朋友：“我的经验是：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听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14]

1983年7月30日，孙犁收到贾平凹的信，年轻人很可能再次诉说了所遇挫折，老人为此有些担心：“今天晚饭前，收到你的信，我心里有些不平静，吃过饭，就给你写信。”他还是鼓励他：

我觉得，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的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因为他们对文艺及其批评，不明底细，你应该多给他们解释。

前几天北京来人，和我谈起了你。我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甚至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同志也是这样看。

似乎许多人传说贾平凹有佛教思想，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孙犁开导他，先从自我说起，“我也买过一些佛经，有的是为了习字（石刻或影印唐人写经），大部头的，我都读不下去，只读过一篇很短小的‘心经’，觉得是其中精华。作为文化遗产，佛教经典，是可以研究的。但我绝不会相信，现在会有人真正信奉它。中国从南北朝，唐朝达到顶点，对佛教的崇奉，只是政治作用。人民出家，却大多为了衣食，而一入佛门，苦恼甚于尘世，这是我们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出的。”

“所以说，传说中你有这种思想，我是从不相信的。但人生并非极乐世界，苦恼极多，这也是事实。青年人不要有任何消极的想法，如有，则应该努力克服它。”孙犁非常肯定地对这位年轻人说，“你的小说，我只看过很少的几篇，谈不上什么‘出世’或‘顿悟’之类。”在此之前，孙犁讨论的都是贾平凹的散文写作，而在这封信里，他对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的散文写得很自然，而小说则多着意构思，故事有些离奇，即编织的痕迹。是否今后多从生活实际出发，多写些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如此，作家主观意念的流露则会少些。”　　

回过头看，与孙犁通信时期的贾平凹，正处于创作的丰沛期。如果说他的早期散文《一棵小桃树》、《月迹》有荷花淀派作品所追求的清新、自然，隽永之风；那么1983年之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在慢慢发生变化，他的风格开始由清新隽永到朴拙丰蕴，他开始有意识使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笔记体风格，将地方志、游记、小品文揉杂在一起，逐渐在作品中传达出中国传统散文的独特美感，尤以《商州初录》为代表。

五、 “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他的每一次来信， 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梁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15]年轻的贾平凹曾经回忆起他与孙犁先生的通信，当然，贾平凹也记下了他与先生通信时的矛盾心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16]

贾平凹曾经三次想去看望孙犁，但三次都未能成行，“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儿又多变化，曾经三次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17]

贾平凹去天津拜访孙犁是在1983年10月，当时他受邀去天津参加一个散文奖颁奖活动。这离他们第一次通信已经有两年半时间了。在散文《一匹骆驼》里，贾平凹记下了他当时激动而兴奋的心情。

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子就涨得红红的，几天里慌得捉不住事做。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委琐，口舌木讷，平日很少往大城市去，更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人又欺外，会不会在那里迷失方向，遭人奚落呢？再说去见孙犁，又怎么个言语呢？[18]

见到孙犁的场景，令这位作家终生难忘。

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大个，暖洋洋的太阳照着全身，眼睛眯着，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头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了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了他的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19]

在这篇散文里，贾平凹还讲到了一件趣事。去天津之前，他为第一次见孙犁慎重选择礼物：“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看见过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吗？’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的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一边包裹，一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20]

从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天津，不论贾平凹如何如临大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唐三彩，骆驼还是在旁人搬运过程中被摔了，“骆驼一共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儿，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粒颗儿。我没有了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21]但他还是告诉了他：

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操作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是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又是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22]

生动温暖的场景中，是一位文化老人对一位年轻作家深厚的关爱。

六、“（他）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

1984年，《十月》发表了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孙犁读毕，立刻给责任编辑苏予写信。他先说起过去对贾平凹小说的看法，“印象是故事总有些离奇，好像在追求什么技巧，有编织雕琢的痕迹。读起来，我的兴趣不是那么高涨的。”[23]但这一篇不同，“读起来很有兴味，我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认真地读过了。”他是如此地兴奋，渴望与同道分享那种发现的喜悦，为年轻人创作有了重要进步而鼓舞：

我感到：他在尝试了一些西洋“技巧”和现代“手法”之后，转移到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这位作家，一踏上这条从现实生活着眼，从现实生活取材的道路，他的才华就如鱼得水似的，表现了极其泼剌的声势，极其闪耀的光芒。[24]

在这封信里，孙犁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脱离现实主义的那种写作倾向。在他看来，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代表了与潮流写作不同的新趋向：“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25]“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26]

这封信中，孙犁着重讨论的是新的文学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的问题。他发现，贾平凹新近发表的小说不仅没有了编造的痕迹，更有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使他深受鼓舞。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孙犁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叙述与对话方式的使用，这种尝试使他高兴，“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27]

欣赏之情难以言喻，所以才写信给他的朋友：“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28]

之所以“高兴非常”，也与孙犁本人毕生的艺术追求相关。从中国传统中汲取营养是孙犁写作的一生所念，他渴望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希冀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在新一代作家身上得到继承。如此说来，年轻的贾平凹在散文及小说创作展现的才华怎么不令他欣喜万分？

1985年1月5日，孙犁复信贾平凹，和他讨论通俗文学问题。对当时许多文学作品动辄披上通俗小说外衣的做法老人深感厌烦。也是在这封信里，孙犁对语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夸奖贾平凹的语言特色“是自然，出于真诚。但语言是一种艺术，出去自然的素质，它还要求修辞。修辞立诚，其目的是使出于自然的语言，更能鲜明准确地表现真诚的情感。”他特别强调了语言对于作品的重要性：

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有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成；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29]

当然，他也提到贾平凹的语言偶尔缺少修饰的问题，“修辞确是一种学问，虽然被一些课本弄得机械死板了。这种学问，只能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去体会学习，这你比我更清楚，就不必多谈了。”

目前，公开场合里所见到的，1981－1985年间，孙犁与贾平凹通信频繁，之后，则日渐稀少。其中很大原因可能在于老人精力有限，他并未时时关注贾平凹的创作，而作为晚辈，频繁写信可能也构成一种叨扰。进入1990年代，《孙犁全集》中只收录了孙犁就《美文》创刊给贾平凹的信，写于1992年。

很久没有联系，忽然奉到您的信，我的高兴，可想而知。

联系少，也是因为我近年身体大不如前，再加上各种因素，心情时常不佳，很少高兴的时候。给朋友们写信很少。

知道您要办一个散文刊物，名叫《美文》，我很赞成。美术、美声、美文都是很好的名称。当然要看实际。现在，散文的行情，好像不错，各地报刊争办随笔一类副刊，也标榜美文，但细读之，名副其实者少。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这也是名家之笔，一篇千字文，有几处如此不讲求的修辞，还能谈到美文?

另有名家，本来一句话，一个词就可说清的意思，他一定连用许多同类的词，像串糖韵芦一样，以证明词汇丰富，不同凡人，这样的美文，也是不足称的。近年“五四”散文，大受欢迎，盖读者已发见新潮散文，既无内容。文字又不通，上当之余，一种自然取向耳。

来信所谈，作家、作品与政治的关系，是实情。现虽不再谈为政治服务，然断然把文学与政治分离，恐怕亦不可能。服务与否，原可不论。官总得有人做，谁做也一样。只是有些作家，只能得意，不能失意，只能上，不能下，则有愧于古人。韩柳欧苏，并非如此。

无庸讳言，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以成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

文坛现状，使我气短，也很想离得远些了。写东西已很少，也写不好了。但如有像样的东西，我一定寄您请教。

我现在主要是心脏不好。祝您

1992年的孙犁已年近八旬，从信中语气及内容看来，他的精神劲儿的确如他所言大不如前，看得出他对文学现状也心灰意冷。这是目前所见，孙犁写给贾平凹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一封引起轩然大波的信，孙犁因在这封信中提到某篇文章的病句表述而引来一场文字纷争，这对他晚年的身心都造成了伤害。因此诱因，孙犁慢慢弃笔，直至1995年完全不再公开发表文字。

1993年2月24日夜，贾平凹给《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复信，答应为该杂志组织的孙犁批评专辑写稿。他在信中说：“关于约评孙犁文章，我放下手头创作，急草就一篇。……孙犁是我崇敬之作家，我早有为他写点文字之心，但一直未写，借此机会，我当然很积极了。”[31]

1993年3期《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孙犁论》，便是信中所说的评孙犁的文章。这是贾平凹第一次以论文的方式讨论孙犁及其作品。这一年，孙犁八十岁，离二人第一次通信相识已过去了十年。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爨宝子》虽然也好，郑燮的六分半也好，但都好在奇与怪上，失之于清正。

而世上最难得的就是清正。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走红过许多人。 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得，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 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个世纪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能有蝇头大，要么望洋生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夙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涌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通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i]

[i] 贾平凹：《孙犁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4期。

写《孙犁论》的贾平凹与写《一匹骆驼》时相比，已日渐成熟。他刚刚进入四十岁，正是人生最好的时光，他在信中提到的手头创作，应该是他1993年出版的重要作品《废都》。——此时的贾平凹对事物、对写作、对作家的理解已非昔日可比。《孙犁论》是有密度有品质的文章，短小精悍，意蕴丰富。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孙犁研究资料的代表作品。

之所以广受研究者们的关注，并不仅仅因为贾平凹本人的声名，也在于论者对孙犁为人为文的理解的深刻、锐利、抵达，堪为评论文章的精品。而且，也特别要说的是，这篇文字中流露的气息是自在和自然的，是孙犁顶喜欢的那种没有架子、但又并不空洞的随笔式表达。不得不说，此时的贾平凹已然成为孙犁及其作品的知音与解人。孙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中也提到，孙犁生前对这篇文章评论甚高，他对女儿说：“贾平凹出手不凡，一语中的，一句顶一万句。九三年那么多人写我，数他写得最好。”[33]

研究者们发现，早期贾平凹与孙犁的写作有许多旨趣相同之处，但越来越不相同。贾平凹的女性形象系列比孙犁作品更为复杂，多元，他下笔更勇敢，更开放，更尖锐。这位作家绝不耽于写“人情美与人性美”，他既写男女之情，更写变革中的人情，性在贾平凹作品中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话题，也构成了他写作的重要症候。“性”不仅仅属于儿女之情，也是人物内心世界阴暗、孤独与寂寞的曲折表达。在后来的《废都》、《秦腔》、《古炉》等作品中，贾平凹关注整个时代给予农村人际关系的巨大改变力量，他的作品色彩日渐浓重，线条混沌，与他的前辈相比，贾平凹在对时代巨大变化的理解与把握上，在对农村生活的书写与描摹上，在关于人性阴暗的理解与认知上，更为深入与透辟。

当然，也并不应该回避的是，1993年，孙犁对一时“洛阳纸贵的”《废都》亦有耳闻。在回复老朋友邢海潮关于《废都》的信中，他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废都》一书，只听别人谈论，弟未读过，因多年已不看当代小说，特别是长篇，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读。兹寄上剪报一纸，诗系一外文专家所写，是位老先生，意见是可信的。……贾平凹君与弟，亦有文字之交。此君在文坛，异军特起，名声噪甚，弟早年曾为文介绍其所作散文，他后来的得美国某石油公司大奖的小说，则未读过。不知何以又写了《废都》。[34]

如果了解孙犁，会知晓这样的不满之意也事出自然。这出于两位作家审美观之不同：《废都》中最个人也最光彩的部分是对于《金瓶梅》和《红楼梦》语言形式及精神气质的成功借鉴，它使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在一部当代小说中获得了还原与复现。《废都》使我们看到了前辈小说家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的魅力，看到了前代文学传统之不朽，贾平凹以他独树一帜的写作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脉络里。而熟悉孙犁的人都知晓，他喜欢《红楼梦》胜过《金瓶梅》，他对后者的“性描写”颇为不喜，认为其中有许多糟粕。某种意义上，孙犁是有审美洁癖的作家，这也禁锢了他写作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如果以是否喜欢《金瓶梅》为分水岭会看到，孙犁不喜欢《废都》实在是情理之中。90年代之后，孙犁和贾平凹在文学旨趣上早已是各走各路。这是属于两位作家文学审美追求的差异，即使有师生之谊又如何？没有哪位作家会在另一位作家身后亦步亦趋，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孙犁与贾平凹“和而不同”。

孙犁 早期作品插图，林浦画

八、“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

经孙犁同意，他与邢海潮关于《废都》的通信后来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其中关于《废都》的议论常为人引用，籍此以批评贾平凹后来写作追求的某种方向偏离，仅从这封信的语气而言，孙犁不过是附和了来信中的议论。他坦承自己没有阅读，语气中自然是有不满，但说这是批评是也过于牵强，他也直言自己并没有阅读。这是孙犁与贾平凹文学互动中卓有意味的一幕。这样的书信讨论会不会影响孙犁对贾平凹创作的整体评价？这会不会影响贾平凹其后的写作，或者，是否影响贾平凹对孙犁的尊敬？当然不会。

1993年《孙犁论》发表之后，贾平凹先后又写过三篇关于孙犁的文字。2002年7月11日，孙犁逝世当天，贾平凹写下了《高山仰止》。

宋安娜打来电话，告知孙犁先生在早上去世了，我站着闷了半天，心里十分悲痛，虽然前天有记者从天津也来电话，说过孙犁先生在病危期，但我没想到竟这么快。

孙犁先生真的就离开了文坛，离开了人间？我坐在椅子上反复地唠叨着，脑子里一幕一幕闪过的都是他的形象。

当我还在乡下，是十多岁孩子的时候，读到的文学作品又深深喜欢，以至于影响我走上文学路的就是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当我仅仅是文学青年，在我不认 识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接连为我的散文写了评论的是孙犁先生。我一生专门去拜见的作家是孙犁先生。而通信最多的也是孙犁先生。二十多年里孙犁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鼓励，给过批评，他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我高山仰止，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

孙犁在中国文坛上是独特的。他的文字从年轻到晚年都会堂皇行世。他曾经影响过几代文学青年。他的去世真正是文坛的巨大损失。我知道，他的去世会使无数的读者惋惜，也会让无数的作家叹息。我更坚信，孙犁这个名字是不朽的，他留下的丰厚遗产将永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库。

如果说这一篇是急就章，那么，2002年12月5日贾平凹写的《孙犁的意义》则更接近《孙犁论》的神气，也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它先后被收入贾平凹散文的诸多版本及自选集，看起来作家对这篇文字非常珍惜。

我不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以一个作家的眼光，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敬为大师的。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当代的作家里，对我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起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我不善走动和交际，专程登门去拜见过的作家，只有孙犁；而沈从文去世了，他的一套文集恭恭敬敬地摆在我的书架上，奉若神明。

孙犁敢把一生中写过的所有文字都收入书中，这是别人所不能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经历了各个时期，从青年到老年，能一直保持才情，作品的明净崇高，孙犁是第一人。

孙犁的主要作品是以农村为题材的，在他创作活跃的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农村题 材小说的高手，但他是最独特的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一个。他的作品往往在发表后就有了广泛的影响，但并不特别爆响，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在当时红火的书已经没有人再读了，或者再读已没有了多少对应，而他的书仍被相当多的人在读。[35]

[i] 贾平凹：《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重庆出版社，2005年，214页。

在不长的文字里，论者有一个精当的比喻：“孙犁是一面古镜，越打磨越亮。”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以三个问号的提问方式向后来者们提出了如何评价孙犁的问题。在他看来，很多人并不真的理解孙犁及其为人。

文坛上曾流传着有关孙犁的是非，说他深居简出，说他脾气古怪，是他的性格原因呢，还是他的文学一直远离政治，远离主流文学圈子而导致的结果？这一切与他在意识上、文体上、语言上独立于当时的文坛，又能给后学者有所开启，是不是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作家怎样保持他的文学的纯净，怎样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天才，孙犁的意义是什么，贡献在哪里？遗憾的是对孙犁的研究虽然不断，但这些方面并未深入。[36]

提出问题，贾平凹似乎没有准备自己回答。但是，他其实也含蓄表达了他的看法：“如果以后孙犁的研究更深入下去，如果还有人再写现当代文学史，我相信，孙犁这个名字是灿烂的，神当归其位。”[37]写下《孙犁的意义》时，离《孙犁论》的发表过去了十年，离他与孙犁的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年。

九、“我也活到了当年孙犁见我的那个年龄”

2013年是孙犁诞辰一百周年，贾平凹在《天津日报》发表了《我见到的孙犁》[38]，以此表达对这位前辈的深切怀念。这一年，离他与孙犁见面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文章开头，他再次回忆起当年见面场景，讲到孙犁留他在家里吃饺子，吸烟，聊天，为他写条幅的事情。也提到自己当年对孙犁的敬畏：“那时候，文坛有着孙犁的许多传言，这些传言都是有关他的性情的，见过了他，倒觉得他对我爱护有加，但我也仍是怕他，就像我父亲直到去世前我还一直怕他。”[39]

他提到晚年孙犁居住的空旷而简陋的房子。“而我纳闷的是他怎么就住那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很简陋，仅一个人，有些空旷。”[40]那是当时三十岁的贾平凹所不能理解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活到了当年孙犁见我的那个年龄，常常想起那个房子，就体会到了他那时的生活状态。”[41]

当一个人从事了写作，又有了理想，他是宁静的，宁静致远。而宁静惯了，就不喜欢了热闹和应酬，物质的东西也都是累赘了。他浸淫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别人便可能看作是孤僻，他需要身心自在，别人便可能看作是清高。这样的人都善良，澄怀无毒，却往往率真，眼里不容沙子，要么不开口，要么开口就可能有得罪，引起误解。

孙犁是为文学而生的，生前就呆在那个空房子里，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只在全神贯注于文学，只是写他的书。福楼拜说过：要像写历史一样写普通人的生活，不要试图使你的读者哭、笑或者恼怒，而要像大自然一样使他们插上梦想的翅膀。孙犁的书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书长留在世上。[42]

2013年的贾平凹，已经六十一岁了。他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几乎可以算得上中国文学创作领域里的劳动模范，时有新作问世，而每部新作都能引起不凡的口碑。与他的前辈、他的晚辈们相比，贾平凹勤奋而专注地在走属于他自己的路。——写他的中国故事，用属于他的中国式表达。这让人不由得想到孙犁当年在那篇序言里对他的描述：“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三十年后看来，依然所言不虚。

自然，这位“青年农民”也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风雨和起落：《废都》的被禁与解禁，《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天空晴朗”。贾平凹的起落与孙犁的寄语如出一辙：“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像当年孙犁写他也写自己一样，2013年在《我见到的孙犁》中，贾平凹不仅仅回答了十年前自己的提问，也写到了他对孙犁生活的另一层感受，“他浸淫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别人便可能看作是孤僻，他需要身心自在，别人便可能看作是清高。”“别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他只在全神贯注于文学，只是写他的书”——重写彼时彼地的孙犁时，贾平凹是否想到此时此刻的自己？此时此刻，他恐怕比任何时候都认识到那位大师当年的澄明自在。

在1981－1992年的公开资料里，孙犁回复给贾平凹的信共有六封，关于贾平凹的评论共有四篇，十篇文字都很扎实，少有重复，也并不散漫。每一篇文字里，他都有集中的主题和看法。晚年孙犁是以极为庄重的方式与贾平凹交往的：“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43]这是孙犁对鲁迅晚年不写小说转而扶持青年作家行为的分析，他对贾平凹的扶持似乎也应如是观。

把孙犁与贾平凹的文学互动还原到文学史语境也是必要的。那正是中国文学由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在文学‘潮流’上，有所谓文学‘寻根’的提出，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外，则是‘现代派’文学的出现。虽然‘寻根’主要着眼于民族文化的探寻，‘现代派’倾向于从西方现代文学获取灵感，但是两者都产生于1980年代中/西、传统/现代的思维框架，并根源于‘直向世界文学’的巨大压力”。[44]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经历着一系列被轻易命名的文学潮流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孙犁对于这些潮流并不是隔膜的，但是，那些1980年代流行的潮流术语，那些不断被命名的新派别从未进入过孙犁的信笺，在给贾平凹的序言中，他着意提到了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传统：

他没有否定过前人，也没有轻视过同辈。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法国文学又如何，或者东洋人怎样说，西洋人又怎样说。在他的身旁，好像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互相哄捧，轮流坐轿。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

孙犁所欣赏的贾平凹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对待个人写作的态度，正是这位老人对在西方文学风潮面前寻找中国式道路的思考。这与当时热闹的“一窝风”追赶西方文学潮流的作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他鼓励年轻人不要追赶潮流而去开拓属于自己的路。他鼓励他写中国式散文，要对中国散文传统进行继承发扬，要真诚立文，要走现实主义道路，要使新的文学要与新的现实相结合，要认识到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这些话题都关乎如何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进行传承，关乎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这位文学老人，念念不忘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

今天，如何理解孙犁与贾平凹之间的文学互动、文学情谊？是的，在贾平凹青年岁月里，孙犁适时地给予了鼓励和点拨。但是，去除前辈和晚辈的说法，把他们理解为“同路人”也许更恰当。孙犁和贾平凹共同走在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实践之路上：在1980－1990年代的写作岁月里，孙犁写下《芸斋小说》、《乡里旧闻》，用笔记体的方式对中国式小说写作方法的寻找；也是从1980年代至今的三十年创作中，贾平凹勤勉地书写着他的《商州初录》《废都》、《秦腔》、《古炉》，他使用中国传统写作手法写中国式散文、讲属于中国的故事。贾平凹之所以成为贾平凹，在于他以孙犁为起点，大踏步寻找属于他的路。孙犁和贾平凹并不是审美旨趣非常相同的作家，相近只是文学追求上的——他们共同心仪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心仪汉语言表达的素朴之美，致力于在创作中的实践、继承与发扬。

今天，回首当年孙犁写给贾平凹的序言会别有感触：“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这当然是对贾平凹创作道路的预言及美好祝愿，也是对孙犁本人一生的最好总结。如果把这些寄语放在更宽阔的文学空间里，我们会不期然发现：孙犁那些关于为人为文的许许多多的“念念不忘”，神奇地在作家贾平凹那里有了迷人的回响。

发表于2015年《文艺争鸣》第1期，作者授权分享

张莉，河北保定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评论集《魅力所在》《持微火者》《众声独语》，随笔集《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2016年度十大好书奖等。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1]孙犁《谈一篇散文》，《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44页。

[2]孙犁《谈一篇散文》，《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46页。

[3]孙犁《谈一篇散文》，《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46页。

[4]贾平凹《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30页。

[5]贾平凹《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30页。

[6]贾平凹《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42页。

[7]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2页。

[8]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2页。

[9]孙犁：《致贾平凹信》，《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37－138页。

[10]孙犁：《再谈贾平凹的散文》，《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63－167页。

[11]孙犁：《贾平凹散文选序言》，《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68－171页。本节引述均出于此，不另注。

[12]孙犁：《致贾平凹》，《远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07页。

[13]孙犁：《致贾平凹》，《远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07页。

[14]孙犁：《致贾平凹》，《远道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09－110页。

[15]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2页。

[16]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2页。

[17]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2页－113页。

[18]贾平凹：《一匹骆驼》，《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1页。

[19]贾平凹：《一匹骆驼》，《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4页。

[20]贾平凹：《一匹骆驼》，《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1页。

[21]贾平凹：《一匹骆驼》，《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4页。

[22]贾平凹：《一匹骆驼》，《贾平凹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4页－115页。

[23]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1页。

[24]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1页。

[25]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2－175页。

[26]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5页。

[27]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5页。

[28]孙犁：《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75页。

[29]孙犁：《再谈通俗文学——致贾平凹同志》，《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80－181页。

[30]孙犁：《致贾平凹》，《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2012年，414－416页。

[31]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5页。

[32]贾平凹：《孙犁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4期。

[33]孙晓玲：《布衣：我的父亲孙犁》，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5页。

[34]孙犁：《致邢海潮的信》，《曲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392、393页。

[35]贾平凹：《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重庆出版社，2005年，214页。

[36]贾平凹：《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重庆出版社，2005年，214－215页。

[37]贾平凹：《朋友：贾平凹写人散文选》，重庆出版社，2005年，215页。

[38]贾平凹：《我见到的孙犁》，《天津日报》 2013年5月15日。

[39]贾平凹：《我见到的孙犁》，《天津日报》 2013年5月15日。

[40]贾平凹：《我见到的孙犁》，《天津日报》 2013年5月15日。

[41]贾平凹：《我见到的孙犁》，《天津日报》 2013年5月15日。

[42]贾平凹：《我见到的孙犁》，《天津日报》 2013年5月15日。

[43]孙犁：《小说杂谈》，《孙犁全集》（6）269页。

[4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