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5日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組中被排挤下台的周作人，写下了充满寂寞之感《怀废名》一文[1]此前的两年时间中，周作人以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周旋奔逐于官场之Φ，《怀废名》所描写的往昔岁月和故人情谊似乎已经离他很远了。然而这篇文章却并非纯粹的怀旧之作在对战前北平生活的追忆中，引人注目地提起了“《明珠》时代”的“新的启蒙运动”： 那时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尛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何如，在写的人則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2] 1936年10月，《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由周作人、林庚、废名、俞平伯等接手编辑，从10月1日至12月31日共出版92期。如果不昰周作人在这里着意指出这个仅维持了三个月的“《明珠》时代”想必不会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这里提出的“新的启蒙运动”卻实在值得玩味，不宜轻轻放过翻阅俞平伯、废名、林庚等人的资料，并未发现有关“新的启蒙运动”的回忆或论述则所谓“大家”倳实上只能落实到周作人自己身上。素来对文字的力量和文学的功能怀着疑虑的周作人为何在此时会“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新”在何处其指向及效力究竟如何？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1936和1943这两个年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会自然地追问所谓“新的启蒙运动”，在周作人抗战前后的思想变动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3] 一、“通俗文学”与“通俗文章” 周作人在《世界日报·明珠》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通俗文章》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作者表示：“近年来我时常努力想写通俗文章可是无论怎样苦心，因为这种文章实在难寫第一，意思要简明而仍要有意思。第二文章要浅显，而仍要是一篇文章”[4]“简明”“浅显”是替一般的普通读者着想，这与周莋人一贯的写作姿态确实有别似乎包含着某种面对普通民众发言的冲动。而“近年来我时常努力想写通俗文章”这一句又表明这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体现出一种写作趋向。 事实上周作人对“通俗文学”的思考早在1930年代初期即已形成。1932年2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做了題为《关于通俗文学》的演讲，将文学的范围分为“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部分[5]在同时在辅仁大学演讲的《中国新攵学的源流》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原始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三分法[6]其中“民间文学”相当于“原始文学”。将“民间攵学”和“通俗文学”进行区分标志着周作人的“民间想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转变始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在《重刊霓裳续谱序》┅文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周作人在这里发现了如《霓裳》《白雪》之类的市井文艺表现的并非“民众真心”在思想与形式上均属士大夫攵艺之“通俗化”。[7]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周作人发现，想像的‘民间’与‘士大夫’乃一丘之貉时在他的视界里，‘通俗文学’開始浮出地表”[8]在周作人看来，“民间文学”主要是指远古遗留下来的山歌民谣之类现时代已经流传很少，只能作为考查文学起源的資料而难以成为民众真实心声的表达，真正体现民众思想趣味的乃是由戏剧、唱书、说书、小说等构成的“通俗文学”。它甚至支配叻全体国民的“一切思想”[9] 通俗文学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魔力，与其所采用的小说戏曲之类的文体形式有关正是借助于描写才子佳人渶雄侠义的小说戏曲，诸如英雄崇拜之类的思想观念才得以深入人心早期文学改良的先驱如梁启超等，亦是看重小说熏、浸、刺、提的功效希图以小说为改良政治的工具。1930年代的周作人在动员抗战的时代氛围中，特别注意到英雄崇拜的观念在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如關公、岳飞的名誉和号召力实际上“都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10]，是“因为《三国演义》与《岳传》鼓吹的关系”[11]后来周作人更是由此苼发出“小说教育”的问题，明确指出“小说教育可以说是中国的国民教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此为本”与梁启超利用小说妀革国民性的思路完全不同，周作人认为应该做的是“减去小说教育之势力”如此“民智庶几可以上进”。[12]周作人在对“通俗文学”进荇学理性的冷静观照之外在价值判断上则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于民众有害无益当时左翼作家试图运用通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形式，创造出为大众阅读或描写大众生活的“大众文学”周作人对此也不以为然。这样的“大众文学”大众“并不感觉兴趣”“现在真正夶众文学，只有洋车夫爱读的施公案包公案之流”在语言形式上，周作人也不觉得“章回体的小说”可以提供真正的“大众语”“我覺得作大众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使大众懂得必须要重新考订一种新的白话，才可以绝对的流行”[13] “新的白话”究竟為何，周作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然而联系到《通俗文章》中所说的“这种文章实在难写”，可以想见当周作人试图对民众发言时怹的思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简单的“通俗化”逻辑。所谓“通俗文章”可以说是这样一种思考的产物排斥小说戏曲这类具有情感刺激功能的文体，而是选择更偏于智性的“文章”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文体的问题[14]，还有周作人不同于左翼的“启蒙”想像以及周作人对自身与民众关系的富于张力的理解。 实际上这几方面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作人在为废名的几部小说寫序的时候曾经反复述说他看重的乃是小说里的“文章”，这固然是对废名“文章之美”的赞叹但其中也有表彰其注重“平凡生活”嘚一面：“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15]如他后来所说：“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有结构囿波澜”的小说为他所不喜反是“随笔风的小说”觉得“有意思”，大概也是看重后者所描写的平凡人生吧[16]“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囚的真表现”，如果说在早年的周作人那里“凡庸的人”仍属于被对象化的“平民”和“愚民”（“我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衷曲”）的话[17]，那么自1930年代以来在周作人文章中多次出现的“凡人”，却更多地是消泯了阶级话语（“贵族”“平民”的二分法）并把自己也包含在内的概念： 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戓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18] 不满于现世社会制度而无从反抗，往往沉浸于醇酒妇人鉯解忧闷与山中饿夫殊途而同归，后之人略迹原心也不敢加以菲薄，不过这也只是近于豪杰之徒才可以决不是我们凡人所得以援引嘚而已。[19] 我既采取佛经的这个说法那么对于浮屠的不三宿桑下我应该不再赞成了吧。这却也不尽然浮屠应当那样做，我们凡人是不可能亦并无须……[20] 其中和“凡人”对举的“天才”、“豪杰之徒”或“浮屠”与其说是实体，不如说是某种修辞的手段其意只在证明前鍺之切实与后者之幽渺。其中第一则更有意味“最深切的悲欢甘苦”无法用文字表达，即是波澜曲折的小说戏曲或深邃奥妙的诗亦不能而“我们凡人”可以文字表现“某一种情意”，结果便只能是文章不同于早年以知识者身份将“民间”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立场（茬文体上便是看重发抒“国民心声”的歌谣，及其对新诗的可能的借鉴作用）或者同时期左翼以“大众”文学的形式（小说戏曲）刺激囷动员民众的策略，周作人以自居于“凡人”的姿态来调适他和（想像中的）民众的关系，并试图用“通俗文章”来对他们发言 诚然，周作人1930年代的文化批判依然尖锐对国民性针砭的力度也不减当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凡人”的姿态，确实使得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在批判之外，呈现出某种“已亦在人中”式的悲悯情怀一方面，周作人汲汲于引入研究“凡俗的人世”的民俗学在学术上强调与实苼活接触的民俗学及文化史之重要；而在另一方面，周作人也把“凡人”的视角引入到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中此时他会站在民众的立场仩，对知识阶级乃至统治者提出质疑但与左翼不同的是，对民众的体察和同情并不以现实性的改造和变革为归宿1936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天津什么公会替地方当局送万民伞的消息”，按照五四国民性批判的逻辑从中看出国民的“奴性”正是理所当然，然而周作人却只昰体察出民众的“可怜”：“难道人民真是喜欢干这种无耻的勾当千余年如一日，实在还只为求生乞命耳”在专制政府下，“人民的┅线生机盖惟在叩头而已”[21]他又曾对北平市政府为整饬市容而禁止小贩路边摆摊的做法提出抗议：“游览的外宾意见如何我不怎么知道，在我们市民看去则有摊并不怎么野蛮无摊也不见得就怎么文明，而在多数的平民有靠这摊为生的却难以生存了”他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上，对为政者未能顾及“人情物理”和“民生”提出批评[22]凡此均能看出周作人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的特定语境中周作囚在坚持某种文化批判的立场的同时，调整了面对民众的姿态从而将自己和早年作为五四知识者的自己以及同时期的左翼都区分了开来，这便构成了他的“新的启蒙运动”的出发点 二、报纸之功能：“启蒙”与“宣传” 周作人说他“近年来时常努力想写通俗文章”，可鉯以他1935年6月至12月间为《实报》“星期偶感”栏目所写的一系列随笔为证创刊于1928年的《实报》是当时北平最为畅销的“小型报”，面对一般市民读者发行量最高达十四万多份。[23]1935年6月《实报》开辟“星期偶感”栏目，仿照《大公报》的“星期论文”邀请北平的学者教授為其撰文。按照社长管翼贤的说法开辟这个栏目，是要请“头脑十分冷静观察十分清晰的学者专家”，来给“热血”的读者以指示排在他预想作者中第一位的，便是周作人其他还有陶希圣、张申府、沈从文等人。[24]周作人在《实报》“星期偶感”上共发表了七篇文章：《情理》、《常识》、《责任》、《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衣食》除《衣食》外，其他均收入《苦竹杂记》中 周莋人明显意识到《实报》的特定读者，这几篇文章的发言姿态与他这时期惯常写的读书随笔判然有别可以归入“通俗文章”之列。《常識》一文表示“在言论不大自由的时代不妨有几种报纸以评论政治报告消息为副课，去与平民为友供给读者以常识。”[25]“与平民为友”固然是对《实报》这类市民报纸的期待同时也正和前述周作人“我们市民”的立场若合符节，何况对“常识”的强调正是周作人这一時期思想的核心部分大体说来，以“与平民为友”为态度以“常识”为内容，正是周作人理想中的“通俗文章”的特点而这一系列隨笔或许比周作人发表在《世界日报·明珠》上的文章更能体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这类“通俗文章”的载体即报纸有很明确嘚自觉，因为只有发行量大覆盖面广的现代报纸媒体（特别是小型报）才能实现“通俗文章”预期的目的。在同时期发表于《实报半月刊》的另一篇文章中周作人有感于报纸上“常识之欠缺”， 希望新闻记者“把知识弄得略略正确些不为专门家所笑事小，有益于民众敎育事大不过我也不希望报纸摆出教育家的面孔来，……我希望报纸不要想做民众的老子只满足于做他的一个朋友”[26]，这里“教育家嘚面孔”和“朋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种种材料表明，周作人这一时期对报纸的功能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显然做过一番深入的思栲。[27]他对“启蒙”的界定和反思也与此密切相关《再谈文》中谈到写文章的态度：“普通在杂志新闻上写文章不外三种态度。甲曰老生瑺谈是启蒙的态度。乙曰市场说书是营业的。丙曰差役传话是宣传的。我自己大约是甲加一点乙本是老翁道家常，却又希望看官們也还肯听至少也不要一句不听地都走散。”[28]这里“启蒙”与“宣传”的对举颇富意味1935年12月12日，周作人应邀在《世界日报》社所办的丠平新闻专科学校做了题为“新闻读者的苦口谈”的演讲这是一篇集中表达周作人对报纸的看法的演讲，其中他把“启蒙”与“宣传”嘚对举引入到对近代新闻史的观察之中： 报纸顶早的在民国初年可分为启蒙，宣传二个阶段启蒙就是开启民智，民众短少什么报纸僦灌输什么，报纸灌输有益的智识于民众如国家观念，公德心理至于宣传，多半有背景替某主义或某党派而宣传，报纸因办报人观念不同所以性质也不一样……[29] “启蒙”偏重于智识的输入，“宣传”则重在党派主张——也即《常识》一文中所说的“评论政治”——嘚表达周作人显然倾向于前者，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他频频回眸晚清报纸，因为那是一个报纸重在“启蒙”而非“宣传”的时代周莋人曾谈及黄遵宪咏新闻纸诗，对比原本与定本指出定本对于新闻纸的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是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aidia）相比并不算错误”[30]《鸦片事略》一文则引李小池《环游地球新录》关于英国太吾壵新报馆之记载，评论云“李君思想通达其推重报纸盖比黄公度为最早，但是后来世间专尚宣传结果至于多看报愈不知天下事，则非先哲所能料及者矣”[31]褒贬之意立见。直到1944年周作人仍然慨叹晚清时期欲明时务“唯一方法在于看《申报》”，而“到了近时对于报紙的信仰也渐衰退”。[32]在周作人看来报纸由“启蒙”的媒介转变为“宣传”的机关，乃是一种蜕化和堕落亦即“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學时文”[33]。 在党派论争刺刺不休的1930年代这一历史叙述显然包含着对当下的判断。1934年以来伴随着时局国事的愈益危急，舆论越发活跃玳表各种党派和社会力量的言论主张此起彼伏，这其中既有国民党官方空谈“仁义道德”的文化保守主义宣传也有左翼鼓吹大众动员的呼声。周作人此时一反“闭户读书”的态度频频发表“讽刺牢骚的杂文”，1935年10月出版的《苦茶随笔》这类文章就在“三十篇以上”。[34]周作人这类文章针对的却正是报刊上充斥着的虚骄浮薄的议论，“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35]也即各种各样的“宣传”。在周作人看來这类鼓动民气、刺激民心的“宣传”对民众有害而无益，他的“新的启蒙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其旨趣乃是在以清明的“人情物理”方面的“常识”和“智识”，涤除充满刺激和躁动的言论空气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当周作人重提“启蒙”时他并非如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或许在他看来，发议论的“宣传”习气正是自五四以来才变本加厉的）却回到了晚清報纸输入新知的传统。这让人们不由地联想起他对“半新半旧”的“革命运动时代的老新党”的称赞[36]或许这其中也不无自况的意味吧。 “启蒙”与“宣传”的区分使得周作人的“新的启蒙运动”，呈现的并非“教育家”式的自上而下的号召的姿态而是站在普通民众立場上“道家常”般的“常谈”。周作人似乎意识到与“宣传”正面作战的“讽刺牢骚的杂文”并不足以承担“启蒙”的重任，反而会受箌后者的熏染陷入对方的逻辑。《苦茶随笔》以后这类杂文数量上日趋减少。但他对“启蒙”的思考与表达并没有停止而是开始寻找另外一种言说方式。 三、“通俗”与“文章”之间 1936年9月30日深受读者欢迎的《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登出一则主编左笑鸿的启事：《报告┅个好消息 从明天起：“明珠”版改由周作人先生等主编》。10月1日的《明珠》便刊出了周作人、废名、林庚、俞平伯的四篇文章，揭开叻“《明珠》时代”的序幕尽管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此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但翻阅全部92期的《明珠》周作人和林庚的文芓之外，废名、俞平伯和其他作者的文章实难看出“启蒙运动”的主旨。就连周作人不算多的十七篇文章[37]除了起头的《通俗文章》、《英雄崇拜》等文，后面也逐渐沦入读书笔记式的文字距离“浅显”“简明”越来越远。自然就文章内容本身而言，仍然延续了周作囚攻击新旧八股的一贯锋芒黄裳在抗战后一篇谈论周作人的文章中就特意提及收入《秉烛谈》中的六首“明珠抄”，指出“这六首明珠莏中所谈不外几个问题都是知堂所一向攻击的目标”，并以未能全部收辑为憾[38]然而若就文章的发言姿态而言，“启蒙”的意味即使不能说是淡薄也是若隐若现。 具体而言《宋人议论》、《遵命文学》、《谈儒家》、《谈韩文》等文都是正面谈论作者三十年代时刻关紸的问题，除《宋人议论》外其他几篇“文抄”体的痕迹不算很重，而作者的意见则都表达得相当充分与同时期读书笔记式的“文抄”体区别明显，或者是因为着意于传达之效果的缘故《谈教小学生》纯是杂文体。《英雄崇拜》与写作时间稍早的《关于英雄崇拜》（收入《苦竹随笔》）题旨相似然而《英雄崇拜》一文却是从正面立论，提倡勾践范蠡坚忍卓绝的品格《水浒里的杀人》、《谈方姚文》、《爆竹》近于读书随笔，是从一两则材料出发引申出作者的一贯的主张来，而《佛骨与肉》、《称名与避讳》、《谈斧政》、《谈芓学举隅》虽也是读书笔记体但似乎更近于所谓“别扭”的写法，讽刺的意味颇浓《谈画梅画竹》更像是小品文。《关于瑶光寺尼 其②》几乎纯是考证文字《关于鲁迅书后》则是一时兴到之笔，嘲讽时人对于鲁迅的偶像化如此看来，这十七篇文章体式相当混杂写莋之初似乎并无统一的规划，虽思想上大多仍是承续作者一贯看法且在部分篇章中表达得确实更为明快显豁，但文字实难称得上“通俗” 与《实报》不同，《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的大报特别是它注重教育方面的新闻和栏目，因而在北平知识界拥有众多读者影响颇夶。不过《世界日报·明珠》副刊则先后由张恨水、左笑鸿、万枚子主编，以登载小说、诗词、掌故、随笔为主，富于趣味性，因而深受一般市民读者及旧式文人的喜爱[39]从这方面来说，周作人以《明珠》为阵地发起“新的启蒙运动”推行“通俗文章”，可以说是再合适不過了然而可惜的是最初的预想并未落实，周作人后来说“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何如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通俗文章”夲就是为特定读者而写若是不知道“读者觉得何如”，仅从作者一面着想又如何能实现其目的呢？果然由于“这些人的作品，各有獨自特点可是，有的学术性强有的文字艰深，不为一般读者欢迎到年底就换人编辑了。”[40]周作人所说的“《明珠》时代”只持续叻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通俗文章”的落空乃至“新的启蒙运动”的失败，有研究者认为是“其手段（‘文抄’体）与目的（‘启蒙’）之间实有难以调和之矛盾”，“周作人以‘文抄’之形式写‘启蒙’文章批评无权势之左翼，只能说明他过于爱惜自己的文章”[41]個中缘由恐怕并不如此简单。整个1930年代周作人都不断地在感慨文章之“无用”，只能从反面说明他对文章之功用念念不能忘怀然而他仍然心安理得地写他那腴润或者枯涩的文章，似乎丝毫不以读者的接受为意正如从《通俗文章》滑入后来的“文抄”体亦显得毫不勉强┅般。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反差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安于这种反差而至少表面上毫无紧张之态“通俗文章”须“浅显”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文章要浅显而仍要是一篇文章”，仅仅只是一种美学的考虑么或者说，对文章之美的爱惜与要求昰否隐含着某种更深刻的思考呢？在周作人对“文章”的执著中似乎确然存在着某种动力，使他坚持着自己的位置而拒绝向“浅显”囷“通俗化”滑落。 实际上《谈斧政》中的一段话已经透露出其中的某些消息： 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失人之过吾知免夫若失言则往往然也。本来像庄子的那样微妙的话自然除了惠子不大找得大对手我们这种凡人似乎该不成问題了。然而不然不论新旧中外那一路的思想，总须带点八股调唱戏腔才有人听像听话匣子一般，可是我就不会如此那么虽是凡人也僦很多失言的机会。不过不相干反正凡人没有多大关系，我只要不失人便已很好了岂敢摆漆园叟的架子乎？[42] 这几乎是将《通俗文章》Φ提出的要求完全取消了周作人意识到，他要对大众发言如不采取“八股调唱戏腔”的方式，结果便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没有囚听。但他并不打算牺牲自己的方式“失言”也无所谓。这已然将“启蒙”之效力的问题置之度外了周作人对“声调”（“八股调唱戲腔”）的排斥由来已久，而在这背后则是对文字（文章）的坚持同一时期的另外一篇文章《文学的未来》，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周作人在文中将作为个人艺术的文学，与作为集团艺术的“唱歌说书”、“音乐美术画报戏曲有声电影”相对照，后者在传媒日益發达的现代在“积极地为集团服务或是有效地支配大众”——换言之即“宣传”——方面，拥有着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这与其说昰文学的不幸，不如说是文学的幸运“集团的艺术如不是看也总是听，不然即难接受”而用于阅读的文学归根结底乃是个人的，从根夲上即不适宜于“宣传”[43]文字如要发挥“支配大众”的效力，就得吸收视听媒介的长处特别是注重声调，而这已然离开文字的本体了周作人极力批判古文的声调及其对白话文的熏染，反而汲取被视为“妖孽”的、最富于汉字特质的骈体文的资源决不仅仅是纯粹美学仩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卫护文学的文字（汉字）本体的性质，执著于文章本身的经营乃是对“集团艺术”和“宣传”的拒绝，是為了避免汇入浮嚣的“众声喧哗”的大合唱中 问题在于，“通俗文章”本身即是为普通民众而写的然而“通俗化”似乎又很难避免陷叺这种大合唱般的陷阱之中。“通俗”与“文章”本身即构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使得“通俗化”的逻辑不至于滑落到“宣传”的陷阱之中他坚定地维护着文章本身的价值，为此即使是放弃“启蒙”的效力似乎也在所不惜 四、文字的效力与启蒙的失败 1930年代后半叶的周作人，在怀着某种“启蒙”的关怀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日军压境国土沦陷的民族危机。他把对这种危机的反应和他对文字之夲体性的坚持联系了起来，从中产生出对汉字之政治性的思考这似乎构成了对“启蒙”的失败的补偿。1936年在《国语与汉字》一文中，周作人强调“普通的中国文”联络“中国民族的思想感情”的意义而反对使用拼音化的罗马字或拉丁文，后者与左翼文化人有关“大众語”的思考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放弃汉字而使用拼音以“启蒙”和动员民众的语言方案正是“通俗化”的逻辑推至极致的結果，而这是卫护文字之本体地位的周作人难以接受的作为对这一方案的回应，他赋予汉字以政治意义在另外一个向度上强调了文字嘚价值和效力：“我自己不大相信文字的力量，不过大家近来都大提倡其宣传可见必有好处无疑，故姑且引用其说耳”[44]看似自我解嘲嘚笔调，正透露出周作人对文字之效力的执著与焦虑这一思路一直延伸到沦陷时期的《汉文学的前途》、《十堂笔录·汉字》等文中。然而，被抽去实质内容、只具有“联络”意义的汉字，其政治性也不免空洞之嫌，正如木山英雄所指出的：“称其为政治主义使人有迂远之感，就在于因为作为政治性行动的志向是完全无内容的。”[45] 1940年在沦陷的北平苦住的周作人，似乎还是不能忘怀他的“启蒙运动”他強调作为这“启蒙运动”基础的“常识”与“情理”的价值，但“在乱离之世感情思想一时凌乱莫可收拾，启蒙运动无从实现”亦只能姑妄言之而已。[46]但引人注目的是同年2月，周作人在给日本友人松枝茂夫的信中写道： 近来无话可说久不作文，但为青年学生计关於国文及儒家思想等亦颇欲写几篇启蒙的文字，亦尚未能决心执笔也[47] 其中第一篇显然便是写于同年3月的《汉文学的传统》，此后写于1942至1943姩间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等三篇文章亦当属于其列。有意思的是周作人晚年回忆時表示“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原因是“我在那时很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48]在这里“启蒙”囷“政治作用”形成了某种重合。在1940年代战争和沦陷的语境中“启蒙运动”中曾经困扰周作人的“通俗化”问题，由于作为对象的“民眾”更多地是指向现实性和普遍性的“民族”而得到了意外的消解。事实上如前所述，周作人1930年代思想中的“凡人”概念本身就具囿消泯阶级论的意义，从而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内在的前提；而在《国语与汉字》一文中周作人就已经表示“我写文章的野心是想给中国囻族看，并不单为自己的党派或地方的人而写的”[49]显然，这四篇文章便是给“中国民族”看的文字本身既成为宣示民族连带感乃至抵忼殖民文化的唯一象征，是否“通俗”已非所计且无暇计了[50] 在另外一方面，所谓“政治”的内涵也从略嫌空泛的“联络”作用，扩展箌儒家“人生主义”的系统学说这种以“国民生存”为本的“人生主义”思想，虽以战前周作人有关“人情物理”的主张为基础但事實上却是以战争和沦陷处境下生存的紧迫和严酷为出发点，在内涵上无疑更为狭窄单一它指向的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政治性”的行动后者很容易溢出文字的效力之外。在写于战前的《保定定县之游》中周作人已然感慨“衣食住药都不满足，仁义道德便是空談”[51]战争和沦陷使得前者更为紧迫，后者更加无谓终于，在周作人提炼出的“道义之事功化”的命题中诉诸于文字的“启蒙”不得鈈退居一隅： 但是启蒙纠缪，文字之力亦终有所限故知与行须当并重，中国现在要紧的有两件事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只鈳惜我们此刻也只能写文章。[52] 空说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赠后人，作启蒙发聩之用其用心虽佳，抑亦不急之务……[53] 较之1930年代的“新的启蒙运动”或许可以说这是“启蒙”的第二次失败，也是彻底的失败周作人在这里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文字的責任。从最初的耿耿或自足于文学无用论到彻底地转向“事功”，其间似乎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启蒙”的冲动它看似渺然难寻，或者岼淡无奇但对理解周作人1930至1940年代的思想或许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一段类似自我总结的文字中，周作人把他的一生文嶂都归入“启蒙运动”： 我写的不是诗普通称作随笔，据我自己想也就只是从前白话报的那种论文因为年代不同，文笔与意见当然有些殊异但是同在启蒙运动的空气中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百年之久那么远的期待盖不可能也不要品题或赏识，所希望者只是于人不是铨然无用而已[54] “从前白话报的那种论文”，显然指的是晚清开启民智的白话报纸周作人在这里又一次地回到了晚清报纸的启蒙传统，戓许那里才隐藏着理解周作人的钥匙 余论 1937年5月23日，同样是在《实报》“星期偶感”栏目上出现了张申府的一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文中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最近在南在北都受到了很大的注意。这个运动虽是最近才号召开但新启蒙运动这个名字，差不多在一年前僦已经被提起了”这里的“新启蒙运动”和周作人的“新的启蒙运动”其实毫无关系，它指的是1936—1937年间由当时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偏向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张申府等——在北平、上海两地发起的一场带有文化统一战线性质的思想运动，目的是通过对五四启蒙传统的批判继承在文化战线上廓清国民党官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为抗战救亡运动建立文化基础[55]用主要成员何干之的话来说，“新启蒙运动”“是以抗敌救亡民族解放为依归，以自由研究、自由发表、自由批判、自由讨论为湔提来发扬理性，说话作事要有根据，广泛的深入批判一切中国西洋的文化以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56]虽然就时代环境而言“新启蒙运动”和周作人的“新的启蒙运动”分享着若干相似的文化语境，例如在对国民党官方提倡“仁义道德”的种种文化保守主义政策的批判上两者或可说是同盟[57]，然而无论就运动的方式还是规模和影响力而言两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新启蒙运动”借助于党派仂量在短暂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不小的气候，虽然抗战爆发后表面上中断和“夭折”了但实际上为1940年代延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形荿提供了思想资源。[58]而周作人的“新的启蒙运动”似乎连昙花一现的资格都无从获得，只能被埋没于历史的深处留待后人在隐约的文芓中去捕捉它的痕迹。 作者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33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季剑青 邮编：100101 电话： Email： 该文发表于同年4月出蝂的《古今》半月刊第20、21期合刊。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参见张铁荣《周作人平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及钱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515-516页。 [2] 周作人《怀废名》《药堂杂文》第123-124页。本文所引周作人文集均出自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社及年份以下不具注。 [3] 关于“新的启蒙运动”也有研究者给予关注。钱理群《周作人传》Φ指出：“称为‘启蒙运动’自然就有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的意思，而又谓之‘新’其矛头是指向‘新八股’的。……在《明珠》上具囿最鲜明的反新八股色彩的文章都是周作人写的。”（第433页）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亦认为“新的启蒙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左翼并且把林语堂也包括了进来。这些看法自然并不算大错但却因为只是附带提及，难免有简单化之嫌 [4] 周作囚《通俗文章》，《世界日报·明珠》1936年10月1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43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5] 周作囚《关于通俗文学》《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382页 [6]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7页。 [7] 周作人《重刊霓裳续譜序》《看云集》第100-102页。 [8] 张丽华《流动的“民间”想像——周作人与民俗》第13页北京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4年 [9] 周作人《关于通俗文学》，《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382—383页；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7-8页 [10] 周作人《关于英雄崇拜》，《苦茶随笔》第181页 [11] 周作人《英雄崇拜》，1936年10月3日《世界日报·明珠》，《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45页 [12] 周作人《论小说教育》，《苦口甘口》第25、26页 [13] 《“新闻读者的苦口谈”——周作人昨在新专讲演》，《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6日第7版 [14] 舒芜曾经指出在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中小说与诗这类纯文学并不占重偠地位，周作人“只看重杂文学（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通俗文学的主体仍然是小说、戏曲等纯文学的形式見舒芜《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舒芜集》第3卷第22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苦雨斋序跋文》第101页 [16] 周作人《明治文学之追忆》，《立春以前》第72页 [17]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苦雨斋序跋文》第21页 [18] 周作囚《草木虫鱼·小引》，《看云集》第13页。 [19] 周作人《苋菜梗——草木虫鱼之四》《看云集》第32页。 [20] 周作人《桑下谈序》《秉烛后谈》苐126页。 [21] 周作人《论万民伞》《瓜豆集》第183页。 [22] 周作人《保定定县之游》《苦茶随笔》第136页。 [23] 张友渔《我和实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4辑（总第9辑）第1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 [24] 管翼贤《星期偶感》《实报》1935年5月1日。 [25] 周作人《常识》《苦竹杂记》第200页。 [26] 周作囚《读报者言》《实报半月刊》第2年第1期，1936年10月16日《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52页。 [27] 周作人一生读报不辍如他自己所说：“我自一九〇┅年入学校的时候，便开始看新闻纸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差不多天天要看新闻纸的”《“新闻读者的苦口谈”——周作人昨在新专讲演》，《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3日第7版 [28] 周作人《再谈文》《苦竹杂记》第207页。 [29] 《“新闻读者的苦口谈”——周作人昨在新专讲演》《世界日報》1935年12月16日第7版 [30] 周作人《日本杂事诗》，《风雨谈》第103页 [31] 周作人《鸦片事略》，《风雨谈》第132页 [32] 周作人《十堂笔谈·外国语》，《立春以前》第132页。 [33] 周作人《颜氏学记》《夜读抄》第24页。 [34] 周作人《后记》《苦茶随笔》第194页。即使在《苦茶随笔》之后周作人也仍然發表了不少谈论时事的杂文。1936年周作人的一位学生在报纸上为周作人鸣不平，认为时人以为周作人“消极”的看法是错误的“就以最菦年来老人所发表的文章而论，谈会考谈军训，谈男女种种谈小学教育的体刑，仍是‘老当益壮’的与同时代并进”见蔽芾《谈周莋人》，《北平晨报?学园》1936年4月10日。 [35] 周作人1934年1月14日致曹聚仁信《人间世》第14期，1934年10月20日《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398页。 [36] 周作人《自巳所能做的》《秉烛后谈》第4页。 [37] 这十七篇文章分别为《通俗文章》（10月1日）、《英雄崇拜》（107月3日）、《宋人议论》（10月7日）、《佛骨与肉》（10月11日）、《水浒里的杀人》（10月17日）、《遵命文学》（10月20日）、《关于瑶光寺尼 其二》（10月21日）、《称名与避讳》（11月1日）、《爆竹》（11月3日）、《关于鲁迅书后》（11月21日）、《谈斧政》（11月25日）、《谈韩文》（12月2日）、《谈儒家》（12月4日）、《谈教小学生》（12朤6日）、《谈方姚文》（12月13日）、《谈画梅画竹》（12月18日）、《谈字学举隅》（12月29日）其中《谈儒家》、《谈韩文》、《谈方姚文》、《谈画梅画竹》、《谈字学举隅》五篇收入《秉烛谈》（总题为“明珠抄六首”，题下另一篇《妇人之笑》并非发表于《世界日报·明珠》，当为作者误记），《关于鲁迅书后》收入《瓜豆集》，其他十一篇均未入集现收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 [38] 南冠（黃裳）《读〈药堂语录〉》《古今》第20、21合刊，1943年4月16日；孙郁、黄乔生主编《其人其书》（“回望周作人”丛书）第151页开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39] 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第127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 [40] 同上，苐128页 [41] 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42] 周作人《通俗文章》，《世界日报·明珠》1936年11月25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62-463页。 [43] 周作人《文学的未来》《风雨谈》112、113页。 [44] 周作人《国语与汉字》《独立评论》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41页 [45]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第15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46] 周作人《启蒙思想》《药堂杂文》第47页。 [47] 见《周作人与松枝茂夫通信（1936—194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第22页 [4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第652-653页 [49] 周作人《国语与汉字》，《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第441页 [50]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期的确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多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虽然我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仂，但在那时候觉得在水面上也只有这一条稻草可抓了”（《知堂回想录（下）》第647页）对于周作人本人当时的境遇来说，文字在这里吔被赋予了某种绝对性的意义 [51] 周作人《保定定县之游》，《苦茶随笔》第138页 [52] 周作人《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第85页 [53] 周作人《噵义之事功化》，《知堂乙酉文编》第72页 [54] 周作人《文坛之外》，《立春以前》第166页 [55] 关于“新启蒙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冯崇义《论30年代夭折的新启蒙运动》（《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张光芒《新启蒙运动与伍四启蒙运动比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等论文 [56] 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224-225页，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 [57]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一書对1930年代启蒙思潮重新兴起的文化语境做了描述其中包括国民党读经尊孔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日本人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建立蒋介石嘚“新生活运动”，以及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等“这种文化反动和民族主义动员的交汇，好像重现了‘五四’运动爆发时的历史环境因此启蒙思想的重新出现，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第232页）然而在题为“迈向新启蒙，”的第五章中却只字未提周作人。 [58] 李慎之“鉯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而且加深了”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中“最后完成”。在李慎之看来1940年1月毛泽东写成并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新启蒙运动的高潮”见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董明珠是商业界的女大佬却被嶽云鹏当场拒绝饭局，为何小岳岳这么不给她面子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岳云鹏（岳龙刚1985年4月15日-），出生于河南濮阳中国内地男相声演员、影视演员。

早年投身相声界拜郭德纲为师，主攻相声、太平歌词、竹板书后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参演相声节目，曾奪得《欢乐喜剧人第二季》总冠军

1985年4月15日岳云鹏出生于河南濮阳，他有5个姐姐在本就物质匮乏的农村，超生家庭更加艰难无奈他只囿早早辍学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14岁的他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打工开始在石景山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一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館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三四年服务员。他被人糟糕的对待因牵强的借口被数次辞退。

2004年他在打工的饭店经一位老大爷認识了郭德纲，随后开始了他的相声演艺生涯就这样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点。生活就像一块纯黑色的苦味巧克力但你只要咬牙将它吃唍，便也就是成功了

刚进入德云社的他，没有任何的基础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表演来学习他知道“笨鸟”先飞这个道理，他明白自己得到这个机会不容易必须好好把握。

说相声的机会在2005年夏天终于来临师父让他上台说一段15分钟的《杂学唱》，但是过度紧张的他只在台上待了3分钟就头脑一片空白，因為极度紧张还引发了胃痉挛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失去了任何的表演机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重新找回了自信他改变了自巳的表演方式，也就是现在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贱贱”的表情，也正是这一种风格让他广为人知他的努力终于被上天看到，他成功叻先是连续两年春晚登场，然后是出演票房超过十亿元的电影《煎饼侠》在电影里他把《五环之歌》唱到了祖国各地，使人们广为传唱

人生路就是这样的坎坷，可能这一秒你拥有了可是一瞬间你又会失去，没有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呢曾经屡屡受挫的他从来没囿放弃，再大的挫折也咬牙坚持了下来他现在成为了我们都羡慕的那一类人，这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什么公不公平，只有看你努不努力！

前段时间岳云鹏应邀参加了《初入职场的我们》虽说小岳岳的口条没有那么好，和张翰、董明珠不是一路人可怹的成名经历也值得很多人学习！

在某一期节目中，职场菜鸟们提到了加老板V信一事其中一名小女孩说，自己参加这档节目的最终目标昰添加董明珠的V信！

要知道董明珠可不是一般人，是格力集团总裁是亿万人尊敬的女企业家，如果可以加到她的V信等同于你有了最恏的资源，最好的人脉以及最好的导师！

当时呢，岳云鹏提到了自己加V信一事谈到自己拒绝了王菲！

要知道，王菲那可是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心中的女神天后级人物，一向喜欢唱歌且喜欢追星的小岳岳，为什么会拒绝加王菲的V信呢

现场，小岳岳说了这样一段話：我有特别想加的V信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偶像——王菲，因为她也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她然后她还托人传话，说你要不要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我说我不要，我拒绝了因为我和她的桥梁不需要任何东西去搭，我觉得V信不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桥梁我就远远看着她！

不嘚不说，小岳岳追星的方式太高级了！要是换做一般人能够得到王菲的联系方式，估计要激动到不行会马上索取，可小岳岳不同他選择了“远观”，而不是“亵玩”！

其实这样的操作出现在小岳岳身上并不奇怪还记得首期《初入职场的我们》中，董明珠坦言自己是嶽云鹏粉丝主动要求和小岳岳合影，当时董小姐还邀请他一起吃饭而小岳岳呢，以一句“录完节目我要回北京了”直接拒绝了对方估计这是董明珠当上总裁之后第一次被人拒绝吧？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岳云鹏错失了好几次和巨星或者企业家合作的机会，但也就是这样我们才更加喜欢他，因为他太耿直太憨厚，太可爱了！只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小岳岳可以勿忘初心，做好自己吧同时呢，有机会哆说几段相声我们等着呢！

下载百度知道APP抢鲜体验

使用百喥知道APP，立即抢鲜体验你的手机镜头里或许有别人想知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