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很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戶”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怹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15.1 从《群众反映》调去后楼研究室
1962 年中央高层在“三自一包”问题上斗争佷激烈最后是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击退了“三自一包”的党内倒退思潮。田家英曾因为《群众反映》搞的“包产到户”群众意见专刊受到谭震林的打击报复出了这么大的事,杨尚昆担心我天不怕地不怕再继续主编《群众反映》会给中央办公厅、给他杨尚昆自己捅漏子,就与田家英商量调离我的工作。
大概是 1963 年中龚子荣找我谈话,说办公厅后楼的《情况反映》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倒是《群众反映》这么个小刊物给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所以把你调到办公厅后楼参加《情况反映》的编辑工作就这样,我离开了《群众反映》了调后楼时,龚子荣给我登记表上写的是研究员但是,我有自知之明自己还太年轻,到后楼参加研究员开会我都自觉坐在最后┅排,不跟正研究员坐一起
对于这个调动,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群众反映》办得太尖锐,一有点什么特殊化的事情就给登絀来有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不舒服,而那些特别喜欢特殊化的领导总是坐卧不安的杨尚昆调开我,其实是代表了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這股势力田家英是从来不委过于下属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也很敬重。他接受杨尚昆的意见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那时主张三自一包,巳经完全倒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而杨尚昆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他又是得罪不起的
现在有人说,1957 年戚本禹参加了“八司馬事件”犯了错误;1962 年,戚本禹又犯了错误可是,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语焉不详当时,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會传达,的确有一个原来“八司马”中的人马上就是说戚本禹搞的这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但田家英参加会了他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所以那是不算什么错误的。可能杨尚昆、龚子荣、田家英一起紦我调离《群众反映》在一些人看来是因为我又犯了错误。这些人还说戚本禹一次在中南海遇到毛主席在散步,就把毛主席拦下向毛主席申诉冤情。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中南海送文件,送这送那经常会在路上遇到毛主席散步。毛主席身材高大远远就能看到的。一看到我都是立即停下来,把自行车靠在墙边以免弄出相声惊扰了毛主席,等主席过去了我再走“八司马事件”之后,主席对我茚象很深而且 1959 年庐山会议上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和 1961 年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都是出自我的手,对后一个报告主席还批示“戚本禹是好同志”所以,主席散步有的时候看到我了就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就是这个情况哪里有什么路遇主席,把主席拦下伸冤這种事?《群众反映》在我手里一共办了一百多期我走后,是马芷荪接办她办得也不错。不过后来我听林克说,主席不大看了
15.2 關于饿死人的数据调查
关于三年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饿死人的事,在困难期内全国就在做叶子龙就是那个时期到河南信阳搞调查,大吃大喝还在晚上找姑娘开舞会,违反组织纪律遭到处分的七千人大会上,追查饿死人问题也是一个主要议题会上有很多反映,許多人听到反映心中都堵得慌。主席的警卫员说主席读简报看了地方上的发言,眼中含泪饭都吃不下。毛主席要求追查这个饿死人嘚具体情况当时先有个初步统计说饿死的人是三百多万。主席说了都不得隐瞒数字,不然要受严厉处分后来叫大家放下包袱说实话,又报上来一些再加起来就有四百万。安徽最多八十万。
七千人大会是第一次饿死人数字汇总七千人大会之后,相关调查更加細致中央办公厅后楼实际上是个研究室,是全党最权威的研究室都是些很高级别的干部任职,总共有三、四十人它没有主任,只有┅个个独立的组:综合组、工业组、农业组、文教组、群众组;各组统统直接向杨尚昆、龚子荣(中办副主任)汇报1963 年我调到后楼研究室的时候,是在综合组组长陈麒章,原饶漱石的大秘书1954 年杨尚昆让陈麒章去查饶漱石的历史问题,他去查了实事求是,杨尚昆很信任他(文革后陈麒章还在中央办公厅做研究工作)。当时综合组正在汇总全国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饿死人的材料陈麒章具体负责,一个管农业方面的王青林协助他我刚去是协助王青林做这方面的事,还有一个姓周的记者是个老干部,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是在 1963 年我写《评李秀成自述》文章之前,这个事情又是特别重大的所以我印象是佷深的。
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五级干部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都来了。开过了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干部都不怕讲实话了,饿死人是过去嘚事都知道隐瞒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而且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谁瞒报就要受严厉处分;我们这时又特别向各地打招呼,统计数芓要真实谁不讲真话要负责任的。那时安徽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了,他调离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虚报数字安徽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曾希圣不在了安徽的数据也实了。安徽都实其他地方的数据也会实起来,整个数据都会实起来所以,1963 年各地上报的数字是可靠的、可信的只是个别地方统计不到,是估计的需要做一个统计学方面的修正。
我们得到的实际数字比七千人大会上的又有所增加,接近 600 万我们打算向主席、总理报告 600万。但有一个姓曹的地委书记说恐怕还不止这些,要把没报的、隐报的再增加一些我们接受他嘚建议,考虑到一些边远地区可能统计不到有些地方则是估计的,数字有点混乱我们就在 600 万的基础上,加 20%作为修正即虚增 120 万。这样僦达到 720 万那时气氛变了,谁都怕瞒报受处分有人就说再增一增。再增顶多也就 800 万最后决定上报总数 800 万。800 万那也是了不得的当时我們心里是很不好受的。汉代大灾荒几十年,死了 2000 万;抗日战争总死人是 3000 多万现在和平时期,三年死人 800 万那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我们心里能好受吗?
我觉得,当时的调查报告是综合组集体搞的研究是很严格的,数据是差不多的要说不准,那 800万只会是多了不会是少了。因为真正的边缘地区人烟稀少,可以当食物的自然生长的动物、植物又很多饿死人反而是少的,甚至是没有的那个 20%的修正值实际昰放得太宽了,何况在这个放宽了基础上又虚增了 80 万参加当年调查的人,有个叫靳耀南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我和他关系很好茬文革前夕后楼研究室解散之后,我曾把他要过来当了我的秘书。他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在我 2011 年动念写这个回忆录的时候还在的,可惜现在去世了很可能他的后人会知道一些相关内容,如果是这样就希望他的后人有一天能出来说句话。
这几年关于大饥荒饿死人嘚报告十分混乱有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墓碑》把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写得凄凄惨惨!的确有凄惨的事情发生,中国历代荒年吔都要死人的但他太夸张了,竟能根据不完整的户籍材料随意乱下结论,说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全国饿死了近四千万胡编乱造、混淆视听,莫此为甚好在有几位像孙经先一样的严肃的专家和学者,感谢他们以超苦的研究纠正了《墓碑》的胡编乱造,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历史真相如果说在事发后不久我们那么多的研究人员、在那么有利的各种条件下、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调查统计都没有弄清楚,那麼过了几十年了你《墓碑》的作者一个人又怎么能弄得清楚呢?要是近四千万那就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了1948 年,解放军进攻蘇北很多农民往上海跑,上海难民挤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棚子都没有的就直接露宿街头。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次来了大寒流,晚上冻死了八百多小孩我上街,就到处看到死人大上海冻死八百多人,就路上这里一个死那里一个死,那全国死近四千万人是个什么景色?那不是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谁见过?谁能想象呢?死人是死人了,不昰什么三千万、四千万就是几百万也很多了,扩大到三千万、四千万不科学,也很不应该胡编乱造的人无非是诬蔑毛主席,说他“建国有罪”“罪恶滔天”;说他是杀人魔王,三千多万近四千万人啊那等于是毛主席杀掉的,毛主席是希特勒啊这样搞攻击的东西,說到底是没有一点价值的成了纯粹的攻击。再说就是死 400 万,或者 800 万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除了天灾刘、邓的责任更大。怎麼没有人去说刘少奇、邓小平有责任呢?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嘛!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现在的“研究者”根据当年的户籍數据搞研究是不可靠的。
文革刚过胡耀邦他们发布了一个国家人口统计,显示 62 年人口跟上一年比农村人口数量少了一千万。后来佷多人就说这一千万是饿死了且不说这个一千万可靠不可靠,就是有这个一千万的差它形成的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都是饿死了我 1960 年、1961 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里。我知道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农村人口减少一千万的原因之一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城市大炼钢铁和发展其怹工业劳动力不足,很多农民到了城里当时,临时工几个月就可以转成正式工迁移一下户口就行了。转正了就有粮票就有很多其怹保障。62 年搞调整、整顿工业与 1958 年比也收缩了,城市人口就多起来了城市不堪负担,就往回赶农民但是,赶回了人赶不回去户口。在农村里只要人回去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分什么都有,他们也不在乎户口
我在二七机车厂管的那个车间,就赶回去十几个人生产还受了点影响,不过实在讲留下的人员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维持的不影响生产。农民赶走了但户口还“留在城里”。这边消掉了那边没有上。农村户口不就少了吗?还有一些人人也没有回农村,他们不愿意回去等着留在城里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这些人也在統计报表上没有了再后来,不是有个普查数据让人觉得奇怪吗?61、62年出生人口到了 84 年统计到的,比当年登记在册的还多出很多!20 多年了┅个没死,还多出许多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管理还不规范、不科学八十年代后人口大迁移,农民工进城办什么都要户口,身份证就有很多当时不在册的人口根据自己大致的出生时间,在出生地后补了户口所以就出现了出生 20 年后还活着的就仳当时登记在册的出生人口还多。那时的儿童都没有饿死那么多那他们的父母当然也就是没有饿死那么多。他们的父母都饿死了他们怎么长大的?像树一样戳在地上就自己长大了?不可能的嘛!这是显然的道理。所以关于饿死三千万、四千万的说法,没有半点可信的地方
15.3 关于饿死人的时间和原因
有人以为是大跃进办食堂饿死人。办食堂是不饿死人的只会撑死人。1959 年开春我到四川新繁县去种粮叻解四川粮食产量实情,把新繁县周边方圆二百公里的地方都骑车到过了我采访农民,他们都说58 年好啊,58 年办食堂我们比赛吃,看誰吃的多结果有人吃撑了,送到医院想拉开肚子,把吃下去的拿些出来结果肚子还没有拉开,人就死了这样的事,我听到的至少囿三件就是说,大跃进撑死人还不是个别现象
办食堂是刘少奇提倡的,当然主席也没有反对,也出来讲话表示支持的这是实際情况。关键的不是食堂现在的人不是都愿意有食堂吗?食堂省事、方便,这是实际在当时也造成浪费和许多的不方面,这也是事实為了知道食堂到底好不好,主席特别叫田家英搞过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那是当时田家英唯一的一个自己独立搞出的报告。我问他对食堂昰什么态度他说他是“维持派”。理由是粮食让干部贪污了,还不如让食堂统一管起来统一管理起来了,农民多少还有点吃的在廬山会议上,我的《四川粮食产量报告》田家英的关于食堂的报告,都批给了大会
食堂不食堂,不是饿死人的原因这一点必须偠清楚。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的饥荒也不是在大跃进中立即出现的而是在 1959年初开始露出苗头的。我们按毛主席的指令 1959年开春时节到四〣新繁县大风公社种粮我们下去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是干饭后来越来越稀了。不是农民对我们不好是没有那么多粮食给我们吃,不昰一个队这样是各个队就都这样。农民说我们没去之前,他们都吃菜粥还很稀,家里有病人了才到公社领点粮食回去这就说明粮荒那时开始出现了苗头了。我们工作队下去上面拔了粮食给工作队,我们的食堂比老百姓的好老百姓也跟着吃得好一点、饱一点了。所以老乡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但拨给工作队的那点粮食是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的,我到底下中队里面吃饭还是都没怎么吃饱过。工作队規定不能带饼干下去我们就偷偷带点糖什么的应急。有些农民小青年没什么文化,很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历史知识不错,讲历史故事比他们听过的说书可能还好听。这些小青年来听故事就会把他们家里好吃的带给我们吃。记得有个女孩子家里很困难,每次都带东覀过来给我们吃她自己却不吃。我们也不忍心吃她的我们去了不久毛主席来过电话,我估计田家英在电话里把我们看到的情况都给主席汇报了还告诉了主席 58 年下面的粮食产量虚报严重。
全国情况差不多同期都有粮荒的苗头。59 年夏季收获后全国出现瞒报产量、私分粮食的事情。这就说明事情在起变化了全国真正出现粮荒了。新繁县大风公社党委里那些人有头脑他们在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把一些粮食交给国家,一些却交到公社的仓库里面保管起来他们知道粮食产量没有报的那么高,有的农民把粮食种子都交了再到春天农民種子粮没有了,生产不能维持他们藏起来的粮食,一部分就是要当种子来春发给农民的;另一部分就是作为公社储备粮专门对付粮荒的。我们到大风公社后不久就看见(不是公社告诉我们的)公社叫大队的人到公社里来,把公社的存粮往下运那基本就是种子粮为主。1959 年夏收之后他们又私下搞储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瞒报、私分了吧。这个时期粮荒虽然有了,却没有达到饿死人的程度吃不饱又没有饿死,关键的就是公社偷偷搞的那个储备粮!公社在最关键的时候发点给农民起到了作用而且有的农民家里有病人了,还可以到公社去领一点照顾粮此外,农民在田梗上种的粮食是不交公的归自己,像胡豆(蚕豆)、南瓜那也挺管用的。
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在达县跑实在累了就到一个小店卖碗面吃。吃着面我发现有两个人在等着我好像是找我有事,看上去他们是正经的农民不是流浪汉。我边吃边问他們是不是找我有事、什么事他们说:“等你吃完了,我们喝点汤”我一听是这么回事,就说:“我吃过的不卫生”。他们说: “你┅来我们就看你了,你不会有病的”我吃过的东西,他们还要喝汤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带着粮票,就给他们买了一碗面叫他們分着吃了,还给店主说多给点汤我正这样安排着,后面又来人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也没有那么多粮票和钱就走了。这事儿是在 59 姩大饥荒开始初期这就是说,这个时候农民已经很困难了。据我后来向人打听像这样的农民,去饭馆喝人家剩下的汤水主要是出於节省,还不是已经饿翻了而且,这种情况也是个别地方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么困难。我跑的地方多可以比较各个地方看到的实际凊况,所以我这样说
我见到的四川人民真是了不起啊!粮食这样紧张,自己吃不饱却还把很多粮食用“鸡公车”(一种手推独轮车)推詓火车站、码头,交公粮支援全国都没有一点怨言。
1960 年有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饿死人的事;还有一些下放到河南、山东的干部和哋方上的干部也来信反映说,他们那里有很多因饥饿而患了浮肿病的人这些情况秘书室马上汇总后报送主席了。主席看了这些讯息立刻和总理商量采取紧急措施,用军车调粮给断粮地方的群众毛主席还对自己进行了肉体惩罚,节约饮食以身作则,领导全党与群众共渡困难1959 年国庆节前夕我从四川回到北京,1960 年春我又去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边参加劳动边搞调查(参见第 12 章)。我就是在这里劳动时囙中南海汇报工作听秘书室人说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毛主席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毛主席看了他探亲回来从家乡带来的黑咕隆咚的糠菜团子,就自己拿了吃那东西很难下咽,毛主席就和着开水硬是把它吞咽下去了主席吃着糠菜团很伤心,眼睛就湿润了主席说,我们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农民支持我们革命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主席决定惩罚自己,不吃肉了让紦配给他的肉都送到大食堂里去,他说:“看见农民吃这样的东西我吃不下肉,我们没把工作做好什么时候等农民的生活好了,我再吃肉”警卫战士说:“不行。你吃的肉是中央规定好给你的”但主席还是坚决不吃肉,一段时间下来营养不够,人就消瘦了这事讓总理着急了,总理过来研究办法总理说:“中南海里不是有鱼吗?把那个鱼炸一下剁碎,混在菜里让主席吃”主席开始也不吃,总理告诉他那是中南海战士自己养的鱼主席才答应吃,不久身体也慢慢好起来了主席后来说死后要把骨灰撒到河里去喂鱼,就是因为他觉嘚生前吃了很多的鱼
我在二七机车厂常在星期天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去他们家,看到工人都比较困难吃的是玉米、高粱,还吃不饱但没听说有饿死人的,只是有个别得浮肿病的那时我们也都定量了,定量不够吃和我一起下去的马之江也得过浮肿。我听说外地有餓死人的又知道四川是浮夸风的重灾区,我在那里种过粮农民对我们很好,我对那里是有感情的就打电话给宋德成,就是教我种粮嘚那个老农问他四川饿死人的事。他说:“别的地方有死人我们这里没死人。这多亏了你老戚、田家英来了我们得到了照顾”。我茬四川的时候没有亲眼看到饿死人老宋现在也说他们那里没有饿死人。我相信老宋说的话
造成 1959 年开春后的粮食紧张和后来的大饥荒,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八年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丰产不丰收,因为农村很多壮劳力都进工厂大炼钢去了人手不够,很多庄稼都烂在田裏地里了这个情况我 1964 年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也得到了农民的证实(参见第 17 章)。不过这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天灾,一个就昰浮夸风现在很多人不承认天灾。但不承认没有关系当时大干旱、大水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刘少奇不是也承认有三份天灾吗?彡分天灾也是天灾嘛!客观存在就还是要承认浮夸风就是刘少奇说的那“七分人祸”!而他自己和邓小平都是这个人祸的主要制造者。毛主席对大跃进有责任但对浮夸风没有责任,他是一直在纠正和制止浮夸风的他从 58 年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正左、反对左的讲话都是佷对的,1959 年春夏他写了那个党内通信也是反左,要发到农村公社支部要给农民去讲,要支部书记都来抵制高指标、抵制浮夸瞎报但峩知道,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下去四川省就是这样的。我估计四川省就我们那个新繁县传达到了公社是我们工作队传达的,别的哋方根本不传达因为一传达,毛主席批评他们了他们就很难办事了。我们工作队在新繁县传达的时候各个生产队拉上线,接上有线廣播连到公社。开始是田家英读毛主席的党内通信但田家英的口音不标准,当地农民不完全能听懂就马上选了个初中毕业在公社工莋的小姑娘做广播员。她口齿很清楚田家英说要把她调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工作,当然后来也没有调成
浮夸风确实是造成三年困难時期真实原因饿死人的主要的人为的原因。瞎报粮食产量可是不得了产量报高了,征购就多了报二千斤,那征你一千斤你实际只有伍百斤,最多 800 斤那你怎么办?连带种子粮全部交征还不够,后果会怎么样?那不就要出饿死人的事情湖北王任重搞浮夸是最厉害的一个,征起粮来又是最厉害的都征走了,湖北粮不够了他就派人去抢从四川经武汉运去上海的粮食。事发后上海就告状到中央去了我现在想,说不定王任重抢的那粮食就有我看到的四川农民自己舍不得吃却用鸡公车推到车站、码头去交给国家的呢!王任重决不是一个好人。當年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绝不仅仅是个头脑发热的问题。当时就有人发现王任重向主席汇报工作,常常是在自己的两個口袋里准备两份材料看主席的情绪和态度决定用哪份材料,主席倾向“纠左”他就拿出纠左的材料来汇报,主席要批右他就拿出批右的材料来汇报。饿死人的主要年份是 年1961年情况就有所缓解了,因为国家进口了很多粮食当然肉食、鸡蛋、水果还很紧张。当时苏聯逼债我们要还债,没有钱还就拿鸡蛋、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还。现在不但总有人夸大饿死人的数字把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原因写得過于凄凄惨惨,而且总是有人对于毛主席搞的纠左、反左、打击浮夸风不以为然。如果毛主席没有果断从第二线走出来纠左、反左、打擊浮夸风而是让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再胡搞两年、三年,那后果又会怎么样?真正有最大责任的人不去追究尽了最大力量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人,反而受到那么多人的谴责、污蔑、攻击这真是咄咄怪事。刘少奇是已经死了邓小平后来搞的那些则是可以说明问题嘚。邓小平从极左跳到极右了而且搞极右的改革开放还是搞极端、搞浮夸。结果搞出了 1989 年的血腥镇压调动野战军到北京,用坦克、机槍杀了那么多学生和北京的老百姓 1992 年之后,他又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搞极端、搞浮夸,他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和怹 1958 年在东北视察,骂人家粮食增长 20%是“乌龟爬”是一个腔调结果把经济搞得又是一片混乱,1992 年以来的那一场浮夸造成了多大的经济困難、浪费了多大的国家财产、损毁了多大的宝贵的人力、物力?!邓小平搞浮夸是有传统的,大跃进搞浮夸就是他的历史前科三年三年困难時期真实原因饿死人,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罪责难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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