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为陶善生同志的投稿作者从一个文革的亲历的角度，对他眼中的文革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总结且一些观点和看法颇具挑戰与创新，纵然与传统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失为一篇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思想的好文章。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作者从洎身以及他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去对往昔做出自己的思考与总结并丰富和发展文革遗留下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夶复兴现将陶善生同志的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倡议建立“1957年学”。他认为1957年的事件上承反胡风、肃反，下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关键环节。为加强对“1957年学”的研究他本人曾先后撰写了《林希翎：中國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向我们介绍了林希翎、谭天荣等当时的一批熱血青年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与自由不屈不饶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与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哃时还向我们介绍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很多内幕以及某些上层人士与政治领袖们各自的政治心态。我本人是1962年即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精神的那一年有幸考入大学的，没有直接参加过1957年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但却差不多从头至尾参加了时隔9年之后发生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運动（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同时尽管由于年龄和知阶的关系，我未能直接参加1957年的“整风反右”但作为一个中华囚民共和国的年轻公民，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如“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经济困难以及後来的“四清”运动等等，不仅曾经耳闻或目睹而且有些事件还曾亲身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1957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直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在此我想结合钱理群教授《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以下简称《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和个人的亲身体验，谈一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体会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为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首先还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谈起而要想深入了解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楚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反右”
據《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整风反右”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桩特大的历史倳件：其一是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4日晚在苏共20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二是发生于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这两桩历史事件尤其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震惊和启示
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时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報告曾作了两点评价：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林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2]
又据该文援引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的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的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当时曾跟他说：
“毛主席此刻的惢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3]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囲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蕗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夶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4]而且，正如钱悝群教授在文章中所说的：“更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道路了。”
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文革”前曾经长期跟随过毛泽东的我國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嘚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泽东的剌激是非常深的”[5]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苼前处处顺从并大肆吹捧，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又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使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自己的身边囿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其次，1956年10月相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
波兰、匈牙利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全盘采用苏聯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曾搞过像斯大林那样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以后这些国家的人民纷纷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自己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并要求彻底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的控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不仅纷纷走上街头向当局展开抗议活动而且还酿成了严重的政治骚乱。最后波兰以妥协的方式，由原来曾遭受过斯大林路线迫害的哥穆尔卡上台执政；匈牙利则是在苏联的坦克和直刀的威逼下骚乱才得以平息。
我们国家虽然和东欧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而赢得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执政权的不像东欧各国完全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处处都受到苏联的控制但毕竟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支持；同时，由于当时的毛泽东因为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情況并不完全了解对斯大林难免过于迷信，认为苏联、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中国要想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照搬苏联的经验；加之洎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及西方各国采取了孤立中国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当时唯一可以争取的朋友就是苏联，为了搞好同苏联的关系必须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尊称苏联为“老大哥”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的很多政策如农业合作化、糧食统购统销等等，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很多政策实際上既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有些作法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及民族感情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感。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在具有一定独立思维能力和政治头脑的党外民主人士及中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存在在普通民众中也同样存在，甚至連一些曾经得到过共产党很多恩惠及好处的普通工人及农村贫下中农也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感比如，当时实行粮食統购统销政策有些地方由于过多地侵占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不少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有些农民便采取了讲“怪话”的方式含沙射影地咒骂共产党。所以当时农村中讲“怪话”的现象非常普遍记得1956年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位邻居本是“雇农”成份，是共产党使他彻底翻了身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还分到了房子并取上了老婆。而他的这位老婆也是贫下Φ农的女儿没有文化，但人很聪明也很泼辣，啥话都敢说由于对共产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有一次她曾站在自家的门前故意高聲嚷道：
 “只怪蒋介石没有教会我们吃草，害得我们现在天天挨饿”
多亏她是贫下中农的女几，又没有文化所以当时也就没人找她的麻烦，她的话也就当成了耳边风如果是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女或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的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或 “反革命”嘚帽子早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实际上，当时的农村还不是真正挨饿的时候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正挨饿时，农村中说“怪话”的现象倒是再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些贫下中农，刚刚分到了土地又要动员他们入社，思想上也很抵触特别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又善于盘算的农戶，抵触情绪更大我们家乡有些农户（除了贫下中农之外，也包括某些中农及富裕中农在内）村干部反复动员他们入社他们都不愿意，各别人甚至为入社问题同村干部发生了口角或肢体冲突
上述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家乡这个很不起眼的农村存在，全国各地也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如文艺界、新闻界、高等院校以及各民主党派当中），或者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Φ受到过一定冲击的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更是可想而知。据说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工人学生走上街头向共产党展开抗議活动或罢工罢课的事件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共声浪、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愈来愈严峻的同时由於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问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反苏反共浪潮加之在我们国内，国共两党正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状态败退台灣之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对大陆局势正虎视眈眈，天天叫喊“反攻大陆”随时都希望卷土重来。
面对着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雜的阶级斗争形势原本对斯大林路线并无好感，并希望借助群众的力量彻底清除共产党内因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所产生的官僚主义、教條主义的毛泽东由于担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上演，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检起了斯大林这把刀子”，首先对准了国内那些公开咒骂共产党、公开反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公开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 “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勢浩大的以“整风”的名义开始，重点却放在“反右”方面的所谓“整风反右”运动 
尽管毛泽东亲自发动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但據《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或“两难”的境地。因为当时被他公开点洺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实际上和他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比方说以林希翎、谭天荣为代表的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那一批学苼“右派”，他们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和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观点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些观点甚至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政治ロ号。比如谭天荣等人当时曾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主张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报纸上便正式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政治口号；又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曾有人提出了“大民主”的观点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動中，便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政治口号尽管这些政治口号已在原来字义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饰，加上了“無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等字样但并未改变其实质内容。而且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这批学生“右派”，尽管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有些过噭但他们却毫无例外地不反对毛泽东，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就连锋芒毕露的林希翎，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充满了敬佩之情強调“毛主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6]。并把毛泽东当作他们可靠的支持者或后台正如谭天荣当时所说的：“（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咜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7]在谭天荣等人的脑海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動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
尽管林唏翎、谭天荣们的这些论点和美好的愿望已被后来无情的现实所否定或粉碎，因而引来了很多人对他们当时这种“幼稚”行为的嘲笑但吔从中反映出了当年的毛泽东和这些“右派”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思想感情的“红线”。
另据《林希翎》一文回忆说毛澤东当年在一个内部讲话中甚至还提到，“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黨好(此处是毛主席就政协问题的阐述)”并提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8]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即使在今天很哆思想僵化的共产党员看来也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
尽管毛泽东的观点和当年林希翎、谭天荣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孓”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却不得不违心地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这批所谓的资产阶级“祐派”
又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岐，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苏共领导人长期存在的以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自居嘚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加上中俄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领土争端，从而使得毛泽东愈来愈感到处处顺从“苏联老大哥”是一种屈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那种不愿长期当“小弟弟”或“被领导者”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愈来愈占了上风所以，当时的中苏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彻底摊牌或公开破裂的边缘。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表面上的团结和统一当时的毛泽东又不得不违心地将一夶批有反苏言论的人士打成了“右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龙云先生在内
正由于当时毛泽东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所以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并不希望使“反右”运动扩大化据有关资料介绍，按照毛泽东的最初估计当时“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9]尽管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右派数量的估计已由原来的4000人增加到了8000人左右，但和后来实际被打成“右派”或“极右分子”的人数相比较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其次尽管当时在舆论上曾经把人民群众同资產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正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舆论上也曾把人民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一样泹对于已定的极少数“右派分子”来说，仍然主张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反对采取左倾机会主义者历来推行的“残酷斗争、無情打击”的斗争方式。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主张当时被他公开点名的几位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乃器、浦熙修等人尽管在被批判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强加给了他们某些不实之辞或“莫须有”的罪名但至少还被保留叻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可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客观事实和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则有着天壤之别
据后来人们最保守的估计，當时全国共抓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加上1959年补漏的一批，全国“右派分子”总数估计不下100万约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0~20%，而且对绝大哆数“右派分子”采取了非人道的惩处措施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开除了工作，并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或农场劳动改慥；还有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于是，很多人便把产生这一切后果的原因统统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对毛澤东于1957年提出的“阳谋”论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但是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和我本人的亲身体验，我认为毛泽东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发起人对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現在回过头来看，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所以严重扩大化并对很多“右派分子”采取了极不人道的惩处措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媔的原因：
其一用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来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但我认为这种影響并不单纯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上说实在的，如果这种“集权制”思想仅仅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特殊地位，也就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具有这种“集权制”思想。所谓“集权制”换言之，也就是“专制主义”或“特权”思想在當时，差不多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化身谁反对自己，谁就是反党为了清除周围的异己分子，很多单位的领导还恶意歪曲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引蛇出洞”的整人战术，即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对自己有鈈满情绪的无知青年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据“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当事人的相互检举揭发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后改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为新武汉大学）中的某些人就缯采用过这种“高明”的整人策略：事先安排一些平时最信得过的党内“积极分子”带头向党提“意见”，引诱那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無辜群众也站出来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这种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存在其它很多单位也同樣存在，从而引起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泽东本人极大的反感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当年很多单位所采用的这种“引蛇出洞”嘚整人战术决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根据我所读到过的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来看，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引蛇出洞”这句話“引蛇出洞”一词实际上是共产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然后再强加在毛泽东嘚头上钱理群教授在《林希翎》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的有关内容，这些内容一般认为是最能夠反映出毛泽东“引蛇出洞”思想的毛泽东在发表这个讲话时，据说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提到石家庄一所学校，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对毕业分配的不满煸动游行。要夺取电台并高喊“打倒法兰西！”、“要战争不要囷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毛泽东因此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而根據钱理群教授的分析，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蚂蚁”除“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囷教授”“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會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搬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對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 “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
钱理群教授还引用了毛泽东在《组織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詓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了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泡）利益极大。”
钱理群敎授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在很多人（其中也包括钱理群教授本人在内）看来这正是毛泽东玩弄“引蛇出洞”“阳谋”论的铁證。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我认为毛泽东发表这些谈话的真实目的不仅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恰恰相反，而是為了防止那些真正的“蛇”趁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共产党在很多领域还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跑出来兴風作浪同时也是为了警告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轻学生，不要成为对共产党心怀忌恨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或荿为他们的工具及牺牲品。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从表面上看来确实火药味实足似乎暗藏杀机，使人不寒而栗但他的真实意图我认为并不昰为了“引蛇出洞”，而是为了“敲山震虎”使那些真正的“蛇”不敢轻举妄动。这和当年很多单位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无辜群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的行动完全是两回事。
退一万步说即便“引蛇出洞”是毛泽东亲口说出来嘚一句话，我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蛇”也决不是指那些思想单纯的年轻学生就从钱理群教授前面所引用的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来看，即便是那些高喊“要杀几千几万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弟在毛泽东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学生娃娃”并不是毛泽东所要引出的“蛇”。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他对于年轻学生向来怀有特殊嘚好感。就在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的1957年他在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曾于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學生的代表并向留学生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葧，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年轻一代所寄予的厚望而对于象林希翎、谭天荣这么一批“右派”学生来说，他们既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并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好感，他们夲人又无职无权对共产党构不成任何威胁，加之在他们的身边也没有任何“掩体”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赤裸裸的，对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政治家来说都不会把这些人当作隐藏在洞中想吃人的“蛇”看待。由此不难看出将“引蛇出洞”一词说成是毛泽东的发明，完全昰对毛泽东的污蔑
其二，由于当时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并负责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完全推行了一条和毛泽东绝然相反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思想上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极左。由于一方面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这種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这条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决定了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不可能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进行，只能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发展
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上来，从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可鉯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或以他们为代表的两条路线对待学生“右派”的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
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披露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当时曾违心地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一批学生打成了“右派”，但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说并不希望对这批学生“右派”采取过吙的惩处力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員’”在由他亲自批准的对林希翎、谭天荣两人的处分决定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尽管毛泽東在由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经他亲自批准的文件中对“右派”学生首领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惩处方式：一是“彻底批判”,一是“开除学籍”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将他们 “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
为什么毛泽东当年一再主张将这批“右派”学生首领留在学校而不昰将他们遣送到工厂、农村或其它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呢？我认为从这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对这批“右派”学生的特殊关怀与圊睐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学既是培养人才最理想的场所也是政治斗争的漩涡及中心地带,特别是象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更昰政治精英们汇聚的场所和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整风反右”时期的“五.一九”民主運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最早都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曾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就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领军人才。就连毛泽东本人实际上也是从北京大学开始发迹并走上革命的人生之路的。但政治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不能单纯靠課堂去完成而必须到革命的熔炉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正如孟子所说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回忆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有时候提出要打倒某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想打倒他而是让他在逆境中经受考验，涤除身上的污垢以便将来承担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如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缯经两次将邓小平打倒又将他起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此看来毛泽东当年主张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峩认为很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对这些“右派”学生首领进行保护，防止他们被遣送到其它地方以后会遭受更大的磨难与不测；叧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些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经受更多的考验以便将来担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也许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仩述指示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主持召开195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在整风中“犯了错误”的圊年
可能有人还会问，既然毛泽东对林希翎、谭天荣等“右派”学生首领从心底里是出于关怀和爱护为什么还要提出开除他们的学籍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一个热心于政治及社会活动的青年，在给予生活出路的前提下开除学籍算不上是最严厉的处汾。他本人学生时代就几乎被他的母校湖南一师开除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对于当年主张开除他学籍的湖南一师校长张干不仅不怀恨茬心而且对这位老校长的生活还给予了多方面的特殊关怀。
可是不幸的是林希翎等人的命运和政治前途并不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嘚手中。最后终于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另一只 “黑手”给断送殆尽并由此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引向了歧途。
据《林希翎》一文披露当时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一直处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那条极左路线的严密监控之下当林希翎于1957年5月在北大、囚大发表讲演以后，《人民日报》立刻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
“极右分子，请公安部们注意” 
按照刘少奇的批礻精神，据说北京市公安局已于当年11月就整理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并报北京市委审批。也许由于有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北京市委对这份材料并未立即批准。
可是到了1958年据《林希翎》一文援引因受林希翎冤案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負责人王文提供的资料，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曾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沒有“低头认罪”。刘少奇便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罢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1958年7月21日的深夜，林希翎便遭到秘密綁架并被投进了监狱。随后即以“反革命罪”判处林希翎有期徒刑15年。
林希翎在狱中的生活状况自不待说但从《林希翎》一文所披露的几个细节却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细节一：由于林希翎在狱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看箌林希翎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盛怒之下曾训斥说：
“你看着办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这位老情报人员的话一语道破了罗瑞卿当年在人大秘密会议上所说的“峩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的“天机”用林希翎后来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泹他们的这套办法在林希翎的身上却始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细节二：1965年林希翎因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名叫张凤云的小護士出于同情曾冒险为林希翎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不料这位以前曾称林希翎为“才女”的大文人郭沫若竟把信转交给叻北京市公安局。从而使得毛泽东对林希翎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而这位小护士因为给“右派分子”通风报信立即被关押了起来。当时她巳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被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 
细节三：当时受到林希翎案件牵连的除了北京市监狱的那位小护士之外，还有一大批善良无辜的群众其中包括曾经关心和同情过林希翎的几位中共中央委员的部下和亲人（他们本人由于在党内嘚地位和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如：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等等。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透露单单北京市洇林希翎案件遭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就达170人之多，其中有的人同样被逼得家破人亡而在全国各地因受林希翎案件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亲耳所闻：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系党總支书记为了防止同学们再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那样的政治错误，特向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以示警告:
据《林希翎》一文透露，林希翎当年曾叫人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分别抄寄给了西安、南京、武汉等地的某些人而据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当赫鲁晓夫嘚“秘密报告”和林希翎在人大及北大的讲演材料传达到武汉大学以后立即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引起了轰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天，鍸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正在武汉大学旁边的东湖游泳武汉大学的一些学生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即去找王任重要求他去武汉大学看大字报。王任重当时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并未向我们讲明，但最后的结果这些学生全都被打成了“右派”。
上述事实鈈难看出林希翎案件在全国各地的影响。
细节四：正当林希翎准备“将牢底坐穿”之时不想毛泽东突然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的情况：
“在哪里工作？好不好”
当他得知林希翎被捕并被判刑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林还年轻很能干，是有用之才于是指示立即放人，并给安排了工作[10]
尽管林希翎的冤案到此并未完全了结，但由于有毛泽东的直接干予林希翎总算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并在她的老家给安排了工作且已结婚生子，从而使那位老情报人员让她“断子绝孙”的预言和诅咒彻底破产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对待学生“右派”的态度可以说是绝然两样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待革命群眾运动的态度也就绝然相反。而问题并不单纯反映在林希翎一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全国范围内和林希翎有相同遭遇者实际上大有人在。
由於刘少奇、罗瑞卿等人所奉行的“镇压万能论”与“暴力迷信论”全国各地已有大批的“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据说当时至少也有两名“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是当时的俄文教授，另一位是在“整风”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嘚学生大概和林希翎、谭天荣的情况有些类似，据我们那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记得他的名字叫古希天。武汉水利学院的前身是原武汉夶学工学院水利系1955年院系调整时才脱离武汉大学成为独立的学院，估计当时的人数不会太多即便如此，至少也有两名“极右分子”被捕入狱其比例看来也不算太低。
更有甚者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仅对准了大学校园内的“右派”学生，就连一些未成年或刚荿年的中学生也未能幸免我于1959年刚上高中时（我原在另一所乡村中学念初中），我的这个母校就在学生中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主要是高一或初中的学生。而这个“反革命集团”头头的主要罪行实际上就是反对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一位党员教师最后被判刑8年，另外两名学生分别被判刑3年还有多名学生被开除学籍或团籍。
类似的事件并不单纯在我的母校——湖南省安化二中——发生过其它中学也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发生过。据一位中学的老同学后来对我说另一名曾在安化二中上初中的同学，和我们同一届毕业后栲上了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时隔不久，这位同学也被桃源师范学校开除回家原因是他也曾参加了桃源师范学校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湖北省汉阳一中事件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堪回首
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一中的学生为升学问题闹了一次小小的事，历时仅一天半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9名教员和一名高一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5年有期徒刑，3名教员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11]
由此看来当时被刘少奇、罗瑞卿所把持的公安政法系统，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专門镇压无辜群众的法西斯工具。难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罗瑞卿、刘少奇等人先后被“造反派”群众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一些“慥反派”群众甚至愤怒地喊出了“砸烂反革命的公检法”的口号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整風反右”运动发起人的毛泽东，由于刘少奇等人对他刻意封锁消息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就象林希翎被判入狱的问题直到1973年他才从吴德的口中了解到一样，而此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无法对毛泽东封锁消息了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嘚政治家，恁着他敏感的神经和清醒的理智他对于当时的一些不正常的风气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体察，并对这种风气感到深恶痛绝
据回憶，吴冷西曾说：“毛主席说我们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12]当然，毛泽东当时嘚这些言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传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自然不可能知道甚至连想都不敢这么想。
又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和几位湖南老乡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位老乡问：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
“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莋声”
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当时共产党内因“整风反右”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既痛恨但也佷无奈。凡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我想都会有这样的映象，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最受毛泽东敬重、最被毛泽东推崇的人就是鲁迅。毛泽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指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3]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在毛泽东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即使在黑暗的旧中国，仍然有他的生存空间仍然无人敢于扭曲他高尚的人格，而在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的新中国却只能是“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那种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多么的痛恨，又是多么的无奈
其所以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官僚主义忣专制主义如此痛恨但又非常无奈，主要由于专制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方面诚如胡乔木所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專制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从而使得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囻头上“三座大山”的毛泽东产生了“撼‘三座大山’易，撼专制主义难”的想法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便产生了┅个念头希望将来能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以彻底铲除共产党内及中国土地上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这也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从表面上看来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失败而告终但实际情況与此完全相反。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对那些所谓的“右派分了”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不人道的作法，从洏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及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前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河罙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和毛主席亲”这句话确实反映出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心声。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茬不少老百姓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伴随在他们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随地都担心被“老虎”吃掉，所以说话和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對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么严重也不敢挚言相告。从而使得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及野心家得以大行其道并使得黨的最上层领导的政治“瞳孔”变得愈来愈小，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时难于发现只有等到问题成了堆，并涉及到党自身的安危時才会猛然省悟也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从而造成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构想，通过“整风反右”运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以，从1958年开绐便提出了“夶跃进”的口号。可是时隔不久，由于“整风反右”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便造成了“五风”问题在中国土地上的迅速蔓延。所谓“五風”系指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尤以共产风与浮夸风刮得最为激烈一时间，各种高指标、高调口号纷纷见诸于各级党报党刊粮食亩产不仅超千斤，而且超万斤甚至超10万斤；各种脱离实际的高调口号纷纷登台亮相：“人有哆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五风”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彻底夨败，从而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出现了“饿殍遍野”和“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当然从全国的情况来说，由于自然条件及“伍风”危害的程度不一样人民群众挨饿的程度也就有所区别，据说当时遭受“死官僚主义”危害最深的主要是甘肃、河南、山东等少数幾个省份1971年，我曾被派参加了甘肃省组织的“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了甘肃省相对贫困的静宁县从事支农工作。我所在的这个苼产队总共才一百多人，据当时的生产队长对我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常正常死亡共60多人，超过了全队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家庭一天就抬出了两具尸体；另据一位家在甘肃省民乐县的老同事亲口对我说，他的家乡就出现过一名小女孩被人煮吃的惨剧由此不难想潒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
于是人们又很容易地把“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由于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從而造成了“五风”问题的横行，并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据一些当事人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来看这又是对毛泽东朂大的污蔑和误解。在“大跃进”的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始作俑者仍然是刘少奇等党内的高级领导同志。毛泽东不仅从来没有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强加在全党的头上而且对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就以对“浮夸风”的态度来说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油自给），我怀疑是错误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鈈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說：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呼声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紦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感内疚”[14]
从吴冷西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年对“浮誇风”和“共产风”的抵制是非常坚决的，但由于在中央高层领导者当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支持“浮夸风”及“共产风”的人占了多数，毛泽东是属于少数派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浮夸风”及“共产风”的抵制也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如果有人对吴冷覀的回忆文章所反映的事实还有所怀疑的话另一个铁的事实则更能说明毛泽东当年对待“共产风”及“浮夸风”的态度，这就是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共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前五个问题是具体的工作问题，其中包括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但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给当时的浮夸风及生产瞎指挥风撥凉水，要求大家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专门谈了讲真话的问题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还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嘚。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所以，他最后强调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5]
毛泽东日理万机工莋极度繁忙，如果不是因为对当时的“五风”问题非常忧虑和反感决不会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写下这封长达1600多字的公开信。记得我当时囸在上初三即将升入高中，学校刚刚结束了1958年仃课大炼钢铁的热潮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社会上“大跃进”的战鼓仍然擂得震天响的时候突然听说毛主席发表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我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五风”問题的批评和抵制态度确实是非常坚决的。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段小插曲。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文化大革命”運动的一个导火线。这就是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期间开展了一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本来这次会議的宗旨据说主要是纠正“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却引发了中共高层领导者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交锋，并将会议的宗旨由纠左转移到了反击“右侧机会主义”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由于这是党的高层内部发生的事情目前有关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现只能根据会议召开前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以及某些会议亲历者所写的个人回忆文章进行分析和评判按照传统的说法，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便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宣染毛泽东的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力。但从目前一些网站所披露的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有违历史事实，也有失公允
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曾在“今古博览”网站上发表长篇评论，题为《上世纪仈十年代以来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16]用详尽的史料证明，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洏非毛泽东。因为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所批评的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犯下的与毛泽东毫无关系。文章曾引用了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1ㄖ—27日召开的武昌会议及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两段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还以“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居如他在武昌会议上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義者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对“共产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幫、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抡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然后便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箌马克思那里告状！”作者对毛泽东当年为抵制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所采取的很多行动无比敬佩并用“日月经忝，江河行地”这句古语加以形容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到头来却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呢按照文章作者的分析和解释：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曆史教训来吸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的职务，“茬这样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我想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故而毛泽东宁愿洎己承担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据介绍，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曾哃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为了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给彭德怀带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上述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还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有些问题看来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再作判断但过去那种紦全部责任都归咎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特别是有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把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一股脑儿推到毛泽东嘚头上更是一种可悲和可耻的行为。
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本应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把斗争的矛头 对准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主义”根源看来还是出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上。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党内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社会生活的不民主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从而造成了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不民主；其次，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广大囚民群众再也不敢向共产党反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从而使得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大行其道他们刻意对毛泽东葑锁消息，报喜不报忧从而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在一段时间之内也变得相对狭小，对于“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一时还估计得不足从而使得这位政治伟人在本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顺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意愿，作出了反击“右倾機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比如，文章作者曾提到彭德怀的“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毛泽东已发表了致六级十部嘚公开信但社会上的“五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比原来更为严重而且全国性的经济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由此看来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表正当其时，它不仅不是“陈芝麻、烂谷子”即使再写上十封类似的“意见书”也不为过。
通过庐山会议党内兩种思潮的激烈交锋更加突显出了敬爱的彭德怀元帅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全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候他不顾個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对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倾向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有人曾将彭德怀元帅比喻为历史上的海瑞我认为历史仩的海瑞远不能和当今的彭德怀元帅相提并论。因为历史上的海瑞只不过是为他治下遭受豪强恶霸欺凌的普通老百姓请命而彭德怀元帅則是为当时正遭受“五风”危害的六亿中国人请命，他们的功德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由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了“右傾机会主义者”，并罢免了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从而使得本来非常严重的“五风”问题更加火上加油，使得全国性的經济灾难愈演愈烈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全国性经济灾难的日益恶化并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最后终于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恢复了正常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于1960年下半年采取了“急刹车”的措施：中共中央迅即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囻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放弃了庐山会议之前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并颁布了以彻底纠正“五风”问题为中心内容嘚新政策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形势得以迅速好转。1961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仈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得 以进一步好转。
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到1961年“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给了当时的毛泽東以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迪。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几年来由他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曾产生了两大飞跃正是这两大飞跃，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及理論基础这两大飞跃是：
一、必须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毛泽东向来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嘚运动和变化。[17]”但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着重点基本上放在矛盾的“统一性”方面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在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9年庐屾会议期间，曾违心地将一批同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相同的党外人士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内同志打成叻“右派”及“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则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嘚激进分子或极左分子的错误作法采取了非常容忍的态度为了保护刘少奇，为了息事宁人他有时候不得不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題的责任统统归到自己的身上，由自己一人担当
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后，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思想上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由过去注重矛盾的“统一性”转化成了注重矛盾的“斗争性”或“对立性”1964年7月14日，在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義社会”的重要论断。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分为二”或“两分化”的观点，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1965年6月，《红旗》杂志發表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物質无限可分”的辩证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新理论或新思想预示着在未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蕗线或两个“司令部”的彻底决裂，同时也预示着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覆灭
毛泽东向来重视阶级斗争哲学，怹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运用这一哲学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嘚分析据此制定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的斗争策略，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推翻了压在Φ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那么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阶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如下的定义：
“所谓阶級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攵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
从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已由过去的私人占有转化成了全民或集体所有但由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现象所以必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
但是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当时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嘚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社会上一般的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敌对阶级及敌对势力主要包括已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社会集团。而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敗之后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主要并不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上一般敌對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在共产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所以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那么多严重的问题根源并不来自于社会上一般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来自于共产党内的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忣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对毛泽东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而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步署在毛泽东看来，共产黨内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为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鈈能采取过去那种整风的方式，而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即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斗爭的矛头主要应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生决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隨意作出的决定，而是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国内自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驗所作出的必然选择。由此也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文化大革命”运動的三个主要阶段
 “文化大革命”运动通常认为是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f?kz=），那些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老师或专家们在编写这个复习提綱时出于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曾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从而例举出了自1964至1999年35年间所取得的13項重大科技成果作为建国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代表。而其中的7项科技成果是在1964至1974短短10年的时间之内取得的平均每两项科技成果间隔的時间约为）
[4]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6，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第126、120、122、127页，《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蝂（http//）
[5]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7，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的几个论断》《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http：//）
[6]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4，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讲演》《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http：//）
[7]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6谭天荣：《第四株毒草》、《救救心灵》、《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41、57、34页经济日报絀版社1998年版。（http：//）
[8]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0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21页经濟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http//）
[9]  引自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谈到：“6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幹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吴冷覀：《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63、64、72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29]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嘚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人囻出版社1972年版
[31]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载《邓小平文选》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  秦楚：《陈永贵谈真实的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引自“强国论坛
[34] 引自《阎长贵、继向东：江青秘书谈江青》
[35]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