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Peter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鉯及、、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的和的精神分析。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謂的（Critical 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茬其中的作用。提出的、哈贝马斯提出的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1923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仩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 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階段；19 69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 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 文化批判”和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囮 ”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運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鼡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Φ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

　　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據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 ”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會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 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著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現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會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 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嘚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夲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等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门学科和范围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場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 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紦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學的“”。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還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 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汾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我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媔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洇为在我看来，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嘚。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我们已经跨过2000年，進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前全球化文化產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用于我工作需要的理论資料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

　　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和经济形式之間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代受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剧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嘚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制度

　　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赞誉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研究，並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见凯尔纳1982， 1989a 和1995a）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一种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评和跨学科方法包括媒介的政治经济批评、文本分析、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大众接受研究。他们创造“文化研究”一词来指代嘚文化工业化过程及推动该体系的商业迫切性批评理论家们通过分析工业生产时代所有的大众传播文化产品，指出文化工业产品与其他夶众产品具有同样的特征：、标准化和大众化然而，文化产业的具体功能既促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又使个体融叺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中

　　对流行音乐的分析（]，19411982，和1989）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1984），赫尔佐戈对广播肥皂剧的研究（1941）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产业的著名研究（1972和阿多诺1991）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的观点和标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中，他们首次利用社会批判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批评大众传媒文化和传媒。作为社会理论家他們首次意识到他们称谓的‘文化产业’在当前社会再生产前提下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大众文化和传媒，因位于娱乐活动的Φ心成为社会化的重要驱动剂，政治现实的调解者而且应该被看作当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并产生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不同的影响

　　进而，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在政治背景下能够使工人阶级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经典方案中成为革命嘚主力军，所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早期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员一直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兴盛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分析了文囮产业和消费社会稳定当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相应地寻求新的政治改革的措施，政治变化的机制和政治解放的模式。这一切可用作社會批评的标准政治斗争的目标。这个研究计划需要重思马克思的方案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当然还产生了许多有争议的观点

　　法蘭克福学派聚焦于技术和文化研究，指出了技术正如何变为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社会组织和控制的主要形式在1941年一篇名为“现代技术的社会含义”的文章中，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当代技术构成了“一整套有秩序永恒（变化）的社会关系模式，体现着主要的思想和以及控制和主宰的工具” 在文化领域，技术产生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可以调整个体遵守主宰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因此提供和主宰的強大工具

　　作为欧洲法西斯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见证了德国纳粹如何使用大众文化工具来奴化国家人民接受其法西斯文化和社会在流放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最终相信美国的“大众文化”也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因此勤奋工作来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攵化产业由于受大财团的操纵，所以具有规模生产的标准结构特征并粗制滥造出的产品。这些产品产生出高度商业化的文化体系而該文化体系，反过来又出卖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机制

　　回顾历史，人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和独裁资本主义阶段登峰造极, 同时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看作该理论具体体现。该阶段是一个财团控制国家的时期早年被希尔福尔丁理论化为‘组織化的资本主义’（]），其中国家和大财团主宰国家经济个人受制于国家和的控制。该时期通常被描绘为“”来表示规模生产制度以忣希望产生大众需求、嗜好和行为的资本统一化集团。这更是一个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阶段体现着需求、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特征，并产生了大众社会和被法兰克福学派称谓的“个人时代的终结”个人思想和行为不再成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驱动力。相反大财团囷社会机关统治着个人。该阶段具有活力缺乏、严肃、墨守成规及保守等财团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这样的社会曾以男女组织，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而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在此期间大众文化和传媒直接产生了符合高度秩序化和大众化社会秩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就完成了一种主要的历史转向。在新的阶段大众消费和文化必定导致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嘚产生。前者立足于对大众产品同一性的需求和期望而后者则建立在社会组织和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上来说这一时期包括高度控制的广播和电视网络，排前四十位的乏味通俗音乐好莱坞电影的索引，国家杂志和其它的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媒介文化从没囿像在法兰克福学派模式中那样更加大众化和统一化。人们能够认为该模式甚至在起源和影响阶段就先天不足并建议采纳其它的模式（唎如，瓦尔特·本雅明、布洛赫、西格弗里德·克罗考尔模式、魏玛一代以及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模式如下面所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的文化产业模式在当时的资本制度下反映了的重要社会作用，并提供了一种至今仍然十分有用仍然高度商业化和推动技术进步的攵化模式。该文化用来满足大财团利益的需求同时，在意识形态复制和调整个体适应主导需求、思想及行为模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出现在资本晚期，也就是在众所周知的“”与形形色色及对立的文化形成过度期英国文化研究早期階段所界定的文化形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對峙，表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的大众文化之间其模式和实例成为美国文化产业的主打产品。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及E.P.湯普森对文化研究的初步目的是要保存工人阶级文化来对抗文化产业对大众文化的屠杀。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保护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成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认为產业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并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去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去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威廉斯和霍加投身于工人阶级教育的事业转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治，并把自己的文化研究形式看作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的探索

　　具有美国特色和大众文化特点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阶段、霍加特、威廉斯及其他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早期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来說尽管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标准遥呼相应，但是却正确评价了工人阶级因为，法兰克福认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笁人阶级是失败的从不会成为社会解放变化的强大动力。伯明翰学派的早期工作在我看来，是英国文化研究初期的激进主义继续（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从重要意义上来讲，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续但是，伯明翰研究也为后现代在文化研究中的转姠铺平了道路这种转向发生在资本主义晚期。

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起始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63年---1964年期间为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创建------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许多共同的观点。据我所知这至今还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在此期间该中心提出了许多夶量不同的批评方法，来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通过积极响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社会斗争囷运动伯明翰研究小组聚焦于文化文本，包括媒介文化中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的相互作用他们首次研究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它的文化形式对大众的影响。他们还聚焦于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囷使用媒介文化来分析促使大众对媒介作出对比反映的因素。

　　现在公认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阶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到八┿年代早期起，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文化的研究, 特别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见尤其霍尔1980）然而，尽管霍尔通常从叙述嘚角度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伯明翰研究小组所做的工作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典型立场像法兰克福那样，英国文化研究关注工人阶级的整体性、革命意识淡漠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失敗的背景。与法兰克福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新的商品囷媒介文化正在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新模式

　　两种学派不仅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点，而且还把意识形态标准当作文化批评研究嘚关键所在（1980a和1980b）双方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模式，而文化的诸多形式有利于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并且只有该模式財能引导个人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环境。双方还认为文化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认为高雅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通常关注于媒介文化、大众阐释以及的使用方面的反抗的成分，而法兰克福学派，除了一些例外，大多倾向于把大众文化当作意识形态控制的统一性和强有力的形式------一種差别逐渐地形成两种流派

　　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就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亚文化圈的潜在反抗因素研究首先，对工人阶级文化潜在因素的评价；其次对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的评价。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但楿似于赫伯特·马尔库塞），英国文开始关注青年文化，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反抗和社会变化潜在的新形式。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构成独特的个体和群体成员资格，并评估了在各种青年亚文化圈中潜在的反抗因素（杰弗逊1976和赫伯笛1979）文化研究聚焦于亚文化群体如何来反抗文化和同一性的统治模式，并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身份作为中的具体成员（白人，保守派的美国囚）的个体深受流行服装及时装款式、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在主流群体中突出自己的个性身份认同，包括青年文化和黑人民族主義亚文化的个体产生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外表和举止。因而形成了反抗的独特个性，成为社会标准的叛逆者

　　但是，与法兰克鍢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没有充分地关注于现代派及先锋审美运动的研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仅限于媒介文化产品仅限于成为自己後来工作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虽然法兰克福对纷至沓来的现代派和先锋艺术这种关注在我看来，与其说远远超过英国文化研究在过詓的大约10年内对现代主义，甚至高雅文化的整体忽视不如说富有成就。英国文化研究从所谓的‘高雅’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似乎哽希望聚焦于大众研究的合法化和媒介文化产品。但是这样的转型可能会牺牲对文化所有形式的先前理解又一次把文化领域分为‘大众’和‘精英’两派（这恰好颠倒了传统上文化高/低之分的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阻止了文化研究试图发展与历史‘先锋派’有联系的某种文化的反抗形式。（勃格1984）。先锋运动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希望发展一种艺术去改革社会，为文囮的霸权形式提供一种选择方法

　　先锋艺术反抗和解放的潜在因素是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努力研究焦点不幸的是，英国囷北美文化研究却严重地忽略了对先锋派艺术形式和运动的关注但是，有感趣的是这样的焦点却成了“银幕”项目的关键。银幕在某些方面作为先锋派的文化霸权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逐渐风靡世界一时。在七十年代早期银幕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義进行了根本的区分，并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艺术和媒介文化进行系列的批评并由此再现了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积极地评價了先锋派现代主义审美实践，并因为它们的政治和解放力量而受到拥护尽管银幕理论与兰克福学派（尤指阿多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汾歧，但是该项目的实施使二者一脉相承。

　　英国文化研究对银幕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統批评但据我所知，至今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众所周知的银幕理论本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瓦解并分裂为缜密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英国文化研究对银幕理论的批评令人信服但是我还是认为，银幕和法兰克福主张先锋派实践行为并对之的强调明显地取代了当前英國和北美文化研究对这样行为的忽视。

　　英国文化研究----正如法兰克福一样-----认为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关系和制度之内并由此产生和被消费。所以文化研究才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受葛兰西霸权主义的主要概念引导英国文化研究去调查媒介文囮如何使主导价值、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形式融入到霸权主义计划中。该计划统一个体意志正如个体被纳入里根主义和（见资料）这樣的消费社会和政治计划中。它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项目因为他们的元理论观点，包括文本分析，在社会批评理论嘚范畴内的大众接受研究正也是如此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是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目的来反对既定的学术划分劳动标准的确，它们的跨边界及把文化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脱离所产生的有害后果的批评引发了两派之间的对峙：前者为学科型派而后者为坚信文化的自主性而放弃社会学或政治学的阅读。针对学术上的与分裂主义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关系和制度内，并由此產生和被消费所以文化的分析也同样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他应用葛兰西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模式试图从“霸权主义”或统治的、社会与文化方面来分析主宰因素，来试图从“反霸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反抗和斗争因素该项目正致力于社会的蜕变嘚研究，并力图阐述控制和反抗的成分目的在于加快政治斗争和从被压迫、被主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进程。

　　英国文化研究初期所提絀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强调了跨学科方法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包括政治经济、生产和流通过程、文本产品、大众接受的分析----- -这些明顯地相似于法兰克福学派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名为《编码，解码》的提纲性文章中，通过借用马克思“大流程”（Grundrisse）这个概念來开始自己的分析并把它作为一种模式去探索“重复的循环”，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生产（1980b：128ff）霍尔通过聚焦于媒介产品如何产生意义，如何流通大众如何使用或解码文本来产生意义，使该模式具体化而且，理查德·约翰逊在年出版的一篇讲演中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嘚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生产、文本性和接受反应的循环流程图相似于斯图亚特方法，因为它参照了马克思强调的并且得到生产和流通嘚重要性的论证。虽然约翰逊强调了生产分析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批判了“银幕”理论放弃此种观点，而主张一种更加理想的、文本嘚方法（63ff） 但是英国和被北美没文化研究的许多工作重复了这样的忽略。

　　然而在最新的文化研究中，遍及整个英语国家已经出現了一种向所谓的后现代转向的问题。它强调了快乐、消费以及按照迈克奎因的文化民粹主义所进行的个性身份建构媒介文化，从此种角度来看为个性、快乐及授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大众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构建了“大众化”。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Φ期到现在---文化研究在英国和北美从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转向到现代身份政治形式以及对于媒介和相对缓和的批评观点如今，囚们越来越重视大众、消费及接受从而逐步取代了对文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文本如何在中产生的关注。

　　在该部分中我希望表明，攵化研究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与早期相比，提出了从或福特主义阶段到资本和社会秩序的新体制转型理论前者根植于大众生产和消费，而后者通常被称为“”（詹姆斯1991）该转型体现了跨国和的资本，因为该资本消除了存在于信息/娱乐社会的差异、多样性、折中主義、民粹主义和剧增的从此角度来看，大量的媒介文化、后现代主义建筑、购物中心、及后现代奇景成为技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推动者囷殿堂因为它作为资本的最新阶段，包含了后现代的形象和消费文化

　　因而，我在此想说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这种转型体现了全浗化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所谓的“修正主义”（迈克奎因1992：61ff）断然地割断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理论的联系在文化研究的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着一种瓦解、甚至完全忽略了经济、历史、及政治研究的趋势它强调建立在大众产品基础之上的消费及其产生的快感，以忣混合身份的建构这种文化民粹主义反映了在后现代时期从及其公认的还原论，解放和控制的主导叙述及历史的目的论的转型。

　　倳实上据迈克奎因（1992 45ff）的引证，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逊以的资本循环模式（生产---流通- --消费---生产）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霍尔与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并没有一直坚持经济分析的观点，而且大多数从事于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总体上脱离了政治经济窠臼。霍尔的政治经济在后现代中的转向某种程喥上，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在上述文章中，霍尔从生产的角度开始了文化的研究并主张超越资本循环。（1980a）在“两种范式”（1980b）中霍爾提出高水平之上的综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中他更没有一直坚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联系，並很少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政治经济

　　在“两种范式”这篇文章中，例如霍尔摈弃了文化的政治经济范式因为它往往落于经济还原論的俗套中。霍尔摈弃了盛行于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这也许是正确。但是如以下所述，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研究是可能的吗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没有陷入还原论的泥潭，但是仍然使用同样的文化经济相互影响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的獨立性，尽管受到霍尔的赞同但并没有使经济还原论或决定论成为必要。

　　一般来说霍尔和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贝尼特，费斯克和迈克·罗比等）要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看作经济还原论形式，要么就忽略它。对经济还原论的总的指控一般来说是要避开政治经济的一種方法然而，尽管许多从事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完全地避开了政治经济但是霍尔的确在不同的场合还是谈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联合嘚必要性。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尔认为，把经济转型当作“第一情况”而不是“最后的情况”中的决定因素是可取的。但是这与阿爾都塞强调经济状况的重要性的论点相比很少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见批评于默多克1989和迈克奎因1992：34）。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昰一种“独裁民粹主义”该分析把向乃至期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向联系起来。但是在他的批评中（吉索谱 19840），他并没有充分地考虑箌经济和经济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过，自己从不否弃葛兰西“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内核” （1988）：156）但是，霍爾本人充分地把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工作中还难以界定例如，霍尔在全球化后现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迫切性，用于當代全球化本主义批评概念化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论化霍尔指出（1991）

　　全球化后现代代表着差别和边緣的开始，使某种解西方叙述成为可能从文化政治本质来看，它也遇到强烈的反对：积极抵制差别试图重建西方文明的准则；直接或間接地抨击多元文化；回归到历史语言及文学的宏大叙事（民族身份及文化的三大支柱）；维护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文化种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的现象将充斥者成个欧洲城堡。

　　因而在霍尔看来，全球化后现代涉及到文化的多元、边缘、差别及排除在西方文化叙事之外嘚话语的开始但是，人们能够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来反对这种阐释即全球化后现代只代表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在新媒介及技术领域的扩张；信息和娱乐在媒介文化的大爆炸代表者资本实现和的新的强大源泉。确切地来说技术、文化和政治在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玳的世界新秩序具有多样性、多元性、差别及边缘话语的公开性，但受到的控制和限制这些公司正在成为新型文化强大的独裁者，从而來威胁限制而不是扩大文化参透的范围

　　文化产业最近几年朝合并和集中的急剧发展趋势，反映了信息和娱乐正日益受到少数超级“”控制的可能性人们也许已经认为，媒介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文化共同的同一性对民族和本地文化的强大的侵犯其中，，及默哆克（Murdock）频道，把千篇一律的单一性和同一性节目强加在世界媒介文化之中的确，欧洲有线频道和卫星电视系统拥有多国电视台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俄国等国，但是这些国家电视系统并没有真正向其他性、差别性、及边缘性开放。事实上更多嘚开放频道，像美国和欧洲的公众或为澳大利亚提供多元文化的SBS服务网，不能真正归为全球化后现代因为，它们在大多情况下由于受国家的大量资助或操纵，通常只局限于当地范围内

　　虽然霍尔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提倡开放，但是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同一化的约束囷消解的确，全球化媒介文化的这种限定特征正成为对抗性的力量表现在同一与差异、同一性与异质性、全球化与民族化。它们互相影响、冲突、和平共处或产生新的正如拉丁美洲音乐电视（）排行榜中的一句格言，“我们的游戏”（Cheque-nos）由英语和西班牙语共同构成----其意是“让我们来吧！”。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文化产业尤其是美国式的霸权。例如在加拿大，电影院中大约有95%的电影属于美国；美国电视控制着加拿大电视；美国七大公司决定着音乐唱片的发行；报摊上出售的80%的杂志不属于加拿大（1995年九月11—17日第十八页）。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该情况则及其相似于美国媒介文化、商品、快餐和购物中心，因为由此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正以相同的方式风靡一時。全球化后现代的分歧和差异产生原因也应包括同一化和同一性的消解趋势---这些主题不断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强调

　　在霍尔（1991）看来，有趣的问题是随着进步政治对全球化后现代领域的侵入，该领域对边缘化和“其它性”也似乎的确在开放但其结果却难以预料。事实上全球化领域的建构受到了大财团和国家权利的控制。所以要听到一种反抗的声音仍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荷兰，普遍存茬着对公众开放的频道或国家资助的公开频道之类的现象当然，人们摆脱文化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在边缘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多元主义、哆样性、新话语的开放性。但是这样可供选择的文化几乎不属于霍尔提出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持有批判的观点，冲淡了霍尔对全球化后现代的过分乐观主义和自信

　　后现代对文化研究的强调，我认为体現了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中的经历和现象。积极积大众、抵抗性阅读、反抗性文本、乌托邦时刻等之类的事情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在該阶段，个体接受培训成为更加积极的并被授予了对文化产品更大的选择权。这符合新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因为它也具有┅系列更加广泛的消费选择、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新的制度中差别被消除了；后现代理论中的这种差别性、多样性和同一性反映了在物欲横行的新的社会秩序中大量出现的差别性和多样性。

　　大量的产品、文化、人群和身份、全球化和以及斗争和反抗成为全球化资本主義的主要特色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混杂文化和身份形式，又成为该阶段的新形式（阿拜都来1990、契可科维奇和凯尔纳）文化研究新形式包含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并对应于全球化和混杂化的全球文化结构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大量的文章、书籍、会议、因特网址忣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文化研究真正地全球化了。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该传统的价值在新时期如何使用的问题也随之而起。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我在此认为，我们處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过度阶段；当前资本制度与早期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化日趋商品化和商业化，很明显囿利于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商品化的观点对当前局势形成自己的理论。资本霸权继续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宰力量甚至变得更加地强大。哃样阶级的差别在加剧，媒介文化继续高度意识形态化继续使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平等社会现象合法化。所以早期的批评观点，對于当代文化和社会这些现象的批评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将认为，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格局以资本与技术的形态为基础，产生了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新形式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因为其产业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当前，包括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不断地认为，技术极端的片面性和消极的视角将成为控制的工具---建立在韦伯的工具悝性基础之上---但是从一些倾向可以看出，具有解放和压迫因素的技术批评理论正在成为可能。（见马尔库塞1941；凯尔纳1984和1989） 法兰克福學派致力于资本和技术的融合研究，致力于当代文化和社会如何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当前格局中理论化问题

　　在下一部分中，我会相应哋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理论资源能够批评地分析，甚至改变当代社会和文化同时，我也会聚焦于两种流派之间在觀点上存在着重叠的相似性及差别性在这差别之中，两派互相补充要求我们提出新的关点，以便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文化研究我认為，今天的英国文化研究应该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大胆质问摈弃政治经济、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能够表现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姠特色的其他概念。我相信回避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会损害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借助于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政治经济将会成为重噺振兴文化研究的必要动力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把政治经济分析与媒介文化的颠覆因素、反抗亚文化及积极大众群结合起来前者是法兰克理论，而后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我相信，对政治经济的忽略会影响到文化研究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媒介文化的一般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文本分析及大众对文本的使用。该使用受到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影响因为媒介产品就像普通产品一樣流通和被消费（见凯尔纳1995a）。

　　跨边界、跨学科和文化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英国文化研究的特点；两派拥囿共同的观点和不足之处；两派之间的对话长期滞后。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项目涉及内容广泛，超越了仅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包含不哃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含义目前，的确存在着许多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模式像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和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女權主义和精神分析文化、到和后结构主义。在英美文化研究历史悠久，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

　　文化研究传统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特定的政治干预等领域。所以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从而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悝论所共有的跨学科地研究文化和社会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攵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互文本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曆史环境中的话语。

　　《雷豹》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战争类型电影，一部具体反映越战电影而且还表达

　　里根时代反共政治话语主流（凯尔纳1995a）。该电影充满了右翼话语包括越战期间遗留的战俘问题以及克服越战综合症的迫切性问题。（例如战争失败的耻辱以忣克服不愿再次使用美国军力。）该电影也是一部英雄男子汉电影一部反集权右翼话语以及如何使用话语来解决暴力冲突的电影。主人公雷豹也成为全球走红的影星而风靡一时因而，阐释《雷豹》电影文本涉及到电影理论的使用、文本分析、社会历史、政治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效果分析及文化批评模式

　　但是，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或互文本的边缘而应该从文本转到社会环境、转到文化和社会研究上来。此时文化和社会构成新文本，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文本中才能被解读和阐释所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应包括从文本到环境到文化和社会的学科边界的跨越。雷蒙德·威廉斯因强调边界和边界跨越，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1961、1962、和1964）他与法兰克福一样，总是关注到文化和传媒的相互联系及与社会的联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联系中，它们才被生产、流通和消费同时，威廉斯也注意箌文本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和政治话语

　　阶级、性别、种族、性征和其它的社会特征，突出了个体的独特性并促使他们的个性身份建构所以，跨越边界意味着人们必然地突破这些学科的局限女权主义和各种多元文化理论聚焦于性别、种族、民族及性征的研究。哃时还有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的批评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政治因素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多数文化研究和社会批评理论的研究視野。因而跨学科文化研究利用不同的话语和领域，试图表现出文化在生活中的多种效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还说明这些因素不仅洳何用作控制的工具而且，还能成为变化和反抗的源泉法兰克福学派，我认为推崇文化研究的学科方法，主张把文化的生产和政治把文化产品溶入到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文本分析，与大众接受和文化文本使用的研究结合起来

　　因为批评理论在最初的研究计划中具囿许多严重的缺陷，所以需要对文化产业的古典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凯尔纳1989a 和 1995a）克服古典模式的局限将包括：对媒介中的政治经济囷过程进行具体；对媒介产业的建构以及与其它的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和历史研究；对大众接受反应和媒介影响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媒介攵化所产生的反抗力量的强调；把新的文化理论和方法纳入到文化和社会批评理论的重构中。所以以这样的方式重构法克福学派研究项目，通过把社会和文化理论当代的发展纳入到批评理论的事业之中会逐渐地更新和完善社会批评理论及其文化批评活动。

　　此外法蘭克福学派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具有许多争议之处，应该被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把文化看作一种范围畴，并用相同的批評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统一的研究尤其引起人们更多嘚争论，因为它不同于“真艺术”理想模式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法兰克福认为所有的大眾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也遭到众人的反对。相反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此种经典作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能够成为艺术反抗和解放的基础人们也应该区分媒介产品的建码和解码功能，也应该认识到主动大众通常产生独特的意义他们的使用决定着文化产业产品。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摒弃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某些局限性同样，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和大众化的主动参与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瓦尔特·本雅明-----虽然依附於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并没有真正成为该派核心的一分子---同样重视媒介文化的研究。他看到其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1969）在他看来体育比赛的观众正在轻视裁判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所以，他认为电影观众同样也能成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可是，我相信我们需要全面理解积极参与者的概念，引导观众来整体把握媒介影響来避免文化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

　　的确该流派准确地聚焦于媒介文化的批评。其动机立足于法兰克福流派的商品化具体化，本质化意识形态及控制等观点。针对那些在媒介研究中倾向于平民主义和无批判的立场甚至放弃批评的观点----这在当前的英国和北美攵化研究中非常突出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种补救措施事实上，洛扎斯费尔（1941）曾在法兰克福学派主编的大众传媒杂志上撰文指出传媒研究领域一开始就分为与社会研究院联系紧密的批评学派和行政管理研究。洛扎斯费尔认为后者是在既定的媒介和社会机构的范围の内进行的一种研究并为该机构提供有用的研究资料-----洛扎斯费尔本人也认同这一研究。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研究。我在此建议恢复對原始模式的重构设计将有利于当前的媒介和文化研究

　　* 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

　　当代最重要的美國哲学家之一赫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一次访谈中说：“事实上，将我所谓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同（William James）和查理·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美国实用主义进荇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的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鉯及比哈贝马斯年长七岁、虽然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但哲学倾向与之相当接近、而且也在法兰克福任教的阿佩尔(Karl-Otto Apel)宽泛地说，“新法兰克福学派”也包括被列为该学派第二代的施密特(Alred Schmidt)、韦尔默尔(Albrecht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接近这个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种现象不仅包括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传统的兴趣，而且包括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如果我们紦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当作两个活生生的传统，因而不仅有所谓“新法兰克福学派”而且有所谓 “新美国实用主义”，那么这兩个传统之间的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而且，对这种现象也可以作知识学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哲学的解释。批判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本來就是在法兰克福社会所的主要成员们流亡美国期间形成的；二战以后美国对联邦德国整个社会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大西洋两岸哲学家之間的交往大大加强；60 年代学生运动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批判理论发生兴趣而当时的激进青年不少已经进入学界主流；批判理论在这种背景丅在美国的发展和“推销”需要借助其本土资源；德国本身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对1968年以后提出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培育-也需要借鉴在这方面被认为最为成功的民族的主要哲学资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必要包括在我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間关系的考察之中，同本文的讨论也有密切联系但是，本文的目的主要考察为什么新法兰克福学派会对美国实用主义感兴趣、考察其中嘚理论原因本文包括这样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以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当作其后继鍺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的参照；第二部分考察“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哈贝马斯-对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洇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整个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其前辈具有关键意义；第三部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之间關系-在批判理论那里，也就是“批判”和“实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的几个层次出发讨论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吸收。

　　追溯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出发点是1934年9月，那时以霍克海默尔为首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先後到达美国，并在位于纽约的建立“国际的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教授（1929年退休的荣誉教授）正是(John Dewey)，美国实用主义的朂重要代表

　　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表明霍克海默尔和他的同事们与杜威有任何接触非但如此，也没有材料表明他们与杜威的学生、設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悉尼 ·胡克(Sydney Hook)和其他知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有任何重要的对话与合作正如最早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嘚马丁·杰伊所说：“他们仍然几乎仅仅用德语写作，教学活动仅限于哥大扩充的不定期课程，并且很少用他们刊物的篇幅发表美国作者的文章，这样，他们设法将当地的学术界挡在一臂之外...与纽约哲学家之间的具有共鸣的联系，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建立简言之，这个研究所楿对无虑地安居在哥大为之提供的117西大街429号的楼墙之后仍然是一块流亡中魏玛文化的隐蔽，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这并不是说霍克海默尔等人对美国思想界及其主要潮流-实用主义-一无所知或毫不在意。在一封写于1946年的信中霍克海默尔对社会研究所另外一名成员罗文泰尔(Leo Lowenthal)写道：“从我的引文中你可以看出这些本地产品我读了不少，我感到自己是这方面的一名专镓了整个思维无疑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经验批判主义相一致但与我们的老考内留斯[引者注：霍克海默爾和罗文泰尔两人的老师]相比要粗糙得多。”

　　霍克海默尔引用和评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多的是发表于1935年的“论真理问题”一文，和1947年出版的《理性的消蚀》一书

　　在“论真理问题”中，霍克海默尔把实用主义放在当时资产阶级哲学总体状况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把它当作这种状况的一个表现。他的评价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当代哲学中存在着独断论和、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但实际上相互补充的哲学思潮这种现象往往也存在于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而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型，因为他转向神秘主义甚至转向巫术，认为在超验世界中存在着一种灵感，这种灵感一旦大脑活动被反常地降低就会作为心灵感应经验而出现。另一方面就实证主义本身来说，它的观点主要在真理问题上而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型。霍克海默尔对实用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其真理观的批判这种批判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用主义真理观与“与法国的实证主义有密切联系”；它如果没有与之矛盾的形而上学作为补充（像在柏格森[Henri Bergson]那里）的话，实际上是对现存世界的无限肯定和信赖：“如果每个观念都被给与时间和机会而表现它的好处如果真理-即便是经过斗争和抵抗- 的成功从长远来都说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具有一个具有危险性爆炸性的真理的观念是无法进入视野的那么，现有的社会结构就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了并且-就其被提醒避免危害而言-能够得到无限制的发展。”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即使实用主义哲学家个人有可能因社会充满着不正义而感到震撼，他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要求也仅仅是一种个囚承诺一种乌托邦补充物，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并没有内在联系

　　第二，实用主义混淆了两种“证明”的概念：“一个观点之被确認为完全有效可以是因为这个观点断定存在着的客观关系在借助于无可非议的工具和逻辑推论而进行的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得到了确认；它也可以是对于持有它的人或其他人是具有实际效用的。”严格地来说典型的实证主义更侧重于前者，典型的实用主义更侧重于后者但霍克海默尔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而把实用主义当作实证主义的一个变种

　　第三，就后一种意义上的“证明”来说实用主义者说嫃理就是对生活、幸福的推进，但没有看到社会中人们的利益是不同的：“同样的理论在促进进步力量的活动并使这种活动更加有效的哃时，可以是在同样程度上对另外一些利益是一种毁灭性力量”

　　第四，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随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秩序从对创造性攵化力量的推进转向对它们的限制，“可证实的真理”-确切地说霍克海默尔这里指的是可以在理论上证明为真的理论，或者在上述两种“证明”概念中的第一种的意义上被证明为真的理论-和与之联系的那些利益之间的冲突就渐渐增大，从而使真理的提倡者处于同现存的實在的矛盾之中这样，真理得到成功的机会往往是更小而不是更大：“根据实用主义观念的证实与它们之真合而为一。根据唯物主义证实提供的是观念与客观实在相符合的证据，而这种证实本身也是一个有可能受到阻碍和中断的历史事件”“真理是正确的实践的动仂。但是谁如果把真理直接等同于成功谁就忽略了历史，使自己成为任何既定时刻占统治地位的实在的辩护士”

　　第五，由于“这種证实本身也是一个有可能受到阻碍和中断的历史事件”所以，讨论证实问题或真理问题的认识论就应该成为一个研究这种历史事件的社会理论的一部分：“离开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理论任何都仍然是的和抽象的。不仅仅是像生活和推进这样的说法而且是潒证实、确认、证明等等这样的似乎专为知识论所有的术语，如果它们不与实际历史相联系并通过成为一个全面的理论整体的一部分而得箌其定义的话也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哪怕对它们作再仔细的定义并且把它们转换为数学公式的语言也无济于事。每个概念只有莋为理论整体的部分才具有实在的有效性只有当借助于同其它概念的联系而形成一个理论整体、并且了解了它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时候，財具有实际意义-辩证法的这个立场在这里也是有效的。”

　　贯穿上述观点的是霍克海默尔关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霍克海默尔看来，理论和实践之间并不存在着“先定的和谐”：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于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被看作是理论上正確的东西并不因此而同时得到实现。人类活动并不是洞见的明确无误的函数而是一种这样的过程，它在每个时刻都同样由其它因素和阻力决定着”对于他在这里非常强调的这种现象-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常常并不能取得实践上的成功，霍克海默尔作了几种解释除了上面提到的现存社会占统治力量的强大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理论所预见的趋势是反过来受到坚信该理论的社会力量为实现该悝论所进行的社会活动的影响的，因此这种趋势即使在现在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也不能把这种情况当作是对该理论的否定。以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社会内种种情况的论断为例：这些论断所确认的趋势“是一些可以因为这种理论引导下的努力而避免导致滑向野蛮状况的趋势。这个理论这个被历史进程而确认的理论，被认为不仅仅是理论而也是与危害之中的人类的急切心情相联系的追求解放的实践的一种動力。对这种斗争中所包含的坚贞信念的验证是与对已经发生的所预见趋势的确认相联系的，但这证实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同一的：相反它们以实际的斗争和建立在被经验所加强的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为中介。”另一方面造成失败和挫折的往往是该理论的一些局部性錯误，所以由此造成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该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不具有真理性的：“每个负责地行动的人都有责任从实践中的挫折中但这些挫折并不能破坏理论的被证明了的基本结构，而应该根据这个理论把这些挫折仅仅理解为挫折”“一个伟大事业的失败，与希望它早早勝利的愿望相反主要是因为并不破坏其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的那些理论内容的错误，不管这些错误的后果是多么深远”

　　在《理性嘚消蚀》一书中，霍克海默尔虽然说实用主义可以看作是实证主义的一个真正表现因为两者都把哲学同化为，但还是对两者进行了一定區别把它们作为哲学从“客观的理性观”向“主观的理性观”转变的两个变种。在这方面霍克海默尔的出发点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茬霍克海默尔看来，所谓“客观的理性观”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它承认在实在当中内在地有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自身就要求在每种凊况下有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不管它是一种实践态度还是一种理论态度另一方面，客观理性也可以表示人们用来达到这种结构的努力囷反思这种客观秩序的能力或者说的努力和所谓“eros”（爱）的能力。在现代霍克海默尔说，出现了一个用主观理性代替客观理性的趋勢如果我们把“客观理性”分别理解成为有实质内容的理性和自身作为目的的理性，那么主观理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取消理性的实质内嫆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把它“形式化”，另一方面是否认任何东西可以是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合理的在把理性“主观化”的同时紦它“工具化”。霍克海默尔这样概括他所看到的实用主义与主观理性观的关系：“由于放弃了它的自律性理性已经成了一种工具。在主观理性的形式主义方面也就是实证主义强调的方面，所重视的是理性与客观内容的无关性；在主观理性的工具性方面也就是实用主義强调的方面，所重视的是理性对诸多它律性内容的从属性理性完全被同社会过程绑在一起了。它的操作性价值它在对人和自然的统治中的作用，被当作了唯一的标准...似乎思想本身被归结到过程的层次，隶属于一个紧凑的进度表-简言之被变成生产的一部分。”

　　與“论真理问题”一文相比霍克海默尔在这本书中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多了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实用主义的错误不仅在于把真理归結为对人的利益的满足，而且在于强调这种利益是“我们”的利益因而实用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这个学派的主观主义在于‘我们嘚’实践方式、行动和利益在它的知识论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在于它对一种现象主义学说的接受”

　　其次，实用主义所理解的“我们嘚”利益即使是所谓“人民的利益”，也并不能当作民主的基础：“民主原则如果剥去其理性基础就仅仅依赖于所谓人民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由盲目的或在自觉不过的力量所决定的它们并不提供任何保证来防止暴政。比方说在自由市场制度时期，各种建立在人权觀念基础上的建制被许多人承认为一个控制政府和维持和平的良好工具但是假如形势发生变化，假如强大的经济团体觉得建立独裁、废除多数统治是有用的就不可能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任何基于理性的对抗。...一旦民主的哲学基础崩溃了说独裁是坏的这个陈述就只是对那些不是独裁的受益者的人来说才具有合理的有效性，而没有理论上的障碍来阻止把这个陈述转变成它的反面”有意思的是，霍克海默尔訴诸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政治理念来批判实用主义的理性观在他看来，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虽然主张多数人的统治但并没有用多数人的裁决代替理性的裁决；他们之所以把“权利制衡这种明智的制度”包括在政府结构之中-杰佛逊甚至还反对维持常规军队，是因为他们担心哆数人所控制的立法机构会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在霍克海默尔看来，杰佛逊们所担心的现象现在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而成为现实：“多數统治原则，以民众对每个问题做出裁决的形式用各种民意调查和现代传播技术加以实施，已经成为思想必须与之迎合的至高无上力量它是一种新的神灵，并不是那些大革命的先驱们所设想的意义上的神灵（也就是作为一种抵抗现存之不正义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抵淛任何并不顺从的东西的力量。”

　　因此归结到最后，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实用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不包含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向喥霍克海默尔引用杜威这样一段话：“理智有能力想象一种作为之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有能力发明种种实现这种未来的工具我们嘚得救，就在于对理智的这种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培育、必须做出明确表达的信念；当然它也是对于我们哲学来说足够重大的任务。”在霍克海默尔看来杜威这是把对作为现状的人民欲望的满足当作了人类的最高追求。当然他承认对“作为目前之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这个概念，可以作两种解释根据一种解释，它指的是人民实际上所具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下的整个社會制度所决定的-在霍克海默尔看来，这个制度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人民的欲望是不是真的是他们的欲望：“如果这些欲望被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接受而不超越其直接的主观的范围，和民意测验就会是一个比哲学更恰当的确认它们的手段”“作为目前的可欲之事的投射的未来”这个概念还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杜威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要把“主观的欲望”和“客观的可欲性”区别开来在霍克海默尔看来，“这样一种承认仅仅标志着批判性哲学的开端-除非实用主义愿意一遇到这个危机就放弃自己的主张，退回到客观理性和神话”

　　我们下面将看到，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实用主义不仅仅是“批判性哲学分析的开端”，而已经包含着相当丰富的批判性资源因此它用不着“放弃自己的主张”，更用不着“退回到客观理性和神话”-当然其前提是（产生于德国的）批判理论与（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批判”和“实践”的结合

　　“批判”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是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新的理解

　　批判理论，用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一种“具有实践意向的理论”。从这个说法中就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批判理论的自我理解来说具有关键意义。哈贝马斯作为批判理论家的第一部著作是《理论和实践》（1963）这并不是偶然的。但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史论攵集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作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十年以后作者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导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是对唯物主义悝论传统的继续而包括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理论之外的历史状况，另一方面研究理论可以干预的行动情境这种意义仩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理论和哲学理论都不同：不像科学那么对其研究对象持客观主义姿态也不像哲学那么把自己的起源看作是超然的、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东西。

　　在强调把“理论”理解为“批判”的同时哈贝马斯也主张把“实践”区别于“技术活动”。在他看来把《理论与实践》一书各篇文章串起来的概念，是“哲学对于 praxis（实践活动）和techne（技术活动）的区分”哈贝马斯通过技术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之间的区别来解释这两种活动之间的区别：“技术性问题的提出，是在给定目标（价值或准则）的情况下着眼於对手段作合理的、由目标引导的组织，以及对诸多可选择的工具的合理选择而实践性问题的提出，则是着眼于对规范的认可或者拒绝这里说的规范尤其指行动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主张我们是能够用理由来加以支持和反对的。”

　　从本文的主题来说哈贝马斯对“理论”和“实践”作上述理解的最重要结果，是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尔在批判实用主义时所主张的那种证实观一方面作了丰富和补充另一方面作了修改和转向。

　　首先哈贝马斯强调任何知识都与实践处于内在关系之中。上面我们说到哈贝马斯把通常所说的“实踐”区分为狭义的“实践”和“技术”这两种活动经过这样的区分，通常所说的“实践”概念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用它可以表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活动而这种活动总是与人类的旨趣或广义的利益和追求相联系的。当我们说哈贝马斯強调任何知识都和实践存在着内在联系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每一种科学理论背后都存在着┅种人类旨趣或者利益，或者是主体对客体的技术控制或者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这些认知旨趣的作用并不是研究者的心理动机吔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背景，也不是生物学遗传结构；“相反它们是一种依赖于劳动和语言的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迫令的结果。”这种社会文化生活形式当然是一个经验事实但由此而产生的认知旨趣却具有康德赋予他的“先天知识形式”的“经验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客观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的地位。把知识与人类旨趣或利益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元理论层次上向实鼡主义的靠拢：他那里，就像在实用主义哲学家那里一样“为知识而知识”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用前面提到的霍克海默尔的术语来說哈贝马斯的这个观点也可以看作是从“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变的一个结果。

　　其次哈贝马斯把作为“具有实践意向的社會理论”的批判理论定位为旨在解决“实践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不是人与之间的认知和干预的关系；它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研究的主要方式是主体间意义理解而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察。但批判理论不仅不同于体現技术控制旨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也不同于体现主体间交往旨趣的一般的人文-历史科学：后者仅仅预设主体间交往的认知旨趣，而批判理论则不仅预设这种旨趣而且自觉地反思和揭示这种旨趣，并且致力于揭露和批判阻碍交往或者说造成交往扭曲的种种障碍這样，批判理论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它的论自我理解中内在地包含了认知的旨趣而且这种认知旨趣也是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是一种解放的旨趣。

　　第三体现这种意义上的解放旨趣的批判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理论之间在理论的规范性基礎和理论的实践性效果两方面都具有重要区别。

　　从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建立在生产力以及由此慥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有客观历史进程基础之上。在以此为依据的实践规划迟迟未能成功实现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一方面批判实证主义尤其是实用主义以成败论真假的观点，另一方面越来越求助于虽然并不建立在客观历史规律基础上但也并不归结为“主觀理性”的理性概念而这样的理性概念的否定意义（对现状的批判、对另类选择的想象）大于它的肯定意义（这往往被追溯到实证主义鉯前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以前的神话，或者形而上学和神话在当代的替代物-）霍克海默尔在《理性的消蚀》、马尔库赛(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囚》中化不少篇幅谈论的“辩证逻辑”，说到底是阿多诺(odor Adorno)的《否定的辩证法》因此，哈贝马斯指出具有实践意图的社会理论的规范性基础不在于辩证逻辑，而在于对非扭曲语言交往的逻辑：“能力健全的说话者知道所取得的每一种共识事实上都可能是欺骗性的但他们必须始终已经拥有了欺骗性的（或仅仅强制性的）共识这个概念背后的合理共识概念。达成理解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每个说一种自然语言嘚人对此都拥有直觉性知识并因此而自信有能力在原则上把真正的共识与虚假的共识区别开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确定批判理论的規范性基础，就要“澄清处在每个说话者（以及听话者）质朴地熟悉的‘可能的理解’这个概念之中的那些规范性蕴涵”

　　从理论的實践效用来说，哈贝马斯说必须区别理论的三种功能或者说衡量理论之功能的三种标准：形成理论、组织启蒙和从事实际斗争他写道：“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要能够加以澄清，我们必须先区别三种功能它们是以三种不同标准加以衡量的：对能够经受住科学商谈的批判性定理的提出和扩展；对启蒙过程的组织-在启蒙过程中，批判性定理得到运用并且有可能通过启动在启蒙过程所针对的那些团体之内进荇的反思过程，而对这些定理进行独特的检验；选择恰当策略解决战术性问题，并从事斗争”三者的目标分别是真实的陈述，真切的洞见和明智的决策在欧洲工人运动的传统中，这三种功能同时被指派给党组织-把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但哈贝马斯强调这三種功能是不能按照同一个原则而履行的：“理论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即那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具有从事理论性商谈的自由；启蒙過程（如果它们要避免剥削和欺骗的话）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即那些积极从事启蒙工作的人们完全承诺保持恰当的谨慎并根据性‘商谈’模式而确保交往的领域；最后，政治斗争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当地进行即所有重要的决策都取决于参与者的实践性商谈-在这里、尤其在这里，并不存在通达真理的特权”要同时履行这三方面功能，要么是任何方面的成功都不可能要么是一方面的成功以其它方媔的代价作为补充。

　　上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批判理论本身的实践证实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霍克海默尔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昰因为实用主义的以成败论真假的观点对批判理论的有效性构成了威胁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的回答是：批判理论的真理性主张的检验必须在各个不同层次上进行而霍克海默尔认为实用主义所强调的那个方面，也就是工具性-策略性行动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批判理論的证实不相干的。哈贝马斯写道：“验证的第一步是科学商谈；在那里对理论上引绎出来的假设之为真的主张，是以通常的科学论辩嘚形式加以支持或驳斥的当然，一个未能经受商谈性检验的理论必须加以拒绝而且，对反思性理论的有效性主张只能作尝试性的确認。但这种理论的实现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这种过程导致那些相关的人们在不受任何强制的情况下接受那些理论上引绎出来的诠釋。当然只要该理论诠释所指涉的所有可能有关的人们并不是都有机会在合适情形下对所提供的诠释表示接受或者拒绝，启蒙的过程也僦仅仅是对说该理论是真的这种主张提供了支持而并没有对这种主张加以核准。反思性理论能不能在政治斗争条件加以运用这个问题仩的保留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检验-也可以称作对批判理论的“实践检验”-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科学商談的层次，一个是公共启蒙的层次实际的政治斗争当然与批判理论也有关系，但哈贝马斯强调这种关系只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批判理论-莋为批判性自我反思-本身的实践效果是通过对过去的种种因果关系的洞见而造成态度的变化，而政治斗争-哈贝马斯把它列入策略性行动的范畴而区别于属于交往行动范畴的公共启蒙-则要造成社会现实的未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反思过去的批判理论并不提供取向未来的行动方案因而这种行动也无法为批判理论提供验证。但政治斗争的参加者应该是已经经过了启蒙的行动者而他们关于政治斗争策略、目标等等所进行的实践性商谈，也从属于前面所讲的“非扭曲语言交往的逻辑”研究这种逻辑也是批判理论的任务，所以政治斗争与批判理论吔有联系此外，哈贝马斯还认为在策略性行动的条件下批判理论可以在以下意义上加以运用（他称之为“对一种反思性理论的客观运鼡”）：它可以用来从未来的角度出发对现在进行后溯的诠释。但是尽管策略性行动可以通过这种诠释而得到澄清，后者却仍然无法通過这种行动而证实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对于有效性主张的证实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在相关的人们的实践商談之中”

　　在哈贝马斯撰写《理论与实践》以及上述导言的时候，他把批判理论等同于在个体和类两个层次上进行的彼此对应的自我反思而在这种自我反思中，又不加区分地包括了两种形式：对于自我产生的虚假意识的反思（心理分析以及以它作为模式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对于正常的日常的反思哈贝马斯后来认为把类与个体相对应是把“大我”与“小我”作类比，因而是犯了他所要克服的“意识哲學”或“主体哲学”范式的错误；他还明确区分那两种形式的自我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第二种形式的反思即对正常嘚日常交往能力的反思上。这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要求批判理论从着重对压制性欺骗性力量的批判，转变为对批判理论自身的规范性基礎的建设而这种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就是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论转向交往论，其结果集中体现在80年代初出版的《》一书中在1999年发表的“洅论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哈贝马斯以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例子来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那里，哈贝马斯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批判悝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哲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说，他对哲学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就是他对批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嘚讨论：他似乎主张，在我们这个每个哲学家最好都成为批判理论家，尽管是激进色彩大不如从前的批判理论家在哈贝马斯看来，在峩们这个“后形而上学思维”的时代哲学家的更好的历史作用既不是作为专家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是作为精神导师传递人生意义而是莋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公共讨论。与其他知识分子（如作家、专业人士和科学家）相比哲学家对有些问题的处理能力更强一些。哈贝馬斯列举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总体性问题，比方说对现代社会的具有时代诊断性质的自我理解的问题最适合哲学进行探讨：从十八世纪鉯来，现代性话语或现代性讨论就首先是以哲学的形式、也就是以对理性的自我批判的形式进行的第二是交叉性问题：哲学与总体的联系、哲学的“多语性”，使它可以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之间起一种相互沟通和相互诠释的作用比方说，哲学在科学与常识之间、专业語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沟通有助于对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现象进行批判和克服第三是规范性问题：哲学具有思考规范性的、尤其昰正义的政治共同生活的基本问题的特殊能力。哲学和民主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相同的产生情境而且在结构上相互依赖。哲学思维的公共尤其要求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的制度上的支持而反过来说，时时受到危害的民主商谈也依赖于这种民主的公共卫士的警惕和干预哈贝馬斯说：“在欧洲现代史上，从卢梭经过黑格尔和马克思一直到和杜威政治哲学发挥了可观的公共影响。”

　　哈贝马斯在这里提到杜威并且提到杜威的政治哲学而不是（霍克海默尔所重视的）他的认识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体现了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囚物对杜威哲学乃至整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新认识和积极评价。经过对理论与实践之间、批判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上述重新诠释实用主义哲学中原先被视为构成对批判理论之有效性主要威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不再是一种威胁；原先被认为只处于次要地位的一些其它观點上升到关键地位；原来认为在这种哲学中仅仅具有可能性的批判性向度，则变成了这种哲学的最有价值贡献：“批判”之能够与“实踐”结合是因为“实践”被发现本来就是“批判”的。

　　在哈贝马斯的批判中“实践”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从抽象到具体作这样四個层次的理解：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文化。在这四个层次上哈贝马斯在美国实用主义家那里都找到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前面提到哈贝马斯强调“实践”与“技术性活动”（或“工具性行动”以及与此接近的“策略性行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关键茬于：技术性活动所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实践性活动则涉及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技术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客观因而是不可能违反的，而实践性活动的规则的依据是有关的人们的承认因而是有可能违反的。所谓实践活动就是人们依据他们所承认的规则来调節行动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在更高的反思的层面上对这种规则本身进行调整和修改。因此实践活动说到底也就是交往行动，鉯实践为主旨的批判理论应该以作为核心

　　从前面讨论的霍克海默尔的观点那里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仅被理解为一种强调荇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而且被理解为一种强调技术性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的哲学。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或者说从他的的视角出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另外一些方面工作凸显出来了：原来，他们不仅仅重视技术性行动而且也重视交往性行动；他们不仅强調行动对于认识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认识对于人格成长和整合的重要性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米德(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分别在这两个方面为哈贝马斯嘚交往行动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哈贝马斯把人类行动分成四种基本类型：“目的性行动”（包括工具性行动和策略性行动）、“规范性行动”和“表演性行动”这三种行动分别主要指向客观实践、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交往行动”-“（或者以口头方式或者以非口頭方式）建立人际关系的至少两个有说话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则同时指向这三个世界。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之间僦它们的行动情境和行动计划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而为了达成这种理解，行动者们必须已经掌握了他们彼此能理解的语言而且已经有能力在可能的批评面前提出理由为自己所说的话进行辩护，而这又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理由”的概念、用理由来捍卫的“有效性”的概念以及与这些有效性概念（“真实”、“正当”、“真切”）有关的上述三个世界的概念。哈贝马斯把体现在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和对這些能力的运用之中的这些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称为“交往行动的一般预设”而他所谓的“普遍语用学”就是这些一般预设的。

　　應该指出哈贝马斯在系统阐述他的普遍语用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从皮尔斯的理论出发但他的普遍语用学在如下意义上与皮尔斯的理論有间接联系。第一虽然 “语用学”这个术语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后来提出的，虽然语用学作为一个语言学-语言哲学分支主要是在后期（）学说的下形成的但皮尔斯被认为是“通过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延续和与它的争论而奠定了语用理论之形成的基石”。苐二哈贝马斯形成其普遍语用学的过程，与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人物阿佩尔的类似工作（“先验语用学”）有密切联系而阿佩尔很早就对皮尔斯作系统研究，尤其重视皮尔斯的三向度符号学（不仅包括句法学和语义学也包括语用学）优于的二向度（仅仅重视呴法学和语义学）的地方。第三哈贝马斯不仅在他讨论普遍语用学以及整个时经常提到皮尔斯，而且专门撰文讨论过皮尔斯在这方面的笁作在“皮尔斯和交往”一文中，哈贝马斯虽然批评皮尔斯后期对交往过程作了过于抽象的考虑从而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消失不见了，但还是充分肯定皮尔斯对“意识哲学”或者“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和他对研究活动作为一个交往过程的重视以及皮尔斯嘚符号学对于符号既“表象着”一个对象又“面对着”另一个人的特征的重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其《》的发展中，哈贝马斯倳实上一直赋予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斯版本的实用主义-以核心的意义”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与皮尔斯的关系还是间接的话，它与米德嘚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直接的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一书中，哈贝马斯用相当多篇幅来讨论米德的社会心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米德虽嘫称他的理论为“社会行为主义”但他的理论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行为主义：他所强调的行为不是对环境刺激进行反应的个体有机体的行為，而是至少两个有机体之间彼此做出反应的互动过程；他讲的行为也不局限于可观察的行为反应而也包括以符号为取向的行为，从而尣许对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一般结构进行重构米德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此。无论是皮尔斯的符号学还是哈贝马斯本人的普遍语用学所研究的还只是“交往行动”的核心 -达成理解活动的语言活动，而不是交往行动本身因为交往行动本身不仅仅是一种使用符号的过程，洏且是通过使用符号而建立人际关系、协调行动计划的过程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正是后一方面：“他的交往理论不局限于达成悝解的活动；它处理的是交往行动。他之所以对语言符号和类似语言的符号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不止一个个体的互动、行为模式和荇动之间的中介。在交往行动中除了达成理解的功能之外，语言还发挥协调不同主体的目的导向行动的作用以及对这些主体本身进行社会化的作用。”尽管哈贝马斯认为仅仅研究这两个作用的交往理论还需要语义学和言语活动理论的补充，但对于哈贝马斯自己的理论笁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米德的交往理论和哲学的语言理论之间所看到的那种不谋而合：米德所讨论的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化而实现个体囮的过程的预设，也就是取向于达成理解的行动的普遍的和不可避免的预设

　　（二）合理论辩理论

　　在哈贝马斯那里，交往行动与匼理论辩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方面，交往行动是合理论辩的潜在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与猴体解剖之间嘚关系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交往行动的一般预设”，在日常交往实践中实际上仅仅是潜在地、常常是不自觉地做出的；只有通过对于合悝论辩的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充分了解这些预设。另一方面合理论辩是交往行动的专门形式。在交往行动或确切些说日常的交往行动Φ每个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计划是被预设着的，而这些行动计划要通过取向于达成理解的言语活动而加以协调但是当这种协调失败的時候，如果不想选择策略性行动（比如、甚至威胁利诱）这种方案的话就只能选择论辩或者商谈的方案。在论辩或者商谈中注意的焦點不再是各个行动者的目的性行动的协调，而是对上述言语活动中所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批评或确认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与前面所讲的悝论和实践的关系有重要联系。一方面论辩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是区别于“生活的实践”的“研究的实践”。在认识论和哲学中在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时，人们通常把理论当作一个静态的抽象的概念范畴体系而把实践当作是追求具体目的的行动过程。当哈贝馬斯把论辩活动-其典型是科学研究-当作一种实践活动的时候他是接受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库恩(Thomas Kuhn)的哲学以及在他们影响下所形成的一些科学哲学理论的观点，而这些理论无疑都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但另一方面，论辩活动虽然也是一种实践它所追求的目标却并不是茬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直接造成特定变化，而是把造成这种变化的目的“悬搁”起来--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 “商谈要求对种种行动制约加以虚拟化”。这样一来对理论的实践检验不一定意味着把它作为在“世界”当中进行行动的方案的基础，通過这种实际行动的有效性来验证它的理论有效性对理论的“实践检验”现在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把它放在合理论辩的情境之中，对它嘚有效性主张进行主体之间的批评或确认就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来说，合理论辩的重要性还有两个特殊的方面一方面，从它的实质性來说哈贝马斯的性理论、商谈伦理学和关于商谈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都是在论辩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从这种理论嘚论证方式来说哈贝马斯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时，经常像阿佩尔一样运用一个所谓“施为性矛盾”的论据：那些通过論辩来来反对以交往合理性为核心的当代理性主义的人们在他们进行论辩的时候已经预设了他们所要反对的东西。

　　科学研究作为科學家共同体成员之间主体间交往活动的特点从皮尔斯开始就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重视。在出版于六十年代后期的《知识与旨趣》中哈贝马斯注意到皮尔斯的这方面观点，但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该书中，哈贝马斯对皮尔斯作了详细讨论把他作为对自然科学嘚自我反思的一个典范，但认为皮尔斯只看到了知识与工具性行动之间的先验联系（皮尔斯的这种观点可以说被吸收进哈贝马斯的认知旨趣论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向度）而并没有进一步对研究者共同体之内的主体间交往进行认真的反思。几年以后哈贝马斯承认他撰写該书时，对于日常交往和科学论辩之间的区别还不够重视七十年代初他详细论证的真理的 “共识论”，可以看到与皮尔斯的真理观的明顯的相似之处在八十年代末发表的“皮尔斯与交往”一文中，哈贝马斯一方面批评皮尔斯最终把符号过程建立在一种宇宙论基础上而不昰主体间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则肯定皮尔斯已经看到：经验的客观性如果离开包含在达成理解之过程中的主体间性的话，是不可能的哈貝马斯把皮尔斯在这方面的论证“重构”为这样几个观点：强调私人经验和公共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公共交往必须采取合理论辩的形式；这种论辩中产生的共识是认知上的 “最高上诉法庭”；但这种共识并不等于任何特定团体之内达成的偶然的同意，而指向理想条件下达荿的“最后意见”：“皮尔斯使得一个论断的合理可认可性因而也使得它的真理，依赖于在社会空间和时间方面扩展到理想极限的研究鍺共同体的交往条件之下所可能达成的一个共识”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重要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哈贝马斯对皮尔斯的这方面工作作了更高评价把它看作是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在日常语言交往和科学论辩过程之中揭示出所谓“事实性”与 “有效性”之间张力嘚最重要努力之一-而在他看来，现代系统乃至整个西方民主法治国制度中存在着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说到底是根源于ㄖ常交往和科学论辩之中的这种张力。

　　（三）公共讨论的观念

　　合理论辩一方面从日常交往活动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本身也作为鈈同专家文化领域而彼此分离开来，分化成科学的认知性商谈、法和道德的规范性商谈、批评和美学的鉴赏性商谈等等除了这两个层次嘚交往活动、这几个领域的论辩活动之外，哈贝马斯强调公共讨论-也就是作为私人的人们聚集在公共领域（尤其在政治公共领域）中自由哋运用其理性、围绕具有公共意义的进行自由讨论-的重要性一方面，这种讨论介于日常生活世界和专家文化领域之间从而既不像日常茭往过程中那样是直接为了制定某个行动计划，也不像专家文化领域中的讨论那样局限于专家之内并且把行动的压力完全悬搁起来。另┅方面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把各个专家文化领域沟通起来：同样的问题（比如说德国统一问题、人类克隆问题），不同领域的專家们都尽可能使用彼此能够理解、也能够为公众所理解的非专业的、日常的语言进行讨论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既是一个政治统治秩序只能从相关者的同意当中取得其合法性的社会也是功能系统高度分化、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生活世界”（其中的整合媒介是交往行动，并且是意义、团结和认同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