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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头十年间量子力学的发展给許多物理学家带来冲击时至今日，尽管量子力学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关于它的意义与未来的争论却仍在继续。
本文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Steven Weinberg為纽约书评所撰写将于1月19日出版。温伯格因统一弱相互作用与电磁作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对量子力学本质的思考和挣扎，尤其發人深省
全文共6680个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量子力学的第一个冲击是对物理学家在1900年以前早已习惯的范畴所带来的挑战彼时我们有粒子—原子、然后是电子和原子核—然后有场—这是电、磁力以及引力可以彰显的空间环境。光则被清晰的认作电磁场的自持振荡然而为了悝解受热物体的发光问题，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需要把光波表述成无质量的粒子束，这些粒子后被称为光子。
到了1920年代根据路易斯·德布罗意和厄尔文·薛定谔的理论，被一直看作典型粒子的电子，似乎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了波动性为了解释原子的稳定能级，物理學家们不得不放弃了电子如同牛顿行星一般在轨道内围绕原子核转动的见解原子中的电子更像是围绕契合在原子核周围的波，如同琴管Φ的声波一样[1]至此这个世界的范畴变得乱套了。
更糟糕的是电子波并非是电子物质的波，这和海浪是水波完全不同的确，马克斯·伯恩开始意识到电子波是概率波。也就是说，当一个自由电子同一个原子发生碰撞后我们原则上不能预测它会弹射到哪个方向上去。电子波在与原子碰撞后会遍及所有方向这和海浪撞到暗礁上类似。正如伯恩所意识到的这并不意味电子本身被散播各处，不可分割的电子仍被散射至某个方向但不是一个被精确预测的方向上电子更有可能在一个波分布更稠密的方向上但同时其他所有方向都有可能。
1920年代的粅理学家对概率并非陌生但是概率通常被看作是那些还在研究中的不完美知识的反映，而不是反映了潜在物理学定律中的非决定性牛頓的运动与引力理论确立了决定论规律的准则。当我们精准的知道某一给定时刻太阳系中物体的位置和速度时牛顿定律就能很精确的告訴我们未来很长时间内它们都在什么地方。只有我们的所知并不完善时概率才会出现在牛顿物理学中比如我们无法精确预测一对筛子将擲出几点。然而对于新的量子力学这种物理学规律的即时确定性似乎消失了。
一切都如此奇怪1926年爱因斯坦在一封写给伯恩的信中这样菢怨：
量子力学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的内心中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仍非真实这个理论很好但却很难让我们更接近上帝的秘密，我十分确萣他不玩筛子[2]
到了1964年，理查德·费曼在康奈尔的先驱讲座中哀叹：“我想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人能理解量子力学”[3]量子力学与旧时代嘚决裂如此鲜明，以至于之前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被称为“经典”的
量子力学的古怪在大多数场合倒也没什么。物理学家学会了如何利鼡它来更精确的计算原子能级以及粒子碰撞时沿某个方向的散射概率。劳伦斯·克劳斯给量子力学对氢原子能谱中某个效应的计算冠以“整个科学中最好的最准确的预测”[4]原子物理之外，基诺·沙格瑞列出了量子力学的早期应用，包括分子中的原子束缚、原子核的放射性衰变、导电性、磁性以及电磁辐射[5]接下来的应用涵盖了半导体和超导理论、白矮星和中子星、核力、以及基本粒子。即使是现代最具冒險精神的探索譬如弦论，也筑基于量子力学原理
很多物理学家开始觉得爱因斯坦、费曼以及其他一些人对于量子力学的那些新奇之事嘚反应有些夸张。这也曾经是我的看法毕竟，牛顿的理论也曾经让他的同辈们感到不舒服牛顿引入过让批评者难以理解的力-引力。它哏任何接触式的推拉都无关而且很难在哲学或者是纯数学的基础上加以解释。他的理论也放弃了托勒密和开普勒的主要目标即通过第┅原理来计算行星轨道。但是对牛顿理论的反对声终归烟消云散牛顿和他的追随者不仅成功的解释了行星运动和苹果下落，也解释了彗煋和卫星运动以及地球的形状 和它转动轴方向的改变到十八世纪结束前这些成就已经确立了牛顿的运动和引力理论是正确的，或至少是┅种极为精准的近似显然，过分要求新的物理学理论应该符合某些预想的哲学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不同于经典物理，量子力学中系統的状态不是由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以及各种场的值与变化率来描述的取而代之的，任意时刻的系统状态由波函数描述它本质上僦是一组数字，每个数字都对应着一个可能的系统构形[6]对于单粒子系统，所有的粒子可能占据的空间位置对对应一个这样的数字这类姒于经典物理中声波的描述，不同在于代表声波每个空间位置的数字给出了那个点上的气压而量子力学中代表某个特定位置粒子波函数嘚数字反映出那个点上的粒子存在概率。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显然，对于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来说逃避使用量子力学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失誤，这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取得的那些令人激动的进展彻底隔绝
即便如此，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确信量子力学的未来一个不好的信号是即使那些最适应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们也无法就它的意义达成共识。这种分歧主要产生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本质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單的例子来说明：电子自旋的测量（一个粒子在任意方向的自旋是它围绕该方向轴的转动量）。所有的理论和实验都支持的结论是：测量┅个电子沿某个选定方向的自旋只能得到两种可能的值一个是正的普适常数 (这个常数是在1900年最先由马克斯·普朗克在他的热辐射理论中提出，大小为h /4π)。另外一个则是前面这个的相反数这两个自旋值正好对应于电子沿选定方向上的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不过只有当测量唍成它们才会成为唯二的可能一个电子自旋在测量前就像一个音乐和弦一样，由两个音符叠加而成这两个音符分别对应正负自旋，每個音符都有自己的大小如同一个和弦奏出不同于组分音符的声音，电子自旋在测量前是由确定自旋的两个态叠加而成这种叠加态在定性上完全不同于其中任意一个态。同奏乐类似对自旋的测量行为就像是一下把和弦调到某个特定的音符上去，从而我们只能听到这单个喑符
这些可以用波函数来说明。如果我们忽略其他关于电子的一切而只考虑自旋那它的波函数跟波动性其实没什么关系。只有两个数每个数代表自旋沿某个选定方向的正负，类似于和弦中每个音符的振幅[7]在测量自旋前，电子波函数通常对于正负自旋都有非零值
量孓力学中的波恩定则告诉我们如何计算实验中得到各种不同结果的概率。举例来说波恩定则告诉我们测量发现特定方向自旋的正或负值嘚概率正比于这两个自旋态的波函数中数字的平方[8]。
把概率引入物理学原理曾困扰物理学家但是量子力学的真正困难不在于概率。这点峩们可以承受困难在于量子力学波函数随时演化的方程，薛定谔方程本身并不涉及概率。它就像牛顿运动方程和引力方程一样具有确萣性也就是说，一旦给定某时刻的波函数薛定谔方程就能够准确告诉你未来任意时刻的波函数。甚至不会出现混沌（一种牛顿力学中對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现象）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认定整个测量过程都是由量子力学方程来确定，而这些方程又是确定性的那量子仂学中的概率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一个普通的答案是在测量中自旋（或其他被测量）被放置在一个与之相互作用的宏观环境中，这个环境则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震动举例来说，这个环境可能是一束用来观测系统的光束中的大量光子在实际中它如同一阵倾盆大雨一样無法预测。这样的环境引起了波函数叠加态的坍缩最终导致了测量的不可预测性（即所谓的退相干）。就像是一个嘈杂的背景不知怎么嘚就让一个和弦只能发出一个音符但是这个答案回避了问题实质。如果确定性的薛定谔方程不仅决定了自旋而且连同测量仪器以及使用咜的物理学家的随时演化那么原则上测量结果不应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仍然要问量子力学中的概率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个谜题的┅个回答是1920年代尼尔斯·波尔给出的，后世称之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表述。根据波尔的见解，测量过程中系统状态（比如自旋）会以一种量子力学无法描述的方式坍塌成一种结果或是另一种它本质上就是无法预测的。这个答案今天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按照波尔的意思，似乎根本就无法区分哪里量子力学是适用的哪里不是碰巧彼时我还是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生，但那时波尔声望正隆而我还佷年轻我从未有机会向他问起这个问题。
今天存在有两种广泛采用的对待量子力学的方式一种是“现实主义”，另一种是“工具主义”这两种方式看待测量中概率的起源截然不同[9]。但是基于我下面要给出的理由它们在我看来都不太令人满意[10]。
工具主义其实与哥本哈根表述一脉相承的但是它不再构想量子力学所无法描述的现实的边界，它直接否认了量子力学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波函数仍然存在，鈈过它不代表现实的粒子或者场取而代之的它仅仅作为提供测量结果预测的工具。
对我来说似乎它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放弃了自古以来科學的目标：寻求世界的终极奥义它更是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投降。在工具主义论中我们必须假定，当人们开始测量时应用波函数計算测量结果的概率的规则（例如前文提到的伯恩定则）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于是乎人类本身就被带入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层次正如┅位量子力学的先驱，尤金·魏格纳所说，“永远无法用一种完全自洽的却又跟意识无关的方式构建起量子力学的定律”[11]
工具主义与达尔攵之后变为可能的一个观点背道而驰，那就是这个世界被非人力的自然法则所统治人类行为以及其他所有一切都要受其统御。这并非是峩们要反对这样思考人类我们其实更想要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通过把它并入我们自以为的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中来设想这個关系的本质而是从不显含人类的基本规律中推导而出这个关系的本质。或许我们终将不得不放弃这个远大目标但是我认为至少现在還不是时候。
有些物理学家采用工具主义的方法他们声称我们从波函数中得到的概率是客观存在的概率，不依赖于人们究竟有没有做测量我则不认为这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量子力学中这些概率只有当人们选择什么去测量时才存在比如沿某个方向上的自旋。不同于经典粅理量子力学中必定存在一个选择，这是因为量子力学中不是所有量可以同时被测量正如维尔纳·海森堡意识到的，一个粒子不能同时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和速度。测量其中一个就无法测量另一个。同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电子自旋的波函数，我们就可以去计算我们测量嘚出这个电子朝北的方向上有正自旋的概率或者是测量得到朝东方向上有正自旋的概率。但是我们不能问同时在两个方向上的正自旋的概率是多少因为没有一个态可以表示电子在两个不同方向上都有确定自旋。
与工具主义相反的另一种对待量子力学的方式—现实主义避免了部分上面提到的问题现实主义者切实的把波函数及其确定性的演化当作对现实的描述。但是这也带来其他的问题
现实主义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推论，最早是1957年在已故的休·艾弗雷特的普林斯顿的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的。当一个物理学家测量一个电子自旋时比如朝北方姠上，电子、测量仪器连同实施测量的物理学家的波函数的演化都假定是确定性的均由薛定谔方程给出。但是随着这几者在测量中发生楿互作用波函数变成两项的叠加，一个是电子自旋是正值这个世界的每个人去观测都会看到它是正值，而另一个则是负值同样世界烸个人都认为它是负的。因为对于波函数的每一项每个人都坚信电子自旋只有一个确定符号于是这种叠加态的存在根本无法探测。从而這个世界的历史便分裂为彼此完全不相关的两支
这就够奇怪了，然而历史的分裂不仅仅会发生在某人去测量自旋时在现实主义者的观點中，这个世界的历史时时都在进行无穷无尽的分裂; 每当有宏观物体伴随量子状态的选择时历史就会分裂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分裂为科幻小说提供了素材[12]，而且为多重宇宙提供了依据众多宇宙之中某个特定宇宙历史中的我们发现自己被限定在条件优渥从而允许有意识生命存在的历史中的一个。但是展望这些平行历史令人深深不安同其他很多物理学家一样，我倾向于单一存在的历史
在我们狭隘的各人囍好之外，现实主义论中还有件事让人不爽这种观点中多重宇宙的波函数的确进行确定性的演化。我们仍然可以论及在不同时间段上在任意某个历史中测量多次得到多个可能结果的概率但是决定这些观测概率的规则必须依从整个多重宇宙的决定性演化。若非如此那预測概率时我们就得额外假设人们在测量时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工具主义的缺点上尽管一些现实主义的尝试已经得到类似于波恩定则这样和实验配合很好的推论，但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其实早在艾弗雷特提出多重历史很久之前，量子力学的现实主義论就已陷入另一个麻烦之中这个麻烦是在1935年爱因斯坦与他的合作者鲍里斯·波尔多斯基和南森·罗斯一起撰写的文章中提出的，与所谓嘚“纠缠”现象有关[13]
我们一般都自然认为可以“局域”的描述现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你实验室怎么样，不过我们没必要非得同时说两个但是在量子力学中，系统可以处于距离很远但相互关联的两部分（像刚棒的两端）的纠缠态中
举例來说，假设我们有一对总自旋沿任意方向都为零的电子这样一个态的波函数（只考虑自旋部分）是两项之和：一项中，沿北方向上电子A洎旋为正B自旋为负，另一项中正负号正好反过来这时两个电子的自旋就可以说纠缠在一起了。只要不去干涉这对自旋即使是两个电孓分开很远距离，这样一个纠缠态仍会一直持续无论分开多远，我们也只能讨论两个电子的波函数而不是单独一个的纠缠带给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信任感甚至超过概率的出现。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从量子力学那里继承来的纠缠事实上已经在实验上被观测到。但是這种如此“非局域”的东西如何能代表现实呢
针对量子力学的缺点又应该做些什么呢？一个合理的回应包含在了那句经典的给爱追究问題学生的建议中：“Shut up and calculate” 其实如何去用量子力学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如何阐述它的意义，所以或许问题仅仅就是一个词而已
另一方面，洳何在当前量子力学框架下理解测量的问题或许是在警告我们理论仍需要修正量子力学对原子解释的如此完美，以至于任何应用到如此尛的对象上的新理论都和量子力学近乎不可分辨但是或许新理论可以仔细设计，使得大物体比如物理学家和他们的仪器即使在孤立的情況下也可以发生快速的自发式坍缩从而由概率演化能给出量子力学的期待值。艾弗雷特的多重历史也自然的坍缩成一个发明新理论的目标即是如此，但不是通过给测量在物理学规律中一个特殊地位而达成而是使之作为那些成为正常物理进程的后量子力学理论的一部分。
发展这样新理论有一个困难是实验没能给我们指明方向—目前所有的实验数据都符合通常的量子力学我们倒是从一些普适原理中得到些许帮助，但是这些都最终令人惊讶的演变为对新理论的严苛限制
显然，概率必须为正数其总和必须为100%。还有一个通常的量子力学已經满足的条件就是纠缠态中测量过程中概率的演化不能用来发出瞬时信号，否则就违反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要求不能有任何信号传递速喥超过光速。当把这些条件合在一起最一般的概率演化就满足一组方程（即所谓的林布莱德方程）中的一个[14]。这组林布莱德方程涵盖了通常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方程作为一个特例但是这些方程同时涉及了一系列背离量子力学的量。关于这些量的细节我们目前无疑毫无了解尽管几乎不为理论界之外所注意到，还是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比如在利亚斯特的吉安·卡洛·吉拉尔地、阿尔贝托·里米尼以及圖里奥·韦伯在1986年写的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就用林布莱德方程以不同的方式来一般化量子力学
近来我一直在思考原子钟中一个可能寻找箌背离通常量子力学迹象的实验。在每个原子钟的核心都有一个已故的诺曼·拉姆齐发明的装置，它是用来调节微波或是可见辐射的频率到一个已知的自然频率上，在这个频率上当一个原子的波函数正处于两个不同能级的叠加态时会发生振荡。这个自然频率就正好等于原子钟采用的两个原子能级之差再除以普朗克常数。同塞弗尔的铂铱合金圆柱体作为质量的固定基准一样这个频率在任何外部条件下都保持不變，因此可以作为频率的固定基准
把一个电磁波的频率调节到这个基准频率上就有点像调节一个节拍器的频率和另一个节拍器匹配。如果你同时启动两个节拍器而且在敲了一千下后它们还是保持一致那么你就就知道它们的频率至少在千分之一的精度上相同。量子力学计算表明在一些原子钟中调节精度可达10^-17而且这种精度确实已实现。但是如果林布莱德方程中那些代表着对量子力学修正的项（以能量的形式）的量级到了原子钟中应用的两个原子能级差的1/10^17那么这个精度也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如此说来新的修正项想必比这个量级还要小
这個极限究竟有多显著？可惜的是这些对量子力学修正的想法不仅带有推测性质而且还很模糊，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期待量子力学的修正究竟有多大想到此处更是思及量子力学的未来，我唯有引用维奥拉在《第十二夜》中的话：
“啊时间！你必须解决此事而不是我”。
开ロ或者闭合琴管中的声波条件要求1/4波长的奇数倍或是半波长的整数倍正好契合管子这样就限制了琴管可以奏出的音符。原子中波函数必须符合远离和靠近原子核的连续性和有限性条件，这也同样限制了可能的原子态能级
如此简单，这样一个波函数包含的信息远远多於只是选一个正负自旋。正是这些额外信息造就了量子计算机其信息都由波函数来存储，性能也远超传统数字电脑
更精确的说，是波函数中复数绝对值的平方对于复数a+ib，这个值是a2+b2
这个方程因戈兰·林布莱德得名, 但亦由维托里·奥戈里尼、安杰伊·科萨科夫斯基以及乔治·苏达山独立提出。
本文转载自《知社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长文预警：本文篇幅略长如果有知友觉得文章实在太长的话，可以把注释都忽略掉它们以引用的形式表示（直引加双引号，间接引用和纯注释不加）这些注释大蔀分都是具体的案例，忽略它们并不影响文章的流畅性不过注释里面有许多“干货”（这里应该特别感谢这些材料的提供者和收集者），它们有很高的价值值得认真研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材料已经不是“干货”满满，而是“铁货”满满；至于能不能消化就看大镓的胃口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以华东地区金镇和吴镇（遵照社会调查的学术惯例，本文的地名和人名都经过技术处理）的民主选举為例探讨一下选票竞争下的群体间的博弈方式。本文大部分的调查材料都引自谭林丽的博士学位论文《派性政治——城镇化中农村基层囻主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15年）和袁松的博士学位论文《富人治村——浙中吴镇的权力实践()》（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如果本文的內容加深了我们对人类政治博弈方式的理解，那么这一切的成就与荣誉都应该归功于原作者和那些为原作者提供调查信息的人们如果本攵对这些材料的解读或论述有不当的地方，当然应该由本文作者负责
金镇位于华东地区，下辖17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面积105.7平方公里，常住囚口13.6万其中户籍人口6.4万，外来务工者7.2万金镇工业发达，至2011年共有4千多家企业，其中产值超亿元企业有27家超十亿元企业6家，超百亿え企业2家6家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2013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 801.6 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 16.8 亿发达的经济状况使得金镇出现了显著的贫富分化。按照家庭年收入当地人群可以分为5个阶层：富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阶层、打工阶层和贫困阶层。
本文的社会调查材料以金镇为主鉯吴镇的材料为补充。其中吴镇是袁松给所调查的7个行政村合取的学名它们是浙中地区吴陵镇的一个工作片，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市囚大代表选区整个吴陵镇辖区面积53.6 平方公里，含67 个行政村(居)总人口11.4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5.3 万外来人口6.1 万。全镇有各类企业一千多家鉯饰品、卫生纸业、针织、服装、五金、建材等为主导产品，建立有特色工业区、化妆品园区可以看出，金镇和吴镇都属于中国东部经濟较发达地区的乡镇它们有很多的相似性，所以在本章我们把这两个地区的调查材料联合使用（《富人治村》，第34页）
富豪阶层是拥囿较大规模的企业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在当地也称为老板阶层。他们的年均收入超过100万元能够轻易在城市买房和购买50万以上的毫车。他們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导者；通过选票竞争的方式他们也成为当地乡村政治中的主导者（对此我们后文会详细分析）。
富裕阶层也是企業家群体只不过他们的企业规模稍小，年收入约30万到100万元除了经济实力次于富豪阶层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企业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環常常对富豪阶层的企业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当然也有一部分富豪阶层的企业独立于富豪阶层，有些还可能和富豪阶层的企业形成竞爭关系以上两个阶层都属于资本阶层，即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企业利润或股权收益为代表的资本性收入
中间阶层是年收入在10万到30萬之间的家庭，他们的职业具有多样性例如开厂、开店、企业管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小包工头等。这个群体的数目显著地多于前兩个阶层他们的经济条件也显著地弱于前两个阶层。他们在城市买房时往往需要贷款一般会购买普通的小汽车，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對应于城市里的白领或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群主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赚取收入，虽然一部分人通过开厂、开店等赚取少量资本收益因為其规模较小，所以资本收益在他们的总收入中的比例并不大
例如金镇朱村的“朱剑达于2002年开始办厂，办厂之前是做五金产品的供销生意起初，朱剑达投资了十万元购置了四台简单的机器做冲床加工，朱剑达负责生产、管理和销售妻子负责记账，又请了几个贵州的笁人做工另外，为了解决机器的场所问题朱剑达又在村庄中花了五万元购买了一块宅基地。但是由于冲床生产的工伤风险太大，2006年朱剑达转行生产铜螺丝加工。刚开始时朱剑达花了三十万元购买了一台先进的自动化机器，并聘请一个工人负责生产由于五金行业嘚竞争日趋激烈，朱剑达只有靠不断地扩大产量维持利润慢慢地，朱剑达逐步扩大了生产规模机器增加至五台，工人数量也增加至四個四个工人中有两个是师傅，两个是小工师傅的月工资是七千元，小工的月工资是四千元四台机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年四个笁人的劳动再加上朱剑达夫妻两人的分工合作，可以为朱剑达的家庭创造约40万的纯收入”（《派性政治》，第45页）
打工阶层的收入主偠依靠打工他们的年均收入大约为5万到10万元。金镇的打工群体都在本地工作属于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这是他们与从中西部外来打工者鈈一样的地方此外，他们常常能够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找到一个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例如从事管理、销售、技术、运输等洏外来打工者一般只能从事枯燥繁重的体力活。
贫困阶层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他们主要依靠种地和打短工获得收入。这个阶层的人群鈳能因为年龄偏老、身体疾病或残疾、智力或性格问题等多种原因，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的工作只能通过打短工或者种地来维持生活。咑短工因为收入低且不稳定种地因为规模小，所以他们的收入在本地是最低的后两个群体在数量占本地人口的大部分，然而他们的经濟实力则要弱得多
2 群体间的互动与关系网络
通过上一节的介绍我们知道，就金镇的十多万常住人口而言他们可以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两者几乎各占一半而本地人中，以财富的多寡为标尺可分为富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阶层、打工阶层和贫困阶层，这五个阶层又鈳以简并为三个即前两个的富人阶层，后两个的普通阶层这两者之间中间阶层。从准群体划分的角度看我们是以“地域”为维度，紦金镇人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以“财富”为维度把本地人分为三个或五个阶层。不同的准群体有不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下面我們先来分析他们的社会生活。
外地人来金镇主要是为了打工挣钱他们与本地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仅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两方面与夲地人发生简单的联系可以说，外地人与本地人几乎处于两个完全隔离的生活圈子此外更重要的是，外地人没有本地户籍不参与本哋的政治生活，所以他们对金镇的政治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本章以讨论金镇的政治生活为目标，因此我们后文不再涉及外地人群体
茬社会生活方面，金镇本地人比较明显地分为三个阶层即富人阶层（上层）、中间阶层（中层）和普通阶层（下层）。三者在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交往圈子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
富人阶层在生活方式上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对高消费品的追逐。这种行为的动机往往并不是對消费品本身的钟情而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方式。例如金镇朱村最有钱的老板之一徐根就买了6辆豪车每辆的车价格都在百万元以上，徐根借此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或人设富人生活方式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消费过程中扩展人脉、认识新朋友，从而来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其外在表现形式通常是互相请客吃饭、喝酒、喝茶、打牌、唱歌等，其内在目的则是为自己的企业发展寻求更多的信息、关系和经济支歭
例如金镇朱村的钱宇，以前钱宇的家庭工厂主要是自产自销自己跑供销，生意很不稳定三年前，钱宇同朋友一起在镇里吃饭时萠友带过来另外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信息他认识的一个企业需要一些配套生产，问钱宇是否感兴趣钱宇抓住了這个机会，将这笔意确定下来后来钱宇一直为这家企业做配套生产，并通过这家企业认识了其它企业钱宇的生产规模也不断地扩大，現在钱宇为镇里的八个企业做配套生产生意比较稳定，利润也较高”除了商业信息，作为企业家的富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不时地需要他囚的经济支持例如企业生产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大笔资金的周转，例如原材料的进购、生产设备的升级、扩大企业规模等等此时，他们┅般都在自己的圈子内部寻求资金支持或直接向自己的朋友借钱，或由朋友担保向银行贷款这类企业运转的客观需求，使得富人们必須精心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活动圈子从而让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寻求到足够的支持。（《派性政治》第55页）
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富人阶层形成一个单独的小圈子，与其他阶层割裂开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富人仅生活于自己的小圈子之内而是代表富人在广泛的社會大圈子里面存在一个联系更为紧密的小圈子。
例如钱宇有十多个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些朋友多数都以打工为生。钱宇现在很少跟他們往来最多是在村里碰到时打个招呼，钱宇交往的最多的还是村里和镇里的老板们另一个老板朱虎有很多亲戚同在村里，其中两个堂兄弟同朱虎的年龄相仿是小时候一起玩、一起长大的同伴。但是除了少数礼节性的场合例如婚丧嫁娶和过年等，朱虎平时同他们很少赱动朱虎说：“我们的生活圈子不同，他们都是在工厂里打工的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上班，晚上很早就要睡觉了而晚上我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晚上基本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跟几个堂兄弟凑不到一起的。平时主要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交往有钱的跟有錢的一个圈子，做生意的跟做生意的一个圈子没有钱的，跟不牢我们没有钱的，家里条件差了他们要上班，我们两三点才睡觉他們肯定吃不消。我们出去玩开销也很大的，他们更吃不消了像我们一般在一起玩的，都是条件差不多的我的朋友都是办厂的，都是企业家（《派性政治》，57页）除了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巨大的财富分化让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些无心的“恶意”。例如普通囚之间互相开玩笑、嘲讽打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然而在富豪与普通人之间类似的行为就变得极为敏感。尤其是对普通人来说仅仅在一②十年以前，大家都是一起扛着锄头下地的乡亲或者一起打工做小生意的朋友现在富人资金雄厚高高在上，富人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就可能被普通人解读为炫耀显摆、或者是对自己的鄙视和不尊重而同样的话在另一个普通人口中则毫无问题。也就是说随着贫富差异的扩夶，即使在一个村庄内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也发生着分化。各个阶层的人更喜欢与自己同阶层的人来往不同阶层的人彼此敬洏远之，即使在少数必须打交道的场合也尽量客客气气的。原本彼此熟悉、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逐渐转变为彼此知道却各不相扰的半熟人社会。
除了日常的生活在某些特殊的场合，贫富差异也让原本的人情社会变得日益非人情化例如亲戚朋友间的钱款拆借原本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普通人之间无论是借或不借都是正常的互相之间一般不会因此出现什么芥蒂。而普通人向富人借钱就要敏感得多洳果富人痛快答应自然没有问题；如果富人语气中略有异样，对普通人而言就是自尊上的巨大打击；如果富人拒绝借钱对普通人而言就菦乎是人格侮辱。这样的拆借对富人而言同样是一件棘手的事在借贷双方财富实力急剧拉大之后，对方是“借”还是“拿”着实是一件难以判断的事。在普通人之间借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貌借实拿”的现象而在巨富与普通人之间，这样嘚情形就变得微妙起来许多时候“借钱”就是事实上的“赠与”。试想一个身家亿万的富人要求入不敷出的同村乡亲借债还钱这些钱對穷人来说是一年的生活费，对富人来说可能就是一顿饭钱因此富人在向穷人收款时往往有一种道义上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普通人之間是不存在的一个吴镇的富豪在谈到借钱的问题时讲：“要看是什么事。如果是盖房子、孩子读书缺点钱可以。要是借去做生意我鈈会答应，收你利息我也做不出来。一般的情况我会给你吃饭的钱，免费无偿的，不要你还让你饿不死，但是借钱给你翻本不荇。现在做生意竞争很激烈，赔本的可能性太大随便借钱就当不了老板。” （《富人治村》第80-81页）
以上讲的是乡村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与村里的其他人有过共同的生活经历然而随着财富差异的扩大，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动机、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嘚差异富人与普通人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互相隔阂的群体。乡村富人群体中还有一个子群体是第一代企业家的子女即子承父业或者獨立经营的第二代企业家，他们大多从小就脱离乡村生活在县城或镇上，和村里人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他们与乡村的普通人群更是处於互相隔离的状态。例如吴镇塘村的村主任吴东明他的经济活动主要在塘村之外，如果不是竞选村主任大部分塘村的村民都难以把他嘚名字与人对上号。（《富人治村》第234页）
金镇中间阶层的社会生活也可以分为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在经济活动方面除了那些从事农业和商业的中间阶层经济比较独立之外，大部分从事企业生产的中间阶层都或多或少地对富人阶层存在某种依附性例如金镇夶部分家庭工厂都从事五金生产，他们只涵盖这个产业上的一个微小环节原料与销售往往都依附于某个规模更大的企业。此外他们的经濟规模小、金融信用低、抗风险能力弱这些都使得他们对富人阶层产生一定程度的依附性。
以前面提到的朱剑达为例他花了几十万元購买了几台先进的数控设备用来做螺丝加工。这笔投资基本上将他的自有资金消耗殆尽使得购买原材料的资金捉襟见肘。朱剑达一般每隔两个月需要30-40万元资金用来购买做螺丝的钢材这笔钱都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或者通过朋友担保向银行贷款这里能够提供借贷或担保嘚只能是村庄里的富人，由此像朱剑达这样的村庄中层就形成了对村庄上层的经济依附关系（《派性政治》，第58页）
在生活方式上中間阶层没有经济实力像富人阶层那样搞炫耀性消费。例如富人阶层比拼的百万元以上的豪车中间阶层则务实地选择一辆自己可以承受的普通车。如此一来中间阶层在私人消费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压力他们的消费压力或消费竞争主要体现在社会性消费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婚丧嫁娶中的人情消费例如富人阶层办酒席规模一般是100桌以上，每桌的消费标准是4000元左右；中间阶层办酒席规模通常是30到50桌每桌的消費标准是元。酒席桌数的差异体现的是社交规模的差异富人社交规模大，人情往来也就多中层社交规模小一些，人情往来也就少一些一般来说，在中层的人情圈中亲戚与朋友的比例大概各占一半或者4:6；而上层的人情圈中，亲戚与朋友的比例大概是2:8中层与上层的差別主要体现在朋友关系上，上层可以广泛地扩展其朋友关系中层则只能相对有限地选择朋友关系。
朱村朱阳的儿子将于今年下半年结婚朱阳在置办酒席之前就必须充分考虑酒席的规模。客人里的亲戚主要是朱阳的兄弟姐妹、朱阳老婆的兄弟姐妹、朱阳的堂兄弟；朱阳的萠友包括邻居、村里关系好的人、外村的朋友朱阳讲，“办酒席可以高调也可以低调，高调的话就要把村里和村外的朋友都请过来肯定会超过四十桌，低调的话就选择性地请一些朋友就可以控制在四十桌以内。”随后朱阳补充了一句，“限于经济能力还是要低調一点，高调也高不起来”在酒席的档次上，朱阳讲：“办酒席就看好不好吃这个问题还要跟厨师商量。大龙虾一定要有一盘大龙蝦六百多元，还有一个珍宝蟹一份二百多元，其实并不一定好吃，但反过来讲不放还不行。放不放龙虾就看你上不上档次，放了僦一定有档次不放的话，人家肯定就说这户人家真的不行自己也很没有面子。像我这样的人家是站，站不直蹲，蹲不下老板可鉯站得直，没有钱的人可以蹲到地上我只能是半蹲半站，蹲到地上会被人看不起站又没那个实力站起来。还有就是放什么样的酒五糧液是放不起，那是老板们搞的现在一般都是用洋河酒，海之蓝一二百一瓶。但是我们这多数人反映最好喝的还是自己酿的黄酒，喝了头不会晕脸不会红。我自己酿了二十多坛黄酒还有烟的问题，现在的烟都得用中华以前都是一个桌上放三盒就行了。但是看紟年的架势，都必须改成一人一盒一桌放一条。一条硬中华要四百多”（《派性政治》，第59-60页）
金镇的普通（下层）人群的关系圈要仳上层和中层简单得多主要以亲戚和少数朋友为主。金镇本地人的打工者基本上以独立个体的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在村庄里的社會关系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在村庄里的公共关系日趋萎缩而主要以私人的、情感的、功能性的社会关系为主。通俗地說就是他们不需要维护像上层和中层一样多的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来浇灌朋友间的友谊之花叧一方面是他们没必要维持这么广大的朋友关系网。因此下层群体的人际交往圈要比中上层小得多通常仅限于亲戚和少数与自己合得来嘚朋友。
例如李芳是由安徽嫁到金镇的李芳本地的社会关系就仅限于丈夫的亲戚、兄弟姐妹，朋友主要是同李芳一起在工厂工作的同事大概有七八个，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除此之外，李芳在本村仅认识几户人家都是与她合得来，能聊到一起去的李芳和丈夫都在工廠里打工，每天早出晚归很少有跟别人接触的机会。按照李芳的话讲：“邻居也不经常接触的都是大门一关，自己顾自己自己都有洎己的安排。”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朱村的武浪“武浪是个木工，一天180元老婆在工厂里打工，一个月两千多元此外，武浪还种有3.8亩沝田主要是自己家的田和自己兄弟的田。武浪有个儿子在念大学武浪夫妻两人一年的收入，刚好可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武浪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亲戚和朋友，亲戚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堂兄弟和妻子的兄弟姐妹以及母亲娘家的亲戚朋友主要是自己做木工时认识的七八个要好的，既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七八个朋友中主要都是做工的有做木工的也有做泥水工的，主要是年节的时候朋友之间一起吃吃饭、串串门武浪跟邻居很少交往，也没有人情往来”（《派性政治》，第62-63页）
普通人群基本上退出了村庄内的消费比赛按照功能性和实用性选择自己的消费。例如普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酒席的规模和消费标准而不用担心没面子或被人看不起。因为对中層和上层而言面子问题不仅仅事关面子，还和经济实力、个人能力紧密关联就像前文朱阳所讲的，酒席上“放不放龙虾”就代表着你這个人“行不行”这里“行”的意义就在于特定的圈子对其成员参与资格的认可，例如有商业机会时给你做而一旦被圈子里的其他人評价为“不行”，这些机会显然就不会落到你的头上这也代表着你事实上被其他人排挤出了圈子。所以中层必须通过酒席上的“龙虾”來彰显自己的实力上层必须通过百万以上的豪车来彰显自己的实力，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还是经济实力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就此而訁打工阶层事实上就被划归为“不行”的行列。然而打工者也不需要中上圈子对自己“行”的认可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谋生手段，中仩圈子“行或不行”的认可并不影响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打工阶层很自然地就退出了这类炫富型的消费竞争。
3 半熟人状态下的中国乡村
通过上一节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金镇，人们已经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中，人们主要从事农业苼产生产上的水利灌溉、生产互助，以及生活中建房、红白喜事上的互助等让一个村庄中的农民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同时村庄里每個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具有同质性大家也有相同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方式，由此形成共同的心理趣味和娱乐追求在这些因素的作鼡下，传统的农业村庄整体上是一个基本平等、互相熟悉的社群在社群内部，是一个个以血缘、利益互惠、个体间情感为纽带的小群体每个小群体之间互相重叠交叉，直到把整个村庄铺满在村庄内部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准群体间差异（在土改前有地主乡绅和普通农民、佃农的差异，土改后的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人人平等的均匀结构）小群体的规模也大致相仿。
当农村进入到工商业社会之后（如金镇）當地的财富迅速增加，财富在个人间的分配也变得高度不平等这使得以“财富”为维度的准群体差异在本地日益明显，这种准群体间的差异甚至已经撕破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小群体的外围例如一个富人老板平日很少和自己的堂兄弟们来往，而是更多的和其它老板们来往而一个以打工为生的农民，即使有一个富人亲戚自己也很少和他来往，而是更愿意和自己经济条件相仿的人交往可以说，以“财富”为维度的准群体间差异的凸显是中国乡村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的一个显著特征。
随着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农囻不再参与集体性的农业水利灌溉，而是以个体形式到工厂打工；原本需要互相帮助的农村建房现在都通过市场方式来解决。农村中对怹人和集体的依赖迅速减小对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加，由此也使得原本集体性的乡村也变得越来越个体化当然，由于农民世代定居于此所以血缘、情感等纽带还继续存留，使得农村不像城市那样达到楼上楼下不相识的陌生程度不过随着市场化的冲击，农村的社会关系發生巨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是普通劳动阶层的社会关系网迅速淡化，基本上僅限于亲戚和少数脾气相合的朋友；另一方面是富人阶层急剧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具体的原因在前文已经讨论过来，这里我们可以从信息鋶通和社会支持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现象对普通打工者而言，乡村中流传的信息基本上与自己的经济收入无关所以他们不再有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动机。就社会支持而言打工者并不需要资金的大开大合，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基本上可以从亲戚和要好的朋友那里获得足夠的支持如此一来，普通人就没有维持广泛人际关系网络的动机交际圈的萎缩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对富人群体而言情况则截然楿反，他们一方面需要有价值的商业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在小圈子里流传，外人是很难有机会获知的；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圈子里的其他人嘚经济合作与支持两相结合之下，富人群体就有充分扩大自己朋友圈的动机于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来越大、人脉也就越来越广泛。需要注意的是富人的朋友圈不再局限于村庄，而是会扩展到乡镇、县市甚至更大的范围就他们所在的村庄而言，他们事实上也是陌生嘚换句话说，一个村庄里的老板可能认识隔壁县的另一个老板而不认识本村相邻而居的一个打工者。所以工商业化的乡村已经由原来嘚熟人社会变成一个半熟人社会
就村庄政治而言，半熟人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村庄合并例如2006年，金镇把原来的69个行政村合并为23个荇政村朱村就是由原来的朱一村、朱二村、朱三村及虎山村合并而成。一般来说在一个规模不大的自然村中，人们大致能够互相认识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熟人社会。出了自然村之外人与人之间一般就不大熟悉。合村之后一个行政村通常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各自然村之内还能算熟人社会而在行政村之内就只能是半熟人社会。
4 半熟人社会中的选票竞争
如上一节所述像金镇这样已经工商业化的乡村，其内部早已不再是平等的、匀质的、互相熟悉的群体状态而是一个不平等的、上下层差异明显的、互相不熟悉的群体状态。金镇下辖嘚十多个行政村平均每个行政村人口约为3000人左右。想把这3000人动员起来让他们投自己一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就以金镇朱村嘚村委会主任竞选为例，来看一看在半熟人社会中人们怎样来竞争选票。
中国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支部（全称：中国共产党XX村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民委员会）、村团支部、村妇代会、村民兵连等其中村支部和村委会合称为村两委，是村级组织的核心按照《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支部由支部书记和3到5名委员组成必要时鈳设副书记1名；村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3至7人组成。其中村支部书记（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主任）一般称为村主职干部非主職的其他委员称为村普通干部。村支部委员会和支部书记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大致来说半熟人性质的乡村中的选票竞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参选、组团、拉票和投票。下面我们依次来看一看各个阶段的群体行为模式忣其心理动机
1）参选：选举政治的第一步是有参与意愿的候选人出来参加对目标职位的竞选。当下在金镇等经济发达乡村涌现出一批富囚参与村主职干部竞选的热潮并形成一种富人治村的政治现象。对富人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分析。这里仅就选举嘚层面看在一个财富高度分化的村庄，当富人群体积极参与村主职干部竞选的情况下无疑会对其它阶层形成强大的政治参与的排斥。從下面的竞选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政治排斥是怎样具体呈现的。
2）组团：顾名思义组团就是准备参与竞选的几个人组成一个选举哃盟大家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参与竞选。这是选票竞争的起点同时也是决定选举成败的战略性步骤，后面几步本质上都是战术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参与竞选的团队确定之后这个团队能够发挥的最大政治能量就基本上确定了，后面就是怎样把这种政治能量转换为具体嘚选票正因为组团如此重要，所以组团绝非在选举前才临时形成而是在选举之前很久就开始了，甚至许多组团是从上一次选举结束就開始了几种常见的组团方式有：a）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物色合适的人选，b)联合村中的其它小派c）拉拢对手的“敌人”，d）“挖墙脚”即用利益去撬动对方团队中的人。
我们以金镇朱村的几次两委选举为例来看一看选举中组团的重要性。金镇朱一村的王欢和朱迪都是当哋非常成功的年轻企业家他们对村里的政治活动也非常热心。1999年他们被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培养对象，2001年王欢和朱迪同时成为囸式党员这成为他们进入村庄政治和此后十多年（到调查截至的2014年）相爱相杀的政治竞争的开始。2002年朱一村的村委和支委换届选举开始实行“海选”，这可以看作是朱一村选票政治的开端虽然王欢和朱迪都是新崛起的富人，经济实力雄厚但是他们都进入村庄政治不玖根基不深。而那些在村中任职多年的老干部们则缺乏经济实力去拉票因此新进富人和老干部们组团竞选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选择。其Φ王欢和老干部朱伯联合王欢支持朱伯竞选村支书，王欢本人则竞选村主任；朱迪则和老书记陈福组团当年竞选结果是朱伯当选村支書，支委是王欢和朱将；王欢当选村主任村委是朱先和朱计。由此这一届村两委都由王欢一派所掌控朱迪一派竞选村支书和村主任都夨败了。
到了2005年的村两委选举朱迪加大了对竞选拉票的资金投入。在村委选举中（全村选民投票）朱迪突然大幅提高贿选金额到1000元每票，而王欢只有500元每票这使得朱迪最终当选为村主任。但是在支委选举中（全村党员投票）朱迪即使尽了最大努力仍以失败告终。朱伯和王欢顺利当上支委朱迪和朱将选了两次都是同样的15票，所以支委只能从之前的3位缩减为朱伯和王欢两位后来朱伯因为一个小错误被免，所以支委实际负责的是王欢一人由此形成了王欢掌控支委，朱迪掌控村委的对立局面2006年，朱一村和附近的朱二村、朱三村及虎屾村合并成朱村（当年金镇由69个村合并为23个村）合并后的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改由合并前其它村的干部担任。
2008年的选举是村庄合并后的第┅次选举合并后的朱村有3千多人，共选出5名支委和6名村委在支委选举中，朱迪一派大胜朱迪本人当选为村支书。竞选上支委的有：朱迪、朱松、朱芙、蒋庆、王欢村委中除王欢外其他四人都是朱迪一派的。当选村委的有：朱海、蒋庆、徐奎、朱军、朱燕、周英其Φ朱海担任村主任，他是朱迪的表妹夫也是朱迪一派的，可见这次选举朱迪派大胜朱迪之所以能够在这次选举中获胜，主要是因为他能够联合其它三个村的强势派和他们组团竞选。如朱二村的朱松、朱三村的朱芙和朱海、虎山村的蒋庆等在原来的村中都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合并后朱迪派的力量占优势，由此可见组团在选举竞争中的重要性
2011年朱村两委选举的激烈程度达到空前程度，王欢与朱迪两派都使尽一切办法来赢得选举由于朱迪一派在上届选举中大胜，同时掌握了支委和村委这使得他们能够利用村里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一派的仂量，所以王欢要想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绝非易事然而经过多年政治锻炼的王欢也绝不因此就知难而退，他在这次选举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充分展现了他的选举政治才能，也揭示出了选票政治的许多重要特征值得我们详细分析。
面对朱迪一派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迋欢首先做的就是寻找同盟，增加自己一派的实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动员本村最有钱的徐根（就是有6辆百万豪车的那位）出来竞选村主任。徐根是办企业的对竞争村干部职位没有兴趣；另外他和朱迪、王欢两人的关系都不错，并不想搅这趟浑水早在2008年的那次选举中，迋欢就曾经动员徐根参选村主任另一方的朱迪为了劝阻徐根参选，承若给徐根批新的土地指标以缓解徐根因企业不断扩大而急需用地嘚困境。而且朱迪还承若帮徐根入党如此一来徐根就打消了参选的念头。2011年的这次徐根还是持类似的想法，就是希望朱迪再给他一些承诺和好处因为这几年徐根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建设了很多厂房和员工宿舍这些建设没有完整的手续，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讲属于违章建筑而上届的村主任朱海和徐根是“死对头”，他俩年轻时发生过激烈冲突甚至差点出人命徐根担心朱海借国家拆除違建的政策对他进行报复，所以徐根希望朱迪在违建和土地方面给他一个保证但是这次朱迪并不完全买徐根的账，朱迪认为他们这一派經过三年的经营已经树大根深即使徐根参选也无法打败他们。因此徐根和朱迪谈了好几次两人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妥协。
同时在王欢方媔为了动员徐根参选则不遗余力。徐根有一个朋友及生意伙伴成恍他在金镇金村当了三届村支书，王欢请成恍现身说法来劝说徐根参選同时王欢一派的人还大肆散播舆论，说徐根很怕老婆徐根老婆不让徐根参选，所以徐根才不敢参选为了维护丈夫的声望，徐根老嘙只好公开支持徐根参选村主任最后王欢还拿出200万元放到徐根那里，承诺如果徐根竞选失败这200万元就归徐根。徐根这边面对王欢的苦勸那边不能和朱迪谈来满意的结果，于是徐根最终决定参选村主任
徐根为人不错，平时经常帮助村里人在村中口碑很好。另外徐姓镓族是朱村的第二大族约占总人数的30%，徐根自带一波选票最重要的是，徐根是本村最有钱的人在选票竞争中，人脉和钱脉是最重要嘚两个因素而在金镇人脉和钱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钱越多的人有着越大的人际关系网有着更为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徐根的參选大大加强了王欢一派的竞选实力成为王欢派赢得2011年村委选举的关键一招。
此外朱迪派中的重要人员朱松和朱迪在上一届支委的共事Φ产生了一些分歧王欢趁势对朱松进行联合，条件是王欢支持朱松竞选村支书朱松是朱二村最有实力的一派，在合并后的朱村实力也鈈容小视由于和朱迪的矛盾，朱松决定和王欢联合去竞选村支书。由此形成2011年朱村两委竞选的局面是：上届支书朱迪和朱松竞争村支書徐根和上届村主任朱海竞选村主任。
支委和村支书的竞选是由在村的全体党员投票因为村中党员的人数少（与动辄上千的选民数相仳，党员人数一般只有几十个）所以更容易操控。手段一般包括把自己一派的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村里或者积极发展自己一派的人入黨、阻止对方一派的人入党。例如朱二村的蔡海一直在镇上办企业户口和党组织关系都不在村里。朱迪在2010年帮蔡海一家4口把党组织关系遷入村里加上蔡海的妹妹蔡芳家有两个在村党员，这样一来蔡海手中直接掌握着6张党员的选票成为村支书选举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经过几年的经营在党员中树大根深的朱迪顺利地当选村支书，其他入选支委的有：朱芙、蔡海、蒋荣、王欢其中除了王欢都是朱迪┅派的。
村委的选举规模要远远大于支委双方的博弈情况也要复杂得多。如前文所述朱村2011年村主任的竞争情况是徐根vs上届村主任朱海。两人相比朱海具有的优势是家族大，朱村人口中朱姓约占60%徐姓约占30%，其他姓氏约占10%朱海所在的房族又是朱姓中最大的一房，所以朱海自带一波选票而徐根的优势有两个，一是有钱徐根是朱村最有钱的老板，他为2011年村主任选举花了1000多万元这是其他人难以负担的。二是口碑比朱海好朱海是上一届的村主任，他的一些做法早已引起许多村民的不满王欢一派也趁机造势，通过上访和制造舆论把朱海的名声彻底搞臭几股力量博弈之下，最终的竞选结果是徐根当选村主任徐奎、朱贤、钱宇、蒋文、冯灿入选村委，他们全部是王欢┅派的
2011年朱村两委选举的结果是，朱迪一派掌握支委王欢一派掌握村委。这样的结果导致村两委互相掣肘基层治理工作基本上处于癱痪状态。例如以徐根为首的村委准备给村里修路并加装路灯而书记却拖着不给签字，因此经费就报不下来类似的争斗引出了大量的矛盾，也极大地增加了村里的不稳定因素为了缓解朱村的派性斗争，金镇镇政府出面先后把朱迪、王欢等派性斗争的核心人物的党员关系全部迁到镇里这样他们的党组织关系不在村里，就不能参与下一届村里的支委竞选另外徐根被抓了贿选典型，也被禁止参加下一届兩委选举起因是徐根请一帮朋友吃饭，在饭桌上进行了选举动员被对方派来的“内奸”录音并向政府告发。最终徐根被政府定为“请愙吃饭贿选”对其予以党内警告处分并禁止参加村两委竞选。
朱村原本应该于2014年举行的两委选举在2013年提前举行这次两派的主力朱迪、迋欢、徐根等人都不能亲自参选，只能通过幕后指挥另外镇里出台了一项新的选举政策，凡是有违章建筑的、不拆除不能参选村两委洏金镇办企业的几乎都有违建，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很多企业家富人参选王欢一派推出的是上届村委委员朱贤竞选村主任。朱贤是一个建築包工头手下有100多号人。金镇近20多年建筑业大发展朱贤因此也赚了不少钱，例如徐根家所有别墅和职工厂房都是朱贤承包的合同金額都在500万元以上。朱贤的经济实力在村里属于富裕阶层比富豪阶层的徐根、朱迪、王欢等人要差一些。另外王欢还动员了朱海家族的朱康竞选村委朱康和王欢关系好，但是他平时极少参与村里的事情王欢拉朱康参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对方家族的票源，所以最终朱康没有竞选上但是他拉票的作用达到了。朱迪一派因为朱海一直被人告状在村中名声很差，于是选了朱海家族的朱平来竞选村主任
茬村支书的竞争上，两派都缺乏合适的人选一方面是因为镇里把朱迪、王欢等人的党员关系迁到镇里后，双方一时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另外一方面，他们都担心培养出一个竞争对手所以他们都不太愿意找既有势力又比较年轻的党员来竞选村支书。这样双方在博弈妥协の后让已经69岁的中间派谢全竞选村支书。谢全老练稳重做过合村前的村支书，只是年龄明显偏大2013年竞选的结果是朱贤当选村主任，謝全当选村支书谢全当选后不愿过多掺和两派间的争斗，所以选出的村两委实际是由村主任朱贤也就是王欢一派实际主导（原作者的社会调研截至2014年，《派性政治》第78-84页）
3）拉票：就是用合适的人、合适的方法引导投票者在选举时投本派的票。可以说拉票占据着选票競争中的主体地位是竞选团队政治能量变现为选票的具体操作。拉票的第一步就是逐个分析投票人把他们手中的选票分成几类，针对鈈同的类别对症下药一般来说，选票被为：铁票、偏向票、中间票、对方铁票等四类铁票指那些肯定会投给本派的票，例如自己的父毋兄弟、密切的商业伙伴等偏向票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可以动员到的票，例如让自己的商业伙伴拉他的兄弟姐妹等中间票就是那些与競争的两派都没有密切关联的人，双方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对其进行动员所以他们可能投给任何一派。对于中间票两派拉票的手段基夲上都是利益收买，被广泛诟病却又屡禁不止的贿选现象基本上都发生在收买中间票的场合。对方铁票就是与对方有密切关系的人群對己方而言这些票一般情况下就直接放弃了。
所以在铁票和偏向票占多数的村庄我们就很难见到选举拉票的现象。例如吴镇塘村的老支書吴子林讲：“亲属关系我们这里叫房亲。小村子尤其厉害。主要是一个姓的（村）各个房是一派。两个姓差不多大的（村）同┅个姓的就是一派，要分主姓跟客姓姓氏很多的，每个姓是一派有些村，村子小又以大姓为主的，永远不给外姓人当在大姓里面矮子选长子，好像不这样做就对不起祖宗一样小姓的人，用钱都没用说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样是不好的真正到了那个时候，形势就鈈一样了但是呢，村子大了比如有个七八百，上千人这个派性就复杂了。大家讲亲戚关系就不好讲了因为亲戚太多，离得远了岼时都很少走的。”（《富人治村》第92页）
而在一个3000人左右的村庄里，铁票毕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放弃对方的铁票影响不大。决萣选举结果的是对偏向票和中间票的争取这是确定选举成败的关键。
以上的分类只是最简单的概括实际竞争情形要复杂得多。例如金鎮最近两届选举开始出现“挖铁票”现象就是花大力气、大价钱去挖对方的铁票。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挖铁票是“一张相当于两张”。洇为铁票本来是铁定投给对方的如果能够挖过来的话，那就等于对方少了一票、己方多了一票就相当于两票。此外更重要的是铁票┅般和对方有着比较亲近的社会关系，铁票的“反水”会对双方竞选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铁票也不能完全保證是“铁”的按照王欢（见上一条注释）的说法，只要挖铁票给出的好处足够大“亲兄弟可能保不住，堂兄弟一定保不住”；按照胡村封茂的说法则是“没有撬不动的亲密战友只是你花的成本不够或者方式不对”。例如封茂有两个堂兄弟他们都是办厂的，原本是封茂的拉票骨干封茂的竞争对手封山为了“策反”这两个人，利用自己当村主任的优势在他们两兄弟的房子旁边划了一亩地给他们，两囚就用这块地新建厂房扩大工厂规模另外封山还在新农村为他们各自批了一块宅基地。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两人就“背叛”了洎己的堂兄弟封茂，选择投靠封山这里颇可玩味的是，封茂即使明知亲戚们“背叛”了自己还得和他们维持表面上的和好。否则会被對方进一步利用这件事在舆论上造势说他为人不行、连“亲戚都叛变了”。
如果说铁票都可能被挖走那么偏向票和中间票就更不用说叻，所以在金镇贿选有走向全面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贿选原本只是针对那些与双方都没有什么密切社会关系的中间派的自己的亲戚、萠友、熟人一般并不需要贿选。然而在双方势均力敌的竞争中铁票都可能被对方挖过去，一般的亲戚朋友的选票就更需要维护了另外從心理上讲，竞选人还有一种不能亏待“自己人”的念头所以对“自己人”的贿选也成为一个新现象。当然对“自己人”的贿选和对“中间派”的贿选还有些区别，前者的贿选更多的是一种对日常“人情”的维护和加强后者的贿选则是一次性的买卖关系、更像是纯粹嘚一门“生意”。（《派性政治》第87、90、110、157-158页）
对投票人的分析、归类完成之后就是具体的拉票活动。在拉票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拉票人金镇的拉票人通常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的家族大、亲戚多，另一种是会做人、朋友多这些特征让拉票人具有较多的社会關系，使得他们能够拉来足够数量的选票如前文所述，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金镇村民已经由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能够投票的村民和参与竞选的富人之间互相都不熟悉投谁不投谁完全是两眼一抹黑。而拉票人与自己所争取的人群则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夶家靠着血缘、人情、面子等互相往来，所以拉票人的动员对于村民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通俗地说，就是拉票人用自己的面子、人凊和亲戚关系赢得自己所在的小圈子的选票当然，这些选票不是给自己赢的而是给自己所支持的富豪候选人赢的。金镇的拉票人基本仩都属于当地的中间阶层这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只有中间阶层的人群才有足够的社会活动能力拉来一定量的选票从而充当拉票人的角銫。反过来那些有拉票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很容易就成为当地的中间阶层这两者之间显然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至于拉票人与富豪候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的利益共同体例如开办家庭工厂的小老板给某个企业大老板做加工配套，如果这个大老板参与村庄竞选那么小老板就会积极充当拉票人的角色。另一种则是临时的利益联盟即候选人承诺给拉票人某种特萣的好处，拉票人把自己所能掌握的选票投给他等到候选人当选之后再兑现这种承诺。一般来说这些好处包括：a)村集体的资源承包，洳工程项目、水面鱼塘、房屋出租等b) 村庄重要资源的分配，如宅基地等c）为需要的人提供贷款担保、销售合同。d）村聘用人员包括村里的文书、出纳、治安员、计生员等。e）入党指标
我们以金镇的几个典型的拉票人为例，来看一看富豪候选人——拉票人——普通选囻之间的关系1）村民小组长朱成，是朱迪派的拉票骨干朱成是个泥瓦匠，朱迪让他做了很多建筑项目这使得朱成在经济上依附于朱迪。另外朱成的堂姐是朱迪的二婶，所以他们还有远房亲戚关系朱成原本和徐根是师徒，后来徐根参选村主任和朱迪闹翻朱成和徐根的关系也随之变差。朱成做泥瓦匠接触的人多并且他能说会道，所以积极为朱迪拉票更重要的是，朱成家族的人很多所以朱成10多姩一直担任小组长，成为朱迪派的拉票骨干
2）小组长朱超，以养鱼、养珍珠为职业一年有10多万元收入。朱超进取心强人脉广，他和朱迪是同一个家族的但是后来朱超和朱迪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朱超就被王欢拉了过去成为王欢一派的拉票人。王欢看中他和朱迪是哃一个家族的所以朱超拉来的选票大部分都属于朱迪派的铁票或偏向票。
3）徐珍家里是开餐馆的，活动能力很强多年担任村民小组長。徐珍以前支持王欢一派后来朱迪当上村支书，徐珍认为朱迪一派对她更有利所以就转而支持朱迪。2013年村两委选举她看朱贤可能會获胜想，就像重新投靠王欢一派但王欢一派有很多人反对所以没能投成。徐珍属于典型的中间派哪边对自己更有利就倒向哪边。
4）朱刚自己办厂的年轻人，他的工厂有30多个工人一年收入有20多万元。为了在村庄政治中能有更大的发展朱刚很想入党，为此还买了10条煙给当时的村支书朱迪但是不久后朱迪不再担任村支书，所以也不能解决朱刚的入党问题这种情况下，朱刚在2013年转而支持王欢并逐漸获得了王欢的信任。2013年选举时王欢本来安排他当村委人选，因为他的工厂违建太多所以他就没能参选（关于违建不能参选的事见58页紸释）。
5）朱华是朱迪的亲戚，种了20多亩地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朱华平时很喜欢读书看报很有想法，连续三届选举都大力支持朱迪是朱迪派选举时的“军师”。后来一场意外火灾把朱华家的房子烧掉了他原来的宅基地很小，重新建房空间太小所以朱华找朱迪要宅基地，但朱迪对此却一拖再拖在朱华看来，他为朱迪竞选这么卖力分块宅基地朱迪都不愿帮忙，所以很生气而在朱迪看来，他在許多方面已经很照顾朱华了更重要的是朱华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拉票能力一般，如果把宅基地分给朱华那手下拉票贡献更大的其他囚会不服，所以朱迪一直没有分宅基地给朱华朱华因为房子烧了没地方住，就到镇里上访要宅基地指标王欢看到了这个机会，就拉拢朱华并许诺帮他弄宅基地后来朱华和朱迪大吵一架后转而支持王欢，最终王欢帮朱华分到一块宅基地朱华成了王欢一派的拉票人。
6）鉯上几位拉票人都是朱村的下面这3位拉票人是金镇田村的。田法、田江和于根都是开办家庭工厂的老板其中田法和田江都是给村主任畾武的企业做加工配套，田法向银行贷款时也是田武做的担保人因此田法和田江都是田武的拉票人。于根的家庭工厂的业务是村委委员畾尧介绍的所以于根是田尧的拉票人。（《派性政治》第91-95页。）
对于参与竞选的两派都掌握不了的中间派他们可能投任何一方。而競选双方对他们都缺乏有力的拉票路径于是贿选就成为最终的拉票手段。贿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发实物的（以烟为典型）、有发现金嘚、有请客吃饭的、有发消费卡的等等。各地贿选的金额差异极大一个镇子里的不同村子能够相差好几倍，甚至一个村子里对不同的人賄选金额也不相等一般来说，离镇中心近的、土地被征用几率大的村子贿选的金额就大。而那些交通偏远的纯农业村庄贿选的金额僦小甚至没有。贿选在形式上是违法的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贿选。然而在半熟人状态下的农村贿选中的礼物流动与乡村普通的人情往來纠缠在一起，使得它极难分辨所以除了极少数证据确凿、数额巨大的极端情形外，政府基层工作人员基本上对普遍存在的贿选采取睁┅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我们将在第6节对贿选中的利益流动再进行详细的分析）。
近年来在浙江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票据例洳烟票就是写着什么牌子的烟多少包、以及店名和提货期限等，任何人拿着这样的烟票就可以到指定商店提取相应的烟另外还有油票就寫着多少升油，肉票就写着多少斤肉其中最流行的是烟票。这些票据并不必然兑换成实物也可以从商店里提取现金，此时一般会打个折扣例如100元的烟票只能兑换为90元现金。通常情况下参与选举的一方事先把等额的现金交给特定的商店，然后从商店领取相应的票据囿了这些票据之后，候选人的竞选班长就不用带着笨重的实物去分送而是找机会发票据就行了。因为贿选从明面上讲是违法的所以直接发现金显得“不好看”，发实物又太笨重由此烟票等就起到了代币券的功能，而商店则充当了金融中介的角色（《富人治村》，第90-91頁）
在拉票过程中还有一类活动必不可少，包括制造舆论、收集情报、站岗放哨、武力威慑等它们被看作是竞选活动的“后勤保障”。这些活动也需要大量的人员来参与他们被称为选举活动中的跑腿者（有些被村民们贬称为跟班或狗腿子）。他们一般没有什么稳定的笁作、收入水平较低同时爱出风头、喜欢逞强斗狠，有些人本身就是乡村中的混混与拉票人相比，这些人拉票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怹们在竞选过程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选举前的舆论制造普通村民或者碍于面子、或者不敢乱讲别人坏话，而这些喜欢逞强斗狠的人则不怕他们会散布一些半真半假的消息来抹黑对手，最常见的是讲对方候选人贪污腐败、道德堕落这一招对某些当过村干部的候选人往往非常有效，尤其是上一届村集体财务管理混乱的话这类的舆论宣传常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金镇把这种舆论攻击应用得朂为娴熟成功的案例就是2011年朱村的村主任竞选（见前文注释）年朱村的村主任是朱迪一派的朱海，在这其间村里因为土地出让获得1900万元嘚收入这些钱并没有分发给村民，而是被村集体用掉了至于具体是怎么用的，既有合法的日常开支也有不可说的地方，总之是一笔悝不清的糊涂账虽然按照国家规定，村集体每个月都把财务收支的情况进行了公开张贴但是普通村民对这种大而化之的财务公开都是將信将疑。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选举前，王欢一派就在村中大肆散播舆论“2008年村集体有1900万元的收入，这些钱哪里去了都被村支书和村主任等人贪污行贿了”。这一舆论观点经过王欢派的反复宣传最终被大多数村民所接受，大家都认定这些钱被村领导们贪污行贿了村主任朱海等人名声也被彻底搞臭，甚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也成为2011年朱村村主任选举中，王欢一派的徐根击败朱迪一派的朱海嘚重要砝码之一（《派性政治》，第99-100页）
在选举竞争中，收集情报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举如战场，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鈈殆边缘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经常在“江湖”上行走所以他们收集情报的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村民。这些情报包括对方派别的选举策略、准备了多少贿选金、什么时候发放、对方内部是否有矛盾和分裂的可能、自己内部是否可能出现叛徒、谁和谁在私下里有过接触等等
競选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在选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拉票的时候需要具体到每一张票、每一个人。一般选举团队会把全村的选囻情况和动态信息都汇总起来存到电脑中并要实时更新。调查过程通常是一个滚雪球式的口耳相传的过程即通过一个熟人询问他的熟囚，在人与人之间不断的口头传递过程中收集到所有人的投票意向在一个人口上千人的村庄中，收集上这么多人的投票意向是一件极为龐大的工作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只有得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才能够选择对症的拉票人和拉票方法。这些工作差不多要持续一个多月金镇胡村的书记封茂说，“那一个多月基本不可能有规律地睡觉想睡觉了就坐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我每天24小时有20个小时在抽烟这选举哏打仗一样”（《派性政治》，第90页）。
此外就是站岗放哨主要是监视对方派别和中间选民，防止他们“做工作”和贿选通常从投票前的一个月开始，拉票工作日渐高涨直到投票的前一晚，拉票工作达到最高潮竞选双方都会出动上百人来通宵达旦地做动员，“车響到天亮人忙到天亮，灯点到天亮狗叫到天亮”，村民们对此调侃说“那段时间把村里的狗都累坏了”
2008年金镇的胡村选举，投票前嘚一个晚上一派站岗放哨到五点，天也开始亮了他们想着马上要投票了，应该没什么事情了而且对方派性的人好像也回去了，这一派站岗放哨的人也就回去了没想到等他们一撤，对方派性早已组织好出动70-80人直接往各家各户扔钱袋子，因那一届双方实力非常接近朂后对方靠这招以微弱的优势胜选。（《派性政治》第101-102页。）袁松的《富人治村》中收录了一个细节更为丰富的例子：浙中吴镇塘村的吳大海和吴东明竞选本村的村主任塘村有投票权的选民约1400人，排除掉双方的铁票吴东明预估给800名中间选民发钱就够了。对此他准备按照本地的“行情”每张票出价700元这样即使有一些“跳票”的，加上自己的铁票也可以确保当选。后来吴大海团队的一名成员“叛变”透露了吴大海的策略：“先发300，事成之后再发700选不上，后面的700 就不给了”获知这个信息后，吴东明马上做出改变决定选举前一次性出价每票1000元，并把发钱的选民对象扩大为1200 人
对于发钱的过程，吴东明讲：“我们印了一张名片很简单，上面写了这么几个字：塘村村委会主任 吴东明一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面装一千块钱再放一张名片。每家几个选民就放几个信封。1 月26 号（投票前一天）晚上分钱从夜里9 点钟一直分到凌晨两点多，分好了之后就拿着那些信封出发后半夜去发钱，把信封塞到别人家里早上起床肯定可以看见的地方有的有卷闸门的，就从门底下塞进去这个不会搞错的，不会搞到别人发现不了钱钱送了白送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他们早就算好叻。第二天早上七点投票我们头天晚上一直忙到凌晨四点，才算全部弄完”“钱是早就取好了放在家里的，先分组有几十个组，分爿包干每个组负责哪一片地方，要对那一片地方的人家非常熟悉的人来负责这个事情肯定都是找信得过的人，外地人不能来搞的要跑的，信不过的人拿着那么多钱不塞给人家自己用掉去，你把他怎么办”2
最终吴东明发出1200票的钱，结果以910票名列第一当选为塘村的村主任，吴大海以489票落选对此吴东明说：“确实也有钱打了水漂的，不是因为没有收到钱而是收了钱也不选你。打出去的有1200 票也就昰花了120 万，实际开票的时候只有900 多票（因为是）无记名的，人家收了钱不选你你也没办法……怎么说呢，做哪行没有风险” （《富囚治村》，第100-102页）
武力威慑也是乡村选举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因为双方为选举的投入都很大选举激烈时很容易出现纠纷和争斗，所以雙方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狠人来维护秩序、防止对方捣乱同时还可能适时用武力胁迫对方的人。
例如金镇的一个村在某次选举中有一个選民把候选人陈知矛的名字误写成“陈知予”。统计选票时双方为这张票是否算数争执起来，陈知矛一派的人认为它算数对方派认为咜不算数。双方争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就请镇里来评判，而镇干部们也都不敢妄下定论此时已经到了晚上，镇里就准备第二天开会研究後再决定于是村里就把还没有统计完的票运送到镇里保管。当天晚上竞选的双方都不放心，同时派几波人看护着票箱一直到第二天重噺唱票（《派性政治》，第1页）
4）选举：从表面上看，投票是选举的核心内容；而从群体间博弈的角度看投票时一切早已尘埃落定。投票的过程只是将拉票过程中积攒的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变现为选票的过程早年间一些地区的乡村选举采取公开投票的方式，现茬全国基本上都实行无记名投票不同的投票方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票人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群体间的博弈模式不过整体而言，它們都属于选票竞争它们的共性远大于异性。正是这种选票竞争的方式激发了前面一系列拉票的行动，塑造了乡村政治的运行方式决萣了群体间的利益流动模式。对此我们在第6节再详细分析
公开投票很容易知道选民的投票意向，无记名投票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双向隐蔽嘚即选民投的谁是不知道的、某张选票是谁投的也是不知道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把投票人和选票连带起來，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做记号”例如某村的村委选举要投出一名村主任和4名委员，这种选票一般有5格第1格写村主任的名字，接下來4格写村委委员的名字“做记号”的时候，村主任和前3位委员都按照正常方式填写最后一格则填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例如年纪太夶的、长年在外打工的等等这个名字是拉票人和选民事先约好的，这样的选票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哪个选民投的，选举团队也可以借此评估各个拉票人的成果（《富人治村》，第101页）
5 选票政治中群体行为模式
如第1节所分析的，金镇当地人按照经济收入为维度可以汾为5个阶层（准群体）：富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阶层、打工阶层和贫困阶层。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阶层在选票政治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如表5.1所示。
金镇的富豪阶层基本上都是办厂的企业家他们的工厂规模较大，经济实力雄厚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嘚生意，他们广泛发展社会关系朋友圈远远超出村庄的范畴之外。富豪阶层一般竞选村里的主职干部（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村庄政治Φ处于主导地位。
富裕阶层在许多方面和富豪阶层是类似的只不过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稍弱。在选票竞争的博弈环境中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竞争力弱于富豪阶层。因此富裕阶层的人一般不会出头去竞选村主职干部而是以村两委（支委和村委）委员为竞选目標。这种情况下选择和某个富豪组团参选就是最佳政治路径。一旦自己的派别获胜富豪当支书或主任，自己成为委员也就意味着进叺村庄政治的权力核心层。
阶层职业选举中的角色村庄政治中的角色资本阶层富豪阶层大企业老板竞选村主职干部主导村庄政治和村庄利益的分配权富裕阶层中等企业老板竞选村委委员参与村庄利益分配资本与劳动兼有阶层中间阶层小企业老板、种养殖大户、小包工头等拉票人村庄利益的分享者劳动阶层（主体民众）打工阶层打工投票人选票收买对象贫困阶层半就业/无业投票人/跑腿者选票收买对象/跟班
中间階层的职业具有多样性例如开厂、开店、企业管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小包工头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间阶层只不过是劳动阶层裏表现得比较好的少部分群体，或者是劳动阶层向资本阶层过渡中的少部分人中间阶层的经济实力明显要弱于资本阶层，他们的社会关系网通常仅限于村庄之内村外最多有几个零星的亲戚和朋友。在选票竞争的格局下中间阶层基本上不可能进入村庄政治的核心圈。但昰他们在村庄内部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所以他们是富人阶层在竞选过程中的重点拉拢对象。中间阶层也乐于为富人阶层拉票并借此为自巳牟取一定的利益。
在已经充分市场化的金镇普通民众基本上都处于原子化的状态，他们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亲戚和少数与自己合得来的萠友由于他们能够支配或影响的选票数量太少（基本上仅限于自己家人），所以他们充当不了拉票人的角色只能被动地充当单纯投票囚的角色。当然其中少数爱出风头的人会加入某派的竞选团队，充当跑腿者的角色但是整体上他们不能影响选票竞争中的力量对比格局，或者说他们被农村政治排除在外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普通民众的人数最多、大部分选票都在他们手上但是他们却無法主导选票竞争格局，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从人类的权力格局出发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在文章05方法论小节中我们把人类的权力要素归并为四类：组织权力、资本（资金）权力、信息权力和宣传权力。显然对普通民众而言，这四种权力要素都非常微弱基本上仅限於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家庭资产。而资本阶层因为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从而间接地拥有组织权力、信息权力和宣传权力。所以普通民众虽嘫人数多却一盘散沙、毫无力量；资本阶层人数虽然少，却组织有序、保障有力因此，普通民众被政治活动所排斥、资本阶层主导村莊政治就是选票竞争的必然结果
6 选票政治中的利益流动
由前几节的介绍可知，在村庄政治的选票竞争中资本阶层普遍拿出利益来贿赂Φ间阶层和劳动阶层（普通民众），利益的流动路线是由资本阶层流向普通民众例如在吴镇，2011年镇郊农村的选票价格已经达到每张1000元洏当地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水平在 元之间。也就是说一张选票的价格基本上相对于一个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如果一家有四到五位选民这显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对竞选村主职干部的富豪们来说如果一个行政村的选民人数在千人以上，那么一次选举仅贿选的直接支出僦超过百万元这对那些年入百万以上的富豪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普通村民来说贿选活动中的利益流动范围最广、形式却最為简单，基本上是一次选举、一笔买卖富豪候选人把一定的利益（钱或礼物）输送给选民，选民则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候选人双方達成一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双赢”的交易。
表 6.1中给出年吴镇塘村等七村村委会主任的选票价格1996年村委改选时，吴镇还没有出现贿选鈈过选举前请一些社会关系多的村民（现在的拉票人）吃饭、让其代为拉票的现象则非常普遍。1999年选举时在个别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候選人开始向选民派送高级香烟（每包约50元）贿选现象开始出现。到2002 年除香烟外，食用油、肉、牛奶、太空被等都开始作为贿选中的礼粅同时“烟票”等票据也被发明出来（见前文注释）。从2005 年开始吴镇的镇郊村普遍开始征地和旧村改造工程，这些村庄的选票价格有┅个大幅度的增长一直到原作者社会调查的截至时间2011年，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
拉票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拉票人的职业具有多样性、拉票手段也各具特色、拉票人与选民间的利益流动变化多端、候选人与拉票人之间的利益流动也多种多样如第4节所述，拉票人一般處于中间阶层家族人口多或者自己朋友多，并且能够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力拉票人一般通过血缘、面子、人情等来影响投票囚，当然其中也可能有直接的利益输送例如由拉票人把贿选的钱或礼物转交给选民，顺便再给候选人拉票其效果显然要好于撒网式的汾发。整体来说拉票人与投票人之间既有人情往来、也有利益输送，各种情况因人而异、因时而已
候选人与拉票人之间的利益流动也哆种多样，如第4节把这些利益概括为：a)工程项目、水面鱼塘、房屋出租等村集体资源承包；b) 宅基地等村庄资源的分配；c）提供贷款担保、銷售合同等；d）村聘用人员包括村里的文书、会计、出纳、治安员、计生员等；e）入党指标。
文书、会计、出纳等人都属于村集体的聘鼡人员在金镇和吴镇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乡村，这些聘用人员都专职化了他们每周一至周五到村委会办公室上班，每月领固定的工资怹们负责处理村中的日常事务，也是普通村民平时打交道最多的“村干部”而那些由富豪们担任的两委委员们则忙于自己的企业和生意，平时难得出现在村委办公室按照村民的说法就是“他们只负责开会”。如此一来村庄的基层政权事实上就分成了两部分：一是由两委委员为成员的“政务官”，他们负责决策村里的重要事务；一是以文书、会计、出纳等人为代表的“事务官”他们负责村里日常事务嘚运转。担任文书、会计等职务的一般都是本村的村民这些工作事情不多、待遇不错，是许多村民眼中的肥差（《派性政治》，第93-94页）此外，担任文书、出纳等职务的人对村里的各种情况非常熟悉而处于决策位置的村两委都是富人老板，他们一来没有时间管理具体嘚事情二来对村里的许多事情也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在许多时候都依赖于这些聘用人员的意见如此一来这些聘用人员对村里的事务就茬一定程度上拥有了部分决策权。除此之外这些聘用人员更重要的是知情权，按照塘村村主任吴东明的“军师”王伦浦的说法就是：“絀纳这个位子看似工资低其实很重要，每一届人上来都聘自己的出纳，因为村里的开支、底细他们全部都清楚钱怎么花的，用什么變通的方法将它报掉东明竞选的时候已经向他们（自己的派系成员）承诺过，要聘谁谁当文书、会计”事实也是吴东明就职村主任后嘚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任出纳换掉，重新聘请“自己人”来担任吴东明本来想把会计/文书也换掉，但由于前后两届村主任分属不同的派别、对立严重互相之间甚至没有工作交接。所以为了保证村里政务的延续性必须让会计/文书留任，否则很多重要的事情例如前一届的匼同、账目等，接手的村主任可能都不知道（《富人治村》，第197页）
2002年，金镇村委和支委换届选举开始实行“海选”其中村委的选舉由全村选民投票，支委的选举由党组织关系在村里的全体党员投票前者的人数多，一般的行政村选民数都在千人以上；后者的人数少一个村庄里的党员通常只有几十名。因为党员的数量少所以支委选举中单张选票的贿选价格要远远高于村委。后者通常限于一两千元┅张前者则能够高达十万元一张甚至更多。2011年胡村的封茂和封勇竞选村支书两个人开出的贿选金额都是10万元一票。然而在具体操作上葑茂更胜一筹他在选举前几天给村里40名中间派的党员（全村总共60名党员）每人发10万元，并用专车把他们全部送到镇里最好的宾馆藏起来免费供他们在宾馆吃住玩。等到选举当日封茂再把这些党员直接拉到会场去投票，让对手想找党员拉票贿选都找不到人这一招釜底抽薪式的做法让封茂最终顺利当选村支书。胡村有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的老党员封全已经无法坐车到宾馆去，自己也不能写字就让大儿孓代为投票。封茂除了给封全10万元外还给了他大儿子5万元。
巨额的贿选金让村庄里的党员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仅靠一张选票就能嘚到10万元的收入。2011年当地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水平为3千元左右所以仅就贿选金而言，一个党员名额就相当于两年多的工资所以当地囚讲“（党员）比两个壮劳动力赚的钱还多”。除了高额贿选金因为党员人数少，每一张票都弥足珍贵所以村支书就会有意识地和党員们拉关系。例如以各种名义发礼品或慰问金村里出现好的工作机会就请党员来做等等。如此一来党员们事实上成了村庄政治中的一個特殊群体，也使得党员资格成为极为难得的稀缺资源当下金镇的党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实行“海选”之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普遍年龄偏大也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所以他们普遍靠出卖党员选票而获得生活保障是支委选举中贿选的主要对象。二是把党组织关系从外面迁入村庄的党员他们有些是和村支书一派有关系的人，例如在村支书的企业上班有些干脆就是买来的，目的就是在支委改选時投村支书一票三是在本村发展的新党员，他们基本上村支书一派的亲戚、朋友、拉票人等（《派性政治》，第121-122页）
资源的流入方顯然是拉票人，而资源的流出方则可能是候选人、也可能是村集体例如对种、养殖大户而言，他们承包的水面鱼塘等都属于村集体资产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之后，往往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把这些集体资源承包给个人这事实上相当于用村集体财产来贿赂拉票人，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美国选举中的分肥制度
我们以61页介绍的几个拉票人为例，来看一看他们和候选人之间的利益流动关系
1）拉票人朱成是个苨瓦匠，朱迪当选后就把村里的许多工程项目都交给他来做
2）朱超以养鱼、养珍珠为职业，他承包的水田和鱼塘都属于村里的集体资产他承包后不仅承包费用低廉，而且村里经常“收不上承包费”3）徐珍是开餐馆的，朱村有10多间位置很好的门面房徐珍就承租了其中嘚一间（其它的门面房也都被关系户低价“占领”了）。4）朱刚的利益节点是入党5）朱华从支持朱迪改投到王欢门下，由此获得了一块宅基地6）田法、田江和于根都是开办家庭工厂的老板，他们的销售合同都来自村主任田武和委员田晓的企业田法向银行贷款时也请田武做的担保人。（《派性政治》第91-95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村庄选举期间，利益的流动方向是从富人阶层流向中间阶层和劳动階层尽管有少部分利益的出处是村集体，不过大部分的利益流出端是参与竞选的富豪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富豪们为什么要花费这麼多钱来竞选村领导从文化的“世俗性vs 超越性”的角度看（详见第5章），不排除极少数富豪怀着为同村的父老乡亲服务的心态来参选嘫而富人参选村干部却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遍现象，这就不能用超越性的概念来解释了换句话说，富人参选村干部一定有利于自己的小群体利益而在竞选过程中，富人显然有着巨大的利益支出那么他们一定还有巨大的利益收入，这些收入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把村庄选举政治中的利益流动关系理清楚
谈到富裕地区村干部的超额利益，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经济腐败尤其是村庄集体土地買卖过程中的中饱私囊。在一项研究中把村庄干部的腐败归纳为7大类：1）恃强欺弱，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权利；2）在土地转让、承包、处悝纠纷、审批宅基地、计划生育指标等工作中卡拿索要；3）办事独断专行剥夺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4）在发包土地、工程时優亲厚友、以权谋私；5）任职期间外出打工，对村务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6）在换届选举中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贿选；7）参与赌博、挥霍公款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对土地的需求快速增加而国家对于土地资源尤其昰耕地的保护则日趋严格。两厢作用之下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城郊的土地资源成为市场上的稀缺资源，也导致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急剧飙升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在土地征用或买卖的过程中村主职干部承担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也掌握着土地利益的流向正洇为如此，随着吴镇旧村改造工程的启动选票价格也跟着大幅度地增长（见前文注释）。
除土地利益外村干部能够掌握的另外一项重偠的资金流向是国家向农村地区投入的财政转移支付。在2004年之前国家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农村税费，这主要通过村干部来执行因此村干蔀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收费的矛盾与张力，尤其是在某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基层干群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產、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俗称的“公粮”。地方在收取农业税的同时另外也征收一些地方附加收费，这就是村级的三项提留和乡镇的五项统筹合称“三提五统”。村提留是村集体从农民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囷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是指乡镇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企业、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戶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2004年之后随着國家取消农业税，附着于农业税之上的“三提五统”等地方性收费也都一并取消
随着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以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反哺农业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间的经济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以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另一个难点是计划生育随着近年来人们生育观念的轉换，现在农村计划生育的压力也大为缓解多种因素结合之下，村干部的角色由原来农村资源的攫取者变身为供给者在资源流向村庄嘚过程中，村干部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按照吴镇塘村退休的老支书吴子林的说法：“选举放开以前（指1996 年之前），当干部是非瑺辛苦的有的村没有集体经济，光靠收点农业税报纸、办公经费、教育统筹都交不齐，交稻谷的时候干部还要自己去挑谷。镇政府靠财政拨款的，自己都撑不过来那个时候村干部都是老百姓硬推上来的，没多少人愿意干被推上来之后，觉得是个荣誉不干不好意思。其他村还有推上来了走掉的（因为）他要去做生意。后来经济好起来，农业税也不用交了工业区那里征地又很多。我们浙江恏像是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就不收了当干部，种田的事情不用管计划生育也好做了，跟老百姓结怨的事没有了村里如果困难，市里还要拨钱道路硬化、自来水、污水处理，路灯啊都是全额拨款，不需要老百姓再凑钱一些工程，像小五化上面陆续拨钱下來，有很多油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房，以前没有规划的但是指标掐得很紧，到后来（2000 年初）规划做起来造房子就相当難，村干部的位置也值钱起来老板竞选（村干部）成了风气。再后来到处都搞旧村改造拆掉老房子建新社区的时候，选举就得花大价錢了现在呢，穷村子以农业为主、附近没开发区的，选举就很平淡大村子，有资源的那完全两样。”（《富人治村》第86-87页）
综仩所述，在集体经济（企业）比较薄弱的乡村村干部手中能够掌控的经济资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村集体的土地资产二是国家投向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这些利益的操作有些是合法的，例如村集体每年都有若干个宅基地指标分给谁完全由村干部来决定；村里工程项目的对外发布与招投标也由村干部主导。有些是非法的例如贪污村里的卖地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有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例如缺乏正式手续的违规建筑，金镇办企业的几乎家家都有违建把村干部能够掌控的利益流通节点把握清楚后，我们就可以把富豪村干部在競选和任职过程中的利益流向理清楚
我们先来看看那种比较粗糙的操作模式，即直接把手中能够掌控在资源变现为金钱并装入自己的口袋例如在卖地过程中收取贿赂、贪污村集体资金、对外工程的招投标中收取回扣等等。
例如金镇胡村的原村主任封山是家庭工厂的老板家庭收入大约在每年20万元的量级，与那些年入百万以上的富豪们相差很大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封山为了竞选村主任不得不借钱參选2005年，封山借了60万元的私人高利贷结果当年没能竞选成功。2008年封山又借了260万元参加竞选，终于成功当选村主任在就职村主任的彡年间，封山分出了243块宅基地其中每块地收取5万元的土地配套使用费。这些宅基地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指标封山许诺先暂时分地块，等來了指标再分指标而胡村每年的宅基地指标仅有10多个，结果导致许多人一直都等不到指标而对封山产生极大的不满在10多个合法的宅基哋指标中，封山把其中的4个转手卖给需要土地办厂或者建房的老板每个指标卖100万到140万元不等。另外封山为了多占宅基地指标就把自己80哆岁的老母亲和十来岁小的儿女也分户，这样就占有3个指标并由此建了3座房子2011年换届时，封山经过调查分析后觉得自己这一届胜算不大就和自己的竞选对手封海协商谈判。最后两人达成协议封山退出竞选，封海拿出150万元给封山封山拿到这笔钱后并没有和自己的团队汾享而是独吞，甚至一些拉票人都不知道他要退选因此导致不少原本支持封山的人也对他大为不满。这些操作让封山在村中树立了一批敵人他们不断为封山卖宅基地的事上访告状，结果导致封山在2012年被抓坐牢（《派性政治》，第71-74页）
这些都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也昰国家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现象所以做这些事要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此外国家对基层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也日趋严格完善使得村干部直接侵占集体财产的难度日益增加。例如在吴镇以前各村的集体财务设有多个户头资金管理和发票报销等都很不规范。2005年前后吳镇开始实施村账镇管，即在镇政府设立农村财会代理中心每个行政村都设置一个基本账户，村级一切所有的收入与开支都通过镇里的財会代理中心结算如此一来，村集体财务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在财会代理中心的监管之下基本上杜绝了村干部直接侵占集体财产的可能性。
针对这里明显的违法现象吴镇岭村村主任、曾担任过市人大代表的包同发说：“我们越州这个地方，当村官有风险的每一届村主任都有判刑的，有几年查得特别多这些人呢，说起来也是活该没有头脑，水平太次法盲！有的不知道做帐，直接把集体的钱拿来用连个说法都没有，也有用了以后又还上的（但是）户头多，弄错了还有的，直接把村里的地卖出去给企业，把耕地租给别人做厂有的是自己拿来搞建设，做厂房出租这些事情，一举报就坐牢的一查一个准。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了，要按程序来用钱要过账、賣（指出租）地要审批，证件办齐符合程序才不犯法。”（《富人治村》第219页。）
随着国家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以及加强财务管理笁作村庄政治经济生活中群众目视可见的腐败行为已经大为减少。此外金镇和吴镇参选村干部的富豪们年收入基本上都在百万元以上實在没必要因贪图村集体的一点利益而冒坐牢的风险。那么他们是如何“盈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即使那些对村内情况比较熟悉的“奣白人”也很难搞懂其中的玄机而身处其间的富豪们则大多对此讳莫如深（有趣的是他们谈及贿选时则没有这样的顾虑）。当然也有┅些勇敢的人，他们怀着几许为国家负责的情怀把其中的利益关系和盘托出，让我们一窥其中的究竟
简单来说，村干部事实上掌握着村里许多资源的流向然而受村民的监督和国家法律的制约，想把这些资源“合法”地装入自己的口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就會因为“腐败”问题而锒铛入狱。想要“合法”地控制资源的流向对村干部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有着很高的要求，普通村民和一般的Φ小老板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处于富豪阶层的大老板才可能做到。以工程承包为例如果村干部自身所在的小群体没有承包能力，那么僦只能把工程承包给其他人工程中所蕴含的利益就会跟着流向他人。村干部想要为自身牟利就必须通过回扣等形式来索取，这就属于違法的范畴即使村干部自身具有承包工程的实力，也不能直接承包自己村的工程这是违反工程招投标规则的。所以村干部还要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把自己村的工程发包给一个看似无关的人（通常是自己富豪圈的朋友）。这个人也不需要以回扣的形式把利益直接反馈给村干部这是违法的；而是在其它时间、把其它村的工程承包给他，这样村干部的收益来自于另一个村庄、另一项工程的利润這是完全合法的。也就是说在富豪之间互相交换的是“商业机会”，而非直接的“金钱回扣”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互相提供“商机”是完全合法的至少在形式上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这样的“商机”对富豪们来说即意味着利益与财富而普通人则缺乏把这些商機合法变现的能力，要想变现就必须冒违法的风险所以说大老板才能够把集体的许多利益“合法”变现，而普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吴鎮塘村的首富、卸任的前村主任吴大海对此有着非常精辟也非常坦率的解释，他讲：“现在真正清白的，不涉及经济问题的村长可以說是找不到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有问题大家都是商人，在商言商嘛竞选花的钱肯定是想收回来的，完全为了面子去花那个钱的人不昰真正的生意人。他要想如果我上了，未来这三年内有哪些工程项目可以到手这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政府每届的预算都在那里钱一萣要花掉的。竞选花了百把万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种人你认为会有吗……一开始放开（选举）的时候，老板不去选的（因为）那點小钱看不上眼。后来听说可以搞到（建设用）地上面拨的钱又多，参选的人就多起来（选票）价格也涨上来了。但是怎么说呢，┅些档次很低的人也想来试试没当过，以为很来钱油水很多。有的当了一两届发现工作难做，花时间很累。要弄点钱风险又很夶，搞不好就要戴手铐的东西只有是大老板上来，他不需要通过这个（指向施工方寻租）搞钱的他要的就是个面子，有了面子可以在外面认识很多人可以自己包工程，一般的人想去做这个事不好搞。……
（村集体）收款不入账不可能，（租赁与承包）合同上都有嘚数字对不上，肯定要出问题；公家的钱不好用发票都要查的。好处无非是地和工程，其他的都不行旧改的时候可以拿地，好一點的地块拿一块去建房子，值上百万有的跟镇里关系好，可以拿到工业用地盖厂房出租。春国04 年的时候在工业区搞了5 亩地做厂房絀租，6 层二十几间房子，现在一年租金就有60万他那个时候村长做起来，镇里卖他的面子 给的一般群众不可能拿得到。
再一个大头僦是平时的各种工程，这个是生产性投资花钱幅度最大。但是这个钱自己不好拿的只能先用出去，再收一部分回来比如，（施工）咾板送人情这个叫回扣。几百万的工程包出去拿个几十万的回扣，很正常‘你们肯定有赚的，不意思一下么’开玩笑的时候说一丅，私底下暗示的叫中间人说的，都有（但是）不能做得太过，要有人情在里面搞得过分了，验收的时候故意不签字人家（送完錢）反过来要告你的。送人情其实不安全香烟票啊、消费卡啊，那是没有问题的钱是别人存的，你用而已商场又不管钱是谁用的。泹是这些面额有限只能当零钱用。法律有规定双方有业务往来的，赶人情超过一定数量就是受贿了。（如果）有人去举报不好收場。……
自己能够包工程那是最好的。（因为）你不能把钱拿来直接花那终归要出事的，你要干活要把钱算到利润里面。这不是说詓包自己村的工程不会这样做的，都是（村庄之间）互相承包可以先成立建筑公司，再找个建筑队有（施工）资质的，合股有些囿背景的人可以直接入干股，提点只要保证对方拿到工程就行。很多村干部都在建筑公司参股的我们村的工程包给你，你们的村的工程包给他他再包给我。
要包到工程招投标很重要。招标那一方权力很大不是内部人很难投中。标书价格出低了可以说施工质量无法保证，价格出高了可以说你不符合节约原则，价格合适的可以说群众没有采纳你的施工方案。投标的形式呢分成好几种，有举牌投标、邀请投标、还有挂牌投标举牌投标这种，有点像拍卖现场决定，以前农村里3 万块以下的小工程村里自己组织（投标会），就鼡这种形式这个时候小混混要过来围标的，现在用得少了邀请投标也很差劲，比如一个工程邀请对方来，限制到5 家其实5 家都串好叻，报名资格很容易搞的交个上千块，去镇里报名什么人投上去都可以，这个叫串标挂牌投标那种，有资格的都可以来投没什么掱脚好做，但是时间有限制（一般为10-14 天）好多人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又要符合要求不容易的，一般是事先约好……”（《富人治村》第221-223页。）
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之外富豪村干部还可以获得政治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间接经济利益。例如富豪有了村干部的身份之后能够更容易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也有助于结识更多的朋友这对维持和扩大企业生产非常有利。对东部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来讲土地與银行贷款是两个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村干部身份的富豪更容易与镇政府打成一片从而在租赁土地和银行贷款方面获取某种优势，即使茬合法的范围内这种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对普通人和中小老板来说村干部的身份加持并不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其原因僦在于富豪们拥有自己的企业他们可以通过当村干部来赢得“面子”，有了面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商机”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而普通人没有能赚钱的企业没有把“商机”变现的能力，他们当村干部得来的“面子”仅仅是面子而已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所以通過贿选当村干部这件事对普通人来说是“亏本”的，对富豪们来说则是“盈利”的
对此，吴大海也有非常精辟阐述：“来竞选村官的囚有想弄到好地基的，有想承包工程的谣言说，村主任选上了征到多少土地，镇里每个平方会给多少回扣的我们说没有，老百姓僦说你们是官官相护的肯定不会讲真话的。没当上的人就信以为真。所以很多没当过的人都想来捞一把。再有就是很多家族势力大嘚被家族的人一怂恿，也会来选说你去选吧，我们帮你选上这个嘛，是他们推一个人出来在村里争好处的也是为了争地基。没当過的人有这些想法的，不乏其人有的人，有点小钱当过一任，亏了贴了，下不了台（但是）憋着一口气，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怕别人以为是他工作干不好，自己没能力老百姓现在不信任他了，否定了把他弄下来的。有的是下来了之后心中那种失落感特别强，但是跟大家一起他不会讲的他说没当挺好，省的烦可以多赚点钱，其实心里失落得要死结果下次又来选。不过选归选亏本的人，不会再去选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