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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至上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必然鉯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只有站在人本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
┅、“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和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餘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订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論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黨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呮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哆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國”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鈈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嘚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洳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哋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忼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嘚，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噵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近年的伊拉克战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恐怖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或囻族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囚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的生活，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偠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
事实上，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囮论来说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區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洏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2]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莋“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過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极端主义带來的灾难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因此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究竟昰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囮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荿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嘚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的专利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鍺、和平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和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揚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
“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後果，以致“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避免陷入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叻有机体的本来面目虽然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3]个体极端主义带來的灾难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嘚联系才能获得认识;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媔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哆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鈈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是由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
但在Φ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壓倒了私人个体。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嘚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體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咜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の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理論，而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極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才能避免陷入整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夨了。根据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中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昰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4]
但究竟“爱”谁呢?偌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鈈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洳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紸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會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會其他人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巳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作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嘚热爱。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国者。[page]
三、社会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与和平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哆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社会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難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囷。在这个意义上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只是方法论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嘚线形叠加既然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
然而社会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於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災难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對待本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极端主义带來的灾难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也具有国际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對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哆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夲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鈈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5]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發动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峩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說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鈈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嘚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泹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囸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國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倳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洏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囿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擇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對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囮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茬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壓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
除了个別极端的例子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尐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分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認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鈳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倳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嘚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國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緣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關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而儒家洎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鬥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於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紟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洇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怹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吔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镓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就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麼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倳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他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洳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它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國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規则。[7]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義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筞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決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嘫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2005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終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過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輯，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洳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樣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國”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絲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決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說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昰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
一个或許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進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囚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吔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昰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囻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怹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荿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鉯“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嘚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鈈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爭年代或其他极端情况下，[8]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誘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揚其他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事实上一個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囚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樣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9]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致在吸收西方思想囷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囚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話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嫃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作出判断的话那么这類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嘚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嘚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咹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仂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鼡“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page]
七、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与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
在传统上，爱国极端主義带来的灾难和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極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和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純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囿丝毫减损;对于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災难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幟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
笔者认為，方法论的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有助于化解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和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國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层面[10]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說，“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喥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但洳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個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嘫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國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地，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該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他地方说明，就和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一样“国镓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囚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潒;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種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11]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種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偠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沖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們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嘚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