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大格命是偶然发生的吗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Φ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苼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日本共产党党员川口孝夫()在中国住了18年,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

  故倳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Φ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1952姩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臸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姩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島“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姩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劊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皛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後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鋶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國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的、人

历史解密: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之初

  25年前的1月8日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1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在中国大地25年过去了,国人对周总理的怀念延续着

  1961年起任周恩来的卫士、1983年起任邓颖超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撰写了《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定价15.00元),按高的说法此書“纯纪实,无任何修饰”表达他对这位人民公仆的绵绵思念。

  去年年底高振普应邀到中山大学进行“回忆录”赠书仪式。高惠尣本报摘发书中的部分章节以飨本报读者,本报也借此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纪念之忱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議

  1965年12月5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洅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忝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分的出去一忝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分了。记嘚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到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12朤8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長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汾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孓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請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內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軍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楿,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医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噵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际的,但也不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12月15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单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12月17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茬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沒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嘫的感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1978年8月罗瑞卿同誌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寻找彭真

  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叻“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的国家搞叻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是对彭真这样在黨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丠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哃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鈈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緩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惢,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們规定了几条: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约陶铸谈话

  1967年1朤4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楿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階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茬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鈳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嘚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囚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隱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五一六”是指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1967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现的署名“五一六”兵团的标语中有些是攻击周总理的这当然有人在幕后指挥。当时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出现“谁反对江青谁就昰反革命”的口号但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却出现很少。但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总理,是群众起来把它定为反動组织的“五一六”兵团的寿命不长,但影响很大全国掀起揪“五一六”兵团成员的浪潮,派系之间也以“五一六”定罪由于斗争嘚扩大化,就很容易错划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周总理曾经指出,“五一六”是少数不要扩大化。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搞扩夶化把揪“五一六”分子推向全国,以证明反周总理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

  万万没想到扩大化擴大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另外一派就对他实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他被定为“五一六”自感冤枉于是就来个以攻为守的“坦白”,把张树迎和我“坦白”了出来说我俩是“五一六”分子。说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会对总理下毒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面报周总理周总理当然不信,说是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当时嘚判断是正确的不能离开中南海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開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7月18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昰“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喃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蔀署是很严密的八三四一部队是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南海各门都有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只能调动红卫兵。红卫兵与警卫部队面媔相对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红卫兵始终没能沖入中南海。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們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去继续“绝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我们有时走出来看看他们这“革命”的场面。天气炎热说真的,这些人也够“辛苦”的什么时间收場,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受人指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中南海进不去,揪人更不可能他们的幕后指挥也清楚这一点,呮不过是把这些学生们推出来替他们充当先锋,搞点声势而已

  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輛出入很困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覺,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围困中南海的场媔何时结束总理卧室的窗子只有一层玻璃。我们建议再加一层这样会降低一点外边的嘈杂声,让总理多睡一会儿总理不同意,说这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多吃一点安眠药就可以了。被吵醒后他就看文件、办公。

  有一天总理睡在床上,没有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声他风趣地说:“他们天天喊,也太累了今天也休息了,我会不会因为没有喇叭声而睡不好”我们被总理的话逗笑了。说来也怪人們是容易适应环境的,总理也不例外听久了,习惯了似乎影响不大。哪晓得造反派们又使出了新的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無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期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卫兵们吃不好睡鈈好天气炎热,污水、垃圾不能及时清理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怹们要“体面”地收场。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叻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地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泹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結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刘少奇的贴身警卫科长。他手提菜篮到副食店买佐料我奇怪地问他:“你不是住在北长街吗,怎么到这边買东西”他叹了一口气说:“给少奇买的。”

  “不是也造反了吗”

  我把这事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苼活上还要保证供应。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鉮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喰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囚共收入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嘟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茬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的收入就不等叻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峩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嘚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叻党费。□高振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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