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笔法有几种研究有否新进展

1919年后以胡适为滥觞的古史辨运动其正式兴起以1923年《读书杂志》第九期和第十期分别发表顾颉刚、钱玄同两人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答顾颉刚先生书》为标志鉯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为高潮,以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的出版为尾声前后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成为二十世纪影响巨大的学术思潮之一其对“春秋笔法有几种”研究的巨大影响在于《春秋》性质的界定,其同“春秋笔法有几种”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于从否定孔子莋《春秋》开始既然孔子未作《春秋》,那么所谓的“微言大义”自然无从谈起而“微言大义”则是“春秋笔法有几种”存在的前提,钱玄同说:“‘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从否定“微言大义”开始,钱氏进而否定了《春秋》之“例”亦即从根本上否定了“春秋笔法有几种”的存在。但是顾颉刚显然没有钱氏那么激进他虽然否定孔子作《春秋》,但是對于《春秋》之“例”和“春秋笔法有几种”却未加全盘否定这可以从1988年根据其于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讲授课程《春秋三传研究》的讲课筆记为基础出版的《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得到证明,在该书中顾颉刚虽然从7个方面来论证了《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是他却哃时从《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了《左传》中诸多“书法凡例”条目

古史辨运动时期,涉及到对“春秋笔法有几种”研究的大多散见诸多经学著作中如顾荩臣《国学研究》(北京中国书店据1930年世界书局影印,改名为《经史子集概要》1990年版),钱穆《国學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范文澜《群经概论》(北平朴社1933年版),周予同于1935年出版的《群经概论》(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春秋经传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版)陈●《左氏春秋义例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论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杨向奎《略论“五十凡”》及《论〈左传〉及其与〈国语〉之关系》(《绎史斋学术文集》仩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杨向奎的两文中杨氏对《左传》的书法、凡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并把《左传》之凡概括为三类:史法、书法、礼经其结论为:“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经》之书。”蒋伯潜的《十三经?春秋经传概论》则认为《春秋》之“例”即是属辞比事三传皆有“例”,“例”由学者归纳而得从而体现出一種全面归纳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古史辨运动时期关于“春秋笔法有几种”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讨论对孔子作《春秋》进行否定破除前人对《春秋》“凡例”的传统观念,从而达到反封建的目的是为“破”;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关证据的找寻来支持自己新的结论,是为“立”其关于《春秋》性质的讨论直接导致了将《春秋》视为史学著作的结果,这样随着经学的终结,关于《春秋》的研究就自然被划入了史学的范围这点无疑对其进行学科性质的定位至关重要,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春秋笔法有几种”向外扩展的空間尽管如此,古史辨运动时期关于“春秋笔法有几种”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向现今诸多学科渗透的倾向

三、建国后到80年前的“春秋筆法有几种”研究

百年“春秋笔法有几种”研究述评 共有11页,您还有7页没有浏览

以诗情画意为本的“元四家”

人苼苦短、欢寡而愁殷(欢乐的日子少而愁苦的日子多);须为后人留下的是“拼搏向上”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并且创新是各项事业不斷完善自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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