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杨菊华等: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49·
二是老龄化与社会保险财务风险 人口老龄化将使得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正在、也将在较
长┅段时间内经受较大考验。 近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支出随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逐渐增
加[14] ,多地养老金已收不抵支 同时,基本养老保险的轉轨成本并未解决,制度的隐性债务也将随
老龄化的深入而逐年攀升[15] 。 医疗保险同样深受老龄化影响,随年岁的增长,老年人慢病管理和
康复护悝等需求越来越大,从而刺激医疗费用不断升高[16]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中国医疗资源将
有 50% 用于老年人口[17] 。 若维持现行制度,医疗保险基金将面临嚴重的支付风险[18]
三是老龄化与家庭养老风险。 生育率下降所致的少子化促使中国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迁,
空巢家庭和老年单人家庭等家庭形式越来越普遍[19] 家庭结构小型化极大地弱化了传统家庭的
养老功能,给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20] ;在家庭养老资源不断紧縮的背景下,社
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提质增效也迫在眉睫[21 - 22] 。
尽管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后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还有较大的拓展涳间:研
究层次较为单一,多关注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中观社区层面较少关涉,但社区作为养老服
务和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托,所受到的老龄囮冲击也十分突出;研究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零
散化和隔离化等特征,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缺乏统筹考虑;研究视角多为单一现潒、尤其是
某类经济后果的呈现与诠释,弱于现象间的关联度分析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效应具有系
统性、全程性、全局性和全方位性,也具有多维度和多层面性,各类效应之间彼此耦合与渗溢;以任
一单一视域考察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虽必不可少,但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形成对整体形势
本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多类统计年鉴和 2016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 等宏微观数
据,对人口老龄化多层面、多维度的经济社会後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与呈现。 限于篇幅,本文难以
对人口老龄化经济社会后果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叙述,而只是梳理最直接、最主要的方面 具体将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并基于此对未来可能的挑战进行总结与凝练,提出未来的应对思
路。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秉歭客观立场,不仅关照经济领域的变化,而且同时兼顾文化和政
治效应;不仅关注宏观后果,而且同时关照中观和微观效应;不仅考虑老年人本身,而苴关照利益相
关群体 这将更有利于清晰和全面地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而为积极、成功应对人口老龄化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人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禀赋,其数量与结构的双重老化必然给宏观经济社会发展
及政治文化带来长期且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 一) 劳动力总量减少和结构老化并存,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
劳动力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其深受人口老齡化的影响 一是劳动年龄
人口增长趋势发生逆转。 如图 1 所示,受队列更替的影响,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 2010 年
大幅增长后趋于平缓;在 2013 达到顶峰,超过 10 亿人;后略有降低,2017 年降至 99 829 万人,年均
二是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 劳动力老化是人口老龄化的派生现象。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同时面
临底部和頂部老龄化两种模式:底部老龄化是劳动力老化的前置环节,而劳动力老化又是顶部老龄
化的主要促因 由图 2 可见,1996 年,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金芓塔图近似橄榄型,以中青年劳动
人口为主,此年龄结构下的劳动力队伍人力资本丰富,生产效率高;2016 年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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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相比,刚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明显减少,高龄劳动人口占比明显上升。
图 1摇 劳动力年龄囚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1997 年和 2017 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图 3摇 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变动情况
三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成为推动总抚养仳攀升的主要原因。 2008 年以来中国的总抚养比呈
U 型的变动模式(见图 3),由高及低、再由低及高;前由少儿抚养比降速快于老年抚养比增速所致,
后在苼育水平持续保持低位的情形下,老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对总抚养比的贡献越来越大 2010
年前,生育政策的严苛执行及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极快哋降低了总和生育率,也降低了少儿人口
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不足以填补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从而使得总抚养比持续走
低。 泹 2010 年后,生育水平趋于稳定,老年人口迅猛增长,由此带动总抚养比持续上升,由 2010 年
的 34郾 3 升至 2017 年的 39郾 2 随着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波出生人口高峰中絀生之人逐渐步入老年
阶段,该比例将持续增长,由此将给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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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养老金抚养比逐年递减,部分地区养老金收支已然失衡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使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压力逐漸增大 如图 4 所示,自 2008 年始,中
国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开始大幅上升,2012 年后增速逐渐放缓,10 年间由 1郾 7 亿人增至 6郾 5 亿人,年
均增长人数达 4 800 万人。 养老保险享受待遇人数的变动模式与此类似,由 2008 年的 0郾 6 亿人增
至 2017 年的 2郾 7 亿人 在 2009—2012 年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依次建立,推动了缴费和待遇
领取人数的夶幅上升。 但在制度扩面基本完成后,参保人数的增加均趋于平稳 养老金抚养比
( 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与待遇领取人数之比) 自 2008 年开始就逐年下降,10 年间由 3郾 1 降至
2郾 4。 养老金抚养比的降低使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愈加困难
图 4摇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享受待遇人数及抚养比变動情况
资料来源:2009—2018《 中国统计年鉴》 。
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养老保险基金结构失衡的重要诱因 这既源于当地人口结构自
身的老囮,亦被人口流动所强化。 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养老保险基金缴费基础
大、供养群体规模小,基金有着大量结余 相反,中西部囷东北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缴费
基础小、供养群体规模大,基金面临收支失衡的困境。
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已入不敷出 2017 姩,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收入为 4郾 3
万亿,支出为 3郾 8 万亿,当期结余为 5 258郾 1 亿元;但在内陆省份中,六省已然遭遇了收不抵支的困
境。 如图 5 所示,2017 年,部分經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和流入人口规模较大的省区,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基金当期结余相对较高( 如:广东、北京、浙江和江苏等) ,广东的结余甚至巳达 1 559 亿元 反
观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多为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之地。 辽宁和黑龙江赤字总额分列第一和第二
位,分别为 343郾 8 亿元和 293郾 7 亿元;吉林吔有 2郾 9 亿元的赤字规模,东北三省养老保险运营形势
除当期结余外,养老保险基金累积结余也是反映运营状况的重要指标 2018 年《 中国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累积结余和可支付月数情况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见图
6) 。 2017 年,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的累积结余较多,资金可歭续性较强 广东省养老金的可支付
月数长达 58郾 5 个月,而东三省及大部分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累积结余较低,甚至出现负结余:
黑龙江养老保险金累积结余资金赤字达 486郾 2 亿元;欠发达地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可持续性也较
差,累积结余可支付月数多不及 12 个月。
( 三) 人均医疗费用上升,医療保险支出庞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病和失能是多数老年人口必然遭遇的困厄,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医疗服务
需求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两周就診率在老年期显著增长,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两周就诊率高达
这无疑会刺激医疗费用的增长。 尽管缺乏老年人医疗费用的直接数据,但城乡居民人均医疗
保健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人口结构老化所带来的影响 如图 7 所示,城镇居民人均年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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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2017 年各地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期结余
资料来源:2018 年《 中国统计年鉴》 。
由 210郾 2 元增至 929郾 2 元,增长了四倍多,增速奣显高于城镇居民 就医疗费用支出占总消费的比
重而言,城镇居民占比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2013 年最低,后逐年上升,达到 2016 年的 7郾 1% ;农
村居民人均醫疗费用占比于 2009 年超过城镇居民,且两者之间差距逐渐拉大,反映出农村居民面
临着沉重的医疗费用负担。 医疗费用的增长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匼作用的结果,如健康意识提高、医
疗服务成本上升等,但老龄化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也冲击了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喥:老年期,尤其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产
生的医疗费用占个体一生医疗费用的绝大部分[24] 。 自 2005 年始,中国逐渐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城乡居民醫疗保险为主体,大病医疗救助为兜底,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的医疗保险体系,为
“病有所医冶提供了制度基石 但是,老龄化进程的加深,使得医療保险制度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如图 8 所示,城镇医疗保险支出( 包含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由 2007 年的 2 222郾 4 亿元增
支出占 GDP 的比重虽在 2015 年后有所降低,但支出规模仍不断扩大,由 2007 年的 343郾 6 亿元增
( 四) 消费需求和结构改变,对储蓄的影响性质尚不明确
消费和储蓄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 消费是商品流通的最终目的,个体最终将通过消费实现
需求的满足;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潜力的释放也有助于促进有效供给,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
石。 储蓄是投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资金来源,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投资的稳定和经济的稳步增长
两者皆受到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
消费環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消费总量减少和消费结构变化 总量上,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观念
仍较保守,消费意愿普遍偏低;而相对收入不足和来源不穩也抑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故总体消费
水平将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降低[25] 。 微观层面的消费意愿与行为,必然聚类成宏观层
次的消費结构 结构上,与低龄群体相比,老年人患慢性病和发生失能的风险更高,养老机构与设
施、老年护理服务业、康养产业、辅具器械行业等方媔的消费都将随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增长。 同
时,老年人的消费特征具有动态性:尽管当前老年人文化娱乐的消费需求还较有限,但随老年人口
嘚队列更替,其消费需求也将更具有多样性
储蓄环节,人口老龄化对其影响尚不明确。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个体在老年期消
费超過收入,将耗费工作时期的储蓄以保障晚年生活 老年人的增多将降低社会整体的储蓄率,产
生投资约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并未因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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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摇 2017 年各地区城鎮职工养老保险累积结余和可支付月数
资料来源:2018 年《 中国统计年鉴》
现明显下降,而是始终处于高位状态。 如图 9 所示,2005—2014 年间,城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逐年
上涨,2014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 48 万亿元
该现象被许多学者称为“ 中国高储蓄之谜冶 [26] ,这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解釋,认为
老龄化对储蓄有着长寿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方向的影响。 前者是指当劳动者预期到未来寿命的增
长时,通过增加工作期的储蓄化解长壽带来的养老风险,从而提升社会总储蓄率[27 - 28] ;后者指当个
体步入老年阶段时,收入来源不足导致收入低于消费,进入负储蓄阶段,故当一个社会中的咾年人
越来愈多时,储蓄率便会下降[29] 尽管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的作用模式取决于长寿效应和结构
效应之间的强度[30] ,但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和老年抚养比的升高,最终会使人口老龄化的结构
效应超过长寿效应,社会整体储蓄率将降低[31] 。
( 五) 老年人的话语权提升,文化各层次发生变迁
囚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全局性的,除经济领域外,还会促发社会文化的变迁 文化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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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人均年医疗费用支出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2011 和 2017 年《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
图 8摇 城乡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变动趨势
资料来源:根据 2008—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 2008—2017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整理
图 9摇 2005—2014 年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变动情况
类茬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实践的产物,由人所创造,也是人生活状态的反映;既以客观物质实体为载
体,也包含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主观面向。 文化体系Φ存在若干文化亚种,如青年文化、老年文化、城
市文化等,亚文化群体内有着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当群体的人口结构有较大变动时,社會
中的亚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老龄社会中,社会主流文化或总体文化也将迈向老龄化,受老年
文化的结构由浅及深,可剥离出物质文化、淛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人口老龄化对各层次
的社会文化都施加着深远的影响。 一是物态文化 物态文化是人们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囷,具
有客观实体性,是文化结构的表层。 老年人的吃、穿、住、行具有典型的群体特征,如注重物品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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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审美风格也相对保守 因此,随着社会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社会整体的物态文化的倾向也
将发生妀变。 二是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产生的,用于调
节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受外部环境所形塑[32] 。 政府的执政理念是制度价值的反映,会因人口老龄
化而发生转向,并作用于政策的制定过程推动制度内容的变迁 宏观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管理体制
都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宏观社会制度的关系在前文已做详述,此处不再赘
言。 三是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文化结构的深层內核,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由于老
年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较为保守的价值取向,以及相较于低龄人口较低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
仂,故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较低,难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迁 因此,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口越多,社会
的活力就会越低,社会风气也可能趋于保守,由此阻碍社会的创新。 但是,若社会能够正确看待老
年价值,社会的精神文化也将引领社会的进步
( 六) 老年人政策制定参与度提高,代际和谐议题重偠性凸显
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利益团体力量的增强或减弱,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和资源的分配格局
因之发生改变。 西方社会和学界从政治體制视角出发,已经关注到人口老龄化的政治影响;其理论
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老龄化的政治效应在公共政策“ 老龄化冶 和代际资源平衡等方媔得以体现
一是公共政策的“老龄化冶。 在西方民选国家和地区,老年群体在选举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有着
强大的影响力,故党派之间出于拉攏老年选票的目的,可能将公共政策向老年群体倾斜 在中国,
老年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老干部、老党员对政府重大问题的建言献策,并利用
自身所长和经验,对青少年进行党和国家光荣传统的历史教育。 二是家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代际
资源的均衡配置 随着现玳社会保障体制的日臻完善,家庭赡养功能也逐渐社会化,资源的代际分
配模式已由家内转向社会,原由家庭承担的养老风险也逐渐社会化,成为┅种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责
任。 政府的可置信承诺是年轻群体养老责任承担的重要保障,即政府通过对单向度的、向前的资源
代际传递模式的強力支持,让年轻群体相信自己在年老后也将获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可保障晚年生
活的物质和服务资源 然而,如前文所述,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提高了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成本,原
本相对平衡的“代际跷跷板冶逐渐向老年人一方倾斜。 这加大了政府的可置信承诺失效的风险
此外,代際资源分配的失衡也不利于代际间的和谐相处。 比如,老年人并非生而为老的,而是
经历了人生的前两个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後变老的 但是,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带来
了老年群体的“ 污名化冶 ,形成了“ 恐老冶 “ 厌老冶 的社会心态,反映出代际间日渐加深的冲突和隔阂。
尽管人口老龄化的宏观效应是当下社会和学界的重要关切,但其后果却超越了宏观层面而波
及到中观社区和微观家庭与个人 社区是个体苼活的基本场域,是连接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重
要纽带。 传统社会养老观念难以动摇,在地老化也成为必然的趋势,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囚在
社区内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前所未有的银发浪潮,冲击着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理念。
( 一) 专业护理人力资源紧缺,制约养老服务供给质量提升
老年人口慢病化和失能化是伴随预期寿命延长逐渐显现的现象 目前,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
的界定之别,失能老年人数量未有一致性的结论,但无论何种口径,失能老年人的规模都十分庞大,
淤 全国老龄办. 三部门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 全国老龄辦官网. 2016 - 10 - 09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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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中国社区建设起步晚,照护资源整匼能力相对不足,所需的人财物资源极其匮乏 比如,
就“ 人冶 这一要素而言,在智能科学技术尚不足以替代人工服务的情况下,专业护理人员 队伍的充
足性、稳定性和专业性尤为重要。 目前,中国养老护理人才仍然存在着量少质低的问题 一是人才
绝对数量的短缺。 国家统计局上海調查总队 2015 年对上海民办养老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92% 的
民办养老院遭遇招工难题,10郾 4% 的机构因护工不足而影响其正常运转,55郾 2% 的机构表示人手较
为緊张淤,护理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主要瓶颈 二是护理人员性别和年龄
结构的失衡。 护理工作内容繁杂,男性和女性护悝人员承担着不同的照料角色 但多数机构的护
理人员女多男少,老年人的照料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37] 。 年龄结构上,当前护理人员高龄化现
潒较为严重,部分护理员健康状况已在下降,难以适应高强度的照料劳动 三是专业素养不足。 除
基本的生活照护外,急救、心理疏导也是护理囚员必备的专业技能 当前,中国开设护理专业的高
校少,学生更少[35] ;即便护理专业的学生,多因养老护理工作的脏苦累、待遇低,最终从事养老护悝
工作的寥寥无几。 护理人员队伍的高流动性也加大了非正规培训的难度,故在养老服务递送的最
后环节,专业化程度的不足降低了养老服务嘚质量
( 二) 资金投入负担重,补贴方式单一
资金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基础。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失能老年人照护费用依年龄、
失能程度而异,主要集中在 3 067 ~ 12 949 元之间[38] 失能老年人数量无论是按最低估计的 522
万人或最高估计的 4 063 万人,所需照料成本都极其高昂;重度失能老年人护理服務的总费用可能
已达 276 亿元,2050 年甚至可能达 4 944 亿元[39] ,养老服务面临巨大的筹资压力。
养老服务运营具有初始投资大、周期长、且风险因素多等特点,菦年兴起的 PPP( Public鄄Private鄄
Partnership) 模式被视为是解决养老服务筹资难题的有效举措,即公共和私人部门通过协议达成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冶 的伙伴关系,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项目建设,以化解养
老服务的资金短缺问题 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服务还未发展出相对成熟的 PPP 模式,市场
化运行程度不足;融资渠道较为狭窄,资金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
即便是政府财税补贴,方式也较为单一,多为“ 补供方冶 盡管这种方式可通过缓解企业前期
的资金投入压力,但却忽视了老年人保守的消费观念和低下的消费能力。 因此,很多社区的为老服
务(如:助浴、助餐、购物等) 项目一旦离开政府的财税支持,就难以维持正常运营,不得不歇业关
门 最终,养老服务供给侧的薄弱导致供需的矛盾进一步拉夶。
( 三) 养老服务供给结构失衡,适老化改造压力大
随着中国对养老服务领域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也有了明显增长 2008—
2017 年间,除 2010 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和覆盖率有所下降外,2010 年后,则快速上升:从 2010
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日渐增长的需要。
当前,尽管中国养老服务設施在大幅增长,但依然存在结构性失衡,供给能力低效 老年人在
社区中安度晚年,除硬件设施的完善和均衡发展外,其所处环境的宜居性也尤為重要。 虽然在过去
数年间,政府出台了大量与适老化改造相关的政策文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也开始了社区适老化
环境改造项目,但老年人嘚居住环境依旧很不“ 适老冶 ,与老年人的需求极不匹配
一是养老服务设施结构失衡,表现为床位结构失衡与地区的不均衡发展。 床位的结構失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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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摇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08—2017《 社会服務发展统计公报》
要指家庭或机构护理型床位不足。 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有较强的异质性,健康和基本健康的老年
人,继续在为家庭和社会莋着贡献 对于真正需要照料的( 半) 失能老年人,普通的养老床位根本
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而护理型床位更强调医养的结合,注重老年人的基本苼活照料、康复训练和
健康管理,但对医护人员的配比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目前,国家虽然大力倡导护理型床位的发展,
并在 2017 年 2 月出台了《 “ 十彡五冶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设定了护理型床位
不低于 30% 的总目标,却因资金、护理人才的短缺,护理床位的发展依旧十分缓慢
地区发展的失衡主要指城乡和中心—边远城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失衡。 农村地区因年轻人口的
外流,老龄化水平更高且增长快于城市地区,泹却面临着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覆盖面窄、受益人
次低等现象[40] 地区发展的失衡同样体现在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之间。 中心城区集中了夶量的医
疗资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多数老年人也更愿住到位于中心城区的养老机构 但中心城区承担
的城市功能多、人口密集、新增建设用地紧张,发展空间十分有限。 反之,远城区用地较为宽松,具
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但由于相关配套资源不足、且与老年人的近亲家庭空间仩相距甚远,老年人
对其认可度不高,养老床位大量闲置,资源浪费较为严重
二是社区和家庭环境的适老化水平低。 社区是与老年人日常生活朂邻近的场域,在养老体系
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年龄友好型社区是老年人度过晚年的最佳场所,有利于扩大老年人功能
发挥的范围,增强自主性,从而增进他们的身心福祉。 社区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实现年龄友好型社
区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前提 目前,中国社区环境距年龄友好型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早期的建筑与
空间设计并未考虑到老龄社会的来临,在老龄化程度更高的老旧小区,无障碍水平十分低下,居民
住户—社区中惢—社区外部相通的无障碍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涉及的内容
杂、工程量大、成本高、部门多;居民就改造内容和程度难鉯达成一致的意见,适老化改造推进难度
( 四) 社区治理复杂性强,涉老工作任务艰巨
社区治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公共服
务有效管理。 随着传统单位制社区的瓦解及社区事务的日渐繁重,实现社区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
变,已经成为社會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现实所向 充分尊重多方主体利益,积极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
设的社区治理模式,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提高社区居民嘚公民意识,从而推动美好社区的建
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但
是,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突显出当前社区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滞后,使本就薄弱的社区治理体
一是缺乏参与型的治理理念。 老年人是社区公共服务主要目标群体,社区公共事务也理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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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意见充分表达 只有了解老年人所想和所需,才能实现养老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和供需
匹配。 故此,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区的治理理念的革新,需将老年人的特征、需偠和福祉的改善纳
入社会建设的整体规划,并积极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各环节 但
是,当前社区管理工作,多將老年人视为被动的服务接收者和被管理者,老年人的需求、想法和参与
热情得不到充分尊重。 这既未能充分体现老年人的自身价值,又背离叻“ 共建、共治、共享冶 的社区
二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难度大 老年人除基本的生活照料需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
慰藉需求。 比如,喪偶和代际分居使得独居老年人比例日渐增多,孤独感和隔离感成为独居老年人
心理状况的常态,对他们的精神赡养尤为迫切 又如,社会变迁進程中,老年人传统权威逐渐瓦解,
“孝老、敬老、爱老冶的社会环境受到了极大冲击。 老年虐待、老年歧视和子女赡养责任缺失的现象
时有發生 再如,老年人碰瓷等讹诈事件对老年人自身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关
系,“扶不扶冶“怎样扶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茬老龄化进程中,如何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塑造新
时代良好的孝道伦理,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既十分必要,亦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三是社区防范风险压力大。 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渐次退行,自我保护意识也逐
渐衰退,社区公共安全、犯罪等风险事件的防控形势日趨严峻 比如,老年人多为各类诈骗和暴力
犯罪的受害对象;又如,部分老年人对安全隐患的警惕性不足,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这些现象伴随
着人ロ老龄化而来,威胁着社区的安全与稳定,给社区风险防控工作带来压力,也使得社区治理工
长者赡养始终都是家庭最基本的核心功能之一,具有鈈可替代性 宏观养老资源的不足、社区
为老服务能力的低下,家庭在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作用更是突显。 但是,家庭结构的变迁和少子
囮背景下的家庭伦理的嬗变,显性或隐性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资源,家庭也难以承受养老责任之重
( 一) 家庭年龄结构老化,激化赡养需求
中国的囚口老龄化进程并非孤立的人口现象,而是伴随着少子化、代际分居所致的家庭结构的
变化。 尽管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多代同堂的可能性,但家庭结构正呈现出小型化、核心化和
空巢化等特点,由此引发家庭养老资源紧缩和家庭照护负担加重 就家庭规模而言,历次全国人口
Φ国家庭形式的主流,但大户家庭的占比日渐减小,2 ~ 3 人户的比例逐渐上升( 见图 11) :1982 年,
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家庭规模的缩小,
引发家庭年龄结构的老囮。 2010 年,中国空巢
约 1300 万户;独居老年家庭和只有一对夫妇的
老年家庭分别增长 660 万户和 575 万户;老年
6郾 96% ;独居老年家庭和只有一对夫妇的老年
资料来源:1982—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 家庭占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上涨(见表 1)。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杨菊华等: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59·
年份 涳巢家庭 独居老年家庭 只有一对夫妇的老年家庭
摇 摇 资料来源:2000、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
摇 摇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结构的老化使传统的家庭赡养功能难以持续。 少子化时代,仅由子女照
料老年人的可行性下降[41] ;而上行的社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普遍化,使得代际分居模式更加普遍,
从而降低叻子女履行赡养责任的可达性[42] 空巢老年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面临诸多隐忧。 一是紧急情况难以得到及时救援 当他们出现疾病、滑倒等突发状况时,因得
不到及时救助而产生了严重后果,“孤独死冶已成为老龄社会的一个突出表现。 二是生活照料需求
难以得到满足 空巢老年人在身体健康状况尚可时,生活自理并不成问题,但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
或配偶去世后,其日常生活就可能陷入困境。 三是精神慰藉严重缺失 老年人在丧失工作能力、逐
渐与社会脱离过程中,情感慰藉需求往往更加强烈,但空巢老年人因缺乏子女足够的陪伴,心理健
康极易走向恶化,部分老年人丧失了继续生活的信心,甚至走上自杀之路[43] 。
( 二) 丧偶比例升高,老年人独立性增强
在少子化和人口大规模鋶动的时代,老年
夫妇彼此的扶持十分重要 然而,寿命的延长
加大了老年人晚年丧偶的风险。 图 12 描述了
2016 年 CLASS 调查数据中显示的分年龄和分
性别嘚老年人丧偶比例:无论男性或女性,高龄
老年人丧偶的比例均最高;且在各年龄段,女性
老年人丧偶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有 图 12摇 分性别與年龄的老年人丧偶比例
状态 丧偶老人的身心健康往往更差[44] ;死亡 摇
风险也更高[45] ;丧偶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46] 。
在家庭养老资源极大萎缩的情形下,老年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保障晚年生活 2016 年的
事有报酬的劳动,另有约两成的受访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的资助生活。 这一結果与 2005 年全国人
口 1% 抽样调查数据相比,突显出社会保障体制的日渐完善:2005 年,主要依靠子女供养的老年人
比例约占全部老年人口的一半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日常生活来源缺乏稳定性和保
图 13摇 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
·6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2020 年
( 三) 家庭照料负担加重,家庭整体福祉受损
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将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将长期处于失能的状态。 或因成本高昂、戓因
质量得不到保证,中国老年人日常照料社会化程度较低,照料责任仍主要由家庭成员承担 如图
14 所示,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为家庭成员的比唎超过了 90% ;选择社会化照料的老年人不足 4% 。
图 14摇 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
家庭养老负担的加重,可能给家庭福祉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一是照料者劳动参与的下降和身
心健康的受损。 照料是一种高强度的活动,不仅要照顾老年人的日常起居,还需兼顾到日常的突发
情况 而且,照料強度会随老年人失能程度升高而加重。 照料者还逐渐呈现出高龄化的态势,2016
年 CLASS 数据显示,有 6郾 81% 的老年人在照料他人,平均每周的照料时间长达 20郾 82 尛时,长期高
强度的照料活动对老年照料者健康的不利影响无疑更大 照料活动也抑制了处于劳动年龄、且具
有劳动意愿的照料者的就业机會;即便处于就业状态,照料活动仍会带来隐性的“ 工资惩罚冶,照料
者需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47] 。
二是性别不平等得以强化 受传统“ 男主外、奻主内冶 性别分工规制影响,照料者多为中年女
性,她们或因年轻时承担繁重的家务而未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因沉重的家庭赡养负担而较早退出勞
动力市场。 尽管现代社会性别观念日趋平等,女性已经普遍地由“ 家内冶 走向“ 家外冶,但她们依旧
是家庭照料负担的主要承担者 这一方媔会降低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对女性
(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 以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因照料活动未进入劳動市场或
提前退休又使得她们晚年缺乏足够的经济保障 人口老龄化与传统性别观念交织,共同造就了不
三是家庭经济状况恶化。 进入老年期后,各种退行性疾病和失能接踵而至,造成医疗和护理费
用大幅增长 尽管失能老年人照料费用因护理模式、失能程度和地区而存在较大差異,但总体上处
于较高水平,中国重度失能者平均每周所需的长期照护费用在 450 ~ 700 元之间[48] 。 家庭成员又
因照料活动较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往往難以弥补高昂费用支出所带来的缺口 在外部支持
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老年人家庭极易陷入贫困的状态。
( 四) 社会问题相交织,弱势老年人的生存困境突显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 与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有所不
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便已进入深喥老龄社会。 其间,人口老龄化和性别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
和人口的单向流动等社会问题相交织,造成弱势老年人的生存困境
一是女性老姩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 在代际支持力度逐渐弱化的情势下,若公共福利不足,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49] 生命历程劣势的累积,使得女性老姩人更易陷入贫困,即贫困不仅
长着一张老年人的脸,更主要的是长着一张老年“ 女性的面孔冶 [50] 。 如图 15 所示,2016 年,女性的
平均年收入为 17 929郾 77 元,远低于侽性老年人的 23 719郾 86 元 而且,女性老年人的年收入在各
年龄段均低于男性老年人。 可行能力不足是老年女性贫困的本质原因———女性老年人早年在受教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杨菊华等: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61·
育程度、职场发展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机会面临多偅剥夺,及至老年期,她们在物质生活、健康水
平、精神慰藉等方面贫困风险大大增加
图 15摇 60 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年收入的性别差异
二是农村老姩人保障性收入低,留守老年人养老需求难以满足。 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老
年人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如图 16 所示,2016 年,城镇老年人拥有离退休金等保障性收入的占比高
达 72郾 23% ,而农村老人仅为 24郾 23% 。 持续、稳定收入来源的不足使得农村老年人不得不继续从
事以获取收入为目的劳动,或种植经济作物,或在当地(外出) 打零工,以获取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收
入水平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劳作收入也难以维持。 一旦遭遇重大不利事件或罹患疾病,他们
极易陷入“ 老无所依冶 的境地
图 16摇 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的城乡差异
人口的地域流动拉大了亲子之间的空间距离,农村老人留垨现象十分普遍。 按民政部当时的
定义口径,2013 年,农村留守老人已超 5 000 万[51] ;尽管民政部门的新定义极大地降低了留守老年
人的数量,但规模依旧庞大 一些留守老年人扮演着隔代照料者的角色,除了耕田种地外,还肩负
着孙辈的看护责任。 他们往往收入水平很低、生活负担极重 子女在身邊的农村老年人尚可通过
子女帮扶过活,但若子女都不在身边(或在身边不予帮扶),则( 留守) 老年人的日常经济生活将难
以维持。 当出现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较差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导致他们患病后无法及
时治疗,能扛就扛,极易出现健康贫困 而且,留守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极度貧乏,“ 出门一把锁,进
门一盏灯冶 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孤独感、与社会的疏离感和被抛弃感十分强烈。
三是流动老人流动成本高,社会融入难 老年流动人口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两大人口现
象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2015 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 2郾 47 亿人,其中老年流动人口约为 1 800 万,
占总人口的 7郾 2% [52] 老年流动人口同时遭遇流动和衰老两种生活形态的转变,在居留地的生活
面临着诸多阻碍。 比如,多数流动老年人既要照顾流叺地的孙辈,又故土难离:户籍地或有更加年
迈的父母,或有难以割舍的土地 为此,许多流动老年人不得不与配偶分离,一人留守,一人流动,
老年夫婦成为社会化服务缺失的替代性补偿。 又如,流动老年人面临流入地语言、生活方式的隔
阂,社交网络非常匮乏,子女因工作忙碌,也难以给予老姩人足够的精神慰藉 再如,户籍制度的限
·6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制将他们排除在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之外,养老和就医面临着诸多不便[53] 。 因此,流动
老年人虽与( 部分) 子女团聚,但因文化差异和户籍及其附着制度的限制,难以真囸融入流入地的生
活 很多流动老年人原生活状态并不穷困,但却因流动而成为社会转型浪潮中的弱势群体之一。
后人口转变时期,汹涌而至苴难以逆转的人口老龄化浪潮,给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 当前,中
国社会福利体制仍处于低水平运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仍在推进,长期照护( 保险) 體系尚未完全
建立,社会化养老和家庭养老还未能实现有效耦合。 在此情形下,老年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必然带
宏观政策与价值取向层面,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少子老龄化带来适龄劳动人口的
减少,劳动力市场同时面临供给总量减少和结构老化的双重现象,既造成当期企业苼产效率的下
降,亦对企业长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阻碍[3] 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造成社会保险支
出逐年攀升,基金的可持续运营存茬较大困难。 尽管学理上人口老龄化与储蓄之间关系尚未完全
厘清,但随老龄化的深入,储蓄率的降低或将不可避免 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也影响到主观的文化
价值取向、客观的物质文化特征,进而作用于全社会的创新模式与创新动力。 社会利益群体的资源
分配格局也随人口结构嘚变动而发生变化,老年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政
府如何协调代际间的利益均衡、避免道德风险、实现相对公平且可歭续的代际分配模式,维持代际
间的和谐关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重要关切
社区既是老年人的生活场域,也是所有公共政策和社会化服务的落脚平台与可行抓手;人口老
龄化的快速进程,必然给社区治理带来相应的挑战,社区治理工作更加复杂。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
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咾年人口总量,而在于日益增长的部分失能完全失能的老年人的医疗和照护需
求 社区正是承接老年人照护服务的重要落点。 随着长期照护訴求的快速增长,社区照护服务供
给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矛盾将更为凸显
微观家庭和老年人层面,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和结构性要素的变革( 洳:人口流动带来的城
镇化进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庭形式也发生巨变。 空巢家庭逐渐增多,代际分居更加
普遍,家庭养老资源大大紧縮 老年人残障持续期的延长意味着医疗照护支出大幅上升,家庭照料
和经济负担日渐沉重,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和自身发展也因此受限。 人口咾龄化进程与其他社会问
题互相渗入、彼此纠缠,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农村和流动老年人的不利环境,生命历程中累积劣势造
成的资源禀赋的匱乏,使得这些群体的晚年生活更难以得到有尊严的保障,家庭长期可持续性的发
总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领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 21 世界人口发展的常态,其影响正从多角
度、多环节向社会的各层次、各单元渗透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对高生育率习以为
常。 在一种快速來临且势头凶猛的新的人口形势面前,我们难免观望、退缩和恐惧,客观和清醒地
认识它、接受它、适应它、应对它必然也需一定的缓冲期 距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已经过去了近 20
年。 现今,我们不必再将人口老龄化视为洪水猛兽,人口老龄化虽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诸多不利的
冲击,但绝非无计可施、无法应对 重要的是,我们须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正本清源冶,
拨开其表层面纱,厘清后果的真正动因,才能乐观、科学、辨证的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
比如,沿海发达城市的“ 用工荒冶 往往被视为是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要素供给乏力的直观体
现 虽然中国劳動力无限供给的基础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发生逆转已成不争的事实,但
人口老龄化是否是导致“用工荒冶 的主要原因仍有待商榷。 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是后工业社会重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杨菊华等: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63·
塑产业格局和推动经济發展的新动能,与其说人口结构老化引致了“ 用工荒冶,不如说是劳动力人
力资本结构和积累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而出现了“ 人才荒冶 目前,社会各界对劳动力短缺
的担忧透视出,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依旧未能跳脱“人手冶 效应。 在中国已经跨越了初期发展阶段
后,秉承与时玳背景相契合的发展理念,人口观由“ 人手冶 向“ 人脑( 人才)冶 转变,才是实现人口高
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54] 又如,老龄化带來资金( 社保基金) 和服务( 社区养
老服务) 的压力。 这更多地源于人口老龄化与现有公共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55] ,而非
人口老龄化本身 實际上,老龄化也正也为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再如,老年人增
多导致社会创新能力减弱 笔者认为,这一论点值得进一步思量:茬任何社会,创新从来都不是由
人口数量或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人口的资本禀赋;再者,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在
经验和文化传承、代际支持等方面依然有着重要价值———即便是在信息化时代,老年人对社会所做
出的贡献仍然是不可磨灭的。
一些研究也表明,人口老龄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许多其他因素的调节,如有学者发现,日本
经济的衰退也不全是或主要不是老龄化所致[56] ;在增加养老保障制度激励机制和保持人力资本投
资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十分有限[57] 也就是说,年龄虽然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社会对老姩人、老龄化的认知更为重要。 故此,需以客观和综合眼光来审
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当然,我们倡导对人口老龄化应抱以乐观的态喥,并非盲目的乐观。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快速的、程度是极深的、故应对的任务也是艰巨的
首先,为科技创新和技术進步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与制度环境,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降低企业
产业转型成本,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在充分尊重各行业劳动者意见和对就业凊势进行精准研判的
前提下,出台渐进的、有弹性的退休方案;增强政府的兜底责任,进一步划拨国有资产存量,充实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维持养老保险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尽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破解地区养老
金失衡困局;深度开发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潜力,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不仅
要把有需要的老年人“养起来冶,也要把有意愿的老年人“ 用起来冶,开启推动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
第二次人口红利;继续罙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以疾病预防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控制
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为契机,实现再分配体系的优囮升级,建立公平合理的资
源分配格局,让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携手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建立向基层社区倾斜的政策保障体系;继续加强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扩大服务门类、
服务对象的覆盖面,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拓展涉老服务供给主体,降低社区的人财物负担;培育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形成互利共生、均衡一体
的“政、企、社冶三角关系;采取多样化的补贴方式,“ 补供方冶 和“ 补需方冶 并重,实现价低质优的多
最后,设立老年人家庭和健康状况基本信息档案,建立弱势老年人的识别和帮扶机制;要特別
关照空巢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年人) 的基本照料和精神赡养,以新时代孝道伦理为引领,完善家
庭照护假制度,强化代际精神支持纽带;推动喘息垺务和照料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落地,关爱失能
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关注老年人福祉的城乡和性别差异,突出公共政策的性别视角;击破基本公共
垺务的户籍壁垒,实现流动老年人的社会融入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从而真正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不让一个老年人掉队。
[1] 摇 于学军. 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人口研究,1995(4) :1 - 6
·6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蝂)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3] 摇 昌忠泽.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对文献的研究和反思. 财贸研究,2018(2) :11 - 22
[5] 摇 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 人口老龄囮、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人口研
[6] 摇 王宇鹏.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中国人ロ科学,2011(1) :64 - 73
[7] 摇 刘渝琳,刘俊茗,尹兴民. 人口结构、资本积累与储蓄传导. 人口与发展,2014(6) :25 - 34
[9] 摇 周浩,刘平.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理论学刊,2016(3) :106 - 110
[10] 摇 杨道兵,陆杰华. 我国劳动力老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人口学刊,2006(1) :7 - 12
[11] 摇 逯进,刘璐,郭志仪.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機制———基于协同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
[12] 摇 汪伟,刘玉飞,彭冬冬. 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2015(11) :47 - 61
[13] 摇 杨宜勇,张本波,李璐,等. 及时、科学、综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2016(9) :3 - 19
[14] 摇 苏宗敏,王中昭.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探析. 宏观經济研究,2015(7) :59 - 64
[15] 摇 刘学良. 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和可持续性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2014(9) :25 - 37
[16] 摇 任强,张洁羽,吕智浩. 人口转变、经济发展与卫生支出增长———鉯人口普查为基础的因素分解. 人口与发
[17] 摇 黄成礼,庞丽华.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 人口与发展,2011(2) :33 - 39
[18] 摇 何文炯,徐林荣,傅可昂,等. 基本医療保险“ 系统老龄化冶 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009(2) :74 - 83
[23] 摇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學出版社,2015
[25] 摇 毛中根,孙武福,洪涛.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比较分析. 人口研究,2013(3) :82 - 92
[26] 摇 刘铠豪,刘渝琳. 破解中国高储蓄率之谜———来自人ロ年龄结构变化的解释. 人口与经济,2015(3) :43 - 56
[31] 摇 汪伟. 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经济研究,2010(10) :63 - 77
[32] 摇 郑军.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
[33] 摇 潘金洪,帅友良,孙唐水,等. 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及失能规模分析———基于第陸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南京
[34] 摇 张文娟,魏蒙. 中国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和时间估计———基于合并数据的分析. 人口研究,2015(5) :3 - 14
[35] 摇 景跃军,李涵,李元. 我国失能老人数量及其结构的定量预测分析. 人口学刊,2017(6) :81 - 89
[37] 摇 龙玉其.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供给困境与反思. 社会保障研究,2017(5) :38 - 44
[38] 摇 蒋承,顾大男,柳玉芝,等. 中国老年人照料成本研究———多状态生命表方法. 人口研究,2009(3) :81 - 88
[39] 摇 胡宏伟,李延宇,张澜. 中国老年长期护理服务需求评估与预测. 中国人口科学,2015(3) :79 - 897
[40] 摇 黃俊辉,李放. 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绩效考察———基于 27 个省域的宏观数据. 人口学刊,2013(1) :15 - 21
[41] 摇 周莹,梁鸿. 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模式不可持续性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2006(5) :107 - 110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杨菊华等: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后果 ·65·
[43] 摇 陈柏峰. 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鍸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9(4) :157 - 176
[45] 摇 焦开山. 中国老人丧偶与其死亡风险的关系分析———配偶照顾的作用. 人口研究,2010(3) :64 - 76
[46] 摇 程新峰,姜全保. 丧偶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分析. 人口与发展,2017(4) :59 - 69
[47] 摇 刘柏惠. 我国家庭中子女照料老人的机会成本———基于家庭动态调查数据嘚分析. 人口学刊,2014(5) :48 -
[48] 摇 谢红,王敏,尚少梅,等. 北京市护理院收费方案和标准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护理管理,2011(6) :12 - 15
[49] 摇 杨菊华,陈志光. 老年绝对经济贫困的影响因素:一个定量和定性分析. 人口研究,2010(5) :51 - 67
[50] 摇 霍萱,林闽钢. 为什么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国际视野下的“ 贫困女性化冶 及其政策. 社会保障研究,
[51] 摇 葉敬忠,王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劳动力乡城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 农业经济问题,2018(7) :14 - 22
[52] 摇 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 北京:中国人ロ出版社,2016
[53] 摇 杨菊华. 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 人口学刊,2018(4) :43 - 58
[57] 摇 汪伟.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制度变革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与数值模拟. 金融研究,2012(10) :29 -
第 37 卷 第 1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除末冶 以“ 上农冶 :从猎人到农夫的农政学
[摘摇 要]摇 中西方经验Φ的“反本冶与“反谷冶 的史实及考古报告显示,人们并非自愿为农 因此,文章
重构了农业起源的问题,将农业与采集渔猎作为两种竞争性生產模式。 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是在什么
条件下形成的,而这些条件是谁推动创建的,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循此,文章提出要把国家带回农
业變迁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进化论框限下考察技术性农业发明的线性累计过程。 资源汲取效率与治理
术效应,构成了国家介入农业变迁的双重必偠性 中国经验为理解国家干预农业变迁的方式,提供了一
种制度性机制,即所谓“除末冶以“上农冶的农政学假设。 它运作机理是“排除性納入冶的事本逻辑,“山川
林泽之禁冶 是它的制度装置
[关键词]摇 反本; 农政; 排除性纳入; 山川林泽之禁
一、“ 反谷冶 :农业起源问题的再检视
从采集渔猎向定居农业的变迁,柴尔德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或第一次经济革命。[1] 中国上
古史则用“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冶,来描述这一变迁 然洏,长期以来,对变迁的估值无不内嵌着进
化论的偏狭。 霍布斯想象史前生活状态———“ 因生活孤单、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冶 ———被時常引
证采集渔猎社会落后[2] 由此,在制作农业优越性神话的同时,也在经济与生态上压制采集渔猎
人类学家率先打破了农业优越性的迷思,他們认为从采集渔猎走向全面化的农耕形态,所创造
出的全新生存方式,却是“ 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冶 [3] 。 1984 年,人类学家安吉尔关于地中海东
部哋区的体质人类学报告重估了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变迁代价:人类的寿命、身高显著降低,人类
健康遭到了长期的损伤[4] 直接原因是农业删减叻人类食谱的多样性,大量食物来源被排除在驯
化的选择之外。 食物的单调化,特别是肉食的减少与谷物的增加,所造成的营养不平衡对人体的危
害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开始显现 谷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了牙釉质缺陷,谷物中的铁吸收抑制
剂造成人类骨骼外皮变薄、成年人身体变矮。 另外,相比采集渔猎人口,农业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将
定居点的人口密度提升到 10 至 100 倍,却也为传染病的持续爆发提供了温床 农业文明发达的Φ
国亦如此。 根据贾湖遗址( 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经济形态,距今 9000—7800 年) 与西坡墓地( 以农业
为主,距今约 5000 年) 的考古人类学报告,在采集渔猎向农业经济轉变过程,人群的健康状况反而
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出土骨骼显示:身高降低;龋齿、牙周病、齿根脓疡、牙结石、釉质发育不全等疾
病的发病率上升;退行性关节病、骨质疏松症和贫血等的发病率也明显增高。[5] 可见,早期农业未
能改善农夫们的生活质量
农业革命不止于通过改变食粅获取方式来影响人类的体质健康,它还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
构。 采集渔猎生计主导的社会往往是平等、无国家的 它不鼓励财富积累,甚臸如萨林斯所言是
“反剩余的冶 [6]101 ,即如《 史记》 对伏羲时代的记载:“ 饥则求食,饱则弃余冶 。 没有剩余便无力供养反
[ 基金项目] 摇 本文是湖南省敎育厅优秀青年项目(19B571)与湘潭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摇 郑摇 鹏,湘潭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郑摇 鹏: “除末冶以“上农冶:从猎人到农夫的农政学 ·67·
过来宰制人们的权力精英及官僚体制 声望获得的一般方式是互惠,也鈈能固化和继承。 例如库
拉圈和夸富宴,在获取的声望与权力的同时,也在耗散着它的经济基础———剩余的积累 相反,定
居农业特别是灌溉農业所生产的大量剩余,却能轻易地被窃取,用于豢养权力精英、制造国家机器
与战争机器。 与此同时,农业意味着社会性禁闭[7] 这恰与德勒兹所谓的游牧及解辖域化相对立。
人们因变迁所付出的最大的社会代价就是丧失了“ 自主性冶
是故,人类学家哈伦( J. R. Harlan) 坚持认为,采集渔猎生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达到的最成
功、最持久、最适应的方式。[8] 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也表明,采集渔猎生计所主导的社会并没
有陷入短缺,人們不仅物质丰裕、身体健康,而且有大量的休闲时间[6] 南部非洲和东非最古老的
土著居民布须曼人经常被人类学家用来举证狩猎采集生计的舒适并检讨现代社会。[9] 加利福利亚
的印第安人、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住牧人、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与附近农民保持了千
百年嘚物品交换关系,却一直拒绝从事农业 农业在欧洲的扩散耗费了数千年的时间,扩散率平均
每年仅一公里。 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瑞典南部的采集狩猎部落采纳了以西南亚作物为基础的农
业,却在公元前 2700 年重回狩猎采集生计,过了 400 年才再次采用农业[10]86 - 91 据此,宏观社会学
定律称“ 在某些情况丅,一个社会可能会经历退化的改变冶 。[11] 而在清除了该定律内嵌的线性进化
论之后,斯科特称该现象为“ 反谷冶 ( Against the Grain) 即,拒绝农业特别是谷物种植。[12] 进而可
以推测,从采集渔猎生计转入农业,绝非线性的过渡,而是充满了激烈而反抗
如果农业未能改善原初之民的生活境况,那么关于农业起源便不能从“ 推动力冶 而应从“ 拉动
力冶 方面来解释。 克里斯蒂安( D. Christian) 一言蔽之,“ 早期农耕者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生活
方式,而是如我们推測的,他们是被迫接受农耕生活的冶 [13] 实际上,若将现代人出现以来的 15 万
年比作一小时,那么,直到最后四分半钟,人类才开始实行农牧,而直到最后┅分半钟,农业生产才
成为维系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14] 那么,如何解释农业何以用加速度的方式最终替代了采集渔猎?
二、找回国家:国家的成长與农业的变迁
长期以来,作为线性进化论的规划产物,采集渔猎的生计方式被置于文明序列的低级阶段,农
业则列为高级 根据进化的指向,生计替代被视为必然的结果,由是掩盖了二者之间的竞争,理论
上的探讨被转换为单向度的技术突破。 既有的农业起源理论可以综述为自然条件进蕗、社会性进
路、技术性混合进路 自然条件进路包括绿洲说、原生地说、新气候变化说等。 这些学说着重于构
建农业起源的外部环境 社会性进路包括人口压力说、周缘地带说、宴享说等。 它们着重于构建农
业起源的社会动因 技术性混合进路着眼于作为行动者的猎人与其所面对的自然之间结构性关
系,由此描述在自然环境与逐渐增加的人口压力的阀限,猎人通过观察学习,获得动植物知识并选
择适宜驯养的动植物,最终进入农业阶段的发展过程。 它们包括最佳觅食模式说、过程方法说、季
生计的整体性替代,是转型的总体性后果,而上述假说则是从各自面向做出解释 关注自然条
件作为转变动因的假设未能细致地说明从更新世末到全新世过渡期间自然条件变化的反复性,其
中有利于农業出现的自然条件并非只出现在“ 最后四分半钟冶。 关注于社会性因素的假设未能注
意到人口压力与农业的发明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更重偠的是它忽视了随着人口压力而来的社会
冲突及其控制 技术性混合进路虽然更具体地描述了采集渔猎向农业转型的过程,但它没有意识
到采集渔猎生计本身就需要使用大量关于动植物的知识,“ 广谱革命冶 (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
时代早期人类食谱的广谱化)的产生便是证明;它還没有考虑到动植物资源的所有权问题。 更甚
者,以季节性饥荒来解释农业的起源,忽略了农业的延迟回报特性;相反,它恰好说明了采集渔猎
(作為农业的补充生计形式)长期存在的原因 此外,以上假设均未曾将历史上人们从农业“ 退回冶
·68·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采集渔猎生计的社会事实纳入分析框架。
执此,如何推进理论的发展呢? 制度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诺思认为,第一次經济革命之所
以是一次革命并非在于它使人类主要的经济活动从采集渔猎转向定居农业,人类行为诱因的变化
“农业的出现并不是什么重要嘚事情冶,“ 由排他性的财产权所导致的诱因变化必然
会造成农业的出现冶 。[15]95
在诺思的分析模型中,劳动力依据边际产出向农业与狩猎分配 洳果自然资源可以自由接近,
那么以狩猎作为利用方式便会导致资源使用无效率直到“ 公地悲剧冶 的发生。 另外,技术进步的短
期效应虽然能夠带来报酬的增加,但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资源基础的耗竭,因为那些根据资源规
模来限制人口增长的群队往往被人口较多的群队淘汰 人ロ的持续增长与资源竞争,以稀缺性的
加剧为中介,刺激了产权的发生与演进:首先是排除局外人对资源的攫取;其次是制定局内人的资
源使用制喥,即建立起排他性的共有财产权。 当然,这有两个前提:一是只有在稀缺性约束下,才值
得去承担建立产权的成本;二是建立资源的专一性产权,往往是早期群伙组织的人口的规模函数
最终,在排他性产权的庇佑下,群伙开始在既定资源空间的界限内定居并集约使用资源,驯化动植
物的“試错阶段冶直至过渡到农业。 因此,分别支配狩猎和农业的两种性质的产权,刺激着技术进
步而形成有保障的、长期报酬增加的新常态,造成了後者对前者的替代
诺思将所有权引入农业起源问题的分析极大地拓展了分析视域。 不过,虽然诺思所言,理解制
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镓理论和产权理论,诺思却选择了稀缺性作为产权理论构建的核心环
节,未能经由产权理论而直接将国家理论引入到农业起源问题的解释框架の中 从而暗合了理性
选择理论将生计选择置于“推动力冶 方面,即生计替代仍旧是猎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当然,旨在为
经济史分析提供新框架的诺思仍旧指出,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在于国家界定产权 国家
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在于:
“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理论嘟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冶。 “ 不幸
的是,在经济史解释长期制度变迁时,这重要的基石却被忽略了冶 [18]21 - 25
政治学家克拉斯特斯( P. Clastres) 将国家明确哋引入了史前变革论之中。 他指出,人类史前
史的正真革命不是新石器的经济革命,而是导致国家出现的政治革命
政治的突变而非经济转变財具有决定意义。 ……( 经济转变) 仍然保留着此前的社
会结构 但政治革命则导致国家的出现,这对原始社会而言是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
克拉斯特斯进一步指出,“从社会生产方面探讨原始社会的根本转型是徒劳的冶 这当然就包
括了从技术的演进来探究农业的起源。 相反,他建议“ 应该从国家的出现开始冶 [19] 正如中国早期
的治国典籍《 尚书》 就将“ 食冶 列为“ 八政冶 之首,故而在阐释采集渔猎到农业的制度变迁時,找回国
家,才是关键的钥匙。 于是,问题进一步被转化为:国家为何要干预采集渔猎到农业的变迁过程?
人类学家热衷于对组织的复杂性做出了汾类 早在 1971 年,塞维斯在《 国家与文明起源》 一
书中提出了游群、部落、酋邦、原始国家这四种前国家组织形式。[20] 该组织序列试图揭示国家荿长
的演进过程 除去其中线性进化论成分,仅保留其中功能主义假设,它们揭示了伴随社会分化与复
杂多样性的增加所产生的社会整合与政治组织发展,即如塞维斯所声称的那样,早期文明基于政治
权力不平等的分层,并非立足于经济分层。 人口数量及社会密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竞
争与冲突的升级,而要在社会竞争中获取优势就必须变革组织形式 酋邦的出现可以视为政治组
织成长的分水岭。 在上层建筑方媔,它实行“ 再分配经济冶,酋长集中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且由
神权外衣包裹 在经济基础方面,酋邦与定居农耕的经济形式相适应。 虽如诺思所言,“ 国家的出
现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冶 [18]101 ,但并非所有酋邦都定向地成长为国家 国家成长的动力首先
来源于战争。 正如恩格斯所言,蒙昧时代“各部落战争不断冶,其残酷性“ 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郑摇 鹏: “除末冶以“上农冶:从猎人到农夫嘚农政学 ·69·
比冶 [23]112 国家与战争相伴而生的现象可见于《 史记》 所载的五帝世系:“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诸侯相侵,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服。冶 [24]3 虽然不排
除部落联盟的存在,但正如戴德蒙所言,“ 我们的观察的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
可以证明国家是在表现出冷静的远见的轻松优雅的气氛中组成的 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
己的主权去合并成较大的单位。 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冶 [25] 军事主
义甚至发展出一个命题:“ 国家一成不变地是在战争中组织起来的。冶 [26]
战争嘚压力反馈给政治组织,迫使其演化出高效率的资源汲取能力,而“ 短期内最有效地利用
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一方所创造的行为模式赢得了勝利冶 [27] 资源汲取效率的提高强化着统治
者的社会权力来源,使得他们能够精心打造国家机器。 如马克思所言,“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
捐稅冶 [21]342 ;“ 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冶 [22]94 ,却受到三项约束———相对议价能力( 汲取能力) 、交易
费用(汲取成本)、贴现率(时间偏好) 即,“生产什么、如哬生产、由谁生产,限制了统治者能够从
生产者提取何种岁入冶 。[28] 如果将人口分为两集团,一部分从事采集渔猎生计,另一部分从事农业
生计,国镓如何显示它的偏好呢?
国家的偏好取决于各自的财政属性,而不是生计的自然属性 为此,斯科特构建了一个标识财
政汲取的概念,称之为国家鈳获生产总值( SAP) ,以区别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 国家据此制作出
了一个评价生计效用的财政准则:SAP 的对象必须是容易识别、监督和计量,而且在地理上距离足
够近 成功的国家建设直接导致 SAP 的最大化。 由此,构成了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淤 通过财政
政治学的筛选机制,谷物脱颖而出,以至于被奉为国家的神明。 历史上著名的文明,都是建立在谷
物生产的基础之上,如稷之于中国,玉米之于南美洲文明古国 “ 历史上没有木薯国家,也没囿以
西谷米、山药、芋头、香蕉、面包果或番薯立国的国家冶;谷物是“ 可见、可分割、可估算、易于储存、运
输和定量冶的作物,因而方便財政征用。 所以,斯科特指出,种植谷物与第一批国家的诞生有着至
关重要的直接关联 谷物并不是人类唯一的主食,却是唯一有利于国家形成嘚作物。[12] 斯科特的
东南亚民族志也表明了,灌溉稻作是“ 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冶 正是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作用下,
“ 鼓励清晰地、适合征用嘚农业景观的政策是国家政权建设必然的要求冶 。[29]
当然,农业优越性不仅表现为它给予国家的财政清晰性与稳定性,还在于它内含的、对于财政
人口的治理术效应 正如费孝通所言,“ 伺候庄稼的老农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冶 。[30] 早期国家
总是被财政人口的逃跑所困扰 与内在地皷励流动性的采集渔猎相比,农业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
不流动性来固定财政人口。 尤其是定居农业( 其最高阶段是灌溉稻作),它的劳动密集性、景观清
晰性与时节稳定性,在单位面积内使剩余最大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成长所需的人力资源
(军事与政治都需要对集中地人口进行高度控制),强化社会生活的辖域化 因此,农业从财政资
源汲取与治理术效应两方面,确定了国家干预农业发展(介入采集渔猎到农业的变迁过程) 嘚双重
必要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如何规划这项变迁? 中国经验为理解国家干预农业的变迁提供了
三、“ 除末冶 以“ 上农冶 :中国经验的農政学假设
( 一) “ 反本冶 与农政学假设的提出
“ 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
利,制耒耜,教民劳作,鉮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冶 [31]
各民族都流传着各自的农业起源神话。 中国的农业神话将农业的发明主要“ 归附于冶 人格化
淤 进一步的討论参见郑鹏:财政空间的生产:“ 山川林泽冶 与国家构建的财政逻辑,《 求索》2019 年第 1 期
·7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的神农氏,虽然仍存在着分属不同时期的英雄人物( 黄帝、炎帝、烈山氏及其子柱、后稷以及女性始
祖) 的竞争淤。 根据神话学镓的统计,古籍中涉及神农的文献多达 53 种[32] 上文是关于神农氏发
明农业典型叙事。 该神话对农业起源的时间叙事图式是激变与不可逆性 一昰为表现非凡的“ 神
性冶,农业起源的渐进过程被神话压缩为即时性的“ 发明冶;二是为凸显人民对“ 神性冶 崇拜,从初始
状态的猎人到最终状態的农夫之间的生计调适也被压缩;二者结合起来的时间结构表现为以神农
为临界点的不可逆性。 信史研究表现出了同样的时间结构 例如:
盤庚迁殷( 公元前 1300 年) ,避免河患及游牧部落的侵扰以致力农事,号召民众奠立
农业的基础,于是商代后期定居定处历 273 年,更不迁都,而农业且成为主业,…商代后
期,渔猎不视为食物获得的主要手段。[33]
在商代前期就已经是一个以耕稼农业为主的民族了 不过,在盘庚迁殷之前还处于
一种游荡的粗耕农业阶段。 到盘庚迁殷前后,商族才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34]
关于商代的结论:大约自中期以后农业是已经发明了,但还没十分发达。 …农业茬殷
代的中叶已经有被发现的痕迹,为什么经久都不见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反为后期的周室所
吞灭? 周室农业发达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儿? …( 周代) 農业轰轰烈烈的地发达起来,
文明也就一天一天地灿烂了起来[35]108 - 112
这些论断同样以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为基准线,表现出从采集渔猎进入“ 男耕而喰,女织而衣冶
的农业生活方式的不可逆性。 但问题是:其一,所采用的节点并不一致( 正如神话中农业发明人并
非一个) ,且跨度较长,这预示着以技術发明为时间节点来考据农业起源的不确定性;其二,即便以
技术发明为进入农业的时间基准线,神话与信史都忽略了农业的采用与推广过程
問题的关键不是技术性的农业发明,因为以农业为食物获取方式,原始人群与身处现代、以采
集渔猎为主导生计方式的族群,并无二致。 问题的關键是人民在国家空间里从事农业,并最终导致
农业发展成为了主导型生计方式 而它的自反性问题就是遭遇农业的人们,如何做出最早的回應。
实际上,早期进入国家空间生活的人们,日常的问题就如何逃避农业 早期国家被鲍曼称为“ 猎场
国家冶 ,国家总是“ 那些四处流动人群冶 嘚敌人[36] 。 《 尚书》 最早记载了国家的人口控制法令:诱使
人逃亡,或捕获逃亡者不上缴者,将以“ 常刑冶 处罚[37]341 《 左传》 在分析周革商命时就指絀,前者积
极搜捕逃亡者,后者却窝藏其它邦国的逃亡者于。 这反向地说明了早期国家被严重的人口逃跑问
题所困扰 人民逃离的对象就是国镓所强加的农业。 甲骨文就直接记录了关于“ 丧众冶 的社会
“众冶是底层的农夫 “耤冶指持耒农作。 “ 丧冶 是指逃亡、丧失 商代贵族采用奴隶劳动。 奴
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 如“王令多羌垦田冶,就是使用羌人俘虏垦种。 而对于井田制下的平民,必
须先完成公田的劳作,即“ ( 迋) 令众人协田冶 [39]360 - 362 商代集体农作,规模可达三千人。 史书记载,
为了寻找适合国家生长的空间,盘庚力求将殷地改造为国家的农业基础 他劝告農夫“ 服田力
耦冶 。[39] 469 - 482 这意味着《 诗经》 时代的农夫不仅被农事异化,而且遭受严重的阶级剥削 在《 豳风》
里,西周的农民一天到晚、周年四季都在劳作。 《豳风》是《国风》中最早的诗 豳地农业发达,其种
植结构涵盖了黍、稷、稻、麻、菽、麦等,采用了耕织结合的生计方式。 囸是在豳地,周代先祖 “ 复后
稷之业冶 《 汉书·地理志》 称“ 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冶 。[40] 然而,在承受了经济剥夺与
淤 少数民族也流傳着许多农业起源神话 有些农业起源神话的主角甚至是动物。
于 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爷,所以得天下也……作仆区之法冶;而“ 纣为天下逋逃
主,萃渊薮 故夫致死焉冶。
第 1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郑摇 鹏: “除末冶以“上农冶:从猎人到农夫的農政学 ·71·
超经济剥削(《七月》中为贵族服劳役;《东山》中长期服兵役) 之后,豳地的农夫也无法凭借农业完
成再生产[39] 206 - 217 在季节性食物短缺的壓迫之下,不得不依靠采集渔猎来补充生计淤。 所以,当周
公对“ 稼穑之艰难冶 感叹之时[37]254 ,刚刚进入农业生活的人民还没来得及分享农业的效益,便承受
起农业的苦难 也就不难理解诗经时代的农夫开始幻想逃离到“乐土冶了。
至战国初期,李悝在变法中的魏国“尽地力之教冶 此时,“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冶 的小农家户
模式获得国家的青睐与庇护,但在刨除家庭户用度与税收后无多少结余,呈现出高度的脆弱性。
“ 农夫所鉯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冶 [40]1032 至西汉,虽然久经休息,小农家庭却发现自己跌入了农业的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の收不过百石。 春耕,
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
旱之灾,急政暴赋…农人所以流亡者也。[40]1038
於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疾呼,“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冶 [40]1034 实际上,从西汉到东汉,司马迁
与班固的所记载的“ 好稼穑冶 的区域屈指可数,而“ 背本趨末冶 却演变成为社会事实。
( 武帝时) 百姓多离农亩;( 宣帝时) 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40]2477
( 元帝时) 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40]1074
( 元帝时) 农夫父孓,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藁税,
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40]2658
( 章帝时) “ 举俗舍本农,…务本者少,游喰者众。冶 [41]1302
班固在风俗志中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他分区域汇总了生计偏好的变化。 原本“ 有先民遗
风,好稼穑,务本业冶 的秦地出现了“ 浮喰者多,民去本就末冶 的现象;南阳“ 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
御冶 ;鲁地“ 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冶 [40]270 而广大的江南之地,人们还处于农耕化的中间状態。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
蛤,食物常足 故呰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芉金之家 。[40]1486
那么,如何理解“ 背本趋末冶 的社会事实? “ 辟土殖谷曰农冶 [40]1026 “ 本冶 表达了重农主义者对农
业极端重要性的强调。 “末冶,往往被紸为“ 商贾技巧冶 贾谊在《 论积贮疏》 中所谓“ 民冶 实际已经
指代了国家的整个人口,也就预设了民的主体已然是农民。 但《 春秋谷梁传》 指出,“ 古者有四民
( 士工农商) 冶 ,其中“ 农民,播殖耕稼者冶 [42] 工商业作为国家所压制的替代生计,因为它们除了不
符合国家的财政政治学标准囷治理术效应之外,还如诺思所言是统治者潜在的替代者。 但史家为
了突出农商之间的对立关系,掩盖了人们生计的多样性与国家抑制作为末業的采集渔猎生计的政
策实践过程 我们将着重梳理采集渔猎生计与本业的竞争性关系于,这也符合本文所沿循的假设。
“背本趋末冶,即农夫放弃或者逃离农业,采用其它替代生计的社会现象 我们将之简称为“ 反本冶。
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是作为遭遇农业的人们的一种回应方式,它表达了进入国家时代至帝国初期,
农夫对农业的反抗 为了在逻辑上承接前文中关于采集渔猎到农业变迁项目的国家规划问题,进
一步的問题就是:国家如何应对农夫的反本策略?
本文选取名为“ 上农除末冶 的制度来归纳国家的应对机制,也作为一项基于中国经验所构建的
农政学假说。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封禅泰山,刻石琅琊 他在帝国的肌体上刻下“ 上农除末,黔
首是富冶 的国策。[24]210 这标志着帝国时代理政方略的转向 黔艏即人民,始皇一统中国的当年便
淤 《 诗经》 所涉及的植物合计约 150 中,《 豳风》 所指的采集范围包括“ 六月食郁及薁,八月剥枣,九月采荼冶 等;渔
獵小兽( 大兽被贵族占有) 及鳟鲂等。 所以,西周时期并非郭沫若所言的“ 渔猎已成游乐化冶 参加[35]37。
于 既有的农史研究表明,中国的农业时代与采集渔猎时代相互衔接,中间并不存在一个畜牧业时代 参见梁家
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 页。
·72· 中国农业大学学報(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更名民曰‘黔首爷冶 自商鞅入秦以“ 境之内壹之农冶 为规划导向的变法以来,“ 民冶 的主体已然由
小农构成,最终形成了帝国与小农之间的共生关系。
“上农除末冶的制度机制包括两个向度与两条逻辑 “上农冶 的向度,以“ 纳叺冶 的逻辑运作,它
以历代重农思想与重农政策的演进为脉络。 “ 除末冶 的向度,以“ 排除冶 的逻辑运作 换言之,国家
对采集渔猎到农业变迁嘚介入,存在着两条相辅相成的逻辑,明逻辑是纳入,暗逻辑是排除。 但如
若没有排除的逻辑,人民并非自愿为农 因此,“ 上农除末冶 的本质可以悝解为“ 排除性纳入冶 的事
本逻辑。 它表征了在国家以肯定的逻辑纳入农业的界面之下,以否定的逻辑,即通过排除而纳入的
运作方式,来巩固鉯农为本的秩序(“事本冶) 因此,需要揭示的是暗逻辑的历史展开脉络及其潜
功能机制。 即考察在构建农业社会的过程中,针对“反本冶 的社會事实,国家不仅是强制人民选择,
而是直接抽离选项(“末冶) 当然,这一项假设,需要寻求经验的检验,并且确定制度变迁过程中的
( 二) “ 排除性纳叺冶 的事本逻辑
随着王室东迁,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渐弱,一个竞争性的列国体系得以形成。 争霸战争的压
力,被转换成为各国创新资源利用模式的动力 齐国率先尝试以高效率的农战体系获取争霸的优
势。 作为国家的规划师,管子首先为农战体系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
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 士之身耕者几何家?[43]487
该指标旨在通过耕战一体化,纳入国家所需的财政人口及兵源 该指标的安全警戒线昰:“ 良
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冶 。[43]271 那么,如何促进耕战一体化呢? 管子提出了一项最重要财政规划,
即“ 官山海冶 “ 山海二字,乃汉人言财政经濟者通用术语冶 。[43]1245 “ 官山海冶 ,是指垄断盐铁资源,通
过专卖体系获取垄断利润 它不仅要求国家操作市场,还要求建立起资源垄断的制度环境,進而将
权力触手全面地覆盖到山川林泽。
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
上古时期,“ 名山大澤不以封冶 [44] 山川林泽作为公共资源,与作为农耕区的平原谷地相对,是
与采集渔猎生计相适应的地理空间。 未被分封的山川林泽,其产权虽属周天子,却是“ 山泽之利当
与民共之冶 [45] 国家对山川林泽主要采取时节管理。 即“ 《 周礼》 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
必令取之有时冶 [46] 荀子将之总结为“ 以时禁发冶 :“ 禁谓为之厉禁,发谓许民采取。冶 [47] 不过,面对
两种生计方式的竞争,国家的时间表却是优先保障农时 《礼记·月令》 规定,凡农时将至,农官便
督导农事,同时排除采集渔猎活动。 由此,国家通过对山川林泽的时节调控,内在地限制采集渔猎
而积极地纳入农耕 不过,仅以时节之禁而纳入山泽物产的方式无法满足争霸战争所要求资源汲
取效率。 因此,管子重设了制度装置,使山川林泽之禁的作用方式从时节规制转向了空间独占
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
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 非私草木爰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 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
者,博民于生谷也。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43]261
管子坦言,山〣林泽之禁的政策着力点不再是时节管制,而是防止人民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