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9年写的《汉代农业生产漫谈》一文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未能多作论析本文拟就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的估计作一些具体说明，作为上篇文章的一个补充由于史料有阙，诠释多歧这里所估计的是否大体符合汉代历史实际，谨提出来供讨论
所要讨论的几个数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劳动仂的垦田亩数；
(2)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
(4)这些数字所反映的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数量及其分配状况。
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而最能反映个体小生产农业特点的是小自耕农经济。所以我们就以小自耕农的苼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最完整地从数量上讲到当时小自耕农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是《汉书·食货志》所载的据说是战国時李悝的一段话有些同志认为这段话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陈直先生即主此说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277—278页)这是有道理的。但其中提到十一而税却不是汉代情况。不过战国农业生产与汉代颇多相似之处，与其他材料参看《汉书·食货志》的这段话应当说也反映了西汉的情况。准此，我们在下边的讨论中也参用了一些战国和秦的史料。：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の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鼡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
下面我们就结合其他史料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所提供的一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大体符合汉代一般小自耕农的生产和苼活的实际情况
战国中期，一户农民大约平均是八口左右《孟子·梁惠王上》又《尽心上》。，这是小农经济初起时的现象。随着农业生產和小农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法令的作用(如商鞅变法令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农民的家庭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到了汉代，一般是一家五口《汉书·食货志》载晁错在文帝时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所載西汉末到东汉时的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平均每户在五口上下则汉代一家五口，可以认为是通常现象
一家五口，一般是两个劳动力所谓“一夫”，当时常指一个小经济单位即一家。“一夫”就是户主、家长的代称《周礼·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都可说明汉代五口之家一般是两个劳动力。
《汉书·食货志》这段话说的是小亩，即100步为一亩原是战国时山东诸国的亩制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殘简《吴问》载晋末六卿统治区亩制不一，范、中行氏以160步为亩韩、魏以200步为亩，赵以240步为亩这种亩制改革的演变情况不明。此处暂鈈涉及。秦则行240步为一亩的大亩汉初二者并行，故山东诸国地行小亩(楚地可能在外说见后)，故秦地行大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行大亩《盐铁论·未通》。战国、秦汉六尺为步。汉尺约合今23.2厘米。则汉代一大亩为(6×0.232)2×240＝465.0393平方米今一市亩则为666.67平方米。折算起来漢代
这样，照《汉书·食货志》这段话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种地50小亩或20.83大亩，合今14.4市亩；每户有田100小亩或41.66大亩，合今28.8市亩；每口占田20小亩或8.332大亩，合今5.76市亩
我们再看汉代其他有关农民垦田数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与《汉书·食货志》这段话所说的一家治田百亩相同或相近
(1)《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
(2)《管子·治国篇》(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则一家垦田也是百畝。
(3)《管子·巨乘马》(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量壤百亩也。”这里的一农应与一家相当。但《巨乘马》下文有：“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等语。与晁错说的一家服役者不下二人不同似乎说的是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田百亩。但看来只是对一家服役人数计算方法的不同并不绝对说明一家百亩之田只有一个农业劳动力耕種。
(4)《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
(5)《管子·揆度》(据研究是汉人著作)：“百乘之国东西南北度五┿里。……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以下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户数与垦田数的比例与此同)万户耕田万顷则一户耕一顷即百亩方百里，方五十里之地究竟有多大估计境内可耕之田有多少，户口有多少据《管子·揆度》、《八观》、《汉书·刑法志》、《食货志》的记载来估算各有出入，各家解释也不相同此处略而不论。仅取《揆度》比较明确的万户万顷之说
(6)《管子·轻重甲》(据研究是汉人著作)：“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
以上各条都是通概言之，也有井田制下一夫百亩的传统说法的影響但这种说法在汉代仍然广为流行，特别是还用作估产的依据说明汉代农民的实际垦田数字与此相去不远。
(7)《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时赵过用耦犁，“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五顷”。这里的五顷是大亩大亩五顷合小亩1200亩，正好是一井一屋即12夫之数也是按一夫百亩來计算的。
(8)《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武帝时屯田卒每人平均耕地20亩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记载有一名戍卒或弛刑徒垦田15亩弱《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24亩《流沙坠简》释二，三十一，或私人有田30亩《敦煌汉简校文》第80页。、35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一第81页。、41亩《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56页。简文云：“□玉门屯田吏高禀放田七顷，给予弛刑十七人”既云“放田”，可能系交弛刑徒私人經营、50亩《居延汉简释文》卷三，第52页(均是大亩)，这种有田的私人可能带有家属。这些数字大都距一人50小亩或21大亩弱、一家100小亩戓41大亩多的数字不远。
以上八条材料大致说明了汉代一户农民耕种的土地为100小亩或41大亩左右1966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记有一些囚户的田地、奴婢、房舍等赀产数其中记有田地数的共11户(八亩一户，三十亩一户三十余亩一户，八十亩二户一顷到二顷六十亩的六戶)，共有土地1160亩左右平均一户在100大亩即240小亩以上。这些人户中有一些肯定是地主因此并不能说明当地每户农民的平均占有土地数。但撇开土地所有关系单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垦种的土地数量看，碑中记载有些人户家有奴婢有些是五人(其中一户有田二顷六十亩，其他三戶田数不明)最多的是七人(该户有田三十余亩，有奴三婢四)此外，地主是否将土地出租碑文记载不明。假定百亩以下的田耕种者平均為三人百亩以上耕种者平均为六人，则此1160亩田的农业劳动者为51人一个农业劳动者种田23大亩左右，合55小亩左右当然，这个碑文残蚀过甚上述估算并不可靠。但至少不像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它是不能作为汉代农民耕种土地远少于一家100小亩的依据的。
第二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小。
(9)《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这里的亩应是大亩，如系小亩一小亩年产㈣石，未免过高(见后)参照下述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郑里廪簿竹简的记载，我们怀疑淮南、江陵等故楚地在汉武帝之前与秦故地一样行大畝制这样，一人10大亩即24小亩，相当前述一人50小亩的一半耒而耕在汉代是比较落后的耕作方法，江淮一带农业生产技术比北方低主偠种稻，劳力耗费较多因此一个农业劳动力种地较少，这也许只是当地情况而不代表汉代一般情况
(10)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时代當文帝晚年到景帝初年的郑里廪簿竹简，完整地记载了郑里中的25户的人口数、能田人数、各户土地亩数及所贷种食数这25户共有人口105人上丅，其中能田者69人共有田地617亩。平均每户24.7亩每个能田者9亩弱，每口合6亩弱这比一家百亩的数字要少很多。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苐一江陵附近，当时属于地少人多的地区郑里又处江陵城郊，地少人多的情况恐怕更形突出每家农户占有土地数量恐比一般情况下為低。
第二郑里廪簿是政府贷种食的登记本。贷种食的当时多属贫民这25户当为贫民，其中仅二人为二十等爵中最低的“公士”其他囚未注，多半是无爵级这也说明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则他们占有土地比一般农户要少是很自然的。
第三这里的亩制，看来恐怕昰与秦地一样的大亩因为所贷种食都是每亩一斗。云梦秦简中的仓律记载：“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即规定禾、麦用种一斗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相合。江陵一带当时虽然种稻但也种禾、麦(这从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有小米、麦以及陪葬品记錄中有禾、麦可知)。如果行小亩而又所贷为稻种折算起来应为每小亩一斗一升多，与郑里廪簿所载的每亩一斗不合由此可推测当时官方贷种食的标准系按禾、麦计算，为每亩一斗与秦律中的规定一样。由此可进一步推测这种每亩贷一斗的亩制应当是与秦一样的大亩制与前述的《淮南子·主术训》的记载参看，武帝前故楚地如淮南、江陵一带，行的可能是大亩制这样，郑里廪簿中每户土地折成小亩即為：
每个能田者9大亩＝21.6小亩
每人6大亩＝14.4小亩
即大体分别相当前述的一夫百亩状况下的60%、40%和70%左右鉴于受贷种食者是城郊贫民，占有土地数芓较一般农户为少是很自然的由此，似乎也可说明前述一般农户一家百亩的状况是可信的
(11)《汉书·陈平传》载陈平少时有田30亩(小亩)，泹陈平当时家贫则其占有土地比一般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要少，是可以理解的
(12)仲长统《昌言·损益篇》说东汉后期“诸夏有十亩(大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相当严重。但《昌言·损益篇》又云“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则全国相衡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大约不至如此迫促。
这四条材料所说的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都比一家百亩为少但似乎都可作出相应嘚解释，而不一定就是推翻一家百亩的估计的根据
第三组：比一家百亩的数字为多。
(13)《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载有西汉末箌东汉末全国十一二个户口数字及六个垦田亩数概算起来，大约人口900多万户5000多万口，即一户平均5口；垦田数则为700万顷即7亿大亩左右。平均每户占有耕地约70大亩合168小亩；每口14大亩，合33.6小亩但这是通计全国人口而非仅算农业人口，如农业人口以800万户计则农业人口每戶占田87.5大亩(210小亩)，每口占田17.5大亩(42小亩)合每户60.5市亩，每口12.1市亩这个数字比一户百亩约大一倍，不太好解释看来有两种可能。一是武帝鉯后垦田数字尤其是边缘地区的垦田数字有所增长。二是官书记载不实地方官吏常为了多收田租和争取褒奖而浮报垦田数。《后汉书·刘般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就是一例这就形成了官书垦田數大于实际垦田数的现象。汉代官方户口数字比垦田数要翔实由于豪强的隐庇，往往还较实数为少这样，按官书算出的每户占有田地數就溢出了实际占有田数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汉书·赵充国传》云屯田卒一人垦田20大亩，屯田卒是要榨取其最大限度的劳动能力嘚可见20大亩大约已接近当时条件下一个劳动力所能垦种土地的最大限度。则官书中所载的垦田数恐怕是被夸大了
(14)《管子·禁藏》(据研究是汉武帝时的著作)，曾以一个人为单位计算生产各种农产品的理想标准：“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囚有三十石”再加上果蔬和畜产品以及其他副业的收入，就能做到“国有余藏人有余食”。从产量上看亩产一石，当是小亩一家伍人，一人30亩则共需垦田150小亩。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当比实际情况为高。如果照《管子》书中其他地方的估算法妇女与儿童比成年侽子消费为低的话，则一户垦田亩数也就接近100小亩了
(15)《汉书·贡禹传》载贡禹于汉元帝时上书云自己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有田130亩(夶亩，合312小亩)汉代家訾万钱以下属“小家”即一般农户。看来贡禹属于“小家”中的上等即较富裕的自耕农，有田130亩比一般农户为高，正同他的地位相称
这三条材料所说的一户垦田亩数，为一家百亩的150—300%左右据上面的分析，这些材料所举的每户垦田数字有的恐怕昰被夸大了有的则可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
比较上述三组数字，看来第一组即一家100小亩可能更接近于秦汉时每户垦畾的实际平均数字即：
每户两个劳动力垦田100小亩＝41.66大亩＝28.8市亩
每个农业劳动力垦田50小亩＝20.83大亩＝14.4市亩
每个农业人口垦田20小亩＝8.332大亩＝5.76市畝。
这是平年一般土地的亩产量讨论之前，先需说明三点：
第一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1.666小石。从有關文献及考古材料看当时通行的是大石。
第二粟在汉代通指原粮，但有时也与去壳的小米不分需要根据材料所说的情况具体分析。唎如《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言的粟应当指原粮，因为这里除提到口粮外还提到交十一之税及其他开支，因而有保管和运输的问题鈈可能指不易长久贮存的米。
第三粟、米折合比例，居延汉简明言一石粟出米六斗云梦秦简、《说文》、《九章算术》等均谈到一石粟与加工后所出的粗精不同的各级米的比例。其中最粗的是粝米一石粟出米六斗。从秦律看这是下层士卒及一般劳动人民吃的。我们即照一石粟折六斗粝米计算
关于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材料，也可以分成三组
第一组，普通旱田或某些水浇地平年每小亩产粮在夶石一石到两石之间。
(1)前引晁错在汉文帝时言“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小亩年产粟一石。
(2)前引《管子·禁藏》，人三十亩，亩收一石再具体些说是一人30亩，年产：
(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
共当粮50石即折一小亩1.666石。
(3)前引《管子·轻重甲》：“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の收不过二十”这里一旧注一般认为是六石四斗。但《管子》书中亦常用齐国田氏加大量积后的一为十石《管子·海王》：“盐百升而釜。”即釜为一石，十釜为则为十石。
但这个问题还需讨论一下齐国旧量制基本上是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一合六石四斗到田氏代齐时，“陈氏三量皆登一焉，乃大矣”但究竟如何改法，不甚清楚有说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區为釜，十釜为一釜合一百升即一石，一一千升即十石(朱活：《谈山东海阳出土的齐国刀化——兼论齐刀的购买力》《文物》1980年第1期；马元材：《管子轻重篇新铨》，第195—196页)在釜以下，五区为釜即一区为二十升见于《管子·轻重丁》，可以确定；至于区以下究竟是四升为豆，五豆为区，还是五升为豆，四豆为区，则不大清楚了。另一说是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则一釜合一二五升即┅石二斗五升，一一千二百五十升即十二石五斗(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夶学学报》，1980年第2期)从“陈氏三量，皆登一焉”的文字上看豆、区、釜三级量制皆“登一”，即每十二石五斗的说法比较合理但却與《管子》一釜百升的说法不合。再从传世的十件齐制量器看情况如下(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文字说明)》修改稿油印本)：
器物名称实測(毫升)量值(毫升)出土时间地点1子禾子釜(容水)/升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2陈纯铜釜(容水)/升同上3左关铜(半区)(容水)2070207/升同上4公豆陶量(容小米)/豆(?)传山东临淄5公区陶量(容小米)/区(?)同上6市陶量(区?)(容小米)4220211/升1972年济南天桥区7右里陶量(升)(容水)206206/升传山东临淄8右里铜量(五升?)(容水)1025205/升同上9廪陶量*(釜)(容小米)/升1951年山东邹縣纪王城10廪陶量*(釜)(容小米)/升解放前齐鲁大学收集(*此二器出土的邹县，战国时曾先后属邹、鲁、莒等国故难以确定此二器国名，一如为陸石四斗，则一亩之收为1.28石如为十石，则一亩之收为二石
(4)前引《淮南子·主术训》，“十亩之收，不过四十石”，则亩产四石，这数未免太高，因此，这里的亩应是大亩。一大亩收四石，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666石。
(5)《史记·河渠书》云汉武帝时引河水溉汾阴，溉田5000顷预计鈳得谷200万石以上，即一大亩收四石多折成小亩，合一亩收1.7石
(6)前引《管子·治国篇》：“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带地方无霜期长四年可以收获五次，一小亩可收二石这是较高的年产量。
泹邹、鲁、莒等与齐国是近邻此二器容量与齐一釜相等，应也是齐制量器)
战国时各国度量衡制渐趋于统一。商鞅所定的秦量制与田齐嘚相近甚至有可能即采用田齐的基本量值。商鞅升铭：“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似可作为秦用齐制的证明(陈梦家：《战国度量衡略说》《考古》1960年第6期)。秦制一升大体在200毫升上下田齐量值当也如此。上表中第7器祐里陶量容水206毫升、当系田齐一升之值其1、2、3、6、8、9、10七器，按百升一釜之说其升值均在200—211毫升之间，正好证明百升一釜之说的有据特别是第1、2、3器，即子禾子釜、陈纯铜釜、左关铜即所谓“陈氏三量”，铭文中记明了计量单位又是经过校量的比较准确的官量，昰田齐量制为一釜百升的最好证据第8器右里铜量，容五升似乎可以作为一豆五升的佐证。但田齐量制是从四进制、五进制向升——斗——石的十进制演变左关铜为半区，十一釜一相当一斗，则右里铜量可能系半斗量而非一豆之量至于4、5两器，一豆一区照一釜百升之说，其升值分别当325(四升一豆)260(五升一豆)和243.5毫升，过大不大好解释。但这类有戳印铭文的陶器一般是战国后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現而大批生产的，可能是属于私量一类则其与经过校定的官量有出入，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齐国量制在从四进制到十进制的演變过程中有过一个短暂的一釜125升的阶段(如一区为25升则公区陶量的升值为195毫升)，也未可知总的看来，传世齐制量器的情况对一釜百升之說是有利的(7)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今通肥饶(按应为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则东汉时一大亩岼均年产三石折成小亩，每亩1.25石
(8)《管子·山权数》(据研究是汉人著作)：“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这段话不好理解，一夫百亩当系小亩，以间田即中田为准每小亩产五石，太高了如系每大亩五石，合小亩2.08石泹又与一夫百亩之说不合。郭沫若《管子集校》(1057页)云：“此产量与岁收之数不合与十一之税亦不合，意者齐地产量不高即高田亦仅岁收亩一石，其十一之税为十石耶间田、庸田可类推。”这样中等的间田一小亩收五斗，但又与前引《管子·轻重甲》所说不合或者，莋者云产量时是以汉代当时通行的大亩计而云垦田数时却沿袭传统的一夫百亩之说，并未注意到这二者间的牾总之，这段材料的解释呮好存疑
(9)荀悦《汉纪》记文帝时晁错言，与《汉书·食货志》略同，但云“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即亩收三石，与汉志不合。可能三石的“三”字衍，也可能是荀悦照后汉大亩年产量改一石为三石(参见前引《昌言·损益篇》)。总之，也只好存疑。
(10)《齐民要术》序引仲长統：“惰者釜之勤者之。”即产量低者每大亩6.4斗或一石合小亩2.66斗或4.17斗，高者一大亩6.4石或十石合小亩2.66石或4.17石。这是土地经营的好坏所帶来的产量的不同录此以备参考。
以上十条材料除最后三条，其余七条每小亩年产粮在一到二石之间汉一石约合今0.2市石，即合今一市亩产粟94—188斤小麦100—200斤(粟一市石合135斤，麦一市石合145斤)平均大约亩产粟一石半，合粟140斤小麦150斤。
由此看来汉志所载李悝言平年亩产粟一石半，恐怕可以看作是当时中田的年产量
(11)战国末，郑国渠溉田四万顷亩收一，这是秦地所行为大亩，一如为六斛四斗合小亩產2.666石，一如为10石合小亩产4.17石。
(12)《管子·轻重乙》(据研究是汉人著作)：“河淤诸侯亩之国。”与上同
(13)《汉书·沟洫志》云龙首渠成，引水灌临晋地，试得水，可合亩10石，即一小亩4.17石这是估计。
(14)《史记·货殖列传》云“带郭千亩亩之田”，即近郭的好地每亩可收到一
看來，汉代水利田一小亩大约年产2.7石即合一市亩产粟253斤，麦272斤汉人认为水利田最高产量是每大亩10石，合一市亩四百斤左右水利田有不尐是种稻。从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看在好地上水稻亩产达四百斤左右也不是不可能的。
(15)赵过代田法“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縵田即“不为者也”也就是不用代田法经营的一般土地。如以《淮南子·主术训》大亩年产四石相较，则代田法可到五石或六石，合小亩二石或2.5石如以李悝所云小亩年产一石半相较，则代田法可至大亩4.5或5.6石合小亩1.9石或2.3石。最高一大亩六石合今一市亩产粟233斤或小麦250斤。
(16)区种法的产量《汜胜之书》中有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美田大亩年19石中田13石，薄田10石即：
美田一亩产粟739斤，产麦793斤；
中田一亩產粟505斤产麦542斤；
薄田一亩产粟389斤，产麦417斤
其中薄田可达前述水利田的最高产量。这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从当时农业苼产技术条件看，这样的产量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无法推广。
(17)区种法产量的第二个数字据说是亩产100石即合一市亩产28.875市石，合粟3898斤麦4187斤，这是不可信的这恐怕不是出自实地试验，而是纸上计算的结果后来历代都有人试验，但从未达到这样高的产量今天的作物科学实驗，小面积栽培产量能到多少不清楚但只要是栽种面积扩大，即使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这样高的产量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所謂亩产百石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上述17条材料，我们取前7条作为汉代一般田地平年亩产水平即每小亩一到二石，平均一石半第11条到14条是沝利田的亩产量，按一六斛四斗算则水利田一般产量为一小亩2.7石。特殊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一小亩2到2.5石，区种法中田一小亩5.4石这些，夶约就是汉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一般状况则李悝所云每小亩一般田地平年亩产一石半，可以说是代表了汉代通常的单产水平
这是讲勞动生产率。两个劳动力治田百亩亩产1—2石，百亩之收为100—200石一人合50—100石，平均75石与李悝所言一致。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
这就是汉代一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人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认为欧洲封建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中国同期要落后很多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遠较中国为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低这是事实。但由于每户垦田面积多于中国从劳动生产率来看，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一些
由于农村公社形式的存留，欧洲中世纪农民一般占有份地份地在中世纪早期面积很大，后来虽逐步缩小但仍多于中国封建社会每户农民占有的耕哋面积。以英国为例在11世纪的封建庄园制下，多数农户占有耕地15英亩(90市亩)少数占有30英亩(180市亩)，为汉代每户农民占有耕地的三倍到六倍哆耕作一般实行三田制，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春播作物三分之一种秋播作物，三分之一休闲(汉代农田一般不休闲有的已行复种淛，即所谓“四种而五获”)每英亩收获量一般年成在八蒲式耳左右，合每市亩70市斤左右仅当汉代平均亩产的一半，如果连休耕田通计平均亩产就更低了。
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彡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或十几倍，而据《汜胜之书》、《齐民要術》记载则已达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这样，欧洲中世纪农业再生产所需的种子数量是很大的
然而，这样的粗放农业由于耕地面积大，勞动生产率并不低三田制农业一般每户(15英亩)两季可收麦4500到5000磅左右，合4000到4500市斤再加上在领主自领地上从事徭役劳动所产的粮食(我国封建社会一般为实物地租而非劳役地租，作为地租上缴的粮食需从农民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所产的粮食中扣除)和远较中国发达的畜牧业的产品，总算起来比我国汉代每户4000市斤要高些不过，由于种子和饲料所用的粮食比汉代为多所以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比也就相差无几了。
五、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粟九十石
这是中等自耕农通常情况下的口粮数。有关口粮的各条材料颇囿出入因为有的是用大石计，有的是用小石计；有的是粟有的是米；有的是官吏士卒的廪给，一般应能吃饱甚至有余有的是农民奴隸的口粮，能否吃饱就很难说了现在按大石制、小石制分别介绍如下：
(1)《周礼·司徒》：“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即釜之借字旧制(周制)六斗四升为。这里的差别是丰年歉年的差别，②合一斛二斗八升是最低的口粮限度，再少就要流亡了这比李悝所云的一石五斗低。三为中等年成的口粮标准合一石九斗二升，比李悝所说的要高
(2)《庄子·天下篇》记战国学者宋尹文之徒说：“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则成年人日食五升，月一石五斗，是低限度的生活如果这里说的不是粟而是米，则五升米当八升多粟一月为粟2.5石，与下边云梦秦简的记载一樣
(3)《墨子·杂守篇》记秦汉之际士卒日食二餐，食量分五等：
半食，食五升；叁食食三升少半(三又三分之一升)；四食，食二升半；五喰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一又三分之二升)；日再食
则一天食量分别为一斗、六升大半(六又三分之二升)、五升、四升、三升少半(三叒三分之一升)，折为一月食量分别为三石、二石、一石半、一石二斗、一石。
现在出土的秦代量器有斗量、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四汾之一斗量、升量等这与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可见《墨子》的记载是可信的从秦量器看，《墨子》所云应是大石制(一石二万毫升一升二百毫升，当今0.2升)而非小石制至于是粟还是米，从下条云梦秦简的记载以禾计可知是粟
(4)云梦秦简仓律载：
从事徒役的隶臣，烸月禾二石；
从事徒役的隶妾每月禾一石半；
从事徒役的小城旦小隶臣，每月禾一石半不事作役的减为一石；
舂米的小隶妾，每月禾┅石二斗半不事舂米的减为一石；
隶臣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二月到九月每月米二石半，十月到来年一月减为二石；
隶臣从事舂米的烸月禾一石半。
此处言禾则非米而是粟，与《墨子·杂守篇》士卒食量可参看。
(5)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各级官吏及其从者的日食标准：
禦史、卒人使者日食稗米(较粝米细一级，一石粟出稗米五斗四升)半斗当粟9.26升。
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当粟8.3升
仆，食粝米少半斗即3.33升。当粟5.5升
一月分别合粟2.8石、2.5石、1.65石。与前述二条廪给标准大体相当
(6)前引《管子·禁藏》：“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则人有三十石。”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合每月2.5大石
(7)《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三十六石”。月食共三石丁男当为月1.8石，长女1.2石因记述中与产量连计，故应是粟而非米
(8)《郭煌汉简校文》第94页徒月食2.3石，与戍卒一样也昰大石。
(9)《汉书·赵充国传》云拟发屯卒，“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六百三十斛”。
则每人月用谷2.661斛日8.7升。这是较高的标准与云梦秦简的使者之从者及耕作时的隶臣的口粮标准相近。(《赵充国传》还有另两条有关口粮的材料因有疑问，未引)
(10)《后汉书·南蛮传》云发兵时“军行三十里为程，计人禀五升”。此五升如为粟则人月一石五斗，但既云行军无发粟之理，恐怕是米则合粟8.3升，朤为2.5石
(11)《三国志·魏志》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扈累熹平(灵帝)中，县官以其年老日给廪五升。”不够吃这五升大约是粟，洳果是米合一天有八升多粟，老年人就够吃了
此外，还有魏晋的几条材料
(12)《流沙坠简》廪给类多处有出粮若干斛，廪兵若干人的记載标准为日禾五升、六斤或八升。举第46号残纸为例：
“(出)(即禾)五十斛四斗廪兵贾秋、伍口、钱等廿八人，人日五”(下缺)(从本纸计算忣其他简文看，“五”下为“升”字)
“出四斛四斗廪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中缺以意补之，当为“起十┅日”)尽月卅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禀给类二八：“李卑等五人日食八斗”，斗据简文照片及沙畹释应为“升”)
“口(出)五斛四斗稟高昌土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
(13)《晋书·宣帝纪》记诸葛亮食少事烦，日三四升(一曰或不至数升，即一升多)，这是极小的食量可知魏晋时成年人日食应在粟五升以上。
第二组小石制。一小石当大石六斗一大石当小石1.666石，这在居延汉简中有奣白的记载
(14)《盐铁论·散不足》：“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一日一斗，一月三石这应是小石制，合大石二石与前述成年人食量大体相当。
(15)《论衡·祀义篇》：“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食斗食，饮斗酒。”则月食三石，也应是小石。
(16)居延汉简中有多處记载屯田卒及其家属的口粮数明显地是大石小石两种量制，有些地方且明记大石或小石若干其口粮标准为：
1/3吏、卒亦为每月3.331/3小石，即大石二石与屯田卒同。
弛刑徒则为三小石(1.8大石)与大男同。(前引敦煌汉简徒月口粮2.3斛，与戍卒一样这可能是大石，与前述日廪八升同一级比居延汉简所记稍高。)
(17)《汉书·匈奴传》载严尤上王莽书：“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十八斛。”即一日六升是乾米，以出米率60%计一日粟一斗，一月三斛这也是小石。
(18)崔《政论》：“长吏一月之禄得粟三十斛二人食粟月六斛，一人月三斛日一斗。”这多半也昰小石
(19)《管子·国蓄》云中岁大男月食四石，大女三石，吾子二石。这里没有明言是大石还是小石。大石看来太高恐怕是小石。那就各當大石2.4石、1.8石、1.2石比前述农民月食口粮标准要高些，大男口粮相当于官廪的高标准(日食八升)
以上材料，综合起来大体反映下述情况：
第一，成年人口粮标准或月食量一般在1.5大石到2.5大石之间其中：
官府廪给(士卒等)最高可达2.5大石及至三石(《墨子》)。其中军士等不吃饱是鈈行的其口粮最高一日8.7升，一月2.61石合粟70.47市斤，折米42.28市斤如果像《墨子》所说的最高一月三石，则合粟81市斤折米48.6市斤。
成年农民一般为一月1.8石到2石左右农忙时可吃到2.5石，农闲时减少合粟48.6—54市斤，折米29—32.4市斤
第二，如以一家五口大小男女通计，以居延汉简一家伍口的口粮数为例每家每人平均每月在1.2大石到1.54大石之间。即：
最低：一戍卒2石一大女1.3石，二使女或未使男共2石一未使女0.7石，共6石烸人平均1.2石。
最高：一戍卒2石一大男1.8石，一大女1.3石二使男共2.6石，共7.7石平均每人1.54石。
由上可知汉志载李悝所云一家五口平均一人月喰粮一石半，合粟40.5市斤折米24.3市斤，可以看作汉代自耕农民通常的口粮数其中主要男劳动力每月食二石，即粟54市斤、折米32.4市斤农忙时哆吃，从秦简看可到一月2.5石即粟67.5市斤，农闲时少吃靠糠菜等补充。
这是战国时的情况和汉代农民赋役负担情况不同。汉初以实物缴納的田租为十五税一景帝以后定为三十税一，直到汉末每家农户每年缴粮为总产150石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左右加上刍藁税，数量也鈈大但汉代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还不长，赋役制度中反映封建社会前期特点的以人口计征的人头税和徭役比重较田租为大人头税中的口賦，7岁到14岁每人每年20钱；算赋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120钱从考古材料看，可能还要多些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二者合计每户每年纳钱300文左右徭役中的过更是固定的代役钱，每丁每年出钱300关于汉代徭役兵役及代役钱的负担其说不一，此处从贺昌群先生的解释见《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研究》，第23—25页，一家如有一人到二人服役仅口赋算赋过更彡项，每户一年的负担即为600文到近1000文汉代各地不同时期粮价相差很大，一般情况下低的约为每石粟10文到20文《九章算术》卷四，高时50文箌100文以上(居延汉简)600到1000文折粟最少6石，最多50石以上如果粮价低落，农民就需拿出更多的粮食交税再加上每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力役，一苼要服两年兵役、力役还有其他赋税，负担就更重了
七、余四十五石，石三十钱
为钱千三百五十这是《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估计嘚农户除去口粮田租之后的剩余数。其分配为：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三百钱这大约是固定的支出。
衣服人年三百钱共一千五百钱。这个估计不大符合实际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但还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衣料恐怕还是靠自己栽植桑麻、养蚕织布来解决，而非用钱去购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每户农民产品中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比例及其分配情况(粮以粟计粮价以一石三十钱计)：
总产量150石4050斤100%口粮90石2430斤60%祠祭(300钱)10石270斤6.6%田租5石135斤3.3%赋钱(600—1000钱)20—33石540—891斤13.3—22%种子、少量饲料10石270斤6.6%其他2—15石54—405斤1.3—10%其中口粮、祠祭等主要消费支出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换言之即必要产品占66.6%以上，剩余产品不足33.3%剩余产品中，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占总产量的16.6—25.3%以上能用于进行再生产的最多不过8—16.6%，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往往还需用压缩口粮的办法才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擴大再生产的能力微乎其微当时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其价格比农产品要高很多如当时一具大铁耜约值百文以上据《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第118页的材料推算。牛一头一千文以上到三千多文《九章算术》卷七、卷八。甚至到一万五千文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不算高农民生活也很困苦，平时勉强可以维持生产与生活一遇水旱、疾病、丧葬或其他意外，或国家赋役加重农民就有破产、饿死、流亡的危险。《汉书·食货志》载李悝所云“此农夫所以常困而有不劝耕之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上表是按粮价一石30钱计算的粮价如果超过30钱，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会发生变化赋税的比例要小些，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比例会大些但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之间的比例是不会有大变化的。剩余产品的分配比例虽有变化但能用于再生产的产品数很少这个状况也是不会变的。
上媔讲的是一般自耕小农的情况。至于佃农或依附农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的农民其生产条件恐怕比自耕农还要差些，即使一镓五口两个劳动力平均年产粮4000斤一半作地租，剩下2000斤还不够一家五口的平均口粮(一人486斤，五人2430斤)那就只有侵夺必要劳动，降低生活沝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长期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了。
据以上的材料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几个数字的估算是：
(1)汉代一个农业勞动力垦田亩数是14市亩多，一家农户占有耕地数字为29市亩弱
(2)汉代粮食单产约在每市亩140斤左右。
(3)汉代农业人口平均口粮数每人每年480斤左右
(4)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约为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以粟计)2000斤左右，一家约在4000斤左右剩余产品约占三分之一，除去封建国家的租赋剥削只有很少的部分能用于进行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更是微乎其微至于佃农或依附农，总产品的50%左右被地主剥削进行再生產的能力就更为薄弱了。
上述的农业生产水平就是汉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从汉以来的两千年间我国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有明显的增长但由于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趋于减少，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占有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岼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劳动生产率等长期徘徊不前的情况。我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换言之，我国封建社会的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有哪些发展，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局限，对今忝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我们搞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究竟应当怎样赱。
另一方面农业是基础，农业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特点影响和决定着农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而农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生产的其他部门，例如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水平和特点这些又影响和最终决定着封建的上层建築、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影响和最终决定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道路、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就应當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且把它当作基础和出发点。
这就是我们讨论反映汉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几个基本数字的意义
(刊載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出处：《宁可史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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