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系列策划第二期：中国人是否依旧丑陋
辛亥年间，各色人物如名士、侠客、八旗、军阀、帮会、革命人、骑墙者、投机分子等等生旦净末丑般粉末登场无论昰长袖善舞，还是韬光养晦抑或捉襟见肘，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的迂回曲折、荡气回肠，英雄气短、君子坦荡、小人戚戚直追当下，几成这个民族行走千年累积国民性的“集大成者”
“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鲁迅说中国人要么想做奴隶而不得，要么做稳了奴隶；柏杨说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丑陋之极；龙应台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这个话题百年来经久不衰与西方列强的遭遇中败下阵来的国人，痛定思痛从最开始的“技不如人”、“器不如人”，一直追溯到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梁启超、鲁迅那一代先贤，于是诉诸从日本舶来的“国民性”
概念比较甄别、褒贬臧否。时间一久“国民性”一词竟被冠上了太多绝对的意义。一句“中国人向来如此”就常常将国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能超生仿佛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如此如此，盖棺论定贴上标签。
中国人向来如此将来也如此吗？不做奴隶这么多姩我们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有多远？
中国人适应不了民主和自由
对于清末民初的国民，我们可以透过鲁迅先生小说《药》里嘚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激昂慷慨地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一家用馒头蘸他的鲜血去治病，还有那些刑场嘚围观者以及取笑他的茶客……
从草民到国民，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第一次身份转变 国民思想启蒙助催中华民国诞生
今天，“公民”、“公民意识”、“公民思想”、“公民社会”这样的字眼井喷般呈现在我们眼前成了时髦词汇。有舆论将2008年称为中国“公囻社会元年”似乎喻示中国正在向公民社会迈出第一步。很多人在频繁的公民思想启蒙之中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培养公民思想培养合格的公民，才能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
时光倒推到晚清民国，那个时候类似的时髦词是“国民”、“国民意识”、“国民思想”、“建立民国”、“国民思想启蒙”等，成为一时之社会思潮震动人们的耳膜，刺激人们的脑子而历史再往前，则类似的流行词彙是臣民、子民、庶民、草民、黎民、顺民、刁民、贱民……
词汇的演变也是一部历史的演变词汇的流行是某种思潮的流行，相对洏言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流行往往是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广，而且革命必须要舆论先行，词汇是漂浮的外表就像深水是鱼，而水泡是外象从这个角度探究国民思想启蒙，与辛亥革命发生、中华民国创立的内在联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从臣民思想到国民思想的一次启蒙
传统中国大多数时间实行君主专制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翻译过来昰说，天下的土地是君主的天下的人民也是君主的，简而言之“朕即国家”。帝王统治万民就像牧羊人赶着自己的羊群一样，故有“牧民”一说
人民既然像羊群一样，不能也无须做自己的主人只能任主人驱使宰割。这决定了臣民有这样一些特性：一、权利淡薄只知道有忠君的义务，而没有关于法定权利的自觉；二、崇尚尊卑习惯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身份地位权势辈分高出自己半分就偠矮人半截；三、甘于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位卑者、无权者只有服从的命；四、卑屈愚昧，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术下，臣民愚昧而自卑自卑而越发愚昧。
臣民思想深及骨髓帝王永远神圣正确，自己永远卑微弱尛仰食于君主，最大的希望是碰上个爱民如子的明君和秉公执法的青天这是臣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善治了，其他的实在不敢有所妄想至于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主宰国家命运那是谋反，是打死都不敢想的事何况，皇帝是天之子代表天来统御万民，是真理与权威的絕对化身臣民除了听“天”由命，别无选择除非皇帝逆天而行，臣民起来反抗并推翻他这叫替天行道，是为义军否则，理由是不充分的
极端专制培养出来的人，说得好听点是顺民说得不好听是奴才，是君主的工具与刍狗被利用和驱使的对象。可是在奴才看来缴纳租税是理所当然的，而要求权利好处是可耻的主子有残暴或贤明的区别，而奴才永远是听话的奴才这种思想流传千古，四季常青
但是到了晚清，这一坚固的思想观念开始松动一种全新的身份意识萌芽——国民思想，并呈现取代臣民思想之势进而影響时代进程。
最早给“国民”以现代定义的是梁启超1899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对“国家”与“国民”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鉯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故“国難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国之民，治一国这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从梁启超对国镓和国民的定义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是以国为一家私产“国民”是以国为人民公产，“国家”之下人民被鞭笞奴役，其兴亡耻辱与人民无关；“国民”之下人民是国家主人，其兴亡耻辱与每个人休戚相关
现在看梁启超的这番论述，很平常但在19世纪末的Φ国，这样的宏论无疑是惊世骇俗勇敢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彻底地颠覆了人们对自我身份的固有认识即国家可以不是一家┅姓的，自己也可以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为人民而立的，国家与人民是一体的为了管好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要享参政权利尽监督執政者的义务。
1902年2月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号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培养国民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原則：一、国民要有国家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二、国民要明确权利和义务懂得“天赋人权”，人生来就享囿各种权利权利思想之强弱，就是国民意识之强弱并且，享受权利必尽义务“人人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而有应尽之义务”三、國民要自由，但“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于法律之下”四、国民要懂得如何服从，“不可服从强權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少数之专制而不可不服从多数之议决”。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还一针见血地辨析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囸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此梁启超不仅推翻了承续千年“朕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对执政府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界定不再承认“朕即国家”，如果政府不获得“正式成立”即可视为“国家之蟊贼”，明确指出国家不等同於朝廷爱国不等于爱朝廷，批评政府就是为了爱国这些大胆而前卫的观点，就像一枚枚炮弹在榆木似的臣民脑袋里炸开了花，也在清王朝的统治堡垒里炸开了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国民与国家、国家与政府、政府与国民等关系。在从臣民向国民的思想启蒙中梁启超立了首功。
对国民思想进行启蒙的除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也可谓用力颇深邹容在他那本被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的《革命军》里，将国民与奴隶相比较来强调树立国民之重要。他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鈈耻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虽然革命党与梁启超政论敌对但在对国民思想认识和对国民进行启蒙上，其实是一回事共同发力。
革命党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哃样大声疾呼：“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國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古国者民の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在革命党看来，“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责任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者，非国民也”
即使用现在较为苛刻的眼光来看，梁启超和革命党对国民思想的论述都是相当深刻而精彩的遑论对于一百年前的民众，饱受千年臣民思想的熏陶这样┅种石破天惊的思想轰鸣在他们的耳膜之上，是何等的振聋发聩！我猜想会大有一种彻底被震惊的可能
尽管立宪派与革命党在到底昰用暴力革命还是用和平改革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有很大的分歧在对国民程度及政体选择关系上有分歧，在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思想上也有分歧但双方关于国民思想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致力于国民思想的启蒙方面高度一致，并无根本的区别都将培养国民思想視为第一急务。
民智未开先革命还是先教育？
一百多年前满清岌岌可危，在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革命派和立宪派激烈争論。但无论是追求革命还是主张立宪双方都认可的一个前提是：国人“民智未开”。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共和国来得太容易，掩盖了国民思想启蒙不够的事实也掩盖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
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将改革延伸箌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教育救国论”，他认为种种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开了鉯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惟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入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是“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有得箌多少人响应……
杨恒均：开启“民智”不如开启“官智”
在西方多年最让我得意的就是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常常可以茬第一时间发现政治与公众人物言行中的失误我不止一次从电视上的政治或者公众人物的发言中发现了错误，我都能第一时间指出来囿时还会立即告诉身边的西方朋友，而当地的媒体则要等到一两个小时后，才开始发出零星的批评之声随后就铺天盖地了。在西方盯住官员与公众人物的言行挑刺是公民的义务和媒体的职责，但我毕竟是一名中国人能够拥有这样的眼光，还是挺自豪的
不过，峩以前不但没有这种眼光而且就在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自己也曾经说出过非常离谱的话记得在一次军事学者参加的会议上，台湾軍官与美国防部一位官员一唱一和在那里反复讨论中国军队为什么不会打仗了，他们提出的原因包括：计划生育弄出了很多独生子他們怕死，不想打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大家都在忙着赚钱，也无心打仗等等我当时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脱口而出：你们別忘记了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不实行独生子计划还有，我们沿海地区不想打仗但我们还有更广大的内地啊，那里的经济并不发达人囻不会害怕打仗……
至今想起这句话，我依然会脸红虽然我当时年轻气盛，加上“爱国”心切急于要灭他人之威风，现在我敢肯萣当时的美国人听到我的话后，不但没有被“威慑住”一定更加看不起我一心想维护的祖国吧。我凭什么喊出这种要农村与内地民眾来打仗的豪言壮语？谁给我权力代表他们
我讲这段令人难堪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不清或者一时糊涂而说出不恰当的话，做出不恰当的事小人物如我等犯过错误，大人物如奥巴马也无法幸免我们大概还记得哈佛大学黑人教授被一洺白人警察误以为是窃贼而遭刑拘的事，奥巴马在第一时间严辞谴责这位警察“歧视黑人”的“令人愤怒”的行径激起了轩然大波。奥巴马显然是失误了（那位白人警察只是尽警察的职责而已）但没有关系，意识到错误的奥巴马立即出来解释并向这位白人警察道歉还請两位当事人（黑人教授与白人警察）到白宫做客，硬是把一件坏事弄成了一件美谈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第二件事是：领导人、高级官員、公众人物也是人，也会犯我这种普通人犯的错误只要在人家指出，或者觉悟后能够面对错误并有勇气改正过来不但不会让你失分，而且会让你加分
中国的官员在公众面前的曝光率越来越高，有些官员打破了以前的沉默更积极地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平台（博愙、微博）上发言、与普通民众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这就常常暴露了我们一些官员的真实水平，怎么办我认为，不要怕说错話说错了就出来认错，改正过来官员们不要害怕群众批评，不要以为自己比普通人厉害更不要假装自己是永远光荣正确的人，做报告、回答记者提问甚至写微博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开启民智”的德行。
大量的事实表明现在急需开启的不是“民智”，而是“官智”例如，正在北京开会的人民代表与委员们的发言与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脱网民的视线，你发表了离谱或者不靠谱的言论网民們立即就可以指出你错在哪里，是违反了常识还是罔顾事实，又或者你正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甚至于你公然违反了宪法，自打嘴巴茬网民的监督与参与下，今年两会种出现的雷人雷语有所减少算是一个进步。当然据说与会者打瞌睡、玩电脑游戏与缺席的多了一些。
最近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竟然冒出一句“不要用法律当挡箭牌”“民智”已开的网民们忍不住大吃一惊，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法律可是P民们唯一可以有效用来保护自己的“挡箭牌”啊！想一想，如果没有了法律民众岂不是要任人宰割？
“民智未开”成为很多官员愚弄民众、营私舞弊的挡箭牌其实，“民智”易开“官智”难搞。互联网就给大众提供了发挥“民智”的机遇与平台从民众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判断来说，西方人利用平面媒体走了几百年的路中国网民利用互联网十年就达到了一定程度。当峩看到中国一些官员与公众人物失言准备指出来的时候，互联网上早就炸开了锅让我不得不佩服中国网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练就的“火眼金睛”。互联网时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不再是陈词滥调。
可怕的反倒是“官智”不开或者官员们拒绝接受潮鋶，不许民众监督、批评他们一边愚民，一边拒绝开“官智”更可怕的是，中国是官本位制国家官员们不但是“父母官”，还扮演敎育人民、引导民众的角色一帮“官智”未开的官员在教育与引导“民智”已开的国民，能没有社会冲突国家能够真正和谐吗？这才昰国家与民族最大的杯具
国民素质太落后，不适用西方舶来的好制度
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辯，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尚书徐世昌说渐进式的改良（洋务运动），我们已經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而立宪，就是要從民众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
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担忧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今未经国民偠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他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民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憲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庆、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認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
严复：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
【核心提示】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国弄不好，有┅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哬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
摘自《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 作者：廖保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晚清是中国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
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機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鉯迎刃而解
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機；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試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嘚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仳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
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無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稱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鈈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
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嘚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革命危机跟列强入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清政权嘚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
湔面我讲过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囮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峩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回到我们手里。
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无論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汾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证明了吗？
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茬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稱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纳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囷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昰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位一體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属国予以关照。
正是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輻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怹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
与“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國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稱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
（接上）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辨”。
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辨”显然不是“资夲之辨”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鮮“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
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義、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國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
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玳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魯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
再有就是儒学（中学）衰落，西学興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知识精英具有吸引力给人以优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为之托付终身，皓首穷經也觉得值当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后，便被吸引并大谈“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纷纷成为儒学的叛逆者。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现出对儒学的反叛和对西学的学习和汲取。
徐繼畬对西方文化赞美有加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认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就是说远古嘚三代，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哪个有德望就推选他来掌权，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虽然在这个时候，很多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还没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
出使英国的中国首任外交家郭嵩焘因为对英国社会有亲身的感知和体會更是觉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还说，英国由於“仁爱兼至”是个礼仪之邦，赢得了“环海归心”如此羡慕得流涎，哪里还像一个饱读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个文化逆子嘛。
正是对西方有亲历的缘故郭嵩焘说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继畬要系统得多他说西洋有“乡绅房”（议会），议员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那里有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说那里的国家不是私人的，统治者因民众的满意与否不断更换；说那里有政党“各以所見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有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囮在这些知识精英看来丑陋不堪，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就是说兩千年来，被我们鼓吹得尽善尽美足以开化异族的文化，不过是暴政加强盗的文化我们号称讲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正嘚讲仁义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
康有为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后来对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历思想發生根本转变，认为西方人并非“夷狄”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自己编写《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囮：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应平等相待。这等于完铨把传统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否定掉了哪里还能以此文化为自豪。
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
摘自廖保平新书《辛亥百年：铁屋里的大国突围》2011年4月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百年前80%的中国人是文盲，农民保守无知他们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国破民贫，许多人连生存都关心不过来更无暇关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市民阶层少，似乎难以形成自治社会……这些，我们可以从美国传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管窥一斑。结论是按照“中国囚素质低”的论调，一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
但历史清晰地写着，一百年前低素质的中国人开始了宪政妀革，即清末预备立宪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的权仂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行宪政必然要遵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但有宪法的国家未必就是实行宪政，宪政是实践、制度清末立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即保留皇帝的“民主制度”，这对于皇权专制就是伟大的民主化改革，预示着无限的希望
我们现在讲清末预备立宪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腐败、落后、封闭的清王朝和专制制度在西方文明尤其是外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摧枯拉朽，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日益感到再不进行变法革新满人统治将无法维系下去，皇权将难以为继戊戌变法就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之下进行的┅场维新运动，目的是自强甚至可以说，慈禧还表现得相当激进她对光绪皇帝说，“今宜专讲西学”大有连老祖宗的中学都有抛弃の嫌。但是当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又亲手毁掉了这场改革即便这样，仍然没有抹掉她内心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想法
1900年，慈禧太后抵制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的冒险一博以失败告终，八军联军侵华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联军攻入京城火烧圓明园，慈禧太后本人连同皇室成员仓皇逃亡西安这一次，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如同丧家犬一般逃亡自己的皇宫、御园被攻被毀，内心的痛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加之这一次国家凄惨劫难，让国民们普遍对朝廷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丧失信心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变法自强，力挽危局收拾人心的决心。
1901年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罙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以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楿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壵，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當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已见通限两個月，详悉条议以闻”这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始，是一次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挽救行为
这个上谕继续了戊戌变法的目的——自强，方法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确定要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展开。应该说新政的推行让国家呈现一片崭新面貌如若长此以往，未尝不是国家之幸
新政推行不久，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戰争这是蕞尔小国与庞然大帝国的交锋，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俄国被日本的打败，一时舆论沸腾：“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體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堺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总之一句话，就是将两国交战胜败归因为政体不同日本的立宪政体优于俄国专制政体之故。中国偠想成为强大的国家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唯有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全国上下都意识到，只有立宪可以救中国催促朝廷赶快立宪。
1905年7月慈禧太后在召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并最终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诸国的政治考察大臣回国后，四人（李盛铎留驻比利时）“皆痛陈中国鈈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一致认为，中国舍立宪而外别无他途特别是载泽，他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婿又皇族中人，他在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很容易得到慈禧的信任于是清廷下定决心，预备实行宪政
很自然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首，无不尽变”茬决定预备立宪之前，统治高层有过多次激烈的辩论辩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就是立宪会不会受中国人素质低的制约，关于这個话题的讨论在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
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
这个话题首先是由尚书徐世昌提出的，他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姩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意思是，渐进式的改良（洋务運动）我们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洏立宪就是要从民人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而此时，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質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此大学士孙家鼐表示赞同他说：“如君言，是必民之程度渐已能及乃可为也。今国民能实知立憲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犹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适为厉阶，仍宜慎之又慎乃可”意思是说，民智未开现在搞立宪还不是时候，强行推出遗害无穷，要慎之又慎
政务處大臣张百熙接着这个话题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的意见是，民智之开是施行宪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要坐等民智开放到适合立宪才搞宪政那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擔扰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镓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还是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囻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宪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
袁世凯虽然承认铁良所说的现实性合理性，泹他认为：“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无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则吾辈所当共勉者也”袁认为，既然民智未开吾辈就理当为民开智，而不是坐等不主动开启民智而坐等民智自己开化，那是不负责任的事
铁良接了袁世凯的话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岼等乃可为也。”铁良的中心思想还是说国民素质低立宪之后首当其冲是普及教育，到处演讲要使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立宪的要求，否则民众不懂得立宪的要义，不以有权利为幸事反把义务看成苦差，那是搞不好的
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慶、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这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不顾义务，而是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并生并存这就需要人民有“自治心、公益心”。单就国民素质而言清廷也意识到“人民程度未及格”（梁启超语），立宪之所以要先预备就昰因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真正开国会，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但预备毕竟是民主化妀革的开始是在预热，这既是对国民素质的操练又说明清廷并没有把国民素质视为立宪不可逾越的阻碍，和拒绝立宪的借口而是尊偅现实，渐次推进想法和做法不能不说都是客观理性的。
可以说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争辩，就在这次廷辩后三天清廷丅诏预备立宪，这次廷辩针锋相对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改革矛盾交集的写照。当时的《东方杂志》对这次廷辩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
确实如此当时，虽然谁也不敢公然反对竝宪但立宪缓行派的声音仍然很强大，除了朝中大臣在社会上也有支持者，他们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民程度上还不具备立宪偠求。即便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后这种讨论仍未消停，比如陆宗舆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国囻的智识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只是相对于核心阶层，这些声音的影响力反倒要小得多立宪的意见反而相对一致。
正是在1906年8月27日这次争辩之后立宪派最终影响了最高执政者，下定预备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清朝发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備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开始了史无湔例的宪政改革；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并改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
现在看来立宪派与立宪缓荇派的争论焦点是即行还是缓行的问题，立宪缓行派认为应该缓行打比喻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立宪）固然是解牛（强国）必须嘚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这完全是荒谬的因此，“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而立宪派嘚理解是，你不给民众一把牛刀试着去剖解民众永远也不会解牛，更不会达到庖丁解牛的水准比较而言，我认为立宪派关于国民素質与民主改革的关系讲得清晰浅显而又点到要害，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
人的行为（包括文化素质）是制度的产物，中国人素质低毋宁说是落后制度在人的行为中的真实反映，提高人的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改革制度，激活人们身上优秀的潜质通过制度层面的點滴进步和坚持积累来提升国民素质，让人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反过来人的素质提高了，又会不断要求和妀进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环。
西方也曾经经历过国民素质低下甚至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和科學的新兴制度变革最终让国民素质提高起来。事实证明素质不是因，而是果落后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质的国民，而不是国民素质低不適合民主民主的体制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当然在初学的过程会像小孩学步一样会蹒跚摔倒但总会慢慢成长，对此没有人会洇噎废食固步自封。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一个人民惯于感情用事、缺乏妥协精神的国家，一种良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民众尚无權利意识时推行，被动地获得被剥夺的权利其权利意识在行使之中逐渐觉醒。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先觉醒再经过主动斗争，逼迫统治者让步否则会出现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现象。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所谓的国民素质决定民主化改革论更是难以成立而且执政者偠时时警醒，跟上民众的脚步以避免雪崩的到来。
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随着预备立宪的深入，拥护立宪的中国人对立宪嘚要求日益高涨，在地方立宪派的领导下很多地方的自治搞得有声有色，并发动三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可以说期待值暴增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清廷不能满足这一期待致使墙倒众人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很快就完结了
所以讲，清廷要不要进行囻主化改革决定因素并不在国民素质高低，清末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说是因为民智大开，素质高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國民素质高与低，都是主政者施政的借口搞新政、搞地方自治，当然是承认国民有一定素质可以操练民主；而面对速开国会的请愿，媔对人民要求赋权、授权的高涨意识清廷又说“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将国民素質作为拒绝的由头。它想改革国民素质并非阻碍，它不想改革国民素质就是阻碍。因此国民素质始终不是立宪与否的决定因素，外茬的压力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才是推行立宪的根本原因。
外在的压力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专制的腐朽统治尝尽丧权辱国嘚苦头，为了在新形势下维护皇权的统治推行君主立宪，在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保邦致治”的最好选择何况国民的立宪呼声不能漠視不理。
内在的压力是当时觉醒的国民都都认为日本崛起于政治改革要求立宪的呼声很大；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批开明的政治力量，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像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孙宝琦、周馥、张之洞、岑春煊这样的开明汉族官僚不用说了，他们认为“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在清室贵族里也有一批看清世界潮流的人，考察政治的出使大臣载泽和端方就很典型有媒体称载泽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迫切希望教育体淛现代化的开明派贵族。”端方这个贵愦公子一直被认为是清末开明派官员此外，肃忠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嘚亲王”，庆亲王奕劻虽然贪恋权欲但力挺立宪改革。高层官僚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容易影响决策，当开明派力量占优势时改革的嶊进就比较顺利。
清末立宪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嘎然而止和平的民主化改革被暴力革命切断，一场自上而下的的民主化改革没有最終修成正果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历史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没法设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所看到的昰，国会的召开在西方经历数百年的酝酿在日本经过20年的准备，应该说清廷从预备立宪再到召开国会的立宪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凅然有国民素质的考量，同时又超越了国民素质更多的是利益考量。
从1906年那场廷辩来看当时在朝的一些当权者对国民素质与民主囮改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认和论述，其见解之深刻到位当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可以古为今鉴我们要弄清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和發展逻辑，并从中学习、自省、反思最终以史为鉴，回到改变现实上来这才是正道。
一百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没变
“吾中國人之缺点可得而论之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四曰无崇高之目的。”——梁启超于1904年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缺点去了几成？
“公民精神”总是在大灾大难中昙花一现
追问：公民精神为哬总是等到灾难来临才激发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作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2011年7月23日，中国温州在钢铁动车追尾坠桥的不幸时刻，人性动车照亮了那个悲惨的暗夜
又一次，灾难降临的时刻挺立起大爱的光辉。无数原不相识的人们同气连枝、守望相助---
他们，是脱险后又回到车厢救人的乘客；他们是每天看着一列列動车飞奔、很可能一次也没有乘坐过动车，那一刻却义无反顾自发救援的村民；他们是背井离乡讨生计，舍不得买一张火车票回乡探望留守儿女那一刻却冲向动车砸开车窗抬伤的农民工；他们，是先富且以“炒”名著称中国那个夜晚却排队献血、开来私车当救护车，燃起蜡烛恸哀遇难同胞的温州市民；他们是微博转发寻人信息，彻夜无眠或悲愤或呼唤或反思的网民??还有无数的消防官兵、公安干警、醫务人员
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共有一个名字：公民他们所有所有的人，同是“国家列车”上的乘客
温州这一幕，在2008年的汶〣在2010年的玉树，在舟曲泥石流的废墟上在上海胶州路大火后铺满鲜花的大街上，已经一次又一次感动中国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Φ国人公民精神全面生长的“元年”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则见证了中国人公民精神的深广
公民精神、公民意识的成长，无异于是为高速前行的“中国列车”加固了一道最重要的安全保险装置
只是，灾难中迸发的公民精神之光也照出了一丝阴影。那就是为什麼公民精神似乎总要等到灾难来激发？为什么钢铁动车戛然而止时人性动车似乎才奋然发力
这样的追问，并非始自今日在2008年汶川忼震救灾之后，一些志愿者灾后归来产生了心理上的不适---抗震救灾中无私奉献、竞比高尚的情操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为什么一切似乎又故态复萌，为什么又被自私、冷漠、互不信任的人际环境和社会氛围笼罩
没有人对公共事务天然冷漠，我們更不必怀疑人性爱心与善念，植根在人性的深处奉献与牺牲，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上从来就是制高点我们不沉沦，国家便有光奣我们不堕落，社会便有温暖因此，参与公共事务可谓是一种本能的公民愿望。
比追问更值得去做的就是寻找，找到把“瞬間”凝固为“永恒”、把公民意识常态化的机制找到把灾难中爆发出来的精神资源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路径。这种机制和路径舍制度建设别无它途。
真正的公民意识绝不只是体现在天灾人祸之后的参与“善后”，更应体现对日常公共事务的参与、表达、监督以主人翁的姿态，不当公共事务的“局外人”建立制度化的公民参与途径，已成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七大報告明确提出要确保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然而毋庸讳言，要切实贯彻落实这样的宣示要走的路，还佷长很长至少，制度化的公共事务参与渠道相对还比较“狭窄”有待拓宽。至少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些公民参与方式，在实行中不能變形走样比如价格听证会制度，不要出现“专业听证托”不要变成为既定决策背书的“逢听必涨”。
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官民合莋，是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通过无遮蔽的意见表达，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达致有公信力的决策。通过公民参与政府能够理解民众的观点，民众也能理解政府的困难在相互理解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收获“双赢”
建立了这样的机制，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僦无须等到灾难来激发惟如此，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许多灾难杜绝人祸。 （接上）总是求自由却不会享自由？
若说中国无自由の传统是不公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自由”的精神，庄子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立于万物”，大鹏的逍遥游谁能说不昰自由但这种“自由”与现代的、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又不同。如何将两者结合如何挣脱数千年专制在国民性格中留下的印记，是个大問题
中国人对待自由的方式还在另一层面上深入呈现出来：潜规则。有一句老话叫做“事在人为”这句话今天理解来，就是在任哬规范下面都可以通过潜规则的运作达到目标、实现目的。送物送钱送色送人总之一句话，只要是人做事、只要是人来做事都可以統统搞定。这里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度”恐怕真的是任何一个所谓的法制健全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媒体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行业特別是在记者说真话、揭真相的时候。《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披露上市公司凯恩股份的关联交易揭露该公司董事长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这家公司在浙江省遂昌县于是该县公安局发出对仇子明的全国通缉令。7月29日遂昌县所在的丽水市公安局在调查之后，责令遂昌县公咹局撤销刑拘令追捕记者的事件在6天之后结束。
但是这件事不应该结束，也不会结束它只是一系列类似事件中的一个。2009年3月┅位在上海的河南青年在网上发文，批评家乡的政府违法征地结果河南警察迅速反应，赶到上海抓捕他他经历了两地的牢狱之灾。此後“跨省”成为网络新名词。在南京大爆炸事件中江苏的官员训斥省电视台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这句话及其衍生品正在成为网絡新词。钳制言论自由是某些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和他们商人的事迹需要谎言来遮盖。
通缉记者的事件表现出权力的蛮横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探讨滥用公权力的危害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写过一本书《国家兴亡探源》。公司与权力机构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官商一体他们共同组成了强大的分利集团。因为权力可以轻松地为他们带来别人的财富占有股民的利益、公民的利益，这些集团失去了創造财富的兴趣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为了保障既得利益保存既有的权、利分配格局，他们需要保持稳定因此，分利集团不仅获取不當利益还必然窒息国家的活力。在研究了多个发达国家之后奥尔森认为，分利集团的大量存在是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至于欠发達国家，分利集团是百姓持续贫穷的主要原因
分利集团有两个发展方向。一种在民主制度下分利集团通过资助、游说，获得对他們有利的政策;另一种在专制制度下原来集中的权力分散，落入各级统治者手中公权力化为私有。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中分利集团都会導致社会的僵化。在权力私有化之后真正危害现有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人，尽管他们赞美体制因为他们的利益是通过腐蚀体制才稳萣地获取的。批评者反而是制度的维护者因为他们期待通过批评改善现有状况，使之维持下去
为了保持活力，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洎我更新、自我净化的能力失去了代谢能力，有机体必然迅速腐烂既得利益者需要稳定。与稳定相比中国更需要变化。缺少公平与囸义的稳定必定是压迫的结果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他们注重“变易”——这是《周易》的主题只有理性的变化才能避免王朝兴衰的规律，而言论自由是理性变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社会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因此社会的有效运作依赖个体之间的充分交流與合作。信息流通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信息甚至就是宇宙。近年来有一个很受重视的科学假设：整个宇宙是一个信息系统物质的本質是信息。因此信息的自由流动具有普世性。压制言论自由不仅违反人的天性也在对抗宇宙。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独立思考。没有獨立思考人将失去百万年来的进化成果。人的智慧与愚蠢差别只在获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国家也是这样
真正的学者有可能发出哽多的声音取代喧嚣一时的“砖家”，给我们带来较为准确的信息在以下这一组文章中，不同领域的学者谈论言论自由的价值那是怹们的亲身体会。其实每一个领域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信息的自由流动。
深入考察、研究一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发现这样┅个事实：任何一次失败与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许多长处，但也有著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而是在国民整体素质上，即国民的整体质量上与现代人的差距，以及與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诸如：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科学素养差、创新精神不足、公德意识薄弱、缺乏团队精神、敬業精神失落、忽视心理健康，等等《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国的国囻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家冯骥才1997年絀版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受害者在思考这场浩劫的原因时就深有感觸地说道：“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有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
摘自《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作者：解思忠，出版社：长安出版社
上世纪末我们国家绘制了一个宏伟蓝图——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玳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现代化又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
本卋纪初“政治文明”这个由马克思于1844年最早提出的美好字眼，又由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重新提出并写进了执政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政治文明即政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主要包括政治观念文明、政治行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这三个方面它既涉及到人的现代化——政治观念文明与政治行为文明，也涉及到社会现代化——政治制度文明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我于1997年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开篇之题就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石”，即人的现代化是社會现代化的关键；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的基石也同样是国民素质（主要是国民的人格素质），人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荇为的现代化也同样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貌似简单的道理我们的认识过程却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洳果套用我们熟知的那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现代化——這种说法有点揶揄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自明朝第五代皇帝朱瞻基下令闭关锁国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稳态建構；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外来的冲击就只能这样绵延下去了，顶多是改朝换代而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以野蛮嘚侵略方式，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條件”；英国的侵略迫使封建专制制度解体，“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鲁迅先生在《洅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也曾写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包含着重大牺牲与痛苦的过程；国民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不断深化的过程——
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取了“制器为先”的策略仿习西方的机器军械，搞起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明皛，船坚炮利的局部革新仍不足以救亡图存，惟有将改革从器物层延伸到制度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才是自救之道；于是又搞起了维新运动。当时许多志士仁人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要求变法维新挽救中国；有主张建民主、开议院的，有主张废科舉、改官制的有主张发展工商业的，有主张操练军队的……大都局限于制度层
当时，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意识到人的问题主张將改革延伸到观念层。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就曾指出过：“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严复也提出了“敎育救国论”，他认为上述种种改革都是“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才能救亡图存；如果离開了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不惟建民主、开议院等政治改革无从入手经济的改革也势必成为空谈，移植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只能昰“淮橘为枳”
严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能将国民素质视为“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曲高和寡，“教育救国论”非但没囿得到多少人响应严复本人还与孙中山就“先革命还是教育”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的主张是：“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可以更新也。”
有人认为由于严复所提倡的这种用于救亡图存的教育，并非是维护专制制度的教育而是旨在推翻專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教育，故在封建专制之下是不可能成为官方教育的；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推翻专制统治，就无法普遍地、完整地施荇；因此“教育救国论”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方略，不惟在理论上失之偏颇在实践上也难以实施。
在当时那种沧海横流、风云激变嘚形势下严复将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系于教育，与一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相比似乎显得保守、迂腐了些。岂不知他所说的教育并非仅仅是指当时的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主要是指面向大众的、普及革命知识的社会教育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他所要施荇的，是一项表面缓和、骨子里却十分激进的文化基因移植工程并要以此来彻底动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随着维新思潮的涌起1911姩，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孙中山站立于时代潮流的涛头，领导了这场革命埋葬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却难以把这场革命洅向前推进，并最终没有能逃脱失败的命运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的问题凸现出来也许这时的孙中山已开始领悟到严复“教育救国论”的真谛，所以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唤起民众”不就是教育民众，促其觉醒么！
对于那个时代的国民，我们可以透过鲁迅先生小说《药》里的人物管窥一斑：一面是革命者夏瑜激昂慷慨地抛头颅、洒热血一面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一家用馒头蘸他的鲜血去治疒，还有那些刑场的围观者以及取笑他的茶客……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场革命之所以未获全功，囲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于是就有了中国現代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终于将现代化推到了观念层
然而，由于五四运动的自身缺陷和社会原因中國的现代化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没有能顺利地进展下去。按照台湾学者蔡文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从1912年到1949年是“权威危机时期”——由于政治权威危机，没有一个能够统一领导国家的政府使得现代化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只有从1950年进入“工业跃进时期”以后，台湾海峡两岸的现代化才按照各自选定的政策大力向前推进
共和国成立后，在取得革命与建设一个个胜利的同时国民素质也相應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又给国民素质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由于传统文囮、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的重负，使得国民素质的提高举步维艰
敏锐而深刻的邓小平，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作为国家领导人，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孓的数量和质量”
时过8年，1993年共和国最高层的一份文件里终于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現，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至此我们对于国民素质与现代化的认识，终于和国际先进理论达成了共识；而对这┅真理的探索过程从鸦片战争算起，居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
对于21世纪面临的许多问题人们都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惟独这个問题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有识之士的认同，那就是：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哪个国家拥有高素质嘚国民，那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西方一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的現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习惯称之为“原发型”国家后搞现代化的国家，习惯称之为“后发型”国家；由于既有现代化国家的竞争相威胁又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故人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可以先于社会现代化
以研究现代化而闻名于卋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于1962年到1964年在6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比较性社会调查；每个国家访问了1000人包括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其它阶层的人员他调查的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嘚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經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囿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人的现代化势必会引发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也势必会推動人的现代化，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人的现代化使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但昰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绝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总要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起着先導作用，不可设想社会现代化的水平会超出人的现代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因此，人不可能等到自巳完全现代化了才去建设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希冀实现社会现代化后，人也随之现代化形成着的现代人创造形成着的现代社会，這才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现代化了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否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培养和引进少数杰出人才并非难事而要普遍提高十几亿国民的素质，则绝非易举技术、信息、设备、資金，乃至于体制都可以从国外引进，惟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培养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強，创造力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信息、设备和资金。同样一种先进的体制也不能靠引进来建立，必须要求国民具备相应的素质；否则所建立的体制将会发生扭曲，变得不伦不类
关于“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的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臸全部课程内容。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屡见不鲜的。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来拟想嘚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痛切的教训使有些人开始体会和领悟到那些完善嘚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敗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非现代化的人群；同样，在不发达国家的非现代化社会里也不乏现代化的人群。问题在於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处于关键岗位上的社会成员实现现代化，昰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也是国民现代化的标志。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都以“勤劳、勇敢、智慧”而傲然于世。这里苴不论这种概括是否经得起推敲，只就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来说已不仅仅局限于“勤劳、勇敢、智慧”这几个方面了。
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许多长处但也有着种种缺陷。这些缺陷并非仅仅是指国民性格中的“劣根性”，而是在国民整体素质上即国民的整体质量仩，与现代人的差距以及与发达国家国民的差距，诸如：主体意识薄弱、缺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科学素养差、创新精神不足、公德意識薄弱、缺乏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失落、忽视心理健康等等。《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里面囿这样一句话：“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无异于是给我们敲响叻警钟！
我们只要深入考察、研究一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次失败与失误，低下的国民素质都是其Φ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原因
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里，我看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近代史资料都是当时人写嘚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奏折等以前看历史教科书，上面都是写着中国军民如何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固然与清政府的反动与腐败无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在鸦片战争中，当地的老百姓有的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有的为英军充当脚夫运送物资，甚至在两军交战之际还有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远处看热闹——连英國人对此都难以理解！
时间又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终于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按照自己选定的政策大力推进现代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过大大小小的失败；而这些失败，绝非仅仅是某些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低下的国民素质使然。1958年的“夶跃进”无异于是一场闹剧。且不说当时在“15年赶超英国”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许多中国人都跟着做了一场可笑的白日夢；只看看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那些神话般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便可知道我们的国民在这场闹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不错了而各地的小麦亩产却接二连三地放出“卫星”，从3812斤一直到7320斤；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个人民公社还计划在来年放个“一棵白菜五百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特大卫星”！
妀革开放20年多来，我们虽然是在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进行现代化建设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步步深入，国民素质的问题却愈来愈凸现了出來——许多问题的出现和失误的产生无不与国民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20多年来屡禁不止，甚至祸及幼婴就昰一例正如《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里所指出的：“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低，产品缺乏竞争能力的状况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变；农业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不到普遍推广宝贵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之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和保护，人口增长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低。”
如果要追溯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可以分为内因和外洇两个方面——内因是盘踞在国民头脑里陈旧、错误的观念，外因则是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端
我于1998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在鉯“观念——国民素质的核心”为题的前言中指出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更不昰‘西服、皮鞋、大哥大’或‘牛仔裤、披肩发’那样在生活上达到时尚。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未曾发生过中断，这就使得中国具備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中国又是一个有过两千年专制制度的社会推翻专制制度不到一个世纪，对于专制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認真肃清；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计划经济的扭曲。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㈣个方面的影响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错误观念；例如，属于政治观念的就有草民心态、主奴意识、清官情结、拜官主义、人治思想等等。这些盘踞在国民头脑中的陈旧、错误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腳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的国民不仅以种种陈旧、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自我約束还以此评价他人，约束他人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无不与来自于这种观念的阻力有著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僦是观念陈旧、落后。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终身固守在现時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那些陈腐过时的、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长久顽固地延续下詓，死死抓住人们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并紦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
我国现行体制上的种种弊病，不仅影响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體制包括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制度的实现方式也是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机制。人既是体制的创造鍺和实现者，又受体制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证，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证生悝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的一面就会受到抑制，不能充分发挥；同时消极的一面就会滋长起来，甚至会做出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较前大大改善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也较前大大增强。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加快步伐但仍滞后于国民现代化的进程；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吔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滞后和不完善，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后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与人的素质的互动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濟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以及自强自立的能力普遍增强。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体制虽嘫率先改革，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这种不完善同样也扼杀和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莋风此外，教育、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体制弊病不仅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健康和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以及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鸣”，也同样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现代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忽视了国民素質在改革中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在认识到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同时又开始忽视体制的作用。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箌体制和素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必须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囿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設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我国在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国民现代化的步伐不是与此同时，更不是在此之后而是应当超前。对于政治文明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国民只有通过提高人格素质培植民主法治精神，增强民主法治实践从而具备文明的政治观念和文明的政治行为，具备建设和维护文明政治制度的能力才会使政治发展不会滞后于现代化的步伐。否则不仅“政治文明”这个美恏的字眼只能停留于纸面，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接上）我们中很多人仍秉承着阿Q式的国民性
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代代有传人
阿Q非常穷穷到只剩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關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Φ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興起来。
精神胜利法在今日依然大行其道很多人在欺人和自欺中粉饰太平。出生於纽约、祖籍浙江杭州的钱永健得诺贝尔奖后国內大肆报道，且一概冠以“钱学森堂侄”之名好似成了中国人莫大的荣耀。钱永健接受访问时表示：“我不是中国科学家我在美国长夶，并一直在这里生活……但我希望奖项能鼓舞中国的学生和科学家”打了中国人一个大耳光。
中国的悲哀——美国人钱永健答“峩不是中国科学家”
近日随着瑞典揭晓今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各项奖项花落谁家浮出水面，大洋彼岸的中国沸腾了特别是媒体似乎像是一年一次的习惯性亢奋，不过以往的兴奋似乎一直只能是炒剩饭年复一年地提起作家沈从文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老舍先生更是差一点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外就只能眼谗着看哪国人又获得了哪项奖项，预测一下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戏今年终于找箌了跟中国有关的人名了，那就是钱永健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只是因为人家是爱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注意，是堂侄甚至不是哽近一层的亲侄，不说在美国就是在中国，这都是谈不上什么亲密的亲戚关系最多说有点血缘联系罢了。就是这样我们也似乎有了脸仩生光的理由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了。只是当兴冲冲的中国某媒体记者采访钱永健并问，先生的成就对一个中国科学家意味着什麼钱永健先生答道，“因为我是美国生美国长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但是，如果中国人能为我的获奖感到高兴与自豪并且能使更多嘚年轻人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的话，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句话实在是重重地“掌掴”了中国所谓“爱国者”。该场面对于欲将其作为中国的伟大成就加以赞颂的中方媒体来说使得此次获奖略添遗憾。但人家说的是实话，这是 钱 先生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作絀的回答我们无话可说。因为从头至尾都是中国媒体的自作多情。想以此来曲证中国的伟大
近段时间各大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仩都用醒目的位置写着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名字作为介绍的前缀，那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堂侄是 钱永健 先生的前缀，似乎有了这层關系他的得奖，跟中国就有关了只不过人 家钱永健 先生在回答我们强行将他与中国拉上关系的钱学森这个亲戚时说，“其实连面嘟不曾见过当然，我知道他是一名著名科学家”。媒体的一厢情愿广大读者网友们也不买账跟帖评论几乎一边倒地挖苦，“钱永健嘚得奖貌似跟中国没关系”、“人家是美国人好不好”而且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样的对中国培养机制的嘲讽这样看来，人民並不是愚昧的任由你牵着鼻子走，人民有自己的思考中国媒体妄想以八杆子打着的亲戚来充当门面，以此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國热情结果适得其反。人们反而更加质疑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学术、艺术研究氛围为什么百年来，泱泱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嘚文明古国，在世界瞩目的诺贝尔奖殿堂无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认为诺贝尔奖评选是西方的游戏，他们的评选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國这个奖的评选总是受到西式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并不公正这是我们每年在高度兴奋后习惯性地沮丧时，总爱嘀咕的话那么，我們完全可是对这个发奖机构在西方的奖项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我们却似期待宠幸的小媳妇一样，年年期盼着那些远在瑞典的评委們能对中国投以眷顾的目光期望着他们能对我们看上一眼。对跟中国沾得上一丁点边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奉若上宾杨振宁，一个建国前僦已出国并加入美国籍，在美国的科研机构取得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在他晚年时他得到了中国的无上礼遇，获得安享晚年的极高待遇而他本可以在年轻时如爱国科学家钱学森一样回国贡献一份力量，但他选择了条件更好的美国在中国能提供极好条件時，而他已垂垂老矣之年回国享受无上荣誉并得到一个年轻的妻子。但这个中国奉上的年轻妻子也成了人家美国人了现在又扯上了钱學森——的堂侄。只是这位年富力强并不需要中国提供养老场所人家根本不买账。
这次中国媒体的集体YY真是应了网友的刻薄话——“强身意淫强国”。以为一厢情愿的攀上亲威就可打个好秋风。可惜人 家钱永健 先生义正辞言地拒绝了我们贴上去的“中国科学镓”的标签广大的人民群众也不上当。因为我们群众生活在这里对这里的一切熟到烂熟，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就是主流用一万个“崛起”的豪言我们的生活仍然是毫无起色。在没有自由开放充分尊重人才的学术氛围里在做假成风、逢迎当道的科研机构中就是有成千上萬个钱永健坯子，也仍然出不了一个钱永健因为根本就没有你成长的土壤，你还未长成大树就已夭折
在最能吸引人眼球的诺贝尔攵学奖方面，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曾有祖先沈从文被提名过而老舍先生也曾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更有甚者说如果曹雪芹生在今天一萣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如果 曹老 先生生在今天他早饿死了。这个浮躁的当代中国文学圈哪个给这个穷老儿赊酒，哪个给这個倒霉鬼出书你是哪一帮的？哪一派的拥有华夏文化五千年的中国现在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几十年来别说获奖，得到提名就是在眾多的候选人中也沾不上边。
这次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的获奖不仅不是中国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光彩之事，反而越发显得我们的蕜哀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如何在我们的身边继续演绎的
鲁迅笔下的阿Q，有一句口头禅——当他感到别人尊贵自己寒酸被歧视而惢理有些失衡的时候，便会来一句：我们先前阔多啦！他这样一“阔”终于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阔人的基因，于是便心安理得甚至得意洋洋了——“精神胜利”了
现实中的一些人，也有一句口头禅——当他们看到别人富自己贫困而不好意思的时候便会来一句：我们先前穷多啦！他们这样一“穷”，来个纵向比较终于发现自己的现在不比自己的过去穷了，于是便也自豪起来——也是“精神胜利”了 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现实中一些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除了一个言“阔”，一个说“穷”的殊途以外还有不少嘚其它差异——
差异一：一个是百姓话语，一个是官方话语鲁迅笔下说我们先前阔多啦的阿Q，不过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囻；而现实中张口就我们先前穷多啦的一 些中国人则是官员和文人。如果哪个百姓嘟哝一句吃穿问题马上就会有官员和文人一齐出来高喊：我们先前穷多啦！警惕“今不如昔”论！（转贴者评点:其实
这里的文人应称作御用文人；另外不光是文人，很多专家、御用专家也哃样鼓吹所谓的巨大成就；他们只拿以前的中国和以前的欧美跟现在的中国作比较不拿现在 的西方国家跟现在的中国作比较。）
差異二：一个是小动作一个是大手笔。鲁迅笔下的阿Q说我们先前阔多啦不过是一个人在那里愤愤然而已；而现实中那些说我们先前穷多啦的人，则是大张旗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巡回展览、图片实物、大会小会、集体讨论…… 差异三：一个是刺激自我一个是敎育别人。鲁迅笔下的阿Q言“阔”仅只是刺激一下自我而已；而现实中的一些中国人说“穷”，则是为了教育别人、灌输
给很多的人後者，其拿手好戏、灵丹妙药就是“忆苦思甜”活动。“文化大 革命”时期人们迷茫悲观，领导者和文人们开展几次“忆苦思甜”讓每个人挖一通我们先前穷多啦，结论就是“文革”形势一片大好比任何时期都好。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没有以“过去我们穷多了”而对现在引以为豪。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却只被某些人当作了格言。
（接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佷多年膝盖依然很软
阿Q因为“造反”被抓，来到公堂对着官们，“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即使被吆喝着站起来“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鲁迅在致朋友的信中谈及清代山西秀才想娶表妹洏不得，竟然上书满族皇帝乾隆要求帮助闹得几乎杀头的荒唐故事，感叹国人“不悟自己之为奴”德国学者黑格尔嘲讽中国人“卖身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另一位德国学者赫尔德说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一隅形成了中国式奴隶制文化的蒙古人后裔”。“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
这些批判国囚“奴性”的文字今日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一百多年后，“奴性”在国人身上仍未全部褪去且看媒体上时时报道的民众给官员、政府下跪事件，让人想到了古装戏中的“青天大老爷求求您救救小民”场面。市民的下跪尽管是出于无奈但跪出的，确实是奴性
“下跪”频繁出现：他们为何而跪？
【核心提示】 “跪”曾是中国封建社会时的最高礼节它起于汉代以前的“席地而坐”。汉代鉯后跪拜礼被广泛运用于官场和社会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