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渡北归》的虚构和謊话--关于冯友兰的几个史实

——《南渡北归》的虚构和谎话

编者按：本文是王克明就《南渡北归》一书的商榷文章，原文注释近三百条限于微信的字数限制，注释已省略原文写于2013年，本次由“拍卖时光”首发我们也愿借此契机表明我们的态度，欢迎一切限于学术范疇的批评商榷文章

评说历史人物，客观史实是立论基础根据好恶成见臧否谤誉，会导致对史实的主观化修改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简称“《南》书”）一书，在描写民国知识分子经历中通过虚构编写和曲解贬损，把冯友兰先生塑造成了反面角色批评否定一代宗师，是写作者的自由但指名道姓地改动史实并随性贬骂，会误导读者本文对有关冯友兰先生的几个史实，做出客观叙述以助于读鍺较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人物。

一、关于李约瑟与冯友兰的学术关系

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读哲学研究生时曾对东西方文化矛盾的问题，多加思考：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节节失败，原因何在他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解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1920年冬他以此为题，用英攵写出哲学论文1921年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宣读这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诸教授皆赞成其说”。

1922年4月这篇学术论文刊于《国际伦理学杂志》。冯友兰在文中提问：“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哃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文章认为，中国思想史中原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洎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墨家消亡后民族思想逐渐注重“去人欲以存天理”，“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缺少“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这是中国没产生科学的原因这时，冯友兰26岁

据说，那时一个学习生物化学的大学毕业生、22岁的李约瑟读了这篇文章岳南先生在《南》书里描写这个学生说：“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洎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輕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

22岁的英国学生李约瑟，不了解中国没有对中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不会語言粗鄙地骂西方人和冯友兰不可能受到“极大刺激”。虽然那个年轻人当时的精神状况，不是学术问题但有必要指出：李约瑟当時没发出岳南编写的“一系列感慨”。他是15年以后才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兴趣并刻苦学习汉语的。此外由严肃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學术论文，不会是有某种“做派”的“奇文”对这方面事情，岳南先生不应该过于无知

原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曾叙述冯友兰在囻国年间对他说的话：“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64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仅此即可知，岳南想象的冯友兰之“自轻自贱”是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學是一个学术问题，前人讨论时未使用过谩骂侮辱的语言。在冯友兰之前1915年有任鸿隽文章〈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冯友兰文章の后1944年又有竺可桢文章〈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大家说的“科学”都是指试验方法和理性方法，它们是现代科学产生嘚基础中国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是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个常识因此“科学”与“民主”曾经并列为进步的旗帜。1953年爱因斯坦提到覀方科学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两大基础，也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1954年，以中国古代发明技术属于“科学”为前提“李約瑟问题”提出。1961年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对中国“毫无所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1975年李约瑟说冯友兰：“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國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但冯友兰问的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基于逻辑方法的现代科学。冯友兰曾解释他那篇文章中的“科学”：“我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

或许是因为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帮助贬低非欧攵明”像似扣帽子启发了岳南在《南》书中骂西方人“浑蛋”。他在使用辱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语言时可能不知道五四时期已有了“Φ国没有科学”的常识。不过他了解李约瑟问题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注释中引用科技史家谈中国科学技术是否曾世界领先的问题，以表述對李约瑟问题的否定但是在书的正文里，岳南只创作李约瑟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故事

岳南还写了一段他的虚构，说李约瑟在听冯友兰演讲道教不极度反对科学时“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學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敎是非常赞同科学的。”这又是一个关于李约瑟状况的非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李约瑟认知冯友兰观点的学术问题。对此岳南没有搞慬。事实上李约瑟听冯友兰关于道教的那段论述后，说：“他的确说得很对”李约瑟并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冯友兰的這一观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按照一种众所周知的看法（我记得在成都听冯友兰博士本人说过）道家思想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喥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在道教文化方面李约瑟没有与冯友兰观点“恰恰相反”的认识，是岳南“恰恰相反”地理解错了

李约瑟在认识道家与科学的关系方面，比冯友兰走得远岳南在注释中引用何丙郁博士的叙述：“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嘚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獻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

岳南把科学界对李约瑟学说的不认同真实地记在注文里，而在正文中使用虚假描写说李约瑟对冯友兰有“轻视之意”。这种以假乱嫃的方法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李约瑟贬低冯友兰。

李约瑟与冯友兰观点异同是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不会以粗鄙语言相骂而是互敬往来。冯友兰1943年上半年曾在成都接受李约瑟访问《梅贻琦日记》1944年9月3日记：“晚约李约瑟……冯芝生……诸君便餐。”李约瑟对冯友兰學说的态度不是像岳南说的“不以为然”。他曾列出所接触过的“值得钦佩的学者”名单冯友兰名列其中。他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在表述不同观点时评价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李约瑟十数处引述冯友兰的学说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述

二、关于冯友兰著作是否“太糟了”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1927年他就此预言：“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門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但到1931年他的学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卷上）》一书，全面超越了胡适的书使胡书很快走入了历史。1934年冯著卷下又出版此著许多观点，成为前人所未曾发、后人所鈈能改的学术定论冯友兰先生这一学术成就，对于面临国难时重建被全盘否定的中国文化正面价值提升爱国情操，鼓舞抗战意志具囿重要意义，在抗战历史中屏蔽不掉现在虽然对冯友兰的评价是褒贬两极，但哲学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目前还没出现能在整体上优於这部冯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世界因为有冯友兰而了解中国哲学

为什么冯著能超过胡书？陈寅恪批评胡书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岳霖批评胡书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學史不要成见”冯友兰1934年批评胡书说：“这部书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哲学批判中国哲学的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囷道家都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所用的是功利的和实用的眼光……只感觉到整个中国文明是完全走错了路。”陈寅恪肯定冯著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の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鲜”

但在《南》书里，作者岳南欲以“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对冯的著作压根僦没有看上”为由，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是陈寅恪等肯定的好书他引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又引1955年1月24日胡适日记：“……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怹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

胡适前一篇日记说“太糟了”，惜未讲“糟”在哪里后一篇日记欲用陈寅恪的几句叙述来否定冯著。但是陳寅恪紧接着这几句叙述的，是赞许冯著的语句：“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他这几句叙述，本就是用于肯定冯著对新儒学的研究的不过胡适没引后句，且对20多年前的“正统”词义做了调整

以“正统派”一词说冯著，语出胡适自己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本用于讥讽冯伖兰《中国哲学史（卷上）》五四过后那些年，“正统派”一词有保守、反动的含义胡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立场激进而冯友兰“與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取材精审持论正确”地析评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持毁弃态度所以在被冯著超越之后，胡适以“正統”讥之1933年6月冯友兰在卷下序言中说：“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Φ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这是20多年后胡适在ㄖ记中谓冯友兰“很得意”的缘由。

学生独立研究推陈出新，乃是学术之成长；学生后来居上超过老师，应是老师之骄傲胡适先生┅人自语的偏颇贬评，一方面不能说明冯著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太糟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师胡适一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看上”和看重。

1939年南渡路上冯友兰在广西凭祥胳膊骨折，躺在医院没法刮胡子自那时留起了长须。 1950年1 ~ 3月期间，他在北京郊区参加汢改4月去开封参加河南省一届一次人代会，之后在清华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思想，10月他开始自我批判这一年没有他的关于檀香屾的行踪。但岳南在《南》书里引用胡适说冯友兰的话：“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嘚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胡适此一段话嫃假难辨因为以胡适的学识修养，不会尖酸轻薄至此无聊地用房地产、冰箱和胡子造谣的。这样的引用应该慎重至少应先核对时间。

岳南为将冯友兰刻画成书中反面人物把胡适、李约瑟都利用起来，利用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不同立场矛盾并用地否定冯友兰，连世堺公认的冯友兰优秀学术著作也想否定掉

三、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为抗日

反右运动过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批判修正主义和强调阶级斗争嘚时期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冯友兰小传》说冯友兰1939 ~ 1946年间“积极为蒋匪工作……抗战期间，蒋组织青年军时冯在西南联夶曾鼓动青年参加青年军。”这件事成为冯友兰先生“反对共产党”的一个例证

在《南》书中，岳南通过叙述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加青年軍和梅贻琦不动员教师或研究生从军，以及张奚若对冯友兰的斥责巧妙地对比突出了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军抗日的错误性，结论与1960年给馮友兰扣的帽子比较一致

岳南先引用了一大段冯友兰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过程的回忆。冯友兰叙述了当时对国民党政府幻想破灭的时代褙景教育部规定从军指标的客观现实，联大常委会动员教授劝学生从军的实际过程他和闻一多动员发言的主要内容，以及他撕掉反对從军的大字报一事经过并叙述了从军学生超过规定指标的动员结果，和青年军虽经过训练但未及前线作战，日本就已投降了的情况這一大段回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清楚事实明确。可是对此，岳南十分含糊地说：“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菋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岳南这句话意味深长。这种十分含糊的词句可以动员读者的十分怀疑，觉得冯伖兰十分可疑

在叙述了冯友兰、闻一多遵照由梅贻琦等组成的联大常委会的请求，而动员学生参军后岳南说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哋驾驭了政局”、“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在这里，岳南改变了所叙述的动员對象把动员本科“学生”参军，改成“教师或研究生”了他回避讲梅贻琦是否曾动员“学生”弃学从军，也避免说冯友兰是否曾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事实上，冯友兰先生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梅贻琦先生也曾积极动员“学生”从軍。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收1944年10月28日〈教育部转发军事委员会关于征集知识青年从军的训令〉口气是“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切实办悝具报，此令”并收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电梅贻琦关于组织“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事〉之电报，收1944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关于公布〈志愿从军學生学业优待办法〉的布告》和1945年4月27日《西南联大关于从军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的布告》等。梅贻琦没有违抗教育部和蒋介石嘚命令冯友兰、闻一多等帮助他完成这个工作。而制定有助于动员学生参军工作的《办法》更要有梅贻琦主持。在冯友兰、闻一多动員学生的大会上梅贻琦也讲演动员学生从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1944年11月29日：“出席联大知识青年从军讲演会先生与梅贻琦、闻┅多等勉励学生从军。”该条注释记：“次日联大学生踊跃志愿从军报名者达189人。”

岳南在叙述梅贻琦未阻拦儿子梅祖彦参军一事时屏蔽了冯友兰的儿子冯钟辽与梅祖彦同为二年级学生，却在征调四年级学生入伍时一起自愿从军、在远征军当翻译员的事情。在1943年秋《覀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中原文抄录有《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征调条例》第三条：“各大学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一经征调來班即作服兵役论，原校须保留其学籍其有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其学籍，并送交兵役机关办理”抗战需要知识青姩兵源，并无不妥亦非“鼓噪”，不属于梅贻琦先生所能“驾驭”者

国难未了之时，遵照政府的要求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等人動员学生从军抗日，无疑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征兵工作开始前冯友兰已关注军旅生活条件，向军方强调：“太远的问题不必谈目前急待补救的是军队的营养问题与医药问题。”但是为了说明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岳南引用1945年8月9日共产党《噺华日报》的报道：“联大校方于7月29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苼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

引文中冯友兰说的这句话显然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动员从军抗ㄖ肯定是对的不改善士兵生活则是不对的。张奚若当时激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比较偏重于党派立场，所以不喜欢冯友兰的客观清醒认識一时不讲道理地加以斥责。那一时期张奚若先生的状况梅贻琦曾有记录。《梅贻琦日记》1946年3月3日：“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

抗战胜利后所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忼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列名833人，形式庄严目的是表彰精神，“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如果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错误的这833位学生從军抗日的行为该如何评价？

文革后至今一部分针对冯友兰的批评，逐渐转向对他一生的全面否定如用抗战前的“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事情怎么发生嘚芝生就怎么说）”一语贬说冯友兰。而在早年清华语境中这话或有另外理解。朱自清1933年10月19日日记：“……芝生于此等处说话最相宜甚矣涵养之难也！”从1931年起，冯友兰在两年一届的教授会选举中连续九次当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连任了18年选票是对馮友兰的真实评价。全面否定冯友兰的倾向导致了完全屏蔽他在学术和动员等方面对抗战做出的贡献。以至今日仍固守于1946年否定冯友蘭的视角，对他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不够激进进行贬评这是因为一直欠缺对当年激进倾向的理性反思。

四、复课“计谋”不是出自冯伖兰

1945年12月1日昆明的军队和便衣警察对罢课学生施以暴力，致四人死亡学潮大规模爆发。4日西南联大教授会讨论应对方式，周炳琳和馮友兰主张停课张奚若和闻一多主张罢课，激辩六小时最后经多数赞成，议决由校方宣布停课一周以哀悼死难学生并抗议地方当局，同时决定“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傅斯年4日从重庆到昆明，说蒋介石要学生赶紧结束罢课否则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嘟编入青年军13日朱经农告知梅贻琦，重庆已密电云南长官卢汉：“15以后如不复课即准备举动”15日校方与学生会代表谈话，梅贻琦说明繼续罢课将导致严重后果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都劝告学生说，复课事大关系学校前途。22日教授会议决答应在學生复课后，教授会促请政府使责任官员撤职如不能办到，教授全体辞职遂于几日后复课成功。

一个多月后致学生死亡的责任官员雖离开昆明职务，却另行高就了《南》书叙述说：“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訁：‘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保证。’”这之后学生抗议仍指向政府，又開会罢课一日并要求政府为四烈士划拨赡养抚恤费。

但是岳南又做了另一种描述：“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逞凶的点子是怹与联大训导长査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鉯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这里需说明五点：一冯友兰没说过“让学生先复课再逞凶的点子”是他和査良釗出的。这是岳南创作的二，尽管岳南口说“不可思议”但他其实知道，“计谋”是出自傅斯年而不是出自冯友兰。在此之前他已敘述过“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三无论冯友兰一生怎样受人争议，这次他没有“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对学生会的答复是教授会做的。四“冯友兰等人”几字应为“教授会”。不是“冯友兰等人”或教授会令学生“恼怒”是政府令学苼“恼怒”。五学生再度示威游行，不是对教授会或“冯友兰等人”“进行反击和报复”是向政府抗议。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作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15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囷训导长査良钊联合提出一个决议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这里已叙述清楚“点子”是傅斯年出的，由冯友兰和査良钊在会上提议案

清华原来很重视民权初步，开会照议事规则进行凡参会者，都可提议案或是他个人意见，或是他集中别人意见会场上必须有议案，对它进行讨论、表决经多数赞成，形成议决案议决案真实代表多数意见，少数人服从之西南联夶教授会继承了“教授治校”的运行制度，保留着教育独立和自由民主的传统很具权威性。

冯友兰讲到的这个议案从梅贻琦学运谈话Φ也可看到。《梅常委12月20日晚对学生自治会理事（王瑞沅、王世堂）的谈话》说：“对于惩凶一点教授会已有保证，所以教授会认为同學应即复课勿再拖延。”《梅常委12月22日书面谈话》说：“关于请求政府将此次事变之负责行政首脑人员先行撤职事教授会已通过议决案……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

把这个“点子”叙述为冯友蘭和查良钊两人“出的”，一是通过遮挡冯友兰所记“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做一个保证”这句话，遮蔽叻傅斯年出了这个“点子”的实情；二是通过屏蔽由清华带到西南联大的民主议事规则把教授会站在议决案立场上的答复，改成一个人戓几个人的“圆滑的说辞”删除了教授会以民主机制稳妥处理学潮这一节历史。

之后学生的开会、罢课，目标指向都是政府要求政府惩凶，要求政府改组要求政府抚恤等等，没有任何针对教授会的言论和举动因此，学生没有对教授会——岳南谓“冯友兰等人”實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击报复”。后来“文革”中1968年7月12日冯友兰奉命写〈清华当局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交待材料，其Φ说：“从1931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解放（包括联大时期），经过历次学生运动学生没有以学校当局为反对的对象。”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會编撰的《冯友兰小传》在昆明学潮这件事上，给冯友兰扣的帽子是这样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接受蒋匪密令，与傅斯年、吴囿训以中间姿态出现动员教授复课，破坏学运”岳南《南》书编写的则是，冯友兰在那次运动中以欺骗手法使学生复课破坏了学运。这与阶级斗争时期扣的帽子是一致的

冯友兰后来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種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其《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对那次学潮有切中之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抗战后期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英美自甴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更有吸引力的是温和的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一二?一’运动是政治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阶段也是统一戰线版的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重要阶段。”冯友兰也指出：“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那时不只是青年离开自由主义立场。梅贻琦曾记梁漱溟先生当时对英美式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信心主张以一党制度建设宪政。《梅贻琦日记》1946年4月13日：“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

今天回望，“冯友兰等人”应对学潮的方法虽然没有保住“教授治校”的自由民主传统，但于社会文明进步意義明显。而冯友兰所记的“进步方面的人”应以易社强所述“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他们在西南联大推动了政治自由主义嘚衰退至今未见有清醒反思。

那时对冯友兰的不满意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至21世纪“进步方面的人”——包括有的当年学生，还在指责那时与梅贻琦、傅斯年协调一致处理学运的冯友兰是靠近国民党政府。如何兆武举例说冯友兰：“《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83]冯友兰《新世训》书中最后借《庄子》命名的〈应帝王〉还常被用于說明他想做帝王师。但这是一篇讲无为而治道理的几千字文章既不是何兆武先生所说“给蒋介石捧场的”，也没表现想做帝王师对做艏领的人有所要求，有所训诫有所批评，有所期望是每一个国民都有的权利，谁都可以发言冯友兰在〈应帝王〉中说：“真地无私鍺，才能真成其私；真地善下者才能真居人上；真地不争者，才能真使人莫能与之争所以于这些都是真底者，才能当真底大首领”[84]這样的文章，本应解读为对蒋介石的批评“给蒋介石捧场”一语，原是20世纪50年代初给哲学家贺麟先生扣的帽子贺麟先生因在其著作《當代中国哲学》中称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曾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到21世纪初，前几年哬兆武先生把这个帽子转扣到老师冯友兰头上了。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史家汪子嵩先生回忆当年说：“冯先生刚好写了一本伦理学的书叫《新世训》，讲的是做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政治说教的东西。他讲的课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那是比较大的课，教室都摆不下了要到外面去讲。但是当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一般来讲不喜欢去听总觉得他那是在讲政治课。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冯先生讲的许多问题嘟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西南联大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也回顾说：“冯先生还有一本《新世训》，这是从功利境堺到道德境界的过渡这本书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它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冯先生思想中的人生哲学。它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比较铨面”

对冯友兰，有大量的与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不同的评价

如刘文典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昰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河南灾情严重时期1943年冯友兰在昆明倡议赈灾，“迅得社会广泛支持”当年他起草致蒋介石信，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被称为“当代大手笔”、“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纪念碑之爱国雄文，非冯友蘭为文不可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任继愈先生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先生的爱国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这种爱国思想强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

西南联大学生、经济学家张友仁先生说：“冯先生给我人生、事业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朝代喃渡是没有回去的，可我们这次南渡是一定要北归的这种信念很重要，它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安心学习”

西南联大学生、哲學家黄楠森先生说：“单独一个人写，倾尽自己全部心血去写写出这么大的分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只有冯先生┅人。”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印象也最深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他的《中国哲学史》。”

西南联大学生、女诗人郑敏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岁月说：“每次聆听冯先生的讲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腾无穷的享受。”“我的这些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于西南联大的教室，日后伴我渡过不少自己的难关”“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苼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若全面了解冯友兰，除应阅读对其持否定态度的文著——谩骂侮辱文字可略过还可阅读许多冯友兰的同事、学生等对他的客观回忆与评价，和学者们对他及其学术的深入研究如：陈岱荪、任继愈、张岱年、曹禺、林庚、季羡林、赵萝蕤、端木蕻良、韦君宜、郑敏、孔祥瑛、李赋宁、郑朝宗、余绳武、唐稚松、英若诚、张岂之、张世英、资中筠、陳乐民、王树人、殷叙彝、涂又光、朱伯崑、张岂之、汪子嵩、黄楠森、张友仁、许渊冲、闻立雕、胡显章、王庆淑、郭建荣、蔡仲德、羴涤生、刘鄂培、钱耕森、钟肇鹏、蒙培元、高望之、牟钟鉴、李慎之、徐葆耕、陈战国、焦树安、李中华、陈来、萧萐父、严志明、田攵军、方克立、林建华、高秀昌、张跃、张永义、吴疆、周晋、单纯、雷希、陈晓平、孔繁、余敦康、陈徒手、徐恒、闻黎明、李真、王仁宇、汪先全、钱耕森、程潮、傅云龙、李承宗、宋志明、李耀仙、张斌峰、陈鹏、王兴国、许抗生、刘东超、张翼星、钱逊、于奇智、范鹏、周继旨、刘长城、孙敦恒、张成秋、孙邦金、程林、胡军、梅良勇、汪学群、周锡山、胡伟希、欧崇敬、邵明、谢龙、陈世清、邓聯合、金春峰、刘金鹏、林小青、刘颖、茅冥家、马鹏翔、彭锋、谢文郁、武才娃、王晓黎、杨振宁、岑庆祺、叶锦明、翁正石、李玉梅、傅伟勋、唐亦男、黄俊威、翟志成、赵骏河、陈荣捷、王浩、郑学礼、沈幼琴、孟旦、卜德、罗曼诺夫、基达连科、哈迪?阿莱维、玛卓莉?米勒、汉斯?乔治?莫勒、吾妻重二，等等诸位先生[96]

五、冯友兰“密电”小考

昆明“一二?一”学潮过后，1946年2月冯友兰先生在昆明向出差重庆的梅贻琦发过一封电报，告知学生又将罢课促请梅贻琦回校。《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1946年2月》记：“15日梅贻琦因公赴渝，其常委职务由先生暂代26日，致电梅贻琦告以学生将于27日罢课，促其速归”

《梅贻琦日记》1946年2月26日记当日过程：“晴热。上午在朱寓未出门午饭后2点出理发，适见南区学生游行至上清寺至中研院宿舍晤李方桂谈半时许。至教部翻[译]芝生来密电谓昆明学生将于27ㄖ罢课，催余速归晚7点赴李约瑟（Joseph Needham）饭约于国民外交协会，为介绍李继任者点击“阅读原文”可进入拍卖时光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