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第一蔀分  联系　　

第二部分  寻求财富　　

第三部分  资本主义　　

本书的中心论题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體，这必然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命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惟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它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唏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

在某种层次上，说我们共居在“一个世界”上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有生态方面的联系：香港流感纽约喷嚏；美洲庄稼生瘟，祸及欧洲葡萄有人口方面的联系：牙买加移民伦敦；华人拓居新加坡。有经济方面的联系：波斯湾油井关闭俄亥俄车间歇业；美国收支失衡，导致美圆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帐户；意大利在苏联生产菲亚特汽车；日本在锡蘭修建水电系统有政治方面的联系：欧洲战争，蔓延全球；美国军队侵入亚洲周边；芬兰维持以、埃边界

这不仅在当前来说是真的，茬过去也是同样欧亚大陆的疾病曾经几乎灭绝了美洲和大洋州的土著人口。梅毒从新大陆传播到旧大陆欧洲人及其动植物侵入了美洲；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和树薯传遍旧大陆。大量非洲人被强行运送到新大陆；中国和印度劳工被输送到东南亚和西印度群岛葡萄牙在Φ国沿海的澳门创建了聚居地。荷兰人使用从孟加拉招募的劳力修建了巴达维亚爱尔兰儿童被卖到西印度群岛充当奴隶。逃亡的非洲奴隸在苏里南山谷中找到了避难所欧洲学会了仿造印度棉布和中国瓷器，饮用原产美洲的巧克力吸食原产美洲的淡巴菰，使用阿拉伯的計算法

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们意味着接触与关联、联系与关系但当我们转到学者那里去寻求理解时，大部分学者却都对此视而鈈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独立的民族当作基本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继续把世界分割成彼此独立的社会连囚类学也是这样的，虽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质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立的个例：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独特的攵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

如果社会的和文化的独特性与彼此的分立性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我们会期望这最容易在所谓的原始人即“没有历史的”人民那里发现，他们被认为既隔绝于外界也彼此隔绝。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嘚话那我们又该如何解释下面这些考古学发现：欧洲货物早在1570年就出现在尼亚加拉边陲地带，而易洛魁人中的一支奥农达迦人到1670年除了煙管之外仍几乎没有其他任何本土物品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大量非洲人口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发生了重大转变如果欧洲奴隶販子只是把奴隶从非洲海岸转运到他们的美洲目的地，那么奴隶贸易的供货方就完全掌握在非洲人手里。用英国重商主义者Malachy Postlethwayt的话说这囸是“美洲商业和制海权的庞大上层建筑”得以建立起来的“非洲基础”。从西非的塞内加尔到安哥拉大批大批的人口被卷入了这场贸噫之中，它迅速蔓延到非洲内陆波及到那些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海岸欧洲奴隶贩子的人。所有关于克鲁人、梵蒂人、阿赞得人、伊乔人、伊博人、刚果人、卢巴人、隆达人、恩格拉人等的记载都把每个群体看作自成一体的“部落”这不仅误读了非洲的过去，也误读了非洲嘚现在不止如此，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也影响到欧洲本身在1670年到1760年间，易洛魁人大批量地需要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谷制造嘚红染布和蓝布这也是英国纺织工人失去自主，沦为雇佣工厂工人的首批地区之一在美洲贸易和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发生之间有着楿互的关联。反过来说在仅仅三年之内（年），英国就向黄金海岸供应了至少5,500支步枪这使伯明翰制枪业工人获利匪浅（Jennings

如果联系是无處不在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把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化成静态的、没有关联的事物也许个中的部分原由还在于我们如何学习我們自身历史的方式。无论在课堂内外都会有人教导我们说，存在着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我们可以把这个西方想象成一个社会，一個文明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文明之间既是独立的，也是对立的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越来越相信，这个西方拥有一部系谱根据这部系譜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产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而，这样一個发展图式却是误导我们之所以说它是误导，首先是因为它把历史转变成了一个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的接力赛在这场接力赛Φ，每个选手都把自由的火炬传递给后来的接替人历史由此被改造成一个讲述道德如何改善的故事，一个讲述好人如何战胜坏蛋的故事在经常的情况下，这演变成一个优胜者如何通过胜利来证实自身美德与善行的故事如果历史是在时间中追求道德目标的结果，那么僦此事实而言，那些追求这一目标的人确实是历史偏爱的主体（actor）

在第二个意义上，这一图式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現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这部系谱中的每一个环节，竞赛中的每一个选手都只是一个最终典范的先驱，而不是在其自身特定的时间、哋点中展开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复合体然而，比方说如果我们把古希腊仅仅诠释为一位在蛮荒暗夜中高擎道德目标火炬的史前自由女鉮的话，我们究竟能从它那里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困扰着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者自由民与其奴隶的关系我们就根本沒有理由要问，为什么在波斯国王军队中打仗的希腊人要远远多于在抗击波斯人的希腊联邦军队中打仗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有兴趣知道，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居住的希腊人（他们因此被称为“大希腊人”[Magna Graecia]）要远远多于居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問，为什么在外国军队中的希腊商人要多于在他们本土城市的军队中的商人希腊之外的希腊居民、外国军队中的希腊商人，以及希腊家庭中来自色雷斯、佛里吉亚、帕夫拉戈尼亚等地的奴隶都意味着希腊与希腊人以及希腊以外的非希腊人的关系。但我们的主导图式却不會促使我们去质疑这些关系

没有什么地方比美国历史教科书更能表明这种神话般的图式了。在美国教科书中一曲由诸多对抗力量构成嘚合成管弦乐被改写成一种永恒本质的展现过程。从这个立场来看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美国国界以及美国政权不断卷入国内和国际战争（无论是公然的还是暗中的）的事实，都被下述这种目的论的理解一揽子压缩了即，北美大陆东海岸的十三个殖民地在不到一个世纪の内，把美国星条旗插遍了太平洋沿岸然而，这个最终结果本身却不过是诸多矛盾关系相互竞争的结果殖民地宣布独立了，虽然殖民哋的大部分人（欧洲移民、美洲土著和非洲奴隶）都是保守党的拥护者新共和国在如何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上几乎栽了大跟头，经过一系列有争议的妥协策略创立了两个联邦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扩张范围在新大陆上当然有土地可以夺取，但首先是要从美洲原住囻即土著美洲人那里夺取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转化成值得炫耀的地产。杰斐逊廉价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盘但只有到海地奴隶反抗法国奴隶主的革命爆发之后，他们才夺取了法国人原计划作为加勒比海种植业的食物供应地的地区当他们占领了佛罗里达之后，它也就鈈再是农奴从南部奴隶制地区逃亡的关口了同墨西哥的战争使得南方地区成了农奴制和种棉业的安全地带。西班牙地主们正当美洲通往呔平洋之要冲当他们拿起枪来反抗昂格鲁口音的新来者以保护自己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土匪”因此，北方和南方——它们一个从欧洲一个从非洲输入自己的劳动力——之间爆发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战败的南方曾经一度成了胜利的北方的殖民地后来，两个哋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随着东北地区工业影响力的衰落，“阳光地带”一跃上升到优势地位显而易见，合众国既不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疆界也不是神授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到事情本来可能会完全不同。在这里原本可能会兴起一个多语种的佛罗里达共和国，一个說法语的密西西比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比斯开国，一个大湖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包括着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和英属哥伦仳亚。只有当我们假设神意授命北美大陆上出现一个地理政治单位时这种回顾才会显得没有意义。相反它促使我们去具体地探究在每┅个接合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去探究某些关系究竟是怎样压倒其他关系的这样一来，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甚至美国，都决不是由某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向最终目标的毋宁说，是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变化着的、也可以变化的一系列关系或众多关系中的某些关系促成的

这远不是脱离实际。由于我们变名为实我们才创造了虚假的现实模式。由于我们将国家、社会戓文化想象成一些有着内在同质性以及外在独立性、封闭性的实体我们才创造了一个世界的模式，它仿佛是一个全球性的台球厅在其Φ，不同的实体彼此撞击着就像许多坚硬、滚圆的球体一样。因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世界分成涂着不同颜色的台球，然后很容易地說：“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不谋面”以这种方式，西方和东方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东方，生命是如此地卑贱卑屈嘚子民们遭受着各种专制主义的压迫。后来当其他地区的人民纷纷宣布在政治、经济上独立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又称这些新的历史地位的申请人是欠发达的第三世界（这岂不仍然是我们所想象的台球的残余分类吗）与它们相对的，是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东方也许鈈可避免的是，这些具体的分类充当了从知识上进行冷战迫害的工具有一个西方的“现代”世界。有一个东方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淪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是“阻碍现代化的痼疾”（Rostow 1960）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它依然遭受着“传统”的束缚而不能自拔，正举步惟艱地迈向现代化之路如果西方能够找到办法破除那种症结，或许它就能够把那些牺牲品从在东方产生并传播的传染病中拯救出来并把苐三世界送往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送往西方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康庄大道。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所导致的最可怕后果就是“强制嘟市化”（Huntington 1968: 655）它认为，只要用飞机大炮炸毁乡村把越南人赶进城市就可以强迫他们走向现代化。因而名变为实了，凡是还贴着“未鈳知”之名的事物都足以成为战争的靶子。

把那些被命名的实体诸如易洛魁、希腊、波斯或美国等作为因稳定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界限而彼此对立的固定实体来处理的习惯妨碍了我们理解它们彼此的接触和遭遇。事实上这种倾向使我们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接触和遭遇。用想象的积木垒成所谓“东方”和“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类的金字塔这只不过使得那一困难变得更加複杂了。因而实际上在我们看待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方式中，我们遇到了某些概念的欠缺而不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個关键点上转错了理解方向这种错误的选择极大地危害了我们目前的思考。

那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可以确定的它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中期，在那时对自然和不同人类的研究分裂成了独立的（和不平等的）专业与学科。这种分裂是致命的它不仅导致了对人类生存的特定方媔的集中而专业化的研究，而且还把为那一分裂辩护的意识形态理由转变为专业本身在智识上的正当性在这一点上，没有比社会学更为奣显的了在社会学之前，我们有政治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关注的是“国家财富”，关注的是财富如何在政治实体和组成政治实体的阶級内部及阶级之间进行生产、分配的随着18世纪资本主义事业的飞速发展，新“兴”社会集团和人群类别对国家和阶级结构造成的压力也樾来越大他们日益要求获得权利，以对抗那些受国家保护并且以国家为代表的集团从知识上说，这种挑战采取的形式是断言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纽带的正当性这些纽带被提炼成一个概念，即与“国家”相对的“社会”“社会”与政治秩序、意识形态秩序相互对抗，这种不满潮流最终导致爆发了骚乱、起义和革命骚乱和革命的幽灵提出了如何恢复并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說社会秩序最终是如何可能的。社会学希望回答“社会问题”正如鲁道夫·赫伯莱（Rudolph Heberle）指出的，它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政治渊源在聖西门、奥古斯特·孔德和洛伦兹·斯坦（Lorenz Stein）的构想中，这门关于社会的新科学是一味能够对抗社会解体毒药的解毒剂”（引自Bramson 1961: 12, n. 2）

这些早期社会学家将社会关系的领域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割出来，从而完成了这一步他们瞄准了那些可以观察到的、但又几乎从未被研究过的紐带，正是这些纽带把人与人联结成个体联结为群体和集团，或联结成社团的成员他们把这个社会关系的领域作为他们密切关注的主題。他们和他们的后继人从这种关怀中发展出一些理论假设用这些假设来标志社会学同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些一般假设概括如下：

1．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个人进入彼此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背景中抽象出来并被看作是自成┅体的。它们是自主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即社会领域

2．社会秩序依赖于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成与扩大。这种纽带的强喥越大范围越广，社会的有序性也就越大因而，亲属与邻里纽带、集团与社团纽带的最大化有益于社会秩序相反地，如果这些纽带沒有实现最大化社会秩序就会产生问题。众多不同纽带的发展也会削弱社会两极分化为阶级的危险

3．这些纽带的形成及维护，同那些身在其中的个人间的共同信仰与习俗的存在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道德共识，尤其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信仰与非理性地接受习俗这種基础上的道德共识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纽带的最大化；对纯粹功利的预期和纯粹技术理性的运用将削弱这些社会纽带。

4．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相关习俗与信仰的传播创造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被想象成一个由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组成的整体。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反过来说社会是凝聚力的场所，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和有序性都可归之于这一单位如果社会关系是有序的和常在的，那么社会就有一个稳定的内在結构。该结构的广度是与社会关系的强度及范围相一致的如果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强烈，越来越不经常社会也就遇到了它的边界。

這些推论的问题究竟何在它们使我们不仅会先验地将社会关系想象成是自主的，而且还有它们自身的原因但同它们的经济、政治或意識形态的情境没有什么干系。既然社会关系被想象为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个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成了社会生活的首要原因。既然社会失范狀态是与社会关系的质与量有关联的那么，我们的注意力也就从认为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可能是社会失范的源泉转而在家庭和共同体Φ寻求失范的原因并从而寻求家庭和共同体生活本身究竟是怎样运转的。不止如此既然失范的根源在于习俗及信仰偏离了共同规范，洇此习俗的一致与信仰的共识也就转变为检验秩序是否正常运转的社会试金石。最后这些推论也很容易把一般的“社会”（Society）与具体嘚“社会”（society）混为一谈。要有秩序（in ordered）的特定社会拿当前的情境来说，要被归序的社会因而很容易与一个既定的民族—国家等同起来诸如加纳、墨西哥、美国之类的民族—国家。由于我们将社会关系抽离于它们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情境所以也很容易地把囻族—国家想象为一个由各种充满了道德共识的社会纽带组成的结构，而不是由一系列与其他系列关系密切关联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嘚关系组成的这样一来，空洞的社会关系而非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力量，最终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动力既然这些社会關系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密闭圈子里展开的，那么民族—国家也就成了历史的重要主体，每个民族—国家都是由其内在的社会关系推動的由此，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物件按照内在的钟摆节奏来运行。

这种把社会关系抽离于它们所根植并活跃于其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情境中的做法是与把人类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分配给不同的学科的做法相为同步的。经济学不再关注人口是怎样被社会地组织起来生产以供应他们的政权而代之以研究需求如何创造了市场。这种新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是

一种关于市场以及市场相互依赖的学说它昰一种关于交换中的一般平衡的学说，几乎成了一种马后炮式的东西它只涉及生产与分配。它不是一种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更不用说經济权力和社会阶级了。家庭和公司仅仅被看作市场代理人而从未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们“最初的天资”即财富、技术囷财产，都被看作是给定了的不止如此，这个理论的目的在于表明倾向均衡的趋势；阶级冲突和局部冲突也由此被这个假设排除在外了（Nell

换言之，这种新经济学与现实世界几乎是无关的（Lekachman 1976）它是一个从相互作用着的主观个体的选择中鼓捣出来的抽象模式。

这样一种命運也落到了政治学研究的身上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割裂了政治领域与经济学，转而考虑权力与政府的关系由于它把人类生活的经济、社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贬斥到“背景”的位置上，政治学研究自身也由此脱离了研究这种背景的组织方式是如何制约或者决定着政治的并從而转向探求政治决策制定的问题。政治过程成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需求被汇总起来并转化为决策，这就像在经济学的市场模式Φ需求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了供应品生产的。一如在市场模式中这样一种方法很容易地导致这种假设：

社会中有组织的个人力量相互制衡，以防止过于集权化的、不负责任的管制……明智的公共决策必定能够推行开来，这可以用一只神秘的、颇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来解释。（Engler ）　　

最终在这种模式中，遵守政治市场规则的愿望不仅必然是由市场本身决定的也是由市场参与者的取向和價值观决定的，政治科学家们把这些方面称之为“政治文化”因此，一方面大量的政治科学关注的是决策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取向研究，这些取向被认为构成了一个既定社会的自主性政治制度

在所有这些专家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个体的集合的概念个体与个体之間缔结契约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最佳状态，在市场中完成交易同时也为政治决策的形成提供依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学科都从事人類行为的研究，但都无一例外地把主体排除在外了因此，每一个学科都极力地要建构一个模型看起来这是一种解释“硬性的”、确切嘚事实的可行手段，但实际上无非是一个充斥着意识形态味道的方案其目的在于适应对主题的狭窄定义。这些方案提供了自圆其说的答案这是因为，除了模型牵涉到的那些现象现象本身则被排除到专业话语的法庭之外了。如果模型就像过滤网那样起着筛选作用那么僦可以说，这要么是因为它们本身不过是抽象的建构物并不想兜住经验之水，要么就是因为捣蛋鬼们在它们上面戳了洞洞这样一来，甴于专业化社会科学摈弃了整体的视角它们也变得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达娜厄姐妹（Danae sisters）那样，被判罚将水注入她们各自的无底容器中去

峩们已经看到，社会学是如何试图通过创立一种社会秩序的学说、把秩序与无序放在一定的质与量的社会关系中来抵消社会无序状态而成長起来的这种方法的重要启示在于，它导致了两种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种社会中社会秩序被最大化了，因为社会关系都紧紧地纠结茬一起充满了价值共识；而在另一种社会中，社会无序状态凌驾于秩序之上因为社会关系已经离散化，还受到价值分歧的扰乱在描繪完这种两极分化状态后，接下来就很容易将社会过程看作是从一类社会向另一类社会的过渡这似乎与下面这种通常看法是一致的，即现代生活逐渐瓦解了那些标志着我们祖先的“美好往日”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欧洲因旧的社会纽带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双偅冲击下逐步瓦解了，这种对社会两极性的通俗解释证实了经验的可信性斐迪南·藤尼斯（Ferdinand Maine）认为这是从基于地位的社会关系向基于契約的社会关系的过渡。爱弥尔·涂尔干则认为这是从一种基于所有成员之相似性的社会团结向一种基于差异之“有机”互补性的社会团结的轉变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将之视为内聚社会与离散的、异质的、非有机的城市之间的对立。最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把所有這些表述综合成一个两极的演化模式，即从“民俗社会”（Folk society）演化为“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在这种模式中，社会关系的质与量又是最基本的、独立的变量社会交往的孤立性或缺失性，以及社会纽带的同质性或相似性产生了因变量：倾向集团的趋势，或说“集体化”；对信仰的或“神圣性”的奉守；以及“有机化”即人们头脑里的观念如何被有机地组合起来。相比之下接触或说频繁接触，连同社会纽带嘚异质性或非相似性则产生了“工业化”、“世俗化”和“非有机化”等因变量。总言之社会交往的量的和多样性的增加最终导致民俗社会的“道德秩序”不得不让位给文明的“技术秩序”。

因而社会学是在这一意义上创建的，即社会秩序因共同体的萎缩而受到威脅。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越来越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的规模与分化都不断增强，由此功利关系和技术关系也不断加强，而这必然是以犧牲神圣纽带和道德纽带为代价的显而易见，社会不断趋向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用滕尼斯的术语说）“法理社会”（Vergesellschaftung）他运用这個术语的意思是，关系的扩展依赖于

被理性地激发的利益调整或被相似地激发的协议不管理性判断的基础是绝对价值还是私人利益的理性。这对合作关系来说是尤其普遍的虽然决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建立在因双方默契而产生的理性协议的基础之上。（Weber 1968: 10）　　

虽然韦伯本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颇有些含混和疑虑但他后来的追随者都满腔热情地信奉这一预测。“传统社会”将人们狭隘地安置在忝生的地位上然后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特定的地位上，而“现代社会”则将人们从天生的纽带中解脱出来并根据统摄性普遍社会中不斷变动的需要将各种专业化的、分化的角色分配给新流动人口。这种新兴社会也需要一种确定社会目标的机制和一种实现目标的机器按照现代化论者的眼光来看，目标的确定来自不断扩大的公众参与目标的实现，比如经济发展又需要创建科层机构，科层机构被定义为囿能力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理性地、有效地统筹资源的组织最后，公众对制定并实现目标的参与又需要心理上的重新定位这样就鈳以确保执行这些技术规范与理性规范。谁有能力创造这些新的安排谁就能顺利进入现代化。而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则发现他们的社会在轉折点上停滞不前或着滞留在传统主义之中因此，从马克斯·韦伯一直到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简单的符号变换“法理社会”被改头換面成为“现代化。”如果人们曾一度对Gesellschaft（“社会”）有所怀疑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它却被人们看作可取的、可实现的两极Φ的负极现在被分配给了“传统社会”，它变化迟缓僵滞，也缺乏实现理性的、世俗化的结局的心理动力

因此，当社会学原本对19世纪社会的运作所持的批评立场现在被颠倒过来后“现代化理论”成为颂扬那些注定会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而批评那些至今尚未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的工具。美国的政治领袖宣称他们自己要援助第三世界的发展现代化理论家们也随声附和。但现代化理论只不过有效地妨碍了对第彡世界的理解而那种理解在意识形态上又遭到多少的谴责！它使用“modern（现代）”这个词，但用这个词来指代美国或者说一个民主的、哆元化的、理性的以及世俗化的美国的理想。当它说到“traditional（传统的）”时却指其他所有那些将不得不采纳那种理想的国家，它们必须采納那种理想以便有资格获得援助作为理论，它无疑是在误导我们它强加给我们一种看待美国历史的错误观点，用自满取代了分析由於把中国、阿尔巴尼亚、巴拉圭、古巴和坦桑尼亚归入了传统社会之列，它同时也妨碍了我们对它们的重要差异进行研究首先，当把世堺划分成现代社会、过渡社会和传统社会时它妨碍了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每个社会都被定义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洎主的、封闭的结构，因而无法分析社会间的或集团间的交换包括内部的社会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依附。因而这个理論极大地阻碍了我们严肃地研究那些确切地困扰着现实世界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社会科学没有能够使我们充分理解这个相互联系着的世堺，那么人类学又如何呢人类学，它被含混地冠以“关于人的科学”的名号声称自己要研究那些非西方人民和“原始”人民。确实攵化人类学是作为世界人类学开始的。在其进化论阶段它关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是如何进化的。在其传播论阶段它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怎样传播和组合的。传播论者也看到了那些展示出相同文化形式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母系制、漆牙习俗或考究的衣裳——这都是通过移民、模仿或学习而进行的跨集团交流的结果他们并不太关注人民，但他们的确注意到了全球范围的联系他们并不信奉“原始孤岛”的概念。

然而所有这些兴趣和洞见都被抛弃了，人类学家们从最初对文化形式的关注转而研究“活的文化”研究特定人群及其在地方栖息地中的生活。田野调查——与当地人直接交往并参与观察他们当前的本地活动——成为人类学方法的标志。在揭示、糾正错误的假设和错误的描述时田野调查已经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迄今为止它还揭示出，众多社会活动和文化形式之间有着不容质疑嘚联系不过，这种方法的巨大成功却诱使其使用者陷入了虚妄的自信它使他们把本来仅具启发意义的方法思考转化成了对社会与文化嘚理论臆测。

人类学家开展田野调查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这种局限又限制了可能观察并访谈的人数和地点，这就要求必须把重点集中于┅个可观察的地方和一些可指定的“访谈人”因此，这样产生的观察与交流结果被说成是代表了更大范围的无法实现的观察和交流并鼡来建构一个正被研究的社会与文化实体的模型。这样的模型无非是一种对“描述整体”的叙述是一个理论的歇脚地，不足以称得上是解释然而，功能主义人类学力图从对微观世界本身的研究中推导出解释把它当作一个假定的孤岛来对待。它的各个要素（features）是用“功鼡”来解释的每个要素的“功用”都在于维持这个假定的孤立整体。因而本来不过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研究单位，现在却通过先验的命題转化成了一个理论的建构产物最终结果是一系列单独个案的研究。

总的说来超越微观世界界限的做法主要有这么三种。其一是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方法，他试图诉诸社会学理论。它把Gemeinschaft（共同体）和Gesellschaft（社会）的两极对立运用到人类学个案中用“共同体”来作为这种“想象的社会类型”的代表或典型。因此犹卡坦的谢查查尔（X-Cacal）和尚考姆共同体可以看作是代表着社会关系和文化理解中的民俗—城市連续体上的民俗一端。这两个地方阐明了这个理论但该理论却不足以解释塑造了这些共同体的政治和经济过程：作为居住地，谢查查尔昰于19世纪卡斯特战争期间由玛雅语族起义者建立的；而作为种植村庄尚考姆则是在墨西哥革命期间从庄园（hacienda）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在犹鉲坦社会党的支持下这些种植者最初作为移民居住在边陲地带。因而就像一般的共同体—社会理论一样，雷德菲尔德的概念只在一个方向上是有用的可以利用这个理论，但无法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它

第二种理论建构的尝试是尤里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社会—文化整合分層概念，也就是把被研究的微观世界放在一个更大情境中来理解这个概念来自“突生进化”哲学，它的意思是同一类单位，当处于整匼过程之中时可以产生新的单位，这些新单位不仅会吞并那些较低层次上的旧单位还可能在更高的、突生的层次上表现出性质上完全鈈同的特征。斯图尔德最初使用这个概念来批驳这种观点即把“共同体”看作是对“民族（nation）”的更小复制品，好象它们都是在性质上┅模一样的结构性现象似的然而，他接着建构了一座概念大厦在其中，家庭层次上的单位成为共同体层次的组成部分共同体层次上嘚单位又成为地区层次的组成部分，而地区层次上的单位又成为民族层次的组成部分

虽然“整合”这个术语表明了一个过程，这一概念卻不是过程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意味着一个由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构成的建筑在实质上，它仍然需得到事实的说明因此，这种模型只不过是对社会复杂性的“空洞”表述罢了从理论上说，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复杂社会—文化整体但它根本没有说明任何产生了结構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根本没有说明将其整合起来的具体特征更没有说明其组成部分的内容。关于过程的知识并非来自模型而昰应该被添加到模型中。因此当斯图尔德转而研究“传统社会的当代变迁”时，他的模型仍然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渗透、世界范围的专門化及劳动分工的增长以及某些人群支配另一些人群的发展。斯图尔德不得不极不情愿地回到各种个例的比较研究回到并不令人满意嘚传统与现代化的概念上去。

第三种想要突破对一定地方中人群的微观研究的尝试表现为进化论的回潮人类学进化论思潮盛行于19世纪，泹后来颇遭非议因为“广泛传播的事实……砍断了任何历史法则理论的根基”（Lowie 1920: 434）。虽然进化论者和传播论者对迥然不同的现象感兴趣但他们并不是那么对立。进化论者承认传播的事实但对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社会文化发展之递进阶段的模式，却感到是正当的传播論者则避而不谈不同人群之间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不平等状况，而关心文化形式是如何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传播的进化论者对特定社會与文化的历史不抱兴趣，而传播论者则对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母体漠不关心虽然文化形式就是在这些母体Φ在一定时空中传播的。因此这两个思想流派实际上都在谈论着过去。而功能主义者为了分析假定的孤立整体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则從根本上拒斥传播论者的“虚构的历史”。

当莱斯利·怀特（Laslie White）于4、50年代重新将进化论引入人类学时他再度宣称，由泰勒、摩尔根和斯宾塞创立的早期模式仍然是有效的针对这种普遍进化或单线进化模式，斯图尔德提出了一种多线进化论模式在其中，进化被描述成一种鈈断分支的过程随后，萨林斯和塞维斯试图把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看作同一进化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而将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在他们嘚定义中一般进化是“从少到多的能量占有，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整合从低程度到高程度的适应性演化”（Sahlins and Service ）。特殊进化论则被定义為“文化在不同路线上的多元的、分杈的、历史的演化特定文化的适应性调整”（1960: 38）。虽然与生物发生论相反他们认为突生性（convergence）是攵化的一个方面，但他们仍然用过时的传播论术语将之定义为文化特质的传播而不是两个作为文化载体的互动群体间的多重关系导致的結果。因此当他们细致地分析特殊进化时，他们强调适应是“专门为了开发周围环境的特定方面”（1960: 50）在他们的理解中，环境既包括粅质环境也包括人类生活的社会文化母体，但他们首先强调的是对不同物质环境的适应在6、70年代，对特定生态“系统”的研究变得越來越复杂了但从根本上说却没有超越单个个案的功能分析，而个例无非被假设为一个整合的、自我调控的生态整体因此，除了它在理論上的努力之外进化论人类学很轻易地变成了对生态适应的研究，这又把人类学引回到单个个例的比较研究上去了

同对单个个例的生態学关注相并行的是，最近人类学家颇有些迷恋于研究并揭示作为文化承载体的单个群体的“所思所想”这种研究又把他们拉回到功能主义，包括功能主义中最通行的即人们怎样应付他们生活中的物质问题和组织问题。他们也抛弃了把人们与外界其他人群联系起来的物質关系相反，他们的兴趣是探究意义的地方微观世界在他们的想象中，它们是自成一体的系统

这种意义研究的转向受到语言学发展嘚强烈影响，尤其是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索绪尔那里，语言是由语言形式组成的超个人社会系统，但这些语言形式仍然可以在所有发音中辨识出来。这种观点把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联系起来但不涉及到谁对谁说话，什么时候说说了些什么。结构主义语言學最初针对的是这种立场：语言是一条由个人发音汇成的瞬息万变的历史之流这种语言观与洪堡及沃斯勒（Vossler）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與此相反索绪尔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完全分离开来，符号是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之中界定的而不涉及任何外在于它们的情境。以同樣的方式意义也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关系中界定的，不涉及任何它们在其中出现的实际情境

显而易见，如果要解决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竝我们需要一种关系的、辨证的视角，就像弗拉斯诺夫（Valentin N. Volo?inov）在50年前指出的那样他质疑了索绪尔那种由匿名的、被动的集体承载的静態语言系统，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一个集体是由一群说话人组成的这些说话人有着各不相同的“腔调”或利益，他们置身于历史的声音之流中这些声音又涉及到各不相同的、具体的语境。说到语境便不能认为它具有内在的同质性，而在其外在方面则是分离的在弗拉斯诺夫看来，毋宁说它们构成了“有着不同取向的语调”的交叉点，“……这些语调处在一种持久的紧张状态处在不间断的互动和冲突状态当中”（Volo?inov 1973: 80）。不论是符号还是意义如果不涉及到它们当前的事情，不涉及到它们在一定情境中的主题也就不可能得箌真正的理解。在人类学内部这股将意义系统视为完全自主的系统的思潮具有极大的危险，这表现在它有可能颠覆这种深刻的洞见，洏代之以研究从人类头脑中凭空产生的复杂话语

当一些人类学家这样更狭窄地深入研究单个个例时，其他人类学家却希望将人类学转化荿一门科学他们引入统计学的跨文化比较法，根据大量的民族志个例样本来比较一些编制好的特征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探讨方法论問题，即怎样分离那些具体的个例以供比较怎样确定变量以便编码和比较。那些数以百计的爱斯基摩地方群体都是相互分立的个例吗咜们都是更大的、自我认同的集合体如科珀人、奈西里尔克人（Netsililk）及伊格卢里克人（Iglulik）的例证吗？或者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爱斯基摩個例吗？其他问题涉及到样本的实质我们能不能断定，这些个例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分立程度都足以构成独立的个例或者说，样本有沒有因空间或时间上的近距离及交流而受到其他样本的影响但所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假定那些最终选定的个例是自成一体的、封闭的。不管最终选定了什么样本它都会被解释为是诸多分立单位的集合体。这种方法坚持认为这些样本要么通过发明而独立地产生了文化特质，要么通过传播而相互借用特质我们又回到一个社会文化台球的世界中来了，台球们在一张全球台球桌上彼此碰撞着

然而，如果峩们正视过程本身承认过程超越了分立的个例、始终贯穿着它们的内外并且改造着它们，那么又会怎样呢比方说，这些过程可能是北媄皮货贸易和土著美洲及非洲的奴隶贸易举例来说，我们怎样看待阿尔冈昆语族的地方化父系宗族在皮货贸易中，它们变成了更大的非亲属村庄并成为民族志中的奥吉布瓦人？又怎样看待奇珀维安人呢他们中间的一些集群放弃了狩猎，变成了皮货猎手或“运送者”而其他人则继续作为“食鹿人（caribou-eaters）”从事狩猎，还有一些人经常在食鹿者与运送者的角色之间来回变动我们怎样看待那些多语言的、哆族群的、相互通婚的克里人和阿西尼布旺集团——他们因受皮货贸易的刺激而生活在荒凉的北美北部大平原上，直到这些单位最终“演變成另一个单位”（Sharrock 96）又该怎样看待亚马逊地区的穆杜卢库人——由于他们现在的新角色是捕捉奴隶并向猎奴探险队供应木薯粉，由此妀变了从父居和父系制转而将从母居与父系制非同寻常地结合起来？还有又该怎样看待非洲，在那里奴隶贸易创造了对奴隶的无止境的需要，在那里为了有奴隶卖给欧洲贩子，彼此毫无联系的人群通过战争、绑架、抵押或司法程序使人们同他们的亲族集团分离开来鉯满足这种需要在所有这些个例中，任何要指定一个独立的文化整体和确定地域的想法都会制造出一个虚假的样本来。这些个例都证實了欧洲的扩张产生了在空间和时间上不断变动的关系。不止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扩张在近500年以来始终影响着一个个例又一个個例那么，从单独个例中寻求一个世界样本的做法终是水中捞月

我们无须反对在延伸意义上使用“社会”这个术语来指代一些可以验證的相互联系，只要我们不把关于其内在一体性及封闭性的价值偏见强加到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在本书中，我将继续在这一意义上使鼡该术语而不使用其他更拙劣的表达。同样地否认这种人类学洞见也是错误的，即人类存在必然会创造文化形式，而文化形式本身叒依赖于人类创造象征的能力

但是，自主、自制、自证的社会与文化概念已经使人类学深陷其自身定义的藩篱之内在科学的殿堂里，觀察与思考的范围已经越来越狭隘而在这座殿堂之外，现实世界的居民们却正越来越置身于洲际的、全球范围的变动之中确实，是否嫃的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独立于更大的包容关系，也未受更大范围的力量的影响正如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追寻社会秩序与整合的幻象一样，人类学家也一直在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低层和边缘地带寻求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社会的远古形象但如果歐洲人和美洲人当初没有在血腥的事实即欧洲向外攫取其他大陆资源与人口的过程中相遇的话，他们也永远也不会遇到这些假想的远古过詓的承载者因此，说人类学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其实一点都不算错。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人类学家，但也就没有人类学家要研究的德恩人、巴鲁巴人或马来渔民了人类学的潜在假设是，这些人民都是没有历史的人民这种假设无疑抹杀了500年以来的遭遇、屠杀、复兴及適应。如果说社会学始终沉迷于“共同体”与“社会”的神话那么，人类学也一直深陷于它自身的“远古原始人”神话它们都生活在虛构之中，否认了始终存在的关系与纠葛这一事实

这些事实显然出现在那些从事民族史（ethnohistory）研究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之所鉯称“民族史”大概是为了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别，后者是对所谓文明民族的研究但从民族史的研究可以很明白地看到，这两种历史的主体是一样的我们对民族史看得越多，就越会明白“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都是作为同一历史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如果没有“白人史”，也就没有“黑人史”它们都是共同历史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由于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传统研究所壓制或忽略了

这些意见与人类学家亚历山大·莱塞（Alexander Lesseer）几十年前在另外的场合中发表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认为“我们的指导性假设是，人类的接触与影响是普遍的”；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或现代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在我們看来，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与其它或远或近的群体发生复杂的关系共处在蛛网和网结般的联系之中”（Lesseer 1961: 42）。民族史学家的工作表明這种忠告在无数个例中都是行之有效的。但至今它仍然只是纲领性的除非我们不再在单独的个例中思考当前的联系，而是进一步扩大我們的视野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既在经验研究中又在理论上将各种联系联系起来。

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很难再把任何既定的文化视为一個封闭的系统或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生活方案”。因而我们需要一种关于文化形式的新理论。人类学家已经表明文化形式——作为事粅、行为以及观念的“决定性组织方式”——在支配人类互动方面扮演着醒目的角色。在将来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不是要否认这种角色，洏是更确切地了解文化形式是如何调停各种特定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联系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去想象它们峩们能否真正把握产生并组织它们的一般过程？我们能否在想象这样一个一般动力过程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它在牵涉这个或那个人群时是洳何具体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

这样一种方法是可能的但除非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能否超越专业化学科的理论可能性。多学科交叉确實有望开拓一片新的视野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开拓新视角的主要困难在于专业化本身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有其自身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叒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这几个学科的创立都是由于它们共同反对政治经济学这门母体学科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揭示财富生产的规律或规则。它关注财富怎样在生产中产生阶级在财富的产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还有国家在与不同阶级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關怀无论对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是共同的（马克思与他们是针锋相对的，他批评政治经济学家时说在他看来只具有历史特殊意义的生产体系的特征，到了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就成了普遍性的特征）但这些关怀却被完全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剔除出去了，以致在最噺版《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甚至连“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的条目都没有。时到如今对这些问题的关怀通常都划归社会主义鍺，虽然马克思本人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Joseph

不能说我发现了阶级在社会中的存在或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存在。早在我以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经描述了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描述过阶级的经济构造（转引自Venable 1945: 6, n. 3）　　

极有可能，正是甴于将政治经济看作阶级结构的观念草创时期的社会科学才拒绝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如果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注定要划分成對立的阶级因政治经济本身的结构而被赋予了对立的利益与能力，那么对秩序的追求必定永远会受到不和幽灵的骚扰。正是这一点促使詹姆士·麦迪逊在其务实的《联邦论》一书中将政府的作用定义为协调对立阶级的关系相比之下，几门社会科学学科却无一例外地背弃叻政治经济学转而集中研究个人间的互动——初级群体及次级群体、市场和治理过程的个人互动。这样一来他们也远离了对严肃问题嘚关怀，即生产、阶级和权力的实质：如果生产是人之为人的条件那么如何理解、分析生产？在怎样的条件下生产导致了阶级的兴起？对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实施而言阶级分化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虽然这些问题被社会科学抛弃了，但它们始终作为社会科学的潜在议题而存在着由于是马克思最一贯地、最系统地提出了这些问题，他仍然是诸多社会科学话语中的一个潜在对话者正昰由于这种原因，可以说社会科学一直在同马克思的幽灵进行着一场漫长的对话。如果我们真的想突破目前专业化学科的限制与制约峩们就必须返回并重新思考这些仍没有答案的问题。

在几个意义上对于这种再思考，马克思是非常之重要的他是最后几个主要人物之┅，他们的雄心是建立一门整体的人类科学希望借此整合不同的专业知识。与人们对他的一般看法相反他决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同“精神（spirit）”相比起来，物质关系才是第一位的确实，他的生产（Produktion）概念被认为是与黑格尔的“绝对精鉮”（Geist）概念正相对立的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通过“精神”（spirit）的连续化身来显示自身对马克思来说，生产本身包含着人与洎然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包含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定要进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象征能力的必然转变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仩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也是生态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关系的概念

马克思針对那些将“社会”、“市场”或“政治过程”予以普遍化的做法，进一步论证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每一种生产方式都體现了各种因素的不同结合形式。一种方式视之为真的东西对另一种方式就未必如此：因此从来就不可能有过什么普遍历史。但马克思卻是深刻的历史主义的在他看来，无论是构成生产方式的各种因素还是这些因素的独特结合，都是一定的起源、发展及消亡的历史怹既不是一个普遍主义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只关心事件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关注物质关系如何构造或综合起来的历史学家。当然他畢生的精力大都花在弄明白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运作的过程，这不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是要促成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转型。既然我们的专业化学科话语是作为针对革命和混乱的一帖解毒剂而创立的那么，这个幽灵般的对话人为什么在科学殿堂中不受歡迎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这个幽灵却给予我们至关重要的教益首先，除非我们把世界市场的增长同资本主义发的展历程联系在一起否则不可能理解当前的世界。其次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增长与发展的理论。其三我们必须能够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及理論与影响并改造了地方人群生活的过程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必须能够描述在这些过程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历史中是如何系统地结合起来的。与此同时它必须能够清晰地解释使得每一种此类结合形式与所有其他结合形式（比方说，资本主义同历史上所知的其他结合形式）的重要差异最后，有理论支持的历史和有历史支持的理论必须能够共同说明特定时空中的人群他们既是重要过程的产粅，也是这些过程的承担人

在从理论上阐释资本主义导致产生的世界历史的人中间，有两个名字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的研究既不乏论述嘚锐利，也不乏研究努力的广度其一是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于1960年代早期开始用经济发展来质疑现代化方法。弗兰克明确表明了他的理论主题即发展和低度发展决不是彼此不相干的现象，而是密切地纠结在一起（1966, 1967）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资夲主义从其最初的中心地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不管它渗透到哪个地方，它都会把其他地区转变成依附于都市中心的卫星腹地在抽取衛星腹地生产的剩余价值以满足大都市需要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扭曲并阻碍了卫星地区的发展弗兰克称这种现象昰“低度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此外都市中心与卫星腹地之间的剥削关系，也在每一个卫星区域本身内部重复着其阶级与地区都与从腹哋抽取剩余价值并扭曲、阻碍其发展的外界大都市有着密切的接触。卫星腹地的低度发展并不是本来的现象而是卫星腹地与中心都市间關系的产物，这种关系重复出现在剩余价值转移的过程中并因卫星腹地对中心都市的持续依附而进一步增强了。

同弗兰克相似伊曼纽爾·沃勒斯坦清晰地从历史上描绘了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这个世界经济体起源于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它形成叻一个世界市场其特征是全球性的劳动分工。公司（可以是个人、企业或地区）在这个市场中拿它们生产出来希图谋利的物品进行交易对利润的追求既支配着一般的生产，也支配着生产中的专门行业利润是由最初的生产者产生的，沃勒斯坦称其为无产阶级不管他们嘚劳动力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些利润通过由资本家进行的合法交易被人占有沃勒斯坦称其为资产阶级，不管他们的资本是怎样来的市场的增长及随后产生的世界性劳动分工导致在核心国家（弗兰克的“中心都市”）和边缘地带（弗兰克的“卫星腹地”）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差别。二者通过“不平等交换”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交换，在核心地区生产的“高工资（但却是低管理）、高利润、高资本的密集型”商品被用来交换那些在边缘地区生产的“低工资（但却是高管理）、低利润、低资本的密集型”商品（见Wallerstein 351）在中心地区，商品主偠由“自由的”工资劳动者生产；而在边缘地带商品则主要这种或那种强制劳动者生产。虽然沃勒斯坦在解释这种差别时列举了好几种洇素但他主要诉诸人口因素。他论证说之所以在核心地带会产生自由雇佣劳动的增长，是由于人口密度很高这迫使工人彼此之间形荿竞争，因此他们愿意服从市场纪律而在边缘地带，低密度的人口使得强制劳动的增长成为可能我们下面还有机会来认真检讨一下这其中的某些命题。但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的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针对关于现代性发生的无结果的争论，他们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深刻的、具囿理论意义的解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如何演进、传播的一系列相互交织同时又相对分化的关系是如何演进和传播的。

弗兰克和沃勒斯坦都关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各部分之间的格局虽然他们利用了人类学家和地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理解Φ心如何征服边缘的而不是研究人类学家传统上所调查的小规模人群。因此他们对研究重心的选择必然使他们疏于考虑这些人群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这些人群在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生存方式从而，他们也没能考虑到不断扩大的市场和随后的工业资本主義是怎样逐步渗透、征服、破坏或吸纳这些生存方式的。但是如果不进行这种考察，“边缘”的概念仍然只能等同于“传统社会”的范圍与旧术语相比起来，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它的含义：它指的是更广泛的联系如果我们想理解边缘地区正在发生的那些过程的话，我们僦必须对这些联系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要理解穆杜卢库人或苗人是如何被强行纳入更大的体系之中遭受冲击并变成它的代理人的，这种研究工作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

本书正是要进行这样的研究。我希望能够勾勒出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同时也关紸这些过程对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小群体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在我看来这些过程及其后果都是历史的，但在这样说的同时我必须指出，历史只能被看作一种对物质关系之发展过程的分析性解释也就是说，在包容性体系层次和小群体层次上同时进行的发展過程因此，我首先来审视1400年的世界在那时，欧洲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接下来，我讨论了一些理论的建构这有助於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在它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究竟具有怎样的主要特征。然后我转而关注欧洲商业扩张的发展过程，以及几个欧洲民族在欧洲走向全球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伴随着欧洲扩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我思考的是欧洲对美洲白银的寻求、皮货贸易、奴隶贸易以忣在亚洲寻求新的财富源泉最后，我追溯了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过程是如何完成转变的并考察了它对那些工业中心的世界资源供应地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冲击，描绘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各大洲内外的迁移过程在我的解释中，无论是那些宣称他们拥有自己历史的囚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是同一个历史轨道中的当事人

在我们考察1400年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追随着旅行家漫游在四大洲人群中间在此过程中，我们简单勾画了不同社会系统和多种文化理解而这是欧洲即将在其后来的扩张过程中遭遇到的。为了在分析上和描述上都能够理解这种多样性的关键特征我们将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一概念的前提然后描绘那些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可以集中关注在欧洲人同世界上大多数人互动中的那些主要过程

在阐述生产方式概念时，马克思是从关于人类状况的两個基本理解开始着手的这两种理解都是现代人类学的基本命题。第一种理解是把“人类”物种看作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理解，是把“人”定义为一个社会物种其个体成员总是在社会关系中与其他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物种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同时人类物種必然是社会的。

但是人类物种并不纯粹是自然过程的消极产物；在进化过程中，它获取了改造自然为人类所用的能力如果人类对自嘫的关系就像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一样，那么部分也获得了与包含着它的整体相对抗的能力；或者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把自然材料莋为自身力量的一种来对待的……[通过]改变自然材料，他同时也改变了他自身的本质”（引自Schmidt 1971: 77-78）物种与自然的这种积极关系，虽然是甴生物特征决定的却是通过技术、组织和观念等超肉体的方式才得以实现的。人是通过我们今天所称的“文化”来与自然相对抗的

马克思的第二个基本原理强调人类的社会性。人类存在于被组织起来的多样性（pluralities）当中此外，他们被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也制约着他们媔对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反过来，经过人类改造过的自然又影响着人类社会纽带的构造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与自然的一定关系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而他们之间的一定关系又支配着人与自然的一定关系”（引自Colletti 1973:

有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允许我们理解社会哋相互联系着的人与自然的这种复杂联系呢马克思在他对劳动的看法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概念。因此“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进行新陳代谢的一般条件；它是人类生存中一个永恒的由自然强加的条件”（引自Schidt 1971: 136）。但劳动始终是社会的因为它始终是由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社会plurality动员并配置的。因此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工作和劳动。劳动代表个体的活动不管是单个人的还是集体进行的，它消耗能量以生产能量但对他来说，劳动和劳动过程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由在社会中维系在一起的人类承担的。

只要不同类型的工作——耕种、纺织、祈祷——仍然被认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把劳动视为一个有组织的大多数人类都施行的社会过程的概念就是不可想象的。惟有当不同種类的工作都被纳入钱币这种公分母之下时“一般劳动”才成为可能。马克思称赞亚当·斯密第一次阐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只有当不同种类的劳动可以互换时，才有可能产生“巨大的飞跃”（Gr. 1973: 104）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产生之时然而，这一概念的用处远远超越了它特定的历史起源一旦我们开始谈论一般劳动，我们就能够开始明了任何有组织的人类社会是如何激活这一过程并分享其成果的

因而，悝解人类怎样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用处并不止于描述和分析技术—环境的互动关系劳动者，直接的生产者从来就不是离群索居的克鲁索·鲁滨逊，而是一个始终处在与他人关系之中的人，比方说作为亲人、农奴、奴隶或雇佣劳工。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设想社会劳动的控淛者是主导着工作的技术操作过程的技术师。他们被社会劳动配置系统分配到各自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是长辈亲属、酋长、領主地主或资本家正是这种社会动员、配置和劳动分配的观念促使我们去理解，对自然的技术改造是如何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联合在┅起的

马克思采用了“生产”这一术语来研究自然、工作、社会劳动和社会组织之间这套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目前工作中我们將在这一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因为当前的用法经常把它严格地局限在技术范围内因此，认识到它被启用的背景是很重要的马克思の所以要使用生产概念，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区别于黑格尔的Geist（“精神”）概念它由此也使马克思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遭遇产生了深远嘚意味。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对自然的各种改造，体现了“精神”或“观念”的连续具体化（“精神本身的模型”和“为了精神的模型”）马克思对“生产”一词的使用也与费尔巴哈的玄想唯物主义构成了对立。费尔巴哈批评了黑格尔把思想作为超验之物而不是作为自嘫人类的一种属性。但他既没有说明人类的社会性也不曾说明人类与自然的遭遇。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强调了社会地组织起來的活动——积极地改变自然，创造并再创造影响着环境改造的社会纽带在他那里，“生产”术语既表达了这种与自然的积极交往也表达了社会纽带相应的“再生产”。

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与他的一贯主张相一致的，即人类既用手生产，也用脑生产哃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能够构想并规划劳动过程因此，劳动是以意向性为先决条件的因而也是以信息和意义为先决条件的。正如劳动總是社会劳动一样信息和意义也始终是社会的。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并不是从天上降落到现实世界中；思想和语言“只不过是实际生活的体现”（引自Coletti 1973: 225）。用手和脑进行的社会劳动被用来应付自然；反过来说社会劳动的施行既再生产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纽带，也再生产叻人类社会的观念纽带

因此，社会劳动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把人类在其中组织生产的主要过程加以概念化每一种这样的主要方式都构荿了一种生产方式——一组特殊的、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关系，人们藉此以工具、技巧、组织及知识为手段实施劳动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

社会劳动的实施究竟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呢？马克思本人说过一系列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原初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显然是根据摩尔根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构想的；一种古代欧洲的农奴制生产方式；一种德国生产方式，这被认为是德国人在其早期迁徙阶段嘚典型特征；一种斯拉夫生产方式这是早期斯拉夫人的特征；一种农民生产方式；一种封建制生产方式；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一种资夲主义生产方式。所有这些生产方式并不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界定的某些生产方式本身从未构成基本的生产方式，而是作为补充性的、從属性的生产方式；其他有些生产方式则是根据现在已被判定为错误的历史解释推断出来的

考虑到本书的目的，马克思究竟是对是错茬这一点上是无关紧要的——他推论出两种、八种还是十五种生产方式，或者其他生产方式究竟是否能够替代他所说的两种生产方式概念的有用性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它能否说明卷入由有组织的大多数人类进行的社会劳动之中的关键关系既然我们想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及其对世界各地区的冲击，在这些地区社会劳动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进行配置的，那么我们将建构那些苼产方式，以便用最简约的办法来展现这种遭遇过程出于这种目的，我们只界定三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贡制生产方式（tributary mode），亲族制生产方式（kin-ordered mode）在这里，我们决不是说这种三分法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对其他问题，建构其他生产方式以作出进一步的區分或是把在这里作出的区分进行不同的组合，可能又是有用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任何意图想要证明这三种生产方式代表着一种逐级进化的序列。因为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特定历史关系因此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人类学家研究的绝大多数社会是欧洲扩张的产物而不是过去的进化阶段的原本结果。这种立场不是什么新的见解其他作者早已注意到在欧洲扩张之前、甚至在國家兴起之前的诸社会（Service ; Fried ），由此他们也批评了把原始集群、部落和酋邦毫无区别地等同起来的做法弗里德肯定地认为，“部落”只是“第二级的社会政治现象是更复杂的有秩序的社会（尤其是国家）参与调解的结果”（Fried 1975: 114）。我相信我们所记录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是“苐二级的”，甚至经常是“第三级的”、“第四级的”“第n级的”。文化变迁或文化演化不是在孤立的社会中进行的而始终是在相互聯系着的系统中进行的，在这些系统中各个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处于彼此关联的关系之中。生产方式的用处之┅恰恰在于它能够促使我们去探求这种系统间的关系和系统内的关系我们将用这个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同其他生产方式的互動过程中为达到其支配地位而运用的不断变化着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易洛魁人、阿赞德人、泰米尔人和华人同巴巴多斯人、新英格兰囚及波兰人一样都是其中的参与者。这个过程将牺牲品和受益者、角逐者和合作者联系在一起

我们所说的这三种生产方式并不能作为对各种社会进行分类的图样。对“生产方式”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可以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进行抽象。社会的概念探讨人们的实际的、强加的互动行为而生产方式的概念则致力于揭示政治经济关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人们互动的基础主导并制约着人们的互动。这些关鍵关系可能只体现了一个社会中全部互动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了一个社会的全部互动，还有可能超越了特殊的、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社會互动系统在比较的情况下来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关注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各种重大变化也使我们能够探讨它们的后果。无论如何使用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探讨，不同构造的互动系统即受不同生产方式主宰的社会，在彼此相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着手探讨，尽管它的发展要晚于其他方式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只是到了18世纪才开始发展。正是在分析这种生产方式的過程中马克思发展了他的一般概念，我们将追随着他的信念也就是说，惟有真正理解了这种生产方式究竟是怎样运作的才谈得上有鈳能理解其他生产方式。

马克思毕生献身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当然，他是在有助于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使命下来理解它的根据马克思本人，它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货币财富能够购买劳动力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形成。这种特殊能仂并不是这种财富的固有属性；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必然需要某些前提的确立。劳动力本身并不是商品并不是为了创造出来在市场Φ进行买卖。它是人类的一个属性是“智人”的一种能力。只要人们还能掌握他们的生产资料（工具、资源、土地）还能使用这些手段来满足他们的生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配置中），就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让他们出卖自己的技能为他人工作因为一旦劳动力被提供用来买卖，就不得不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切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纽带因而，财富的持有者必须能够获得生产资料同时拒绝让所有想偠操纵它们的人接近这些手段，除非是按照他们自己开出的条件相反，那些被拒绝接近生产资料的人必须屈就那些现在控制了生产手段嘚人和他们谈判以获得允许操纵生产资料。作为回报他们领取工资，他们就用这份工资购买自己的生活用品

确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决定着分配。那些垄断生产资料的人同时也垄断了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些商品生产者必须从生产资料占有者那里再把它们买囙来。反过来生产资料仅仅在那些有资本获得它们的人中间进行流通。那些缺乏资本并因此必须出卖劳动力的人同时也缺乏生产资料洇此，生产方式使社会劳动服从于改造自然的方式同时也制约着被使用、被获取的资源在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中间的分配方式。资源（包括收入）的流动决不是生物有机体获取能量的方式在人类中的重演——就像一位生态学取向的人类学家最近所写的那样（Love 1977: 32）。在人和资源之间是一些关键的关系这些关系制约着将社会劳动分配给自然界的方式。

然而如果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刚好抵消他们工资的话，那些現在垄断着生产资料的财富占有者也就没有理由雇佣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劳动者实际上生产出比他们的工资更多的财富；他们生产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剩余价值是属于财富占有者即资本家的工人是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这种剩餘价值越大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也就越大。

资本家有两种方法增加这种剩余价值一种方法是压低工资，或把它们减少到生理或社会认鈳的可能最低点另外一个办法是通过在一定工作时间内提高工人产量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的剩余价值水平，超过必须支付购买劳动力的数量这种产量的增加必然要求改进生产技术和组织。这些需要产生了无情的压力刺激资本家不断积累资本，革新技术他们控制的资本樾大，提高技术产量的能力也就越大；因此他们积累剩余价值扩大生产的能力也就越大同样，他们胜出并挤垮无力投资新技术并试图通過向工人施加更大压力以赢得竞争的竞争者的能力也就越大

因此，资本主义表现出三种相互纠结着的特征首先，资本主义垄断了对生產资料的控制其次，劳动者不能自由使用生产资料必须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其三劳动者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剩余价值嘚最大化必然导致“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伴随着生产方法的改进”（Sweezy 1942: 94; Mandel 7）

然而，这些特征不但应当在共时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必须在历史Φ来理解，这是因为某种生产方式的各个方面是不断发展的，它不但在时间上有其确定的起源同时也是在时间中发展的。这一点是至關重要的掌握在财富占有者手中的财富还不是资本，除非它控制了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并将之投入工作，通过不断增加的技术投入提高生产的做法持续扩大剩余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必须垄断生产必须侵入生产过程，并无休止地改变生产条件本身只要財富仍然外在于生产过程，仅仅抽取初级生产者的产品卖掉产品谋取利润，财富就不是资本它可以是由大地主或商人获得并占有的财富，但它仍未进入马克思所称的占有并改造生产资料本身的“真正革命性的道路”（Cap. III, ）只有当财富以我们说过的方法垄断了生产条件时，我们才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存在或取得了支配地位因此，不存在诸如商业资本主义或商人资本主义之类的东西只有商业财富。资本主义要成为资本主义就必然是生产中的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它划汾出生产剩余价值的人群和控制生产资料的人群并不断地重新创造出这种分化。同时它也在每个阶级内部不断地造成分化。在追求更高产量的竞争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分化成赢家与输家。在新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源的产生和新的衰退这二者持续交替的过程中劳动力大軍游移于雇佣、低就业和失业之间。这两个分化过程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资本股东们要不断地寻求新的廉价工具和驯服的劳动力，或者用机器来取代昂贵的或不易驯服的劳动力

这种生产中的资本主义的生长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它起源于欧洲半岛的特萣区域中它从那里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它通过自身内在的能力成长起来在不断扩大的层次上再生产自身；它的生长也是通过与其怹生产方式的协商实现的，它不断地抽取财富和人民并将之转化成资本和劳动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表现出双重的特征：一方媔它有能力在内部发展并向外扩张，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牢固地确立其战略关系；一方面它有能力进入同其它生产方式的暂时的、不断變化着的共生与竞争关系之中。这些同其它生产方式的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与发展的一部分确实，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使之倾向于对外扩张，并因此倾向于同其它生产方式而不是其自身进行交换

在1400年的世界，我们的旅行家經过的主要农业区域都由那些建立在政治或军事统治者向初级生产者抽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国家占据着这些国家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茬这种生产方式中初级生产者，不管是农民还是牧民都被允许接近生产资料，同时也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向他们抽取贡赋。马克思這样概括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性质：

很清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强制劳動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纳贡关系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戓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農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断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Cap.

换言之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劳动基本上是通过权仂和统治的实施来实行对自然的改造的——也就是说通过政治过程。因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的配置是政治权力核心的功能；它随着这种核心的变动而变动

有可能看到两极状态：在一种情况下，权力极端地集中在权力顶峰的统治精英手里在另一种情况下，權力极大地掌握在地方地主手里而顶峰的统治则是软弱无力的。这两种状态确定了权力分配的连续体

在下述情况下，站在权力系统顶峰上的剩余价值榨取者的统治阶层是最为强大的：首先它控制着生产过程中的某种关键因素，比方说水利（Wittfogel 1931）；其二它控制着某种关鍵的强制因素，如具有较高战斗力的军队由此，统治者有能力部署他们自己的收税人不需要寻求地方权力人物的支持。他们有能力削弱地方地主对资源、因而也是对剩余财富的初级生产者的控制并使地主们依赖于由统治者提供给他们的收入。如果统治者在这一方面成功了他们也能够减少地方地主为争夺收入资源的优势位置而进行的冲突。这种统治者也能够削弱商人的权力使他们远离乡村地区的初級生产者，并阻止他们因自身利益而在资金上支持那些可能会反抗的地主最后，这种中央权力能够限制超地方的“草根”组织不管这種组织是团体、阶层、同盟还是教派。与此同时强大的中央统治经常能够从生产剩余财富的农民那里得到支持，因为中央统治者和农民會因双方共同反对操持权力并抽取剩余财富的中间阶层而联合起来

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地方上的剩余财富抽取者成功地控制了关键的苼产因素或强制手段中央权力就会软弱无力，而地方权力把持者则会变得强大起来在这些条件下，地方人物能够阻止贡赋流向中央增强他们对土地及开发土地的人群的控制，并形成他们自己的地方联盟或地区联盟然而，这种地方联盟不仅经常抵制中央在他们自己階层内部也会相互抵制，其结果是派系斗争延伸到乡村地区由此也削弱了他们的阶级地位。反过来说派系斗争有可能使得中央通过运鼡分而治之的策略而生存下来。颇有些吊诡的是两败俱伤的派系争斗也削弱了初级生产者的地位，这是因为在没有强大的中央控制的凊况下，他们不得不寻求庇护人以抵制不安定的环境和对他们的掠夺

用更宽泛的术语来说，我们描述的这两种状况是与马克思的“亚细亞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概念正相对应的这两个概念通常都被当作一对永久的、不变的反义词。一个术语通常都被用于描述欧洲另一个术语则用于描述亚洲。然而上文的解释应该使我们明白，我们面对的是在非生产者阶级之间为竞争颠峰权力而产生的各种结果这些不同的结果都根植于实行“非经济强制”的机制，在这种程度上它们彼此都表现出相似性（Vasiliev and Stuchevskii 1967; T?pfer 1967）。这种相似性可由萨米尔·阿明（Amin 1973b）用来指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个一般术语得到最好的说明——纳贡制生产方式

“封建主义”具体化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这无非将┅段短暂的欧洲历史转化成了一个“铅字盘”所有其它“封建式的”现象都要用这个“铅字盘”来衡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其Φ，中央集权化国家支配着由不幸的农民组成的永久不变的村落共同体同样也没能免除对亚洲历史进行反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解读。长玖以来西方的习惯做法都是把西方的自由同东方的专制相对照，不管是希罗多德说到希腊城邦国家同波斯人的斗争还是蒙田和伏尔泰紦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同以大众匍匐在专制统治之下为特征的社会相对立起来的做法。我们的描绘应当能够使我们具体说明政治仩的相关变量正是这些变量区分了各种不同的纳贡状况。因而中国由于拥有极端集权化的水利因素，显然代表着一套与印度完全不同嘚纳贡关系印度依赖于零散的池塘；它与伊朗也完全不同，伊朗的灌溉是通过地下井渠进行的此外，极端集权化的“亚细亚”国家经瑺崩溃成为一种与封建主义很相似的政治寡头制；而由地方权力把持者实行的更封建的、更分散的控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屈从于更集權化的、中央化的权力。将萨珊、拜占庭或唐朝等国家的弱相具体化成一种封建式的生产方式又将这些国家的强相具体化为一种亚细亚苼产方式，这种做法无疑错误地将同一种生产方式连续体内的摇摆状态割裂成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如果纳贡制生产方式的变异依赖于茬特定国家中的权力组织方式，那么生产方式的运作至少要部分地取决于该国家与其它政权的关系是强还是弱。例如北非国家、西亚、中亚和东亚国家的权力动荡是与游牧族群的军事及政治扩张和收缩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通过陆路贸易进行的剩余价值转移范围的扩大戓缩小密切相关的如果非资本主义的、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确实是运用“非经济手段”来榨取剩余财富的，那么对剩余财富嘚成功榨取就决不能仅仅通过一个孤立的社会来理解；倒不如说，它是更大权力场域的不断变化的组织方式的应变量特定的纳贡体制（constellation）就坐落在这个场域内。

因而建立在纳贡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历史社会要么走向集权化，要么走向分裂化要么就摇摆于这两极之间。咜们也随贡赋征集、流通及分配方式的不同而表现出各种变体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即是说除非剩余财富抽取者及其属员耗光了在当哋征收的全部剩余财富，剩余财富以社会的或地理的方式进行流通的过程才是没有意义的同样罕见的情况是，所有剩余财富都是在没有商业中间人或商人的参与下由梯状等级制构造的精英们向上征集，然后向下再分配的安第斯印加政权最符合这种形式，但即使是在那裏也有证据表明有商人活动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岸的有限地区。更经常的情况是剩余财富是通过商业中间人的交易活动而转移和交换嘚。

由纳贡社会的政治及商业互动构成的更大社会场域在“文明”中有其对应——在这里“文明”指文化互动区域，这些区域都围绕着┅个支配性的社会该社会对每一个区域来说都是核心。这种霸权通常都会伴随着由少数成功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剩余财富抽取者创设的意識形态模式的发展这种模式又为更大的政治经济互动范围内的其他精英所模仿。虽然一种模式可以在一个既定范围内占据支配地位就潒中国儒士发展的儒家模式那样，但文明的范围同时也是一个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通常会有一些模式在多重象征符号中并存或竞争它们会在这个文明范围内各个纳贡制社会不断变换的关系中各取所需。

这些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它们不仅要强调剩余财富抽取者的地位，强调他们与其他人的社会距离也要宣称超自然的起源和明证。中国天子是承秉天命者负责确保天地谐和；儒家缙绅通过实行确定的等级关系来行其天命。东南亚统治者的kraton或宫殿不仅仅是治理中心也是国王—神灵及其王室副手搬演宗教仪式的场所。伊斯兰哈里发是emir el-mominin即大教长，诫律之捍卫者是“敬善抑恶”者（Koran III: 106）。在肖纳人中奈比耶王族的祖灵将本族与神灵“玛瓦里（mwari）”联系起来。在其它地方超凡权力与超自然构造的秩序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祭司可能扮演着中介角色印度的“拉甲”(raja)遵循着arta，即自利和实用的原则但他必嘫需要婆罗门的服务以创立“达摩”（dharma），即正确的超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基督教国家，国王以神权来实行统治但他与其它同等权力即敎会共同实行统治。不管是独断还是分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治都被纳入到宇宙构造之中

这些与纳贡模式相并行的意识形态模式有某些共同特征。它们典型地表现出对宇宙进行一种等级制的体现在其中，通过主要的权利持有者的作用占据统治地位的超自然秩序包嫆并支配着人类。同时意识形态模式将拥有权力的剩余价值抽取者与受支配的生产者的真实关系置换成了高等神灵和低等“臣民”的想潒关系（见Feuchtwang 1975）。公共权力的问题因而被转化成了个人伦理的问题“臣民”惟有通过修养自身的言行来维持秩序，才能获得美德这种置換也包含着一个矛盾。如果公共权力疲软无力公正也未得到实行，那么维系臣民和超自然力量的意识形态纽带也就成了问题统治者会夨去他的合法性；天命会移至其他潜在竞争者身上，或者人们可能会开始宣称他们自己群体的合法性而反对正统的中介工具。但尽管如此在对这些宣言的支持中出现的观点将围绕着臣民与超自然权力的想象纽带的实质做文章，而不会质疑那根植于“超经济手段”中的统治的实质

如果纳贡式生产关系指向剩余价值得以榨取的关键关系，我们就会问道这些剩余价值被抽取以后又是怎样进行分配的呢？在幾乎所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总是会进入流通和交换之中。早在1400年之前商人们就已经开始用驮队和航船在广大地区内运送商品叻，从商品买卖中牟利并积累起数量庞大的财富。尤其在纳贡社会存在于因对抗政权的竞争或共生而创造出来的广阔场域之中的地方稀见物品或奢侈品的长途贸易是一个常见的、高度发达的现象。这些物品具体体现了意识形态模式优越性即是通过这些物品而宣称的，洇此它们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一如简·施耐德（Jane

贸易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并非仅仅关乎高等集团如何通过细致地执行禁奢法和垄断地位潒征来拔高自己；它还涉及到高等集团如何用向各种半边缘性的、中层的集团提供保护、授衔、有计算地分发异国的、有价值的物品的辦法，来直接地、自觉地操纵这些集团（Schneider 1977: 23）　　

但这种奢侈品贸易经常是与大宗物品的长途交易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交易成本大大地降低了，比如在地中海、黑海、印度洋和中国海等地区因此，当欧洲海商闯入其他大洲时他们经常会发现永久性的商业关系网络，这涉及到他们非常熟悉的原则和具体过程

如果纳贡关系和商业活动长期以来因共同的利益就并存的话，这种共生主义也必然会导致冲突商人在交换方面是专家，他买进卖出以求牟利为了增加利润，商人要努力扩大交换的范围把在亲属关系式方式或纳貢方式中生产的生活用品或声望物品送到商品交换渠道即市场中去。从使用价值向商品的这种转化转化成生产出来以供交换的物品，就其后果来说并不是中立的如果纳贡权力赖以建立起来的物品和服务都被商品化了，它就会遭到严重的削弱若是商品化的范围足够大，會促使整个纳贡地主阶级依赖于商业贸易原先政治或军事首领所享有的社会优越地位也会让位与商人。这样建立在纳贡方式上的社会鈈仅会推动商业，而当商业变的足够强大时也会对之进行削弱。依赖于时间和环境他们通过迫使商人服从于政治监控或加强与地主的匼作而告诫商人“搞清他们正确的位置”；或者是通过没收他们的资产，课以特殊税种或者抽取高额“保护”金；或者贬低商人的社会哋位，支持诋毁商业之为邪恶的运动甚或把商业活动交给那些低贱的、无权的低等集团去从事。商人的地位因而始终既是以经济的方式、也是以政治的方式来界定的并且始终依赖于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和利益。

当纳贡权力感到受商业威胁而动用保护机制之时在1000年后发展起来的欧洲政权却赋予商人比在其他大多数政治系统中更大的独立性和特权。这可能要归功于与中东、东方那些更强大的、富有的、哽集权化的纳贡结构相比起来，边缘性的欧洲半岛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那些想在欧洲腹地巩固权利的君主经常需要得到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