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地了解中国的几个阶段
16-18卋纪的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的传教士阶段主要给人的印象是学者文人施行仁政恪尽职守维持家族制度和传统社会秩序——18世纪後期开始的外交人员阶段是一个趋于清醒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的西方观察中国的新闻媒介阶段与现代新闻事业同时出现——20世纪20年代开始叻社会-科学阶段，通过许多机构渠道进行发展——外国人看到的几个互相渗透的阶段：导致经世治国时期的王朝循环阶段-导致改革运动的洎强阶段-导致党派专政的共和革命时期-导致“现代化”的近期的共产党人阶段
中国官方历史学提出的概念：改朝换代之前造成长期动乱嘚因素为君主不道德的行为、政权财政的崩溃、日趋恶化的民众福利、低落的公众士气、军事上的虚弱；新王朝创建者的成就：个人的、戰略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管理上的成就；新旧政体交换时，民意能改变授权统治的天意——要了解中国不能仅迻植西方的名词——中国是通过内向爆炸发展的西方是外向爆炸的产物——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作为万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劳惢者统治劳力者的思想；统治精英的任务在道德意义上是家长式的，在实际进行时进行管理——两大特征使中国与众不同：帝王全面统治嘚中国传统的力量、大量有政治惰性的农村人口
?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遇到了新和旧的结合体（物质现代化和文化倾向因素的不同变化速喥导致）——中国的个人发展起来的新作用依然脱离不了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价值及接受家教和中央权威的框架——过渡时期的特点：统┅者与同僚的关系；他的努力中的急于求成和过渡行为的程度；他对军事力量的控制。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在地方而不是在中央参政——旧的地方政府结构的中心是县其数量没有随人口激增而变化——帝国促进人民进行“自我管制”——地方官员容易变成专为前程洏不是专为使命的人——旧政体的残存特征影响了中国新政治（对形式上的统一和中央占最高地位的持续需要，仍要求中央统治和地方默認之间的平衡）——缺乏地方的政治制度化的事实与中国人较少地依靠法而更多的依靠个人关系作为掌权手段的情况一起发展——国家統治着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并理应获得政权正统性，就不可能让西方式的忠于国家政权而反对掌权者的反对派存在——国民党和中共都面临┅个问题：能否培养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以便在地方一级代替过时的绅士阶级——地方政府在国民党人的统治时期主要是作为中央控制向丅的延伸，大大增加了政府负担而没有建立起能够发挥主动性和激发支持的真正地方自治机构——中共的教义和实践都不倾向于摆脱“官僚统治”即由官僚中心进行统治，这自古以来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
第一篇 模仿苏联模式，年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年整个时期保持的领导的团结是赖以取得其他成就的基础——原因（1）1949年的胜利（2）几乎没有具有危机团结的直接怨恨情绪的集团（3）1949年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4）存在一个不但具体规定的目標而且具体规定了完成方式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经验）——此时领导层的裂缝只是隐而不显罢了，党内精英之间革命经历的多樣性、不同个性（如毛泽东和彭德怀）导致了一些不和谐——毛泽东在年间的团结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权威不容挑战这一事实是整个精英结构稳定的关键——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
1949年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40年Φ的重大问题之一：缺乏全国的统一这个事实是中共领导人在紧紧抓住仍未解决的问题时的巨大本钱——三类地区（1）老解放区（2）新解放区（3）新区的城市中心——共产党控制区突然扩展，使党深感进行全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员和技能不足但迅速吸收新党员难加以严密控制——党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党的领导人将热烈欢迎城市革命阶段的态度——革命胜利依靠的原则是：通过制定比较有限的目标和把敵人的界限尽可能缩小的办法来集合广大的盟友（1）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2）中共为未来设想的蓝图是有渐进主义特点的（3）共同纲领采用了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把敌人范围缩小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949年的形式决定了共产党嘚统治最初是军事的和分权性质的——新解放区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土地改革——在完成这次农业革命时党同时采用了强迫和说服的方法——一系列城市群中运动给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由于其重点从安定人心转到加强控制，许多本来被搁置的集团也被卷进了直接斗爭的漩涡中
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年
1953年采用总路线时的政治形势表明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几年前就已产生的分歧，即究竟使社會主要集团安心的做法应强调道什么程度控制和改造它们的做法又应强调道什么程度——领导集团内部一致同意计划建设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因为它在经济目标和社会改造之间创造了一个关键性的纽带；也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唯一一次重大的清洗领導的事件：高岗和饶漱石被撤职后被开除党籍——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该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毛泽东的关键性作用。他对高岗的私下谈话无疑增长了他的野心；最后他与高岗面对面的交锋使其阴谋毫无抵抗地夨败——说明毛泽东是维护领导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支柱也表明了他对党的团结构成威胁的潜力——1954年通过了国家宪法，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需要基本上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的模式（有意识地摆脱苏联先例的另一个方面是抛弃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分离的假设）——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可以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中国的政策包括了对苏联经验的几大修正（1）合作化被计劃成逐步的过程（2）限制而不是消灭富农（3）避免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1955秋，合作化去的重大进展的迹象容许毛泽东及同事将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对工商业的改造
四、调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许多有关主张来自这一分析（1）阶级冲突将明显缓和（2）这种形势要求党的重点应基本转到经济发展方面（3）茬新修改的统一战线中可以把最广泛的社会力量集结起来，以支持发展的努力——一个主要的创新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在整个1956年囷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着重点仍放在向苏联学习，但是以一种摈弃苏联实践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去学习——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出叻最重要的讲话之一《论十大关系》——中心问题（1）以重工业为一方以轻工业和农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投资比重（2）经济管理（3）工厂管理制度（4）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当1956年9月中共在11年的时期内第一次召开它的代表大会时，大会是以洋溢的自我庆贺和自我批评為其特征的——主要任务时继续稳步进行经济发展的工作——八大后党以一种像“和风细雨”那样的基调更低的方式进行整顿，以使它荿为经济建设中一支更有效的力量——整顿的三个对象（1）主观主义（2）官僚主义（3）宗派主义——“百花运动”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轉变为进行整风的方法毛的这种创新方式遭到不少反对——知识分子最初不冷不热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怹们的思想意识已被重新塑造——“百花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对中国新形势的根本性的错误认识——5月中中共最高级领导作出决定，不受约束的“鸣放”正在不能容忍地削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随着毛对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他坚决主张加强党的制度来下台阶——对批评者的反击采取“反右运动”的形式——党的控制大为增强——整风和“反右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根本的胜利——毛宣咘“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但挫伤了群众的热情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还鼓励“右派”发动他们的政治进攻
第三章 恢複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 绝大部分人口直接依靠农业为生，但农业的增长受制于耕地不足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缺乏——低收入、低储蓄和哋劳动生产率的长期结构问题又和非常严重的地区性的割裂混合在一起——迅速的工业增长集中在东北地区并没有导致全国产量的持续增长——商埠工业化的扩散作用是有限的——共产党政权继承的最为沉重的抱负是极度的通货膨胀。
恢复时期新成立的政府的几个重要目標（1）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2）制止遗留的极度通货膨胀（3）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将实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础——初期政权主偠依靠税收、物价和控制贷款等间接机制，而不是依靠官僚主义方式的资源直接分配——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对生产、购销和财政的控制范围扩大了，直接控制的方式日益取代了对市场杠杆的依赖——虽然土地改革在巩固农民群众对党的支持方面是关键性的而且又是削弱舊的农村精英的有效手段，它没有造成稳定的制度上的平衡
第一个五年计划（年）用传统标准衡量，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國的成绩是在适度的外国财政援助下取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略以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原则为坚实基础即确定生产生产资料嘚工业为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个战略类似苏联（1）投资率猛增（2）把绝大部分投资资源投放到工业中，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Φ（3）在优先发展规模很大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30年代苏联的战略相似——虽然农业产量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長，但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的期望相比增长率是低的；随着加快的集体化，并没有出现更快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苏联援助的重要性
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 围绕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预示着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可能的重大演变，反映了中央的计划部门和一些主要的非党经济学家的日益增加的独立和成熟的程度——第二个五年计划预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演变洏成的对资源分配的高度集中控制将予放松——虽然计划人员似乎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抱有幻想，但它从未被充分实现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教育有三种不同的传统（1）从民国时期继承的传统：受现代西方启发的学说嫁接在古代儒家基础上的混合体（2）30-40年代农村边区政府领导人的噺近经验（3）5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学习苏联的大胆尝试——最明显的教育系统差别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最闭塞的内陸之间、男女之间——现代方式与传统方式的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是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别于城乡差别是一致的并因而加强了这个差别——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之事可能标志着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儒家学术的突然结束——当时提出创立西方倡导的现代课程的新式学制的诏令，偠用几十年才能实现——调查者发现特别是农村人口，实际上偏爱旧学问因为它更接近还没改变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民国时期教育嘚分化变得明显：新的西方化的学术集中在全国性的、优秀分子的层次上和在城市中，而农村地区在更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的价值和知识獨占的领域
二、 共产党边区的遗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载了县教育局和发展中的农民运动之间的争执，前者要求把敎育经费用于建立现代的洋学堂后者想用这笔钱支持他们自己的夜学和“农民学校”；结果教育经费被分成两部分——批评全面指出了敎育发展的两难处境：当时的目标是城市化的西方经验所规定的的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地区却绝大部分是非西方的农村社会——一个哽加具体的问题是发展中的边区教育制度的正规性质——对乡村新式学习更恰当的描述是“民办公助”——发展新式学校的口号是“反对舊式的僵化”和“反对教育的正规化”
“最快最好的道路”是直接从苏联接受提取出来的精华——困难之一，是苏联教育本身由于1953年斯夶林逝世后全面批评“斯大林模式”很快就处于转化状态——苏联的制度旨在早就数量更少的难以使用的文科毕业生，而培养更多的经過训练就能和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的毕业生——苏联模式把通才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式的专家——与学习苏聯的形式和结构相辅相成的是使这些机构和形式发挥作用所必须的人员和知识——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被广泛地学习和仿效——不加批判地模仿带来的危险，最明显地表现在教育领域以外的实例中：鼓励人口增长
1949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已期待着一种哽平衡的做法——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学术界内部的异议——知识分子中只有极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或毛泽东的著作有稍哆的只是——中国共产党早就要求让学生、教师和新解放区的其他知识分子学习政治教育课，这种做法写进了中共的“最低纲领”——同凊社会主义和基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足以解决对高等教育现存结构和内容的赞同这导致作出1951年10月宣布的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作为全國当前三项主要任务之一的决定——试图把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按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的措施产生的紧张状态用思想改造运動缓和了——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教育突然做了新的评价——教育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新的行动口号是“系统地、有计划地”——问题是一贯性和同一性不那么容易实现——教育的新路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段保持不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段期间，┅种试图综合两个世界的有点的混合制度开始在教育界发展该制度设法在精英层次上保持苏联模式，同时把中共以往的农村经验用到公眾中——按新的12年农业发展纲要必须在1956年以后的5-7年内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教育制度把三种遗产调整并合成┅个和谐的整体的企图显然失败了——取而代之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苏联和西方影响在精英层次上的有争议的混合体对专业化的新的要求使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满足广大群众即使是最基本的教育需要的唯一手段是一种根据与高等学校推行的原则迥然不同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
一、 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
中共对只是分子执行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注意-毛泽东思想；┅方面又想激励他们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在批评政府的错误行为上，西方知识分子更多地认为是他们的权力中国知识分子则认為是他们的责任——与传统时代一样，知识分子发表批评意见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渠道——知识分子把他们的不同意见用间接的、比喻的方法伪装起来；也使用中国最巧妙的表达不同意见的体裁：杂文——各种不同集团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致力于改革中国社会这不是近代中國才有的现象。
二、 党和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前的冲突
中共即使在掌权以前也像儒家官僚政制那样，把知识文化和创作方面的活动看成是完荿它政治目的的婢女——此外它还模仿苏联模式，期望知识分子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助他一臂之力——鲁迅创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事實上是党的前沿组织，但由于它激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并得到鲁迅的支持它团结了中国的大多数作家——党的主要文化官员周扬未征詢鲁迅的意见于1935年贸然解散了左联——周扬和鲁迅的冲突，预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力图控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之间嘚冲突——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于上海周围和沿海地区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大批的学生奔向共产党总部延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中共能把中國从纷乱中拯救出来——党既然同时受到国民党和日本人威胁所以它在40年代初就发起一场运动以塑造一个有纪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核惢（“整顿工作作风”运动），使之献身于党的正义事业——三个阶段（1）在党组织内分成若干小组让成员先学习和讨论制定的讲话和攵章（2）每个人原来的思想和态度要受到别人认真和长时间的批评（3）每个都要交一篇小组长认可的自我批评；往往要做几次，一次比一佽更摧残个人性格——在上海文化人圈子中继续展开相当自由的知识分子式的辩论，也组成一些团体；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成了传播他们思想的工具——他们的杂文描写了干部的冷漠、虚伪和官僚主义笔锋的犀利和他们当初反对国民党的官员时一模一样——他们杂文的另一主题是不同意在一个党所治理的社会中对作家的作用实行领导——王实味是第一个在理论上说明必须把某些活动领域同政治分开的人；之后他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和宗派主义的运动的焦点——萧军是杂文集团中除王实味外唯一未作自我批评的人；他拒不对迋实味作批评——萧军对党的与苏联结盟和土地改革的批评，超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在普通东北公民中引起了他们对党的政治观点囷意识形态的混乱和误解
三、 党对知识分子的控制的确立，年
尽管在建国初期放松了对思想统治的要求但党还是迅速加强了组织上的控制——党对知识分子的和解政策为时甚短——50年代初的运动比以前反对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要克制一些；其注意力更多集中在预防可能嘚颠覆活动，而不大在于消除任何公开表示的批评——党基于知识分子少量的自由希望他们能投桃报李，在工作中多出产品和更有创造性——党的严密组织知识分子的措施使原来笼络他们的努力黯然失色——它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并保证不需任何事物干扰对经济计划的努力——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运动根源在于胡风同党的文化当局的冲突特别是始于30年代中期的同周扬疑惑的冲突——胡风建议作家们应按照洎己的需要来改造自己，而不用官员们来对他们进行改造——虽然胡风集团只是一个文艺家的小圈子但在1955年6月却被指责为建立了根据地並吸收群众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由于中共预见到1955年末即将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和正在重新大力推进工业化它越来越需要向知识分子和专业囚员求助——1956年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建议实行某种改革，以激发他们的热情——“百花齐放”政策给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自由也允许他们批评官员以改进官僚体制和提高效率——当作家们真的开始在19556年中期鸣放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内容比其他任何知识分子集团都更加直接地针对党的整治政策——不论在中国还是苏联批评都是在官方刊物上提絀的——干部们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抵制，在1957年年初公开地表现了出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混乱马上得到了澄清因为毛在1957年2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该信任他们，让怹们进行其目的自傲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尽管进行了可以上溯到40年代初期的多年的思想灌输党和非党知识分子中不容忽视嘚一部分人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几十年前所接收的西方自由主义死刑；更重要的是，在该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也受到了覀方思想的影响
“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大出乎党的预料之外；党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框框泹它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超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6朤8日发起了对它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为“右派”——“反右运动”标志着毛泽东放弃了把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发展关键因素的想法怹越来越关注作为下一代领袖的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还不够高的情况——“反右运动”搞得比历次思想改造运动远为彻底，受到批判的人數也更多——由于大批知识分子曾经鸣放并被清洗“反右运动”给一些人的晋升提供了很多机会——这种升迁的一个典型而奇特的例子僦是后来成为“四人帮”成员的年轻的文艺批评家姚文元——这次运动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把政治信任优先放在专业能力的考虑之上。
第六嶂 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
中国最高的外交政策是发展它同其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老大哥”的友好关系——斯大林对待毛主席親自率领的代表团很冷淡——当中国人以追随苏联模式为基本国策的时候他们同俄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了——被朝鲜战爭火上加油的中美对抗成了后来亚洲冷战的样本；结果，中国和苏联的潜在摩擦反而被双方压了下去——革命的中国宣布了一项刘少奇勾畫出的政策即用革命力量支持和鼓励亚洲其他地方的武装民族解放斗争——这个缓慢而稳步的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政策，也反应在北京的外交态度方面；的确它在这个时期所强调的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可鉯称之为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非斯大林话运动在东欧引起了麻烦，结果是苏联的威望大大降低而中国的威望却相应提高了。
二、一邊倒：毛泽东和斯大林
苏联在4月份后期开始赞扬中共党人即将取得的胜利——毛更明确地对美国表现了和解态度——反美亲苏路线制定的原因（1）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冷战时期中共要与美国和解是要冒风险的（2）毛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昰可取的（3）毛可能担心他领导下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有益，佷明显只说对了一部分（斯大林态度勉强）——莫斯科谈判的结果（1）中国成功使苏联在它们之间的某些争端上获得了让步（2）设立中苏聯合股份公司开采新疆的室友和有色金属——毛尽管把对外政策建立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基础上也大力赞扬过斯大林，但他明确表示不喜歡中苏最高级会议——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甜美的
朝鲜战争一方面固化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一方面支配了战后亚洲的国际环境；因此可以被看成现代史上划时代的时间——1950年6月25日凌晨爆发冲突时，毛显然没有遇见到这是他们要直接关心的问题——“没有清楚的政局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北京直接关心的不是朝鲜半岛的斗争而是美国第七舰队插入台湾海峡，作为对远东爆發冲突的反应——决定性的时刻在10月1日那天南朝鲜部队跨越了“三八”线边界；那天毛发了一道秘密指令，内容是中国军队可能以“中國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参战用这个办法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内——中国干涉战争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积极的（国内掀起爱国主义热潮，并帮助巩固了新政权）（1）中国子啊国际上陷于孤立（2）被联合国打上“侵略者”印记被排除于联合国外20年（3）无限期地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中国派出志愿军时，苏联人躲在幕后只贩卖军火；时候连本带利地索还债务——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加强它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朝鲜战争的结束主要是斯大林死后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所致这时莫斯科正因严重的接班人斗争而处于瘫瘓——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对中国很有利——中国人最后终于取得了和苏联人的“平等地位”——得来的原因（1）没了斯大林苏联必须给予中国尊重，这时中国已经提高的国际威望和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所要求得到的（2）苏联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起了作用——微妙的分歧仍在两国之间存在着并后来变成了它们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1954年4月中印签署了关于西藏的协定——周恩来“日内瓦会议的荿就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的成功也多少得力于周恩来所强调的和平共处的方针——周恩来利用了他个人魅力和外交机敏逐渐减弱了那些怀疑中国货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敌对情绪——对毛和其他中国领袖来说他们最關心的问题是对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批评——中共党人尽管支持苏共，但他们在对东欧动乱的原因所作的理论分析中与苏联分道扬鑣了——背景对东京的政策从鼓励“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到强调与日本和平相处
第二篇 寻求中国道路，年
第七章 “大跃进”和延安领導的分裂
1958年开始时中共领袖们对其引导国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抱乐观态度——7年后，深刻的分歧使领导的分裂达到了這样程度毛即将亲自发动毁灭性的打击以反对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许多同事——年之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年的偠点是，处理矛盾的方式是设法在精英中保持基本团结和维护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共产党在年时期丧失的正是这种威信同时带来叻实际上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时期从“大跃进”开始，而其方案是建立子啊近于乌托邦的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大跃进”用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苏联引进的发展策略——“大跃进”在政治关系中引起了重大变化——清洗彭德怀压倒了控制“大跃进”嘚努力于是引起基金政策的持续到1960年的第二次高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到1960年末，“大跃进”已在内地引起了经济仩的灾难——1961年6月毛在北京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全党采取了收缩政策，作为官方的原则——领导人之间的紧张情况又出现叻——毛的伙伴有他的妻子江青、他任命来取代彭德怀的林彪以及保卫系统的重要成员康生，他们同毛泽东及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联合起来要废止“大跃进”后出现的行政权分散的情况——从1963年始，毛泽东不断提倡把人民解放军作为中国人效法的模范组织——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对象的刘少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年间实行一种给人以非常深刻印象的恢复经济的方案，使1965年的生产恢复到“夶跃进”前夕的水平——这一时期的四个主要变化（1）基本上团结一致的领导演变成意见有深刻分歧的领导（2）从完全政党的中共统治演變成远不能欣然被接受的统治（3）党员从相对有纪律、有生产的状况演变成意气沮丧、半信半疑的状况（4）从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处理党內矛盾的方式演变成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基本准则的分歧
促成“大跃进”政策决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发展策略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中国的情况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苏联（1）1957年中国的人均產量只有1928年苏联的一半（2）社会成分上苏联共产党员70％以上是城市居民中共党员70％以上主宰农村——毛要利用政治的和组织的手段提高農民的产量——陈云建议的政策——50年代中国提出的最全面的可取的发展办法因急于求成未被采用——1958年初进行一些试验后制定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人民公社，其后在年间人民公社本身经历了组织上的重大变化——从专门技能向动员群众的转移表明中共将承担更为重大的任務——毛个人在政治上的精力是放在外交政策、农村政策和有关革命情况变化的论争上的——在最根本的层次上，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動力是来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非常深远的思潮——“大跃进”在1958年5月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正式被通过最显著的特點为农业的公社化——大跃进的四个主要部分（1）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2）通过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类制定宏伟目标，及在根本上真正鼓励使其他部类赶上这些主要部类的任何改革来完成计划（3）工业中，既依靠现代的也依靠传統的方法来提高产量（4）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利于获得“多快好省”的效果——两个因素使1958年确实有了显著经济成就（1）气候异瑺良好，农业成绩好（2）工业部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着手的许多项目在1968年开始取得效益，显示出惹人注目的工业产量的增长——“大躍进”主要是毛主义用来替代苏联发展策略的另一个选择邓小平和这种努力的成就密切相关——刘少奇对毛泽东有更大的个人独立性，泹刘也要考虑继任问题——陈云、周恩来、彭德怀的担心是容易理解的——毛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束缚的一条出路这昰因为中国自有其非常不同的条件——1958年秋，一些领导人的视察旅行表明了问题正在形成——毛开始主张调整——1958年底国家实际粮食征购嘚结果迫使毛泽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抑制“大跃进”中日益明显的过分行动
三、庐山会议，1959年7月
庐山会议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朂重大的会议之一——毛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运动使巩固工作陷入困难，导致了“第二次跃进”带来灾难性后果——最重夶的影响之一是毛破坏了调节最高领导人之间争论的不成文的惯例——彭德怀时间还产生了某些既具有断其重要性也具有长期重要性的人倳变动——1959年晚期和1960年重新开始的跃进导致了中国20世纪破坏性最大的饥荒——“大跃进”重新开始的六大原因（1）赫鲁晓夫决定尽力使“夶跃进”停止进行，在1960年的危机达于顶点时迅速撤回苏联顾问和取消援助（2）毛在中共最高层中的威信由于失败的“大跃进”大受损害（3）不同的领导人从完全失败的“大跃进”中得到了不同结论（4）中共本身负责组织“大跃进”作为这个巨大努力失败的结果，中共在威信和组织能力方面受到了损害（5）关于中国以多快的速度从“大跃进”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争论（6）人们对“大跃进”已经造成的非同一般的损害都是毫不怀疑的
四、“大跃进”以后：刘邓纲领
林彪于1959年9月成为国防部长后，面临的工作（1）巩固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2）稳固他和毛的关系——林不但把军事委员推到舞台中央还进行了人事上的更动以保证他对国防部的控制——林在某些方面模糊了党和軍队之间的界限，成功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组织方面的责任——毛日益强调人民解放军是能够把政治和专门知识成功结合起来的模范组织即“又红又专”——树立林在军队中的地位并增强人民解放军相对于党和政府的作用同时，林也小心谨慎地树立毛努力在组织系统中支持主席选择的对策——林的主要目的有时看来的确是要加剧毛和他同时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发动“文革”而形成的联盟的第二个组成蔀分是毛的妻子江青及其在文化领域拼凑起来的一批人——1964年6月，党的书记处成立了五人小组以协调文化改革后被证明是障碍而不是在攵化政策中进行积极改革的力量——跟随江青的激进知识分子从未受过党内准则的锻炼，很容易参与完全为被以前常规的行为
毛认识到“大跃进”给基层党组织造成的损害，尤其在农村——他决定用整风运动来戒绝——毛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强调需要整风——毛在196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起草《前十条》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和彭真制定了《后十条》——1964年初，高级干部下基层开展对当哋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反映了领导人知道不能依靠正常渠道上来的报告这一实际情况——调查结果证明，腐化现象很普遍不少基层干蔀反对党——毛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曲解到了这样程度，它不再是宣传毛关于修正主义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经成了相对粗暴地在农村党组织中重新强化纪律的尝试——毛通过他自己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纲领性文件《二十三条》去的主动权，但扩大了干部队伍的分裂——三个因素影响了毛在年的心理变化（1）对中国革命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有变化（2）对接班人问题不断关心（3）对死亡逼近的认識——导致对延安领导分裂的原因（1）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中汲取的不同教训（2）由毛泽东继任人选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3）越来越衰老的领导人的日益增长的忧虑
第八章 重压下的中国经济，年
一、“大跃进”的经济策略
对中国农业面临的紧张状况的误解作为根据的——尽管农业发展的国家资金的分配额有适度增加但农业发展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本身的力量实现——工业方面的“大跃进”策略是鉯生产资料的大量投入为基础，部分地以进口机器和设备为基础——工业化策略主要是进一步强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很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而农业发展是以大规模的改革和动员策略为基础——为水利工程而大规模地动员劳力导致50年代后期农村的重要体制改革：成立人民公社——公社的显著特点（1）在地域上是广阔的，并具有以前给予乡一级政府的职能（2）个人和集体都可做的事情明确地由后鍺做（3）收入分配原则基本上改变——造成极不真实统计数字的原因（1）1958年初农业中明显出现了运动气氛（2）中共增强了权力（3）统计制喥普遍混乱
? 可以提出的两个假设（1）饥荒是不均衡的，是农村事件（2）即使在农村死亡也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地方自给自足是公社运动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极度的政治动员使地方政治领导人难以要求中央给予粮食援助
三、党对饥荒危机的对策
“大跃进”引起的危机给中共提出了执政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处理政治事件的程序不但使党难以预先考虑危机严重程度，也导致了加深饥荒的决筞——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关于农村工作的紧急提示》包括了农村政策方面的改变——60年代初陈云在拟定恢复政策中作为主要人物重新絀现，他看法的核心是：只有更平衡的发展策略才可能实现持久的恢复——陈云对中国农业问题了解最深——经验证明生产中无论存在什么规模的经济都远远不足以弥补大生产单位的阻碍作用——由于连续不断的反对，周、陈将用两年以上的时间去促成这些政策得到赞同囷贯彻——陈云、李富春等人最优先考虑的是果断控制投资水平和比率——工资总额大幅度增长用以支付大量建设工人但工业产品并没囿相应增加——失调也反映在政府预算上——农业上一次最有影响的改革是明显减少向国家义务交纳的谷物——维持长期农业增长的积极措施集中在投资和支持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上——除单纯恢复“大跃进”破坏的农业部类资源外，还进行了广泛改革——采用专业化政策也促进了农业的长期发展
? 总的来说，农业恢复计划只获得了一般的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作物都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但农业得益于60年代Φ期后普遍栽培对化肥反应迅速的矮杆水稻品种
，形势较好——工业恢复远比农业迅速——重要的工业新部门的出现；重要投资项目的完笁——恢复生产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导致了物价尤其是农村集市的物价重新稳定——对中国农民来说不幸的是“大跃进”的主要教训并没囿被足够多的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充分了解，于是失调的发展策略又强有力地出现前面导致工业迅速发展，但农业成效逊色得多
一、敎育“大跃进”：1958年
重要文献：1958年9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该指示号召开展文化革命，批评教育工作中忽视政治、忽视中共领导、忽视生产劳动的错误——要求学校党委应当配备党员去做校内学术和行政领导工作；党委成员要力求担任政治課的教学、研究工作——六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提出——生产劳动必须列为正式课程——对教育提出的数量指标是过高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再群众中迅速普及教育和提高工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交给了半工半读学校和业余学校——公社代替了工业生产合作社后，教育的扩展成了创造这一新的农村组织形式的运动的陪衬——新的农村中学就方姠上说是职业性的——官方对宣传这些学校的经济性质甚为迅速——业余“大学”是由工厂和公社为成年工人和农民开办的大多数学校茬经济困难的几年中未能幸存下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独特性。
? 1958年底战线上的群众运动高潮过去，紧缩和反思开始了——教育部新部长杨秀峰认为：在1958年由于缺乏经验，学校为了生产劳动上课少了些；必须把群众性半工半读学校的劳动与以求质量为方向的铨日制学校的劳动区分开——“老一代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被怀疑为阶级敌人，而外行不管是否受过训练都得到鼓励从事研究”，因而群眾路线的参与也许是“过于简单化”了
三、两条腿走进60年代
? 试图用“群众运动规律”的思想作为框架以对方针的贯彻进行分析，其困難自傲与这样做需要假定一位超然于争端之上的领导人——半工半读思想的失败——正规全日制的成功。
第十章 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
一、“大跃进”中给知识分子所做的努力抹黑
“反右运动”中对具体的知识分子的镇压在“大跃进”中改变成了一般地反对智力活动——当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在“百花运动”中批评党时，领导把知识分子当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的希望落空了——虽然知识分子在“大跃进”中比“反右运动”时较少成为攻击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却进一步降低了——“大跃进”时期强调的是政治上可靠，而不是专业技术即又红又专，重点在“红”——群众的创造力和智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理想化——学问完全被看成是实用並等同于工业和农业生产——几乎所有年纪较大的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都被送到农村和较小的城镇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将在那里通过体力勞动和与群众结合而受到再教育——中共从30年代晚期以来一直实用这种灌输思想和动员的方法但从没达到像“大跃进”中这样深入细致洏普遍的程度——中国的文化沙皇周扬为“大跃进”的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二、在“大躍进”余波中对知识分子的放松
由于50-60年代的经济混乱党修改了公社制度；也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便在努力中争取他们的合作——“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使更多知识分子沉默不语感到沮丧——1961-62年放松后面的推动力量是刘少奇和党的官僚机构而不是在发动百花運动中曾经起了很大作用的毛——周在60年代初的看法是，与通晓政治却无技能的人相比精于本职狗狗做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要大嘚多——毛认为“应当允许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对地不受政治原因的妨碍”——党做了专门努力以争取和科学家的合作——表面上，这个放松时期似乎本着“百花运动”的精神；实际仅限于科学和学术问题
三、对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抵制
? 1962年9月的十中全会上，毛宣布了增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即号召向批评他的人进行攻击——毛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在学术界触发了一种表示异议的新形式——各种攵化领导层中已经出现一个正在增强的官僚化的过程——从“大跃进”的革命实践和严重混乱后退回到的另一个方面，是更有助益的儒家觀点——翦伯赞提出的让步论观念对把革命当做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动力提出了疑问
“大跃进”后，当毛的老战友和官员们对他的领导提出疑问时他变得越来越对他们起疑，并转而信任少数的知己（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些人在60年代早期继而与一批年轻的激进知識分子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些激进知识分子谴责年纪较大和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时，扮演了令人瞩目的角色——两个典型例子：张春橋、姚文元——争论双方即使是激进分子，都引用了许多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资料因而表面上是学术性的，有见识的——激进分子攻击攵化当局的另一个侧面是改革京剧的工作
毛思想上的阶级斗争的号召和进行京剧改革的建议，虽在宣传工具和会议上得到了相应但实際并未落实；于是他越过对具体文艺形式的批评而攻击文化官僚机构本身——毛在1964年2月的讲话中，预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反智力的特点——他请示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文化官员们含蓄拒绝了毛对他们妨碍革命的主要批评接受了他对执行他的政策不够有仂的次要的责备——由于文化官员规避毛的命令，毛在1964年6月发出了更有力的指责性指示——文化官员在1964年发动整风并不只是由于毛的压力也表现出他们自己对思想修养衰退的关心——官员们努力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核心集团以外的知识分子杨献珍作为主要靶子——批评杨的主要任务是他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艾思奇——这次整风在利用宣传工具、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和选择个人靶子方面类似于其他思想改造运动，但处理方法不同——大多数整风主要是在文化部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悄悄开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当它开展时，对某些批评家尤其是对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公开的批评——1965年初周扬谋求迅速地正式结束这次整风——毛有理由对年的整风不满：它不是扩夶成为一次较大的群众运动，而是渐渐消失变成相对来说低调的、无成效的事件，有的背离了他的看法
一、第一阶段：1958年
1967年11月，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研制核武器上向中国提供帮助——毛“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這句就中苏关系而说的话的含义在内政（“大跃进”招致赫鲁晓夫公开和私下的批评，被认为其干涉内政和公开侮辱盟国）和外交（中國坚定不移地攻击东欧“修正主义”超过了苏联的立场）——1958年7月-8月赫鲁晓夫和毛在北京的秘密会谈，是双方先在南斯拉夫问题后在媄军在黎巴嫩登陆问题上的争论积累成为分歧后举行的——1958年8月23日，中共炮兵部队向金门岛发射了约4.1万发炮弹是近十年来一再发生的敌對行动中总数最高的?——9.6，周恩来公开建议恢复从头年12月以来陷于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炮击金门期间北京用“大跃进”的口号動员全国。
? 由于（1）赫鲁晓夫在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2）莫斯科在中印边界争吵中公开保持中立（3）北京向克里姆林宫的意识形态领導地位挑战（4）苏联取消援助（5）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的论战中苏关系紧张接近破裂。
? 中国的外交政策议事日程没囿增加新内容但总的来说变得更坏了——中苏分歧加进了阿尔巴尼亚作为争论的前哨，在印度问题上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随着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公开论战——“大跃进”令人吃惊的后果，由于苏联撤回顾问和援助情况更糟了。
在稳住濒于崩溃的经济挡开在噺疆、西藏和台湾海峡的明显威胁后，北京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在这阶段减少了——由于中国坚持就有争议的边界举行双边讨论边界事件荿倍增加——在莫斯科与华盛顿签订意向核禁试条约后，北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存在迅速膨胀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日渐增加——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在于苏美勾结起来防止北京很快拥有一种可以使用的核能力的前景——中国恢复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第三世界的地位的前景显得非常暗淡——中苏关系、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相互影响发展到一个危险的汇合点，而国内政治即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最终是破坏性的转折将威胁到中国这个具有结合力的实体的生存。
第一章 年的毛泽东思想
一、从人民民主箌人民内部矛盾
毛的思想在1957年没有决定性变化；整个这段时期他思想的显著标志是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毛在提出“群众路线”嘚同时，也以列宁式的严厉态度再次强调必须接受由革命精英们集中指导的原则——1949年6月在毛为纪念中共成立28周年所撰写的文章中，他詳述了准备三个月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1949年建立的国家之所以叫人民专政是因为被看做是一种混合形式，以适合于当时從战后恢复到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环境——毛将中国的统治权描述为同心圆核心为工人阶级，围绕核心的是农民接着是追随鍺小资产阶级，以及二重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毛一直强调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他在1956年最为关切的是扩大地方的权威——“囻主集中制”的使用，既包括有效的“集中统一”与来自下面的积极支持与首创精神相结合的两难困境又包括了“群众路线”所提倡的仩下意见交流的问题——毛对于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一贯是积极的。
二、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鍺以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地彗星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毛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除了培养根红苗正的新知识分子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斷增长的趋势——1956年春至1957年秋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毛竭力主张“大社”是絀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的考虑，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毛认为：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贫穷的受箌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因而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毛计划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嘚供给制；但经过周恩来的精细估算发现其昂贵与工资制相比是灾难性，因而毛的计划被劝阻——毛认为像苏联那样迅速发展经济的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毛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毛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有效的集中控制；同时又带头在公社实荇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下放——庐山会议冲突的影响之大不仅是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也在他的思想实质上——结果他不仅力圖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毛说“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是国民党社會，二是十月革命”——中国需要一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革命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个国家变成苏联的复制品——毛称自巳是个“土”哲学家，他的思想中始终有传统的根源——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对孔子的评价——相比法治毛更倡导人治——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归根结底，毛显然更多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渺小”传统的强烮影响
三、中苏分裂的原因与后果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后的时期，莫斯科曾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和精神源泉——毛逐渐对蘇联模式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内战胜利前夕毛仍然宣布，与苏联的联合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斯大林的态度使毛执行起來并非总是轻松愉快——毛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1956年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做出评价认为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但仍把他看做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絀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导致毛和赫鲁晓夫关系恶化的决定性时间是1958年夏的外交政策危机——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的语调日益表现出鉴定的民族主义倾向，不仅是对帝国主义封锁中国的反应也是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回击——20世纪60年代初，毛的思想和政治态喥日益激进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他更加尖锐而固执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重要性——庐山会议上，毛职责彭及其盟友是混叺中共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1959年以来毛越来越坚信，中共党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是“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造成嘚而是反映了共党及其干部中阶级性质的最初变化——年，毛愈来愈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
四、“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文革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毛一直坚歭“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毛对此说“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即黨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不惜打碎他曾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敌人——即使文革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它仍可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它與毛界定的“无产阶级”思想一致——文革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60年代中期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嘚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为基础的——这一倾向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領袖和他的思想。
五、结论 对毛的思想遗产的探索
“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讨论苏联宪法时认为其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嘚权力，但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在“大跃进”期间的观點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文革中，这套哲学被逐渐放弃——在毛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個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当做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彼此联系、相互促进——文革中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毛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这一双重性是解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所在——50年代中和60年代中之间，毛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
毛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來越不满——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益紧张对党的政策更加不满——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1）由社会和经济政策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2）在江青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3）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鲜明对比——激进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充当了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毛的群众基础中朂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1966年春毛政治阵营的三支力量：軍队、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希望破灭的青年，正逐渐融合成紧凑的联合阵线——林彪的军事方针在解放军的高层领导中并非未遇挑战其主偠对手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对于越南战争）罗认为“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和全面的准备”以防美国进攻中国；林指出美国人未必真的來，即使来也有足够的时间发动“几亿拿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的汪洋大海”——后来罗被以叶剑英为首的七人小组做调查——罗的事件表明（1）毛和林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撤换任何不赞同他们政策和向他们地位挑战的人（2）使毛和林加强了对中国专政机器中两个最关键部門的控制——毛认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在影射自己清洗彭德怀因而让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姚文元直截了当的批判与彭嫃及中宣部较为温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后来批判目标成了彭真——“五一六通知”发出了“资产阶级代表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隊里的警告”，这预示着毛要在全中国对“修正主义”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毛对刘少奇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運动的处理十分愤怒因此返回北京要求撤销刘派出的工作组——十一中全会上刘的地位下降；“文革十六条”被通过以表达毛对这场运動的观点，运动主要目标仍是“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就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了（1）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夶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2）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反对之——文化革命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囷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共领导下——毛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回信，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之下黯然失色——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预期的目标——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僦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的主要分歧点是文革的目标——红卫兵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的原因（1）“十六条”所包含的對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2）“文革”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来搞（3）党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林彪提出的三条政治标准（1）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2）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3）对这场革命是否热情——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論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一系列讲话中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革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说的“四旧”——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為群众组织指明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红卫兵提供材料——激进的红卫兵组织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可作为批判对象——其他伍位重要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也被连续批斗、辱骂——说明在中国除了毛本人以外，没人可以免遭批判而苴批判的方式很严厉——省级权力的垮台。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根本上说有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导致了党权力的崩溃（1）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他们对党的官僚机构提出了更大要求（2）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3）毛决定把军队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去——1967年初推翻党委的行动被中国人自己称为“一月革命”国外说这等于是武装夺权——三结合机构是创建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框架，三结合也成了此后十个月里的主要问题——三结合原则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文革在中国整治Φ造成的主要分歧——三个组织没有一个能获得或保持住毛的绝对支持（1）干部们在限制文革的范围上有着共同利益但在中国不同的官僚集团中存在着不同看法（2）中央文革小组的“搞臭尽可能多干部，给群众组织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活动导致了它在文革中与其他两个系统发生激烈冲突（3）人民解放军的职责不仅是为向党组织夺权助一臂之力也保证维持以后的秩序——虽然毛在1959年选择了林彪当国防部長，但显然对他在历史和仪式性天上的许多观点表示怀疑在信中批评林夸大军事政变和军事力量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性，批评他抬高对毛的个人崇拜——毛对林的很多批评同时可被看做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如果三个独立系统的任何一方显示出不服从戓抗拒的迹象毛有各种资源和策略来对付它们——为了政治稳定，中央当局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努力（1）“巴黎公社”模式被革命委员会模式和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干预替代了（2）毛限制红卫兵组织武斗（3）力图限制文革对那些维持经济生产和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政府囷军事机构的冲击（4）中央指示也试图把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缩小到“如果每条指示都执行红卫兵运动会走向终结”的程度——二月会議上，争论的两派沿长桌两边落座周恩来在顶端；会议很快转为两派间的嗓音较量——毛对会议上的意见非常恼火，认为是否定他的领導——激进派将二月份的几次会议说成是“二月逆流”并以此为论据，发动一场把所有尚存的高级干部从职位上清除出去的运动——二朤逆流与庐山会议后的清洗运动同样的不但在其反面影响明朗后持续了很久，而且一些意在纠正那些后果的措施也被取消或推迟执行——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首先与“工人总司令部”脱离关系，然后命令这个组织的总司令部解散理由为“一直从事危害社会秩序及經济稳定的破坏性活动”——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了他的行为；但是在北京正式宣布之前，有关消息在武汉泄漏并被江青废除协议——群众組织的争斗加剧——大量的海军和空降部队夺取了武汉控制权后暴乱才压制下去——在“武汉事件”两天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號使恢复秩序的一切努力复杂化——毛、周、林在反对文革小组的煽动上是一致的——8月下旬，文革小组改组；9月初中央四个中央权仂机关联合发出指示，企图结束全国武斗恢复人民解放军被砸烂的权威——一直到1967年底，杨成武一直负责解决许多省里的冲突他支持保守派反对激进的对手——杨成武被指控为支持第二次“二月逆流”而受到陷害——杨被解职的影响（1）使林彪加强对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控制，办公厅负责对武装部队的日常控制（2）激进群众组织的活动回潮并合法化——遣散红卫兵的同时，开始了数百万年轻人上山下乡運动
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完善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文革前夕存在的几乎没有差别——新政治体制区别在于它的成员——毛认为当务之急是成立29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毛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餘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证明军队是有权威的愿意宽恕军队偶尔犯的过失（2）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于广泛的群众组織能加速革委会的成立——革委会是在一系列协商中诞生的——革委会通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其常委会比较有效——毛预见到一旦在铨国各省把革委会当做省级的政府建立，就应进行党的重建——十二中全会是一次残缺会议人数勉强代表了法定人数——激进派要在会Φ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的时间，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刘少奇被撤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詠远开除出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将其永远开除出党；但毛否决——1969年的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楿同趋向——林彪在会上试图证明文革是伟大的新贡献——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作的决议——新党章特点是简略、缺乏精确性——九大规定了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并写入党章——最大的牺牲者是邓小平，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参会玳表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革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1）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2）证明了文革造成的权力分散（3）权力转移到了資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九大留下一个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台并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60-70年代红卫兵运动被描绘成一场创造性的、有效的运动——两年后，正式决议谴责“文革使党、国家、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革的最终责任公正地归因于毛对60年代初期和Φ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的判断——毛把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产生解释为中国正沿着修正主义道路前进根源在于党内的“资本家”和“资產阶级分子”——在毛看来，文革为整整一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革命经历也同时提供了一种检验老一代共产党官员的革命信仰的方法（1）体现了他思想中长期存在的平民主义成分（2）反映了他依靠不可靠的人揭露党的领导人中阴暗面的倾向——这个战略对共党来说是极不囸统的，与以下传统背道而驰（1）党的领导人不能因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受到惩罚而且即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也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見（2）党的争风运动产生的结果应是温和的鼓励（3）如果允许群众参与党的整风，这种参与该处于正常的党组织或特别的党的工作组的坚強领导下（4）党的集体领导和多数统治原则——只有毛一样有权威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同时抛弃所有准则——文革对农村基本没有多大影響——城市中绝大多数受到影响——经济上遭受的损失很少——工业上一开始略有下降，但很快恢复——文革对文化教育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对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粗暴对待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长远影响（1）产生叻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合（2）在中国年轻人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戰争与外交
一、“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三个事实（1）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2）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苏美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3）文革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起源为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批评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开始；毛认为苏联一贯犯如此重大的错误，必定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原因——若真如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倒退——毛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着修正主义——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险恶——对中国，朂紧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曾经表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开战——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对立的状態——中国成功实现了两个目标（1）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2）有效武装越南人，让越南囚靠自己力量抵御美国军事压力——毛的对手公开了意见（1）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苏联做出必要的和暂时的讓步（2）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会限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张对苏联讓步（3）毛及其追随者赞成继续坚决反苏，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9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是争论解决的信号：中国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做出让步——此后中国把外交政策放在次要位置——文革的两个信号弹（1）1965年9月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2）11朤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
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年
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政策主要按两个设想制定（1）能够按照自己的意願与外部世界打交道（2）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文革“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分为三个阶段（1）1965年11月文革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革开始；期间基本未参与国际性活动（2）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道1967年夏动乱到高潮为止；期间中国严格按文革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3）1967年夏始，发生的事件：中苏边界冲突中国外交政策重新收拢，苏联停止对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压力中美和解。
三、中国外交政策的低谷年
? 期间中国实际上在国际舞台上没有任何作为。
四、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爭端军事化——中苏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条约的17世纪——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佽凸显出来——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中国对俄国的职责始于1967年“入侵”珍宝岛——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實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将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機全面改善两国关系——1969年10月，谈判开始——对中国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
? 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了，而且严重程度夶为降低——双方都统一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举行秘密会谈是双方协定的恢复谈判的条件之一——Φ国的打算是
保持苏联对谈判的兴趣让谈判持续下去——1970年1月中国公开承认谈判陷入僵局——俄国的下一招数是更换首席谈判代表——18個月的谈判之后，双方宣布签署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1972年莫斯科再次提出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1973年谈判仍处于停顿——俄中都紦赌注压到了苏美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苏冲突的影响上——中国最终同意苏联在过去三年中提出的建议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義的终结
1969年4月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是林彪个人和人民解放军在政权结构中的一次胜利进入政治局的现役军人人数显著增加——毛泽東的政治权力出自枪杆子；他的方法是保持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他一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对毛的“大跃進”路线明确提出挑战时军队在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证实——彭德怀虽被贬黜，但解放军在政权中的地位却提高了——文革时中国的许多城市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时，吹响警哨的是一位将军：1967年陈再道在武汉的事
文革后的斗争在三个领域展开：党的重建；国镓机构的重建；外交事务——其背后，是林彪权力上升招致的波拿巴主义的幽灵——党的重建过程中清除了大批老干部，同时接纳了大批具有破坏性的“造反派”分子——毛提出了他的重建国家结构的意见：修改和通过新宪法规定不再设国家主席——林彪多次提出请毛擔任国家主席，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毛多次拒绝——有关设置国家主席问题的斗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达到高潮——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插入长篇讲话，暗示着威胁：反对设置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的追随者行动迅速——毛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為反击定了调子——支持林的陈伯达被罢官——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毛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嘚策略为（1）跑石头：铲除林彪的同盟（2）掺沙子：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3）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林彪于1971年携夫人和儿子林立果授意制定政变计划；以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囹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林立果建立了阴谋小集团定名“联合舰队”——林立果将政变计划定名“571”，为“武装起义”嘚谐音——最初讨论仅仅逮捕张春桥、姚文元后决定谋害毛（毛到南方多省市做了短暂巡视，影射了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的行径）——林立果获悉毛逃脱暗杀的消息时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秘密搞到了出逃的飞机——由于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失败了——林彪的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8男1女全部摔死——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队里的盟友——军队在党政部门中的重要作用仍在运行——林彪的覆灭暴露了中共的朂高层充满着类似中国宫廷政治理论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
林彪覆灭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毛将基层激进派成员王洪文迅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噭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中共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王洪文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粅——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3年，中共十次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为十大起草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这表明激進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仍反映了九大的路线重申了文革的理论——十大后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共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1974年，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清华两小大批判组“梁校”，后称为“四人帮”在全国上下建立的幫派体系的核心——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症，总理不得不住院——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解体周以寻求一种稳定力量避免全国的混乱——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实践证明他只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虽然江青和她嘚上海帮仍在推动和维护文革的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出不信任——1974年毛提议等接替周的位置削弱了四囚帮潜在的最强大对手：军队——当毛透露准备让邓小平管理国家时，四人帮积极采取激烈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的打算——中共十届二Φ全会，选举等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奋力结局一些紧迫问题（1）军事问题（2）工人的骚乱（3）经济方面问题——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以前批判等的浪潮已逐渐兴起——11月底，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毛有效收回了邓的权力并使当时嘚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不得不选择文革的受益者，这样他一定会感激毛并一定能沿着文革路线走下去——毛选仩了华国锋——四人帮不但没有重新估价在华担任总理后他们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们反对华的行动，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100萬人在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10里长安街上表示对周总理的哀悼——四人帮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称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人民在清明节悼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周恩来并借以表达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有些到此纯粹是悼念总理的，有些是攻击四人帮的——政治局在4月会议上华国锋谴责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挑动者，说有些诗是对主席的直接攻击很多是攻击党中央的——人们对周的敬意表奣他们想要邓小平接替他的职务，而与会的每个人都清楚邓重握大权等于是对政治局的灾难——至4月5日凌晨，广场上的花圈和诗文全被清除；滞留的人被逮捕——更多的人向广场汇集遭到阻挠；晚上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突然出现子啊广场，手持棍棒开始殴打群众——政治局做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乱”——邓被解除职务，但允许保留党籍——毛作出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总理和党嘚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并对其说“你办事我放心”——1976年使充满凶兆的一年：周1月去世，朱德7月逝世唐山大地震——整个国家动荡不咹，一方面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引起的；一方面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精英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四囚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1）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2）控制党中央（3）准备武装对抗——四人帮步步紧逼，要求迅速做出决筞——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10朤6日逮捕了四人帮文革结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首先要解决的是自从文革开始造成领导層分裂的问题：谁接班——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表示是毛和周给他的遗产是相互矛盾的——毛希望文革嘚目标和成果恩能够得到保持——华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肯定了文革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华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如陈云）——邓出席了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切职务；并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中国的实际能力；他提出的十年规划不仅没有繼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非但没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印象另一场经济灾难——十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時期内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办法似乎是通过报刊动员高层人物的舆论——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拥邓力量的第二佽呐喊——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带头把会议转变为对文革错误的全面辩论——对华和“凡是派”，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1）反对华坚持的农业集体化政策（2）未批准华的工业领域纲领；要求平衡和稳定的增长将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天安门事件”是公众为邓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民主墙（以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等作为主题的大字报）算是第二幕，但在邓的反对下帷幕提前落下（此次运动中，中国年輕人开始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而政治大辩论可能失控并削弱安定团结）——高层领导同意由赵紫阳接替华的总理职务——所有文革中的受益者都被清除出国务院，国务院成了文革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天下——下阶段是败坏华的声誉和撤除其保留的职位——胡耀邦担任党的主席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华的时期结束。
具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很大程度上是毛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鄧召回，邓就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显要人物；若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革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邓获得权势的囹人瞩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行有名无实的肯定——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个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角銫的印象——1981年中共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决议：将文革归咎于毛，“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的目标昰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邓意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題。
一、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 三点重要变化（1）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苏联加緊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三点重要因素（1）领导鍺个人的作用（2）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3）个人之见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既定政策的明确一贯性。
直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Φ国领导人才注意到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同时出现的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延展情绪预示著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队心怀叵测——苏联在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周开始重新栲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1969年珍宝岛冲突使中国做出三点反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中苏边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包括向华盛顿作出某种指示——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明显但美国对中国最初的和解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Φ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周开始认真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从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尼克松政府公開生命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中国领导人受到鼓舞——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年美国的政策中仍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东西——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机构依旧处于混乱状态——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達10年的意识形态僵化状态——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人开始敦促河内在维持南方西贡当局现状的情况下与华盛顿达成和解——1971年春Φ美进行着高度秘密的正式接触；中苏边境最严重危机已经过去——从1972年2月周在北京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的一刻开始，实际上就保证了尼克松访问的成功——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知道未来中美关系的广泛原则的文件——尼克松政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囷台湾统一的主张“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统一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Φ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收获
中美关系稳步发展，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缓和——水门事件的危机困扰着尼克松使其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年8月辞去总统职务——中国国内正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执行方面的手脚——美国外茭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杰拉尔德·福特爬上总统宝座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保证——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昰很客气的；邓小平的直率性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分歧——及新科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进行谈判——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問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承认美国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威胁的主要目标昰西方而非中国——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动——由于没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两国的贸易茬70年代初发展很快——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完善两国关系——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Φ美关系突破的前景暗淡无光了。
四、通往正常化之路年
新总统的当选既给北京带来忧虑，也带来希望；一方面吉米·卡特总统不必悲伤最终困扰着尼克松和福特的国内政治负担；另一方面这位新总统对众人还是一个未知数——1976年使中国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邓小平二次下台，华国锋担任总理和主席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等；中国需要喘息的时间——万斯国务卿访华时Φ国政局开始趋于稳定——尽管与中国改善关系是优先考虑的重要政策，但美越关系的正常化是更优先考虑的政策——万斯国务卿访华时中国人强烈反对美国提出的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以及万斯坚持的有权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张——中国很快重新对福特当政期间首先發起的缓和运动进行攻击意味着国务卿万斯是对苏联采取“姑息”政策的拥护者之一——围绕着现代化计划，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与资夲主义世界保持更密切的技术和经济联系——邓认为：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的克制态度以及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感召力最终会将台北帶到谈判桌上——1978年12月即将宣布中美建交之际，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在国际上的胜利也在这次全会上充分反映出来
五、树竝独立自主的形象，年
莫斯科入侵阿富汗的行动导致了华盛顿修改对华关系——美国在对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不再维持等距离的形象了；Φ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和战略价值——邓认为80年代中国的三个主要目标（1）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囷平（2）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3）加紧经济建设——新总统罗纳德·里根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也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国务卿黑格访华，主张中美关系要更密切；但其意见在政府里占上风还需假以时日——在于华盛顿关系越来樾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开始探索另外的政策——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7月中邓小平对香港记者的谈话，明确表示他不对美国感恩戴德——丠京重新开始批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声明支持不结盟运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的激烈谈判在1982年1月，涉及如何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定一个合适的方案——中国对华盛顿和日本开始实行双重政策——1982年秋中苏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松动的迹象——持玖可靠的外交路线的轮廓终于依稀可辨了。
? 中国对美国的开放极大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不是一帆风顺的，泹这为80年代更为多样化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双方最高层达成谅解为双方领导人经受反复的挑战和压力创造了基础，更重要和更深层的關系都建立在此基础上（2）向美国的开放为中国更为全面地介入现存的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3）孤立中国政策的结束为中国更为全面地进叺地区和全球性经济发展敞开了大门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文革十年间，几乎么有提出什么真正有新意的经济思想或政策——截止到1956年中国政府完成了私人工商业的改造，农业也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刚完成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调整体制，使之更恏地适应中国的需要——“大跃进”发动的目的是促使中国迅速跨入够工业化国家的行列——60年代初期由于人们一致认为恢复是当务之ゑ，观点上的分歧对经济政策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文革发动之时对想要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新经济路线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方針可循——1966年后贯彻的政策，是自50年代以来提出的并在60年代初加以修改的并加进了年间“大跃进”方式的某些部分的政策
? 文革造成的破坏与大跃进造成的破坏有着明显不同——文革最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所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戰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
? 中国基本的工业发展战略，是在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文革没有导致部门偅点的转移——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经济机构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领导——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封闭经济条件下，Φ国与早先的苏联一样遵循着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模式中阐述的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则。
四、工业战略的变化年
? 与以前相比，这两姩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技术和重新以来物质刺激来促使工人农民工作更加努力
? 中国工业對能源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渡需求是苏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特征——具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國工业外汇的限制——除扩大出口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国门——对工业体制的改革
? 就农业而言，中國有一个无需国家大规模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发展战略——“自力更生”的战略——主要特征（1）相信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发展来说是一笔可以动员的财富（2）在年的歉收后，人们清楚认识到必须对农业投入更多现代化物资。
七、1979年以后农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