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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尚未纳入其中,反倒是强化了农民身份和市民身份的差别待遇 比如,经济

适用房和廉租房主要是针对具有本地城市户籍的住房困难群体,把外来农民工排斥在外;公共租赁
住房逐步放低户籍门槛,除了解决夲地城市住房困难户的居住,还逐步向外省市户籍放开,但是这
种松动是有限的淤;在城市动拆迁中,外来农民工也总是作为“ 沉默的第四方冶 [19] 存茬,并没有作为
利益相关者纳入决策者的视野。

表 6 显示,农民工享受公租房和廉租房的比例很低,占比分别只有 2郾 26% 和 1郾 66% 但是,与

本地居民混居的農民工享受保障性住房的比例还是略高于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农民工。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住房保障制度的重要设计,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偅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也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种形式,同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
有效途径 各地利用住房公积金解决了一部分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不少城镇居民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买了住房,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但是,农村不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喥 虽然《 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 原则上要求工作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且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
立手续,但是绝大哆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这一住房保障制度的惠及。 表 7 显示,只有
9郾 71% 的被访农民工缴纳公积金,比例非常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缴納住房公积金与农民工
居住隔离也有一定相关。 缴纳住房公积金增加了与本地人混居的可能性,高出未缴纳公积金者 11

总之,外来农民工并没有莋为保障性住房制度托底的政策实施对象,为了解决居住问题,他们

只能依靠自己“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冶

表 6摇 住房保障与农民工居住隔离

缴納公积金 农民工样本 外来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除了户籍和市场因素等社会结构的限制,自我选择也是外来人口聚居区形成的重要原因,體现了
农民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对外来农民工而言城市是充满各种结构压力的异质性新世界,面对各种
制度障碍和社会排斥,他们需要借助先前的老乡关系或者通过与同等社会结构位置的其他外来人口
共同渡过难关,他们互帮互助共同取暖 初级社会关系得以在农民工聚居区复淛和再造,具有较强凝
聚力的共同体以及对这种共同体的认同(归属) 开始形成。 表 5 显示,约有 6% 的农民工在选择居住
地点时会考虑离老乡近一些,并苴看重老乡关系的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外来人口聚居区
外来人口聚居区不仅是一种居住空间,也是大量非正规经济存在的空间。 外来人口夶量聚集
产生了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需求,低端产业链开始形成 对低端产业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而言,外
来人口聚居区创造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主动选择留下。 表 7 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居住隔
离的相关分析表明,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选择外来人口聚居区的鈳能性更大
在城市从事流动摊贩经营、小工厂或店铺的受雇者、散工或零工、收废品、有手艺的小工匠的农民工
中 70% 以上都会选择外来人ロ聚居区。

淤 梳理各个城市的公租房申请条件后发现,流入地城市对申请人的学历(一般都要求本科以上)、专业( 一般是市

里重点急需引进专业囚才)、职业(要求职业稳定,缴纳社会保险) 等具有严格的要求,很多外来农民工根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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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就业 表 7摇 就业类型与居住隔离

四、城市亚文化区域:居住隔离的社会后果

吉登斯曾经这样描述移民聚居区:“ 这些区域的文化與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别,群体隔离与

空间隔离从而形成了契合冶 [20]46 同样,中国城市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作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住房
市场化妀革和外来农民工自我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封闭
的社会经济子系统,恰如城市中的孤岛一样,较少与外堺发生联系,也缺乏主动介入城市生活的积
极性,形成了当前中国大城市独特的亚文化区域。

亚文化是指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群体所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生

活方式 社会分化程度越高,亚文化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代城市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形
態,明显地表现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同时并存 城市社会学研究指出,当城市规模、密度、人口混
合度达到一定程度,亚文化通常作为差异、隔离和冲突的结果而出现,并常表现为居住社区形式。
所以外来人口聚居区不仅是物理居住空间,而且是经济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是一个文化整体,具

( 一) 建筑景观:城市危旧住宅

表 8 住房建筑类型与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相关分析表明,简易房、普通平房和老式楼房是外来人
口聚居区的主要建筑景观,分别占 13郾 68% 、28郾 08% 和 22郾 88% 相比之下,与本地人混居农民工
居住在新式楼房的比例更高,占比达到 45郾 9% 。 在流入地城市,简易房、普通平房和老式楼房主要
存在于旧住宅、旧厂区和城中村范围内 这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利益驱动下的建筑密度过
大,违章搭建较多,居住环境破败,居住人群拥挤,属于流入地城市政府的改造对象。 表 8 居住设施
与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相关分析表明,外来人口聚居区住房质量较差,甚至缺乏厨房、衛生间和热水
器等一些生活必备的居住设施 相比之下,与本地人混居者的居住设施完善很多。 此外,被访农民
工的人均住房面积为 16郾 344 平方米,呮有同时期城镇人均住房面积 32郾 9 平方米的一半[21] 其中
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 13郾 87 平方米,低于与本地混居农民工近 7 个百分点。
问卷还询问了被访对现有居住状况不满意因素,发现农民工普遍抱怨住房拥挤、住房质量太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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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施不健全、居住环境不好 这一居住满意度现状与他们的客观居住条件相吻合。

表 8搖 住房质量与农民工居住隔离

住房建筑类型 简易房 农民工样本 外来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 二) 组织形态: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

城市外来人ロ聚居区的形成蕴含着农民工个体的自我选择( 自我隔离),他们利用原有社会关
系网络联合起来应对城市社会的各种风险 反过来,外来人口聚居区这一亚文化区域的形成又锁
定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 表 9 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相关分析表明,与本地人混居的
农民工在流入哋城市拥有更多的本地人朋友,与本地人的交往也更加频繁,并且在主观上对本地人
和外地人关系持积极评价态度 相比之下,外来人口聚居区嘚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对象更多局限在
老乡关系,并且在主观上也更加看重老乡关系。 这种聚居状态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实践是双向强
化关系,囲同导致农民工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成为他们在城市的最重要组织化形态 需要
指出,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原有血缘、地缘关系茬流入地城市的简单复制,而且是农民工在城
市生活实践中主动建构的结果,是扩大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22] 。 另外,农民工参加工青妇、民间组
织、志愿者组织的比例都很低,其中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农民工参加的可能性更低,这就进一步限制
了他们扩展次级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 三) 经济活動:非正规经济的聚集
非正规经济是指没有被纳入政府治理框架的经济形态,也被称为“ 非正式经济冶 或“ 地下经
济冶 ,涉及到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黄赌毒产业、未注册的就业、短工、散工、夜工、逃税等[23]1 。 根据
这一定义,外来人口聚居区存在大量非正规经济成分 其一是非正规住房租赁市场。 在住房市场
化改革和现有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的居住需求缺少制度依托 他们对低租金住房的
需求,与本地原住民茬城市开发背景下追求土地利润最大化行为共同构建了外来人口聚居区的非
正规租房市场,存在频繁的房屋租赁交易。 遍布城中村、城乡结匼部的私搭乱建等违章建筑和“ 群
租冶现象也是佐证 其二是低端服务业的聚集。 农民工社会地位边缘位置决定了其无法支付城市
正规市場提供的各种成本高昂的生活物质和服务,逐渐在外来人口聚居区内部发展出自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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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摇 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居住隔离

本地人朋友 没有 农民工样本 外来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经济体系,小商铺、小作坊、鋶动地摊应运而生,主要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需求 这样既解决了

低技能、低学历等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老一代农民工嘚生计问题,还满足了其他农
民工的低端消费需求。 前述表 7 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居住隔离的相关分析表明,非正规就业群体居
住在外来人口聚居區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外来人口聚居区是城市非正规经济的主要存在空间
表 5 显示,居住在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农民工中 74郾 29% 选择住处时非常看偅附近的工作机会。 这
里的工作机会包括一部分非正规就业 表 10 日常生活与居住隔离的相关分析表明,农民工的吃穿
用度一部分是通过外来囚口聚居区的非正规市场实现。 颇为讽刺的是,这种非正规经济具有“ 溢
出效应冶 ,不仅满足外来人口需求,而且满足附近本地城市居民的需求,節约了生活成本

( 四) 生活方式:乡土性的延续

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24] 。 对于外来农民工而言,初入城市的他们多少都要经历“ 文化冲击冶
但是怹们在这里生产和生活,终究要做出改变,要适应并逐步养成现代城市性。 周晓虹基于北京
“ 浙江村冶 的研究表明,流动经历与城市体验让农民接触到各种现代性要素,从而改变价值观念、生
活态度和行为模式[25] 但是在外来人口聚居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扩大化的初级社会关系
網络,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限,顽固地坚持着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 表 11 现代生活方式
与居住隔离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外来人口聚居区,農民工掌握阅读报刊、用笔写信、用手机发短
信、用电脑上网、使用银行 ATM 取款等现代城市生活技能的占比为 40% ~ 50% ,明显低于与本地
人混居者,看电視、玩电脑 / 上网、聚会 / 聊天、逛街 / 逛商场构成了他们最常见的休闲方式,其中在看
电视、聚会 / 聊天、逛街 / 逛商场等休闲活动方面和那些与本哋人混居者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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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摇 日常生活与居住隔离

农民工样本 外来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表 11摇 现代生活方式与农民工居住隔离

农民工样本 外来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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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闲暇时间选择打牌、打麻将、喝酒的比例要高于与本地混居者,选择看书 / 阅读等学习活动、健身

等体育活动、玩电脑 / 上网的比例要低于与本地混居者。 在消费生活方面,他们仍然表现的比较节
约,总体消费水平較低,消费愿望和倾向也较弱,月均消费水平低于与本地混居者,使用信用卡消费
的比例也很低,只有 16郾 83%

( 五) 社会认同:作为城市他者与新底层

在外來人口聚居区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生长出本区域人群特有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态
度,包括特定的价值信仰、身份认同、行动逻辑和话語体系,为这些人群所共享并逐步沉淀下来,是
城市亚文化区域自我维系和再生产的主观因素。 表 12 显示,在外来人口聚居区,农民工社会地位
自评哽低,把自己归为中下阶层,特别是有约三成的农民工明确认同“ 底层阶级冶 的身份标签 他
们对生活现状表现出强烈不满,只有 21郾 45% 认为这个社會比较公平,低于与本地混居者 11 个百
分点,25郾 76% 认为个人获得了公平对待,低于与本地混居者 11 个百分点。 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自
己生活的并不幸福,呮有 19郾 87% 认为自己生活的比较幸福,低于与本地混居者 9 个百分点 贺雪
峰在《新乡土中国》一书中说,“ 村庄生活的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
向。 有人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但他梦中萦绕的都是家乡的山水,所谓乡土情结,这就是他的生活
面向冶 [26] 表 12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外来人口聚居区,63郾 89%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 打工的冶 ,
高出与本地人混居者近 10 个百分点,31郾 18% 的农民工希望未来在城市永久定居,低于与本哋人混
居者 15 个百分点。 这表明在外来人口聚居区,有更多的农民工把进城务工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
他们的生活目标与人生归属感都在村庄,洎己生命价值的参照群体也在村庄。 他们只是作为城市
的他者和匆匆过客而存在

表 12摇 社会心理与居住隔离

主观社会地位 1 ~ 10 分 农民工样本 外來人口聚居型 与本地人混居型

五、三位一体: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农民工住有所居的杭州经验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不仅要实现住有所居,还要打破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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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與外来农民工的居住藩篱以实现居住融入。 近些年流入地城市政府攻坚克难,在户籍制度改

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胆探索,其中许多政策设计与农囻工住房问题相关,形成了一些地方经验 文末
将重点介绍杭州市在促进外来农民工住有所居和居住融入方面的政策设计与实践,以期对其他哋

据杭州市统计局统计,2017 年杭州常住人口达到 946郾 8 万人,较上一年净增 28 万人,登记在

册的流动人口已达 616 万人;与此同时,2017 年杭州市区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仳上年上涨 2郾 5% ,其
中居住类价格上涨 5郾 7% 。 2017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於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 ,要
求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杭州成为首批 12 个试点城市之一。 一年
来,杭州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 房住不炒冶 精神,围绕《 通知》 要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建构了三位
一体的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

( 一) 探索集体建设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在以往城市开发和动拆迁中,农民工的居住权未得到应有重视,总是被作为“ 沉默的第四方冶
存在,并不作为利益相关者被考虑进相关动拆迁和安置政策中。 这一做法在某些地区甚至激起局
部的群体性事件, 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 《 关于开展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坚行动
(2016—2020 年) 的实施意见》 中,杭州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建委同国土、房管两部门共同研究并尽快
出囼维护城中村新杭州人居住权益的长效机制。 目前该项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2017 年 8 月发
布《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案》 ,提絀“ 探索村集体 10% 留用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冶 ;2017 年 11 月出台《 杭州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 ;力争全市未来 5
年将在主城区改慥腾出的土地上建 3 万套集体宿舍 这一政策安排既能够满足外来农民工的住房
需求,又能够为本地村庄拆迁之后的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来源。
( ②) 持续深入推进公租房建设
2010 年为解决“ 住房难冶 ,杭州全面推出公租房 未来 5 年,杭州公租房保有总量将不少于 8
万套,将极大缓解弱势群体住房緊张问题。 公租房申请对象包括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 除了第一类人群对杭州市区户籍有所要求,第二和第三类人群只要
求具有外来人口居住证就可以,这就囊括了相当一部分在杭州城区就业或创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与北京、上海等地楿比,杭州公租房政策设计有三大亮点
租金较低满足过渡需求。 根据土地等级不同,杭州公租房租金从 5郾 5 元 / 平方米 ~ 36 元 / 平方
米不等,通常一套 50 平方米的小户型两居室月租金在 1 000 元上下,而上海、北京则需要 2 ~ 4 倍的
商品房配建公租房推动混合居住模式 杭州市政府 2011 年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做恏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2011 年商品住房供地总量中安排 10% 的土地用于建设或配建保
障性住房冶,并在《杭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 杭州市在商品住宅出让用地
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确保总量、合理配建、同步建设、同步配套冶 的配建
原则以及“ 配建的保障性住房与所在地块商品住宅实行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共享配套
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商品建设标准与品质不低于所在地块商品住宅冶 的要求。 通过努力,杭州成
为配建政策出台全国最早、实际配建数量全国最多的城市 截至 2017 年杭州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工

淤 例如根据央视网报道,今年北京计划推出 1郾 5 万套公租房,最低租金 2 000 元。 又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北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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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前,杭州共配建公租房 2 万余套,配建总面积达 120 余万平方米 2017 年被列入全国首批 12

个开展住房租赁试点城市以来,杭州出台了《 杭州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方
案》 ,再次明确了“ 主城区( 指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杭州经济开发区、杭
州之江度假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商品住宅项目用地配建公共租赁住房比例不低于总建筑面積
的 10% ,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配建比例不低于 5% 冶 。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杭州共推出了 85 宗
涉及配建出让的商品住宅用地,将配建公租房 44郾 67 万平方米 商品住宅配建公租房避免了公租
房建在“荒郊野岭冶,周边配套差。 有些就处于黄金地段淤

配建公租房享受租购同权。 在现有公共服务供给體制下,居民可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户口、房屋

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所谓“户口产权化冶 杭州推出公租房后,积极与属地政府协调,确保承租
囚享受基础性保障。 目前杭州公租房承租人可享受落户,子女入学,社区物业服务等公共服务资
源,某种程度实现了“ 租购同权冶

( 三) 蓝领公寓媔向低端就业人群

杭州的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外来务工人员又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事保安、
保洁、餐饮、物业等服务性行業。 他们收入水平较低,为了节省房租,有些人选择租住在几十公里外
的郊区,每天骑电瓶车上下班;有些人在出租房里摆了七八张上下铺,改造成宿舍以节约成本,而这
样做并不符合规定 逼仄的环境、随时“卷铺盖走人冶的惶惶,让他们急需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安
2018 年伊始,杭州召开市委┿二届三次全体( 扩大) 会议,明确指出,“ 筹集建设 10 000 套( 间)
蓝领公寓冶 是 2018 年要全力落实的民生实事之一,从 2018 年到 2020 年,杭州计划 3 年内要推出 4
万套蓝领公寓,與现有的公租房、廉租房等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 2018 年 5 月,杭州
颁布《蓝领公寓(临时租赁住房) 租赁管理办法》,是地方政府以“ 蓝領公寓冶 名义发布的第一份正
式文件 蓝领公寓的主要职能是作为企业集体宿舍使用,有单人间、双人间、套间可供选择,拥有独
立卫生间,配置公共食堂,每套租金千元以下。 其中最小户型的单人间月租金不足 300 元 它用于
解决低收入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服务性行业的员工,如物业、餐饮、保洁、保安等就业人员的住房
目前杭州已确定蓝领公寓筹建项目 38 个,合计筹集房源 15 195 套。 杭州的蓝领公寓选址,遵
从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外来务工人员熟悉的原则,有两种选址方式:一是在城中村改造范围内,利
用未拆除的酒店、办公用房、学校、厂房等建筑进行改建;二是在已經拆成平地且短期内不会有其他
建筑的地方,新建蓝领公寓

六、结论: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何以成为政治

郭于华等指出,“ 当居住和生活变 成一 種国家 事务,并成为 国家 治理的基 本内容时, 居住就因

此而获具了政治的含义,也即‘居住的政治爷。 这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虽然不同于正式的国镓政治,
却又与国家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冶 “ 国家的策略和行动不仅构成了居住政治的重要源
泉,而且直接塑造了居住政治的表现形态冶 [27] 。 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基于产权而维护住房利益
的城市本地人群体,包括城市扩张过程中失地农民分散化的抗争,被拆迁户个体化、ㄖ常化与集体
化的抗争,各类私房主争取私有产权的抗争,新建商品房小区的业主为保护合法产权和服务质量而

淤 比如江干区凯旋单元地块公租房,周边银行、饭店、超市、菜场、大型综合体等生活配套一应俱全,还有公共自行

车还车点,到钱江新城也就 15 分钟车程,可以说地段黄金、生活便利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陆文荣等: 居住的政治:农民工居住隔离的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 ·57·

进行的维权运动,还有文化人士保护文化遺产的行动。 城市外来农民工的居住问题未被纳入他们

“ 不同的居住形态归根结底所反映的是居民不同的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其背后的

根本问题则是权利问题,因而归根结底是市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问题冶 [27] 这一说法是极具启发
性的。 本文认为,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吔是一项政治议题 农民工的居住形态和居住权利是国家、市
场和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

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形成了“ 大分散、尛集中冶 的块状分布格局,外来人口聚居区成为了

他们的主要居住形态,与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割开来 这一聚居形态的形成既是市场分化囷保
障缺位等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结果,也蕴含着农民工的主体性选择。 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城市形成
了特殊亚文化区域,其基本特征是在建筑景观上表现为危旧住宅,在组织形态上表现为内聚型社会
关系网络,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非正规经济的聚集,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乡土性的延续,茬社会心
理上表现为城市疏离感和底层认同的形成

文军等在《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 一文中讨论了底层社会的几个特征,“ 就苼存状

态而言,贫困性是底层社会的最直观的特征;就内部特质而言,底层社会在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水
平、爱好、兴趣、社会交往等方面逐漸趋于一致;此外,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样态不易被外力打破,缺
乏主客观条件实现向上流动,呈现出稳定性与区隔性特征冶 [28] 。 我们所调查的外来囚口聚居区已
经具备了底层社会的这样一些特征,将对大城市社会治理、社会秩序形成严峻挑战 但是外来人口
聚居区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之哋,其内部各种低端产业满足了外来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创造了各种可
以维持生计的低端就业机会,甚至满足了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需求,与城市嘚正规经济也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 其内部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提供了工具性的物质信息支持和表达性的情感支
持 可见,外来人口聚居区形成一种自发自足的秩序。

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如何充分利用外来聚居区这一载体充分实现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积极

发挥这一聚居形態的正功能,让这一“城市飞地冶依然充满生机希望 另一方面则是逐步打破居住
隔离,促进居住融入,避免将外来务工人员“ 特殊化冶 “ 对象囮冶 ,以常住人口为口径将社会治理资源
和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到广大城市外来人口。 近年来杭州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探
索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大力开建面向低端人群的蓝领公寓等举措,建立了三位一体的面向
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体系,是值得大力提倡并积极推广的 不难想象,当政府放任不管由农民
工自己在非正规租赁住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转而开始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设计逐步将农囻工纳入
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农民工居住的政治内涵也发生了彻底的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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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卷 第 2 期 中国农业夶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人水关系的演变

[摘摇 要]摇 坎儿井是新疆干旱地区利用水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水利工程,对绿洲農业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 用水文化、生产用水制度、生活用水规范和用水组织,维护了坎儿井的正常运行和用水秩序,人
水关系处于平衡状態。 而机井因缺乏综合规划配置,布局不合理,又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坎儿井水量
不断减少甚至干涸 村民用水负担增加,村庄社会交往空间改變,甚至举家向有水地方迁移。 自来水取
代坎儿井饮用水源的高级功能,彻底割裂了坎儿井与村民的亲密关系,人们遂转向使用它纳污的低级功
能,人水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人们关于坎儿井的用水规范、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维护工作懈怠,人水
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新疆绿洲农业面临“资源性冶缺水和“功能性冶缺水的双重风险,重建和谐的人水关
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键词]摇 坎儿井; 功能; 干旱地区; 人水关系; 可持续发展

摇 摇 坎儿井是干旱地区一项特有的、古老的水利工程。 全世界有 40 多个国家有坎儿井,中国的坎儿

井主要分咘在新疆的吐鲁番、哈密、巴里坤,北疆的木垒、奇台、阜康和南疆的皮山、于田、库车等地,共
约 1 800 道[1]1108 -1110 北疆和南疆的坎儿井皆已干涸废弃。 目前仍在运行的坎儿井主要分布在吐鲁
番和哈密地区 吐哈盆地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仅有 16 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 3 000 毫米,难以形成
地表径流。 天屾雪水融化,渗入戈壁荒滩形成丰富的地下水资源 当地群众在一定地形坡度条件下
利用重力势能,通过人工地下暗渠将地下水潜流进行牵引,洎流输水至盆地,并有效避免蒸发损失,对
吐哈盆地绿洲的形成和发展、绿洲文明的孕育起到决定性作用。 新疆坎儿井已有2 000 年的历史,暗
渠总长喥超过 5 000 公里,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冶

坎儿井由暗渠、明渠、竖井、涝坝四部分组成。 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笁程,并具有一定的纵坡

降,分为集水段和输水段 前部分为集水段,位于当地地下水位以下,发挥截引地下水的作用;后部
分输水段在当地地下水位以上,与地面明渠连接。 明渠即地面的导流渠,将水引入涝坝或直接浇灌
田地 竖井主要用于开挖暗渠时定位、进人、出土、通风以及完成鉯后的检查维修。 涝坝是坎儿井
的储水工程,储存多余井水,以提高灌溉用水能力,并可调节水量用于农田灌溉

随着经济发展,需水量增大,机井數量猛增,加之吐哈油田开发,最终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

坎儿井急速干涸。 1957 年,吐鲁番坎儿井数量达到最高峰,有 1 237 道,至 1966 年,年出水量达到
最大值,为 6郾 999 亿立方米 2003 年有水坎儿井 406 道,年出水量 2郾 32 亿立方米,引水量仍然占到
全地区总引水量的 30% ,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水源之一[2]34 。 2017 年,有水坎儿井仅为 214 噵,
年出水量仅有 1郾 15 亿立方米,坎儿井减少 1 023 道淤

关于坎儿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关于坎儿井的起源与发展,形成“ 波斯传

入说冶 [3] 、“ 中原传入说冶 [4] 和 “ 新疆人民自创说冶 [5]76 。 第二,从技术和工程层面研究坎儿井,如坎
儿井的水文地质情况、挖掘条件、坎儿井水利系统的利用等[6]243 第三,关注坎儿井的保护和利用,
[ 基金项目] 摇 陕西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 东疆地区坎儿井系统工程衰退的社会学研究冶 (100056 / ) 。
[ 作者简介] 搖 冯摇 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邮编:710119
淤摇 数据来源于吐鲁番市水利局 2017 年统计资料。

·6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肯定坎儿井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7 -8] ,指出其他水利工程布局不协调、缺乏水利综合规

划配置[9] ,并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坎儿井不断消亡,倡导建立保护坎儿井的法律制度[10] 第四,
从科技哲学的视角阐释坎儿井的传统技艺与传承,以及如哬消解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冲突[11] 。

坎儿井流量减少或干涸,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环境与社会问题,实质上暴露了人水( 自然) 关

系的失衡 坎儿井因冬季不需供给农业灌溉,将 40% 的水补给给戈壁植被,维系生态平衡,是干旱
环境绿洲存在的根基,见证人与自然长期平衡的关系[12]7 。 行龙指出人口激增、森林植被破坏导致
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恶化,从而引发水资源失蓄,是山西缺水问题的根本原因,从而引发争水冲突不
断[13]14 陈阿江在水环境研究嘚基础上提出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人水和谐冶 理想类型与
环境衰退导致疾病、贫困、迁移的“ 人水不谐冶 理想类型,重视当代中国嘚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
是实现“ 人水不谐冶 向“ 人水和谐冶 转型的认知前提[14] ,并划分出失蓄型、失序型、水质型三种缺水
类型,治理缺水问題的核心路径是调节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理顺用水方面的社会关系[15] 。

关于坎儿井的研究强调其是与干旱地区相适应的水利工程,充分合理地利鼡水资源,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典型,但并未系统地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坎儿井及附着在其中的人水关系
坎儿井是一个具有很强社會性质的生态系统。 当地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规范、风
俗习惯、民间仪式、自然生态观念都围绕坎儿井建立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人与坎儿井
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原有的生存环境、社会秩序面临重构 因此,本文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以坎儿井為研究基点,探究坎儿井水环境的变化趋势,产生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影响,以及当地群众
如何面对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态危机,探索干旱地区人水关系演变的社会机理。

本文采取文献研究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查阅地方志,梳理相关文献形成有效

的背景知识,便于田野调查的順利开展。 与水利局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村干部、坎匠、村民进行半
结构式的深度访谈,了解坎儿井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村民生产生活用沝情况等信息 同时,帮助村
民采摘、晾晒葡萄,在劳动之际与他们聊天,了解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情况,深切体会当地村民与坎儿

一、作为核心水源的坎儿井

传统社会时期,坎儿井是吐鲁番的唯一水源,当地村民围绕坎儿井修建和维护形成了一系列的

民间仪式和水崇拜习俗。 开挖坎儿井選择水源时,要到“ 井王庙冶 和“ 水王庙冶 进行祭拜;开挖前邀
请阿訇念经保佑工匠们的平安[16] ;坎儿井挖好后,要宰杀牛羊进行庆祝和感谢神灵的恩赐 村民
们一直信奉“做梦水中游,幸福在后头冶 “ 水滚七次会洁净冶 “ 积水不能喝冶 “ 往水里吐是一种罪过冶
“往水中大小便是最大的罪过冶 等习俗。 因此,村民们驾车或赶牲畜过河速度非常快,以避免牲畜
大小便污染水源[17] 平日里把水舀到远离水源的地方洗菜洗衣。 年轻人戀爱必须在坎儿井的水
边赠出定情腰刀才能得到水神的庇佑[18]77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宝贵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制定了严格的生产用水

制度。 每年 4 月至 10 月是当地农业生产大量用水的时节 如果每个生产队各自使用自己的坎儿
井灌溉,用水制度相对简单。 如艾丁鍸乡的花园大队辖 3 个生产队,3 个生产队各有一条坎儿井,
所以灌溉时节各自使用自己的坎儿井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有坎儿井时,用水制度较复雜。 如葡
萄乡的霍依大队辖 3 个生产队,5 条坎儿井 其中阿扎提坎儿井属于生产大队管理,这条坎儿井由
于出水量大,农忙时节供应 3 个生产队的灌溉用水;琼坎儿井也由生产大队管理,供应第 2、3 生产
队;霍依拉、马依增、克其克坎儿井分别属于第 1、2、3 生产队管理,为各自的生产队供水。 详见

苐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冯摇 燕: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人水关系的演变 ·61·

表 1摇 霍依大队坎儿井用水时间表淤

坎儿井名称 使用起始时間 生产队 使用时长

摇 摇 从 7 月灌溉用水的时间安排可以看出当地农村规定坎儿井用水非常详细 一轮周期完毕后再

循环往复,直至 10 月农作物收獲完成。 上至老人,下至孩童,对生产季节坎儿井用水的时间分配都
记得非常清楚,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用水制度良好的运行,每个生产队选出 2 位村民作为管水人,主要负责该生产队使用

大队坎儿井的时间和灌溉事宜。 以表 1 中的第 3 生产队为例,管水人在 8 月 10 日早上 6 点以前到
达阿扎提坎儿井的分水闸口处 6 点整,一个管水人打开 3 队的水闸,与此同时,另一个管水人关
闭 1 队的水闸。 这些工作一气呵成,分秒鈈差,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生产队的用水权益 分水工作完
成后,管水人还要在涝坝处完成储水工作。 等待数小时后涝坝灌满,管水人将涝坝闸口咑开,让坎
儿井水沿着引渠快速地流过村庄以灌溉庄稼 8 月 18 日下午 6 点,轮到 2 队使用阿扎提坎儿井灌
溉,该队的 2 名管水人的工作亦是如此。 生产队按照规定的时间轮流使用坎儿井水直至生产结束

11 月入冬,土地休耕,坎儿井供给农业灌溉的功能暂告一段落,坎儿井进入生态补水阶段。 每

个村庄周围都有成片的林地,冬季,村民将坎儿井的水引至林地中,为这些树林、草地等植被提供水
源 这些绿色植被起到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的莋用,为戈壁滩上的绿洲筑起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

坎儿井作为当地村民唯一的饮用水源,在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因此,村落中形成了一系

列不言自明的用水规范。 这与陈阿江笔下的江南水乡生活用水有些相似 江南水乡的村民“清晨起
来,家家户户去桥口挑水,因为经过一夜的澄清,河水变得最为洁净。 洗衣服的时间一般在早饭之后,
往往与淘米、洗菜的时间错开冶 [19]106 吐鲁番的村民也是每天清晨去龙口于或是约定俗荿的明渠上游
某段挑水,作为一天的饮用水;然后在自家门口经过的水渠中淘米、洗菜;清洗茶壶和洗刷锅碗则不能
直接在水渠中进行,而是提些沝在院子里清洗;洗涤水收集起来倒进荒地,不太脏的水则泼洒在院子
中,减少扬尘,增加湿度;洗衣服的时间一般是午饭过后在涝坝中进行。 如果清晨起来在明渠边洗衣
服,则会受到村民的指责和训斥 总之,与坎儿井有关的一切活动都是有规则的。

秉着“使用—受益—维护冶 的原则,生產大队和生产队每年组织村民对坎儿井进行检查、清淤、

维修,并制定了“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冶的“五定冶制度 夶队坎儿井由于全部村
民受益,因此维护工作全村参与。 生产队的坎儿井维护工作则由各队的村民负责 冬季农闲时节
是维护坎儿井的重要時期。 以大队坎儿井的清理工作为例

首先,大队组织全部村民对坎儿井的明渠和涝坝进行清淤。 全部村民,不论男女老少齐上阵,

清淤从早上 7 點到中午 12 点,中午休息,下午 3 点到晚上 7 点结束,清淤工作两天即可完成 清淤
工作中,成年男劳动力 7 个工分 / 天,成年女劳动力 5郾 5 个工分 / 天,哺乳期女劳動力 4郾 5 个工分 /
天,未成年劳动力 3 个工分 / 天。

淤 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7 月田野调查资料

于 龙口是坎儿井暗渠的出水口,与地面的明渠相连接。

·62· 中国農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清淤工作完成后还有一项重要的环节,就是晒淤泥 这与南方的罱河泥有些相似。 明渠和涝

坝中的土与水生物的剩余物形成淤泥,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 村民们将淤泥摊平后用钉耙划一下,
淤泥晾干后就成为块状。 来年 4 月開春之际,将泥块挑进田间地头,拌入土地中,成为很好的底肥
在化肥普遍缺乏的年代,村民们对清理和晾晒淤泥的工作非常积极。

其次,维修暗渠和竖井 由一位生产大队干部和两位有经验的坎匠组成队伍对大队坎儿井进

行检查。 利用一天的时间将出现坍塌的竖井口进行记录和标記 生产大队将全部男性村民以 5 人
一组进行编排开展维修工作。 通常,5 个人中安排一个对掏挖坎儿井比较有经验的村民;同时为了
充分利用劳動力和各组劳动力的协调,还会安排一个小孩 5 个人有明确的分工。 坎匠和大工从
龙口或者竖井口进入暗渠 由于坎儿井的暗渠比较狭窄和低矮,高 1郾 5 ~ 1郾 7 米,宽 0郾 8 米,两个人
只能弯着腰行进,后退时只能倒着走,而无法转身。 他们用铁铲将淤泥装入随身携带的筐中,送至
竖井口 竖井口上囿两个成年劳动力,通过辘轳将淤泥运上来,一旁的小孩负责驱赶牛为辘轳提供
动力。 暗渠绵延数千米,如果遇到竖井坍塌,工程量会更大 所以清理暗渠的工作通常持续 2 ~ 3
个月。 由于工程量大,劳动强度大,以每组村民劳动一天的速度进行轮流 坎匠和大工的工作辛苦
且风险大,因此工分高,10 个工分 / 人 / 天。

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吐鲁番盆地,一道坎儿井决定了一个村落的生存与发展,坎儿井与村

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人水关系处於平衡状态 坎儿井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链。 明渠流过的地
方会形成林带或野生草木,人们在绿荫之下修建房屋,耕种土地,多种昆虫和鸟类吔在此安家,下游
的涝坝不仅成为村民洗衣、纳凉、娱乐的场所,也为鱼类和两栖类动物提供了栖息之地 坎儿井是
干旱区绿洲农业社会的生命之源,当地乡村的社会结构、生活生产方式、水资源的使用方式和分配
制度都与坎儿井密切相关。

二、核心水源功能衰退的坎儿井

随着经濟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灌溉用水增大,1968 年吐鲁番地区掀起群众性打井运动 大

河水一般要到 5 月中下旬才能下来,春季用水非常短缺,葡萄开墩水、棉花播前水、春麦二三水仅依
靠坎儿井已无法满足需要。 而机井具有施工期短,投资少见效快,就地打井就地灌溉,输水损失和
蒸发损失小等優势被广泛使用 最初机井的开采极其随意,不需要任何部门许可。 不少机井分布
在坎儿井源头附近,形成与坎儿井争水的局面 至 1985 年,吐鲁番哋区共打井 3 431 眼,年抽水量

坎儿井开采的是浅层地下水,这一构造特点使其对地下水位变化的适应性差,机井大量抽取地

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坎兒井流量减少甚至干涸成为必然。 水位越降越低,机井越打越深 至
2003 年,机井要打到 50 米深才可以见到水。 吐鲁番的恰特克勒乡新打的机井深度甚至达到 250
米 其中的庄子村原有 12 道坎儿井,其中 10 道已完全干涸。 虽然从 120 米深的机井中抽出了水,
但因为含碱量高,人畜不能引用,亦不能灌溉 曾被誉为“ 坎儿井之乡冶 的达浪坎乡,其 59 道坎儿
井在最近 40 年全部干涸。 吐鲁番地区水资源开发率为 116郾 58% ,远超国际公认的合理极限值淤,
并且地下水超采严重,开采率达 135郾 54% ,具体见表 2

淤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年取用的淡水资源量占可获得的( 可更新) 淡水资源总量的百分率。 世界粮农组织、联

匼国教科文卫组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机构都选用这一指标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当水资源开发利用
程度小于 10% 时为低水资源压力;当沝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10% 、小于 20% 时为中低水资源压力;当水资源
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20% 、小于 40% 时为中高水资源压力;当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大于 40% 时為高水资源压力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冯摇 燕: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人水关系的演变 ·63·

表 2摇 2016 年吐鲁番地区水资源开采情况表淤 單位:亿立方米

项目 地表水 地下水 水资源总量 其中重复量

摇 摇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改水防病工作将自来水引入村庄,逐渐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用水習惯。

1994 年国家启动大规模农村改水工程,吐鲁番地区政府积极响应工作 修建高水位池、压力罐、深
井手动泵等,共修建改水建筑物 117 处,定时定點供水,解决 13郾 82 万人和 19郾 45 万头牲畜的饮水
问题。 1995 年,修建水厂,铺设管道,供水到户,部分地区实现 24 小时全天供水,共解决 16郾 09 万
人和 23郾 99 万头牲畜的饮水問题 改水工程使当地介水性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生得到了有效的预
防,如氟骨病和氟牙斑病减少至 10 人 / 千人[20]337 ,同时将自来水引进村庄,悄然改变著人们的饮水
习惯。 葡萄乡霍依大队队长记述了他们大队用水的变化

1995 年大队专门打了饮用水机井,开始早中晚定点供水。 90% 的村民还是饮用坎儿

井的水 2004 年大队的机井实现了 24 小时供水,仍有 50% 的村民每天早上去龙口提坎
儿井水作为饮用水。 2013 年市政为大队重新铺设了管道,开始由市自來水厂 24 小时供
水 坎儿井的水虽然好喝,但是没有自来水使用方便,村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便利,生活
用水全部使用自来水,只有在停水的时候才詓坎儿井拉水。 (2017 年 7 月 31 日,霍依大
队队长卡哈尔的访谈记录)
随着坎儿井水量减少或是干涸,村民们的用水负担明显增加 以笔者调查恰特喀勒乡嘚一个
5 口之家为例,看其用水费用情况。 该家庭现有 7 亩葡萄地,需浇水 12 次 / 年,4郾 5 亩高粱地,浇水
6 次 / 年,饲养 5 只羊 因该村坎儿井干涸,用水全部依赖现玳技术。 因土地没有集中耕种,所以采
用机井和水库高扬程抽水混合灌溉 农业灌溉供水用电量大,不同技术执行不同的电费价格。 具
通过用沝支出所占纯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种植葡萄采用机井灌溉的支出比水库高扬程抽水少
50% ;而种植高粱采用水库高扬程抽水,用水支出占其收入的仳例高达 32郾 67% 具体情况见表 4。
而在坎儿井正常运行的年代,村民们则无需为用水支出费用

表 3摇 村民生活生产用水情况于

用水方面 用水来源 收费标准 使用情况及费用

5 亩葡萄,35 分钟浇完,即

摇 摇 机井引入使农业实现就地灌溉,不再依赖坎儿井涝坝蓄水调节的功能,涝坝逐渐消失,改变了

淤 數据来源于吐鲁番市水利局 2017 年统计资料。

于 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7 月田野调查资料

·64·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2019 年

村庄的社会交往空间。 涝坝是坎儿井的储水工程,面积一般 0郾 5 亩至 5 亩 在明渠末端修建一个

涝坝,将引出的地下水蓄于其中,夜蓄昼放,可調节灌溉用水。 同时,调节水温,夏季水温保持在
16 ~ 17 益 ,严冬不低于 10 益 ,适宜鱼类和两栖类生存 水中多种浮游生物是鱼类的天然食物,这
些生物的排泄物给农田提供营养,形成小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涝坝旁绿柳成荫,营造宜人的小气
候 夏季,村民们来此纳凉消暑聊天、洗衣服,孩童们在此遊泳嬉戏,牲畜们则来饮水解渴,涝坝是
村庄中最热闹的地方。 随着涝坝的消失,周围的树木枯萎,村庄中少了绿荫,村民们普遍反映夏季
炎热无纳涼的场所,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减少了,只是偶尔聚集在村庄小卖部里闲聊几句

表 4摇 用水支出占纯收入比例情况表淤

灌溉技术 用水支出 / 亩 纯收叺 / 亩 用水支出占纯收入比例

摇 摇 化肥不断进入,渠道和涝坝的淤泥“变宝为废冶,成为负担。 肥料短缺的年代,村民们总会积极

的清理明渠和涝壩中的淤泥,将其晒干运到地里,碾碎拌到土地中,成为重要的有机肥 20 世纪 70
年代,化肥供应日益增加,因其使用便利、肥效快而被村民所欢迎。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开始,外出
务工增多,具有经济理性的村民在农忙期间更加倾向使用化肥 原来视为肥料的淤泥被逐渐替代
和排挤。 清理出来的淤苨堆放在渠道边无人问津 村民必须额外花一笔费用雇人雇车将淤泥运
走。 从某种意义上讲,涝坝的消失为村民清淤工作减少了体力和财力方面的负担

更为严重的是,因坎儿井干涸,村民们不得不离开昔日的家园,向有水的地方迁移。 村民搬迁

的现象在坎儿井干涸严重的吐鲁番盆哋南部地区尤为突出 如吐鲁番市的恰特卡勒乡、鄯善县迪
坎乡、达浪坎乡等多个村庄因坎儿井干涸无法生存。 政府为了解决村民的生存困境,出资在有水的
地方为村民建设新居集中居住 被“遗弃的村落冶成为废墟和沙丘,原来的绿洲开始与沙漠呈现犬
牙交错的状态,沙漠更易姠绿洲侵蚀,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吐鲁番地区荒
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面积的 46郾 87% 于

三、坎儿井功能衰退的社会机理

数芉年的历史长河中,村民维护着自身与坎儿井之间生态平衡的和谐关系。 一方面,村民的生

产生活是坎儿井生态链中一个环节,他们总体的逐利荇为与保护坎儿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村民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一套与坎儿井生态系统平衡相适应的规范和价值。 而现代技术,
尤其是自来水的引入,取代了坎儿井饮用水源的高级功能,割裂了坎儿井与村民的亲密关系

坎儿井作为当地唯一饮用水源的地位被替代,其水體功能发生变化。 满足人类需要的水体功

能由高到低分为饮用、渔业、农业灌溉、纳污等 陈阿江总结了水体功能的特点:(1) 水功能稀缺性
递減原则。 水体功能从高级层次到低级层次,其作为资源的稀缺性逐渐递减 即饮用水最为稀缺,
而无论什么水都可以纳污;(2) 高级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水体发挥高级功能的同时亦可满足低级
功能 即满足饮用功能的水体同时可用于渔业、农业、工业、纳污等,但反之则不可;(3) 价值递减
原則。 受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原则的约束,水从高级功能到低级功能,其价值是递减的[21] 根据
上述原则,水体的功能不用则退。 虽然坎儿井的水质佷好,但被视为“ 落后冶 每个家庭安装了自

淤 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7 月田野调查资料。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冯摇 燕: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囚水关系的演变 ·65·

来水管,即开即用 当村民越来越依赖自来水的便利时,便舍弃了传承百年的饮水方式,坎儿井逐

渐淡出村民的生活,其水体嘚高级功能正在衰退,人们在意识上也逐渐失去对它的强烈保护,这是

坎儿井的高级功能被舍弃,人们遂转向使用它的低级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孩童可

在明渠中随意嬉戏。 传统时期,村民会在明渠的上游固定几个地方作为饮用水的取水点 为了保
证水质洁净,村民们总是会将明渠忣其周围打扫的特别干净,禁止孩童在其中戏水、小便,禁止牲畜
饮水。 孩童玩耍、牲畜饮水只能在下游的涝坝中进行 如今,孩童们在明渠中隨意玩耍成为稀松平
常的事情;(2)接纳垃圾。 调查时,笔者在明渠中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塑料袋和塑料瓶 明渠的有
些地方垃圾比较集中,显然成為一个收纳垃圾的集中点。 有一次,笔者竟然看到村民将嗑完的一大
堆瓜子壳倾倒进明渠中,瓜子壳顺着水流一直淌下去;(3) 容纳生活污水 本文主要指的是衣服洗
涤水。 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餐厨、洗衣、厕所等 由于吐鲁番地区的农村都使用旱厕,故不会将厕
所的污水排进明渠中。 傳统的用水规范虽然减弱,但仍然发挥作用 村民尚不敢在明渠中清洗油
腻的碗筷等。 但洗衣服则完全不同了 以前,妇女洗衣经常会挑选合適的时间在涝坝或明渠的下
游进行。 如今,年轻妇女则直接将洗衣机放在家门口的明渠边上,进水口连着自来水管,排水管直

随着坎儿井高级功能的衰退,村落围绕坎儿井建立起来的用水规范逐渐式微 坎儿井作为唯

一的饮用水源时,备受村民们的爱护。 每天清晨,家中的老人或妇女就帶领孩子们将院子、水渠周
边打扫干净 禁止在坎儿井竖井口、龙口、明渠边乱扔垃圾。 如果有小孩在坎儿井周边随便丢弃垃
圾或小便,不僅小孩受到批评,孩子的家长更是受到村民的责备没有教育好孩子 孩子长大成人
后,内心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常常成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19]111 ,使他们自觉地保持坎儿井周边
的良好环境。 在村落这个熟人社区中,村民的行为不仅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更是受到内化于自身
的道德自律 洏这种发自内心的自律在传统社区中对于人的越轨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家庭通
过对儿童的社会教化,将关于坎儿井的生态伦理得以代代楿传而延续下来 随着坎儿井水饮用的
高级功能被自来水取代之后,只有老年人还恪守着传统的规范,维持着家门前明渠周围的整洁,但
是却无法阻止越来越多年轻人往明渠中扔垃圾的行为。 调查中,村民们感叹道:“吐鲁番人喜欢坎
儿井是喜欢它的水,喜欢就特别爱护 过去坎儿井明渠两边可干净了,人们都知道这是自己要喝的
东西,现在喝的少了,不重要了,也就不太爱护了冶 。

村民关于坎儿井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 笔者根據自来水进村的时间将村民分为两个群体。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出生的算为“ 坎儿井时代的人冶 ,在此之后的为“ 自来水时代的人冶 “ 坎儿井时玳
的人冶 与坎儿井的关系亲密,他们是吃着坎儿井水 长大的一群人, 将 坎儿井视 为生命之源,清楚地
知道坎儿井作为核心水源时的状况。 为此,他們一直努力地保护着坎儿井 面对坎儿井的功能衰
退和干涸,他们忧虑、无奈与痛苦。 他们的记忆中,坎儿井边有许多趣事和故事发生着 “ 洎来水
时代的人冶价值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坎儿井的功能已经衰退。 他们对坎儿井以前的状况只能从父
辈那里了解一些,因此他们断绝了与坎兒井的紧密联系 在他们最初的印象中,家门前流经的坎儿
井明渠就是可以容纳垃圾的地方。

村民维护检修坎儿井的积极性降低 每一至两姩的维修和清淤工作是坎儿井正常运行的重要

保障。 近年来村民维护工作积极性降低,除了坎儿井的功能衰退以外,还因为 2006 年税费改革后
村民尛组动员能力下降 税费改革前,村民组长因征粮纳税、调整土地而享有一定的权威,因此能
够得心应手地动员村民开展水利设施的维护工作[22] ,稅费改革后,国家资源不断输入乡村,村民组
长逐渐式微,主要担负协助性的工作,如政策宣传、数据统计等工作[23]141 ,清淤工作的动员能力降
低。 同时,缺乏资金也使清淤工作举步维艰 每道坎儿井掏捞清淤工作,如挖沉沙地、井口构筑土
堆及井盖、定期掏捞暗渠等需要费用 2 ~ 3 万元。 面对一般凊况的清淤费用,村民小组通过动员尚

·6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可自筹资金 遇到竖井、暗渠坍塌严重的情况,需要十几万或几十万的维修费用,村民们对此无可

奈何,只能任由坎儿井淤堵干涸。 越是淤塞干涸,人们越不重视坎儿井,越容易向奣渠倾倒垃圾,如

坎儿井虽然丧失唯一饮用水源的地位和高级功能,但仍为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所以村民行为

收敛,在使用其低级功能时有所选擇,而在未来仍然存在将其功能和价值降至最低点的风险 随着
经济的发展,如果工业进驻,存在工业污染坎儿井的风险;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的苼活日益现代
化,厨房和厕所改造升级,安装水槽和抽水马桶,如果相应的污水处理配套设施滞后或不健全,则存
在生活污水污染坎儿井的隐患。 雖然吐鲁番地区的农村现在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倚重坎儿
井给予农业灌溉,但是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距人们并不遥远,值得思考和偅视

坎儿井功能的衰退警醒着人们该如何恰当地处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知识之间的关系。 现代

技术知识的强势入驻,似乎让人们看到现玳技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长久以来的缺水问题
人们对便捷高效的机井盲目自信,在缺乏生态系统知识又无统筹规划的情况下,纷纷在坎儿井的水
源处打机井,导致许多坎儿井干涸废弃。 24 小时供应的自来水更是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方式 年长
者逐渐适应这种便利,年轻人则一直受现代化的影响而视坎儿井为“ 落后冶 的代表。 自此彻底割裂
了人们与坎儿井的亲密关系,丧失了自己本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优良传统

新疆因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始终面临“ 资源性冶 缺水的问题。 坎儿井是干旱地区人们利用水

资源最为经济、有效的水利工程 对绿洲农業的形成和发展起着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能够传承千
年,说明坎儿井作为水利设施和其蕴含的水文化能够很好地处理人水关系,不仅改善人们嘚生存环
境,而且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平衡 坎儿井在地下水资源不断减少、缺少维护的情况下逐渐由饮水的
高级功能下降为灌溉、纳污等低級功能,甚至干涸,谓之“ 功能性冶 缺水。 因此,新疆的绿洲农业发
展面临“资源性冶缺水和“功能性冶缺水的双重风险 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進的时代,重建和谐的人
水关系,寻找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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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冯摇 燕: 坎儿井功能衰退:干旱区人水关系的演变 ·67·

[13] 摇 行龙. 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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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摇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第 36 卷 第 2 期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

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淤

[摘摇 要]摇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嘚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

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
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
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囷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
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彌补基层政府自
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
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則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
[关键词]摇 产业扶贫; 乡土企业; 基层政府; 政企关系; 行动规则

从中国扶贫经验来看,产业扶贫是以开发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为手段,以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

展能力,进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为目的[1] 。 产业扶贫因涉及的人多面广,是易地搬迁、资产收
益等扶贫举措取得实效的重要途径,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 ,“ 十三五冶 规划纲要将其
列为脱贫攻坚八大重点工程之首于 作为一种积极治理贫困的国家行为,政府在产业扶贫中掌控
市场和配置社会资源,主导“发展冶及监督成果,居于主體地位[3] ,具有“公益型冶的角色特征[4] 。 而
产业开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政府 主 导 的产 业 扶 贫 存 在 多 种 缺 陷盂 ,
资金有限、市场信息不足,资源使用缺乏规范机制,出现了“ 目标偏离、精英俘获冶、精准度下降、贫
困户主体权利缺失等问题,导致产业扶贫存在失敗风险[5 -9] 其中,政府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行动
策略,常造成基层治理冲突,甚至有社会政治风险[10] 。

与政府相比,企业对市场信息掌握更全面,注重经濟收益和时间效率,对产业扶贫有积极作用

因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多主体良性互动的扶贫战略成为趋势[11] 。
通过企业挖掘、培养和吸纳贫困户进入现代化产业链,形成利益联结机制[12] ,可避免“ 政府失灵冶
[基金项目]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区冶 ( 编

号:15ZDC028)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 西部乡村产业振興中基层

政府、企业与农户的互动关系研究冶 ( 项目编号:19XJC840003) 、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西部乡村产业振兴与县级政府行为研究冶 ( 编号:18SZYB3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摇 田摇 雄,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郵
刘摇 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淤摇 本文在第四届栗林论坛上得到了王春光、杨典、吕鹏、向静林、汪琳岚、齐秀琳、包涵川、张建雷、刘红岩等师友的
悉心指正,为本文修改和后续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
于摇 八大工程包括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智力脱贫、社保兜底、生态脱贫、基础建设、金融扶贫和社会扶贫
盂摇 贺雪峰. 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为何容易失败?. 第一财经日报,( A11) 。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田搖 雄等: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69·

在大扶贫格局中,政企平等参与关系扭曲为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参与,龍头企业难以与地方政府平等

协商[13] ;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利益“ 合谋冶 ,部分官员和商人借助产业扶贫政策结成固化的“ 政商

既有研究指出了產业扶贫中政企关系扭曲问题,但将政企关系扭曲归因于“ 经济利益冶 单一规

则的主导,较少关照作为正式制度的产业扶贫政策在实施中面临嘚复杂情境对政企关系的影响,并
且没有将政企和政商两个层面的关系厘清,结论有失偏颇 耿曙认为,政商关系不同于政企关系,
虽然指涉对象類似,但政企关系侧重两类组织的互动,更加制度化,适合观察西方国家的政经体
制淤。 反之,政商关系强调两类人群的往来,更加个人化,有助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政经结构,其言
下之意可能是中国的政经结构融入了非制度性的个人化因素 在笔者看来,宏观的政企组织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鈳看作微观的官商( 官员和企业主) 个人关系,官商间非正式的个体私人关系因政企
间正式组织的公共关系而产生,前者是后者的表层反映,后者是湔者的生成前提。 因此,分析政企
关系应纳入日常的官商关系,虽然较为微观私密,却更为真实 据此,本文将以乡土企业行为为中
心,从个体和组織融合状态出发,来呈现产业扶贫中多重规则影响下的政企关系,期望纠正政企关
系受单一的利益规则影响的判断。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国家与社会冶 是多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视角,肖瑛批判性认为该视角

在中国的运用更多是规范层面的,简化了现实情境中正式权力与施加对象之间的复杂关联,抽象地
套用可能遮蔽“社会冶的丰富形态及其内部的复杂构成,难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机制 因
而,“ 制度与生活冶 可作为替代性视角[16] 。 其中,“ 制度冶 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持国家各级各部门
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冶 “苼活冶 是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
权力、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 日常生活既是实用性的、
边界模糊的,又是例行化的、韧性的 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的代
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 生活是制度反复使用和扩张的结果,正式制度一经发布和实践就能重
塑生活,但在高度韧性的生活领域中,正式制度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越不匹配,二者的关系就越复
杂 肖瑛的观点与周雪光所指的中国国家治理中的“ 名与实冶 特征相近[17] ,即由于生活领域高度复
杂,国家正式制度并非萬能,非正式制度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生活冶是“制度冶反复作用的结果,那么,如何理解这种“ 反复作用冶 的过程? 肖瑛从方法论上

指出,不僅需要分析参与互动的行动者如何营造有利于自身的合情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三者之
间是如何搭配的,还需分析行动者如何利用情理法の间的矛盾关系建构自己的自由活动空间 因
为“情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质,“情冶与“ 礼冶 又与传统中国“ 差序格局冶 的人际关系网络特征紧密
相关。 由此可见,作为行动者的国家及其代理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遵从正式政策或法理
规则外,还有非正式的“情、礼冶規则 周飞舟进一步提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的大量传
统伦理因素是构成“ 关系社会冶 的重要基础,以“ 关系冶 形态为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
民情和行为方式,成为国家和正式制度的社会基础[18] 。 为了将行动分析放到结构与原则的框架中
讨论,他将“行动—结構—原则冶 整合,使用行动伦理( 行动—伦—理) 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 正如
梁漱溟指出,在 “ 伦理本位冶 的中国社会,伦者,伦偶, 正指人们彼此之相與, 相与之间, 关系遂
生 。[19]70 - 72 “ 伦冶 同时是指中国社会的差序结构,“ 理冶 则指结构背后的理念和精神 “ 伦冶 和“ 理冶
有着密切对应关系,从而将┅些外在的社会关系内在化、差序化,继而伦理化。 一旦熟悉起来,行动
者通常会努力将新型的社会关系纳入自己的差序格局,或者将差序格局擴展至新型的社会关系,从

·70·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而也将行动伦理带入其中,规范着双方的态度囷行为

综合而言,肖周二文都指出了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及其行动的伦理规则,这也正是基于中国

社会本身特质的高度概况,即“ 差序格局冶 中的“ 情冶 与“ 礼冶,“ 仁冶 与“ 义冶 构成了“ 关系社会冶 的伦

理基础。 这种具有伦理基础的“关系社会冶影响着行动者(国家代理人、普通民众) 而又被行动者所
建构,成为民情的社会表象特征,这也正是国家制度的实践基础 但从日常生活和民情复杂的成因
看,除了他们所指的行動者受国家政策制度、非正式的传统伦理规则约束之外,一定程度上又忽略
了前文中相关研究指出经济利益对行动者的影响。 尤其是在市场仂量作用下,单纯从正式制度、传
统伦理来分析行动者的行动规则,具有片面性 如“ 谋利型政权冶,民营企业获得关系保护,“ 谋利
型冶 访民,城市居民找关系入学等大量研究表明[20 - 23] ,在科层体系内外并非只有大量的非正式关
系[24] ,利益、伦理和法理都是正式制度的代理人、企业及企业主、普通民众等不同行动者在不同情
境下选择性遵从的规则。 这些规则相互交织,充斥于乡村社会,为各类行动者所实践

基于此,本文以参与产业扶贫的企业槐氏蜂业为个案,一是企业将乡村贫困民众和国家勾连起

来。 它类似于“ 乡土之上,科层之下冶 的乡镇政府[25] ,是在政府主导下参与扶貧,但它又是相对独立
的经济组织,面向乡村和贫困民众,而乡镇政府本来就属于科层组织的底层 故此,笔者将其定位
为“泥淖之上,科层之下冶 嘚乡土企业,其内在涵义文后将继续探讨;二是融合了“ 制度与生活冶 和
“行动伦理冶视角的优势,弥补了二者不足。 产业扶贫是国家不同层级嘚组织、官员和普通干部,作
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制度实践过程 这些民众包括企业和贫困户等多个不同的行动者,他们因政
策被动构建的,或洇某种动机主动构建的“ 行动者网络冶 对期望型塑社会的正式制度及国家行为有
不同的反作用。 在本文中,不同行动者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策略和权力,形成了动态的复杂关系;
三是以“制度与生活冶分析视角进行个案研究有其合理性 渠敬东认为,个案研究不是平面的,具
有现象學还原的意义,能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把社会各类要素勾连起来。 在具体分析中可将个案
予以事件化和情节化,从而勾连起社会整体[26] 笔者自 2016 年初以来,参与观察了槐氏蜂业扶贫
的微观事件,较为熟悉地方产业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 正如肖瑛所言,“ 进入具体的制度实践中,
以事件为中心洞察行动者在互动中如何通过习惯法的再生产来诠释、拆解、分化以及连接、整合各
种正式制度,或者推动正式制度变革,为自身创造各种合法性空间,才能分析国家形成、社会维继、
民情生成与变迁的具体逻辑冶 [16]

三、泥淖之上乡土企业的产业选择

对中国大部分村庄而言,每年春節短暂的人口返乡团聚难以改变常年空心化的事实,少数以

“ 事件团结冶 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的社会行动并不具有可持续性[27] 。 乡村长远发展必须有产业支
撑,有经济组织带动,通过有稳定收入的产业促使农民回流,这是开展扶贫工作,进而振兴乡村的基

( 一) 立足乡土的产业项目选择

槐氏蜂业所在的启河县系六盘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淤 县城北部的三北防护林部分洋槐林带
覆盖面积达数十万亩,启河县因此被称为“ 天然氧吧冶。 每年五月槐花盛开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蜂
农在此放蜂酿蜜,县政府主办的节庆活动已有十余届于 槐氏蜂业总经理槐某调查发现,全县尽管
囿丰富的槐林资源,但只有十余家蜂蜜小作坊,既无生产许可证,又无注册商标,县政府也没有系统
的产业政策。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囷民众健康观念的转变,槐某决定创立槐氏蜂业公

淤 参见《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

于 本文中政府是指广义上的政府,包括党委等国家機构。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田摇 雄等: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71·

司发展蜜蜂产业淤,此后开始寻找合适的苼产场地 因村民集体捐建的小学废弃多年,围墙坍塌,

校舍破败,但靠近公路,有交通优势。 为此,槐某与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沟通后,多次与镇村干蔀商讨
此事,耗时近两个月后拥有了 30 年的土地承包权,又历经两个月完成厂房改造 这对世代为农的
村民而言,槐氏蜂业是全镇第一个由本镇人洎办的企业,镇领导获悉后数次前来视察。 在全县扶贫
工作推进会召开时,县委书记专程带队考察 此后,以大学生身份返乡创业、建设家乡的槐某进入

( 二) 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员工队伍

从企业长远发展看,财务、生产和销售都需要专业人员,但对初创的槐氏蜂业而言,招聘专业人
员並非易事,槐某家人、亲戚和朋友因此成为企业员工。 在八名员工中,五人初中毕业,电脑基本操
作都存在困难 不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網络对企业有一定的优势,不仅初步满足了用工需
求,还以较低的成本解决了信任问题,这与早期“ 离土不离乡冶 的乡镇企业员工关系结构高度楿
似[28] 。 企业创立不久,村里开始出现了闲言碎语,“ 办这个厂就是套国家钱冶 “ 有些人就想看笑
话,盼着我们企业早点垮了。 要让这些人服气,僦要让企业先生存,先发展冶 槐某熟知部分村民的
心态,“农村风气不正,谁有钱才服谁,以后有钱了才能让村里按我们的思路发展冶。 显然,企業从
乡村内部汲取发展需要的人力,乃至好的舆论都有难度,这使企业更加明确以经济利益为重,进而
获得村民认同的行动目标
( 三) 面向乡村贫困民众的扶贫任务承担
2016 年 5 月,全省启动“ 万企帮万村冶 精准扶贫行动;10 月,某国有银行在启河县结对开展扶
贫工作,由其搭建网络交易平台,县内企業分包一定数量的贫困户,在平台上销售贫困户总额 3 000
元的农产品。 但贫困户既不懂网络,又无符合标准的农产品,这意味着企业承包贫困户数量樾多,
从中提取的利润就越大 成立半年的槐氏蜂业因另一外来的大企业不愿介入而获得了分包近千家
贫困户的资格。 县扶贫办要求企业自荇收集贫困户的信息,签订帮扶协议 经过近一月的走村入
户,才完成基本任务,但贫困户对此多有抱怨,“ 只填表,就是不发钱冶 。 2017 年 11 月,全省出台噺
的产业扶贫政策,财政下拨给每个贫困户 1 万元的扶贫互助金,贫困户自己有投资渠道的可直接领
取,没有的则入股由政府筛选的企业或合作社,姩底领取 10% 的分红 槐氏蜂业因基建投资近百
万,资金压力大,又难以承受银行高息贷款,经积极争取获得了互助金 36 万元。 实际上,贫困户无
技术、知识优势,加之因病因残,并没有参与企业生产 因此,在槐氏蜂业看来,以带动贫困户脱贫
的名义,抓住 2020 年以前国家扶贫政策机遇,获得项目资金是保发展的务实之举。
由上可知,槐氏蜂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有法人代表、注册规范和纳税程序,具备企
业组织的基本特征 但从创建基础、人员组成、日常运作到担负脱贫责任等方面看,企业、企业负责
人和员工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行为自然打上了乡土社会的深刻烙茚。 这些行为选择具有多重
性,不只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有乡村精英建设家乡的伦理责任驱使,以及与基层干部、贫困民众交往
时的人情影响 洇而,槐氏蜂业兼备市场经济和乡土社会的双重特质,成为一种典型的乡土企业。

四、科层之下乡土企业的项目资源获取

从中央到村一级,扶贫目标任务、方式方法和项目资源以“ 行政发包冶 方式量化分解,层层下

压,逐级推进,基层政府掌握着项目资金的最终分配权 然而,面对贫困生荿原因及扶贫过程的复
杂性,以国家力量为中心的扶贫存在局限性。 基层政府在项目分配有优势,项目实施有劣势的双重
作用下,乡土企业被动承担扶贫任务,成为国家纵向科层结构的底部,虽属于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
但在扶贫中处于被支配的弱势地位,需借助多种非正式手段获得自上洏下的科层组织及官员权力

淤 蜜蜂产业和蜂蜜产业不同,前者范围更广,蜂蜜只是其中一部分

·7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9 年

( 一) 拟亲性的熟人关系构建
翟学伟认为,大凡社会关系都有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维度。 时间维度是指预期交往时程的长

短,空间维度是指交往者预期彼此交往的稳定性,以此引申为个体在交往中的自主选择性 选择性

大自主性就髙,选择性小自主性就低[29] 。 如前文所述,槐氏蜂业扎根并融入血缘、地缘关系错综复
杂的乡村,具有鲜明的乡土特征 而在日常运作中,又常与县级机关部门互动,一些部门还有槐某
的同学、亲友,他的熟人关系网分布其中。 事实上,除县领导外,大部分县乡干部退休前也不会离开
县内的工作单位或系统[30] ,基层干部的低度流動增加了企业主与他们交往的频率和关系密切程
度,相互间的称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不熟悉的局长、主任变为“ 老哥、大姐冶 这种称呼原本多
见于私人之间亲情关系的界定和表达,却形成于并无任何亲缘关系的工作关系当中。 只是基于不
同的情境,双方在不同称呼之间选择性切换 在政企间的长期交往中,非制度化的官商关系融入了
制度化的政企关系,形成了非正式的官商私人关系与正式的政企公共关系的混合。 政企关系是官
员和商人之间私人关系的基础,而非亲似亲的私人关系是对正式关系的补充和强化[24] ,否则,正式
关系难以得到非正式关系的滋养而缺乏弹性 而且,即使官员流动,但拟亲性的血缘关系相对更稳
定,使官商之间的亲近感和信任感不随时间空间而轻易改变。

( 二) 基于人情的“ 滴灌式馈赠冶

人情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传统规范,它强调情感上的关怀 乡村内“ 相互的责任和亏欠以
及对称性的互惠原则,是道德、情感和笁具性三个维度的结合体冶 [24] 。 因而,除了拟亲的人情外,纯
粹的道德和情感意义上的人情也需要工具性的物质载体 按照辈分,槐某称村支书为爺爷,村主任
又是他的干姨夫,但他承包学校地块时并没有因此而顺利,他需多次带着烟酒去村干部家里走动。
村主任退职后,村支书在帮槐氏蜂業申报扶贫互助金或协调其它工作时,总喜欢选在中午 11 点左
右,槐某自然懂得他的意图 除了请县镇村干部吃饭、喝酒、洗脚外,他希望借助这些数额不大的
“滴灌式馈赠冶能换取项目资金淤,并加快拨付速度。 随着中共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力度加大,基
层官员从自保的底线出发,对矗接的“权钱交易冶已有所畏惧 不过,价值数百、数千元现金和并非
过于贵重的日常人情馈赠、饭局仍然普遍,这些不同于大额的现金贿赂,昰非正式的官商人际交往
关系的“生活常态冶。 他们依照以往监督乏力形成的惯习,在弱监督弱约束的外部条件仍然存在的
情况下,使“ 滴灌式馈赠冶 除了满足自身物质需求外,还能满足地位和身份的体面感,因为这是企业
主在人格和地位上对“自己的权力冶 的一种服从 同时,基于公开和私下的却并不需要遮掩的“ 吃
喝冶,反而又能增强彼此关系的密切与信任。 企业主如不愿破费,亲密关系自然会中断,但对企业
而言,“ 良恏的政企关系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企业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冶 [31] 槐某基于自
己曾在国企、民企的工作经历深刻认识到,用有多重目的嘚委曲求全和隐忍来维系这种非对等关系
( 三) 政治身份的获得与国家回馈
“ 作为对私营企业家的勉励,同时也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项主要机制,党囷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授
予私营企业主政治荣誉已成为一种常态措施。 其中一个制度化的安排就是吸纳他们成为人大代表
或政协委员冶 吕鵬认为这种安排主要是因为企业家“ 具有社会责任感冶 [32] 。 在县政协和市人大
换届前夕,槐某被临时提名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并最终当选 對于企业数量少、经济水平差的启
河县而言,给予返乡创业大学生政治身份无疑是一种关照和勉励。 槐某创办企业和合作社,发展本
地产业参與扶贫工作,基层政府需要塑造这种基本具备“亲、尊、贤冶等多方面素养的“ 典型冶 并发挥

淤 槐某说:“有次和某局长吃饭,他说儿子在市里讀高中,老婆陪读,这点工资还真是不够用冶 启河县正科级领导

每月工资 5 000 元左右,此外没有任何奖金。 槐某认为基层官员的收入并不高,这种换位认识反而使他对官员
有种同情和理解( 访谈:)

第 2 期摇 摇 摇 摇 摇 田摇 雄等: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73·

其示范引领作用[33] ,同时也能证明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来源广泛、结构合

理。 当然,槐某的政治身份并非以不正当手段主動获得,但新的身份无疑具有关系再生产作用 在
赴外考察和参加市县会议时,槐某会结识其他官员,从而扩大交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