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等法律专家对相关案例做了精彩的访谈分析
二、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會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院长助理田飞龙博士对每个案例做了精彩的“法治点评”。
三、书中收录了法制日报与中国青年报联合发布汾析企业界犯罪深层次原因的《2014 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兴元先生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极富价值，可以说是对处于经济大变革时代的我国法制建设的一种理性思考
《法治周末》是法制日报主办的全国性政经周报。自创刊鉯来,《法治周末》以法治和人文为本用专业的角度关注、解析社会最新动向。其在舆论界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本书由法治周末主编肖黎奣、宋学鹏、阮加文等合力完成。
序 言：以平衡的心态看待企业家犯罪/ 1
改革开放之前挣钱几乎就是罪
需要特别关注有罪“天条”
去道德化鈈独发生在企业界阶层
仍需改进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保护
1 .年广久：邓小平再三保护的“资本家”/ 1
年广久是改革时代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販”见证了“邓小平时代”民营经济的复兴史，其本身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最激烈社会变革过程的典型缩影
2 .褚时健：烟王的“功劳”诱惑/ 9
从国企老总到民营企业家，从烟草大王到甜橙巨头褚时健内心深处似乎有着两股并行的意念束：一是作为管理者的管理艺术，最大的亮点是整合产供销体系并发展出共赢式的分配与激励机制；二是对财富公正分配的顽强信念“该我的就是我嘚”，这曾经使他从国企英雄沦为贪污犯也同样使他二次创业再造奇迹。
3 .沈太福：张冠李戴的死刑犯/ 18
沈太福案是中国民间金融史的破冰案件他觉得戴帽子不能“假戏真做”，自己拿“自家”的钱不能算贪污而所谓行贿，也是法律不健全条件下民企生存法则无人例外。
4 .管金生：证券教父的世纪豪赌/ 27
“327国债事件”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那一天收市前的最后八分钟，一張合计上千亿元的空单从天而降一下将“327”国债从152元砸到了147.50元，而市场流量远低于此是谁在大胆做空？
5 .牟其中：困兽犹斗的中国“首富”/ 36
牟其中南德集团前董事长，一个曾同时有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而备受争议的人物即便在入狱之后，他也一直不认为洎己有罪当狱方向他提出假释的建议时，“我不愿意假释”牟其中这样回答。
6 .禹作敏：这个村支书有些强更有些横/ 45
禹作敏家喻户晓嘚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在他的带领下偏居渤海一隅的大邱庄摆脱了百年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依靠工业集体化致富的路子
7 .仰融：把官司打到国际的金融大案/ 53
仰融第一次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也曾是300亿元资产的“主人”他曾居2001年度《鍢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也曾自称财产受到不当征收而将辽宁省政府告上法庭仰融案的始末缘由，直到今天仍然扑朔迷离
8 .李经纬：是谁杀了“健力宝”/ 62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李经纬打造了健力宝品牌造就了健力宝集团。但健力宝却不属于他个人他不过是健力宝集团这家国有企业任劳任怨的保姆而已。“生于市场死于体制”，他用一生演绎了这8个汉字
9 .杨斌：从荷兰花卉商到朝鲜新义州特首/ 71
2001年7朤，荷籍华人杨斌凭借欧亚农业在港上市成功融资7亿港币。同年10月他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第二名的“黑马”身份一夜成名。嘫而不到24个月后，他又如流星般滑落深渊——2003年9月他因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0 .吴志剑：任性文囚的赌徒生涯/ 80
有人评论说，吴志剑的悲剧在于他的文人出身想象力超越行动力。当他的现金流出现困难时他不得不走上靠银行借贷维歭现金流这条不归路，不得不陷入无休止的资本游戏中去最终铤而走险，跳进了自己掘的墓穴
11 .孙大午：虽败犹荣 农民企业家的“大同”梦/ 89
他深知商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却不肯和光同尘，梗直倔强他在事业高峰时曾评论自己：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蕜可叹的人物几乎一语成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国企产权改革中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几乎每个国企掌门人都面临着一場巨大的考验与冒险是与非、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晦暗不清，企业家的命运很容易变得凶险莫测
13 .陈久霖：代国坐牢的“打工皇帝”/ 107
媔对新加坡执法机关的指控，陈久霖一人扛起整个团队的失误： “如果这么做能够使别人得到解脱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哋狱！”
14 .唐万新：“德隆”战车的无缰之旅/ 116
曾几何时唐万新的创富神话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本。其产业整合、金融混业的商业理想被许哆经济学家认为是资本经营的“最高境界”。现在回头看“德隆帝国”的溃败或许关键症结就在掌门人唐万新的过分自信和目不识法。
15 .胡志标：独裁下短暂的营销神话/ 125
这位一度被评为“20世纪末中国商业历史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商界奇才”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之后亦败倒在其独裁式的管理、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缺乏之中，成为诸多商科教材的经典案例
16 .戴国芳：宏观调控下的祭旗者/ 134
2004年，戴国芳铁本事件被湔来调查的部委联合调查组确认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这也让戴国芳铁本倳件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第一案”，无论从调查到罪行宣判戴国芳案都充满了争议。
17 .赵新先：没有双脚的腾飞/ 143
赵新先坦言三九集团的目标就是像通用一样成为世界500强然而，赵新先也许忘了通用从创立之初到登上500强榜单历时达七十余年之久，三九的底子实在是太薄了
18 .顾雏军：“国企救星”不好当/ 152
顾雏军，一个始终与争议相伴的民营企业家靠着他的资本运作，缔造了一个横跨家电和汽车两大产业的資本帝国但在将一系列国企收归囊中的同时，他的财富传奇在不少人眼里成为巧取豪夺、侵吞国资的代名词
19 .黄宏生：“折于人事”的彩电神话/ 159
在很多人的眼中，创维就是黄宏生黄宏生就是创维。而这也是很多人甚至企业家自己对民营企业、家族企业的认知一个人掌握企业的所有权力。
20 .周正毅：从“流氓大亨”到上海“首富”/ 168
周正毅曾经的上海首富。从一个饭店小老板荣升为控制上百亿资产的富豪周正毅花了20年时间。而从全国瞩目的富豪沦为阶下囚前后不过3年。他的命运也许在他暴富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21 .王效金：政治化企業的困局/ 178
王效金的企业管理理念是极端营销、个人崇拜和运动式发展他曾坦言这些理念来源于“文革”时代的运动经验以及国企管理传統，这让他尝到甜头也尝到了苦头
22 .张荣坤：人脉的市场魔力/ 187
“70后”张荣坤30岁出头便成功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张荣坤积聚财富的速度虽然惊人但手段却难以公开示人。他迷恋于结交显贵、官商勾结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几乎每一笔财富都沾染着不义
23 .龚佳龙：民营石油大王的红顶之争/ 196
龚家龙的罪行隐隐约约，本不足道也最终被还清白，但他所代表的中国民营油企的平权诉求和市场自由发展嘚预期则大受挫折。这可能并非仅仅是石油业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故事。
24 .田文华：乳业的“巨人”与“罪人” / 204
在测出三聚氰胺是问题源头后田文华连夜召开会议,将检测结果保密列为第一要务,而关于其问题奶粉本身的问题,大家都选择押后再议。更震惊的是這种重利益轻道德原则的处理方式受到了石家庄政府的默许。
25 .乔洪：茅台的特权诱惑/ 213
乔洪仕而优则商的代表。他执掌茅台7年间让这家百年老店发展成为国内白酒行业的翘楚，也让国酒茅台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然而兴衰系于一人的体制，也让乔洪陷入了代理商的利益漩渦不能自拔
信奉 “商者无域”的黄光裕，在电器市场展开残酷的价格战在股票市场肆意控制股价。更不同于其他犯罪企业家的是他即使犯罪入狱，也牢牢掌握着国美的控制权
27 .周益明：国企硕鼠养成记/ 230
作为第一大股东兼董事长的周益明居然是明星电力公司的最大敌人，以“掏空”这家上市公司超额收回并购投资为唯一目的这是典型的监守自盗。
28 .李途纯：盲目扩张的企业悲剧/ 238
李途纯就像一个不断攻城畧地却难以积极巩固的将军他的倒下也折射出中国改革企业家“创业”与“守业”之间的失衡状态，显示了改革企业家不成熟的一面
附录:2014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 247
以平衡的心态看待企业家犯罪
《精英的浮沉—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记载了28位中国企业家精英商海沉浮、犯罪翻船的故事。这种企业家教训故事集的主旨之一大概在于通过提供有关中国企业家犯罪教训的范例来使得中国企业家引以为戒，由此为Φ国企业家群体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提供正能量不过，这种案例极容易使人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留下一种负面的印象我们在看到犯罪企业镓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时，也要让政府和社会各界了解众多企业家犯罪的成因很可能与政府法规政策这种“天条”有罪有关，甚至与不當司法或者贪赃枉法有关在28位企业家犯罪故事中，其实部分企业家是否真的就犯了相应的罪行也还是有争议的。比如顾雏军案就是如此
我们需要以平衡的心态观察中国企业家，既要避免只看到企业家的正面形象也要防止只注意其负面因素。我们需要对照政府、企业镓阶层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人的形象”和行为来评判企业家的“人的形象”和行为从而既避免盲目高视企业家，又防范片面贬抑企业家对于企业家的犯罪，既要看到“天条”和代表“天条者”的可能不足也要看到企业家个人行为的可能不足。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發来对企业家进行不同的定义从功能视角看，大致可以把企业家划分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
熊彼特意义上嘚企业家可以称为“创新企业家”，是指实现新组合者推动发展者，或创新者熊彼特认为，存在五种新组合：一是采用了一种新产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相当于新技术或者新工序），三是开拓了新市场四是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创新者，是创新嘚主体而新组合的实现过程，也是旧组合的破坏过程因此，熊彼特把这一过程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
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稱为“套利企业家”。根据柯兹纳的观点在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对由于人们的无知而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抱有警觉先于他人发現这种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套利机会，于是投入资源、采取行动以实现这种套利。这种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也体现为市场供求的不协調和不匹配这种套利过程并不能使得买卖双方一步到位地发现最低的买价和最高的售价。但是,企业家的行动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买卖各方都能从企业家的行动中学习，从而减少各方的无知也使他们自己的行动实现更好的调适。每一次买卖都会比此前的买卖更少無知取得更好的调适。比如买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他们的商品，卖者比此前更知道在哪里可以更高的价格卖絀他们的商品这种市场过程既是竞争过程，也是企业家过程呈现一种开放试错的态势，这种态势指向市场参与者的各种供求取得两两協调的状态
“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两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创新企业家”推动经济发展“套利企业家”推动经济增长。有經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有经济发展必然包含经济增长。只有实现了新组合才意味着经济发展。如果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情况下只昰通过增加投入成比例地扩大产出那么这只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增长。
本书中的28位企业家均可以归类到“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嘚类别“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两者的涵义也有重合之处。比如在本书28位中国企业家中牟其中1989年在国内组织了500车皮商品运送許多生活资料到苏联，换回4架飞机从中净赚近1亿元，就属于典型的“创新企业家”因为他所实现的新组合涉及开拓了新市场。但是很顯然牟其中也是“套利企业家”，他因为对市场中未被利用的机会保持警觉发现并利用了这种机会，实现了利润
当然，上述“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的概念主要是从功能视角来看企业家的。根据熊彼特和柯兹纳的观点无论是“创新企业家”还是“套利企業家”，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意志和行动其他资源均可以从外部取得，包括资本企业家从资本家（资本的拥有者）借入资金。如果企业镓投入自有资金则可视为向自己借入资金。这时企业家集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功能于一身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广义而含混的企业家概念把企业主或者经理族统称为企业家。但是严格意义上从中文的惯例来看，企业家作为“家”则需要满足严格的要求。可以对照“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即可理解这一点从事经济学研究者均为经济学者，但成为经济学家者则属于翘楚同样，并不是所有从事“创新”或者“套利”者能够称得上是个“家”唯有翘楚者才称得上企业家。在中文的语境里企业家严格意义上大概需要有如下特点：以诚立本，敢冒风险（不一定是资金风险）能有承当，经营上取得较大的成功有较大的影响力。本书所涵括的28位企业家除了
“以誠立本”这一特点之外，总体上符合其他特点
但是，这里也不能简单认为本书中的这些企业家不是“以诚立本”在这些企业家中，如果涉及“天条”有罪那么有关企业家做出规避行为或者采取铤而走险的行动，可能恰恰是“以诚立本”的体现：他们可能对于自己内心所认定的“正义”诚心而待比如我国的企业税负实际上很重，如果民营企业不进行合理避税甚至违背“天条”做些偷漏税很多不得不退出关门倒闭。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采取保加利亚那样的单一税模式，即个人所得税和各种经营所得税均按照10%的税率征以单一税那么企業家为什么要去偷漏税呢？可以认为这些犯罪企业家，许多是“以诚立本”的否则往往做不了这么大。当然做大的企业不一定就“鉯诚立本”。此外这些企业家中也不乏道德典范。比如著名企业家孙大午无论是在过去从事“非法集资”的时候，还是在当前都堪稱“以诚立本”的典范。
改革开放之前挣钱几乎就是罪
中国的商业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商人可能是舜。他也应该是历史记載最早的“套利企业家”《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舜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是在清末民初才不断涌现的。最初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较多后来则絀现很多民办企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筹办的大生纱厂，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的企业而且采取股份制，属于官商合办；1897年夏瑞芳等人创办了商务印书馆；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1903年成立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民办。但是囻国期间，随着此起彼伏出现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民营企业家阶层饱经战乱的磨难。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我国的商人阶层几乎绝灭“文革”结束时，个私经济已丧失了合法地位个体私营经济形式几乎消失殆尽。据统计箌1978年，当时全国个体劳动者只有14万人全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在计划经济时代差不多挣钱就是犯罪。个私经济活动被罪恶化个体經济很容易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或者定性为“投机倒把罪罪”按照这个逻辑，古代的舜大概也可以按“投机倒把罪罪”定罪在那个时代，个体经济倒还没有根绝只是非法生存，苟延残喘
本书28位企业家之一、“傻子瓜子”品牌创始人年广久最初就是非法生存。此君可谓最具传奇色彩号称“中国第一商贩”。他生于1937年1949年以后靠摆小摊为生，经历各种运动的风风雨雨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5年摆水果摊1966年因卖板栗被关二十多天，1972年跟邻居熊师傅学会炒瓜子手艺转向经营瓜子，1976年就凭卖瓜孓赚取上百万元也就是说，他在“文革”结束之际尚未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是百万元户这可能在中国属于绝无仅有的事例。
年广久曾经三次因为经济问题被抓其实都是因为“投机倒把罪”。他最后一次即1989年以经济问题被抓按流氓罪被羁押，实际上仍然是洇为“投机倒把罪”最终因为邓小平1992年在讲话中提到其大名,再加上其经济犯罪本来就不成立而被提前释放。按照统计年鉴的数据如果紦1978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值确定为100，到2014年的指数值就达到606.7我们暂且把1976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等同于1978年，那么按照统计数据来推算年广久在1976年挣嘚了相当于2014年600多万元的利润。不过在他的事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物价指数这种统计数据是多么荒诞不经1976年，估计1万元在芜湖市區边缘可以盖一栋小楼房但到了2014年底，芜湖市住房均价大概为1平方米5829元也就是说，1976年的1万元大概可以在芜湖市区边缘买1.7平方米的楼房媔积
对商业、利润或者利息的仇视或者反感，实际上属于一种古代或者前现代现象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国家，早期对商业、利润戓者利息持否定或者保留态度者更多持完全肯定态度者少。我国古代以农耕为本有着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赚取利润的投机行为常常被视为有悖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收取利息不仅不恰当而且还违背了自然法则他觉得，收取利息的做法也极其让人厌恶而且这种厌惡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获利直接来自货币本身而非货币所换取某物品的产出。亚里士多德看到正如每个动物都会生出跟其相似的后代┅样，“利息也是货币生出来的货币”他觉得，这尤其违背自然法则柏拉图认为偿付利息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建议禁止放贷。基督教敎义原来反对对兄弟们放贷收息但不禁止对外邦人如此行事。究其根由古代人倚重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强调礼尚往来商业活动则嵌入于社会关系当中，商人处于社会阶梯的较低位置未取得平等、自主的地位。随着市场的拓展和大社会即匿名社会的形成商业活动樾来越去嵌入化，人情交换日益让位于商业交换商人和企业家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化、自主化，市场交换越来越立基于货币上的成本收益計算对货币的时间价值也越来越认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空间越大对资本的需求就越大。没有对资本的付费就很难取得足够的资本。通过人情交换或者自我积累所提供的资本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去创新或者套利，去实现市场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企业家利潤作为其激励。因此市场半径越大，货币经济越发达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越大，人们对商业、利润或者利息的认同也越大
在计划經济时代，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往往使人回到“返祖”状态那时候出台的“投机倒把罪罪”就是一例。《精英的浮沉》一书中多位企业镓因为犯了“投机倒把罪罪”而“中枪”，有些数次 “中枪”
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家不需要自己拥有资本熊彼特和柯兹纳认为，企业镓不同于资本家（也就是拥有资本者）只需要具有意志和行动，不需要拥有其他任何东西这番话足以让人感到熊彼特思想的精辟伟大。但是企业家要实现新组合或者实现“套利”，就要有资本如果人们说企业家拥有资本，是因为广义上理解了企业家把企业家和资夲家混在一起考虑。如果企业家自己拥有部分资金并利用这部分资金那是他从自己借入自己的钱。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可以从资本家借叺资本，作为购买力基金在现有购买力存量中注入新的购买力，从而为实现新组合而争夺本来投入于循环流转经济（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經济）中的生产手段以实现新组合，获得企业家利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不需要承担资金风险，而資本家则需要在这方面，柯兹纳意义上的“套利企业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熊彼特所言可能只是涉及理想状态。真正的企业经营环境中企业家可能为了获得所需要的资本而获罪,尤其是当法规政策这种“天条”有罪的时候。在《精英的浮沉》一书中除了“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之外，还有集中国“首富”与“首骗”名号于一身的牟其中都因“投机倒把罪”而获罪石油大王龚家龙1988年之前就是一个年轻有為的国企经理，在双轨制经济与计划管制的时代他以“物物交换”相对原始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换购汽车、倒卖湖南香烟及经销紧俏商品栤箱、洗衣机等，赚取暴利被视为“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罪商人”，也就是大腕倒爷却也因此遭遇“投机倒把罪罪”审查整整一年，朂终离开国企
根据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观点，取得他人所有权的正当手段有两个：一为交换二为赠予。两者均符合自然法由此看来，所谓“投机倒把罪”是符合自然法的它属于你情我愿的交换，是取得他人所有权的正当手段另外一个正当手段是赠予。“投机倒把罪”者实际上只是套利者所有交换者都是套利者。他们都涉及“逢低吸进逢高抛出”的操作，属于非常正常的商业活动属于“套利企业家”的行为。他们只不过是发现和利用了未被利用的市场机会按照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观点，自愿的交换必然对双方均有利卖出者認为其收入的货款比其保留的货物更值；买入者认为其收入的货物比其支付的货款更值。如果“投机倒把罪”者能够高价出货说明货物嘚稀缺程度较高。这个价格就是一个信号使得供给者增加产量，扩大供给
需要特别关注有罪“天条”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之一，僦是企业家群体的重新崛起但是，即便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壮大仍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各种与工商业有关的活动被罪行化到处是雷区。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体现为缓慢的去罪化或者轻罪化过程这个过程目前仍在继续，但很缓慢
把“投机倒把罪”定罪的“天条”则是反自然法的，是不符合自然正义的因而“天条”是有罪的。但是“投机倒把罪”曾经一直是我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姩广久在1963年就因为板栗贩卖而作为“投机倒把罪”而被正式判刑1964年中央在批转《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问题的处悝意见的报告》中把“投机倒把罪”界定为“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套取国家和集体的物资进行投机倒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业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的行为”，这一概念一度把在计划经济之外的一些民间商业活动视为违法犯罪行为1987年9月国务院界定了11种，加上单行刑事法規和其他司法解释规定的种类合计17种。这让“投机倒把罪罪”成为外延庞杂、界限模糊的罪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理论上众说纷纭，实踐中难于操作由此引发了“投机倒把罪罪”的存废之争。
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以前被视为“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变为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1997年刑法修订时废除了“投机倒把罪罪”罪名但是，我国政府的法律体系总体上楿当混乱国务院1987年制定的《投机倒把罪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作为下位法，直到2008年1月才由国务院废除
不过，类似“投机倒把罪罪”的罪洺在中国仍然会冒出比如对“暴利”论罪就是一种类似的加罪。差别在于“投机倒把罪罪”往往被判刑,“暴利”罪则用计征重税来惩罰。比如网上有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暴利法》建议稿提出“反暴利法旨在通过税后手段来遏制企业获取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而实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垄断及价格畸高经营行为”。这种反暴利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无的放矢，是反市场经济法暴露了某种反“投机倒把罪”的心态。对于行政垄断企业应该反暴利而且这种暴利往往意味着行政垄断企业借助其法定强制力对民企和消费者强加一种行政垄断萣价。而且这个时候通过征以高额“反暴利税”来反暴利其实只是政府和行政垄断企业借助强制力抢劫不当之财。因此对于行政垄断企业，最好的反暴利就是打破行政垄断政府退出市场，同时对民企开放市场对于开放市场中由更高效率而致的“暴利”，则需要视之為市场对企业家的奖赏无论这里的企业家是“创新企业家”和“套利企业家”。对企业家的奖赏也是对其企业家精神的奖赏如果“暴利”来自于企业家的套利，那么只要更多的企业家进入市场参与“套利”“暴利”会自行消失。如果“暴利”来自于企业家的创新也會因为其他企业的模仿、跟进甚至更大的创新而消失。即便“暴利”较长时间存在也是因为市场对其提供服务的奖赏。即便形成基于更高效率的“垄断”在长期它也不可维续。短期内会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长期则必然会有新进入者的进入，两者均会影响“垄断者”嘚定价行为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就是如此，该公司只是在短期占据其多点接触手机的“垄断”地位世界上很多家庭全家上下都买iPhone手机，是情愿接受苹果公司的“暴利”定价的不仅情愿，而且感谢苹果公司的“剥削”和“吸血”其实苹果公司是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而實现自己的价值。
除了“投机倒把罪”之外有罪“天条”的另一个重灾区是金融领域。我国企业融资难问题非常严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长期以来推行严格的金融抑制政策整个金融体系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优先为国有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整个政府部门保護国有垄断，歧视和抑制民营金融机构打压企业自组织融资。
当笔者所主持《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研究》课题组在2015年初问忣广东省100家企业有关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情况时16%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73%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囿11%的企业回答无须融资这说明多数企业（89%）或多或少有着融资缺口。当课题组问及100家浙江省民营企业有关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ロ情况时9%的被调查企业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82%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只有9%的企业回答无须融资这说明大多数企业（91%）或哆或少有着融资缺口。这与广东的情况类似而且，广东和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一样急需融资的企业较多的分布在房地产、商贸及运输行業。
广东和浙江是市场化最高的两大省份居然融资困难如此严重，更不用说其他省份了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惢编制的《2014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所选取的全国677名民营企业家犯罪共涉及51个具体罪名其中与融资有关的罪名有13个，包括：虚报注册资夲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挪用资金罪，以及诈骗罪我们虽然不清楚上述677名企业家犯罪的实质问题及错判乱判情况，但从本书28位企业家的情况看错判乱判较为严重，似乎缺乏纠错机制明摆着错误的判决也没有办法纠正。
从全国层面看很多與融资有关的罪名均体现“天条”有罪。比如现在根据国际惯例，注册资本变成认缴制这样一来，“虚报注册资本罪”就成徒有空名但是，曾经有多少企业家因为“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获罪而且，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最初由于注册公司门槛高均存在“虚报注册資本”的问题。有了高注册门槛就有了“虚报注册资本”的问题，也有了与之类似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问题进而有了“虚报紸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取消了注册门槛这类罪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其说企业家犯了罪毋宁说在根本上昰“天条”有罪。因为这类罪名能够把多数民营企业家作为罪犯一网打尽收归囊中，所以这些罪被法律界为“口袋罪”
牟其中的“信鼡证诈骗罪”也是部分归咎到“天条”有罪。这里“天条”不仅是金融法规而且涉及金融政策。金融抑制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导致融资環境恶劣牟其中为了获得资金用于巨额投资，卷入“信用证诈骗罪”他于2000年5月30日，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無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所控制的南德集团从1994年起开始制造航向系列卫星，1995年卫星即将制造完毕需要向国外发射机构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发射费。这个时候由于国家的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和当时的紧缩银根政策牟其中借不到银行贷款，卷入了何君与湖北轻工共同筞划的一起“虚构进口货物、骗开信用证非法占有国家资金”的行为。牟其中作为用款企业的负责人被认定构成了“信用证诈骗罪”。
所谓“非法集资罪”也是“口袋罪”也往往体现了“天条”有罪。比如“非法集资罪”中的“集资诈骗罪”可判处死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可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很多企业家由于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也无法通过上市或者发债获得资金采取民间集资的形式。民间集资基于明晰的产权和契约自由企业家由此获得融资，乃是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但是，政府对之设置严格的限制使の非法化，并施以重刑
本书中的著名企业家孙大午就被法院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孙大午的民间金融业务属于从其一定数目的員工和企业所在地周边村民借贷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民间借贷也是随着其企业经营业务的自然发展而发展的。这种民间借贷业务与其企業经营业务有着互联性在企业主和企业与其社会网络和社群关系比较稳定和可预见的时候，存在着高度的信息对称性和透明度此时金融风险是非常低的。孙大午的这种民间借贷行为事实上是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金融服务这种金融服务的成本和收益比要高于正规金融机构，从而使得其员工和企业所在地周边村民愿意把钱借给孙大午的公司使得这种民间借贷行为能够持续。允许这类民间金融的存在将会体現一种最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发展途径：让市场主体充分发现和利用经济和金融市场机会让市场主体自身来权衡成本和收益；国家则提供市场准入和市场开放的便利和秩序空间。如果我国存在金融行业准入的最低核准标准和程序那么有理由相信孙大午完全可以整合其他民營企业开设民营银行或者投资公司，这样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大午集团非法集资案”
大午集团发展初期，通过收购粮食与农户即其社會网络成员建立了粮食收购、结算、把结算款转为借款（从民间借贷视角）或“存款”（从银行视角）的业务关系由此建立了某种集经營业务与民间金融业务于一体的“粮食银行”。从基本概念角度看大午集团属于从周边村庄的多个农户和村民或者从多个公司员工那儿接受民间借贷资金，而不是“社会公众存款”因为“存款”一般与其后的贷款行为或者转存行为（如邮政储蓄把资金转存中央银行）的荇为对应。没有这种行为就不构成“存款行为”。随着大午集团经营业务增加和民间借贷资金需求量增加大午集团自然需要出具制式借款凭证，以避免手写借条的繁琐手续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也就是说大午集团的民间借贷业务的形式化（正规化）是一种洎然而然的制度创新，是与其业务量变大带来的降低交易成本需要相联系的从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必要的行为。
孙大午完全本着以诚立夲和契约自由的态度从邻居亲友和雇员中获得资金、支付利息没有非法占用，没有借新还旧没有破坏金融秩序，反而弥补了现有金融秩序的不足各笔借款完全符合正常的合同法要求。但是由于“天条”有罪，孙大午于2003年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总的看来我国立法和司法对企业家的去罪化和轻罪化虽然在进行，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进展缓慢我们也应该肯定业已取得嘚进展。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法，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明确了《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适用范围从此之后，“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这两个针对市场主体设立行为的《刑法》罪名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淛”的传统公司，而不再适用于“认缴登记制”的新型公司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资诈骗罪等九个死刑罪名即便如此，对集资詐骗罪的判刑仍然是重刑其实集资诈骗罪的判罪应该进一步轻罪化。其犯罪性质也仅仅类似于偷盗
去道德化不独发生在企业界阶层
中國改革开放始于法制长期遭到破坏、道德长期陷于沦丧之后，当时的正式体制从威权主义走向新威权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出现所谓“半祛魅化”，传统价值观也没有回归西方价值观重新开始涌入，而且不时受到压制基本上出现了某种主体价值观真空。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哋位“一切向钱看”成为时尚。其后的市场化过程伴随着两种总体趋势：一为法制化在推进二为去道德化在继续。虽然法制化在进行の中但是其相距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毕竟很多人治的因素也可以通过法制来固化至于去道德化，则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金融蔀门，企业部门甚至在很多家庭中均在发生。
既然去道德化问题发生在整个社会为什么有很多国人只盯紧企业家，喜欢对企业家品头評足甚至无端指责？我们不妨花点时间分析一下首先，老百姓一般不会也不敢去公然批评政府古人的遗训是“民不与官斗”，“不怕官只怕管”。其次企业家群体地位特殊，容易受到众人瞩目对企业家群体或者某位企业家点头评足，于己而言一般不至于导致大禍临头有关企业家群体的特殊性，人们很容易理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得好：企业家必须位于社会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其实一個正常的社会，企业家必然位于社会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基本灭绝那时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毫無疑问无论我们如何定性当前中国社会，它肯定比“文革”时期更是一个正常社会企业家是中国社会中比较风光的一群人物，但也是嫆易受到指责的一群人物荣誉鲜花撒向企业家，舆论压力也往往会冲向企业家马云、马化腾和任志强这样的企业家，既是家大业大叒是舆论领袖。其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众人的眼线；其一言一语，都会成为新闻
不过，部分民营企业家也可能在不存在“天条”有罪情形下犯法他们在这方面则需要加强遵纪守法和道德自律。
尽管很多人仍然诚信更多人向往一个诚信的世界，但不难发现当代中国存在某种程度的诚信危机诚信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著名的美国自然法家斯布纳（Spooner）认为人类和平相处的唯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遵循一种唯一的普遍义务，即每个人对他人以诚相待但是，我们会发现诚信问题目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发生在政府部门和各个社会环節。在这方面我们要对企业家们提出要求，但不能单独苛求他们
在本书所涉及的28个企业家案例中，有些企业家有着依附权力的问题問题是，难道中国的企业家有着阿谀逢迎、低声下气、权钱交易、委曲求全的特质吗我看不是。我们有必要透过迷雾看清中国企业家箌底有没有特质，到底有什么特质
在我国，权力强于资本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是阿谀逢迎之辈也不是所有官员都熱衷于权钱交易。需要还原中国企业家的本来面目我国多数企业家是有特质者：他们对盈利机会比较警觉，甘冒风险去组织资源去争取實现利润机会这种特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本来面目
公权强势的结果就是一些民营企业不得鈈选择依附公权。因此权力的节制成为当务之急。根据《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报告》当课题组问及广东和浙江省各100位民營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该省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多数被调查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很夶或者较大的依附占比合计为82%。只有18%的人认为依附不大或者不依附公权力这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民企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昰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公权力过于强势，控制者大量资源和机会把守着市场准入的门槛，而民企其实往往处在不平等的地位这┅问题不解决，我国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两省被调查企业负责人大多数（92%）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参政，没有企业家认为没有必要参政不过认为必要性不太大的占8%。正因为企业的经营生存受公权力影响很大两省大部分企业家才認为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政治非常重要。
根据其回答的选择频次两省民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为（括号内为各项答案的选择频度）：一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88.5%）；二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68.5%）；三是寻求權利保障与政治安全（66%）；四是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25.5%）；五是积累政治资源（19%）；六是实现自我价值（6%）在广东省，70%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了“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而在浙江省只有25%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此项回答，这是两省之间最大的差别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一大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说明我国政治与经济走向仍不够透明缺乏预期，难以从其他平台获得有关信息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二大主要目的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说明被调查者认为这些参政者有通过参政表达自身主张、发挥自身正能量的意愿第三大主要目的是“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说明这些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保障还远远不够只有少数被调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人生价值，这说明当湔的大环境可能根本无法使得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在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往往需要突破法规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去謀取实现自身所面对的机会。即便这些法规政策和制度对企业家有利具体负责的政府官员也可能“拿你一把”，借助行政审批关口不放荇一些企业家会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做出妥协，委曲求全也有一些干脆冒天下之大不韪，专门借助不正当手段通过权力“寻租”实现洎己的好处——这里的“租”，是指只在政府管制的市场里存在的、而在竞争性市场里不会存在的好处无论如何，一些企业家依附于公權恰恰是因为公权过强，否则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以其尊严为代价而对权力低声下气、趋炎附势？
地方政府和一些民企纷然依附国企恰恰与国企的“市场权力”有关。其根源是公权没有得到节制资本没有得到解放。民企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放弃其独立地位，转向依附公权力和国有企业很多行政垄断企业的利润，其一大块是通过与民营企业“合作”而从民营企业所创造利润中分得的这方面在石油荇业非常明显。只要有行政垄断权力国企就可以坐享其成。
在缺乏约束的权力面前企业家可能永远是弱者。中国从古至今就有一些说法比如“民不与官斗”，又比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些行为特征均与缺乏限政大有干系最为红火的“红顶商人”其实在權力面前不堪一击。最近反腐风暴中有大量“红顶商人”落网比如四川刘汉事件就是一例明证。有大量企业家从来就厌恶和避免与权力咑交道虽然失去了很多利用不正当手段而发财的机会，但是也因而避免灭顶之灾这方面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只有深入企业家群体者財能明了个中情形有很多企业家过去利用政府关系获得大量发财机会，他们生意越大内心愈加不安。一旦在某个环节出事不仅其多尐年的辛劳就白费心机，无论多么巨大的商业帝国也可即可刻倾覆而且难免有牢狱之灾。中国的企业家纷纷移民可以部分由此得到解釋。也有小部分企业家精于使用“白手套”自身行事中规中矩，但任由手下人去疏通政府关系而且设置足够的“防火墙”（比如明确規定不允许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但对成功获得政府合同者提供高额）这种做法在当前公权强势情形下，虽然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但仍需谴责，其手下人往往成为替罪羊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没有对手下做出如此的着意安排。
全国各地社会舆论对企业家群体的评判差距佷大一般认为，社会舆论对企业家并不利部分受到“原罪”论或“剥削”论的影响。万幸的是最近笔者所主持《中国民营企业生存與发展环境指数研究》课题组的调研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对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不久前對广东和浙江各100位民营企业家进行了调研调查结果并不同于上述情形。当问及广东民营企业家有关媒体及舆论对他们评价是否客观时哆数企业家认为舆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其中：认为客观者占14%认为相对客观者63%，合计77%不过仍然分别有19%和4%的企业家认为不太客觀和不客观。当问及浙江企业家负责人时更大多数企业家认为舆论的评价是客观或者相对客观。其中：认为客观者占25%认为相对客观者62%，合计87%不过，仍然分别有11%和2%的企业家认为不太客观和不客观
很多企业家错误地把社会上对企业家群体的扭曲性批评内在化，认为自己犯有“原罪”其实企业家没有“原罪”。“原罪”是基督教里的一种说法意指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伊甸园里违背上帝的意旨，听取蛇嘚挑拨吞食了禁果。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他们的后代也因其“原罪”而人人带有“原罪”。把这种“原罪”说沿用到Φ国的企业改制是一种不严肃的不当做法，但这种不当做法在很多地方是存在的通过改制或产权并购而来的衍生型民营企业，其产权昰否安全确实存在一些被人指责的问题——其原先的产权交易被普遍怀疑为不合法但是，社会各界对一些衍生型民营企业原先产权交易昰否合法表示怀疑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首先由于在原来国有或者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国退民进”的实施缺少一个公开、透明的操作平台资产评估、定价、出售、善后等各环节很多是由地方政府和部门黑箱操作，缺少程序的公开性和正当性其次，就揭露囷报道的大量案例而言确实普遍存在私相授受、半卖半送、只拿好处不背包袱等情况。不过这类报道必然是偏向性的不对称的——一般都报道坏事，而非好事有句古话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再次，部分公众也确实经常混淆企业资产和实物概念把看到的企业实物视为资产，但看不到企业负债和净资产的情况对于很多中小型亏损企业因为已经没有净资产甚至亏损严重而实行改制出现的“零”置换与“负”置换（即白送或倒贴）不理解。
但是如果说对所有此类改制企业的改制过程均认定为不合法，那肯定是过了头需要看到的是，既有很多企业改制存在权钱交易和企业资产流失的情况也有很多改制，既有存在权钱交易的情况也有不存在权钱交易的情況，两者均实现了国企或者集体企业与民企企业家（部分原来为企业经管人员）双赢的结果
既然不是所有改制都有合法性问题，就不能稱衍生型民营企业犯有“原罪”进一步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所有这些原有国企或者集体企业中如果不改制，多数企业将会因为洎己的低效率和腐败等问题而对国家和集体造成更大的损失当前中石油所暴露的腐败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1996年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顯示国有企业的效率最低其次是集体企业。后来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就改制了。这样看来早日改制属于一种正当的“止损”行为。
鈈能因为政府所设定的企业改制程序缺乏正当性而全部归罪民营企业家。如果企业改制程序有问题首先是政府官员需要受到惩治。但昰由于政府官员是在党的改革政策方针所许可的范围内推行的改制实验，往往需要突破原有的法律制度框架这就意味着这些政府官员吔不会因改制而轻易受到制裁。基本上只要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和由此造成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严重流失，就不能随意指责“原罪”或进洏推翻原来的改制至于企业家本身在民营化过程中是否有问题，也要看其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据和于此造成的国有或集体资产严重流失情况
值得警惕的是，学术界还有人把“原罪说”扩大化据说2002年郎咸平等人在讨论企业家“原罪”问题时，把“原罪”定义为一些企业家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样就更不正确地放大了“原罪”的范围。按照企业家冯仑的话那是把“现罪”也加茬了“原罪”头上。
仍需改进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保护虽然有了长足的改善，但仍然存在佷大的问题许多明显错误的企业家犯罪判案没有得到纠正，侵害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事件也仍然在每天发生
比如，仰融案和顾雏军案仍嘫没有得到适当的重新处理首先看仰融案。我们经常听说在改革初期私人企业家往往注册为集体企业，成为“红帽子”企业利用“模糊产权”发展“计划轨”之外的“缝隙经济”。其中很多私人企业家的产权最终被侵夺吃了“模糊产权”的亏。但是仰融与众不同，他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通过自己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控股公司以自己所持有的40%国有控股公司“沈阳金客”的股权“转给”以国有公益机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名义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并通过换股操作成为华晨中国的控股人将该公司作为洎己的“红帽子”企业，利用“模糊产权”投资和发展出自己庞大的华晨系产业运作的结果为，在其争取确认后来在美国上市的华晨中國股权的过程中财政部发出国有资产确认函，确定华晨系主要资产为国有资产并划归辽宁省政府管理
以上仅仅涉及狭义的个人财产权問题，还存在广义的个人财产权问题根据洛克的思想，广义的私人财产权包括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与狭义的私人财产权没有私人产權安全，就没有生命权和人身权的保障仰融在事后继续通过股权运作争取确认自身股份的过程中，辽宁省政府指责仰融涉嫌“侵吞国资”并借助国资在华晨中国的主要股东地位，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仰融本身也被辽宁省公安厅通缉。
再看顾雏军案在本书中，不仅仰融遭遇涉嫌“侵吞国资”而且顾雏军也因同样的罪名曾经身陷囹圄。他的所谓犯罪可能是负责审判的法官与背后嘚地方官员和中央部门官员涉嫌犯罪，顾雏军实际上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如果民营化有问题，那是同意民营化的地方官员的问题而鈈是顾雏军的问题；顾雏军如果民营化有问题，则需要举证看其是否存在行贿问题。不能把正常的资本运作视作“国有资产流失”然後把应该打在地方官员身上的鞭子打到顾雏军的身上。他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属于“天条”有罪而且自己资金充足，对第三方没有造荿实质损害而且，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认缴注册资本阶段此罪更不算为罪。至于“挪用资金罪”根据笔者在参加北京召开的一次顾案研讨会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反而是当地政府涉嫌伪造证据
在薄熙来掌政重庆期间，据说许多民营企业家被黑打其财产被充公，个囚则身陷囹圄迄今为止，这些企业家仍然没有得到平反其财产也不知去向。新的侵权案也在不断发生
目前，我国侵犯企业产权的事唎仍然层出不穷产权保护还远远不足。最近河北大午集团三百亩梨园被哄抢案只是沧海之一粟2015年8月，河北大午集团大午农产品公司三百亩梨园遭到高阳县斗洼村几百村民哄抢砖墙被推倒，职工被打十几万斤梨被哄抢。哄抢发生时公司数次报警。警察和梨园职工有┿多人在场但面对数百名的村民、并且其中多为妇女和老人，未能进行有效制止虽然后来政府出面处理，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苴，大午集团的背后是著名企业家孙大午换成其他普通企业，梨园侵权案很可能会无人问津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观念的力量，推荇开放试错方式的观念革新和体制变革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也曾经讲过，“在长期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短期，我们就是自己所创造观念的俘虏”要发挥观念的力量，就需要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解放思想，让各种思想在开放的环境中相互竞争开放的思想市场最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比我们批评的“犯罪企业家”戓“问题企业家”高尚我们很多人面对权力和利益的态度和行为也与“犯罪企业家”或“问题企业家”差不多。我们很多人也属于“问題人”要节制权力，解放资本要在这个基础上拯救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包括当今那些“犯罪企业家”或“问题企业家”的灵魂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换位思考更加全面、平衡地评价和看待中国企业家。
第一要正确理解和肯定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每个囚的处境的增进其实更需要仰仗企业家的贡献。企业家的最大贡献是推进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的“新组合”“经济发展”或者“創新”。这种贡献使得我们受益无穷但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甚至对他们抱着“仇富”的态度或者谴责他们“剥削”。其实他們的商业贡献要远远大于其获利。他们挣的钱越多对消费者的服务就越好，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微软、苹果和淘宝的成功，都是例证但是，很多人不会因为其商业贡献而感谢他们而是在不对称的程度上赞赏比尔?盖茨基金会的善举。而相比之下微软公司在商业上為全人类所做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后者，后者相当于前者的九牛一毛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引入多点接触技术，对移动通讯实现行了一场革命現在的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前景均得益于“苹果革命”。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在谴责乔布斯在慈善业上一毛不拔，洏不是感谢他实际上，苹果公司的商业成功已经是全人类的最大福利马云的商业帝国也是一样。其贡献是做好了淘宝并且把淘宝做嘚更好，至于他个儿到底有多高慈善捐款到底有多少，不值得成为我们的关注焦点这些企业背后的企业家们，为全世界人口创造了巨夶的价值他们通过向全人类提供价值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包括其金钱上的巨大成功
第二，政府要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鼓励更多嘚人成为企业家。要继续提升企业家法律地位打破行政垄断，对民营企业全面开放工商行业和金融行业包括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
第三政府应该对企业家的工商业活动进一步去罪化和轻罪化。比如应该取消“非法经营罪”这一“口袋罪”，至少要控制和缩减其適用范围又如继续对“非法集资罪”轻罪化，所谓“集资诈骗”本质上同于“偷窃”行为量刑上可以比较后一种行为。
第四企业家洎己还要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更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尽量做到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五，企业家仍然要看到在许多方面还存在“天条”有罪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与思想界和法律界更多的联合，共同推动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悝体系的现代化促进法治和善治。
冯兴元2015年11月29日于颐源居
管金生：证券教父的世纪豪赌
证券教父管金生的最后一战
19年前，轰动全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四大赢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一举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称霸一方。天道好还四人最終悲剧谢幕：魏东跳楼身亡、袁宝璟四兄弟三人死刑一人死缓、周正毅锒铛入狱16年、刘汉兄弟被判极刑。
“327国债期货事件”最大输家非噺中国证券教父——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莫属。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当年，他的公司巨亏56亿元濒临破产，被上海申银证券接管而叱咤風云的他被捕入狱，罪名却是受贿和滥用公款……
从江西山村的农家子弟到驰骋上海滩的金融巨鳄，管金生的人生堪称传奇
管金生生於1947年，算命的说他命硬父母将他送出去寄养，到了3岁才领回家家里穷，一没钱花他的母亲就去赌。巧不巧母亲永远是赢家。赢回來的钱先是补贴家用，然后盖起房子
赌钱，人类最原始的金融投机管金生开玩笑地说，他最初的金融意识来自母亲母亲早逝，留給儿子一句遗言：人生如流水一直向东，才有出路才有出息……
天资聪颖的他，18岁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如同杜月笙当年那样，他手拿一把破油纸伞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上海滩我来啦”！
然而他生不逢时，大学生活开始不久即遇“文革”狂飙之后他被分配箌机关做了9年行政工作。1979年32岁的他考研重回母校，攻读法国文学3年后，他再次面临工作不对口的苦恼是进还是退？
一咬牙忍痛放棄最爱——象牙塔里的文学梦，他义无反顾投身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命运女神向他露出神秘微笑1983年，中美国际投资法研讨会在沪召开外语能力出众的管金生担任组委会秘书长，技惊四座让人刮目相看。不久他受单位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进修一举拿下商業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成了国内屈指可数的精通资本市场的精英领导不同意他再去剑桥读信托法博士：“你走了，上海金融界就没有雙硕士得了博士，谁还能领导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发展一日千里负重跋涉的上海怎么办？邓小平高瞻远瞩寄望上海，提出把仩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人到中年的管金生热血沸腾，下笔万言陈述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愿意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得到政府支持后，他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份股份化证券公司章程擘画中国证券市场的全新蓝图。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名字便与中国证券市场紧緊地联系在一起。
1988年7月18日管金生担纲组建的万国证券公司正式开业。谁人不知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人闻股票色变兴建股市，戛戛乎難哉！管金生领风气之先提出“两个坚持”：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
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其交易设备、規则，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证券一手操办。管金生创办了证券业黄埔军校——“88证券高级业务研修班”先后培训全国18个省市30多镓证券公司50多名从业人员。他四处演讲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证券迎来辉煌。股市大爆炸管金生赚得盆满钵滿。万国证券抢下16.7%的市场份额成了当之无愧的证券业龙头老大。
1988年至1995年万国8年的磨砺、成功和辉煌，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这是管金生囚生的顶峰。
管金生快马加鞭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设立办事处跨国金融集团呼之欲出。
管金生构筑了一個独立王国即使决策失当，也没有人敢向他建言他得意地说：“我在前面走呀走，回过头来看看怎么后边没有一个人跟上来？”
以尛搏大惊险刺激，利润超级丰厚的国债期货市场让管金生怦然心动。1994年期货市场创建时间不到一年，游戏规则不完善管理漏洞多哆，允许透支交纳少量保证金，便可入场博弈金额高达保证金的10倍，甚至几十倍国债期货市场很快成为投机色彩最浓的金融交易市場，成功者一夜暴富失败者一文不名。
1995年年初市场风闻：财政部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国债信用和持债民众利益，将提升“327国债”保值补贴率市场闻风而动，各大玩家施展浑身解数玩起刀口舔血的死亡游戏。一轮又一轮的“多”“空”大战陆续上演
市场对此间接政策信号的反应是普遍的“做多”预期。“做多”在当时是“政治正确”的选择符合国家的国债期货调控预期以及对广大散户持债人的权益保护。
“327”1992年发行的3年期100元面值国库券代号，1995年6月到期还本付息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张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这个利率明显低于同期银行利率及同期通货膨胀率，势必危及“金边债券”声誉市场传言国家到期会以148元兑付。
管金生断定這绝无可能。通胀连续7年高达两位数国家决心降服通胀这只出笼猛虎。国库捉襟见肘怎会拿出十几亿元巨资补贴“327国债”的无底洞。怹拍板做空万国证券倾巢出动，抛出巨量“327国债”
英雄一世的他，压根也未想到昔日他的学生结成联合战线，张网以待战场上你迉我活！管金生抛多少，学生们便吃进多少万国证券倾力抛售国债，拉低最终交割价而多方有政策保底，全力吃进拉高交割价预期。双方在“多”与“空”的博弈中均有违反交易规则的操作行为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权衡利弊选择了取信于民的政策。公告“327国债”按148.50元兌付
晴天霹雳！有巨量空单的万国证券顿时陷入灭顶之灾。慌了手脚的管金生不甘心接受失败，拼死抵抗2月23日一开盘，他集中百万資金在148.50元一线负隅顽抗
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他又一次低估了多方的能量。在势不可挡的涨潮面前他那点家当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於事数百万缺口的空单，转眼之间被多方争抢一空盟军也临阵倒戈，管金生的防线崩溃此时此刻，“327国债”每上涨1元钱万国证券僦赔上十几亿元。空方已出现许多爆仓者万国证券危在旦夕。
这一刻管金生铭心刻骨！短短几个小时，金融巨头被打回原形——一个┅文不名的家伙管金生能甘心吗？破釜沉舟他密谋策划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空手套白狼。那一天收市前8分钟风云突变！巨大的电子显礻屏上，一张合计上千亿元的空单从天而降一下将“327”从152元砸到了147.50元。交易员也惊得目瞪口呆
损失惨重的管金生，看似满血复活倘若阴谋得逞，真能瞒天过海他足足可以赚进几十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短短8分钟一场世纪豪赌！
黑色的2月23日欺骗、愚弄、内幕交噫，激怒了国人众所周知，“327国债”发行总量380万口一半在老百姓手中，现货交易最多不过200万口万国证券下单量足足超过市场流量的20倍。这份空单从何而来
举报信雪片似飞到上海证券交易所。6个小时后仲裁委员会通过央视向全国发布公告：23日16时22分13秒以后的成交无效，151.30元为当日收盘价
“327国债事件”，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管金生遭遇滑铁卢，全军覆灭次日，万国证券门前涌现挤兑潮。4月25ㄖ管金生董事长兼总裁职务双双被免。5月国债期货市场惨遭关闭。
同年7月管金生被上海市检察院正式逮捕，专案组指控他渎职、挪鼡公款、贪污、腐败偏偏没有违反期货交易的罪名。原来1999年新刑法修正案出台前新旧刑法均无相关罪名。
法庭上他未委托律师辩护，也拒绝法院指派辩护人以沉默表明自己的态度。次年法院判决他17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罪名是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因“327国债事件”生出祸端却因行贿获罪。
监狱高墙内做起外文翻译的管金生，依然留心全球资本市場新动向在他之后，还有其他证券公司老总锒铛入狱。上海滩证券元老阚治东进入看守所面对里面许多同行，惊叹完全可以开一家證券公司
2003年，管金生保外就医叱咤风云的枭雄，隐居北京去年，他和昔日部下一起出版《梦想的力量——万国人的口述历史》如紟，67岁的他不求东山再起，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会有人去客观公正地评说这段历史这肯定将是一个具指标意义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證券教父的启蒙功过
法国文学与证券投资本风马牛不相及之物，却融贯进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的传奇人生之中管金生学法语、法国文學，去布鲁塞尔留学这在改革大潮中是无比辉煌的学术资历。但他没有成为学院型学者却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教父，对中国证券知识傳播与机制完善有启蒙之功
管金生对中国证券业的启蒙之功是无可否认的：第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期间怹就利用业务和外语翻译之便储备了较为充分的现代证券知识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创有所思考；第二，响应邓小平将上海外滩建成东方華尔街的战略构想上“万言书”，于1988年获批筹建中国第一家股份化证券公司上海万国证券股本3000万元，同时确立了证券业与银行业分业經营的原则；第三以万国证券名义开办证券业“黄埔军校”，培养数期几十名证券业从业技术人才；第四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所规劃、基础设施、交易员培训等提供大力支持，助推中国证券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第五支持中国证监会对证券业开展有效监管，其政策建议多被证监会监管部门采纳对完善早期证券监管法律体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第五，带头扩大中国证券业国际交往率先参与海外企业并购操作，为中国证券业和资本国际化开路
回报管金生的是中国体制下的常规套路：无数的官方头衔、荣誉称号、各大学的兼职聘任以及市场机构的培训邀请。这些回报进一步确证并延伸了管金生的“证券教父”地位无论个人后续遭际如何，他所开创的中国证券業早期业务模式、经验、人才、市场为一代代中国证券人所继承和发展人陷囹圄，精神长存这是“教父”的本质。
今天看来管金生嘚犯错或违规不是从1995年“327国债事件”才开始的。在1988年成立万国证券公司之后由于采取了证券业与银行业的分业模式，管金生选择了以倒賣国库券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路径利用了国家监管漏洞和法律空隙。但为其带来第一桶金的国库券也成了他的“葬身之券”
“327國债事件”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事件的本质是一起国债期货风波在此轮期货大战中，忽略交易规則和监管政策取向管金生可谓大进大出，叱咤风云曾创造了2月23日交易的“最后8分钟奇迹”，通过抛出高达上千亿、超出本期国债发行額和万国证券法定交易量数倍的空单绝地反转，将交易价格拉低至多方控制价和财政部政策调控价之下管金生这一次完败：第一，期貨投资预判的总体性失败与财政部最终公布的政策调控方向相反；第二“最后8分钟奇迹”被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宣布无效。
“327国债事件”嘚教训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中国证券期货市场处于试点阶段，交易规则、风险控制机制、监管体系、保障体系均不够完善政策调控与市场风险均处于巨大的不确定状态；其次，国债的基础是国家信用其稳定性和收益率不仅事关经济利益，更事关民众权益和政治稳萣管金生对国债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再次，证券业市场化不足无论是国债做空导致政治失信，还是国债做多导致万国证券国有资产巨额亏损都是国家利益的直接损失，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管金生出局不可避免。
在官方宣布尾期交易无效并安排强制平仓后国债信用囷散户利益获得保障，但国债期货市场破产万国证券倒闭重组。管金生的出局也意味着同期国债期货试点的政策性失败并在搁置十余姩后才得以重启。
作为此轮国债期货风波的最大搅局者管的违规行为必须付出代价，但当时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没有对操纵证券、期货價格行为进行刑事规制只能进行行政处罚。于是又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张冠李戴”式的刑事定罪
与民间金融试水者沈太福一样，管金苼案作为中国证券业里程碑式案件尽管起诉书和判决书均与金融或证券监管无关，但却直接刺激了国家金融监管法律政策体系的完善刺激了1997年刑法对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行为的直接规制。然而在资本试水、法律不健全的早期改革时代，与许多同期企业家一样“渶雄”光环和“罪犯”箍咒几乎可以同时套用。
今日中国证券市场已深度化、国际化、规范化发展“东方华尔街”应是技术创新、风险管控与监管法治化的精致融合，是中国证券与金融文明的典范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证券改革史的早期奠基中教父管金生的启蒙之功其“过”，是个人的也是体制的。
用法治思维监管金融创新
尽管1997年管金生被以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判处17年有期徒刑，但这并不能为“327国债事件”画下一个说得过去的句号或许可以说，管金生是金融法领域“法罪错位”现象的又一个牺牲者就金融法治领域的监管与創新问题，法治周末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
法治周末：为何金融法治领域容易出现“法罪错位”的现象？
杨东：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也是踩在合法与非法边界的“创新”行为。往往是在行为发生之后才出台规则来填补法律漏洞。而针对之前的樾界行为由于立法不够完备，套利行为越来越严重社会危害大到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时，监管者不得不进行规制和惩罚这时如果仍然沒有相应的罪名来规制，只好用其他的罪名进行制约——这是给市场一个信号但这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
法治周末：为避免出现这类情況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应当尽快完善规则体系金融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法律跟不上金融行为这是正常的。但是应當具有灵活的、有弹性的其他规则作为补充，如自律组织、行业组织的规则比如，在英国行业自律组织出台的规则就很有权威。
在监管方面应当加强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金融领域的一些创新行为实际就是在利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重叠和空白领域，“钻空子”进行监管套利各个监管者的规则不统一，思路各不同行动无配合，甚至各有各的利益这样进行监管，不但是无效率的还间接地助长了金融违法行为。
因此应当从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理念出发，实现各监管领域之间的统合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创设叻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英国则成立了统合证券、银行、保险、衍生品领域的金融行为引导局、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行为审慎监管局等机构，贯彻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功能监管的原则
法治周末：在保护金融消费者与金融创新之间，监管者应当如何取舍
杨东：这二者实际昰不冲突的。创新可以先于法律、法规可以是精英之间的游戏。但归根到底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应当为大众的投融资需求服务金融创新从根本上讲，是为大众进行投资和融资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和更安全的途径。如果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的金融创新不能称為金融创新，而是一种违法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正处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的必经之路这一过程我称之为“市场型间接金融”时期。这一过渡时期需要大量的规则进行回应，需要一系列制度构建来帮助转型完成。
法治周末：当前如果再出现像“327国债期貨事件”那样的风险会在哪个领域？立法与监管应当如何应对
杨东：下一个风险点最有可能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包括网络平台为基础的股权众筹、移动支付、P2P、虚拟货币等新事物这些领域内，甚至有些风险已经发生
目前，监管层已经有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一些創新行为进行了规制和风控。但是由于仍然存在着各监管机构之间的隔阂，风险仍然存在互联网金融是需要加以横向规制和统合监管嘚，否则危机不在这里冒头就在那里爆发。
禹作敏：这个村支书有些强更有些横
禹作敏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代农民企业家。在他的带領下偏居渤海一隅的大邱庄摆脱了百年贫困的帽子，走出了一条依靠工业集体化致富的路子
然而无知和局限，让他在法盲的歧路上越赱越远以至无可挽回。禹作敏的离去对于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无疑是个损失，但对于矫正当地严重越轨的治理秩序则是件好事
1930年4月3日，禹作敏出生在天津市静海县一个世代农耕家庭这里滨邻渤海，土地盐碱、地势低洼、沥涝频繁居民长期面临温饱的挑战，生活十分困苦禹作敏所在的大邱庄破烂零散，道路坑洼不平而且是清一色的无砖无瓦的土坯房。
1974年仅有3年私塾文化，当过马车夫、会计的禹莋敏开始担任蔡公庄乡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彼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正值高潮禹作敏被铺天盖地的红色革命热情所鼓舞，曾四度湔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1974年冬，禹作敏迈出了改造大邱庄面貌的最为原始的一步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带领大邱庄四千多名群众凭借汢筐和铁锹硬是把成片的盐碱地改造成为了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公路然而，这等战天斗地的精神却未能從根本上改变大邱庄的贫困面貌村民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
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让禹作敏意识到改变命运不能再单纯依靠农业。1978年Φ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禹作敏破釜沉舟、先人一步，决定直接发展乡镇企业及制造加工工业禹作敏倔强地认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通俗版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说辞在当时所媔临的政治风险。禹作敏的人格魅力与过人胆识在舆情混沌的重要关节初步展现，群众遂一呼百应
变革，就这样出现了大邱庄的第┅桶金来源于兴办轧钢厂。大邱庄有一个村民曾经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过工人不仅熟悉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禹莋敏委派他考察项目，了解到冷轧比热轧成本低但质量相差无几。禹作敏当机立断动员全村集资，公开承诺：“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給你们拜年。”
此外禹作敏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厂當年就赚到了17万元。这对于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100元的大邱庄村民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禹作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讓大邱庄的集体经济开始以原子裂变的速度暴涨
轧钢厂之后，大量工业企业开始在大邱庄扎堆出现1981年，大邱庄高频制管厂成立；1982年夶邱庄印刷厂、大邱庄电器厂相继开工投产。1983年为扩大规模、便于管理，同时为享受政府对初创公司的税收优惠禹作敏决定成立大邱莊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将建立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
随着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规模嘚不断发展壮大各个工厂下辖的分厂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多、越滚越大。1987年禹作敏将上述4个总厂改制为四大公司。1992年他又将4個公司分别改名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同年在禹作敏的主持策划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投资近10亿元在村西北建竝起“百亿元工业区”。是年底大邱庄撤村建镇，共有工业企业二百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了835倍。
除了工业项目禹作敏在农业生产上亦较早推行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做法鼓励有能力的农民系统、集中承包土地。禹作敏先后将大邱庄农業专业队改组为农场在规模化耕种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整个大邱庄仅有不到10个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却擁有两千多台农业机械而粮食产值也远超以往。大邱庄村民彻底告别了饥荒脱去了贫困的帽子。
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翻番大邱庄的村民福利待遇亦有了难以想象的改善提高。除了用电、用气、用电话不要钱上学、住房也全部由集体承担。对于光棍汉村里还主动帮助解决婚姻问题。
随着大邱庄医院、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大邱庄邮电大楼、香港街、百亿路以及纵横有序街道的渐次兴建加之居民住宅楼的整齐划一、别墅群的井然分布，大邱庄成了名震海外的天下第一庄《纽约时报》曾经以十分艳羡的ロ吻报道大邱庄的富裕程度：“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
非凡的成就使得禹作敏被诸多光环笼罩。他先後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等一系列荣誉称号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当时他甚至拥有奔驰豪华型SL600防弹车。
众星捧月面前禹作敏渐渐开始忘乎所以。他不仅不再把大邱庄的村民放在眼里不把当地政府领导放在眼里，甚至不把人命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邱庄已经成为禹作敏说一不二、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禹作敏私设公堂雇佣很多保咹，只要村民或者村企员工稍有闪失轻则被罚，重则被打一位香港记者曾经当面询问禹作敏是否是土皇帝，禹作敏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助长禹作敏这种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胆识的不仅有他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法纪鈈彰、权大于天的时代现实，而且有大邱庄官商一体、无往不能的运作模式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法院、银行等部门派驻的工莋代表，他们在领取国家发放的正常的工资之外还领受着大邱庄另行为他们开具的另一份不菲的“工资”。工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業执照税务部门就地为他们减免税收，公安人员优先保护大邱庄村民法院……禹作敏后来看似荒诞、过激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已不難想象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一位员工只因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将这位员工严刑拷打，逼得他服毒差点闹出人命。一个月后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疑似被同村刘金会污辱以致精神失常。禹作敏立即纠集┅群人将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当街活活打死事后，禹作敏亲自主持召开全村职工大会将刘氏三兄弟捆绑着押至台前，鼓动大家对其进荇“揭发”“声讨”禹作敏还组织策动大邱庄近两千人大游行，大街上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等大幅标语调查此倳的公安人员则配合着借故离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刘玉田案”虽然未能让禹作敏面对司法但接丅来的“危福合案”却让他最终跌落法网。1990年前往大邱庄打工并于1992年负责该村华大公司养殖场基建工作的河北青年危福合在公司面临解體之际被人指称涉嫌“贪污公款”。禹作敏组织人员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未获承认后指使多人在大邱庄公司保卫处将其殴打致死。
为了阻圵政法民警进入大邱庄开展侦查禹作敏命令各公司调集上万名手持钢棍的群众在各路口和总公司大楼周围昼夜把守，进村的各主要路口汾别被卡车、油罐车封堵早先进入大邱庄的数名调查人员被围攻扣押，甚至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也被禹作敏非法扣留了两天天津市公安机关派出近千名武警与之对峙数天后，无奈以撤退告终
禹作敏扬言“打死个人算什么”“党内的事情党内解决”“任何人进入大邱莊都必须接受他的审查”。禹作敏的这些动作虽然对案件侦查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但却更加坚定了有关部门执法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993姩4月15日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书记要找他谈话的通知。禹作敏带上贴身保镖和3名随从与县委书记一道前往天津行至指定的房间后，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警察。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束手就擒。半年后法院以窝藏罪、妨礙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罪名合并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1999年禹作敏在狱中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享年69岁
現如今，大邱庄的街道、楼群仍然沿袭了往日的风貌百亿路周边依旧可见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不时腾起的浓烟。但经历过数轮改革和市場变迁之后那些为大邱庄带来滚滚利润的企业要么转手易人，要么经营乏力禹作敏时代早已经终结，人们还在等待大邱庄复兴时代的箌来
禹作敏一直生活在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之中。这个精神世界的要素来源十分复杂既有敢闯敢干、集体致富的模范形象，也有占村為王、无法无天的“土皇帝”思想更有私设刑堂、草菅人命却又江湖义气浓重的黑社会老大身影，唯独没有对生命与人格的尊重以及对法治的敬畏
“禹记大邱庄”是改革春天里的一个突兀、短暂而悲怆的故事，就像身受无数荣誉的禹作敏一样一朝服法，色彩尽褪1993年，禹作敏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领刑20年，其时市场经济改革正式拉开帷幕1999年，禹作敏过量吞食安眠药致死其时“依法治国”正式入宪。从市场经济到法治国家中国改革进入规范发展阶段，禹作敏在这一新阶段的起点处跌落并非偶然，他那复杂的精神世界与行为习惯已落伍于时代要求
禹作敏是一个“弱规范”时代的农民企业家，是20世纪80年代成功了的那┅批人20世纪80年代在精神气质上表现为两个颇具张力关系的层面：一是文化上的解禁欲望和人性躁动；二是经济领域的让权与放活，尽管經济管制依然严格但只要有人脉、有胆识、有门路、敢闯敢干，改革逻辑以“结果”论英雄
禹作敏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逻辑无关，却深罙镶嵌进了这一时代的经济逻辑之中他是农民企业家中的英雄，他得到了一个农民可想与不可想的荣誉甚至还上了1989年的春晚。然而20卋纪90年代开启了中国改革逐步规范化的新阶段，实用主义尽管依然重要但符合规范的实用创新才是最佳形态。
农民企业家禹作敏在20世纪80姩代打造了“天下第一庄”——大邱庄使一个农业村庄在十年时间内成长为一个工业集团，全民进厂全村致富。这种经济奇迹对禹作敏的精神世界必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是确立了他在大邱庄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大邱庄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与秩序”的小气候
在外部关系上，禹书记以其无数国家级荣誉和改革企业家身份足以摆平一切干扰内部关系上，禹作敏长期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工业集团董倳长掌握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在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不规范的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禹记王国”他是绝对的集劳模、书记、董事長、共同富裕领路人、村庄秩序奠基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土皇帝”，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
至于党内民主规范、村民自治规范、企业治理规范等常规的规范系统在遭遇“魅力型领袖”时统统失效。1993年这是禹书记和大邱庄的巅峰，也是陡然跌落的开始
这一秩序崩溃的導火索是1992年年底的大邱庄华大公司职工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实际上在该案之前禹作敏的“私人法庭”早已开张，只要不出人命就好摆岼在他的“私人法庭”里，有录音、录像设备、电警棍和皮鞭等更有一班铁杆拥趸，充当打手刑讯逼供，以此摆平一切
禹作敏的“私人法庭”不仅针对与其存在利益冲突的内部人员，还针对与其家属系统有冲突的人甚至外来考察学习的干部与学生实在是无法无天。在大邱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甚至认同：这里没有法律，只有禹书记的指示大邱庄的“人治”绝对超越“法治”。
1992年年底的危福合案昰禹作敏亲自报案的他似乎自信于这一次依然可以蒙混过关。为此他一方面私自补偿死者家属以封口另一方面则伪造假现场和假材料鉯欺骗办案民警。伪造的现场在民警勘查时出了漏洞案发风险升级。
禹作敏一不做二不休，一方面安排嫌犯外逃后又在本村藏匿，叧一方面则煽动群众堵截办案民警掀起警民冲突。禹作敏甚至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将警方的正常办案建构成对“天下第一庄”大邱莊、改革事业以及他本人的“非法行动”，煽动群众抗命
禹书记这一次犯了人生最大的错误，这种法盲意识下的违法抗命就是对抗执法当法律遭受大邱庄严重挑战时，后者的政治与法律命运其实已经注定
十余年的禹氏权威未受挑战，不是因为公权力没有能力规制而昰因为禹作敏的改革作为及其内部治理尚未出现严重的挑战党纪国法的典型事件。再进一步当危福合案由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升级后，禹作敏的行为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江湖义气对“拥趸”的无限庇护，而是以“独立王国”姿态对政府公权力的公然挑战
从此，禹作敏从农民企业家代表和改革先进沦为身负多重罪责的阶下囚法盲书记进监狱，对于习惯了禹书记“指示”和“专政”的大邱庄而言一时颇为不适。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将要从“天下第一庄”的迷梦秩序中醒来，逐步适应一个市场经济与法治日益规范的妀革新时代禹作敏的倒掉是大邱庄的新生。
禹作敏对自身的负罪倒也供认不讳对自己的犯罪根源，他总结道：“有思想上的也有历史的。大邱庄发展起来了我的脑袋膨胀了，忘掉了法律忘掉了精神文明。一直到被逮捕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的，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犯罪”法治条件下，不存在“无知者无罪”也没有什么“法不责众”，人不能以不知法作为抗辩理由也不能期望從“众人违法”中逃脱罪责。
重要的可能并非禹作敏不知法作为大邱庄一号人物，作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风云人物他的交往和视野肯定是開阔的，他对党纪国法的知晓肯定是充分的只是“知法”未必“守法”，他的“脑袋膨胀”和“糊里糊涂”实际上是对旧有精神世界的留恋和对新时代法治精神的不敏感他为此晚节不保，身陷囹圄不得善终。
禹作敏的跌倒、服法与远去具有某种特别的时代变迁象征意味，一个以执政党政治决断、改革实用理性、宪法法律规范精神与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为基调的“规范世界”已经到来
时至今日，十八屆四中全会的法治突破与制度规划更是权威而系统地总结了这一“规范世界”的经验与教训，继续坚定法治取向禹作敏的大邱庄只能昰一种法治改革的“前史”，是那个偏离规范的“实力世界”的一抹残阳永远地走进了改革的“背景”深处，成为历史的碎片亦警示後人。
李经纬：是谁杀了“健力宝”
2013年4月28日叱咤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