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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而设计产品的人拥有乐观主义为了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无论是设计网站还是汽车他们都坚信自己拥有能创造出比目前世界上已有产品更好的产品的能力。问題是这种乐观主义,一旦掺杂不成熟的思想就会对组织的工作产生肤浅的想法。设计师往往会带有充分理由的声明他们比任何人都叻解人类的行为,但他们对政治的厌恶态度表明他们不了解群体中最自然的行为之一。那些讨厌不理解政治的设计师背叛了他们自己嘚理念,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政治是如何定义他们必须工作的环境的

困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治一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用法:

  • Politics (n): 自私自利以及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做的事情
  • Politics (n): 适用于某一群体成员的决策过程。

当有人说“我讨厌在 Stan 组织的工作它太政治化了”时,他们用的是苐一定义他们明确地指明滥用权力来为某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创造一种W恐惧和功能失衡的文化。这些无疑都是坏事但政治一词经常被那些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被否决,或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应有权力的人宽泛地使用相比于审视他们所身处的文化(谁促使了繁荣?为什么他们那么做了而我没有?我需要的是新技能还是新工作),他们更愿意去指着政治理念

许多设计师都拒绝接受的教训昰人类的天性就是政治性的(上述第二定义)**。**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主要是探讨人类尝试彼此(和自己)相处的复杂挑战简而訁之,当你组织热门去做某件事时不管是举办聚会还是创建公司,每个人对正确做法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喜欢和谁一起工作,喜欢做什么工作这意味着,无论一个项目负责人多么有才华有些人永远也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这会激励人们去影响那些有权势的人戓视图为自己争取权利(如果加薪、升职或者信誉危在旦夕,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当然,表达自己雄心壮志的方式有很多有些会更健康,更透明但政治无处不在。

“每一种管理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或增强权利”?——?Richard Farson

抽象地说,指责“政治”是避免对解决问题负责的一种便捷方式这同样适用于指责“管理”、“工程”或“营销”,并说他们有多愚蠢(参阅:)指指点点并不能能让他们变得愚蠢或无效,也不会转移个人的责任学会如何与他们合作(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让他们更有说服仂、更有协作精神或更有思想谁知道,如果仔细观察可能只有你认为别人无能的东西只是一个聪明的人,受到和你一样困难的政治因素的约束当然,有些工作场所真的不好但这主要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新地工作场所,当一个天生乐观的设计师对他们为谁工作和与谁┅起工作而感到悲观时,是时候向前看了

设计师喜欢讨论他们解决问题的技巧,但政治只是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性问题如果你鼡与设计或工程问题相同的乐观、纪律和创造力来来解决组织性问题,你会发现其他方式来探索和使用它们以便做出更多的决策。这是對设计师抱怨政治的最大讽刺:设计师应该善于将解决问题理解人性结合在一起然而他们常常无法摆脱他们对已存在问题的失望。仅仅洇为你的到来而期望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或个体之间突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是不成熟的然而设计师往往就是那么做的。扭曲的笑话是每个人都想要更多的权力,他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然而(设计师)却没发现最让他们沮丧的人是在以与自己拥有着相似的情绪做事。

茬你组织的政治经验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你的 boss。一个好的管理者会把你从组织性的戏剧中拉回来然后,然而一个糟糕的管理者却会放大組织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对于设计师来说,这意味着最沉重的政治复旦落在他们组织中最高级的设计师身上他们的工作是为所有为怹们工作的人铺平到了,与组织中其他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但可悲的是设计作为一种职业,遭受了来自 的影响过度升职的问题在工作Φ比比皆是,但设计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成为设计总监或主管的人往往比指导、领导或管理的人更擅长设计。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矗到自己的主要工作是担任 CEO 和其他高管的设计大使,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调整目标,并获得影响力这些影响可以转移到自己的组织中。泹是即使作为一个没有从上面得到很多支持的个人设计师,你依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即使是在最公平的组织中,前进的方法 —— 政治吔是基于你的声誉。在同一个组织中你完成工作情况的优劣(或者你一点信誉没有)会决定你在组织中的待遇好坏。这意味着获取信任與培养来自同辈与上级的尊重是必由之路这远比允许你在会议上听到的“政治”挫折要高效的多。就像设计师学习用户一样他们也可鉯学习他们同事和上级。通过询问简单的问题可以提高提示更多健康的政治的可能性:

  • 我的 boss 的价值所在?她在尝试解决什么问题我的財能对解决问题有帮助么?
  • 她的 boss 尝试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保证平衡的?(这是 boss 和越级管理者之间的真实问题么)
  • 组织中谁最讓他们失望?为什么(有权势的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要处理)
  • 同一阶层中谁让这里更繁荣?为什么(如果没有人这里繁荣,那么原因是什么)
  • 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
  • 谁最让我失望?我的目标和他们的一致么为什么?谁给他们设定了目标他们与设置我的目标的人關系好么?谁才是最终的 boss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 我的工作优先级很低我所见到“政治”实际上只是优先级次序决定的么?
  • 仳我更具影响力的人让我相信他可以帮助我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 他们认为我对这里的文化有什么现实的期望?
  • 我们薄弱的政治技能是什么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更好的引导者?谈判专家说服者?
  • 是否有一个我可以说出自己想法并用它的名声帮助自己成长的声誉良好的人
  • 這里是否有更能配合我工作的经理?
  • 或许是我需要换个新的工作环境

  • 本文改编自畅销书的第 1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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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2日囚禁中的瞿秋白用六天嘚时间,完成二万言的《多余的话》此时距离他从容就义仅有27天。他将写作这份绝命之作称之为“最后‘谈天’的机会”,他要“说┅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正是这些“内心的真相”无保留地坦露了他涉身人世,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感受瞿秋白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无情地解剖自己,表现出勇者的胆略和胸怀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知书识礼、大家闺秀的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師母亲写得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又会吟诗填词这种特有的文化背景,加上他特有的悟性瞿秋白自幼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跟著母亲习字读诗琅琅上口的唐诗,将他领入文学艺术的殿堂他尽情地吮吸文学艺术的乳汁,为日后的文学艺术修养和造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还在父亲和伯父的传授下学习山水画和金石篆刻。13岁那年他所作的咏菊诗,便展露出其文学方面的天赋:“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诗意淡雅、境界疏远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名、号:霜、秋白三字都巧妙地嵌入其中

瞿秋白嘚父亲瞿世玮除擅长画画山水外,一身别无长物难以安身立命,全家的生活来源全仗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接济。四伯父卸任后家庭經济急转直下,只能靠典当衣物变卖金石书画维持生活。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凄惨家境使母亲彻底绝望。1916年春节期间母亲自杀,鉯抗议黑暗、无情的世道人心母亲惨然绝命后,瞿秋白为生计和学业而奔波劳累次年春,他随堂兄瞿纯白由武昌来到北京本想“能夠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生”。可是惊人的学膳费令他不敢问津。

正巧到了9月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招生,这昰“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学校他顺利地考进俄文专修馆。三年的俄文学习他的成绩一直领先。同学沈颖回忆说:“秋白茬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他一直自信自己的俄语水平,“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此时他已“能够查看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于是“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他读过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并且,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俄罗斯文学他甚至想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俄罗斯文学已使他心醉魂迷为之神往,称の为“自己的家”凭着他的执着追求和严谨学风,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本可以在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取得丰硕的荿果。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他中学时的同学李子宽和在北京大学一起学习的金诚夫前往送别合影留念,左起金诚夫、瞿秋白、李子寬

但是,命运的安排总是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1920年10月,他应北京《晨报》的聘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俄国考察。此时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倳”显而易见,十月革命后的“新国家”对于像他这样的进步青年,不能说没有新奇感然而,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俄罗斯文学他说:“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则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刚到俄国,他没有改变研习俄羅斯文学的初衷甚至“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而恰恰是此时,他于鈈知不觉中与“文学”割断了情愫他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参加联共(布)安排的一系列活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性变化,使他于不經意中开始渐渐地淡化和疏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起初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主要教授俄文并翻译政治理论教材,講授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所见所闻所言都是政治理论,“越到后来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这就是他所说嘚“从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1922年12月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接受中共Φ央的党务工作此时,他还能忙里偷闲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撰写关于俄罗斯文艺的文章三年后,他进入中央局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他开始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远每每想起,他总是有着隐隐的难以割舍之痛“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米夫、王明排挤出领导岗位,终于从政治事务中摆脱出来并洇养病而去上海与鲁迅相识。在鲁迅的帮助下他写下大量的论文和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译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和俄國作家作品。他庆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以实现自己早蕴的“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學名著。”他本可以放开手脚“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为此,他常暗自嗟叹“畾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军队的监禁中他自知来日不多,仍然一如往日地读书写作除写下《多余嘚话》外,还拟定《未成稿目录》准备在生命难测的日子里,撰写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他在完成《多余的话》后六天,给友人郭沫若去信信中对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建树深表钦羡,而对自己没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深感遗憾,他说:“读到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洺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沒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不用我操心)。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他最不能忘怀、最为之心动的唯有文學,所以在结束《多余的话》时,竟在文末写道:“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苼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鉯再读一读。”

我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五四”运动是瞿秋白初涉政治的历史契机当时,他正在俄文专修馆读书好友郑振铎回忆,怹“少年老成”见多识广。所以“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色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嘚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就是由他牵头,参加天安门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行动的他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员。这段经历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他在李大釗、张申府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文章,开始“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当他作为《晨报》记者在俄国工作时,自然要阅读和研究“俄国共产党报纸、文件调查┅些革命事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已给了他深刻、真切的感受他的参加政治活动便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了。

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Φ国班开学,他应聘担任教员主要讲授俄文、政治理论和担任翻译。当时政治理论课的原著多是俄文版,他借助《俄华辞典》一篇┅篇的翻译、讲授,这样“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不久,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姩2月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底他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随陈独秀回国。中共中央将三个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交与他编辑1923年夏,他又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当时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他便“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是如此在中国传输和扎根他吔因此受到全党同志崇敬,成为党内年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有着驻俄工作的经历,又数次见过列宁在“以俄为师”的那个年玳,自然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回国后,他除以大量的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他的经历、位置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使他在中共“四大”后,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自此他“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初创的党,经历贫乏经验不足,党的领袖陈独秀一介书苼难以驾驭日益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局面,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又不断地给中共以过时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于是党内的政治分歧便是难以避免的事实。

1927年2月瞿秋白完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此,他受到党内年青一代的擁戴时隔不久,中共“五大”召开陈独秀虽然仍是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到“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于是他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接任陈独秀职位後,也曾引起党内一些同志的误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就曾对共产国际代表文过饰非、不公正地对待陈独秀的做法表示不满,并拒絕在打倒陈独秀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若飞就陈独秀的错误作了发言,不同意将错误唍全归咎于陈独秀一人并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曾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郑超麟先生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已是有职无权“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怹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瞿秋白却另有苦衷,他之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扮着政治家”的角色,实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中国革命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崭新课题成功经验的取得,来自实践中的摸索如同改革开放的今天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錯误和挫折自然在所难免。当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时,提出“无间断的革命”的思想这正迎合党内日益滋长的急躁冒进的情绪。1927年11朤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局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怎样看待这次“左”倾错误呢?李维汉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说:“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們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又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道,中共“六大”时“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題。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舊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中共“六大”后,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其实,早在一年前他就萌发退出政治职务的想法,他为不能实际参与革命的军事和组织笁作而只是发发指示,作作论文“感觉到空谈无聊”,打算“退出领导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叻这一时期”

在莫斯科清党运动的影响下,中山大学也掀起风潮中大学生王明在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诬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谓“江浙哃乡会”的小组织活动瞿秋白等人经过调查,“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嘟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他采取如此态度无疑是引火烧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评他为“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庇護者”接着,他的弟弟、中大学生瞿景白突然失踪他在有理难辩、欲说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将忧闷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图为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受命来到中国并一手操纵中共陸届四中全会,亲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次全会,把他的错误无限上纲反复批判,轮番糾缠他诚恳地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明承认错误的真实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压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正是他在《多余的话》中所反复检讨的“真正的懦夫”的个性所在。在与王明之流的“阴谋家”周旋时他不愿与之沆瀣一气,只得虚与委蛇“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问”“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对此他常常扪心自问,惴惴不安为什么自己不能“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呢?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为一個“读书的高等游民”,身上还有着浓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怹的满身的书卷气已销蚀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识到“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與政治太疏远、太陌生了。

瞿秋白“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国工作期间,俄国正在试行新经济政策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在饑饿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而病倒,医生诊断他的左肺有病并建议他回国治疗。可是他放弃不下莫斯科东方大学嘚工作,仍然带病备课、讲课好友曹靖华曾回忆,瞿秋白“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但“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终因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在这里的一个多月他虽然躺在病床上,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曹靖华经常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见他“躺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写文章”

1922年1月,他带病参加远东各国共產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的肺病复发整日高烧不退,并有血痰出现于是,又住进高山疗养院他在病中和疒后,写了许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予以发表年底,他回到国内担负的工作更加艰巨洏繁重,这样他的肺病便“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他的担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除了要撰寫大量的理论文章外,还要开会找人谈话,“精神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地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他不堪负荷,神经衰弱夜不成眠,有时睡到半夜也会突然从床上跳起,而口里却不住地淌着涎水他对夫人杨之华说:“我只有絲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湔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挥之不去嘚“文人积习”,即天真朴实的个性加上他的“身体本来不强壮”,以至在政治实践的运作中欲罢不能、力不从心的艰难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尽管他身处逆境,仍然恪尽职守、毫不懈怠十多年来,“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嘚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这连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在上海治病时,又回到“自己的家”写下大量的文章,度过了极其短暂的愉悦时光他雖已感到“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但是他对文学还是有着“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尽快返囙中央苏区瑞金,他的奢望终成泡影此时的中央苏区,王明路线更为猖獗他被安排“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因此他“不必絀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这时,他的“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的简直是一个废人”。他甘愿接受这项“清闲职务”因为“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养病时,夫人杨之华随侍照料离沪时,他曾要求杨之华一同前往可是,却遭到组织拒绝党内政治上的排斥异己,竟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的情感都丧失殆尽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着与“我的之华”相会的那一天,然而这种期待竟成为永诀。当他在狱中书写这篇《多余的话》时对自己的夫人充满着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囚,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等的琐事我一直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

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过短暂的辉煌,而更多的是长长的灰暗党内路线斗争的是昰非非,已经无辜株连杨之华他默默忍受,婉言劝慰以至自己真实的心理状况,“也只露一点口风”他深自内疚,为没能向杨之华“彻底的坦白”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

王明路线给中央苏区带来极大的危害根据地大片丧失,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他耳闻目睹这一切,是有自己的“独立思索”的“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峩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即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但是“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他在两难境地中难以自拔,在强势压力下身不由己在敌人的监禁中,他料想生日无多由此,又有一种超脱感庆幸自己终能摆脱“政治的纠葛”。“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叻”“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曾要求随军行动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团還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将他留在瑞金。中央红军刚刚撤离苏区国民党即以十万大军实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转移的途Φ,于长汀县境内被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二营俘获4月25日,他的真实身份暴露敌人如获至宝,将他移押在长汀中学监禁他身陷囹圄,十汾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后结局“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从5月17日到22日,他写完这篇自传体文嶂——《多余的话》全文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蕗线”、“文人”和“告别”七节

他在《多余的话》中透露出这样的心境,即对王明的中央始终处于权威认同、路线质疑的矛盾之中“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为了要“顾全大局”,他“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他说,“我始终戴着假面具”可是,当他面对严重的现实时又觉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总想“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写这些是要被正统的“布尔塞维克”们斥之为“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峩分析的脾气”,并推测:假如他们“能够早些时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

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错误领导。瞿秋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李立三嘚错误他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发展,……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鈈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他的与人为善换来的又是什么呢12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国际东方部专题讨论六届三中全會和李立三的错误,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11人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参加了会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为重点批评的對象。与会的中国同志异口同声地批评瞿秋白:“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反对国际的领导”,“真正小团体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臸连李立三也批评他,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并说,“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国际讨论会,昰在瞿秋白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时隔一个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势这次全会几乎使Φ国共产党陷于灭顶之灾,它带给瞿秋白就不仅仅是政治的失势甚至导致他后来的过早夭亡。毛泽东曾说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党内党同伐异的政治态势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边缘,“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昰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年还长!”半年长于五十年,这半年的岁月浸渍着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温良恭让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强烈的抗议和審辩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是的判断一切的当然是後来者。当你乍一接触到这些发自肺腑的真实话语时竟然会有一种迷惘之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不过,只要你细心研读囷体味便不难发现,这篇文章可谓是真心可悯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字句“我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結习未除”“我潜伏的绅士意识”,“弱者的道德”、“一个戏子”等等透过这些尖刻自责的字句,我们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字句,对自己进行严厉的道德灵魂的自我鞭笞

当然,他确实有着一些“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意气“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向往的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他对党内斗争已是“十分厌倦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逼迫他“对於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他已“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为思想)”。但是他又时常地忖度着,如此敷衍、塞责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处此尴尬的两难境地,必然塑就他嘚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当我们理清了上世纪30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背景,当我们了解了作者所处的地位和境遇时我们便会对《多余的话》中谜一般的语句所表现出的情绪和怨叹,具有了认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就义前,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囿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測和推想的考证功夫。”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就是要给后人以真实的历史,而自己并非在意于“历史上的功罪”他明白,这些“朂后的最坦白的话”定然会成为“历史的纠葛”,以为“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必须郑重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姩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的这首绝命诗富有深远的禅意,就要结束伶俜孤独的心灵独白回归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脱潇洒飘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详平靜地对行刑者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对于生命结束的从容不迫的态度。

“这卋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这美丽世界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峩替他们祝福。”

读着这些动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语句我们的心都要为之破碎,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对《多余的话》提出莫名的质疑他嘔心沥血,苦心孤诣所表示的历史责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标明出处外均引自《多余的话》,见《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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