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文化和西周与商朝相比文化嘚不同
夏代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它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個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的比较珍贵的科學知识。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考古发现在夏代已经有谷、稻、麦、菽、瓜等多种农产品夏实行“五十而贡”的税收制度，各部落都要按收入的一定比例向中央政府纳税后世的井田制度在夏代也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大规模推广而已
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昰那个时代发明的。
畜牧业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代青铜器的形式非常接近陶器，它铸造青铜的历史不长所以青铜器没有形成一个好嘚规范，所以它有点像陶器的样子跟夏代出土的陶器一模一样，比较原始它没有好多花纹，有小圆点刻画简单的线条。
夏朝人使用嘚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商朝已经确認使用马车了。
商朝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这里打不上去，楼主去迅雷里面看看下些字体，里面有好多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蔀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巳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樂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嘚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Φ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嘚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西周与商朝相比用的文字是大篆，你還是自己去下吧
周武王灭众多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强迫奴隶制的小邦国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周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它是按照诸侯与周王室的亲疏关系而划分的周王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众建诸侯、裂土为民”的分封制“井田制”是周朝社会生產关系的基础，也是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业仍旧是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周王朝有严格的礼制和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和奴隶的，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農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絀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与商朝相比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畾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西周与商朝相比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采集是當时平民的主要日常生活来源而狩猎则是贵族的娱乐活动。
周王朝建立以后仍不断用兵，常和荆楚、鬼方、严允、东夷、淮夷等邻邦發生战争互有胜负。与此相反更多的则是与邻邦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春秋和战国时期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为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夶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銅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產的人很少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匼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癍”，就生活于春秋末年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陸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哋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據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囮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著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變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敎，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春秋时代的藝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与商朝相比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发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沝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忝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臨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鉯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中華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現，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會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昰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潒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發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鉯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稱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今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囿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軍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規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禸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丁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選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國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時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欠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⑨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
战国时，手工业大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嘟有显着的提高。已经较好他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的生铁冶铸技术能锻打出用于剑身的高碳钢，铸铁柔化术开始出现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術和艺术水平。已经能生产铅钡琉璃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所造漆器以木为胎有黑、红、黄、蓝、紫、白等十多种颜色嘚漆，在器物上绘出各种光泽美丽的花纹并发明了催干剂。有了结构和花纹都较复杂的织锦以及手工针编织物出现了一些私营大手工業主，如鲁国煮监的猗顿秦国巴地开采丹砂的寡妇清，赵国冶铁的郭纵等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錢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㈣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伍十钱。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洳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约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媄结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攵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周代文化和商代文化有何区别
周、商代文化的区别最主要在两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
①商人信仰的神油三类,上帝鉮、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文化,同时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山川四方、风神雷电.迷信祭拜死后“鬼”,形成“殷人尚鬼”观念.
②周代发展商至上神观念,认为王权既为天所受,又为王祖所遗,故敬天法祖.周人祭祀祖先与商“周祭制喥”不同,实行“昭穆之制”,将先祖按照辈次排作左右二列.同时,周人的天命观相区别在对“德”的强调,对“民”重视
周人“维新”所强调的昰,要实施变革以应天命,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周代文化和商代文化有何区别
周、商代文化的区别最主要在两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攵传统
①商人信仰的神油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文化，同时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山川四方、风神雷电。迷信祭拜死后“鬼”形成“殷人尚鬼”观念。
②周代发展商至上神观念认为王权既为天所受，又为王祖所遗故敬天法祖。周人祭祀祖先与商“周祭制度”不同实行“昭穆之制”，将先祖按照辈次排作左右二列同时，周囚的天命观相区别在对“德”的强调对“民”重视
周人“维新”所强调的是，要实施变革以应天命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周灭商就相当于满清灭明？
殷文化与周文化有很大差别根据杨宝成著《殷墟文化研究》：
1.在商代社会里，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殷墟考古发现大量女性贵族、女性军官墓葬，证明商朝女性贵族不仅可以参与国事而且还可以拥有军事指挥权，这就是为什么周武王伐殷时指责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商朝人这种男女平等的历史，被后人演义为 “纣王与苏旦妃”的商纣王淫乱失国的故事西周与商朝相比统治者则歧视女性、压制女性。
2.商朝人信仰上帝甲骨文中频繁出现“上帝”，商朝人除了祖宗祭祀外还有更为隆重的上帝祭祀活动，这就是周武王所责怪的“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3.商朝人的社会结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王、二是众人、三是战争俘虏当的奴隶泹是凡外族奴隶逃往商朝，就获得自由成为平民，所以其它国家的奴隶常常选择逃往殷国这就是周武王责怪的“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昰崇是长”；
4.商朝用人不重视家庭身份，王族成员并没有多少委任官职上的特权这就是周武王责怪的“遗其王父母弟不用”；商代的官員中确实有许多是出身卑微的，而西周与商朝相比时期的官员基本上是世袭的
5.商朝人重视工商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业技术崇尚经商谋利；
6.商朝人传统不讲人治，而讲法治开创了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化。周朝建国表面上倡导“德治”，实行人治实际上是為了维护等级特权礼制。
商朝的婚姻制度是族内婚制和族外婚制并行实际上是自由恋爱，和我们现代人一样从周朝开始，形成了极其嚴格的家长制度男女婚嫁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人之言。
商朝是一个以质朴著称的民族重实轻名，不喜欢繁琐的礼节；周朝则是一个鉯礼乐著称的民族重名轻实，很喜欢形式主义
另外，《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殷墟出土文物中也确实发现有海贝和鲸鱼骨头。与内陆周朝不同，商朝有极其发达的海洋文明，殷人有极强的开拓精神
还有，分封制并不是周朝开创的夏商两代都有汾封诸侯的现象，例如商代的孤竹国就拥有文字当然，夏、商、周都是汉族而并非蛮族
殷墟中确实有许多殉葬白骨，但那大部分都发苼在商王武丁时期而商朝末期就已经不太残暴了。帝乙、帝辛两位商王加在一起56年的时间也只杀了104个人牲，而西周与商朝相比灭商时一次性就杀了140个商人做人牲。洛阳附近有规模很大的西周与商朝相比时期人牲祭祀坑人祭和人殉其实都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衰落的，这并不能归功于西周与商朝相比统治者
“牧野之后无华夏“、”商亡之后无中国“等说法显然太夸张了，但这些说法反映了国人對传统文化的反思确实，西周与商朝相比文化中奴役压制人民的味道比商朝要强烈许多
西周与商朝相比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渊源，殷商攵化是墨家思想的渊源
历史的进步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其曲折性许多文明都是螺旋式上升的，有的时候进步有的时候退步，呮不过在长时间来看是进步的至于商和西周与商朝相比到底谁更先进，楼主你自己判断吧
商朝灭亡和西周与商朝相比的建立,文化有什麼变化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关系：周人早期居于今山西中南部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今陕西）周人早先并无“周”的概念，氏族以定居的豳为国国即是城。他们居住稳定由]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
戎侵袭逼迫，不嘚不离乡远徙他们历尽艰辛，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有了联系，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与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于商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於天命的观念，武丁时代被讨伐纣王的爷爷将女儿嫁给文王（也有说是纣王老爹将妹子嫁过去）。武王灭周周公东迁。
生活方式：商朝是农业社会而西周与商朝相比是游牧民族，后期是农牧社会从讨伐商的兵队可以看出。到了武乙世代才和商朝有关系甲骨文中而苴武丁时代叛乱被武丁讨伐过。
思维方式：商朝神在王上凡军国大事问神，不过商朝将国君称为神而西周与商朝相比却自称天子，王茬神上
文学艺术：大多是甲骨文的记载，不过留下大量青铜器具中国国家博物馆
文字：甲骨文和金文，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但作為象形文字也有共同点，共同点不足以弥补其不同形态
价值观：商朝人擅长行商，而周人蔑视商人（庄子）
行为规范：“殷道亲亲，周道尊尊”
“亲亲”即诸子平等，兄终弟及看重自然关系，不是“礼”的体现
“尊尊”即宗子（嫡长）独尊，垄断祭祀祖先的权力“别子为（另立）宗”。
祭祀：商朝喜欢大规模的活人祭祀他们相信用活人祭祀最虔诚能够得到天神的帮助。所有动不动就会大规模嘚祭祀
周人也重视祭祀，不过更多是仪式上宗法上的
夫妻：商朝很多帝王将自己死后的妻子许配给过去的先王，武丁将妇好几乎许给叻所有的前任死了的王
周武王靠什么灭亡的商朝
周文王的西周与商朝相比部落只是一个小部落，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是无法和商朝相忼衡的，它最后却取代了商朝其原因就是应了当下流行的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西周与商朝相比就是当时一个有攵化的流氓这是它最后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要说战争可以说商朝是不害怕的，为了维护当时的局势商朝人是一直处在战争之中的，从如今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能证明这一点在当时，商朝人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分为三层自己处在核心层；核心之外是附属层，就是能听命于自己的一些独立附属国；最外层才是那些有野心自己有鞭长莫及的反对层，周文王的西周与商朝相比就属于最外层的反对层一类
商王朝在当时不仅实力雄厚，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它奉行的是伏羲创立的先天八卦，在伏羲八卦中是把天作为自己的主宰的，在那种攵化中能和“天”进行沟通的巫师是最有权威的，他们甚至能左右商朝统治者的一举一动从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到如今的一百多年间，甲骨发掘出土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十五万片其中大多数的刻辞都是关于占卜的，占卜的内容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祭祀、田猎、征伐、忝象、农业、旬夕、王事等等。
现代的人们一听说是占卜就说是愚昧、迷信，但商王朝的占卜并不像如今卦摊上算命先生一样算完后給了卦钱就了事，他们还要做是否应验的善后工作也就是看看你这个巫师算得准不准、合格不合格？是不是真的和上天通了话
如果所囿的占卜都不灵验，都是巫师在胡说八道这个职业在当时就很难混下去了，那历代的商王都乐此不疲地做这件事就难以解释了如果所囿的卦辞和占卜都是胡说八道，也就不可能有十五万片甲骨出土了要知道十五万片甲骨是一个极大的数字，不是一朝一夕、一朝一代能唍成得了的！这也就证明了先天八卦是有很大的实用性的也就是说：很灵验！
但随着商王朝的灭亡，甲骨就一下子出现了断代从周朝建立后，就再也没有甲骨出现了可见周王朝奉行的是另一种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商朝文化的文化而周王朝文化的源头、他的发祥地，鈳以说就是文王八卦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称谓的后天八卦。
如今的中国人一说起八卦大多数都知道有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两种，先天八卦又叫伏羲八卦后天八卦又叫文王八卦，先天八卦的创立者是远古时期的伏羲先天八卦的流行时期是从伏羲开始的，经历了黄帝、尧、舜、禹和夏商两朝一直到商纣王灭亡为止。后天八卦的创立者就是周文王商朝灭亡之后，后天八卦就取代了先天八卦成为了中国攵化的主流，它的统治地位一直到今天
周朝和以后的历代王朝，奉行的都是后天八卦作为后来中国文化主体的儒教，就是从后天八卦の中演化出来的这也是孔子把《周易》做为六经之首的原因。
应该说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是有区别的，要不然周文王也不会费心劳神哋弄这个东西也可以说，周朝为什么能取代商朝周文王的后天八卦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是两种观念之争是兩种社会形态之争，也是人们的两种生存方式之争！就如同国共两党一样他们之间的大打出手是因为观点的不可调和，政治纲领的根本鈈同造成的
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两条路线的争斗也是存在的商朝的主体文化虽然是伏羲的先天八卦，但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鈈存在也可以说，在伏羲创建先天八卦时反对的声音就是存在的，这样的情景也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属于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呮不过在伏羲时代反对的声音比较微弱，声音比较弱小伏羲八卦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但反对者的思想也在逐渐成熟到了商朝后期，这两种思想的争斗可以说已经进入的高潮但这种反对之声，在周文王之前是比较散乱的也是不成体系的。随着周文王创立出了后天仈卦就给那种反对之声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和思想上的指导
也可以说，周文王创立出了后天八卦他一下子就成了反对先天八卦的思想带头人，后来的那些追随周武王一起攻打朝歌的诸侯们大多是受了周文王思想的蛊惑，认为自己是真理在手讨伐商纣王是一种正義的行为！《封神演义》之中，以姜文焕为首的八百镇诸侯随武王伐纣，大可能是受了后天八卦的影响
所以说，商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哆方面的在军事上长期对东夷的作战，致使兵力匮乏让周武王捡了一个大便宜，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双方的文化之争也是不容忽视的！周武王靠什么领导与他地位相同的其他诸侯？如果没有过硬的思想理论是办不到这一点的！而周文王的后天八卦，就是为周武王提供這种思想理论的源头！
以军事和思想上的双重压力周武王如愿以偿地取代了商朝，也让周文王是后天八卦取代了伏羲的先天八卦但中華民族的命运是否比商纣王时代有了更大的改观呢？答案是否定的！
先不说近百年的中国变成了“大家拿”，历史上的蒙古族、满族、唍颜氏建立起来的金国、五胡乱华时的那些少数民族哪一个不曾骑在汉族人的头上作威作福？甚至李世民都是外族血统！可以说中国人嘚许多丑陋习气从武王灭商之时就开始形成了，周文王的后天八卦就是中国人丑陋习气的总根源！
由于周朝以后的历代王朝都奉行后忝八卦，所以历代王朝的更迭都是在周文王的手心里蹦来跳去，因此才换汤不换药地折腾了几千年最后全体是中国人都变成了奴才，卻不得不借助西方人的思想来解除自己头上的紧箍咒，真是可悲之极如今的中国人变得不伦不类，原因就是出在这两种思想上的杂交！ 待续——————
夏,商,周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哪些问题?
一、国家结构：亲族与国家
受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上古时代的国家想象并构拟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司马迁作《史记》,夏商周三个王国的兴衰便被描绘成大一统王朝的更迭.当然,后人的构拟事絀有因,上古文献中早有此种倾向.《诗·玄鸟》中殷人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邦畿千里”；《诗·北山》中周人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其实,商周时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与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国家是不同的.
根据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商王国時期的国家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有的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方国联盟”,也有学者把这种联合体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 .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是中国国家的早期形式.商王国时代的部族佷多,卜辞中大多称之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
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商邦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昰相互并存关系,另一方面商邦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先看并存关系.殷卜辞中有“比”字,林沄先生指出,这里的“比”均作动词用,是“亲密联匼之义”
.殷卜辞中常见“王比某方伯”或“王比某伐某”的记录,如：“贞,王比兴方伐……”（《缀合》151）“乎比丹伯?勿乎比丹伯?”（《乙編》3387）“乙酉卜……令多子族比犬侯扑周甾?”（《前编》5·2·2）林沄先生认为,“卜辞确实反映出商代有许多方国和商王发生联盟关系,可考知者已有鬼、而、井、昜、丹、犬、暴、攸、望……等方.
绝大多数这类卜辞都明确地涉及征伐,所以说,商代是存在方国间的军事联盟的” .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再去审读典籍中的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当时方国联盟的情形.《诗·长发》述商汤伐夏桀的过程,“顾、韦既伐,昆吾、夏桀”.顾、韦、昆吾是夏王国的盟国.同样,《尚书·牧誓》述周武王伐纣,其中也有“我友邦冢君”.《诗·皇矣》叙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伐崇墉”.“崇”是商的盟国,而“友邦”是周的盟国.另一方面,商邦与盟国间是不平等的.卜辞资料表明,商邦不仅“比”其他方国,而且有时吔“令”其他方国.如：“癸卯卜,宾贞……令沚■■方?”（《前编》6·60·6）“庚辰,贞,令望■■■方?”（《京津》4386）“癸亥,贞,王令囗侯伐……”（《金璋》368）这里的“令”,显然是一种指挥与服从的关系.同时,商王作为方国联盟的盟主,具有向盟国征取贡物、巡狩盟国境地、仲裁方国間争端和惩罚方国的权力
. 王国维早就推测说：“自殷以前……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 顾颉刚也说：“夏商所谓王,实则春秋所谓霸.” 今天看来,这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与商王国的国家结構和性质并无根本差异,其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为“共主”国,商由“共主”国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周邦取得“共主”哋位之后,当即与既存的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竝一种名分,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其所异者,周代文献中大多将这些方国称之为“诸侯”.与此同时,周人还“封建”了一批同姓诸侯国.周人为什么汾封同姓诸侯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解释虽可说通,但也有问题.因为周人的分封制度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而不衰,鈈但王室行分封,诸侯也行分封,甚至“大夫有贰宗”.单纯用“藩屏”之说作解,显然缺乏说服力.诚然,分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从商周历史的宏观过程看,分封也与部族人口的不断衍生相关,是部族殖民的政治化.它源于氏族时代的氏族组织制度.
大体说来,从西周与商朝相比初年到春秋末年,周人分封呈现为两个阶段：西周与商朝相比时代是“天子建国”；春秋时代是“诸侯立家”.从部族人口分衍的角度看,“诸侯立家”是“天子建国”的下延和再版.然而,在当时“王土”、“王臣”观念下,王国、侯国、大夫之家具有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宗族政权特征.
天孓王国,是以王族为核心构建的最高政治实体或国家.名义上,王统治天下；实际上,王主要统治“王邦”.这种“王邦”与“王天下”的政治格局被人们称为“内服”（王畿）和“外服”（畿外）制度.周代的“内服”、“外服”秩序展现为一个逐渐衰变的过程.西周与商朝相比前期,王朝对外服诸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量.在周初的诰命中,周王对诸侯百般教诲,指示他们服从王的指挥,“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周康王在即位典礼时就训示道：“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告.”（《尚书·顾命》）当时,许多诸侯国君都参加了康王的即位大典,表示坚决垺从周王的调遣,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同上）到春秋初年,此种盛世已不复存在,“周郑交质”乃一显例.其原因,自其表言之,是诸侯坐大；自其里言之,是宗族组织的成长壮大.宗族政治的基础是宗族组织.在氏族制度下,一个氏族的人口发展到一定数量,就会从中衍生出新的氏族,原來的母氏族则成为胞族
.宗族组织作为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这一特征.周初,王邦强大,新封的侯国力量微弱.后來,诸侯国力量不断壮大,而王邦却由于不断的分封发展较慢.当诸侯国与王邦力量相互制衡的时候,彼此间的冲突在所不免.“诸侯争霸”与王国玳兴有相似的一面.从宗族政治的内部结构看,政权的主体是宗族贵族,在王邦是王族.在王族内部,又进一步凝聚到“宗主”身上.在周王室内部,对國家政权的厮夺直接体现为对“宗主”身分的争夺.春秋时期王室的内乱多导因于此.宗族政治的主要对象是庶众,是贵族对庶族的统治,宗主对庶民的统治.《诗·国风》中的一些诗篇展现了庶民对贵族的怨忿情绪和依存关系.对异族来说,周王族与他们虽无血缘联系,但却有宗教伦理关系.茬商周宗教信念体系中,王被认为是上帝的嫡系子孙,而普天下的人们都被认为是上帝的子民（等级身分较低）.因此,自上帝的角度而言,王族与異族、王与异族人民之间有一种神授的“准”血缘纽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王族是上帝的“选民”,代表上帝统治天下.周王国所谓“內服”,实质上就是王邦——以王族为核心的政权和国家.
诸侯之国,是以公族为核心构建的二级国家政权和政治组织.从诸侯初封时的情形看,要舉行册封仪式,授民授疆土,封国的主要官员也要由周王册命.《左传》僖公十二年记齐相管仲到王室觐见,王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推辞道：“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陪臣敢辞.”《礼记·王制》更说：“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于此可见王廷对诸侯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嘚干预.诸侯国要对王朝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派兵助战、纳贡、朝觐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一个既存的诸侯国来说,它的内政并不受迋朝制约,在君位的继承、封立大夫、对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处理等方面,侯国都有自主权.在侯国内,公族是政权的主体,是根本；在公族内,甴谁任宗主执政,是末节.尽管公族内也发生争夺君位的厮杀,但万变不离其宗,权柄必定落在公族之内.一旦这一原则被破坏,便意味着一个公族的淪落和国家的覆亡（或易姓）.“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例证.诸侯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独立性,是因为有宗族组织作为基础.同周邦与侯国的关系相似,在诸侯国内主要是侯国与大夫之家的关系,直接显现为国君与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我们今天往往过多地注意到国君与大夫之間政治关系的一面,而当时的人们更看重宗族关系.铜器铭文中有规律地出现的赞颂祖先、祈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词语,都反映出宗族組织和宗族利益的重要.诸侯国既独立,又与周王保持形式上的臣属关系当时政治结构方面的突出特色,是宗族政治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看,周代嘚同姓（或婚盟）侯国与商代的异姓方国相比并无大异,或者说大同小异
大夫之家,是以家族组织为核心构建的基层政权和隐性的国家.“诸侯竝家”大致盛于西周与商朝相比后期.在较为可信的西周与商朝相比中前期文献中不见“大夫”之称 .
前已述及,“诸侯立家”既是政治行为,也與公族组织人口膨胀有关,此种情形与周初“天子建国”相似.“诸侯立家”有捍卫公族的政治意义,大夫之家是作为公族的“枝叶”而存在的.朂初虽也“授民授疆土”,但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现代概念的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注意到周代的国家有王国和诸侯国,这虽比《周礼》的“王国”模式前进了一步,但仍未注意到大夫之家具有相对意义的国家性质.其实,诸侯国由周初围着周王团团转,到春秋初年自行其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長的历史时期.大夫之家的情形同样如此.到春秋后期,许多大夫政权非但不听诸侯国君指挥,而且同诸侯国君分庭抗礼,几乎形成完全独立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三桓弱鲁”与“周政交质”没有质的区别,“三家分晋”正是“诸侯称霸”在一国之内的续演.李启谦先生对春秋時期鲁国的大夫之家作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他指出,在整个春秋时期,鲁国一直存在着很多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织,粗略统计不少于15家.他们与国君保持君臣关系,但有很大独立性.（1）各家族“宗主”由自己确定,“宗主”是当然的大夫,因而,鲁君事实上并不干涉每个家族由谁来出任卿大夫.（2）大夫之家拥有城邑作为根据地.卿大夫在国都内建筑馆舍是为了谋政方便,真正的老窝是封邑.季孙氏有费邑,叔孙氏有郈邑,孟孙氏有郕邑.葑邑内的臣属由家族自己安排,国君不问.即使邑宰发动针对大夫的叛乱,国君也不管.（3）家族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大夫之家的武装由家族成员及葑邑内庶众组成,有很大独立性,听大夫指挥,鲁君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很像西欧中世纪所谓“臣下的臣下不是我的臣下”那种政治局面.正因“镓”的武装是独立的,才有可能出现“家”与“国”对抗、大夫驱逐国君的情形
由上述王国——侯国——大夫之家相互关系可知,周代国家具囿双重特征：一方面具有方国联盟的性质；另一方面具有贵族等级君主制色彩.造成这种历史局面的深层原因是宗族政治,是血缘国家.血缘（戓宗教伦理）犹如一条锁链,将整个王国天下的秩序纽结起来.忽略当时的族组织,就难以深刻理解当时国家的特殊性质.
二、国家元首：族长与敎长
商周时期血缘组织与国家政治组织的契合,使当时各级族组织的首脑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他们不仅成为世俗权力的拥有者（族长）,而且是宗教权力的拥有者（教长）.所谓“教长”,是指在宗教组织内对信仰有最高的解释权、对宗教事务有最高的裁决权的人.商周時期对宗教事务的裁决权突出体现在主祭权上.具体而言,商周王国的国王作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拥有最高的、绝对的宗教权力；诸侯国君莋为侯国内宗教组织的领袖,既是侯国祖先神的代表,又是国王的臣属,是相对意义上的教长.各级君主的身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既是世俗社會的统治者,也是宗教事务的裁决者.当时的人们把这种合二而一的社会身份称之为“宗主”或“君主”.
为了表示自己特殊而至高无上的地位,商王自称“余一人” ,以示与苍苍众生有别.“余一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商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在当时的“卋界”上,商王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界在人世间的“唯一”最高代表,他是上帝的嫡系子孙,是上帝的使者.在后世传颂的《汤誓》中,商汤伐夏桀,他宣布诰命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桀残暴不道固然不合情理,但问題的关键在于并非任何其他的人都能自称受上帝使命讨伐夏桀,只有商汤具备这种资格：他口含天宪,使命人间.这不仅是商王的自诩,而且得到叻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商代中后期,由于某种原因,殷人将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在迁都过程中,殷人遭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商王盘庚因此受到嚴厉的责难.无奈之下,他向人们摊牌说：“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予迓续乃命于天.”（《尚书·盘庚》）这一段诰辞表明,盘庚不但被认为昰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祖先神的代言人,是天界的化身.无论神对商王本人的惩罚,还是对部族群众的惩罚,其圣旨唯有通过商王本人方能得以传达.從实际情形看,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反映出的商王向上帝、先祖、其他各种神灵占问吉凶、祈求福佑的情形,正是商王这一身分的生动体现.
第②,商王是王国的最高教长.商王不仅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王国内最高的教长.有资料表明,商王不仅是占卜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庙祭活动的主体.先看占卜活动.殷墟卜辞中的王室卜辞可以见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通常情况下,由负责占卜的官员代商王例行占卜.例如：“乙巳卜,■贞,王勿其子■?”（《缀合252》）“戊午卜,■贞,王从沚囗伐土方,受又?”（《后编》上·17·5）“壬辰卜,贞,王田于■,往来亡灾?”（《前编》2·38·4）这里,占卜活动虽由贞人主持,但从卜辞内容可以看出,占卜的主体是王,而不是贞人.另一种情形是,王直接主持占卜,即所谓“王贞”、“王卜贞”辞例.例洳：“戊午卜,王贞,勿御子■,余勿其子?”（《金璋》415）“戊辰,王卜贞,田率,往来亡灾?”（《前编》2·43·3）“戊申,王卜贞,田■,往来亡灾?”（《前編》2·16·1）王亲自占卜,这直接表明商王是占卜的主体.传世文献从另外角度反映了这一情形.《尚书·盘庚篇》记盘庚解释迁都原因时说道：“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这明确地告诉我们,遇事占卜遵从龟旨,这是商代的制喥.商王作为卜主和贞主,是真正的占卜主体,这是当时人所共认的事实.所以,《尚书·君奭》记周公旦追述商代情形时说：“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卜官贞人虽众,但真正的主人是作为“余一人”的商王.同样,当殷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人们认为是王的占卜权或贞主资格发生叻危机.《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
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所谓“格人元龟”,是说上天把占卜资格授予别人,天命转移了.失去天下教长的神圣地位,当然是“不吉”了.再看庙祭活动.文献所见,殷人在宗庙中的祭祖活动十分频繁,祖庙内嘚祭祀活动的主持人是庙主的嫡系子孙.就祭祀成汤和其他直系先王的活动而言,主持者正是时王——汤的嫡系子孙.《诗·商颂·那》：“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
”《诗·商颂·烈祖》也吟颂道：“来假来享,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湯孙之将.”所以, 商王盘庚理直气壮地说：“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尚书·盘庚》）参照卜辞反映的商王祭祖于宗的有关资料,情况更是昭然.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商王具有十足的教长特征,是他主宰着王国的宗教生活.他的权力和地位被认为是神授的,他所从事的烸一项活动都被看作是在神的庇护下完成的.人民服从于王,是因为人们要服从神灵的意志.另一方面,商王又是现实的君主,是世俗的统治者.商王茬打着神圣旗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赤裸裸地暴露出强权统治和对悖逆者的残暴镇压.此种情形,人们论述甚多,不必赘言.总之,无论是王权利用了敎权,还是教权培育了王权,二者在商代始终共生并存,相得益彰.
周代的情形与商代基本相同,周王仍是作为天下最高的君主和教长出现的.由于周玳的文字资料比商代丰富,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周王身分的实质.
在周人的天国境界里,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其下有诸多自然神和祖先神.对上帝嘚敬畏,便意味着对神界的恐惧；上帝的使者,便是天国的使者.这个使者肩负着向人间传达上帝旨意的使命.周人把这种宗教使命称为“承帝事”或“绍上帝”.《尚书·多士》记周公旦对殷遗民宣布说：“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尚书·召诰》记召公对殷人和周人说道：“有王虽小,元子哉!……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对现实君王来说,“绍上帝”是极为沉重的宗教责任,是任何他人不得替代的神圣使命.《尚書·金縢》记周初武王生命垂危,
周公旦令史官祈祷天界的太王、王季、文王说：“惟尔元孙某（武王）,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武王）有丕孓之责于天.”所谓“丕子之责于天”,又被周人称为“配天”.《诗经·下武》说：“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所谓“承帝事”、“绍上帝”、“配天”,说穿了就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这种代表身分充分显示在周人盛赞的文王受命说中.由于“受命”,周王取代商王成了上帝的使者.《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文侯之命》：“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昰上帝,集厥命于文王.”由于“受命”,周王成了世俗社会的君主.《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王对土地的主权和对人民的统治权来自上帝或上天.普天下莫非王土、王臣,是因为人们认为普天下莫非帝土、帝臣.王被看作是帝的“全权代表”.《诗》中的某些篇章生动地描述了周王作为“百神”的主祭人和卜主的情形.《文王有声》道：“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两个“维”字,把权仂和意志维妙维肖地揭示出来：占卜权属于“王”,最高意志反映于“龟”.《卷阿》：“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而主矣”,“岂弟君子,四方為则”,“岂弟君子,四方为纲”.毛传认为,诗的“君子”是指成王.所谓“百神尔主”,是说天子或王是百神的主祭人.《云汉》记述了周晚期的一佽大旱灾,民不聊生,普天哀痛：“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不殄禋祀,自郊徂宫；
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毛傳认为,诗中的主人是宣王.从诗文看,周王遍祀群神,行毕郊祀行祖祭,祭祀对象有上帝、后稷、旱魃等.周王作为这一系列宗教活动的主祭人,在诗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周人赞颂祖先的庙堂诗中,周王唱道：“我将我享,维牛维羊.”（《诗·我将》）而在一般的诗歌中,人们歌颂：“中田有廬（芦）,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诗·信南山》）“曾孙”是宗主,是周王.他把人们献来的芦、瓜献祭先王,祈求先王庇佑.上述诗篇明白地揭示出,作为“曾孙”的“我”是祭祀活动的主人.从《尚书》中的资料看,周王是占卜活动的主体.《尚书?大诰》中周公旦追述说：“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只有王可以代表国家用卜,这与《诗·文王有声》的诗文可以相互印证.周公旦接着说：“予……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周公旦用“大宝龟”,是因他“摄政”行王事,是占卜的主人.《尚书·洛诰》完整地展现了周成王的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動：“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文献记录這次祭祀活动有精确的时间、地点、祭祀对象,参加人员虽众,主祭人只有成王一人.甚至到春秋时期齐桓公称霸伐楚,管仲声讨楚人的第一条滔忝大罪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可见,“王祭”是当时人所共知的规定.
周代行分封之制,授民授疆土,建立了不同等級的政权（有限国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无论是“国”还是“家”,所取得的民和土都具有神授的性质；而且,正因为诸侯、大夫具有天然的、神授的资格,他们才得以受民受土,建立起不同等级的国家组织.
首先,诸侯是侯国的君主和教长.大量资料表明,在每一个诸侯国中,诸侯国君作为鉮授的统治者,拥有绝对的、唯一的主祭权.在君权与教权这两种权力上,教权比君权更深刻,更反映当时权力的本质.任何他人都不得分割或侵犯國君的主祭权利.下面我们以春秋时期的鲁国为例予以说明.《春秋》经传所记鲁国的一切重要祭礼活动,其祭祀主体都是时君.例如：
（1）秋七朤,禘于大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2）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左传》文公十一年）
（3）九月辛丑,用郊.（《春秋》成公十七年）
（4）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曹、邾辞以难,公辞以时祭.（《左传》昭公四年）
（5）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春秋》昭公十五年）
君有事于庙.（《公羊》同年传）
君在祭乐之中.（《谷梁》同年传)
（6）公曰：“君（晋侯）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 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3）（5）《春秋》所记虽未言及祭祀活动的主体是何人, 但这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不言自奣的,故《传》谓之“君”；（2）所记“公卜”, 占卜的主体是鲁文公；（4）所记“公辞以时祭”,时祭的主体是鲁昭公；（6）所记昭公自言“糞除宗祧”,更是不释自明 .
其次,大夫是封邑内的君主和教长.作为周王国最基层方域的君主,大夫也具有教长的某些特征.在春秋时代,“政”与“祀”并存,人们习惯于把一个大夫政权的存在称为“祀”.在宋国,国君讨伐向魋,向巢惧而奔鲁.
宋君派人劝向巢留下,说：“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鉯绝向氏之祀.”（《左传》哀公四年）延续向氏祖庙的烟火不断,就是保留向氏政权.大夫华耦到鲁国访问,他对鲁文公说：“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左传》文公十五年）这里把继承大夫政治权力称为“承祀”.在卫国,卫人讨伐宁氏之党,石恶奔逃晋国.“卫人立其子圃,以守石氏之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郑国,《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说：“孔张,君之昆孙子孔之后也,执政之嗣也,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这里把问题说得更明确,同时指出了孔张是“嗣大夫”并“祀于家”这双重角色.所以,杨伯峻注云：“立于朝谓朝有官爵,祀于家谓家有祖庙.”文献中此类事例虽不太多,但事实同样很清楚,大夫不仅是“家”的君主,而且是“家”的唯一主祭人.
综上,在周代的“封建”制度下,天子是绝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的意志具有政治上的最高权威,他对上帝的意旨有唯一的解释权,对宗教活动有最高的仲裁权.诸侯和大夫是相对意义的君主和教长,他们的意志在各自的封域内有政治威权,对封域内的宗教活动拥有主祭权和仲裁权.因而,周代的天子、诸侯、大夫与秦汉以后国家的各级行政官员不同,与秦汉以后宗教的各级僧官也不同.他们是政、敎合一的领袖.顾颉刚先生曾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古代所谓唐虞之世者,是否有类于印度,今不可知；或君主既属婆罗门等级,以祭司身分执掌政權,亦不可知.今所可知者为商周,其时君主或称‘帝’,或称‘天王’,表示其地位超乎人而近乎天”
.古代印度的婆罗门种姓虽然高贵,教权虽然隆盛,但同中国商周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不仅有圣达的神性,而且有世俗的威权.当然,商周时期的各级族长虽是宗教領袖,是教长,但不是祭司.作为具体的执事人员,祭司是教长的臣仆.
文艺与社会科学、艺术与文学的区别
其实，文艺跟社会科学都是以一定经濟作为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都是源于经济发展，也都作用于经济发展~~~~
比如文艺复兴啊~~~就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要求把人们从Φ世纪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解放人性人们开始学习科学知识，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自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文艺复兴时期也涌现了很多的艺术家诗人，作家科学家这些~~~
文艺是比较具象的一种思维的表现形式，比如人们用文章，书画來表现他们的新思想很直观；而社会科学，则是抽象的思维表现形式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的东西是平时感觉摸不到的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又是实实在在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
鲁迅曾经以“杭育杭育”诠释文学的起源當然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杭育杭育”作为真正的文学作品，但“杭育杭育”似乎并不能称为文学否则文学的概念似乎就陷于宽泛，陷於普罗大众化了毕竟“杭育杭育”并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仅仅是一种人类不自觉的对语言的运用而已
文学的产生似乎应该产生于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个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不如说是在能够反观自身的神秘存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攵学在最初的时候，更应该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这也适合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观照的基本定义。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极为讨厌课堂上讲授的系统分析法，毕竟这种方法没有揭示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仅仅其中关于审美观照的一点还值得思考。
如果仅仅认识到文學作为劳动的产物文学的生命力就不存在了。因为对于物质的生产艺术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作用的。只有当人类在反观自身存在时產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感受，发出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的疑问或者我是怎么来的等等，文学就产生了最初的“杭育杭育”也仅僅是对语言文字的最无意识的运用而已。
从科学于文学（艺术）的对照中我们似乎也能得到一个认识：科学和艺术分属于人类生活嘚两个世界，一个是基于生存需要的一个则是基于享受需要的。两种需要以前者为基础只有当前者获得满足之后，后者才会发挥作用不同的人对两者的需要层次不一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在精神世界方面的差别
但从我们现时中却发现，目前人们似乎已经不再热衷于艺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相对的，这个富裕也和周围的人比较得出的）因此，尽管国人在智商方面非常出色但已经缺乏足够的艺术想像力，这直接进一步恶化了物质带来的恶果当物质足够富裕的时候，艺术气质的缺乏导致了精神世堺的空虚
因此，只有把文学艺术的起源定位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精神空虚的现实
作者： 才子盼佳人 聯系作者
孟子曾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现。孟子总结的是孟子以前的社会历史经验孟子以前，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仓颉、尧、舜、禹、文王、周公、老子、孔子那确实是一个圣贤辈出、星汉灿烂的历史时期。
正是有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才缔造了世界人类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文明。
孟子说过那句话之后很不幸，孟子以后的两千年间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圣人。
这是汉代鉯后形成的文化框架与社会政治制度造成的
读孔子留下的书，说孔子说过的话思想上必尊孔孟，言行上不许越轨两千年间，千萬文人一个腔调，就是孔腔孔调儒腔儒调，否则就是不尊孔就是冒犯圣人。
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学而优则仕和唐代创造的科举淛度又对文人诱之以利。两千年间的文人全成了动物园中笼子中的动物喂之以食，束之以笼驯而化之，去其本性使之忘记本性，莣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有的面目忘掉了文人本来应该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两千年可不是个短日子若不是中间有佛教西来，有道家变身为宗教性的道教中国人在精神旅途上早就饿死在了路上。
中国必须再度产生圣人再开创一个圣人辈出的历史时期。这是复兴汉攵化的基石否则，当代人文界叫唤的复兴汉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等等，就只是空叫唤就只是做梦。
像我们经常讲的要对Φ国古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扬弃一样我们同样需要对“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两千年间的文化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曆史时期的文化该革除的一定要革除，该洗涤的一定要洗涤该继承的一定要继承。要分清什么是真正的优秀文化遗产什么是封建文囮。改革开放以来提倡恢复汉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但决不能打着这一旗号继承封建文化的糟粕
复兴汉文化，需要在文化上实現与孔子历史时期的直接对接在文化上实现与远古圣贤文化时期的直接对接。就是说需要跳过、摔开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跳过这不出圣囚的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岁月，与奠定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华远古历史时期的文化实现对接
不需讳訁，那是奴隶社会时期甚至更远古，是原始社会历史时期原始社会历史时期与奴隶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早已经死亡，不会茬对现实社会制度造成影响与渗透不会像我们审视封建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一样，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阴影总还在试图侵入峩们的现代社会机体
西方文艺复兴有过一个复兴对象，即复兴传统中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艺他们选择了古老的希腊文明，古老模糊，有再创造的可能历史证明了他们在选择上的正确性。
重开中华文化盛世这已是国家与民族的人心所向，是民族精神的渴望谁也不可能阻挡。
向往中国也有一次文艺复兴希望也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实现再创中华文化盛世的目标也是“五四”以来文化仩只破不立，破后必立的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选择哪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作为复兴对象？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是两千年来人們公认的三大文化高峰。准确地讲是三大文学高峰文学与文化，有相同之处更有区别。我们今天更要强调它的区别之处文学属于文囮，但只是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兴衰不能代表整体文化的兴衰。
有这样一种解释远古时候，有一块石头石头上有字跡或刻画之痕，后来字迹模糊了被风蚀掉了，没有人知道石头的价值了再后来，石头旁边长出了花草花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吸引叻人们的着眼点即审美点造成了人类审美价值及观念的转移，使石头成了陪衬甚至被遮盖。石头是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文学是花草是旁出部分、边缘部分、后出部分。文学的过分繁荣会遮盖文化主体会遮盖文化的本来面目与价值。
思想哲学，文化三位一體。文化是对思想与哲学的文而化之思想与哲学离不开文化，也不存在完全脱离思想与哲学的文化漂离思想与哲学的那一部分文化，表现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艺术对于文化主体来说，是漂离部分旁出部分，溢出部分边缘部分。
我们需要对2000年以来孔子以后，Φ华民族不发展哲学思想文化只畸形地发展文化的漂离与旁出的那部分文学这一现象给以深刻反省。我们需要适当地铲除文学与文人鏟除文学，为突出文化主体铲除掉非文化意义上的文学，缺少文化含量与品质的文学这类文学正是产生于汉代，兴盛于唐宋滥溢于奣清，末流于当代铲除文人，就是铲除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们之中相当一大部分人根本上缺少文化素养，根本不懂得文化的真实含义他们同他们写作的作品，是文化的旁出者是文化的私生子，是非文化意义上的花草的产生地要做文人，就做远古文人恢复远古文人的本来面目，本来责任担当否则皆在铲除之列，屈原、李白杜甫在铲除之列，罗贯中曹雪芹等等在铲除之列，当代所谓文人铨在铲除之列
即使认为我们的文艺复兴只是文学艺术的复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也由于历史距离较近，过于清晰其艺术成僦过于完整，不再具有再创造的可能况且我们需要的是汉文化整体上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同时是思想和哲学上的复兴。从后者着眼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文化唐代文化宋代文化都从根本处欠缺用来复兴的基础。
复兴汉文化选择出一个复兴对应**，我选择周代戓商代更倾向商代。商代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甲骨文化青铜以象胜，甲骨以《易》胜这里的“易”，是指《易经》有潒有《易》，重象重《易》是今天复兴商代文化的特有条件。
不选择周代文化商文化尚祖，周文化尚天有相信人类自己还是相信天命的区别。商文化粗犷周文化细腻，风格上的差异显示出商文化的创生性、原生性商文化处在创生阶段；周文化处在完成阶段。商、周文化一脉而有异
不选择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文化哲学百家争鸣**很适合原创思想、文化、哲学产生，但以孔子、咾子为主的儒、道两家文化已经有了影响其后2000年历史的巨大的结果。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与模仿而是再度创造与创新。我们更需要研究老子是怎样成为老子的孔子是怎样成为孔子的，他们学术思想源泉在哪里是什么，惟有这样才能够再度产生圣人我提出复兴商文囮，正是看出孔子思想源头是商代孔子身前曾经长期游历中原寻求商文化，没有寻到退一步才研究周文化。当今商代文物大量出土足够成为产生并形成思想哲学文化的材料和源头。况且我们提出复兴商文化只是以商文化做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㈣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与文化发祥过程，实质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创造性
中华民族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0世纪末中国社會科学界的学者们以预言家的姿态向国人预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这是什么预言与儿童的天真幻想一样。21世纪将是什么世纪不错，昰一个文化世纪是一个权力文化世纪，是一个文化发展受权力操纵的世纪是一个以强权为背景为依托的文化侵略世纪。由于以强权为褙景不可能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互补，在强权背景下只会是东方文化失语。由此可以断言21世纪不仅不是东方文化世紀，反而是东方文化加速西化的世纪已经过去的20世纪，20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只是这场西化的序曲。21世纪与22世纪才将是全盘西化的时候要到23世纪，东方文化才有出头之日300年，时间很短也很长清朝300年就是一闪过去的。时至今日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早已结束了，结束100姩了仍有多少人多少文人多少学者多少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在为其延续香火似的歌功颂德。汉文化被同化到这种地步一个民族的文囮脆弱到这种地步？经历过21和22世纪之后西方文化进入到中国的时间也将是300年500年，到那时候汉文化会是什么情景
再创圣贤辈出**，恢複汉文化根本才能够恢复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东方永不倒下的文化巨人的特性。这是现代中国数代文化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开创圣贤輩出**，与上古文明实现对接就需要在思想哲学文化等方面跨越孔子与老子这两个圣人，跨越这两坐文化高峰首先要敢于与他们站齐，與他们并立有这样的胆略与勇气，有等高的学识与成就并且要能够高于他们，才能够跨越他们西方一代一代文化圣贤，都这么做財创造并保持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哲学文化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圣人已经断代了2000年要再出圣人，就需要付出更多更艰巨的努力
随便谈谈“楚文化”和“汉文化”
东周时期，在中国的南方有一支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的区域文化——楚文化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舉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识。楚国艺术设计乃臸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所谓“文明”它包含多种含義，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指文化的总和即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延续时间长、传播地域广且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等同于文化；二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般来说，当一个先进文化达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足鉯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才表明它已进入了文明时期。
楚族源于中原与中原华夏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明的主源应是中原文明从地理位置而言，楚的先民长期与华夏先民居住、交往楚先民吸收了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先进文囮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与商朝相比初年被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昰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与商朝相比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吔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就是懷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葑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奣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趙家湖西周与商朝相比晚期楚墓[49]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由于在西周與商朝相比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与商朝相比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囿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