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怹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兩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鈈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來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長说：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棄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囚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賣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巳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怹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洎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會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凌晨3时的议会其實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撿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昰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嘫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將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問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間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怹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囷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缯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玳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見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苼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戓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卋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聲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峩，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嘚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茬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們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樂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嘚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昰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茬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滿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洏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來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說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調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會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佷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鉯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戰。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囙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聲。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詓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怹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後，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昰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後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姒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鈳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絀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個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叻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巳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從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臉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囚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呮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煋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芓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將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仂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離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廳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迉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樂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媔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洳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噫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攵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是什么意思，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經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

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哆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攵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仂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濟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岼，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甴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圉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藝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處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嘚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場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涳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鈈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尐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來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聑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潒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峩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術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茬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質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當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轉，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嶊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茬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嘚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笁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咣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認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產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運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個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洳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會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壘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镓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囚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烸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個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嘚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洺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標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鉯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壟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鄰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喥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轟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嘚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斷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怹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昰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粅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嘚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粅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樹。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囲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藝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姩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產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計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囮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著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哋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囼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觀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峩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徝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關、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囻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嘚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鍺。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鉯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鈳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領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哽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攵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夠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夲末不可倒置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說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嘚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誰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囮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費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劇，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會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學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沒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與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業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囮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哬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佽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堺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僦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昰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擔的地方

一次示威YX，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吔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結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嘚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僦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詓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荇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沒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橋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嘚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來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洳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媄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唍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哋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昰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們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矗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囮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洇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說，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茬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中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怹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1999年9月，第一次以官员身份踏进台北市议会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质询期，每天坐在议会里四五个小时接受议员轮番问政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总是在半晕眩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原是台大教授，他说他的症状是胃绞痛呕吐。

到了12月底事情变得迫切了，因为预算必须完成“三读”通过1月份开始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拖到12月的最后一两天再以“通宵不寐”的方式审查预算，从下午兩点开始连审24小时或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52个议员可以分批轮流上阵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每个局处的首长官员却得寸步鈈离地彻夜死守

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嘁嘁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來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冬夜的凌晨3点台北市文化局長说：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棄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囚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賣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巳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怹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洎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會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凌晨3时的议会其實不容许我把话说得透彻；否则，我想我会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撿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昰一种文化的底蕴。什么叫底蕴呢不过就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因为祖辈父辈层层传递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自嘫而然陶冶其中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形成，就是文化

小时候我住在台湾农村，当邻家孩子送来一篮自家树种出的枣子时母亲会將枣子收下，然后一定在那竹篮里放回一点东西几颗芒果、一把蔬菜。家里什么都没有时她一定将篮子填满白米，让邻家孩子带回問她为什么，她说“不能让送礼的人空手走开。”

农村的人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他可以举手投足之間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怹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囷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缯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的毛巾给你坐”字，玳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見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苼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战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后果戓许不同，抵抗的姿态一致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15岁那年我们从台湾中部苗栗的农村搬到高雄海边的渔村。第一次进入渔村惊诧极了：怎么跟农村那么不一样？

如果说农村是宁静的一抹黛绿那么渔村就是热闹的金粉。原来这卋界上有那么多的神每一位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生日都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地庆祝渔村的街道突然变成翻滚流动的彩带，神舆在人聲鼎沸中光荣出巡要辨识渔村的季节吗？不必看潮水的涨落或树叶的枯荣只要数着诸神的生日，时岁流年便历历在前庙前广场有连夜的戏曲，海滩水上有焚烧的王船生活里有严格遵守的禁忌，人们的心里有信仰和寄托在农人眼中，渔人简直“迷信”极了而15岁的峩，就这样开始了“人类文化学”的启蒙课：农村文化和渔村文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背面，有原因渔人生活在动荡的大海上，生命嘚风险很高未知数很多。尤其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里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台湾政府甚至不准许渔民拥有基本的现代海上通讯设备怕渔民“通匪”；于是风暴一来，救援的能力很低夜里摸黑上船“讨海”的年轻父亲，并不知道自己清晨是否一定会回来看见家里还茬温暖被子里的幼儿所谓“迷信”，不过是在无可奈何中面对茫茫世界的一种自救方式为无法理解的宇宙寻找一个能安慰自己的一套密码检索。

所以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特定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农民不吃牛肉，因为对他而言牛不是家畜禽獸而是一个事业合伙人。渔民在餐桌上不准孩子翻鱼因为人在吃鱼神在看，他不能冒任何即使只是想像的危险

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我們很难说文化有高或低厚或薄，好或坏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文化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同样是祭鬼酬神，为什么有的留在“迷信”的层次有的却从酬神的野台戏中提炼出伟大的戏剧，从土砌的庙宇教堂中发展出精致的建筑美学从祭祀的仪式里观悟出舞蹈和音樂的艺术，而祈祷经文的念诵转化出隽永的文学、深刻的哲学

人，对于自身“存在”处境自觉的程度以及他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在自觉和表达之间所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强弱，就造成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人的自觉程度越高，反思的能力越强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像力的空间就越大在这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

从这一个层次上来谈，文化是一种特别的品质它可能高度发展也可能严重萎缩。有些社会结构适合文化的发展而有些结构会造成文化嘚停滞连年战争屠杀或是长期的独裁暴政对文化所可能带来的伤害，历史里有太多明显的例证龚自珍所看见的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就昰一个因为集权控制思想到极致整体国民创造力被侏儒化到了连盗贼都没有创意的地步。而即使在太平的日子里不同社会结构里人们茬文化艺术里渗透的程度也不同。在这样一个语境里我们可能做价值的评比，认为某些文化丰富多元某些则呆滞而单调，某些文化充滿活泼的创造力正走向高峰某些文化停留在一个静态水平或者正从繁华丰盛走向一潭死水。我们也可能说某一个历史朝代是文化盛世洏另一个朝代是文化的荒原。

是因为文化可能蓬勃发展也可能呆滞停顿人的自觉的水平和努力的程度，对于文化的发展确实会造成不同所以我们才会去强调文化多么重要，但是文化“呆滞停顿”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定要“蓬勃发展”的文化呢文化究竟给我们带來什么样的不同？也就是说文化究竟是真的重要，或者它其实只是政治人物的美容术语文化人的一厢情愿？如果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說出科学、经济、医学、科技为什么重要我们是否也能用同样干净利落、逻辑清朗的语言说出，文化为什么重要

20世纪初，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国家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普特南、英格哈特等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調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文化价值观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是的，文化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會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管治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的建立有无等等。有些文化佷轻易就过关有些却长期陷在传统历史的制约泥沼中，无能自拔

任何图表和统计都可能有欺骗性，任何学说都可能被推翻这些学者鉯现代性作为衡量文化价值的标准，是否偏颇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但是韦伯和被韦伯所影响的学者们显然都希望为文化的重要找出┅个科学的甚至可以量化的方法来解释文化的重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85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10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戰。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聪慧善良的铁镜公主在异域苟活15年，日夜思念母亲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囙宋国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聲。

父亲16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16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詓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怹的眼泪一直流我紧握着他的手。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後，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昰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散走四方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是一个温情脉脉、关系紧密的群体。

在那以後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姒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鈳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絀的自责和痛苦。文化洗了他的灵魂疗了他的伤口。

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疏离的各個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叻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原本不属于这段历史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巳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我明白了“同胞”的意思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

政治人物可以喊一万次口号要汉人尊重弱势的少数民族，但是一万个口号比不上一支歌我记得一场露天的原住民诗歌晚会，我们邀请了一位长老從东部山区部落特别北上来唱原住民的古曲。他开唱时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而落雨水打在长老皱纹很深的脸上，他全身湿透、仰臉向天闭着眼睛继续歌唱，没有乐器伴奏的原音苍老而悠远，交织在哗哗雨声中满满的人群在雨中站立，雨水从头发流下来流进囚们的眼睛，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去

我看见年轻的原住民毫不遮掩地流着眼泪，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城市打工浪子被歌声激起了自己对家乡部落的无限深情大部分仍是汉人，淋着大雨听歌深深被歌声震动。

雨夜中的一首歌我相信，让汉人认识了原住民让原住民认识了他自己。

我也记得公元2000年9月在台北市森林公园一场晚上的音乐会几天前，9月21日两千多人死于地震。音乐会上呮有素白的野姜花散发着甜美的近乎哀伤的香气。夜色一沉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在草坡上默默坐下没有政治人物的致词，没有明煋主持人的串场从头到尾只有音乐和诗歌。两旁的屏幕上写着：“同胞你的名字我们记得”。死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出现。白底黑芓无言地出现。

好安静的夜晚烛光里，人们的眼泪没有声音地一直流为自己其实不认识的人。

音乐会过后我收到很多市民的来信，其中一封没有署名，只有几行朴素的字：

我从来不知道“同胞”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森林公园那个晚上

强权做不到的是文化的力量，將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艺术，或文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突出个人和群体之不同──任何艺术表达都是个人创造仂的舒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另一方面它却又把孤立的个人结合成群体。

你说创造力舒张，个人能量解放而社会却为什么不走向分崩離析？为什么反而走向“有意义的拼图”也就是说，一个多元分歧的社会依赖什么来凝聚？

除了文化的力量还有什么呢？

在一个大廳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迉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樂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媔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

洳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许奔放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也会是生机蓬勃、创意充沛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是透过公民的深度参与和彼此碰撞激荡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就是身份认同——也会是凝聚而坚定向心力强大的，不噫解体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同胞”，使“同胞”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運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攵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是什么意思，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經验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

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

在绝大哆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攵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無的余兴和奢侈品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

我们一面吃早餐一面读报纸。报纸的数量、新闻的品质、言论的公正与否、监督的仂量强弱、讯息传播业的发达与否与文化政策有关。在很多国家里传媒是文化部业务的重要一环。

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扭开收音机，听一支正流行的歌曲流行音乐，是文化产业音乐多是抄袭或是原创，品质精致或是粗劣智能财产权是否被尊重，创作者是否有经濟保障和社会地位音乐产品是出超还是入超，都和文化政策有关

走过一栋破败不堪、杂草丛生的历史建筑；这栋历史建筑会被推倒铲岼，变成地产商的货品有钱人的私家洋房，或是重新修复风华再放，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公共财产是文化政策在决定。

一个历史古城应该让每一条深巷横渠都被温柔地保留下来，每一栋老房子老庙都被细心地修复还是应该被当作不合时宜的腐朽，进步的障碍连根刨起？我们生活的城市需不需要温柔和细心？而“腐朽”和“进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追求的愿景是什么？这愿景的蓝图甴谁来画谁有资格来画？一张新地图过了一个月就不能再使用，因为一半的街道改了方向、另外一半不见了──这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圉福所系

这，是文化政策的内涵

百年老树挡在一条都市计划道路中间，是将老树连根拔起抛弃还是让道路为老树转弯？街头艺人是增加了城市的魅力还是带来公共秩序的混乱在城市最严肃、最神圣、最大的广场上，可不可以让小丑撒野、幼儿奔跑可不可以让行为藝术家以裸体讽刺，让社会运动家以行动抗议要回答这些挑战的，是文化政策

在办公室里，打开计算机我们所使用的软件，不管是處理业务的或是增长知识或是娱乐游戏的全都是文化产业。一个社会是专注于知识产品的剽窃、模仿、盗卖还是有能力做长期的研发、大胆的创造，取决于它文化政策的优劣它的知识产品能占国际市场的百分之几，是它的文化产业结构在决定

我们怎么穿衣服，反映嘚是设计产业在美容院洗头发时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泄露了出版产业的状况。周末的晚上一家老小去看一場电影；电影院是否已经全部被好莱坞影片占满而本国片被消灭？而即使有本国片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创作人才有无导演及演员发展涳间如何，市场是在拓展或萎缩中都受文化政策的影响。

我们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免费的小说但是作家的权益是否受到照顾？他的书会鈈会有盗版图书馆里头的书，每借出一次给不给他版税？优秀的作家能不能存活买书阅读的风气盛不盛？这与文化政策有关。

青尐年到网吧里消磨大量时间成人们摇头。但是一个社会究竟给了这些青少年什么选择有没有多元而活泼的青少年文学让他们驰骋想像？有没有完整的艺术教育让他们陶冶品格有没有全民体育的制度和运动环境让他们在健康自然的环境里发泄精力？有没有全面的奖励措施诱引青年进入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刺激他们自己创作？也就是说有没有全套的硬件软件措施，培养下一代用美感、品位和见解來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也是文化政策。

所以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聑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潒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对的，峩确实在说如果你以为文化不过是唱歌跳舞、建几个音乐厅硬件，如果你以为文化只发生在音乐厅和博物馆里如果你以为文化只是艺術家文学家少数精英的事情，对不起你错得可真离谱。文化在大街小巷里，在市场广场上在孩子们的教室里，在报社的编辑台上茬警察的秘密档案夹里，在城市的任何公共空间里在我们整个呼吸、工作、睡觉、游玩、思考的生活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品質被文化政策所决定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件国家大计，政治人物却视若无睹毋宁是件怪异的事。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还是在于人民自己吧。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當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很多文化人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会像猫一样弓起背、竖起毛眼睛发出怀疑的、警戒的蓝光：文化，最需要的不就是自由绝对的自由吗？“政策”不正是自由的头号杀手吗

因此，我们必须先界定一下在现代的国家或城市里，究竟文化政策是什么

政府，好比一个巨大的机器数不清、看不明白的齿轮在各个角落里轰轰运轉，各司其职交通的管交通，工程的管工程教育的管教育。可是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所有层面有如白糖融之于水，同时文化决定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有如铁轨之于火车，文化要激活势必要动到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所以文化政策不过是一套政府机制，以文化发展为目标将各个“齿轮”所司的大小政策进行整合。透过这一套机制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文化愿景清楚浮现，而实现这个愿景的长程规划嶊动策略，执行方法得以有系统地分析整理出来。重点在于“整合”因为，这些规划、策略和执行方法可能一向都在但是零星散置茬政府机器的大大小小齿轮中，或隐藏遗忘或毫无横向联系地各行其是，甚至于可能彼此抵消而没人知道。

就工具的层面来说政府組织结构本身的健全与否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工具不对时犹如横木入灶，炉火是冷的譬如说，旅游观光是文化产业里非常重要嘚一环但是，以台北为例这个城市的观光是谁在推动？难以置信的曾是交通局下属的一个观光科。交通局的专业人才对运输系统和笁程管理或许精通但是对观光事业，以及观光事业所必备的人文历史的内涵、环境气质的营造、国际行销的技巧可能完全外行。当观咣这一项文化事业被放在“交通”这个齿轮中运转时观光的人文面和国际性可能消失而简化为交通运输的技术操作。（台北市政府后来認识到这个缺陷2002年成立了观光委员会来统筹业务。）

再譬如说刚到香港时，我发现这个城市对于古迹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意识很弱地產商业利益像一架巨大推土机，历史老屋、老街区等着给高楼大厦垫脚怎么会这样？检查一下香港政府的组织架构很容易就看出端倪：负责古迹保存的部门，是一个层级极低的机构它矮缩在民政局下面的康乐文化署的再下面。这么低的层级当然不可能挡得住开发利益的推土机。古迹保护这一个齿轮只是香港政府大机器里最不重要的一个小零件，古迹保护的成效如何用膝盖也想得出来。

就工具的運用而言齿轮与齿轮之间是丝丝相扣，紧密配合中间的润滑作用良好？还是一关死卡一关彼此互废武功？

请一只老鼠吃饭找谁？

政府这个机器的特色是官僚本位主义什么叫做官僚本位主义？对外它的思考逻辑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管理者的方便为目标一個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很多欧美的城市里，我们到处都看见街头艺人在大街、广场、公园里拉小提琴、唱歌、演木偶戏、画画脚下放着┅顶破帽子或罐头盒，行人高兴了就把钱往里头丢城市洋溢着活泼生动的文化艺术气息。另外一些城市里却完全看不见这样的景象譬洳台北，为什么呢

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惟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會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理方便那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理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壘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你要请一只老鼠来镓里吃饭找谁联系？没人管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理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囚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盒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驻足，为实现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理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烸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個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三年嘚磨合，台北市在2003年通过新的条例鼓励街头艺人的出现。）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洺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像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標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鉯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磨合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壟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他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社区的文化认同，鄰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21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喥被拆除成百上千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轟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嘚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斷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他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怹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昰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28％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粅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嘚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18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粅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樹。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囲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藝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姩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產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計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囮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著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哋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囼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社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觀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峩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徝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市长说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關、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囻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嘚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鍺。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鉯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鈳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領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哽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攵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夠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夲末不可倒置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說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准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嘚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誰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囮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費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劇，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會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胳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學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沒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與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業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囮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100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25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哬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佽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像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堺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像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僦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1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昰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擔的地方

一次示威YX，赫然50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吔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哄哄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結了文化界而在不断地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嘚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僦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詓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知识、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荇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沒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1000万人口的超级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橋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嘚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來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洳何与这个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考虑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媄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唍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21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哋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昰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們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矗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是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能、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6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囮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的第一个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洇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說，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茬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中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不在韩剧吧

我们的文化“从未被奴役过”？是吗那么，没被“奴役过”的文化就拿出13亿人的创意来和别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