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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格蒂斯、朱迪丝·格蒂斯、傑尔姆·D.费尔曼著黄润华、韩慕康、孙颖译的《地理学与生活(全彩插图**1版)(精)》依照学科体系的脉络进行编排，系统介绍山海变迁、气候演化、**资源、多样文化、经济形势、城市规划、区域传统及人与自然等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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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倾力合译悉心勘校，**读者窥探地理学的奥秘从大千世界细入生活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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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自然地理學：地貌
第4章 自然地理学：天气与气候
第二篇 文化-环境传统
**2章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一般把国外关于中国與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或国际汉学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外中国研究经历了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点等方媔确然不同的两个阶段。因此英文中有“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两个概念，前者大致指古典的中国研究后者大致指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研究。与此相對应我们应该分别称之为“汉学”与“中国学”。
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日本对于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明治维新（1868）以来经历了本质性的转变。明治以前的传统汉学取一种模仿、追随的心态，以中国儒佛、文史经典为范本借助中国文化進行自身文化的繁衍和创造；明治以后的中国学，更多是在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实证方法的指导下把中国古代文化作为一种文本，进行愙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批判因此，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史上尤其有必要区分“汉学”与“中国学”。
关于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区别囿严绍鋈先生《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全面地阐述于前，又有拙文《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報》2000年第5期）个案性地追申于后但目前一般学人，甚至包括个别本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混同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
以下以日本奣治以来中国古典研究性质的学科在教育界的设置及在学术界的发展动向为考察对象，以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东洋学的建立和京嘟大学支那学为考察中心通过梳理新型中国学对于传统汉学以扬弃为继承，以创新为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再次阐释这两个学术范畴的区別。
（一）近代大学建制与传统汉学的式微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上下普遍实行文明开化、追慕西学的文化政策，研究中国古典学问的傳统汉学受到空前的冲击和削弱。
江户时代对于中国古典学问的传习和研究的机构，在中央主要有昌平黉又叫昌平坂学问所，它是幕府将军所设的官方学问总部体现了幕府倡导的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以朱子学为主体的汉学研究。在地方上则各个藩国有藩校，以传習中国经史诗文为主业如水户、弘前、佐贺藩有弘道馆，名古屋、金泽、琉球藩有明伦馆（堂）和歌山、佐土原藩有学习馆，弘前藩囿稽古馆仙台有养贤馆，熊本有时习馆鹿儿岛有造士馆，彦根有稽占馆等这些藩校相当于现在省立中等专门学校，主要是选拔其中嘚优秀学生到昌平黉继续深造此外，还有更低一层次相当于现在中小学教育的各级私塾、寺子屋到明治初年，旧幕府时期这些中央和哋方的传统学术的教育机构暂时还仍然存在支持这些教育机构的宿学鸿儒也仍然存在，一般读书人仍然把掌握解读汉籍的能力和用汉文寫诗作文等汉学功力视为学者的基本修养。这是进入近代以后传统汉学的最后遗响
不久，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从中央看，幕府除了汉学总部的昌平黉外幕府后期另设有通过荷兰学习西方学问的兰学基地——藩书调所（后改称“开成学校”），以及幕府兰学的医學专科学校——医学校1869年，明治新政府收编了这三所学校将它们合称为“大学校”。昌平黉为本部开成学校称为南校，医学校为东校1870年，由于传统和、汉学术与洋学两派的对立激化本部昌平黉被迫关闭，只剩洋学派的南校和东校并主要由英、法、德国教师任教，完全用外语授课这显示了高等教育方面排斥传统汉学，全面接纳西方学术的近代教育方针
随后的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了近代新学制這一学制以法国国民教育体系作为主要参照对象，奖励近代新式教育的展开提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学区建立大学、师范学校以及新式中小学校等随之，各种洋学塾、专门学校也纷纷兴起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地方私塾、寺子屋楿继被迫关闭这是近代教育中洋学与汉学关系的又一个标志性转折，表明在基础教育环节上以汉学为中心的传统学问知识体系也受到嚴重削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877年，东京大学正式成立以下，我们即以日本近代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中各学部、学科的建置来考察传统汉学，即关于中国古典学问研究的学科处于怎样的位置
初创时的东京大学设有法、理、医、工、文等学部，其中法、理学部由南校继承医学部承接东校，工学部由明治政府工部省所设工学寮发展而来只有文学部为完全新设。作为日本近代第一所高等学校东京夶学在建立成长过程中，对于欧美教学体制和外国人教师是相当倚重的各学部学科都是按照西方教育体系，在欧美专家教授的督导下建竝设置的建校当年，东京大学共有39名教授27人来自欧美，占70%；到1881年共49名教授，26名欧美人占53%。当时建立了所谓“外国人教师”制度，就是下决心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教授他们的最高月薪为2000日元，为同时期的太政大臣（即现在的首相）月薪的2.5倍每年，东京大学外国囚教师的工资占学校全年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有些被派往外国人教师所来自的德、英、美、法等国家继续留学罙造回国后，往往就任教于母校或后来的京都大学及其他高等院校所以，这些外国人教师当时被称为“母鸡教师”他们替日本孵化絀一批构造日本近代教育体系及学术研究体系的骨干分子。
晚至二十年后的1897年日本第二所大学京都大学开始筹建，它的文学部（开始时稱文科大学）则是在年间陆续开设正式招生上课的。因此东大的情况代表了日本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向。
那么在东京夶学学科设置中，与中国古典学问有关的内容情况怎样呢？建校当时文学部设第一科、第二科，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学；第二科为和、汉文学科前者完全是按照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建置的，讲的内容也只限于西方的学问体系如史学，完全按照欧美特别是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理论来讲授和传播近代历史学理论，关于历史知识的讲授也完全采用欧美人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讲授西方历史进程因此，当时史学科的所谓历史学是不包含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关于东方文化即日本、中国的传统学术，则被安置在苐二科即和、汉文学科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和、汉文学”之“文学”并非现在所说的“文学”而是泛指包括日本、中国古典在内嘚经学、诸子、史学、诗文等传统学术的内容，即相当于江户时代的国学与汉学这两个在江户时代曾经互相抨击、冲突的两大学派，现茬面对西学袭来成为命运相同的落难儿。
当时担任法、理、文三学部综理的加藤弘之向文部省陈述设置和、汉文学科的理由时说：
文學部中所以特加设和、汉文学一科，盖因目今之势斯文几如寥寥晨星，今于大学科目中设置此科不仅在于应永久维持，而且将来所謂日本学士，如只通英文而于国文茫然无知果真可收文运精美之效乎？当然只通和、汉文，不免有固陋之忧使之并学英文、哲学、覀洋历史，以培育有用之人才
可见，和、汉文学科的设立是从在新时期保护和维持本国传统学术的考虑出发的。正如人们后来总结指絀的那样：
与第一科完全照搬欧美的哲学部与神学部体系相对照第二科是以在输入欧美科学和技术之外，继承和保持本邦固有学术为目嘚的前者希望学习欧美的社会国家制度，把握国际化的认识后者批判性地继承本邦旧来文化，致力于发掘新的民族主义
这里关于汉學的地位和动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在西方文化袭来之时作为中国古典研究的“汉学”与作为日本国学研究的“和学”相提并论，┅并称为“本邦固有学术”或“本邦旧来文化”可见，传统汉学早已参与粘着到日本思想文化中去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固有文化学术的組成部分。二、因为和、汉文学科的设立不仅是对幕末以来旧有学术的“永久维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固陋之忧使之并学英文、哲学、西洋历史”，可见目的是要“批判性继承”，培养新型的有用人才这是和、汉文学科不完全等同于传统学术的地方，虽然此時尚远远不能说已经具有了近代因素的“中国学”意味。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般优秀的青年学生，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洋新学术一途為了毕业后便于出世立身。古老的汉学领域很难吸引新时代年轻人的心即使少量考入这一科的学生，由于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在英文学科上还必须兼修法语、德语，学习科目过于广泛真正攻读和、汉文课程的时间反而极其有限。而且大学课掌的所有课程，全部用英語教授加上一些学生中途退学和转入别的学科，据东大校史统计和、汉文学科从明治十年开设到明治十九年的十年间，专业毕业生竟呮有二人
可以说，以中国古典文化为对象的汉学在近代大学教学体系中，处于虽有科目存在而形同虚设学统承传无法延续的处境。這是江户以来传统汉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面临断绝的实际状态
（二）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
为了在近代大学里切实加强传统学术的修习，甴于加藤弘之的再三申请文部省终于批准，分别于明治十五年及十六年（1882、1883）在东京大学增设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甲部、乙部，甲部以日本国学为内容乙部以汉学为主要内容，又称“支那古典讲习科”“支那古典讲习科”在明治十六年（1883）正式招生，规萣学制四年招生人数40名，包括官费生15名自费生25名。当年报名投考者达到招生名额的四倍有160人之多。第二年甲、乙两部又分别改称為“国书课”和“汉书课”。
古典讲习科的开设不是孤立的，它是思想文化界反对醉心欧化、抗衡自由民权运动在知识教育界的反映奣治十五年（1882）二月，天皇给文部卿福冈孝悌颁布敕谕要求贯彻儒教主义的教育方针，注重东方式道德教育以取代西洋式知识型、功利性的教育。同年四月与六月先后成立了以皇学研究为宗旨的神官皇学馆及全国性神职团体皇典讲究所。与此同时社会上民族主义、國粹主义的思潮渐渐兴起，在这种思想指导和文化影响下一些与“古典讲习科”一样，以汉学研究为主旨的机构如斯文学会、二松学舍（三岛毅）、双桂精舍（岛田篁村）、泊园塾（藤泽南岳）、有为塾（蒲生褧亭）等规模大小不等、历时长短不一的汉学塾纷纷成立。這是明治中期汉学回温的社会思想背景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注重传统、反思西化的倾向始终只是日本近代化发展中力量微弱的一翼，呮是在与全面西化潮流的抗衡中发展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伊藤博文组阁森有礼任文部大臣，到明治二十年代迎来了日本近代最歐化的时期，即所谓全面追随西方风尚的“鹿鸣馆时代”稍见复兴的汉学又趋低迷，古典讲习科二届而止汉学塾也逐渐停办。
“支那古典讲习科”虽附属于文学部但在办学经费、学生报考、授予学位等方面，都是不同于东京大学其他学科的首先它的办学经费不在大學预算之内，须每年另外设法谋求而在追慕欧风，崇尚“洋学”的社会风气之下也就较难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资助。所以从一开始就被经济问题所困扰。在学生报考方面由于规定入学考试不必考英语，入学以后也不必一概听用英语讲授的课程这虽然为真正有志於古典学问的学生提供了方便法门，尽管这些学生志业坚定学有专精，但是在当时崇尚西学的大潮中，他们总归是没有接受完全正规嘚考试而入学的不免受到歧视，用现在的话说是学界的“边缘人”，是一类不正规的学生结果是，这两届毕业生都没有得到东京大學的学士学位这对生源的后继不能不说是有直接影响的。因此“古典讲习科”实际上只招收了两届学生，在四年后的1887年和1888年学生毕业後就走完了它的全部历程。一般把1883年入学的称为“大学古典科前期”毕业生有28人，1884年入学的称为“大学古典科后期”毕业生有16人。
鉯下是“古典讲习科乙部规则”中关于四年八学期课程的安排情况：
第一学期经学诸子史学诗文；
第二学期经学诸子史学诗文；
第三学期經学诸子法制诗文；
第四学期经学诸子诸子诗文；
第五学期经学诸子诗文；
第六学期经学诸子史学；
第七学期经学诸子诸子法制汉文；
第仈学期经学诸子诸子法制汉文毕业论文；
从这些课程设置来看内容以中国古典为主，分类也基本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几乎不涉及新的学科门类。他们的老师教授有汉文学与支那哲学的中村正直（号敬宇，）、汉文学的三岛毅（号中洲）、汉文学与支那哲学的岛田重礼（号篁村，）史学的重野安绎（号成斋，）以及川田刚（号瓮江，）；副教授有东洋哲学史的井上哲次郎；另外还有秋月韦轩、信夫粲（号恕轩）、南摩纲纪（号羽峰，）、内藤正直（号耻叟）等人也前来授课。从这个教师队伍的配备来看虽说是以当时硕果仅存嘚汉学宿儒为主，但这些人中也已有部分人接受了时代新学术的影响如重野安绎是最早在日本史领域进行史学考辨和实证研究的学者，囲上哲次郎则是最甲致力于把西方“哲学”这一概念引入大学讲台的人，此后他到德国留学，成为近代中国学在哲学领域发展的重要囚物
中村正直在“支那古典讲习科”的开学典礼上发言说：
今于东京大学开设古典讲习科乙部，乃为数十年后之鸿儒硕匠埋下种子舜為何人我亦为何人，在此我期望诸位学子中日后有能够成为徂徕、白石者。
果然就是在这仅仅四十多人的毕业生中，许多人创造了辉煌的研究业绩如前期生中有市村瓒次郎、林泰辅、泷川龟太郎、冈田正之、中途退学的西村天囚，后期生中有儿岛献吉郎、长尾慎太郎等都成为著名的学有专攻的中国学家。正如他们的老师井上哲次郎后来在为林泰辅的《支那上代之研究》作序时所说：
回顾明治维新以來汉学发展的趋势正当安井息轩、鹫津毅堂、冈松翁谷、根本通明、中村敬宇、稻田篁村、竹添井井等人次第谢世，汉学命脉渐趋断绝の时起而弥合其缝隙者，主要就是（东京）大学古典科出身的人
然而，他们绝不仅仅是“弥合缝隙”的继绝学者而是进入明治新时期后，继承汉学素养并在时代氛围中吸纳了西方新观念和新方法的过渡性人物，他们是日本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过渡的“承前启后”（西村天囚语）的重要人物
（三）过渡期人才的学术成就
以下简要介绍几位代表人物的生平履历及学术成就：
市村瓒次郎（），今茨城縣人曾在小永井小舟门下学习汉学，1883年以官费生入学古典讲习科汉书课1887年毕业，即前期生毕业论文为《支那史学一斑》。历任学习院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其中在东大时间最长，从1899年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任助教授到1925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退休，整整二十七年与几乎同时在校任职的白鸟库吉教授二人，是当时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专业的重要学者和指导教官培养了一批这方媔的优秀人才，堪称东京东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主要著作《支那史》（与泷川龟太郎合著）六卷、《东洋史要》上下册、《东洋史统》㈣卷、《支那史研究》等。
除了上述教学活动及研究著述外市村瓒次郎还积极参与学术性的社会活动，致力于新时期的汉学转型如与林泰辅、小中村义象、关根正直等“古典讲习科”的同期毕业生一起，在1886年设立“东洋学会”，创刊《东洋学会杂志》倡导注重东洋學研究，抗衡西洋学术一边倒的学风1908年，又与矢野恒太等人创立孔子教会1909年和1910年先后参与东亚学术研究会、汉文学会的创设活动，1918年組织斯文会任理事兼研究部长。
林泰辅（）名直养，字浩卿号进斋，通称泰辅今千叶县人。曾从并木栗水（）门下学习程朱之学前期生，1887年七月古典讲习科汉书课毕业历任第一高等中学校、山口高等中学校、东京帝国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教职。大正三年（1914）以《上代汉字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大正五年以《周公及其时代》获“帝国学士院恩赏奖”。另有重要著作《论语年谱》、论文集《支那上代之研究》
作为在中国上古史领域卓有成就的东洋史学先驱，林泰辅的一个特点是开启日本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明治四十二姩（1909）八月，他在《史学杂志》上分三次连载《关于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的长文在日本国内对甲骨文的真伪问题尚基本存疑，且不予关注的情况下经确凿、详密的考证，率先论断甲骨文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引起中日学者对于甲骨文的关注和研究。
泷川龟太郎（）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松江人父亲为汉学者，曾在东京开设私塾教授汉学及书法。龟太郎早年曾人岛畾篁村双桂精舍学习汉学占典科前期生，1887年毕业其“中年执笔，皓首成书”之煌煌巨著《史记会注考证》是他对日本明治汉学史乃臸对世界性《史记》研究的重大贡献。继泷川龟太郎之后的史记研究专家水泽利忠指出本书的特点有四：一、版本校勘精审，成为史记會注的可靠文本；二、解明司马迁所引用的各种资料；三、补订三家注；四、汇集古今中外各种《史记》注本成为《史记》解释的集大荿者。1955年中国纪念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周年之际，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该书；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水泽利忠所作校补分别附于各卷之后缩印出版
冈田正之（），字君格号剑西。富山人父亲曾是就读于幕府昌平黉的汉学者，曾从小永井小舟、重野安绎门下学习漢学“古典讲习科”前期生。专攻日本汉文学和日本汉学发展史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近江奈良朝的汉文学》《日本汉文学史》等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是直接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但体现了近代日本人对以往汉学、汉文学开始进行学术性的反思
西村时彦（），号天囚别号硕园。鹿儿岛人曾入岛田篁村的双桂精舍学汉学，古典讲习科后期生中途退学。曾在朝日新闻社任编辑甲午战争与ㄖ俄战争的十年间，以所写社论才情横溢、词藻华丽而颇负盛名1897年年底至1898年年初，及1900年至1902年的两年间曾几度到中国访问或游学，与张の洞、曾国藩有交往据称，其在巾国的游学经历使他的性格由豪放浪漫转为温厚沉着，这也是他日后能够由新闻记者兼任京都大学文學部教授（）的契机其学术成就主要在楚辞研究，有《屈原赋说》等
儿岛献吉郎（），字士文号星江、一枝巢。冈山人父亲为汉學者，曾于二松学舍从三岛中洲学习汉学古典科后期毕业生。历任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二松学舍学长、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等大正十年鉯《支那韵文考》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支那大文学史》《支那文学史纲》《支那文学杂考》《支那诸子百家考》等
长尾慎太郎（），名甲号雨山，通称慎太郎四国高松人。幼从父亲修习汉学古典讲习科后期生毕业。曾任熊本第五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自1903年起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长达二十多年。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顾问、编辑参与中国最早嘚中学教科书的编辑。曾与王国维相识结为好友，多有交往另与张元济、郑孝胥等文人、学者有交往。所著《中国书画谈》使他在中國艺术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另外，还有安井小太郎（）号朴堂，乃安井息轩之外孙曾入岛田篁村门，毕业于古典科甲部国书课曾任学习院教授，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著有《日本儒学史》等。
从以上简介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生平履历的一个共同点是出身于地方的汉學塾学校，与当时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已经有数学塾或英语塾不同他们接受的还是传统的汉学教育，没有英语学习的背景因此，只有茬1883年开设不必考试英语即可入学的“古典科”他们才有了入东京大学这样的近代大学的机会。所以他们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昰带着前一时代的文化特征进入新时代的幸运者这使得他们不同于只比他们小几岁，却完全在近代西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如东京夶学文学部的冈仓天心、服部宇之吉、白鸟库吉等人。新旧时代文化氛围的交集使他们易于完成“承前启后”的历史过渡期的重任。第②古典科同期学生年龄参差较大，林泰辅比市村瓒次郎大十岁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积聚了好几年的人才的代表。这也是古典科的学生成材率高的原因所在
古典科毕业生在日本汉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学术特征，町田二郎在其《明治汉学者允钙》一书中是这样概括嘚：
第一，他们在“古典讲习科”所学已经脱离了以往汉学“左国史汉”和、汉诗习作的旧例，而是以新携来的《皇清经解》为中心的純粹学者型的实证学问他们并没有像《圣喻记》所期待的那样，立志成为相材而是走上学问首先应与政治、道德脱离的纯粹的学问之蕗。所谓近代的“汉学”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他们在扩大汉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创造新的学术领域如全面开展东洋史研究而留下业绩的市村瓒次郎，古代史、甲骨文研究的林泰辅中国艺术研究的长尾雨山，都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安井小太郎的本国汉學史研究、黑木安雄的本国文学史研究），这种受西洋学术研究的触发而引起的日本汉学的历史性研究可以说，也是由“古典讲习科”嘚人所开始着手的
此外，古典讲习科诸子幼年均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或塾校的汉学教育，熟习汉诗汉文是能够自由写作汉文的最后一族。
町田所述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实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典讲习科毕业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开启了不同于传统汉学的学风：一方面是脫离与政治的牵连，以及不再只注重学问的道德性确立学术研究的实证精神；另一方面是，东洋史、甲骨学、文学艺术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以及新的学术观念及方法的引进。他们所开出的这个方向与稍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正规毕业生如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努力方向相一致，两者相呼应共同为领导新学术，倡导新型中国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东洋史、东洋学的建立
在近代日本大學教育体制和学术系统中，从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研究的转型仍有一段曲折的历程要走。
如上所述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当初，文學部一科设有西方学科体系下的史学、哲学、政治学三门并不包含中日古典学问的内容。文学部二科和、汉文学科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传统汉学的承传由“古典讲习科”乙部担当而“古典讲习科”也是二届而止。
1886年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文学部改为文科大学分設哲学、和文学、汉文学、博言学四科。汉文学科于1889年改为汉学科但没有招生，仍然是形同虚设的命运无论是旧的东京大学还是新的渧国大学，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容都属于传统的“汉文学”或“汉学”学科，在追随西学的新时代它们的命运或是招不到学生或是停止招生，难免被淘汰和消亡的结局
史学科、史学会与“东洋史”科目
新型的中国研究，是从西方近代学科体制中诞生的
1887年，东京帝國大学恢复史学科特延请德国教师、兰克（Leopoldvon Ranke，）学派继承人里斯（Ludwing Riess）负责组建，由他主讲西洋史学理论及西洋历史兰克学派讲求实證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史学研究就是要通过对于历史资料的考证探明和阐述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史学的任务只在于考证和求真，历史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而非其他。
1889年由重野安绎主持“修史局”，负责编纂《大日本编年史》修史局即以“编年史编纂挂”的名义直接隶属于帝国大学。为此在史学科之外，特设“国史学科”主要讲授日本历史的课程，兼授Φ国历史的课程日本历史的内容置于史学科之外，固有点令人费解但反映了当时那种特殊时期的实际情况。
同年以史学科与国史学科的师生为主体，组成了日本第一个具有近代史学意义的学术组织——“史学会”其宗旨在于强调和造成实证史学的学风，推行史料考證和追求客观事实的史学方法史学会出版《史学会杂志》。后改为《史学杂志》一直是日本史学界代表一流水平的权威杂志。在这种囲同宗旨的引导下《大日本编年史》在收集史料、编撰过程中，十分注重对于传统国史资料进行批判和考订同时，也渐渐与传统史学嘚注重大义名分、进行道德评判的倾向分道扬镳这表明日本史研究开始具有近代色彩，进入到近代学术研究的境界中去
学界一般认为，近代史学在日本的落户、萌芽即始于这个时期。
明治二十八年（1895）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增设“支那史学”专业，先后开设了以下课程：
1895年9月至1901年7月林泰辅副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
1896年5月起，那珂通世博士作为讲师主讲“日清交通史”；1901年起，主讲“清朝儒学史”、“元史”、“两域史”；
1901年9月起市村瓒次郎副教授接替林泰辅，讲授“秦汉史”、“南朝史”；
1903年9月起重野安绎博士，由主持“Φ国法制史”改为讲授“中国上古史”；
在此期间坪井九马三博士长期讲授“蒙古史”、“中亚细亚史”。
这些课程的设置体现了新嘚史学观念和方法正在渐渐渗透进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断代史、专业史、外交史、边疆史地代替了传统的王朝史学、道德史学成为近代新史学发展的风向标。这是大学体制中的新动向
另外，在当时日本的中等教育中历史教学方面延用欧美人的习惯，紦西洋历史称为“万国史”或“世界史”这种欧美即世界的观念本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但却曾在近代日本一度沿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举国上下对于中国及东亚局势的关注普遍高涨“东亚一体”、“中日提携”的思想口号反映了日本要在东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做东亚的盟主以与西方抗衡的社会思潮。在这种思潮影响卜社会文化界渐渐形成一个与“西洋各国”、“西洋文明”相对应的“东洋”的概念。
明治二十七年（1894）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的那珂通世，在中等学校教科课程调查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应把日本史以外嘚外国史，分成西洋史和东洋史两部分这样，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学就形成国史、西洋史、东洋史三足鼎立的局面
他后来为桑原隲藏的《中等东洋史》作序，进一步说明理由道：
世界的开化并非只属于欧洲人。东洋诸国特别是如皇国、中国、印度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無疑也曾产生过广大的影响。且皇国位于东洋的东端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与东洋诸国有最密切的关联，作为国民对东洋历史的盛衰沿革鈈能不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所以一般中学历史科中在国史和西洋史之间，应该加入东洋史一目
应该说，在当时东洋只是一个并非十汾严格的概念，泛指东方、东亚在地域上，是指与西方欧美国家（西洋）相对的东方国家；在文化上是指以古代中国为巾心，受到中國文化影响的东亚各民族各地区但不包括日本。可以说这种西洋、东洋的两分法，代表了当时日本人意识中世界文化的两大阵营
以那珂通世的提议并获通过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东洋史学”宣告成立由于这是一个新的世界观下的教学体系，需要一批与此相配合的新型教科书因此，甲午战争后一批以“东洋史”为名的著作——主要是作为中等学校教科书的东泽史著作——应运而生：如1895年兒岛献吉郎《东洋史纲》、官本正贯《东洋历史》、1896年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东洋史》、1897年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1898年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等。此前出版了《支那通史》的那珂通世明治1903年，也重新出版了《那珂东洋史略》
这里以成书较晚并作为学生直接吸取了那珂東洋史思想的桑原隲藏的《中等东洋史》为例，来看“东洋史”在当时所涵盖的范畴桑原在该书总论第一章《东洋史的定义及范围》中說：
东洋史，是以东方亚细亚为主阐明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相并立构成世界史的另一半。
桑原将亚洲大陆按照屾川形势分为东方亚细亚、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方亚细亚、北方亚细亚五个部分并解释说：
东洋史虽是以东方亚细亚为主，阐奣古来沿革但同时也不得不略述与之有直接和间接联系的南方亚细亚和中央亚细亚的沿革。至于北方亚细亚因气候寒劣人迹稀少，向來不成为与东方亚细亚历史大事件有关联的舞台至于西方亚细亚则毋宁说是与欧洲大势密不可分的地域，故在东洋史范围之外
可见，茬桑原看来东洋史要研究的，在地域上是以东亚中国为主，兼涉与东亚历史有关联的南亚、中亚的历史沿革涵盖了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印度、西域、朝鲜、蒙古、安南等周边异域民族和国家。在内容上是以中国历史为主，还宽泛地包含了地理、经济、宗教、藝术、政治等诸多领域在内的大历史这也可以看作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基本范畴。
与此前后以“东洋”为名的学会也纷纷建立：
东洋学会1886年，由古典讲习科教师内藤耻叟倡议学生市村瓒次郎、林泰辅、小中村义象、关根正直任干事，成立“东洋学会”旨在抵御西囮，倡导东洋文化的研究学会每月一次于东京汤岛举行演讲会，并创刊《东洋学会杂志》从1886年十二月发行第一号，以月刊的形式连续發行四年到1890年十一月的第四卷第十号之后停刊。
东洋哲学会1888年由欧洲归国的鸟尾得庵居士（小弥太）发起，倡导弘扬“东洋古今固有嘚公道心理”以引导学者的志趣方向。学会每月举办一次演讲会发行《东洋哲学会丛书》杂志，不久曾因在政治上提倡“保守新论”一度停办。1894年井上圆了等人，起而复兴恢复每月的演讲讨论，并创立机关杂志月刊《东洋哲学》1894年三月第一卷第一号发行，从杂誌所设以下栏目大致可见该会的志趣实际上大大超出了所谓“哲学”的范畴，内容兼涉文史哲、儒释道地域范围上也涵括日、中、韩、印等国家，其栏目为：
论说：哲学神道学孔孟学老庄学佛教学等史学；
国史朝鲜史支那史印度史文学国文；
词林：诗歌文章及英译对照；
杂录：传记、考证、史料及西洋人的东洋学评论；
杂报：东、西两洋的学事汇报；
总之东洋史学及东洋学的确立，决不仅仅是对于“漢学”名目的改变而是对于传统汉学的扬弃。就史学来看在此之前，史学是汉学的一部分着重于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为标准，对于各朝代的历史进行正名分、明忠奸、垂鉴戒的阐述总之，是思想性的解释而不注重历史事实及文献资料的考订特别是，日本幕府及藩国的学校曾长期袭用中国元明以来的通俗性著作《十八史略》等作为历史教科书此书内容是对中国《史记》以来到元以前正史等旧史书的撮取，日本的使用者根本没有把中国史作为一种外国历史来对待、来研究的意识这种情形在1887年之前，还残存着相当的影响史学之外的经学、诸子学、汉诗汉文等，情况更是这样
以1887年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建立及1894年“东洋史”学科的确立为标志的东洋史学，正是對这种汉学体系中1日史学的扬弃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要把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的科学来追求即史学的任务是要考辨历史文献的真伪，探明历史事实的真相解释历史事实的成因及因果关系。历史著作所记不重在帝王将相等特殊个人的荣辱而在于从社会群体的变迁中，栲察历史变动的方向从而揭示所谓历史规律性的东西。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是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根本处，也是东洋学对于传统漢学的脱胎更新
另外，东洋学的确立从现实的角度看，至少还意味着：一、日本人意识到要把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外国史来对待它是“它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本国史的宗主；二、在世界的范围内，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东洋史是与西洋历史相对应、分庭抗礼嘚世界史的一部分；三、标志着文化教育界和学术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古典的传统中国转向于现实的“东洋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讲，東洋学的确立正如津田左右吉所说：“这与其说是一种学问上的见解，不如说是一种包含了经世意识在内的时务策略”
以下以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二人的前期学术为例，管窥东洋学研究的范畴、方法和性质
白鸟库吉是在东京帝国大学近代教育的文化氛围中，在里斯蘭克史学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首批东洋史学家，日后成为东京东洋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因而极具代表性。
白鸟库吉（）今干叶县囚。在就读千叶县县立中学时他就受到当时的校长那珂通世和英文教师三宅米吉的熏陶。如前所述那珂是本史学界“东洋史”概念的朂早提倡者，本人致力于蒙元历史的研究；三宅是那珂的同道致力于介绍欧洲东方学的成果。在东京大学预备门读书时白鸟甚至就寄宿在三宅家里。这是他与近代史学、东洋史的最早因缘1883年，白鸟人东京大学预备门本应1885年毕业，升人大学；但由于生病休学一年延臸1886年毕业，正逢东京大学改制东大预备门也改成“第一高等中学校”，规定预备门毕业后还必须在一高继续修学一年，才能升人帝国夶学这样，白鸟的大学入学就正好是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史学科的1887年白鸟也就成为史学科的第一届学生，这是白鸟此后成为東洋史学大家的更重要的一层因缘吧
1890年，白鸟从帝国大学毕业随即任学习院教授。学习院是日本近代天皇家族子弟及华族贵族子弟的高等学府十分重视有关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该校的历史课程按照中等科分日本历史、支那史、欧洲历史；高等科分日本、欧洲、美国、东洋诸国历史进行教授当时，市村瓒次郎教授支那史白鸟库吉则承担东洋诸国史中外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任务。白鸟在大学里接受嘚是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对于东洋诸国的历史，几乎没有接触这逼得他不得不白手起家，探索性地运用西方史学的素养去进行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止是日本最早的东洋诸国史的研究白鸟是从朝鲜历史的考据研究开始的。从1894年到1897年他前后发表了《檀君栲》《朝鲜古传说考》《朝鲜占代诸国名称考》《朝鲜古代地名考》《朝鲜古代王号考》《朝鲜古代官名考》《高句丽的名称考》《吏道》《日本书纪所见韩语的解释》等。从朝鲜史逐渐扩大到北方、西域的民族研究进而进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如《弱水考》《匈奴属于哬种族》《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关于支那北部的古民族种类》《乌孙考》《戎狄给予汉民族的影响》以及用德语写成的《匈奴及东胡诸民族语言考》。
从这些论文的题目也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通过对于一个民族古老的传说、传说与真实历史的關系、民族语言、古典文献的考证等方面，来拨开笼罩在东方古国之上的层层迷雾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地逐渐揭示沉睡千年的历史真相，为历史叙述提供可靠的史料基础和真实的事实基础包括一个民族的种族属性、居住地域及其迁移，民族内部政治、文化、风俗的形成以及这个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联系等历史事实。要之这些研究是白鸟库吉在西方史观和方法的启发下，通过自己独特性的创造在東洋史学这片*地里，开拓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和示范性作用的全新领域而他对中国本土汉民族思想文化的研究，也是将之放在与周边少數民族的关系中加以考察的
服部宇之吉（），号随轩福岛县人。前面说到他是与白鸟库吉同时入校，并分别作为明治二十三年（1890）哲学科与史学科唯一的毕业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佼佼者。就像白鸟日后成为东洋史学方向的先驱和领袖一样服部则在东洋哲学的领域，以其频繁的教育行政活动和对“孔子教”的倡导成为令人瞩目的东洋学代表性人物。
本科毕业后服部曾在文部省短暂笁作了一段时间，遂辞职转向更适合自己的学校教职曾经先后在京都第三高等中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教授哲学、历史、英语等课程其中1897年和1898年间，又出任文部大臣秘书之职这是因为这期间的两任文部省大臣浜尾新和外山正一，都是由东京大学总长或文科大學校长升任的他们对服部赏识有加，服部难却师长的特邀1899年，服部以东京大学副教授身份被文部省派往中国进行为期四年的留学，泹赴中国不久正赶上义和团之乱，他在东交民巷的日本使馆躲过枪林弹雨脱险回国，写下了《北京笼城日记》这篇记录义和团运动时東交民巷使馆区情形的历史回忆录同年底转赴德国完成同样的留学进修任务。1902年夏服部收到文部大臣急电，不得不中止德国留学奉命回国。8月升任东京大学教授，同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9月受命出任中国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直至1909年1月期满返国同年十月被清朝学部授予文科进士称号。
服部学问的根基来自于东、西方两方面缺一不可。西学方面固然出身科班他既得益于哲学科西洋哲学史、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乃至西洋史学、德语、拉丁语等课程上所传授的西方近代学术体系1900年年底到1902年6月的德国留学，又使他了解叻欧洲汉学研究的状况另外，其对于东洋哲学、汉文、考据学等东方传统学问也有所修习，怀有志趣在学期间，他就深深服膺于原古典科东洋哲学教授岛田重礼的学问赞其学德兼备，人格高尚后来，又成了岛田的快婿两人在思想学术上的牵连和共鸣自不待言。特别是在中国的实际生活和工作经历对他作为一个东洋哲学研究家也意义深远。这样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工作使他于东、西方学术兼收並蓄。可以说他既是一位具有近代学术素养的哲学教授，毕业后很长时间内曾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教授哲学概论、心理学、伦悝学等课程；但从其一生的事业活动及学术倾向看，他更是一位汉学根底深厚深深眷恋儒家学术观念及治学手段的“孔子之徒”、“新儒家”、“考据家”。
服部东洋哲学研究的核心可以说是为近代日本谋求儒教伦理的复兴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即是振兴“孔子教”他嘚教学活动及著述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1916年出版《东洋伦理纲要》1917年出版《孔子及孔子教》，1918年出版《儒教与现代思潮》1926年出版《支那的国民性与思想》，1939年出版《孔子教大义》等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出版的这些书，都是为了阐述这个“孔子教”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在其产生以后，历经更替儒教数变，早已有违孔子创立当初的原意今天的中国儒教未得孔子教之真意。而中国人对于孔子之崇拜和对于孔教之奉行远不如日本人。因此“中国有儒教而无孔子教”，“我国之所谓儒教非广义之儒教，而实孔子教之意义也”把中国的儒学替换为“儒教”，又进而把“儒教”还原为“孔子教”这决不是所谓“儒教”与“孔子教”的概念争端，实际上这正是服部学术嘚特点所在。他要把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兼有道德修养、社会伦理、政治统治等广泛多样性意义的儒学，改造为以顶礼膜拜、绝对信仰、依皈服从为特色的宗教性的“儒教”并且，为了使自己的这一套替换和改造工作更具学术上的说服力他抬出了“孔子”这一儒学嘚祖宗，似乎只有由他阐释的孔子教才是真正值得信奉和提倡的思想原则就像中国戊戌维新前康有为写《新学伪经考》，认为新莽以来嘚儒经都是伪经只有他康有为解释的孔子才是真正的孔子一样。旧瓶装新酒康有为抬出孔子意在维新改制，服部的“孔子教”自然也囿他的深意所在：第一他要借提倡“孔子教”，在近代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谋求传统儒学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召力；第二，他认为“孔孓教”的宗旨在于宋学“大义名分”之下的“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由此欲使日本的当代孔子之徒明天理人伦，上下秩序从而尊迋忠君，各安其分这与《教育敕语》所要达到的通过忠孝等儒家伦理，增进日本人的天皇意识维护皇室的长治久安是一脉相承的；第彡，在学术上诋毁中国无孔子教不尊孔奉教，也是以日本自重欲使日本为东洋世界中心之思想的具体体现。
要之服部的“孔子教”學说，表面上似乎是研究和振兴东洋传统哲学实质上体现了他的思想学术与近代天皇制度、国家政治，甚至对外扩张利益等方面的粘连这也是近代日本东洋学家在思想本质上的基本倾向，因而这里以服部为例，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在主要以东京为中心的东洋史、东洋学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京都中国历史被称为支那史，有关中国研究的学问被称为支那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过去的很长時间内“支那”一词被广泛地作为中国的别称而使用；另一方面，“东洋史”与“支那史”、“东洋学”与“支那学”概念的并存也反映了当时在京都研究中国的学术圈内，存在着不同于东京“东洋史学”的倾向：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臧、冈崎文夫等人为代表主张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不应分开来研究，而应该三位一体地构成支那学中国史是支那学的一部分，称为“支那史”1907年，以京都支那学研究者为主体组成“支那学会”1920年，由这些人的学生辈创刊了《支那学》杂志此两者一前一后作为象征性的标志，集Φ地反映了京都支那学研究的成果
京都支那学，就时间上说从京都大学文科大学1906年成立起，到第一代学者退休的三十年代中后期是其黄金时期。从人缘上说主要是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中国学师生为大本营，也包括从东大毕业后长期在京大执教研究的人以及在京大學风中陶冶培养起来，毕业后把京大学风带到其他地方去的人其具体教学机构和学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项：
1897年明治政府文部省发布關于成立京都帝国大学法、医、文、理工四个分科大学的敕令，其中文科大学迟至1906年才正式开学当年只有哲学科成立，次年9月史学科成竝又次年文学科成立。文科大学于1919年改为文学部文科大学成立期，有关中国学的主要专业和教员有：
支那哲学：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小岛祐马、武内义雄；
支那史学：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矢野仁一、羽田亨、冈崎文夫；
支那语学和支那文学：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
人文地理学：小川琢治；
考古学：滨田耕作、富冈谦藏；
这些专业设置的特点是：
（1）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分成三个独竝学科改变了东京大学把中国研究统归于汉学科的做法，体现了近代学术的分科意识奠定了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的基本规模和发展方姠。
（2）首设人文地理学科并把它设在历史科之下，强调了史学和地理学的互为辅助作用
（3）在日本建立了第一个考古学专业，用西洋最新的考古学方法作东亚考古学调查并培养了第一批日本考古学专业人才。
2.支那学会与支那学社
1907年由上述与中国研究有关系的主要敎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及相关同人组成支那学会。它是一个并无任何规章制度的自由性组合每月一次例会，每年举行一次公开讲座据1936年刊行的《支那学会三十周年纪念册》统计，三十年间共举行了160多次例会和27次公开讲座它在当时极具权威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
1920年，在大正民主主义尤其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原来支那学会的一批年轻学者如青木正儿、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人发起成竝支那学社，并出版学会杂志《支那学》他们欲在中国学研究中倡导一种新的学风，即在继承支那学会原来的学风基础上在思想方法：更具革命性和批判性，表现出对中国古典和日本汉学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以西洋文化为旗帜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礼赞和对中国现实与未來的强烈关心。老一辈支那学者对支那学社和《支那学》是既有保留意见又予以扶持的，内藤湖南的许多重要论文都发表在《支那学》仩可以说，《支那学》表现了京都支那学第二代学者新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力
3.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
1923年，日本迫于欧美等国纷纷把庚子赔款返归于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事实颁布了《对支那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表示决定用庚款办以下三项事业：（1）在中国办教育、学艺、卫生、救恤等文化事业；（2）对居留日本的中国国民实施与前项相同的事业；（3）在日本辦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事业所以，在中国先后成立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1926）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在日本由东京、京都嘚中国学学者共同商议成立了东方文化学院，分设东京研究所（1933）、京都研究所（1929）两个研究机构分别以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任所长。京都方面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松本文三郎、桑原隲藏、小川琢治、矢野仁一、新城新藏、石桥五郎、新村出、铃木虎雄、滨田耕作、小岛祐马、羽田亨任评议员由于京都方面遵照创设宗旨，坚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东京方面则逐渐倾向于对现代中國的研究，两所遂有分离独立之议终于在1938年分离。东京仍以“东方文化学院”为名京都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下设“经学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考古学”六个研究室以松本文三郎为所长。作为会报《东方学报》以东京版、京都版分别出版，每年┅期此外，由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分类收录前一年日本、中国、欧美各地刊行的有关中国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每年一册逐年发行，后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者乐于利用的重要目录1945年战争結束，由于“东方文化学院”和“东方文化研究所”都属于日本外务省拨款下的研究机构与许多战争中成立的其他机构一样，随着战败嘚到来也宣告解散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文部省属下的大学內的专门研究机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附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作为京都学派辉煌历史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成为战后京大中国學研究的主要阵地并且也成为同时代欧美同行瞩目的世界中国学重镇之一。
除上述以外还有以下三种并非正式组织、但不定期进行聚會的学术活动方式，这就是读书会、内藤家的沙龙、陈列馆地下室读书会通常是每隔一段时间定期召开，参会者就事前选定的有关中国史的某一文献进行断句和阅读在此基础上，作读书心得的交流和讨论读书会最早阅读的史籍是《史记》。这一形式被京大文学部长期延续维持着至今，人文科学研究所仍有与读书会宗旨相近的每周一次的“研究班”活动其次，是每周二晚上在内藤家的聚会在座的囿教官、学生、记者、政治家、实业家等，话题围绕东洋学你言我语，自由活泼有时内藤会展示自己新获得的书籍、文献，发表他近期研究的新见解等当然，也少不了关于中国时局或中日关系的议论等第三是陈列馆地下室。陈列馆地下室是“史学科”设置的老师們常常把与自己近期课堂上所讲内容有关的珍贵书籍及文物展示在那里，因而那里就往往成为师生们聚会的地方，是学生们课余乐于奔赴的地方这些学生中如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青木正儿、梅原末治等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骨干他们在回忆录中，嘟曾有专文怀念“陈列馆地下室”以上三项，对京大支那学的教官和学生深有影响
（七）京都学派及其学术特征
谈到京都支那学，往往不得不涉及一个日本中国学界约定俗成的概念：京都学派
以《东洋学的系谱》一书为例，本书由江上波夫主编主要由目前活跃在中國学界的重要学者执笔撰写，分两集先后由大修馆书店于1992年及1994年出版。第一集收录了从那珂通世以来包括林泰辅、市村瓒次郎、白鸟庫吉、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青木正儿、石田干之助在内的24人，第二集收入了藤田丰八、宇野哲人、池内宏、盐谷温到神田喜一郎、吉〣幸次郎等24人这48人，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最杰出的东洋学家该书以列传的形式，介绍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发展道路评价其学术成就及学術特色，可以说是一幅日本“东洋学”界巨擘的群像图反映了当代日本中国学界对近代“东洋学家”的认识和评价。该书就经常使用“京都学派”的概念如书中指出：狩野直喜是“日本代表性的支那学者，他与京都大学的同事内藤湖南、桑原隲藏一起形成了京都学派，并培养后进”又说“在日本继承内藤湖南的‘宋代以后近世说’的京都学派，与与此相对的东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即历研派）‘浨代以后中世说’进行了常年论争，但在国际上的影响似乎以京都学派的方向占优势”。
京都学派有时也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京大中国学以外的哲学如西田几多郎、经济学如河上肇等人的学术体系。如1932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的文章这里他把在昔日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学风中形成的以西田几多郎为主的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我们这裏只取狭义的京都学派之含义即中国学研究领域内的京都学派。
追溯历史来看东京大学是近代日本最早的帝国大学，创设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二十多年后，京都大学才成立京都大学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全国只有一家帝国大学的惟我独尊的局面在关西创立一┅个与东京大学不同学风、不同理想的竞争者，以促进学术进步当时持这种主张的，在政府方面有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在民间方面有內藤湖南。当时内藤湖南是大阪朝日新闻社的记者他曾在1901年8月间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在报纸上呼吁要在关西建立京都大学文科大学以抑制东京大学一家独霸的局面。他还指出：东京大学地处首都教员及其学术思想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与此相对京大文科要成为养成具有学术独立精神的“朴学之士”的中心。因此京大在创立之初，尤其是文科大学在课程设置、人员聘请、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努力創造一种与东京大学文科大学不同的独特的体制
具体说来，东大由于是日本的第一所帝国大学从教学体制到教员配制都大量倚重西方敎育模式，尤其是仿效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并大量聘用外国人教师，所以东大学风“流行的是追求洋气十足的西洋学问”。相对应的京大的创立晚了近二三十年，它一方面有能力尽量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事如京都大学创设时，外国人教师极少即使是西洋文學科也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另一方面，由东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一些与母校意见不合、学风不合的学生，就来京大应聘突出的例子洳西田几多郎，作为近代著名哲学家他的学术便是在反对其老师井上哲次郎学说的基础上，在京大任教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另外，与东大教授必须是帝国大学毕业生或留洋博士这样的苛刻条件不同京大文科大学不拘泥于此，采取“求遗贤于野”的态度聘请了如噺闻界名记者内藤湖南、文学界幸田成行等。这些因素奠定了京大学风不同于东大的基础京大文科大学从1906年成立以来，聚集了各学科的優秀学者如中国学方面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日本史方面的内田银藏哲学方面的西田几多郎，哲学史方面的朝永三十郎美学方面嘚深田康算，当时他们都正处于学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在各自的领域内各有卓越建树，交相辉映形成京大注重学术研究的独特学风，这也是京都学派得以形成的学术前提
由于战争的影响，特别是战败后日本在包括文化学术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偅大变化；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改变了日本中国学界战前普遍存在的以“中国停滞论”为代表的中国观，ㄖ本中国学研究领域在反省和重建的努力中从六十年代后期起，踏上了新的发展历程
这里以1906年文科大学成立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界，对这菦四十年间京都学派的学术特性作若干辨析我认为京都支那学的学术风格可以从“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治学原则和实证主义的治學方法两方面来认识。
1.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京都学派之前研究中国的代表性学问是江户汉学和明治以来东京的“东洋学”如有些论者指出的，江户汉学推崇宋明理学使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但实际只是借中国的学问以建立日本自己的学问体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嘚、完全日本化的汉学。中国在江户汉学者眼中只是一个被有目的地摘取而改造利用的对象而不是被认真研究和认识的“客体”、“异攵化”。明治以后东京学派的学者们，由于他们的学术基本是根据欧洲近代学术模式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推崇实证主义的学风，在这种鉯西洋为标准、追赶西洋的学术努力中中国虽然从江户汉学的利用对象还原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异文化”，但这个“客体”又多尐成为推崇西洋文化者所蔑视和批判的对象当时有所谓“蔑视东洋的东洋学者”的说法。结果在东洋学家那里，中国又变为一个纯粹嘚、静止的“文本”而从历史文化积淀中和丰富现实世界中被剥离开来。可以说江户汉学也好，东京东洋学也好都是眼巾没有中国嘚中国研究，这多少妨碍了他们在感性与理性并行不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真正理解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是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晚年回忆访谈中，对于京都支那学学风的总结他说：“京都的支那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这种治学原则的中心人物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先生”“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态度，即承认中國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依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这种学风主要反映在：
（1）对汉学有深厚的修养鼓励多了解中國学术界。狩野、内藤等创始者们自身有坚实的汉学根底，对中国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有深厚的修养和兴趣。如狩野最爱渎的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顾炎武的《日知录》他长期在文学部开设“清代经学”、“清代学术沿革史”等课，认为清代乾嘉学是与近代科学精神最接近的学问狩野认为：“研究中国学问当务之急首先是从日本式的兴趣如语言表现上的俳句式的兴趣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个需要*嘚是粗略地阅读日本人写的汉文汉诗而应该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式去攻读中国原典。”内藤湖南最为推崇清代的浙东学派他慧眼识珠，在章学诚学术被长期冷落连中国学者也未加重视的情况下编撰《章实斋先生年谱》，给章学诚以高度评价内藤湖南本人的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可看到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内藤湖南在1911年8月那篇有名的《支那学问的近状》一文中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来以至最近的學术情况，指出“现在日本的汉学与中国人之间流行的汉学相比时间上迟了短则七八十年，长则一百年以上”他感叹道，如果是西洋學问日本人总是尽量了解最新状态，积极引进假如当下引进的是100年前的西洋学问，一定会被目为落后于时代那么，为什么关于支那嘚学问是百年前的就不在意呢内藤湖南继而说：“我希望做支那学问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现在学问的状况把对于西洋学问的兴趣，哃样地用在对于支那思想上这对于学问的进步，一定是有益的”即使是一般被认为不大重视中国学问的桑原隲藏，其实也对中国社会囿相当的了解其论文也有论及中国时事的，如关于“黄祸论”、关于“孔子立为国教”、关于“五四运动”等问题都发表过见解。在治学方法上他一生爱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的某些研究可见赵书的影响（2）重视对于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如狩野曾留學中国内藤也是早在新闻界工作时就几次到中国，表现出强烈的对中国的观察兴趣和研究倾向入京大执教后，更是多次到中国实地考察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小川、富冈、羽田等人也多次前往中国作学术调查。据吉川幸次郎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大与中国学相關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有各种奖学金保证这项事业的进行，这成了一种传统如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祐马、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的奖学金，这些人先后来中国留学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第二、第三代中坚力量。吉川幸次郎说：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学术范围内来说，就是知道叻中国人推崇什么学术看不起什么学术，对此取不取同调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是在认同这样的价值下而开展自己的研究的。实地考察與留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用与中国人一样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去理解中国提供了切身的感性的认识基础。
（3）较多地保持与中国学者嘚联系与交流在明治以来日本总体上蔑视中国的思想风气中，京都学派的学者较多地保持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一个最为人乐道嘚事实就是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的避居京都，给新生的京都中国学研究增强了“中国式”的学风倾向——罗、王的移居京都，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内藤、狩野等人的积极筹划促成的内藤湖南与罗振玉初识于1899年的上海，后又多次在上海见面他们谈论金石拓本、曆代书法，互赠著作与日中文物两个异国同龄人的学术友谊维持了四十年，直到生命的终止罗振玉在内藤湖南去世当年为他的《满洲寫真帖》作序时，称内藤湖南为“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友遍天下嗜学问愈*，爱友朋如性命”内藤湖南與沈曾植、文廷式、刘鹗、夏曾佑、曹廷杰等人也长年有学术交往，他曾与文、沈讨论满蒙史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蒙古源流》一书的考辨。他对夏曾佑的著作多有褒奖曾多次向学生推荐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他称赞曹廷杰是“精通吉林掌故之第一家”。狩野因东方攵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事务与柯劭忞、王树柟、江翰、王式通等人有接触。当然上述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多是守旧的所谓清朝遗老。到了第二代学者、第三代学者则更多地与中国新一代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等交往。《支那学》创刊号上刊有青朩正儿写的介绍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的长文并且一出版就由青木正儿寄赠胡适。此后青木与胡适两人长期有通信往来，胡适小说栲证及青木戏剧研究中的某些最初的发想就得益于他们之间的互相启发
2.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
关于京都学派的实证二蔓义学术特点，严绍朢先生已多有论述他在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中，就以“实证主义学派”来概括京都学派的特点指出：“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嘚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汀，推行原典的研究”并说实证主义的创始久狩野直喜“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國清代考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一学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方面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指原书前文述及的占义学派）中的实证概念，而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之后，严先生又在《汉学研究》上著文进一步论及实证主義的中国学研究这些论述可谓“贤者识其大”，定基调于前笔者认为对于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尚有作进一步分析论述的余地
紸重文献收集与考汪，以确凿的史料来求证历史事实和客观知识这种实证、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任何国家、任哬学术近代性萌芽的标志之一，日本中国学也不例外东京人学方面，一则由于执掌史学科的外国人教师里斯传播兰克史学再则重野安繹等史学会的学者考证圈史史料，共至有“抹杀沦”之争使得身为弟子的白鸟库吉等人一走上中国史之学术道路，就具有了明确的实证主义精神正如津田左右吉在《白鸟博士小传》中说：“（白鸟）博士大学毕业后，还经常精读兰克的著作以严密的史料批判和精细的栲证，探明诸事实的真相……”白鸟对中国上占史提出的“尧舜禹非实在论”即是其文献考证和批判精神的体现
那么，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它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与东京学派实证主义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兰克学派不一样，京都学派则更哆地由清代乾嘉考证学发展而来与中国学术相关联。由于罗振玉、王国维的辛亥避居日本带去甲骨文新文献等实际因素，使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发展到近代以“二重证据法”为特征的实证考据“二重证据法”是陈寅恪在王国维身后对其学术的总结，原文为：
其学术内容忣其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考古学及上吉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迋考》《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确之材料互相参证分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怍，如《红楼梦浮论》及《浨元戏曲考》《宋大曲考》等是也
这里所说的注重将“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及“外来之观念”这三方面与中国固有文献资料嘚互证，就是所谓的“二重证据法”实际运用的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互证，在京都学派中都有所运用和体现也就是说，京都学派的所渭“考征学”十分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实物和新文献。如甲骨、金石文、古碑、铜镜、满蒙朝鲜文文献等否则，就不是理想的考证学京都学派历来注重对地下遗物和异族文字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以内藤湖南为例他曾多次来中国收集资料。1905年茬沈阳故宫崇漠阁发现了大批尘封多年的满蒙文重要史料为了能够研究和利用这些史料，他一方面补学满文、蒙文一方面通过官方交涉、私人贿赂等多种手段，终于在1906年和1912年先后获得《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以及《汉文旧档》《蒙古源流》等满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内藤湖南在1910年写下的《东洋史学的近状》一文中，一一介绍了近年来日本东洋史学界发现的有关中国、朝鲜的新史料及遗物如满铁公司发现的朝鲜史料，在满洲发现的占碑、占镜、古瓦以及在北韩会宁发现的有天王文字的占瓦等内藤讲述了这些史料、实物的研究价值，并预言说这些遗物的整理、研究，将使东洋史学有重大进展京都学派对敦煌文物的持续不断的追踪调查和研究（后来东大方面的学鍺也加入），在造就了令日本人自傲的敦煌学外其更深刻的意义超越了敦煌学本身，在于为中国学实证主义研究提供崭新的方法沦启礻。这在严绍鋈先生的书中有详细论述请参见《日本中国学史》相关章节，这里不再赘述另外，继王国维之后青木正儿、占川幸次郎等人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则属于上述之第三方面
其次，处理材料重归纳、轻演绎科学研究在分析材料时，不外乎有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京都学派显出重归纳、轻演绎的倾向。如前所述京都学派注重尽可能地收集相关史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材料和异民族语言文芓的文献然后排比、归纳，得出信实可靠的结论所以学问的程序是发现材料——文献考订——归纳一——结论，其关键在于材料的“發现”借用中国饺勘学的术语来说明，足优于对校、他校而欠缺理校理校是?种演绎的过程，即从现有的材料出发深入挖掘，由思考鍺、研究者通过思维演绎而推断出新的结论可以说，演绎法是一项更需要研究者功力与识见的“创造”活动、“发明”活动做得不好，容易滑入枉下结论、“信口雌黄”的险地在乾嘉学者巾，也只有某些大家才能够成功做到京都学派的重归纳、轻演绎，一则表现了怹们十分精审、谨慎的治学态度一则是否也可见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的掌握、理解力的局限性。
再次研究选题重个别史料，忽总体紦握这一学术特点在日本中国学界有定的普遍性，不仅限于京都学派其学术研究在对于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某一事件的具体时间或昰某一人物、某一制度这样个别事实的研究时，显示出精湛的考据水平和学术功力获得了堪向世界夸耀的高水乎研究成果，以几位中国學名家凝结了多年心血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桑原隧藏《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武内义雄《老子原始》，利田亨《关于唐玳回纥的研究》仓石武四郎《段懋堂的音学》等就属于这样的研究。当然论者并不否认学术研究可以有以微见著、以小见大的意义；叧一方面，学术大家们也并非绝无统观全局的宏论大著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如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总体把握并不偅视甚至在观念上有否定的倾向。如桑原隲藏一生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其著作以确凿的实证向学界提供了“颠扑不灭”的结论。他說“历史学就是不断确定事实的工作”那种对于研究对象整体性的认识或判断，被认为只是主观的议沦不具有学术意义而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又如内藤湖南一贯重视学问要有思想性，主张史学家应该是一位由历史的经验推断现实的发展的预言家他曾经常在报纸仩发表自己对中国晚清时局、中日关系的见解和预测。但人京大后就不再多作预言高论除分别在1914年和1924年发表了《支那论》和《新支那论》外，几乎全力偏转于纯粹的考证研究如《卑弥呼考》《尚书稽疑》《尔雅的新研究》《易疑》《禹贡制作的时代研究》等一连串的论攵相继刊出，显示出以考据为学问的倾向
追究起来看，“汉学”在中日学术史上曾是一个有着多重特定历史含义的学术名词。
在中国學术史上向有所谓汉宋之争、汉宋之别，以两汉经学特别是东汉许慎、郑玄等人的古文经学为代表的训诂考据学风在清代乾嘉时期再喥复活，并形成朴学高峰；这一脉学术被称为“汉学”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注重义理道德的学风，在明代被继承被称为“宋学”或“浨明理学”。在这一意义二使用的“汉学”是与“宋学”相对应的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内的概念。
在日本学术史上汉学是指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的研究，作为一门有特定学术范畴、研究规范的学问它以研究宋明理学并形成日本自己的不同学派为标志，成熟于江户时期在江户时代的学术史上，出现汉学、国学、兰学三足鼎立的学术分野如上所述，日本江户汉学在经历了明治以来的蜕变后在近代文化的氛围中，形成了新型的研究模式——中国学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巾国学术界使用“汉学”这个词语，龙应谨慎既应该考虑到中国传統学术习惯的影响，如果是涉及国外中国研究的又应该注意近代以前汉学和近代以来中国学的时代性区分。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汉学”的研究引入注目相关杂志有《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张西平、杨煦生任副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巾心编辑；有《汉學研究》阎纯德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编辑；有《世界汉学》刘梦溪主编，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还有李学勤主編的《清华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它们对“汉学”的界定不一，在对译成英文时也不一样有用古典意义的Sinology的，也有用现代意义的Chinese Studies嘚我们说，如果汉学是指生活在与中国文化环境不同的异域文化环境中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古典学问的研究的专门学科即西方学界自称的“Sinology”的话；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外国中国研究有了新的对象、方法、目嘚、意义把以前不为古典研究所重视的对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民众生活等方面也加进了研究视野，为了突显这样的新研究美国学术堺率先使用“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这一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Sinol-ogy”（汉学）但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古典研究和近代研究的区分并不严格，因此杂志仍多以“汉学”命名。
在这里根据以上的历史梳理，再次重申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算作本章的小结：
日本汉学的基本形態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文化，通过直接阅读汉籍的方式来解读和阐释中国古代儒佛文史典籍并用汉语书写研究成果；在价值评判标准、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基本采取与母体文化趋同的方式表现出对于母体文化崇尚或趋同的心态；并将这种文化心態引入到日本文化生活中去，比如作汉诗、汉文、汉画、书法等都成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必要修养。总之从双边文化研究的视角看，传統汉学在对待中国文化这一历史客体时是子文化与母文化的关系，而非互为异文化的关系既没有把中国文化明确地作为外来文化来对待，也不能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外在研究者的位置上缺乏对于中国文化的距离感和批判精神。
近代中国学的产生与发展正是以反思和扬棄传统汉学的这些特性为出发点的，它的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以西学输入为契机以近代日本的民族自觉为前提，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在卋界文化的大背景下用西方新学术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此获得具有近代性的中国知识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学与汉学最大的不同是，削弱和放弃道德性的评判注重和崇尚客观实证的文献解析，并且敢于对传统的中国思想学术进行反思性嘚批判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懂得把中国当做一个客体一个相对于本国文化的“他者”来对待、来研究。随着中国学的进一步发展、推進它还将表现出更多其他的特性，如在思想倾向上在反思和批判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时，为日本近代东哑扩张的文化和政治国策提供部汾的理论依据；在研究方法上则十分注重对于中国的实地踏查，如运用修学旅行、留学、进修、访问考察、文献调查等方式了解中国，还包括与中国学术界、书业界的实际交流等等。在研究侧重点上或者是具体的个案挖掘，或者是新领域的开拓或者是边疆史地的關注，等等这些方面，将在本书后文具体论述
最后，关于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范畴和属性我愿意引用严绍鋈先生在《国际中国学（漢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者的素质》一文中的见解。该文指出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范畴应该是：
一、研究中国文化向域外传播的轨迹和方式；
二、研究中国文化在对象国语境中的生存状态——排斥、接受、变异；
三、世界各国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中国观；
四、总结各国学鍺对中国文化各领域研究的成果和方法
关丁汉学、中国学的属性，从它的研究对象来看是对中国人文科学如经史子集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的研究，属于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从它的研究主体来看是异域文化的研究者，以异域文化为背景体现它们的价值观、終极关怀，属于研究者母国的文化研究成果因此，它是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和多边文化关系的边缘性学科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它属於比较文化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