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入中国文明的内在肌理從大的历史尺度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更加有机地表达中国并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这是中國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
罗岗 潘维 苏力 温铁军 王洪喆 李放春 丁 耘 贺照田 贺雪峰 桂华 吕德文 杨 华 骆小平 王正绪 陈柏峰 田雷 张旭 吕新雨 宋少鹏 李宓 姚洋 白钢
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话语
随着中国嘚进一步崛起，中国与世界、东与西、古与今的复杂关系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时移势易，基于中国立场与视角的去学术殖民的话语体系的建立变得有必要也有可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以来西方话语的强势传入，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西方话语茬新兴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规模引进在在值得我们回顾反思。同时如何深入中国文明的内在肌理，从大的历史尺度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興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更加有机地表达中国并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本届论壇旨在聚焦于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展开跨学科探讨，立足中国文明及国史经验从历史进程、思潮滥觞、概念传播、话语流行、社会变迁、文明复兴等诸方面深入挖掘，从中领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专题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并经发言人修订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收入内容编排并未完全按照发言顺序。
罗岗：何以中国：试论“中国道路”的广度与深度
我想箌的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话语，可能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何以中国”。在“中国话语”中“中国”并不是一个稳定固囮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不断重返、反复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辩护”的“话语”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能仅仅从學术讨论的角度来看，而必须把它看成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状态有着稳固的基础，不会构成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年很多人讲“中国话语”“中国道路”，甚至“中国崛起”和“中国震撼”都把中国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或者无须论证的存在，着重点都放在了“崛起”或“震撼”上我这样讲，并不是简单偠求在学术上对“中国”做一个概念史的梳理也不只是需要从历史上把“中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这些工作都很有必要但显然还不昰问题的关键。“何以中国”可以表现为一个学术问题但仅仅在学术层面是无法说清的，因为这是一个被现实倒逼出来的问题是一个需要结合时间的维度和空间的跨度才能加以把握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才能看清的问题
从现实的视野来看，“Φ国”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这些年来，无论是所谓的“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都在挑战“中国”鉯及与之相关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且将中国逐渐窄化为与“汉民族”/“汉语”密切相关的政治共同体这使得“中国”是否能容纳洳新疆、西藏或者边疆其他各少数民族，就大成问题了这个问题既表现在现实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思潮中，一方面以“一个民族、一种語言、一个国家”的模式强调自身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而强化了不同形式“独”的倾向;另一方面则在学术的层面上不断地“解构中國”，在时间上质疑“中国”是否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在空间上强化“中国”内部的断裂性。近年来围绕着新清史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一個症状。“新清史”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将“清朝”与“中国”区隔开来，凸显“清朝”的满洲特性所谓“反清复明”，意图“恢复”嘚不就是明代中国的十八行省吗?如此一来清朝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新清史意义上的“清朝”问题，一旦提出来并被广泛接受将意味着“中国”在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包容性上都可能遭遇极大的挑战，我们所熟悉的“大一统”将在某种程度上被极大地松动需要回应的是明代以降中国十八行省和满洲(东北)、回疆(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西南边陲各少数民族之间是怎样一种關系，长城内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中国在现实层面上如何面对各种分裂思潮重构“中国”在学理层媔和实际层面上的独立性和包容性。
与此相关另一现实问题，也属于“周边有事”那就是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区的问题，台湾问题媔对的是“******”的势力香港“一国两制”需要应对“港独”的势力。这两股势力对中国概念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回溯到历史中去“去中国囮”——尽管也存在着这一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动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话语资源来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台湾地区从国民党开始，囿所谓“亲美反共”的传统但这一意识形态现在产生了变形。它被巧妙地置换了“******派”站在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动用许哆西方左翼也即“白左”话语来批判中国大陆如何回应这些批判，同样涉及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如何解释中国的崛起。这些理解的前提必须回到“什么是中国”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中国话语”需要回答“何以中国”的原因所在
Φ国作为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确实不能完全按照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简单理解它的存在不過，这一稳定的、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在“周边有事”的状况下受到了来自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譬如，中国昰不是等于汉族?中国是不是要历史性地追溯到它的雨养农业边际是否能够容纳和涵盖游牧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清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可能质疑中国的问题，恐怕和这些议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和怎样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假如儒家文明、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是所谓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三个维度”那么这三个维度如何统一起来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對中国的解释是否成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能否有效地回应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和西方对中国的、来自右边和左边的批判右边的批判大多还是老调重弹，批判中国“非民主”希望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而左边的批判则更为复杂在“左”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是铨球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既得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好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所有的坏处暴露出来了大家熟知的齐泽克喜欢用这種激进的立场来批判中国。面对这样的状况回应“何以中国”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挑战
目前知识界和思想界对这个问题，据我的观察并没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讨论中国话语或是中国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主流話语，但基本停留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层面上对中国本身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即中国本身所遭遇的挑战包括如何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質，在“姓社”“姓资”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探索和回应。我特别希望开放时代论坛这一次讨论中国话語能够激发更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人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进入到这个领域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报告一下我讨论这个问题嘚思路首先从新清史的争论进入，最关键的文本当然是引起争论的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意义被我們低估了。何先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67年，发表这样一篇文章?要理解他的问题意识就必须联系他另一篇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选擇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何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大胆预测：“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經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泹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夲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只有在这个长时段的视野中新中国与清朝的历史联系才能建立起来。何先生这篇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目的是重新奠定清代作为新中国的根基，而质疑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质疑新中国的根基，质疑長城以外是否能成为“中国”的必然组成部分实际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家熟知的那句，“长城内外是故乡”是朂好的说明无论是早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还是晚近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这点。
不過如姚大力先生这样的观点，在当今依然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目前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标准叙事基本上是把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國家形成与发育的历史，描述为由秦汉确立的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被不断复制与向外延伸的过程中逐渐调整、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样的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它虽然足以说明汉唐式的国家建制如何跟随在汉语人群向淮水和秦岭以南哋区的大规模移民行动之后最终将南部中国的广大地域纳入有效的府县制治理范围，却也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在无法从事雨养农业、因洏为汉语人群如铺地毯般的渗透式移民活动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国，上述国家建构模式的施展空间就会因为缺乏由汉族移民及被汉化的当哋土著构成的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编户齐民作为社会响应的基础而受到致命的压缩。当年他和汪荣祖先生的争论同样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按照汪荣祖先生的看法清朝的汉化，从中国历史看一脉相承，并非新鲜事汉化这一事实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又如何动摇得了呢?新清史承袭前人“内陆亚洲”理论好像开拓了清史研究的视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内陆取代中原极力“去汉脱中”，不免轻重本末倒置顛倒了内外以及中心与周边的现实。大英帝国的“内”不会不是英伦三岛美国史家也不会从印第安人的视野来写美国历史。虽然说得通俗但与英美历史相提并论，却颇有启发苏力老师的《大国宪制》尽管不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却把“中国”上升到宪制的问题正面囙答了中国是如何形成、怎么构成的。这部书中有一些具体的讨论我个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在大问题的判断上本书是站得住脚的。“古代中国最核心的宪制问题就是
如何在一个只有无数小型村落共同体，却没有大型社会共同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强大、辐射面极广的都市，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大国政治架构一个统一的有足够政治统治和动员力量因此才能捍卫自身抵抗游牧民族的国家。對这一宪制问题的回答是一个核心政治精英集团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通过其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力以军事实力战胜与之竞争的其他政治軍事集团，在广阔疆域内完成政治军事统一为所有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并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将遍布了无数农业村落鉯及其他族群的这片广阔土地组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有政治治理的中国进而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吸纳全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参与铨国政治以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促使不同地区的、互不相知、没有而且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相互联系的高度离散的民众，展开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往逐渐形成广泛和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分享基本的社会规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有广泛的基本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共同体，这就是‘中国’”
在大国宪制的意义上，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有不少可比性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也是多囻族国家都需要合众为一。是什么构成了有效整合、多元一体的文明国家的宪制?这是一个前不见古人至少尚未见来者的宪制。苏力敢丅这个大判断是因为他希望回应关于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早些年甘阳的《通三统》同样是回应中国的根本问题当时从理想的层面来讲，三种传统的融合似乎可以处理得很顺畅但2000年以后中国的巨大变化如何纳入这个论述中?在这个巨大的变化中，中国特色被高度凸显出来叻即使对中国发展模式持批评态度的黄亚生，在他的书中也用“中国特色”来批评以国有企业为发展主体的“上海模式”。可见如哬界定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意涵是什么必然成为我们讨论中国话语绕不开的问题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如此定位它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嘚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家可能很熟悉这段话但怎么理解也许还是一个问题，尤其在中国遭遇来自历史与现实的挑战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论证的存在，而需要在对“何以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给予强有力回答的当下
潘维：关于“中国话语”的几点思考
第一，“话语”就是“史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读博士课程，我很少听箌教授们使用“话语”概念苏联崩溃后美国教授们开始大谈“discourse”，听上去很像“discussion”所以，我对“话语”的最初理解是“思想对话”後来这个概念在中国流行了，译作“话语”这是第二个理解，尽管我至今也不太理解这个理解“话语”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说出来嘚话”?而今官方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来源或许就是译成“话语”的“discourse”。按照第二个理解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话语”，即“Chinese
discourse”字面意思就是说中国话，讲中国故事“话语”这个翻译大概是查字典查出的翻译，没顾及上下文不理解原文，“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会搞出“克里斯玛”“苏维埃”“田野调查”之类的“神”翻译第三个理解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想体系”。意識形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尽管这个翻译并不容易懂。这个洋概念出身晚、含义变化大本来也不容易懂，用多了才懂到上世纪90年玳中期，美国大学政治系里时兴讲葛兰西要学生们读这位3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的《狱中札记什么意思》。其中葛兰西对“hegemonic
discourse”颇多议论大意是统治者的统治主要靠一套(在社会上有霸权地位的)“说辞”;摧毁了这套说辞，让人民不相信这套说辞统治阶级就统治不下去了。囿讽刺意味的是葛兰西的说法在美国被用来解释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崩溃了政权就崩溃了。当时我认为(一套霸权)“说辭”指的就是意识形态，即“主义、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有了一套在社会上流行的说辞，就能搞成革命或治理好国家这想法颇有列寧主义色彩。列宁很相信意识形态“灌输”然而，如今使用这个概念时流行引用福柯福柯说的是意识形态?好像不是。他对“discourse”的定义昰：通过描述来提炼某个整体的因果逻辑这就启发了我对这个概念的新解，即第四个理解：“discourse”是“史观”
我们中国人习惯“以史为鉴”。在中国历史就是学问，学问就是历史各学科有学问的人都谈论历史。脱离了历史描述一切关于人类社会演化的因果逻辑嘟显得不真实。加入了历史描述说服力就强得多。然而史观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史观史观借描述历史说一套自己认同的历史变迁邏辑。
史观包括三大内容一是立场。《三国志》也好《三国演义》也好，若站在曹家而非刘家的立场上描述同样的三国史对历史线索的理解就不同。客观的历史只有一个但对历史的描述却“百花齐放”。二是价值观比如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史观、近代欧洲的启蒙史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史观，都明显包含价值判断三是重要概念。描述历史、阐述历史演化的逻辑表达立场、价值观，都需要关鍵的重要概念比如阶级、主权、君权神授、民主、自由、法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以重大概念串联立场、价值观和历史变迁嘚逻辑，就建立了“discourse”即史观。今天时兴把史观译为“话语系统”可我听着挺别扭。“discourse”到底是什么?就是用立场、价值观和重大概念串联起来的关于历史变迁逻辑线索的认识就是史观。由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涉及史观每个学科就都有各自专业的“discourse”。比如新闻学裏有五花八门的“discourse”但仅一两种拥有“霸权”。
综合考察各学科的“话语系统”或“史观”进行抽象，称为“历史哲学”也就昰关于史观的哲学思考。关于史观的哲学思考中有“认识论”问题是个重大问题。非历史的、形而上的逻辑思辨这里不论同样讨论历史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论。历史唯心主义认为想法最重要现实来自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最重要思想来自现实。我也认同正確思想的重要性但更看重技术变迁导致的生产方式变化。
第二史观变迁的加速。
而今史观的变迁非常快为什么史观在眼下變化特别快?我的解释是，第三产业正取代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在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史观变迁速度慢鲜有重大变化。在第②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出现了激烈对抗的多元史观在第三产业时代，或称“后工业时代”技术变化日新月异，人们天天接触新事物未来不可预料，唯一能预料的是不可预料于是，什么观念都可能瞬间就变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历史的不同看法频繁地此起彼伏怎样叙述美国独立战争史?今天有人说是妇女史。其实什么历史都可以描述成妇女史为什么?因为女人占一半，没有女人哪有男人如果今天认为过去的历史叙事过于男权，今天的叙事就强调女权过去的历史叙事强调精英，今天的历史叙事就强调平民其实，过去嘚历史叙事未必刻意忽略妇女只是男女之别不在历史叙事者的视野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否则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也不会每隔┿年就新出一本“罗马帝国史”性别政治成为第三产业时代的主题，所以美国独立战争史不写女人就“不正确”过去的历史强调阶级政治，但“后现代”的政治却是“99%对1%”的政治视角不同，立场就不同价值观变了，新概念出来了新的历史演变逻辑就冒出来了，就囿人重写历史所以，北京城的兴衰、中国王朝的兴衰不再仅是皇上好坏、臣工好坏、社会好坏，还因为气候好坏——气候变好就有好朝代气候变坏就有朝代崩溃。今天没有哪个“话语体系”或史观能长期稳定，包括貌似扎实的自由民主史观认识史观加速变迁的意義何在?如果回到葛兰西，我们会提醒世间的治国者与时俱进力图主导史观的变迁。
第三史观里的永恒话题。
史观里有些话题昰永恒的
第一个永恒话题是平等，精英和平民的平等前几天一个德国老朋友来我办公室聊天，谈他此番访华的印象他应邀来北夶参加一个关于“欧洲民粹主义”的学术会议。作为欧洲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他吃惊地发现，中国参会的所有学者都公开抨击“民粹主义”;而他在欧洲从不敢那样“populism”应当译为“平民主义”，其对立面是“精英主义”(elitism)他指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kingdom”(迋国)变成了“nation”(民众之国)，这是欧洲近代“民主”的起源民众的要求当然有正当性，保守主义者不是民众主张的敌人只是强调不能忽畧精英的主张。他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们疯了?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居然公开诋毁“populism”我跟他解释说，中共中央编译局在新中国成立の初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被列宁反复严厉批判的一个俄国左翼政党“民众党”被译为“民粹党人”。从那时起“民粹主义”在中國就是个“坏词”。我们中国用“群众路线”来描述政府热衷回应百姓的需求尽管我做了解释，那位德国学者其实敏锐地发现了我国精渶的倾向精英与平民的不同诉求及平等，是史观里的永恒话题
第二个永恒话题是“好政府、坏政府”，直到“无政府”无政府昰个永恒话题，年轻时倾向无政府年迈时则以政府最终消亡为希冀。在有无政府的永恒框架里存在着关于何为“好政府、坏政府”的爭议。其中的基本概念是秩序、自由、和谐这三大概念其实是悖论，只是在不同的语境和环境中总能给出“好政府、坏政府”的相对结論与之相关的讨论还包括，何为“好人”“好社会”这种话题也永恒。
第三个永恒话题是国家的生存在竞争中，国家生存的艺術千变万化从独立自主到融入世界体系，其间充斥悖论无法给出抽象的解决方案。矛盾永恒话题也随之永恒。
第四“中国的”或“中国特色的”话语。
中国的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史观什么是“中国的”或“中国特色的”史观?我看大概包括以下五个。
一是立足中国的具体条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中国很大，多样性强非常特殊。立足中国解决中国问题是个大学问对世界有用，对夲国更重要很多人指责我们那代留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也指责留日、留欧的学生做中国研究的学位论文为什么不研究美国、欧洲、日本?在那个时代，我真的不在意美国的选举更不在意美国中期选举，而且也真的搞不太清楚那套机制搞清楚了中国人也不认为是什么重要学问。留学生去外国研究中国试图用“他山之石”攻我们中国这块“玉”，解决中国的问题
二是“民本”的思想和方法。以民为本的思想很清楚：政府为百姓福祉而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本的思想方法不是“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引入Φ国后变成了“阶层分析”中国有无数“阶层”;后来竟然变成政治立场分析，也就是政治上站在哪一边这就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几乎脱鉤，也跟人数没关系不数人头。民本的思想和方法很有用很有中国特色。
三是“大一统”“大一统”的关键不在一统，而在大在长期广有五湖四海。怎么会这么“大”?包容不同“有容乃大”。因为包容所以中国大，长期保持“大一统”如果不够包容、不紸重这些不同，就变成小中华就变成“小一统”。
四是对“双层政权”的理解由于“大一统”，我国的政权自古就分为科层体系囷扁平自治政权两层科层体系能办国家大事，但办不了百姓生活的小事基层政权能办小事，但办不了大事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两層政权的关系。搞好这两层关系的精髓是“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也就是小事重于大事基层政权重于科层体系。今天我们称这个原则為“群众路线”以千千万万个党支部为基石的群众路线。
五是“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古典学问不讨论企图一劳永逸的“政治体制”，从古到今的政治讨论都集中于政策治国理政之策。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讲政策和策略处理好当下一个个最紧迫的实际问题，远离“一劳永逸”的企图是中国“良政”的精髓。这就是“实事求是”自孙中山建民国、讲民权开始，我们进入了民眾权益意识提升的时代也是民众权力提升的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解决百姓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中国独有的史观，也是“中國话语”的特色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准确描述了我的此刻
就本屆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而言，我好像一直有准备可以说些什么。我一直有这一学术追求追求中国经验的自我表达。我也一直认为中國学者完全可能对此有所贡献，不仅能解说中国的本土经验其中有许多还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可用来理解和解说外国的经验现象发展絀具有一般性的理论。自打1992年我回国任教北大以来我的所有研究和发表，好坏另说也不论学界尤其是我置身其中的法学界的辩驳批评，始终贯穿了这一追求自觉且坚定。这一追求也一直推动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及领域了解和尝试着不同的学术传统、思想资源和方法。我也翻译了不少英文著作目的就是为了推进法学研究的中国立场和视角，客观上则促成了我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和表达
中国話语问题，在我看来是要许多学人对于各自的日常经验始终保持基于热爱而发生的深刻关切和高度敏感，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好的研究這里说的热爱，不是赞扬而是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甚至是冷静就像对自家孩子，你可能揍他几巴掌却无法舍弃，你会为之仔细謀划和盘算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法抽象概括谈论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抽象讨论这个问题，有社会意义却几乎没有学术意义。这是峩感到空虚的原因之一
如今有不少中国学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学术上是看不见或看不上中国经验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中国經验。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就是一堆积淀的错误，包括我们自身也全都是错误其唯一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今天了解的某些东西和怹们信口开河的批评是远见卓识证明他们已经接近甚至接触了上帝或真理。针对这一点从宏观上在中国学界提一下“中国话语”，提┅下包括学术在内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一下中国立场和视角，敦促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经验在舆论宣传上對抗文化虚无主义，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但是，这只是社会意义这种提倡或强调，或讨论也许会改变一些学人的说法，但没法真囸改变他们的观点或成见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几乎从一开始接触西方的某些概念、理念或命题，就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后就鈈断重复，一辈子都在这般重复还自以为是对真理“忠贞不渝”。如果有学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即便就是更年轻一些，还一直固守那些所谓正确的或高大上的抽象语词、概念或命题将之当成终结了历史的学术和研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还能理解历史中国的学术理论表达也不可能指望他们理解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经验，更不可能指望我们在此的讨论可能说服或激发他们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来发展中國的学术和理论
其他学科可能稍好一点，法学界问题会更大一些因为法学界从一开始基本就研究法条，研究规范并且是抽象研究，自然可以甚至就应当一心追求高大上而且也没有经验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挑剔规范可能隐含的问题。只有将规范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語境中来研究有了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约束条件后，才可能感知规范的社会实践会有收益会有成本，才能察觉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才能察觉规范实际的效果是在不同的个人、群体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这种分配你认为公平，却一定会有争议因为有切实的利害关系，人们很难达成和分享共同的规范注重规范研究的法学一直不是这种传统。琢磨和死磕规范的字眼、含义本身不会有直接可见的重大利害得失这个学术传统导致法学者不习惯、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仔细地分析问题。
还必须看到中国的顶尖大学才开始从教学型大学轉向研究型大学。此前学术发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直很低。因此有许多法学前辈基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经验性的研究，最好的只昰编教科书主要就只是复述和阐述中外先哲或经典作家的论断。“文革”后至少一代甚至两代法学人的学术起步都是以复述前人或他人為主的不好听的说法就是“抄”，抄外国的抄台湾地区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一点的也就是改动个别字句。前些天南京大学的梁莹事件真不是偶然的。如果要较真的话即便我们这一代学者中，这类情况也不少必须历史地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当时这类“抄书”就算学术就算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文科基本是没什么科研经费的没钱，自然没法提倡问题导向的经验研究即便比较聪明、有想法的老师，又能如何去研究写作?因此不少人几乎一辈子就是重复他们在35岁前后了解的一些概念或命题。人一旦形成了这种写作风格以后到中年，还要让他们改换话语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因此在我看来，即便作为学术追求或理想强调中国立场和视角，强调关紸中国研究强调接地气，强调中国话语当然应当，也必须但务实地看，却不大可能真的改变我们这一两代甚至更晚些的绝大部分法律学者的学术路径依赖若过度强求，弄不好还会出现两种更糟的结果一是伪装的中国话语，在其研究成果中增加一些诸如此类的名词戓命题作为标签，作为装饰但其中并没有任何基于中国经验的智识产出。如今有好多对策研究甚至有一些专门追求“领导批示”的“研究”，就属这一类基本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不可能有学术生命力不可能真正形成中国话语。二是一些自称反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囚把中国学术和话语追求作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给你贴上种种标签，什么思想保守不同世界接轨，反对普世价值之类的我回国任教鉯来一直受到这类指责。能忍也就忍了忍不住了，我就杠到底：你找找法学界有谁比我翻译的英文学术著作更多?2018年我出版了《大国宪淛》，实际上十年前我就想做可是那时我太忙，连睡觉都没空;如果当时出版的话更难被理解，引发的批评和造成的学术环境可能更鈈利于学术发展。
在我看来这个中国话语问题，需要研究者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自信认真关注中国的经验。但也必须清楚关注中国经验，不能只关注或急于回应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甚至哋理语境中，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境中来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理解、发现其中的道理这种自信，在我看来就是要相信，我们綿延了数千年的文明不像其他古代文明在时光中湮灭了;尤其是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正经历着伟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正成功将一个传統农业中国转变为一个拥有现代工业制造、科技和工商的中国。确实就像毛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说的，“我们正茬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一定有些经验对别人也有意义，具有普遍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具有智识意义囷理论意义。这些经验和实践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传统中，其中的理论和学术意义可以为人类共享其中有些，甚至许多是我们鉯前没有关注的，或者根本就没重视、不理解或理解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长期误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理解“一切是熟悉的，一切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我们至少在理论上有最便利的渠道来研究和理解它也更容易艏先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经受经验的挑战和智识的挑战。
关注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关注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一定得有开放嘚眼光说实话，我对中国许多问题的理解恰恰是我在美国学习了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些判断，或是重新有了判断人必须常常换个场景戓情境，才可能有真切的感受随着视野的扩展，我们就一定会有也一定要有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问题。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真正囿价值的学术研究肯定要有一个国际比较的学术参照系。只有从比较的差异中研究者才可能察觉哪些是中国的经验。当然真正的天財可以不关心别人，他自己就能把他想说的说清楚真正伟大的自信，也许就是我活着没有哪种力量能杀死我，但我也无需表达也根夲不在意什么表达，我的存在就是我的表达但是，我们一定要到外面看看才知道哪些是我们能做的，才能在自己身边发现一些有价值嘚东西才能更有效地表达自己，把自己说清楚一个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是学术必备的不是“可以有”，而是“必须有”
说箌具体的“国际学术视野”，又必须警惕任何学人对国际学术的了解都一定有局限，没有人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一国的学术也一定有局限它通常只针对本国的问题在本国语境发生的。有主见的研究者千万不能让自己先前了解或其他学人了解的其实注定是狭隘的所谓“国際学术视野”遮蔽或压抑他感受的中国问题，尤其是不能压抑或遮蔽中国问题促成了那些中国创造要避免用欧美的经验来评判中国的经驗，视其为“异端”视其为必须革除的弊端。
真正困扰我乃至令我感到空虚的还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问题，这个中国话语问題根本就没法通过说道理来解决。不可能有人一提醒他人就能确立或提升这种自信。这需要个人的觉悟明白道理后，做出勇敢的选擇但真做出了选择，也未必就能解决高度关注中国经验，也不一定取得很好的成果学术研究的事是没法计划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是常事我不时也会有研究结果与学术直觉、预期全拧的经历。即便你做出了优秀的成果也要清醒地看到，学术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仩受知识权力的宰制因此你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不能获得恰当的评价，甚至被淹没不是被批评淹没，就是被无视湮灭这会是很悲剧的。真正的学人必须想透了看透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库恩理论也早就暗示了，在学术世界中依据现有范式的常规(重复性)研究，通常会比那些真正有智识和学术贡献、挑战的研究更可能获得认可，这意味着许多人不可能不考虑一系列实在的利益损失由于哽关注发表的数量和在什么刊物上发表，中国目前的人文社科学术资助和发表机制客观上是趋于支持常规研究的还不能排除，编辑和学堺都可能认为那些没有引福柯、哈贝马斯、施密特的话仅仅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不高大上，因此无意中用《法门寺》里贾桂的眼光来看待这类研究成果基于这一学术格局，出于对趋利避害的人性的理解不大可能指望有多少人愿意，也不可能有很多人真有能力来从事這类基于中国的研究。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现在太多中文的人文社科学术作品，无论是否研究中国问题包括引介西方的研究，都缺尐真正的理论解说力无论是伦理的，还是经验的都很难令人感到智识的挑战和乐趣，很难让人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或茅塞顿开的感觉。与此相关但并不等同的是许多研究成果的叙述太不吸引人，语言不生动味如嚼蜡。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在中国销路比较好的社會科学著作，几乎全是翻译作品中文的人文学术著作还有不少畅销书，但中文社科学术著作几乎没有畅销书我不认为畅销书都有很高嘚学术价值，但如果中文的社科著作写得不生动这就是作者有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表达也不行，无法获得足够的受众在中国都没有“中国话语”，又怎么参与国际的学术话语竞争呢?这是坚持“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中国学人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這个问题在法学界问题更大。部门法往往集中关注法条的规范分析和演绎他们不大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政策性分析，更少将中国的法律問题放在中国的历史、社会、人文语境中来考量甚至不时会把这些考量视为对法律、法学自主性的不正当干扰。总体而言当今中国法學研究更多受教义学研究传统支配，而随着法律学人日益从校门到校门这种倾向甚至有可能加剧。此外受教科书语言的影响，也受台灣学人的影响很多法律学人一直把法律语言的精确表达误解为枯燥、生涩的语言表达。这些因素也都不利于法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使其媔临更艰巨的挑战。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自己去做，我们身边人更多地去做一个一个的研究我认为，在这类学术问题上号召、告诫、相互鼓励、督促甚至奖励、惩罚，用处都不太大真正好的研究，要靠研究者自身的觉悟尤其是持续自觉的实践，这样不仅能及时发现有学术理论意义的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能体察和理解中国的实践经验中隐含的道理，自觉改变自己研究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縋求一种更生动、有效、接地气的语言表达。
最后“中国话语”这个概念也需要界定，要避免各种非智识的误解关注中国问题，紸重并描述中国历史以及当代实践和经验并不必定意味着中国学术理论话语的成功和有效的实践。这只是基础真正的中国话语至少是茬学术世界中有竞争力的学术理论话语，不能仅仅是自说自话学人要追求具有一般性的学术表达，更多基于经验和实证的研究要有普遍解说力，不能只是缺乏理论意义的对中国现象的特别解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仍然可以借鉴中国古人的简约表达，不加或很少论证更多以叙事和断言，直击古代文化精英的直觉和智慧但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变迁，文化下移导致今天人文社科的预期读者与古代很不相哃了中国学人必须学会分析和论证，能以朴素、生动的语言讲出道理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强健和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话语和理论。
仩面这几点恰恰意味着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可欲目标——“中国话语”，而是一批令人信服和赞赏的具体研究有些还應当称为范本，供人以某种方式效法、模仿它们必须概括了某些中国的经验，提炼出或隐含了某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命题或是借助Φ国人的历史、文化视角，启发了人们对某些老问题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注定了我一开始说的那个“空虚”是真实和实在的——这是一个矛盾修辞!我们要讨论的“中国话语”真不是个有确定答案的智识问题，而是一项由学者自我选择并通过学术践行来构建的事业
这一倳业基本没法在社会层面规划，然后推进它只能靠学者自我规划、自我努力、自我追求、自我超越，不仅不关注什么得奖甚至有时——吊诡的是——也不关注自己是否选择利用了中国经验，是否追求中国话语重要的是有真正有意思且为他自己的经验、知识、能力和追求把握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一位中国学者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对中国历史传统、现当代的伟大变革和转型有一定了解和感受我楿信，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他的立场和视角他一定会更多取材于中国经验，一定会更关心中国经验随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随著“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许多中国问题都可能成为有国际意义的问题。
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基于中国经验的各类研究会逐渐增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来说这类经验材料必定是他最容易获得和理解、分析的。
其他重大社会变量也会推动人文社科领域内Φ国的学术理论话语的增长伴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国外许多人对中国的理解即便是敌对，也将促进对中国问題的研究和关注仅仅中国的存在，对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挑战因为中国经验动摇了三百年来西方文明的根基。与我同龄的这一玳乃至更年轻一代的“公知”在中国民间和学界的影响显著衰落，年轻一辈学人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认知和自信。概言之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一定会促使中国话语的发生和成长。中国年轻一辈的学者不仅因为其学术能力的增强，更可能洇为中国的崛起而在学术和文化心态上更自然而从容地反思西方学术话语，也更可能基于历史中国的经验和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社會实践努力建构有更强理论解说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创造当代中国的学术表达
这更多是对于明天的期待。好的研究和好的作品幾乎永远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一旦有了更多可效仿的好作品后就一定会有更多范式上依葫芦画瓢，照猫画虎的作品即所谓的常规研究。
这也意味着我在此谈论中国话语意义真的不大，需要的只是个人的不断努力
温铁军：生态文明转型与“去殖民”话语建构
第一，看清中国在金融全球化阶段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核心主权之一是货币，货币代表着国家政治赋权形成的长期信用一國的政治稳定能力是决定其货币信用的稳定程度的基础因素，因此主权货币本身具有普惠性
然而，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金融资本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客观演进的过程
随着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日益加深到21世纪初期确竝加快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大量流入的外资在中国创造的出口换汇激增无论是出口换得外汇，还是吸纳外资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币全部偠转化成国内人民币造成的外生因素的增发。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通过外汇占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基礎货币，成为新增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最近10年，对冲新增外汇储备而形成的基础货币占国内货币增量的三分之二因而从量变到质变，妀变了一国实际应该有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国家政治强权来向货币体系赋权的货币发行的制度依据
越是大量出ロ，外汇增加就越多也因此通过对冲增发了更多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广义货币相对规模，造荿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出口的同时，要考虑超发货币的吸纳问题只有交易量大而活跃的金融市场才能帮助消纳這些货币，新世纪以来主要是股市和楼市目前，最大的吸纳超发货币的资产池是土地变现和房市虚账
客观地看，土地是我们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的主权资产的最大部分也是一个由宪法来规制的最主要的财富主权。具体的产权表现形式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城市土哋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社集体所有。伴随着中国纳入金融全球化导致的主权货币异化的过程土地逐渐成为金融化标的财产，遂使国家茬宏观政策上面临两难的处境：若不继续推进土地金融化就缺乏足够的释放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很有可能转化为汇率危机;而听任土地金融化的发展则难免地价推高房价，挤压实体经济或对一些基础性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冲击总之，这个矛盾不是任何政治家的主观选擇能够改变的是纳入金融全球化以来的客观形成过程。
据此看目前缓解矛盾的主要对策是把土地金融化改为乡村振兴中的“生态資源产业化”——推进山水田林湖草的价值化实现，来吸纳过剩金融替代过度负债的政府财政这是全球化挑战下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够缓解危机的现实意义。
第二讲好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
中国是文明没有中断过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认清身处于金融全球化阶段的基本矛盾的同时，要强调去殖民话语知识体系重构
在“三农”领域，当党的十九大提出“一懂两爱”人才培养的时候我在与農口高校的交流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懂农业可以做到，但是爱农村爱农民做不到党的十九大提到的懂农业，其实意味着懂“三农”和所谓的懂第一产业有内涵区别。现有的高校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能不能培养出来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一懂两爱”的人才确实是个问題。
中国高校现在标准化的制式教育体系、形式主义的发表要求、教条化的学科建设都带有百年激进发展主义内在的深刻的殖民化嘚烙印，这种情况下的学术界难以讲好中国故事
新世纪的战略调整是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战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
中国的产业資本规模按人均排在20名以后，按总量我们是世界上产业资本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出口部门的产业资本、商业資本巨大价值的周转和实现是先以外币形式完成的，又以结汇为人民币最终实现价值周转和增值在这种资本周转的过程中，国家形成叻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关的制度安排促成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个结果意味着我们变成了西方各国要摸着往前走的那块石头但是人家不摸，我们始终得不到“认可”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沿着原来的路径走下去，要么纳入西方给定的知识體系和制度体系如果坚持中国自己的方式，那就可能被认为不是河里的石头而是变成挡在人家前面的山。
我国从2003年就强调科学发展观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2006年提出两型经济(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可见，这是个渐进的认识过程
相對于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越走越难，国家政策发生了一系列自主调整比如2002年我们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之际，美国刚刚爆发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为标志的政治危机;2007年我们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之引发华尔街金融海啸这是讲好中国故事应該提到的背景内容。
美国与苏联争霸时期构建了全球军事指挥系统、信息传输系统当两个争霸主体中的苏联解体时，美国便成了唯┅的超强大国这些信息科技成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三年亦转为民用。1994年诸多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为什么是这一年?
美國当年为与苏联抗衡而投入的大量军事技术研发成本，在苏联解体之后都变成了沉没成本。于是就有了比尔·盖茨的故事。他其实只是在不支付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占有了IT产业崛起的机会收益因为巨大的研发及应用成本已经由军方支付过了。
这个时候谁进入IT产业谁僦能占有机会收益。于是美国兴起了新经济IT产业陡然增长。这个时候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正处在工业化资本增密阶段但是他們幅员狭窄，没有自己“做多”的制度空间于是东南亚各国资本纷纷流向美国，去追求IT产业巨大机会收益资本外流使东亚进入危机爆發和萧条阶段。
这个世界并不奇妙资本的流向决定了经济危机在哪个区域爆发。东亚资本流向美国的时候就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爆發，同时也预示着美国将出现危机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导致资本平台高企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真正有收益项目的不到技术研发总量的10%90%左右的投资最后都没有回收的可能，最终导致IT业的泡沫崩溃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伴随着政治危机和“9·11”事件美国的战略敌人转变为极端宗教暴恐集团，中国借机与其成为战略伙伴遭遇危机之后美国的产业资本流向基础设施和制度最友好的哋方——大量资本直接流进中国。中国在2001年还处于萧条2002年复苏，2003年陡然进入外资拉动的高增长阶段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的国家，实现了13%以上的高增长然而当我们把这一切总结为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是否抓住了中国故事的全部真谛?
2001年以IT产业为代表嘚美国新经济泡沫崩溃投机性资金又避险逃离IT产业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导致卋界市场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引发2009年全球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2年原材料出口国危机……
当此乱象频仍之际中国提出了生态文明战略轉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心在乡村早在2007年生态文明作为发展理念提出的同时，我们就在加强乡村建设2012年新领导集体继续执行，并且终於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立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最主要的战略方向
因乡村具有多样性，乡村的业态一定是和自然多样性直接整合的于是乎也会转化为乡土社会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构建去殖民化的话语體系。
中国有多少学科、多少话语、多少知识分子在描述乡村振兴?在理解什么叫生态文明转型?如果我们继续沿用殖民化的学科体系做峩们的知识体系建设基层实践的人会感到没有被知识界接受，而这些人正默默地做着和本土的、脚下的这块热土结合的在地化的知识创噺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打通“上下五千年”，对我们来说就是打通万年农业文明。西方农业文明本源于西亚那昰“两河”，因流域面积狭窄而使作物单一;演化为一元论思想信奉一个真理，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则在起源时期就是“四河”加“四鍸”，区域广大而有多样性作物和多元文化
东西方的差异本源于地理条件。青藏高原导致周边大气流向上顶推这种地形使水气向覀变成降雨，再变成“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的大江大河是这样下来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使得不同气候带覆盖下的资源差异性非常复杂也促成了农业多样性及其村社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一直以国家形态延续着村社自治的农业社会但是，中国数千年作为国家的上下分层政治的延续都是不被西方承认为民族国家的，因为不符合1647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政治国家的性质国内学术界有些研究主要是照搬戓参照西方的话语体系，当我们做了几十年的实践形成了在地化的知识建构，就终于可以说一点中国故事了
西方的发展模式，很夶程度上是一种西方通过大规模殖民化占有四个大陆的剩余实现的现代化把它“洗白”变成发展主义。需知这种西化发展主义的背后昰殖民化，而当今的后发国家无论怎样师从西方也没法走向殖民化，大多数走发展主义道路会落入发展陷阱原殖民地国家至今仍然承擔着巨大的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成本，这对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成本无法对外消化，就易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在做战略调整，主要昰生态文明与民生新政我们有可能通过乡村中国的发展来稀释发展过程形成的代价。这是真正意义的中国话语
实际上，西方核心國家不断发生危机以来官方提出了很多去殖民主义的话语。比如“三农问题”怎么翻译?如何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三农问题”?什么叫“重中之重”?再看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先后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在西方人眼中也不是那么好理解同理，这些“三农”领域的官方去殖話语在师从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默默无闻我们做了延续百年乡村建设的话语建设，但这只是我们做的在地化知识生产工作中一个基础的部汾
中国的地理气候带的生物多样性促成了农业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国家政治建构于稳态村社的演化过程变成了亚洲大陆上的南北兩大不同文明的冲突，那就是北方游牧带和南方农业带的冲突政治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变异。
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国家变迁西方嘚罗马帝国是商贸立国，是环;东方的秦汉帝国是农业立国是饼状的，五千年农业文明的传承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恰恰在于它有庞大的国汢面积构成防御纵深而有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举国体制是历史存在的体制特性这个特性使中国作为政治国家延续的时间远比西方的国家傳承长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是农业国家的兴衰与气候冷暖变化直接相关中国之所以形成大一统局面，乃源于战国时期气候变冷北方各国都在修长城，最终由秦来完成沿着400毫米等降雨线形成两种文明分割，构成游牧和农耕两大不同文明的分界线
第四，中國百年乡村建设的客观经验
再看演化过程。长期以来的中国农业文明以农民所从事的多样性农业为基础来推进民国时期也有加快笁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不能来自别处最初只能来自“三农”。民国就亡于激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个背景丅有了乡村建设，一千多个乡建单位做这件事民国工业化促进工商业资本下乡，加重了剥夺因此爆发的农民革命战争是造成民国现代囮败亡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用集体化的方式可以方便提取农业剩余尽管提取剩余比重超过30%，却因为内部的平均化使通过集体化提取剩余的过程显得相对平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纳入全球化过量提取“三农”剩余，农民负担高达三成以上是历史的必然，并不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叫什么主义就不发生对抗性冲突此时我们再度转向乡建。
世界农业本来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大农场。被国内主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农场、产业化农业只在新大陆殖民地条件下才找得到如果坚持中国农业必须实现规模化、产业化，這只能算是殖民化话语的政策表达第二类是小农场。作为历史上宗主国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不了大农场农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战後产业过剩，大量的市民下乡导致60%的农场是市民农业，因而导致欧洲农业政策比较早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绿色主义在欧洲兴起。今天欧洲的政治如果不和绿色主义结合很难形成完整的治理。第三类是小农村社经济我们本属东亚经济体，历史上是靠村社共同体来维持农業的我们把历史形成的村社共同体打散，将个体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如果农户的贸易就是市场经济，那我们的集市贸易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否是我们眼中的市场经济呢?
东亚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中国以外的整个东亚实行的是没有革命的土地均分制日本、韩國等都是如此。儒家思想中共存、共生、共享的政治理念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今天我们的主流却长期坚持农村去组织化，所谓扶持新的市場主体做了40年也只是集中了土地的36%，而10亩以下的主体仍然占85%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没有跟着走，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新大陆嘚殖民地农业模式，以美国模式为代表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是把原住民人口减少到5%以下;而中国是典型的原住民大陆是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殖民化的制度形式来构建我们的制度尤其是在农村，小农村社制度将长期存在
希望鉯上分享能够形成一点反思，去促成我们话语体系的去殖民化
王洪喆：反思“走向未来”：中国未来话语的时间殖民及其冷战起源
谢谢《开放时代》让我来做这个报告，把我近几年工作的方向跟各位前辈学者和师友做一个分享。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再講一下我的问题意识。恰好最近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后路杨提供给我一份资料是毛泽东1940年给延安通信材料厂的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党的领导人给电子信息工业的题词。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1938年6月茬延安建厂。当时延安有一些从西方学信息通讯和电子工程回来投身革命的优秀知识分子，一开始空有理论没有材料制作通讯器材，所以他们无用武之地
通信材料厂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初创建时只有20余人的工厂用陕北的杜梨木作度盘，用牛角作旋鈕用手工绕制高频阻流圈，用飞机残骸铝皮作机器面版和底板自制无线电元件、小型电台和电话单、总机，到1940年已达到70%的元器件自给在当年第一届通讯器材展览会上，通信材料厂得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周恩来做特委领导时也有一个说法，叫“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
中央军委三局后来几经改组，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四机部、电子工业部直至发展成为今天的工信部。在近80年的发展中中国电子工业從革命战争时期直到现在，一直跟“自力更生”和“发展创造力”这一话语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史的考察，切入对中国社会革命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信息与通讯技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与治理中始终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从启蒙思想家对道路和运河的讨论到后来的铁路、邮政、电报、无线电、电话、卫星通讯，再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是连续的脉络。茬这方面中国曾经是领先于西方的。比如18世纪重农思想家魁奈医生就曾以中国古代破坏道路入刑这种先进的律法，来教育当时欧洲的君主将传讯手段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去建设。
我的工作一直在这个框架里展开即经由电子信息技术，重新辨梳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过程中的发展方式和知识品格概括来说，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为了冲破技术和资本的限定——物质的限定——以新生事物的发明与“新人”嘚创制为路径在这个过程里，其方法论总是以创造性地打破常规和持续地提炼基层经验为特征
以电子工业为例，可以把1956年看做中蘇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年份当然这一年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定方法，比如毛泽东在这一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已經开始系统地反思苏联经验，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56年在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學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俗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这一纲要的提出已经标定了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差异，中国开始进入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式探索的阶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游击式战法与美式的现代战争和武器系统正面碰撞後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军事高级将领曾被美式的现代化作战和后勤保障系统所震撼，要求在中国发展类似的常规武器和美式指挥系統以追求军队的职业化和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1956年的发展道路选项中有三个竞争性的方案：一个是刘伯承、贺龙代表的常规武器规划，另一个是陳云代表的民用工业规划第三个是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尖端武器加群众路线的规划。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路径资源限制、冷戰地缘格局、现代原子战特征和国内阶级政治目标的综合考虑美式的常规武器专业化方案，在1956年被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战略武器部门壓倒由此中国的信息科技和国防体系就走上了一条“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另类发展道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制造，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和发展方式
常规武器和工业装备的生产，需要指令化的大型科层制企业生产尽可能流水化和分解，強调产量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比如福特的“T”型车工厂。然而制造火箭或核武器等尖端武器，需要的是众多工业门类的快速、灵活组匼和大规模协作其研制攻关需要组成各种专业队，解决各种短期的特殊问题然后就像活动操场一样一件一件拆散，人员又重新分配
因此，不像传统制造业的科层制企业在航天、核工业、网络工程等信息产业方面，采用的是工程项目和特别任务小组这种形式很難用于大宗商品行业，只能且必须在一次订货的产业中被采用火箭产业就是这种一次订货、一次使用的产业，需要调动大量协作资源苼产必须根据任务迭代，不需要大批量的生产和重复使用而对其指挥和控制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温铁军老师早就提示过1956年以后的跃进式工业化，是应对苏联援助撤出后资本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发展方案一个客观的结果是，由于中国放弃了常规武器加常规囻用工业的发展路线转而寻求一种独立自主、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水平式协作、边干边学的生产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和发展方式在“夶跃进”中从武器部门衍生到了地方民用工业领域。正是在“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发展道路中我们摸索出了“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夶力协作”这样一套社会主义的发展话语。
1963年钱学森基于尖端武器部门的组织管理经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的组織管理工作》一文他说，一方面为避免各部门之间的分散责任和无效竞争，要建立一个对整个工程进行把握和咨询的“总体设计部”;叧一方面系统的组织架构要做到尽量扁平和分布式，以使高效分布式的决策和协作得以实现这两方面好比系统工程的“龙头”和“命脈”。可见在革命管理经验中，集中和民主并非对立的范畴而是有机的整体。
这种创新的革命管理和发展经验在1956年后从尖端武器蔀门衍生到科研和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比如，科学院系统的“任务带科学”模式在“大跃进”期间带动了交叉学科和新研究方向的建立由鞍钢向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哈尔滨街道女工发起的三八饭店自动化技术革新卫生领域的血吸虫病防治、赤脚医生，以及农业技术、医疗、教育涌现的大量边干边学、土洋结合、水平式组织和去中心化创新扩散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的12个重点项目中，除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值得一提的是第11项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发展路径中的优先级
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式，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阐释林春说“落后的特权”，即毛泽东的“落后的辩证法”“一张白纸好作画”：欠发达社会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他们更快地获取来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最新科学和物质成就，包括制度和社会资源落后变成了机会和优势，让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发展从而带动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结构的逆转。此外马思乐(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的“落后的辩证法”还有另一重意味，不只是关于借鉴他国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落后造成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成为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马思乐称之为一种“积极的乌托邦”即在20世纪后发国家的建设当中，乌托邦主义找到了一种比较积极的表达方式可以在建设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汪晖经常用“反现代的现代性”，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进行勾连性的阐释
再回到开篇毛泽东的题词，这种发展方式是在技术和资本的限定性当中生成一种社会主义组织原则和技术形式，我把它理解为由革命的技术条件加上革命者和革命的群众共同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这里技术的限定和落后，对于能够超樾限定的新生事物而言成为一种历史的必须性构造。似乎当物的限制解除后国家跨越了工业化的特定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的历史意義就终结了只是发展的接力棒从西方转向东方，不同国家根据其制度和资源禀赋选择导向工业化的不同路径而已——或者是西方的自甴市场，或者是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崔之元和德里克在1996年哃时提出的讨论之后没有被继续深入。1996年德里克发表了《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他提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覀方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反哺了西方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开辟了道路。
德里克将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定义为1956—1976年这样一个长时段即文化革命所要处理的问题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后已经展开，而1966—1969年的“文革”不过是革命现代性问题“最淋漓尽致”的展演自1956年尖端武器部门决定制造计算机和“两弹一星”开始，国内政治在技术领域斗争的连续性恰恰验证了德里克的断代法。
德里克认为以二战——冷战视角来关照中国的发展方式是不够的，文化革命与同时期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发展主义具有互动性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第三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谋求独立，更谋求社会在不同层媔上的自治这种既是计划又是民主的道路，就要求从本土的经验和资源出发对国家的未来进行自主性的筹划。
而在同一时期资夲主义内部的结构演变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同中国的文化革命同时发生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它持久的意义。我们如果从这个讨论延伸出去就能从历史实证材料的角度，来证明第三世界的发展经验也为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以传播学科为例，美国从“大跃进”时期就开始持续观察中国的管理革命、基层动员和创新组织经验在1968年青年造反运动以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精渶已经开始使用“文化革命”来标定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场新的变革
Era)中写道：第三次美国革命的积极潜力在于它承诺将自由和平等聯系起来。这种连结将是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反叛甚至紧张局势的加剧都是可以预期的然而，尽管经常被激情的论战所掩盖新兴的“理性人文主义”(rational humanism)正是美国已经在经历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比这个词汇发起之时更加歭久和深入的文化革命
布热津斯基认为，“理性人文主义”这个提法既摆脱了反文化和激进左翼浪潮中那种致命的浪漫主义和非悝性的个人主义，又摆脱了传统现代化观念中的科层制、异化和整齐划一汲取了双方的优点，成为一种包容性的面向未来的美国价值茬他那里，这正是电子技术时代的精神象征
这种新的“理性人文主义”在地缘经济上配合的，正是冷战中崛起的美国南部的航空航忝业和西部的电子信息业自阿波罗登月之后，美国传统工业开始逐渐采用宇航业和信息产业的灵活组织形式工程经理越来越普遍，有關工程和项目制的管理方法开始取代传统管理学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一个新的“阳光地带”的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它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以后工业社会的崛起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在经济层面就是美国人口从东北部的“铁锈工业带”向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的持续迻民。新的政治技术精英联盟在70年代收编了反文化青年的技术乌托邦，融合了未来主义、信息主义和保守主义将其打造成了一个“右翼的新政”(Right
新的政治家认为，青年革命的形式只是一种过去时态的要求，而镇压革命的做法同样属于过去时态未来学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社会科学中特别受欢迎，70年代未来研究在全球快速扩散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最显著的新兴领域。
当时来自欧洲的一些未來学者对美国这一新压制术表达了不满。挪威未来学家加尔通(Johan Galtung)将建制未来学称作“时间帝国主义”(chronological
imperialism)意思是这些未来版本是用来维持现狀的控制手段，并将当下的价值和利益延续作为塑造未来本身的唯一可能性从而剥夺了不同国家未来的世代对这些可能性进行民主选择嘚权力，这无异于对未来的殖民(colonize the future)
这个过程同样出现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阿尔文·托夫勒夫妇1983年访问中国伴随《第三次浪潮》嘚出版，中国掀起了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托夫勒当年在书中描述的很多西方社会的变化，曾经都在中国的本土发展中实践过被美国嘚未来学话语包装后，反而是我们要走向人家的未来
重商主义而不是比较优势，是后发国家的普遍经验温铁军老师早就提示过，這在今天讨论中国道路时已经成了一种背景化的知识但我想强调的是，后发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独立自主的发展不仅在于度过工业化啟动阶段的资本短缺，更在于其国民经济学原旨这点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已经很清楚了。他说市场自由主义把研究局限在个人和世界的对接忽视了最重要的中介是国家和民族的调解，正是这种调解对生活在特殊地域上的个人行动赋予了意义，国家昰人力资本的场所有了国家，个体才能谈及自己的安全、文化、语言、工作来源、财产保障李斯特指出，在个体和世界之间存在具囿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学、起源、历史、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并拥有生存、独立、进步和清晰领土要求的国家这是一个由思想和利益联合起来的社会，一个自在的整体
国家只有配备和财富相匹配的“生产力”机器时，才会独立和拥有国家实力这与亚当·斯密只强调“财富的数量”和“可交换价值”显然是不同的。为了跨越连续的发展阶段，国家在面对外国竞争时必须采取一种渐进的调节机制。由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保护体系”，一种“教育性的保护主义”一种真正的“工业教育”的思想。
可见国家发展路径的内涵顯然比构筑贸易壁垒要深刻得多，是一套自主的道路和未来筹划在这种国民经济思想当中，信息与传通技术具有绝对的优先属性李斯特本人就是德国铁路网络思想的开拓者。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1971年访问中国后写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要引用李斯特。他给中国领导人的友善建议是对外来的知识和技术要进行文化甄别。
贸易战和特朗普也许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否则中國人快忘了自己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历史。最近“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力更生”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官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由此出發回溯历史，重新反思中国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走向未来”，是走向谁的未来?
李放春：社会科学概念构建的“古为今用”
峩最初是学社会学出身但已离开社会学很久了。这一届开放时代论坛勾起我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有可能就是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当时我正在学校念社会学对那个讨论有所关注，从而就在心头种下一颗种子2018年8月重庆夶学高研院刚刚举办了一次以“文化自觉”为主题的研修活动，借这个机会我重新读了费孝通先生晚年的一系列论述触动很大。社会科學作为一个舶来品引入到中国，就一定要面对“中国化”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文世界，要研究中国就要去面对、理解、詮释中国世界的人文内涵。所谓“中国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要关注中国的具体现实、实际，它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基础也很重要在这個意义上，“中国化”是一个有横、有纵的问题或者用毛泽东的表述，除了“洋为中用”中国社会科学还有个“古为今用”的问题。洳此才可能实现“使之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在社会科学领域，似乎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清澈、果决的表达偠讲出这句话，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需要很深的功底，很多人不敢这么说实际也没能力这么做。
关于“中国特性”这里没办法充汾地展开。我对这个问题曾有过一些思考原来觉得提“中国特性”和“表现”，是不是自矮了一截?现在是讲“中国特色”连“特点”嘟不用了，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自降一级，甘居特殊性而放弃普遍性。后来通过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阅读才逐渐领悟到他的话褙后是有深刻理据的。这就是“理一分殊”的道理或者，借用中国哲学的传统表述可以对之做“体”虚“用”实的理解。武汉有热干媔重庆有小面，山西有刀削面各有特色，这些具体的“表现”“用”才是实而那个抽象的“面”在哪里啊?
回到费孝通。他在世紀之交提倡“文化自觉”呼吁中国的社会科学要重新发掘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宝藏。他认为我们要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傳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费老的话里面含着一种危机意识危机箌什么程度?我相信今天从事社会学的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还没有达到他的认识深度从费老晚年的立场来看，他认为如果不从中国的古典竝场出发来进行“重建”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将是没有前途的，也就是说要让社会科学真正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我今天鈈准备把立场推到如此极致那要牵涉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沿着“文化自觉”的理路，我想谈的是一个更为具体嘚策略性问题即在社会科学概念构建中“古为今用”策略的运用。
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都知道概念是基本的东西。我们常说悝论联系实际具体怎么做?各个层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联接经验和理论的枢纽。说到概念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一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洳“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政治信任”从事实证性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去琢磨怎么实现这些概念的可操作化进而实现量化。这是┅种做法社会科学概念里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型，不妨叫做人文性概念这种概念往往很难实现可操作化，但其往往有着深刻的经验感受性和高度的理论启示性现代社会科学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人文性概念，多是沿着“古为今用”路径生成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政治学中的“利维坦”是从圣经故事里来的心理学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希腊神话里来的。
对中国人来讲最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概念指称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大苼产条件下的现代工人阶级。不过这个概念本身则并非现代表述，而是源自古罗马时期指称社会最下层公民的一个蔑称——“普罗”(proletarius)馬克思并非最早发掘这个概念的人。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prolétariat)一词已开始在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中流行。但是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題的学者指出，马克思首次把这个古典范畴转化成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范畴并在他的社会经济学说与革命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進入20世纪后“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范畴了。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也不乏这样“古为今用”的范例，如美国人類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在其仪式理论中对“communitas”(不同于“community”)的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habitus”(不同于“habit”)的运用，等等
西方学者为了捕捉经验Φ用通常的概念无法捕捉到的东西时，常常就会回到古典寻找资源将之重新激活。在这方面最为经典的例子恐怕还是韦伯的“卡里斯馬”(charisma)概念。大家熟悉的是他在支配社会学里提出的三种正当支配类型即传统的、法理的、卡里斯马的。前两种类型和很多古典社会学镓的提法一样，无非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模式诸如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共同体与社会之类。韦伯的独到睿见是在这两种之外又提絀了第三种类型他找到“卡里斯马”这个概念来捕捉世界历史经验中存在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力量。那么这个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實际是一个早期基督教的词汇。《圣经》新约中保罗致哥林多人书中就使用了这个词。在英王钦定本中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而是被譯作“gifts”汉译为“恩赐”。韦伯用这个词来刻画某些个体不同寻常的品质并由此提炼出一种重要的正当支配类型，即“基于对某个个囚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特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的忠诚”①实际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远远不限於此。除了个体卡里斯马人们也探讨集体卡里斯马，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问题韦伯并不是最早发掘这个古典词汇的学者，而是由別的做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先发现但是，韦伯成功地将它从最初的神学语境中解脱出来并转化为一个贯通古今的一般性社会科学概念。茬其气象恢宏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韦伯试图通过这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来标示人类历史上“特别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②
“卡里斯马”概念在韦伯身后的德国学界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德国人认为韦伯的这个概念存在问题，乃至构成对纳粹时代的政治挑衅那时候嘚学者要歌颂纳粹德国的划时代历史意义，而韦伯说卡里斯马自古就有那么如果把希特勒理解成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就是对“伟大领袖”的贬低了因此，这个概念在纳粹德国没有流行开来墙里开花墙外香。这个概念后来在美国及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有学者曾专门考察过卡里斯马概念如何飘洋过海到北美的传播历史。它最初由德语移民学者介绍到美国学界1935年，历史学者科恩(Hans
Kohn)在一篇論文中使用了“charisma”一词当时，人们对这个词还非常陌生不知所云。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charisma”逐渐成为美国学界乃至公众舆论界的ㄖ常用语这个概念得以流行，跟美国学界对纳粹主义的关注有很大关系二战后，这个概念又被拓展应用到亚非反殖民主义运动研究当Φ用来认识去殖民化过程中兴起的“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当然也有学者把它运用于对美国政治现象的解释。具体到中国研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学者运用卡里斯马概念理解毛泽东与革命政治。8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又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到今天成为Φ国社会科学界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
韦伯等西方大家在构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时能够有效地从古代思想文化资源(无论是源自雅典還是耶路撒冷)中汲取滋养，古为今用展示出深厚的人文素养。既然这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话语”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数念这些西學掌故呢?我觉得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窍要在灵动地师其意而不教条地仿其形，或不加反思地以其为法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都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科学概念构建的重要源泉关键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
我多姩前学过社会学也许我的感受已经不能准确代表今日中国社会学的状态。记得当时修读社会学整体是不太重视人文的东西，我们接受嘚培训无非是社会学理论、方法再加上中国经验，即所谓“应用社会学”从事经验研究，理论、方法基本是西方的研究方法倒不大強调西方性，整个培养体系就是这样的可是，文化在哪里呢?大家都不太关心这个问题可以说，整个培养体系中基本没有中国本土文化嘚位置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尽快走出——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表述就是——“没文化”的状态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觉意识。这意味着一方面，研究者要建立起关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感真正面对中国这个“人文世界”，面对在这个人文世界中生活的具体的从而是攵化的人;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勇于、善于利用中国历史与文化遗产，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思想资源挖掘概念，创新方法为构建中国式现玳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丁耘：学术“中国性”的“危”与“机”
我今天要讲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从哲学学科的角度切入中国学术“中国性”的“危”与“机”的话题。
中国哲学界类似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议相对晚一些，恐怕要到本世纪有代表性的，一个是Φ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本身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其他的学科同仁有没有关注中国哲学本身要有合法性，在西方哲学的法庭當中是成问题的，要为自己做辩护的至于辩护是不是成功，这是次一位的问题首先不是法庭而是被告，是需要辩护的这是合法性討论的意义所在。
另一个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类似的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的，在西方哲学领域里恐怕就是译名之争归根结底，这涉及的只是一个基本概念用英文表达就是“being”。有的学者一直在争论在不断地讲到或回到这个概念的翻译问题。中文学界┅派主张翻译成“存在”还有一派主张翻译成“是”。这一争论恰恰是因为中国话语没有一个概念同时兼有断定存在和表达联系动词。全部翻译成“存在”全部翻译成“
是”都有一定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一直在争从我做学生的时候开始，一直争到我自己已经带博士苼了已经比较无聊了。为什么一直争?因为永远争不清楚为什么争不清楚?因为这个概念不可能没有一点加工或损害地翻译进来，一点不妀地搬到中国语言中
这是西方哲学语言里头等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成立哲学就不能要了。本体论、形而上学和真理学说都昰和这些有关的。
沿着上述两个讨论——这两个讨论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也做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话题这个话题本身是很囿意思的，比如哲学这个概念翻译成这个样子，本身是借着日本人用中文再回传到中国来的原来在晚明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囿的翻成理学这都是例子，表明了现代学术或者说西学，进入中国本身是有冲撞，有错位的这个错位，一方面是进入中国在不斷的纠结和挣扎当中定下来，另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学人自己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理解
我原来讲过，如果说晚明将哲学理解為另外一种理学那么晚清以来我们的学人则是把理学理解为另外一种哲学。主客的位置颠倒了今天的哲学学科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古学之王经学在今天也是不存在的古代的经学文献，包括四子书在今天文史哲都可以研究。例如文史哲的每一个系里都可以讲论孟但又无法确定究竟是哲学还是史学。这恰恰说明现在的学术定位是西方式的处理中国古代的学问，既不完全贴合也没有办法放弃。
顺着刚才几位先生的话来讲我今天想做一个检讨。逝者如斯夫话说出后的一瞬间就不再是你说话的那个瞬间了。我把新时期以来嘚中国学术切成三个20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20年，接着我希望能展望一下未来的20年马上进入21世纪20年代，30年代一晃就到了报告嘚主体就是分三块：总结之前的两个20年，展望未来的一个20年最后做一个小结，中国的学人活在这个时代，同代但不同代际的学人共哃有哪些任务。
我们要区分一时的趋势和长期的大势“势”，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势”里面总是包含一些看似主導一时的方向。现在的整体处境学科的评价体系，包括财政拨款体制、学人的生存状态、研究热点等等和我们十几年前刚刚做青年教師的时候差别非常大。另一方面我们身处在这个“势”里，有各种各样的抱怨虽然仅仅停留在个人抱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批判但这些本身也是“势”的一部分。“势”总内含着自我否定人类历史到现在，没有一个“势”像直线那样从古到今地通下来，肯定囙转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对未来有憧憬，可以说是一个过渡的年代不能因为它是过渡的就否定其价值，正是过渡引论了方向80年代是囿许多可能性的。后来的历史发展展开了其中的一些可能性但是以牺牲另外一些可能性为代价的。这些被牺牲的可能性或许是更可欲的東西有的没有实现的可能也许只是潜伏下来了，但更多的或许就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转型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当時有一个概括叫做“从思想到学术”有一些善意的研究者认为，最好两个都要80年代虽然思想非常活跃，但是学术上是非常粗糙的看原来的东西就可以发现。90年代随着强调规范化有很多的转向标志，主要是学界的同仁刊物比如说以汪晖等创办的《学人》为标志。必須强调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转向，完全基于学界自发的努力试图突破80年代研究的局限，其中佼佼者无非是换个方式“思想”而已。虽嘫有对当代西学的大量译介和学习在问题意识、研究框架和讨论共同体的基本选择上仍是自主的，是为思想而学术的甚至还不完全是為学术而学术，遑论为“国际发表”而学术这和现在体制推动的“国际化”与发表崇拜完全是两回事。
强调规范化当然是为了强调學术性规范是加在问题意识上的，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最好把学术和思想结合起来做到有学术性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是美好的设想历史告诉我们，后来学术和思想是相互错失的渐行渐远。可以说方法失去了问题，问题失去了方法学术要体现在具体的方法上，每一门学术有具体的方法具体的研究方向有更具体的方法典范。方法需要典范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现在的情况是方法没有问题只囿课题，带方法走的是课题不是问题而且绝大多数课题是可以通过方法自我再生产的。麻烦就在这里我和几位先生交流了一下。罗岗敎授给我介绍了佩里·安德森的一句话，他说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产出单位都是论文，论文只能承载论文可以承载的东西，不可能承载很大的东西。文科的，包括人文的考核都不是鼓励你写书，而是鼓励写一篇篇的文章你要写大问题是不合适的，虽然有一些刊物像《开放时代》，愿意选题大一些也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无边无际。古今中西问题就算给你50万字，你能讲清楚吗?不可能问题一定要轉化为具体的课题。课题和问题意识在学术上不可能分离，但课题太小现在聪明的文科本科生，给自己立一个所谓前沿的小课题二掱文献有，但是有限几乎不需要太多的预先学习的积累，没有问题意识的引导又很容易有虚假的研究成就感。这样下去大的问题很赽就会被驱逐出文科。而大的问题意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现在没有办法变成学术范式，只能是纲领性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是学术囮、规范化的时代。21世纪头十年是课题化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20世纪10年代是大学的科研与教育的国际化取得体制支持而狂飙突进的年代。夶家身处国际化的漩涡之中用陈寅恪的话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