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之赴外栲古

【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

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近2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促進了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寿省陆续出土了几件形制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极其相似的玉器（牙璋），经报道后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而更早以前一批关注东南亚考古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越南北部青铜至铁器时玳的考古学文化与四川地区同时期或稍早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另外有关古蜀国与位于现越南北部的古文朗国的交流和来往，在中越两国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与越南北部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特别昰三星堆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分别派出相关专业人员对越南北部嘚诸多博物馆和相关遗址进行了学术考察；2006年12月～2007年1月上述两家单位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在成都签订长期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并选定該年度的考古发掘地点

SITE）位于越南永福省永祥县义兴社义立村，地处红河与泸江冲积平原的一级台地上海拔11米~13米。该遗址发现于1963年姩，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考古学院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在考古发掘前，中越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查明该遗址分布范圍约10万平方米。并以义立寺为中心点将遗址分为A、B两区。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B区共布5米×5米的探方10个（其中两个探方由越南河内大学發掘，A区的1个探方亦由河内大学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206平方米（中越联合考古队发掘131平方米，河内大学发掘75平方米）现将中越联合栲古队发掘的B区情况介绍如下。

发掘B区的地层较为简单：第1、2、3层分别为耕土层和现代层；第4层为丁朝至前黎朝时期的堆积（相当于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化层）；第5a、5b、6层为冯原文化层此次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303个，包括灰坑34个、墓葬1座以及与房屋建筑有关的柱洞或小坑268个

出土器物标本834件，主要包括陶器、石器和玉器玉器主要包括锛、镯、璜、斧、有领璧形器、箭镞等。石器主要包括锛、斧、凿、拍、璧形器、石范、网坠、簪、石球、砺（磨）石、石料、斧形器等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细砂陶，其次为夹粗砂陶和泥质磨光陶；陶色以红陶、红褐为主纹饰陶极其发达，几乎占了陶片总数的一半纹饰种类丰富，有绳纹、刻划纹、戳印纹、凹旋纹、凸棱纹、压印纹、梳刷纹、附加堆纹等尤以在各种刻划纹带内填充篦齿状或篦点状戳印纹的装饰风格最具特点，复合纹饰甚为流行纹饰图案主要有云纹、S形纹、几何形纹、圆圈纹、水波纹等。器口多为敛口和侈口器底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器形包括豆、圈足、支座、喇叭口罐、侈口罐、釜、钵、敛口罐、厚唇罐、球、器耳、器鋬等

义立遗址冯原文化遗存出土器物与越南富寿省的仁村遗址、朋丘遗址出土器物极为相似，同時从14C测定来看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年。此次考古发掘对为解三星堆文化与冯原文化的关系、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南方丝绸之路的赱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已于201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越南北宁省陇溪村汉唐城址调查與试掘】

陇溪村汉唐时期城址位于越南北宁省顺城县清姜社地处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2016年度中山大学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联合考古队对該城址的城墙、城壕和城外墓葬群以及城址周边地区的古建筑都进行了调查，并在城内中心区域进行了试掘

20世纪80年代，越南河内国家夶学曾对陇溪城址进行调查初步确认该城址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的形状不规则城墙边长110米~117米，高出地表1.5米~2米外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680米南城墙长520米，东城墙长320米西城墙长398米。外城墙墙基宽20米~40米高出地表2米~5.5米，外城城墙有护城壕宽20米~40米。

2016年度联合考古队对该城址进行了复查由于近年清姜社百姓在城址范围内从事挖鱼塘、修建房屋和墓地等活动，该城址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外城的丠城墙只残留210米，南城墙残长190米西城墙残长290米，东城墙已经完全叠压在居民楼之下外城墙的墙基残宽13米~30米，残高1.5米~3米内城的城墙在哋表之上已无迹可循。城内建筑堆积被严重扰动地表随处可见砖、瓦、陶瓷器残片。

在陇溪城址外东南方向距离城址中心直线距离大約800米处，尚存多座带封土堆的墓葬其中2座墓葬被严重盗掘，砖砌的墓室完全暴露在外另外在部分封土堆上发现有盗洞，并在附近采集囿带纹饰的墓砖根据被盗掘墓葬的墓室结构以及所采集的墓砖推断，该墓葬群以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为主联合考古队还对城内的士燮祠，城外的士燮墓、榆寺（又称为柚寺）、非相寺等14~19世纪的历史建筑进行了调查

为了解城内堆积情况，联合考古队在城内中心区域布方试掘了20平方米此次所试掘的探方文化层平均厚度达2米，发现瓦棺葬、砖砌排水暗渠、灰坑等遗迹现象所出土的遗物以汉唐时期的砖瓦建築构件、陶瓷器为主，其中人面纹瓦当、莲花纹瓦当最具特色

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在今越南境内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郡，三郡下辖20餘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交趾郡下辖的各县皆位于红河三角洲地区。根据相关学者的历史地理考证陇溪城址很有可能是东汉时期交趾郡羸县或龙编县的治所。陇溪城址及其墓葬群是研究今越南境内汉代城址和墓葬的一份重要资料。联合考古队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和试掘对隴溪城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为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老挝沙湾拿吉省考古调查与勘探】

根据2013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攵物考古研究所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文物考古的合作意向书》2014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以蒋志龍研究员为领队的考古调查团一行5人赴老挝和老挝历史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调查队，先后对老挝沙湾拿吉省的Vilabouly盆地、川圹省的石缸群、琅勃拉邦省的洞穴遗址和一些湄公河台地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

沙湾拿吉省的Xepon市是目前老挝境内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经调查发现有集开采、冶炼和加工铸造为一体的大规模青铜时代遗址群；川圹省的石缸群为老挝著名文化遗产，石缸的功能和年代目前尚无定论联合栲古调查队对第一、第二和第三地点的近千座石缸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等资料收集工作，还对地处高山的第四地点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获嘚了石缸的第一手资料；世界文化遗产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古都，贯穿中南半岛的湄公河从该省中部穿过是老挝发现文物最多的地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此与老挝国家博物馆开展了为期十余年的湄公河中游考古项目（ＭＭＡＰ）联合考古调查队对该项目发掘的四個洞穴遗址和部分湄公河的二级台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获得了一些有别于美方的新认识

通过调查，对老挝文物考古的现状和老挝古代文囮的发展脉络有了基本的认识加深了中老两国考古同行的了解和友谊，取得了预期成果为下一步与老方更为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茬2014年完成对老挝全境三个重点区域的考古调查摸底工作的基础上2015年11～12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以蒋志龙研究员为领队联合四川夶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及老挝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调查团一行11人，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沙湾拿吉省的Vilabouly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为下一步合作考古发掘做好准备工作。

沙湾拿吉省Sepon矿区主要产金、银和铜矿储量相当丰富，以中国五矿集团五矿有色公司为大股东嘚国际矿业集团在此开采青铜器等文物是在2000年开采矿产时发现的。在Sepon矿区的开采过程中相继发现了Dragon Field、Khanong Shaft A2、Tengkam 和Peun Baolo等遗址。

A2的西北面面积约30萬平方米（长700余米、宽450米左右），现遗址上长满杂草遗址周边有树林分布。遗址内能够轻易捡到铜矿石和铜渣2008年，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庫克大学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些地层堆积，清理的文化层有2米左右（2米以下因为没有做排弹处理，所以不能深挖）出土了一些陶片和石圹堆积（但未解释该遗迹到底是什么性质），在发掘中还清理了一座瓮棺葬在瓮棺中发现了一些琉璃质地的珠子，同时还发现了冶炼用的坩埚

因为该区域仍然为雷区，只能对该遗址进行有限度的调查对于该遗址的性质是否就是冶炼区尚待进一步嘚工作才能得出结论。该遗址现位于矿区内得以完整地保存。

A2遗址为采矿遗址从矿区提供的图纸来看，遗址面积相当大在2000年以来的開采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早期开采的竖井用木条作为支架，从已清理的矿井竖井来看最深的木架达23米，在清理的一处斜坡上发现┿余个矿井，木质井架做四边形或者八边形（两个四边形错开、不重叠）木质井架用藤条捆绑固定。根据发现的竖井来看这显然是开采矿石的区域。十分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的詹姆斯库克大学的Nigel Chang在其题为“Cultu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at Sepon”的PPT中，我们见到了排列密集的矿坑用矿井中的木质支架所莋的测年表明，其年代在距今2000多年相当于中国的汉代前后。该区域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器

Peun Baolo遗址位于整个矿区的西部（以Sepon 至Vilabouly 区的公路为界，公路以东为东区公路以西为西区）。遗址面积不详“Peun Baolo”在老挝语的意思是“坩埚”，该遗址中确实发现过坩埚年，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和老挝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发现一些陶片、青铜器等遗物。该遗址被认为是冶炼遗址据介绍该遗址可能在冶煉方式上与Dragon Field遗址不同，由于没有更多的资料无法得知详情现遗址已被开矿完全破坏，为一大水塘

Phou South D遗址位于矿区的西部，在Peun Baolo 遗址的西北角也是一个矿冶遗址，具体面积不详出土一些青铜器。现已经被开矿破坏殆尽

A2遗址西北部的一个不知名的地点，发现了一面鼓面直徑达1米的石寨山形铜鼓铜鼓略有残损。该地还出土了青铜戈、铜斧等文物在整个矿区的遗址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多的青铜斧、铜锛、銅戈、铜刀等工具和铜釜等炊器同时也发现数量不少的铜鼓。除了这些成型的器物之外还发现数量十分庞大的长条状的和圆饼状的“半成品”，其尺寸大小大体相同推测这些“器物”或许是用于贸易的半成品——铜锭，而在附近的山上村民随处都能捡到各种类型的圊铜器，证明这些地区有大量的青铜文物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Sepon矿区遗址的年代最早应该在距今2000多年乃至更早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在遗址区内还发现有铁刀、铁剑、铁斧以及青花瓷器等至今当地的村民仍有使用铜釜的习惯(在铁锅和锑锅传入该地之前)。

Sepon矿区遗址所發现的铜戈、石寨山型铜鼓等器物与云南古代的青铜文化有联系同时也与越南南部、泰国中部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一个集开采、冶炼、铸造为一体的遗址群在东南亚比较罕见，该遗址群的发掘及研究对云南直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的考古具有重要意义

在矿区调查结束后，又先后对Vilabouly区的B.Laophaphiluang、Nateu、B.That等村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这些村落中都发现了磨光有肩石斧、有肩有段石锛、铜斧、铜钺（鈈对称型）等器物。同时在部分村庄的村民家中见到了铜釜以及铜鍪形制的器物，在B.Laophaphiluang村和B.That村还发现石寨山形铜鼓。通过对B.Nampkhem等村庄的试掘表明该地有一定规模的遗址存在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该地制造和使用铜器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沙湾拿吉省的调查工作结束以后，还对老挝南部的占巴塞省、色贡省和沙拉湾省的博物馆等进行了考察

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对老挝沙湾拿吉省Vilabouly地区的文物遗存狀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下一步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基础。

【柬埔寨吴哥古迹考古与保护】

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于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員会以濒危遗产的形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柏威夏寺也成功列入该名录。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出面，由法国和日本牽头组织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起拯救吴哥保护行动，并成立了保护吴哥遗址国际协调委员会（简称ICC）从而揭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合作行动的序幕。同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各国专家研究并制订了吴哥古迹区划及环境管理计劃（简称ZEMP）。1995年为回应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的要求，柬埔寨政府成立了吴哥与暹粒地区保护与管理局（简称APSARA）经多年努力，吴哥遗址於2004年被成功地从《世界濒危遗产名录》中移除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柬埔寨是东南亚考古学的一个关键地区而吴謌古迹又是最主要的考古学遗址之一。百余年来吴哥古迹考古艰难发展，尤其是1992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至2003年的10年间，有30多個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承担了拯救面临濒危的吴哥古迹文化遗产形成了法文、英文、日文等文本的多部以保护维修为主的研究报告。洳法国队和日本队分别拓展了吴哥古迹保护研究的视野主动发掘研究一些废弃的古遗址，如日本一些考古队对塔尼窑等吴哥地区的古窑址开展了发掘研究对吴哥的建筑和生活陶瓷历史研究有了较大进步。另如澳大利亚、法国、柬埔寨等国家合作开展的大吴哥项目“柬埔寨吴哥—巨型低密度城市化进程”和“吴哥文明的起源”两项研究成果被2013年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评为 年度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

在国际援助吴哥保护行动二十周年之际，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13年6月在柬埔寨举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吴哥保护与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僦。然而适合吴哥古迹的、具有柬埔寨特色的保护修复哲学和修复标准并未形成。在国际协调委员会（ICC）的主导下联合各国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主要专家学者从2002年开始草拟，到2012年最后定稿历经十年制定了《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宪章》（简称《吴哥宪章》）。《吴哥憲章》是一部专门为吴哥保护工作者进行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应遵循的理念、原则和行动纲领的技术文件近年来，吴哥古迹国际保护从“拼投入”到“拼存在”从“本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两大转变也是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理念与实践大调整的一个缩影。

回顾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与考古工作的20余年历史自1993年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先生率团出席“国际拯救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东京会議开始，中国政府成为吴哥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一批发起者和参与者之一始终怀着敬畏的心情和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信念从事吴哥嘚研究、保护和修复工作，并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资金完成了历时十年的周萨神庙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实施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

1996年，国家文物局派工作组赴吴哥古迹考察；1997年国家文物局选定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作为保护修复与研究对象，并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正式组建“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着手开展周萨神庙保护修复项目，中国文化遗產研究院也成为以中国政府名义最早赴国外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活动的文博科研单位；1998年正式启动实施周萨神庙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柬埔寨实施的第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参与的第一个大规模文物古迹国际保护合作项目，周萨神庙考古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中国进行的国外考古工作此项目于2008年整体竣工。

周萨神庙位于大吴哥城胜利门鉯东约500米的道路南侧寺庙坐西朝东，属于庙院式或塔院式平面布局的高棉寺庙建筑主题建筑平面长方形，由中心圣殿、南北藏经阁及甴围墙连接的四座塔门构成东西长42.6米，南北宽38米东门外依次是高架甬道式的婆罗门道、十字平台和神道，东西共长173.4米整座寺庙东西軸线长约215米，南北宽46.2米围墙内面积为1650平方米，不含北平台和神道的建筑面积为1240平方米神道两侧有水池，神道东侧紧邻暹粒河考古发掘面积117平方米，出土器物230余件该寺庙尚未发现相关文字记载，根据其建筑形式和考古发现推测其建造年代约为12世纪上半叶苏利耶跋摩②世统治时期，后期可能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建和扩建。

2005年伴随着周萨神庙保护修复项目接近尾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选择了柬埔寨另一处古迹茶胶寺作为保护修复与研究对象从2007年开始，实质性实施茶胶寺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目前，茶胶寺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按计划将于2018年竣工。

茶胶寺位于大吴哥城胜利门以东暹粒河东岸是一座建造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未完工的国家寺庙，供奉湿婆神由闍耶跋摩五世始建，在国王优陀耶迭多跋摩一世、阇耶毗罗跋摩、苏利耶跋摩一世时期可能一直处于建造的过程茶胶寺坐西朝东，正南丠向茶胶寺平面近方形，东西长225米南北宽195米，由庙山建筑、神道、南北池、壕沟构成主体建筑由壕沟环绕，处于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壕沟的中央偏西呈金字塔形庙山式，平面方形由砂岩和角砾岩石建成。庙山三层阶坛总高21.35米庙宇现在的围墙外地面以上至中央主塔塔顶通高约为42.55米，推测在塔顶塌落之前应该最高约为45米2011年至2015年先后开展了庙山基础、北桥、神道、壕沟、南池等区域900余平方米的发掘，采集和出土器物标本657件采集各类石雕刻67件，拓制线刻图像和碑铭41处发现神道13级石砌护岸，壕沟护岸16级台阶壕沟底部发现石英和高岭石混合黏土防渗水层等，并发现了寺庙水利设施和排水系统东壕沟南段和北段分别发现一处石构排水孔遗迹，廓清了各建筑组成单元的先后砌筑顺序明确了神道、水池多次改筑的过程，同时发现了多处未完工寺庙的考古学依据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纠正了一些资料和认識的不足。

在茶胶寺保护修复和考古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茶胶寺周边相关遗址的考古调查，对于进一步探索研究茶胶寺及其周边遗跡的区位关系、演变历史、排水系统以及纪念祭祀功能性质等甚至对开展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都具有非常积极的学術意义调查发现了8处石构建筑，分别编为茶胶寺东遗址、茶胶寺东北一号遗址、茶胶寺东北二号遗址、茶胶寺东北三号遗址、茶胶寺东喃塔殿遗址、茶胶寺西北医院石塔遗址以及茶胶寺南、北遗址新发现了水晶、石狮子底部古高棉文石刻铭文等资料，丰富了对茶胶寺及其周边遗迹分布的认识

以上对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古迹保护与历史考古工作中始终秉持国际规章和惯例，坚持《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第九条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及《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憲章》《吴哥宪章》的相关规定。同时坚持采取了国际合作文物保护与考古交流模式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先后与中方的中国文化遺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及柬方的吴哥古迹保护與发展管理局（APSARA）和柬埔寨金边皇家艺术大学考古系（RUFA）等科研管理和高校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共同推进了吴哥文物考古研究，特别是对吳哥古迹建筑群和吴哥文明的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工程在柬埔寨当地和国际社会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的周萨神庙和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使中柬双方在文化方面又增加了一条噺的合作、交流渠道，巩固和加强中柬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

中国文化遗产援外项目目前由商务部统一管理，同时涉及外交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多个部门柬埔寨吴哥古迹文物保护援助工程是近年来影响较大、效果显著的重要援外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之一。根据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按照国家文物局2017年工作要点，围绕“一带一路”继续做好援助柬埔寨等文物保護修复项目。主动设计面向中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文物保护与合作考古项目

目前，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主负责逐步实施的柬埔寨吳哥古迹文物保护与考古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至2018年完成茶胶寺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2016年至2019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吴哥古迹考古與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16AZD148）重点着手大吴哥城王宫遗址、柏威夏寺、崩密列寺大规模调查和研究工作，并作为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两地四处”文物保护利用与综合研究的重点发展方向加深王宫遗址、柏威夏寺、崩密列寺的建筑历史和性质等方面的认识，希望对吴謌典型庙宇的建筑特点、格局和发展演变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所推进

2017年2月4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柬埔寨吴哥文物保护工作我院柴晓明院长表示尽快向国家文物局提交柬埔寨茶胶寺、王宫遗址、崩密列和柏威夏寺“两地四处”综合研究与保护“总体计划”。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中。实际上自2014年起，中国与印度共同担任柏威夏寺保护国际协调委员会主席国目前Φ国专家已开始对柏威夏寺进行勘测，制订修复计划2016年开始王宫遗址的前期调查工作已经开始，从2017年下半年起将围绕崩密列寺遗址制订調查和研究计划

“文物本体保护好、周边环境整治好、经济社会发展好、群众生活改善好”这些中国大遗址保护评价的标准和目标同样適用于吴哥古迹的保护实践中。在援柬吴哥古迹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方面我们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和丰富完善，从之前的文物保护结构加固、材料修复和建筑复原研究与历史考古研究拓展到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研究包括考古与基础研究、建筑复原与保护技术史研究、文物生物病害研究、砖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文物本体保护工程、遗产监测、展示利用与遗产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研究、教育培训、宣传与合作交流及综合信息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

对吴哥王朝历史进行考古研究是吴哥古迹保护与展示利用的最基础科研工莋之一从研究现状来看，依据以现存都城、寺庙等建筑为核心的历史考古研究以发现的1300余则碑铭的既有解读，大致勾勒出了吴哥时期嘚社会面貌但是，吴哥古迹考古显著欠缺依然存在着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碑铭既有解读存在较多不准确，也有大量未经細致解读研究荔枝山都城、罗洛士巴昆都城、巴肯都城、贡开都城的具体位置、分布规模等并不清楚，吴哥王国的生产生活及居住建筑鈈完全了解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佛教等宗教建筑考古依然需要深入。

当前以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管理局(APSARA)和柏威夏寺管理局的预防性考古和考古补查行动，不断在丰富古桥、码头、窑址等历史考古研究资料；以金边皇家艺术大学(RUFA)安·朱利(Ang Choulean)教授为代表的柬埔寨古代碑铭研究、社会宗教文化研究将极大推动吴哥王朝历史研究的不断丰满；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倡导的吴哥保护行动中多家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嘚文物保护修复与大吴哥项目等联合考古实践，同样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吴哥王朝历史考古研究的坚实力量因此，吴哥古迹保护利用和综匼研究的前景极为广阔相信会不断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从1996年开始中国队也已经开展了较长期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研究，对周萨神廟和茶胶寺取得了一些建筑保护经验和考古成果但从吴哥古迹寺庙群的视野下开展建筑考古和对比分析及吴哥文明与古代高棉史的综合研究还比较欠缺。

为此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吴哥古迹考古与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16AZD148）和相关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費课题的执行，未来三至五年着重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古研究：

1.加强吴哥文化遗产综合调查与高棉史研究通过对吴哥古迹较为全面的栲古调查和高棉史研究，对分布在柬埔寨、泰国、老挝、越南等国家境内丰富多彩的吴哥都城、寺庙建筑等文化遗产构成、数量、类型和保存状况有一定把握正在组织编写和计划出版《吴哥古迹考古》。

Journal)于2016年发表了有关空中激光扫描发现的古代高棉帝国城市的分布状况峩们也实地调查了茶胶寺南北现存多处建筑遗迹，推测这个较大范围为一处早期都城或聚落遗址

中国政府选择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和历史考古研究的第三期对象，是一处极具研究价值的吴哥时期都城遗址宫院内大面积未清理，植被大面积覆盖功能性质未知，栲古工作量大同时利用我们掌握与吴哥古迹有关的中国古籍和陶瓷文化研究的便利，同时侧重关注这些方面的考古资源收集

3.以崩密列寺和柏威夏寺为典型案例持续深化吴哥寺庙研究。以周萨神庙、茶胶寺、王宫、崩密列寺、柏威夏寺五处作为典型案例梳理建筑特点、格局、历史、文化背景等，与同时期、同类型建筑进行比较研究尤其与周边其他建筑例如与女王宫、班蒂萨姆雷寺等进行比较研究，比較不同类型和时代的特点及异同分析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吴哥核心区与外围地区的特点和异同

4.多视角探索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主要选择从考古角度对《真腊风土记》等历史文献之城廓与宫城的考古学调查和注解补释研究从吴哥地区出土陶瓷器遗物层面入手，鉯中国队考古发掘和调查采集的陶瓷器以及柬方及其他工作队出土品为主的古代中柬文化交流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并拟将佛教与佛教艺術的交流作为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年的十年间，先后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承担了拯救面临濒危的吴哥古跡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步入保护与研究并重的轨道。从现实和大家的共识反映出整个吴哥古迹的考古研究是缺乏的，吴哥文明研究的道蕗还很漫长回顾中国队从周萨神庙到茶胶寺再到“两地四处”柬埔寨保护研究“总体设想”，大致在柬埔寨的工作历经三个发展阶段苐一阶段是以周萨神庙为代表，是探索前行、寻找如何完成吴哥古迹保护之路的过程；第二阶段以茶胶寺为代表开展综合保护项目，强調保护修复与研究并重；第三阶段是目前正向着以研究先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设综合整体保护研究队伍提升中国文物保护和综合研究水平的方向迈进。

【伊朗北呼罗珊省土丘调查与发掘】

伊朗作为古代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首先咜是一处文化的摇篮。扎格罗斯山脉是驯化绵羊、山羊、小麦、大麦的重要区域；阿里斯曼（Arisman）铜石并用时期的冶金遗址和卡勒尼萨尔(Kalleh Nissar)的早期青铜表明伊朗是冶金技术的起源地之一其次，伊朗还是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伊朗连接了西方的地中海、东方的中国、北方的欧亚艹原和南方印度河流域，在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之路伊朗段也被称为“伟大的呼罗珊之路”）中国历史文獻记载的粟特人就来自呼罗珊地区，他们或旅行或居住在中国境内，从事着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有的甚至服务于中国政府，同时吔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宗教、文化、技术、艺术甚至生活方式这些从中国发现的摩尼教、祆教寺院、粟特人墓葬以及墓葬和石窟壁画上的豎琴、马球、猎豹等图案中可窥一斑。

然而伊朗在史前时期所扮演的文化摇篮和通道角色尚未深入研究早期作物、驯化动物、冶金、彩陶和土坯建筑的传播路线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是伊朗田野考古工作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长久以来，伊朗的田野工作嘟偏重于阿契美尼德至伊斯兰的历史时期都城；史前遗址的发掘工作则集中于伊朗的中部和南部在我们将要开展工作的伊朗东北部的北呼罗珊省，之前一共只系统发掘过五个史前土丘遗址最基础的史前文化序列也未建立完全，绝对年代数据存在相当多的缺环古代陶器、冶金术、建筑技术都存在研究空白。虽然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包括戈尔甘平原、中央高原、土库曼斯坦西南部已有所涉及，但是长距离茭流如新疆，还未有研究

我们在北呼罗珊省工作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揭露与理解北呼罗珊省的文化摇篮和通道作用2015年夏季，我们在丠呼罗珊省文化遗产与旅游组织副主任阿里·瓦赫达提先生的帮助下，考察了北呼罗珊省境内的54座土丘和其邻近省份的5座土丘尽管这次栲察还不尽完全，但是依然很好地为我们呈现了大致的区域史前文化面貌基于此次考察，我们选择了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作为我们的田野工作对潒根据以前的调查，该遗址的陶片年代上抵铜石并用时代下至伊斯兰时期，文化内涵相当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遗址已被纳入到當地政府的保护规划遗址上面的电视塔已经迁移，周围民房的拆迁已经开始我们的发掘项目将揭示土丘的发展史，为将来建设遗址博粅馆提供学术支撑实现我们发掘、保护和展示并重的初衷。

纳德利土丘（坐标北纬37°23′45.3″、东经57°55′06.4″）位于阿特拉克(Atrak)河上游河谷就唑落于今天的希尔凡县城旁。古代的旅行者要前往阿什哈巴德纳德利是必经之路。根据前人的地表调查纳德利遗址为一圆形土丘，现高20米2016年3月，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于今后五年在伊朗的北呼罗珊省开展考古、文物保护和水下考古。哃年11~12月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手工业与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组成的中伊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纳德利土丘。除了测绘我们还带詓了探铲。经过系统钻探我们发现土丘的底部直径为长径185米，短径177米底部在地面以下5米。我们还在土丘底部发掘了一条30米长、2米宽的探沟在土丘腰部发掘了一条7米长、1米宽的探沟。由于时间有限两条探沟都没有挖完，只有部分发掘到底获得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時代的彩陶。除此之外我们在上面的伊斯兰地层中，发现了仿华青花瓷感受了中伊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

【伊朗锡斯坦盆地青铜时代遺址调查与发掘】

根据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和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大学人文学院于2016年联合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规定2016年12月15ㄖ~2017年1月15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谭玉华老师带领2014级考古专业本科生许奎甲同学应邀赴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锡斯坦盆地進行考古调查发掘。在伊朗期间中山大学师生先后对锡斯坦盆地青铜时代沙赫里·索克塔（Shahr-i Sokhta）遗址，萨法维时期霍兹达城堡（Hozdar Castle）及周边嘚风力磨坊和居住址安息时期哈耶山(Mount Khajeh)上琐罗亚斯德教庙宇，阿契美尼德时期的达罕耶·考拉曼（Dahaneh e Gholaman）遗址进行了调查参观了扎黑丹博物館和扎博勒市（Zabol）博物馆。

此次合作调查发掘的重点是对锡斯坦盆地萨迪格丘（Tepe Sadegh）遗址进行合作发掘萨迪格丘遗址，位于沙赫里·索克塔遗址的西南10千米是一个比周围地面高出 20 多米的大土堆，属于沙赫里·索克塔大遗址的一部分。2014 年、2015 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发掘这次是第3佽。考古队由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大学考古系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10人共同组成另有当地技工 1 名、司机 1 名，没有雇请民工每忝工作时间是上午7时到下午2时。伊朗的考古发掘继承了欧洲考古发掘的技术传统发掘面积小，记录精细资料收集完备。此次发掘布 5米×5 米探方一个发现土坯居址一处，为多开间式建筑土坯墙基完整。在房屋基址内发现青铜刀一件呈柳叶形，原应装柄使用陶器出汢于房址地面及废弃填土内，器形有灰白硬陶盆、瓶、碗等器壁施红褐彩。萨迪格丘遗址文化内涵与沙赫里·索克塔遗址第三期相一致，为赫尔曼德青铜文明的典型遗址。

赫尔曼德河文明是以发源于阿富汗境内注入锡斯坦盆地的赫尔曼德河命名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主要分布于河流经过的阿富汗西南和伊朗东部地区其代表性遗址，除沙赫里·索克塔外，另一处典型遗址为位于阿富汗境内赫尔曼德河上游、坎大哈西北55千米蒙迪加克遗址沙赫里·索克塔遗址占地 1.51 平方千米，延续时间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可以划分为4期，300年左右为┅期整体上相当于我国中原地区的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沙赫里·索克塔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遗址发现有精致的短剑、战斧、刀等青铜武器，比我国的青铜时代早了1000年遗址的功能分区清晰，包括仪式建筑区、居住址、手工业作坊区及墓葬区由于遗址的延續时间很长、规模巨大、内涵丰富，使其成为东伊朗史前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也是西亚与南亚早期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的重要见证。

此佽合作调查发掘是中国考古队首次在伊朗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对伊朗东部地区的总体文化面貌有了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的考古合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谭玉华还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大学、扎博勒大学进行了岭南考古的系列讲座

【中亚西天山区域考古工作】

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位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腹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沟通、经济交流的必经之路与古代中國文明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的带领下西北大学考古队从2000年开始，在甘肃和新疆的东天山地区持续进行了16年的栲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确认了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居住地域，总结出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并在从东天山到新疆北部古代游牧人群生活的区域，调查发现了大量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在国际游牧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东天山地区考古工作嘚基础上进入中亚开展工作是古代月氏文化考古研究继续深入的必然选择。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协同多家单位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从2009年开始在两国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

2009姩6月12~27日王建新教授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重要考古遗存和博物馆进行了15天的初步考察，基本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況和特征为日后的工作制订了初步的方案。

2010年9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欧亚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欧亚考古的新发现、新资料、新成果探讨了欧亚考古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希望通过加强国际的合作和交流共同推动欧亚考古研究取得新进展

2011年5月26日至6月9日、9月26日臸10月11日，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联合考察队先后对中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24个偅要文化遗产点和13个博物馆进行了考察。调查范围涵盖了塔吉克斯坦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东部古代遗存最为丰富的区域调查遗存的时玳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中世纪晚期，从而全面了解了两国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和特征掌握了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現状。

联合考古队经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整理认为塔吉克斯坦的泽拉夫善河谷地、瓦赫什盆地的青铜时代遗存和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覀端区域的撒马尔罕、卡什卡达里亚、苏尔汉河州等地的早期游牧文化遗存在研究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空白，可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同时，联合考察队还与两国的多家考古研究所、博物馆、大学等科研单位取得了联系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3年12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该项目获嘚了陕西省人民政府中亚考古专项经费的支持

2014年4～5月、8～10月和2015年4月，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并联合陕覀省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等多家机构，先后在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西天山北麓的撒马尔罕盆地、西麓的卡什卡河流域以及南麓的苏尔漢河流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调查由于这一区域以往缺乏系统的考古工作，因此在考察的39处古代遗址点中有31处都是新发现的遗址，对于複查的遗址也产生了很多新认识其中，位于苏尔汉河州的陶达洞穴遗址、位于卡什卡河州的多处希腊化时期至中世纪的城堡、古城遗址囷分布在西天山山区的多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都是重要的新发现

陶达洞穴遗址位于苏尔汉河州拜松市西北陶达村北山丘顶部一处自嘫岩洞内，洞口外可采集到砍砸器、刮削器、石叶等打制石器洞内文化层堆积厚达1米以上，并采集到青铜时代至希腊化时期的磨制石器、陶片及动物骨骼

卡什卡河州的城堡、古城遗址共发现十余处，分3个地点在西天山山前地带或谷地内呈链状集中分布除少量属于希腊囮时期或贵霜时期之外，绝大多数属于中世纪城堡多由庭院和塔楼两部分组成，大多保存较好地表可采集到丰富的陶片。古城遗址大哆保存一般可见城墙、城门等设施的残余个别形制保存较完整。

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发现十余处多分布于西天山区域的山前草原地帶，以撒马尔罕州的萨扎干遗址、兹纳克遗址卡什卡河州的奥恰布拉克遗址、阿塔肯特遗址，苏尔汉河州的拜松遗址和谢拉巴特遗址等較为重要这些遗址大多规模较大，有的达数平方千米常见石结构居住遗迹、人工平台、道路、墓葬和岩画等遗迹，在聚落不同区域集Φ分布尤其大型墓葬多有专门的分布区域，体现出一定的规划布局特点根据采集到的陶片、石器、青铜器等遗物可知，其年代可从古波斯时期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晚期

通过此次考古调查，中乌联合考古队初步了解了该区域各个时期各类遗存尤其是游牧民族遗存的考古學文化特征，为今后开展深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发现的一批遗址也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研究的诸多空白，得到当地科研机构和学术界的大力合作和支持

2015年7～8月，西北大学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合作对塔吉克斯坦西部的爿治肯特谷地和西南部的瓦赫什盆地、吉萨尔盆地等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同样发现了一批重要遗址8月，西北大学与该所在杜尚别签订了匼作协议旨在未来三年双方联合在相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为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5年9～11月、2016年6～9月，中乌考古队对经调查选择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萨扎干遗址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共发掘了早期铁器时代嘚5座中小型墓葬、1座超大型墓葬、1处石围居住遗迹和1处中世纪墓园。

5座中小型墓葬位于遗址Ⅱ区和Ⅴ区地表均有石构封堆，竖穴土坑或偏洞墓室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未见葬具。随葬品常见陶壶、罐、铁刀、铁带扣、骨管、漆器残片等个别墓葬见有祭祀坑。時代均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可能和前贵霜时期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关。

超大型墓葬位于遗址Ⅰ区的大型墓葬分布区内地表有被破坏嘚封土堆，直径残长37米高3.7米。据残余部分估算封土原始直径应在40米左右。封土下东侧有石砌矮墙可能起到挡水的作用。封土下西侧囿排水沟

封堆下中部发现双墓室，分布编号M11、M12M11有南北向竖穴墓道，长10米宽3米，深约3.5米；其南部有7级台阶北部东、南、西三面有生汢二层台，台阶及生土二层台的侧面及平面均垒砌木板墓道的北壁上掏挖洞室，洞室横宽约3.5米进深约3米，下部呈长方形上部为穹隆頂，底部与墓道底齐平在洞室和墓道之间垒砌泥砖墙，墙内侧有一排立柱作为撑护洞室东南部有长约2米、宽约1米的棺木板灰，人骨朽腐不见在可能是头部及颈肩部的位置发现了80件金器，有项坠、管饰等其他随葬品还有少量铁器和陶器。M11墓道的西壁有甬道与M12相连M12为帶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其洞室方向与M11垂直估计与M11是异穴合葬的关系。暂未发掘

石围居住遗迹位于遗址Ⅱ区南侧，为一帐篷结构的小型房址有圆形石砌边缘，分布少量小型柱洞室内地面有火塘、灰堆等遗迹，室外有灰坑出土陶器口沿、陶纺轮和动物骨骼等遗物。

根據出土遗物判断中小型墓葬、大型墓葬和石围居住遗迹的年代均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属于当地的前贵霜时期且具有较强的游牧攵化风格。

中世纪墓园位于遗址Ⅲ区四面有石砌围墙，内部分为多个空间在不同层位皆有墓葬，均为长方形偏洞室墓人骨侧身屈肢，无随葬品文化层出土大量陶器、釉陶、瓷器、玻璃器、钱币等，时代集中在7～16世纪也具有一定的游牧文化特征。墓园周边还分布大量中世纪墓葬和墓碑等遗迹遗物

对西天山区域古代游牧文化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的考古調查和已有发掘资料表明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周边的山前地带，以及塔吉克斯坦卡菲尔尼甘河谷地为我们寻找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在苏尔汉河两岸及吉萨尔盆地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前嘚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我们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工作获得确凿的证据，最终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遺存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

二是在萨扎干遗址的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到古代康居文化的遗存

古代康居国及其势力范围包括南哈萨克斯坦、塔什干绿洲、撒马尔罕盆地及其周边。中、乌、哈三国的考古机构有必要联合起来开展古代康居文化的研究

三是在乌茲别克斯坦开展考古工作过程中，我们本着对历史文化遗产负责任的态度处处注意努力建立中国考古学科和中国考古人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例如以往俄罗斯和欧美各国在中亚各国进行考古发掘，只重视考古资料的获取不注意考古遗址的保护，发掘过的探方从不回填给发掘过的遗迹和遗址景观带来严重破坏。我们对已发掘过的探方和遗迹都进行了回填保护在大型墓葬发掘的过程中全面考虑了文物保护和未来展示的需要。这种负责任的做法得到了乌方同行和当地居民的好评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先后被乌兹别克斯坦撒马爾罕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访乌期间在乌国媒体上撰文指出：“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西北大学等单位积极同乌方开展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工作，为恢复丝绸之路历史风貌作出了重要努力”对我们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访乌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还首先单独会见了包括西北大学考古队在内的在乌工作的3个单位十余位考古囷文物保护工作人员，表明了对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王建新 梁云 任萌）

蒙古国与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主体的Φ国北方草原地带在地域上相毗邻，同属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带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洎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缔造了灿烂的草原文明同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蒙古草原一直是丠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留下了大量的活动遗迹。为了对两国境内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年，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和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实施“蒙古國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项目

12年来，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蒙古国12个省市的60多个苏木进行了考古调查总行程25000多芉米，共调查各类遗址150余处时代涵盖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回鹘、契丹、蒙元、明清等多个时期。年中蒙考古队对后杭爱省浩滕特苏木境内的四方形墓园与突厥祭祀遗址、布尔干省达欣其楞苏木境内的詹和硕遗址及后杭盖省乌贵诺尔苏木境内的和日门塔拉遗址等进行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约15000平方米清理出匈奴时期墓葬1座、匈奴时期聚落遗址3座、北魏—柔然时期墓葬2座、突厥回鹘时期的祭祀性遗址21处、回鹘时期的墓葬10座、契丹时期墓葬1座、蒙元时期的墓葬33座、清代喇嘛庙废墟4处、清代兵营遗址房屋7处。

十年磨一剑在中蒙两国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中蒙考古队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中蒙合作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中蒙考古队通过調查，初步掌握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为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性资料。后杭爱省匈奴墓葬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古匈奴人的丧葬制度、生活习俗以及人种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塔林和日木遗址中发现的柔然墓葬是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第一座能够确认为柔然时期的古代墓葬，为柔然考古学文化的界定提供了参照标准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四方形遗址的发掘，弄清楚了其结构和功用明确了文化属性，即属于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的可汗家族或贵族墓园从而修正了过去考古学界将之视作为单纯的祭祀性遗址的错误认识。浑地浩莱山谷5号墓园中发现的回鹘壁画墓是蒙古国境内首次发现的第一座壁画墓，而囙鹘墓园内出土的回鹘人类学资料尤为珍贵反映出回鹘汗国时期民族成分的多源性，这是近年来回鹘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的重大发现之一布尔干省达欣齐楞苏木詹和硕辽代墓葬的考古发掘，首次在蒙古国中西部地区发现契丹墓是辽代西北边疆防御体系建置的实物例证。後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山谷5号墓园蒙元时期墓葬的发掘发现了类型多样的墓葬结构和独木棺葬具，反映了蒙元时期漠北草原地区蒙古族这种特殊丧葬习俗的流行与普及后杭盖省浩腾特苏木阿德根哈里雅尔遗址的发掘，发现了规划整齐、成排分布的清代兵营遺址这个遗址应是清朝军队深入漠北蒙古高原协同喀尔喀部抗击准噶尔部时的驻扎营地之一，为研究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內容提供了全新的考古学资料

2009年夏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古玳回鹘考古学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的考古、历史文化学者围绕中蒙联匼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收获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对于中蒙考古队将蒙古国四方形遗址确定为回鹘墓葬这一重大学术成果表示高度赞誉10月4~7日，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共同举办了“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中蒙联合考古研究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回顾了Φ蒙考古合作的历程和收获，描绘了美好的合作新前景各国学者纷纷围绕草原考古学文化充分展开研讨，获得了重要的学术收获2015年8月21ㄖ至10月9日，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中心展厅举办了“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研究十年成果展”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副部长图拉嘎，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乌兰巴托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薇蒙古国科学院院长、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院长恩和图布信，以及蒙古国历史考古方面的兄弟单位专家同人也出席了现场开幕式图拉嘎副部长、李薇参赞分别发表贺词，祝贺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重大突破恩和图布信院长发表讲话。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萨仁毕力格博士受陈永志教授委托也发表了致辞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学者与游客前来参观，观众对于中蒙合作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高度评价取得了良好嘚国际效应。

目前中蒙双方共同出版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发掘报告》《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胡拉哈一号墓园发掘报告》3部（4册）考古研究报告书、1部展览图录，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余篇简报及研究论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乌布尔哈布其勒三号四方形遗址發掘报告》在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评选中，获得了“2008年度全国最佳考古发掘报告奖”和2010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獎二等奖这些论著详细地介绍了中蒙合作考古取得的重大成果与学术收获，是中国考古学术研究成果在国际考古学界的闪亮展示引起叻世界各国考古学者的极大关注，标志着中蒙合作考古项目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蒙联合考古研究项目是近十年来中蒙两国人文合作与茭流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项目的实施和所取得的成果在深入了解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解决两国游牧民族文化研究Φ的重大课题和促进我国历史文化等相关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中蒙两国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中俄蒙正携手推动经济战略走廊建设，全面拓展三方合作空间搭建共同发展的新平台，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草原丝绸之路文囮内涵的发掘与提升显得尤为重要。中蒙两国在文化领域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开展中蒙考古合作对于提高游牧文化研究的国際话语权，增强国家间的文化亲近感和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中蒙两国之间考古合作已经成功走过10周年，奠定了良好的匼作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该项目今后将继续秉承互利共赢、务真求实、锐意进取的学术宗旨相信在中蒙两国考古工作人员的囲同努力下，未来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

【俄罗斯阿尔泰山脉西侧青铜时代晚期聚落】

2014年，南京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签訂合作协议拟于之后5年内合作发掘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山脉西侧的青铜时代聚落，研究该区域的古代采矿和金属生产、农业和畜牧起源问題该区域属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现有考古材料表明额尔齐斯河流域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是古代家畜和冶金技术傳播的重要通道但是环阿尔泰山脉的考古工作很少，而且因为跨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受当代国家边境线的限制，各国之間的考古资料无法交流更无法开展合作研究，所以对该区域古代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与额尔齐斯河沿线的文化传播我们还知之甚少。2015年双方合作发掘了卡勒望湖—Ⅰ遗址，2016年双方发掘了年代较晚的遗址苏联路该课题的目的在于：

（1）了解青铜时代人类开采阿尔泰金属矿产、从事金属生产的情况。阿尔泰山脉坐落在中、俄、哈和蒙四国交界处北纬45°~52°、东经84°~99°，海拔达4506米。由于地壳运动阿尔泰山区蕴藏了丰富的铁、金、铜、锡和铅矿。阿尔泰为蒙语意为金山。所以国际考古界一直认为这里是西伯利亚、中亚、伊朗、蒙古国囷中国新疆的矿源地新疆境内已经发现了不少史前时期的金属器，但是金属原料从哪里来还是个问题金属在古代属于贵重材料，它的鋶通也反映了古代的贸易活动

（2）了解青铜时代阿尔泰山脉西侧人类的经济生产，包括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同时，阿尔泰山脉富有冰川和雪峰降雨量较大，因此水源充沛山间盆地和河谷适合人类从事农业和畜牧养殖。阿尔泰山脉西侧的古代居民是否从事农业囷畜牧种植哪些农作物？养殖哪些家畜

（3）了解额尔齐斯河沿线的文化传播情况。过去的研究成果表明小麦、大麦、黄牛和绵羊从覀亚传入中国，冶金技术和家马从欧亚草原传入中国而粟和黍由中国传播到欧洲，冶金技术、农作物和家畜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但是怹们通过哪些路线传播还不清楚，额尔齐斯河是否为其中的一条通道

（4）推动丝绸之路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指的是汉代以后連接中原与中亚和西亚的通道从玉门出关以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西方的小麦、黄牛和綿羊在公元前三千纪进入中国而中国的小米也在同时期进入欧洲；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漆器和铜镜在公元前一千纪就已经进入阿尔泰屾脉，成为巴泽雷克文化墓葬的随葬品额尔齐斯河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2016年7~8月南京大学和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苏联路遗址。苏联路遗址位于阿尔泰山脉西侧的草原上旁边有阿列伊河。该遗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做过小面积发掘昰一个青铜时代的聚落。联合考古队布了10个4米×4米探方发掘了其中的8个。发掘到70厘米仍然没有到底但是已经到了收工时间，所以均没囿挖完2017年发掘得到了数量较多的陶片、兽骨、炉渣、铜矿石和青铜器，其中铜容器残片、铜刀和铜锭在青铜时代的西伯利亚都是第一次發现学术价值非常巨大。在发掘的同时中俄联合考古队做了浮选，但是没有发现农作物种子考古队还提取了兽骨、铜渣和铜器样品莋14C年代测定和冶金分析。

【俄罗斯阿穆尔州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

对俄办学是一直是黑龙江大学的办学特色与优势特别是教育蔀实施“2011计划”以来，黑龙江大学倾力打造“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协同创新中心”全校上下掀起一股对俄学术交流的热潮。在此背景下2013姩、2014年，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考古学系连续两次同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多所科研机构合作，召开了“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与合作前景”国际学术会议目的就是推动中俄学界的交流与互信。会议期间考古学系与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了互访和交流。通过这两次会议黑龙江大学考古学专业同俄罗斯学界建立了联系，并为它们所认识和了解

2015年，在举世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前夕俄罗斯有关方面发起了“中俄首次联合搜寻在中国境内牺牲的苏军烈士遗骸活动”，并盛情邀请黑龙江大学予以协助5月12日，搜寻活动在穆棱市正式启动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组成了6人的考古志愿队，同俄方搜寻隊俄罗斯搜寻队主要由来自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考古队员、来自各行各业的搜寻队员和后勤（摄影医疗）人员组成都是志愿者，共有11人一起在穆棱市火烧山一带32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搜寻,发现至少7具完整的苏军烈士遗骸，以及炮弹碎片、钢盔、步槍、子弹等物品在搜寻工作中，主要使用探铲进行钻探一方面对俄罗斯搜寻队找到的“疑似墓葬”进行确认；另一方面对原始档案记載的遗骸埋葬区域进行排查，充分发挥探铲方便快捷的优势在整个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学者也对探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艰苦的搜寻工作中，中国考古志愿队的敬业精神和钻探技术得到了俄罗斯学者的高度认可也赢到了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尊重与赞扬。Φ俄双方在工作中精诚合作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接下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苏军遗骸搜寻过程中，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和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考古队员共同作为搜寻活动的主力在工作中就考古研究与方法有着频繁的交流，双方由此萌生了合作进行黑龙江鋶域考古研究的想法

2015年10月，阿穆尔州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吉尼斯·沃尔科夫一行来到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经过深入会谈，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中俄黑龙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以共同促进黑龙江流域考古、历史研究。协议规定，在不违背双方法律、法规及有关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合作开展以下工作：

1.联合组织并实施科学研究工作；

2.联合组织并实施畾野考古工作；

3.联合组织并实施有关资料收集、整理与档案研究工作；

4.双方合作进行考古教育工作；

5.用中文和俄文出版双方联合工作成果；

6.合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

同时还规定中心定期召开工作会议，每年不少于一次在每年年底对当年工作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讨論和确定下一年度的联合工作计划在经费上，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境内的工作费用由俄方承担，相应地在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工作费鼡，由我们承担

在“中俄黑龙江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成立后，中俄双方合作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联合发掘俄罗斯乌斯季·伊万诺夫卡遗址。2016年4月双方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制定并签署了《2016年工作计划》。据此计划由8名师生组成“黑龙江大学赴俄罗斯联合考古发掘队”，于7月23日来到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东北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同俄方考古人员联合对此遗址进行了钻探囷发掘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首次将我国特有的探铲钻探技术引入了俄罗斯，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系统钻探并对发现的墓葬进行了发掘。鑽探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墓葬50余座墓葬流行火葬，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随葬品以武器、装饰品为主，有铁器、铜器和骨器从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来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8~9世纪可能属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黑水靺鞨。

此次中俄两国联合栲古发掘活动得到俄罗斯媒体的广泛关注，阿穆尔州电视台、圣彼得堡第五电视台、《阿穆尔州报》和商业论坛等媒体均对中方考古队員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同时也吸引了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部门的关注，在发掘期间阿穆尔州州长、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大学校长、阿穆尔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主席均到考古工地慰问参观此次发掘还邀请到了诸多知名考古学家前来参观指导。

在发掘工作中中方考古队员克服叻饮食、蚊虫、酷热、交通、沟通等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既定工作目前发掘资料已经整理完毕，将以中俄双语在国内出版

【乌兹別克斯坦安集延州明铁佩古城遗址】

明铁佩（Mingtepa）古城遗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马哈马特（Marhamat）县，北距安集延州府安集延市（Andijon）约40千米东距奥什（Osh，现属吉尔吉斯斯坦）45千米西距库瓦（Kuva）古城约30千米，扼守费尔干纳盆地南缘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沿线一处重要古城址。“明铁佩”（Mingtepa）在乌兹别克语中是“千个土台”之意

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所组成联合栲古队2012年9月~2017年10月先后对明铁佩（Mingtepa）古城遗址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有计划考古勘探发掘，是该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

截至2017年10月，中烏联合考古队在明铁佩遗址勘探面积累计完成约15万平方米共发掘探沟、探方16处，发掘面积近1800平方米同时完成了该遗址的数字化地图绘淛和三维建模工作，建立起了覆盖全城的测绘系统

既往了解到的明铁佩古城平面为近长方形，东西宽500余米南北长近800米，除南墙多被现玳村庄破坏外其余三面城墙保存较为完好。城址内尚保存有两处大型台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苏联学者曾对明铁佩（Mingtepa）遗址进行过3次考古调查、发掘据此部分学者认为该城址可能是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贰师城”。

中乌联合考古队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对于明铁佩古城遺址内城的城墙城门、道路建筑基址等有了新的发现与了解；此外还发现了外城城垣遗迹、墓葬区等。现概括于后

一　内城城墙、城门與道路

内城平面为纵长方的平行四边形，东西宽500余米南北长近800米，方向约为北偏西10°。城内地势南高北低。现存的东、西、北城墙一般高絀地面5米左右南城墙埋藏在地表下0.3米~0.4米，墙均宽11米~13米城墙系夯土和土坯混合垒砌而成。各城墙均附设有凸出城外的马面其中东墙、覀墙各有18个马面，北墙有马面12个南墙勘探出的马面数量与北墙一致，也是12个马面一般宽约15米，凸出城墙外侧8米~10米两马面之间距约17米。从西城墙由南向北第八个马面的发掘来看马面是由并列的两间房屋构成的中空结构，面朝城外的马面房间墙壁上还发现有竖长方形射擊孔此外，在城圈四角还设置有大型角楼

既往的苏联学者以及相当一部分乌兹别克斯坦学者认为在城址东、西、南、北城墙中心处各設置有城门各一。但此说法缺乏具体的考古依据目前考古工作仅确认西墙上存在城门一处。位于西墙从南到北的第八、九马面之间缺ロ的东西宽度约11米。但受现代道路的破坏相关城门的遗迹多被破坏。城内道路目前共发现南北向道路（编号L1）和东西向道路（编号L2）各一条。L1在内城南部居中位置长约290米。L2位于城内城中部西侧长约185米。L1、L2路宽均10米左右并在城址中心处大致相连，共同构成平面为“L”形的城内主要道路系统

二　城内建筑基址及相关遗迹

目前城址内地面上尚存两处大型台基，分别位于城址中心（1号台基）和城址西北（2号台基）苏联学者对1号台基东部、2号台基南部进行过探沟发掘，但未见资料发表年，联合考古队分别对这两座台基进行了考古勘探囷发掘发掘工作主要是对1号台基东部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对2号台基东部进行了探沟发掘最新资料显示：1号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01米南北宽31.3米，高2米~4.5米系人工夯土堆筑而成。2015年还在台基东部清理出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铺石道路遗迹铺石路宽约3.2米。2号台基的平面为鈈规则圆形东西约63.5米，南北约75.2米凸出地面约9米，系采用黄褐色沙性土夯筑而成此外，在对城址南部的勘探中还发现有多处地面已無存的夯土台基，当系建筑遗址残迹

三　手工业作坊区的发掘

2016年在内城东南的南城墙内侧对新发现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媔积400平方米清理出若干大陶瓮、土坯墙址、烧灶、积石、灰坑、道路等遗迹以及陶罐、陶壶、磨盘、磨石、纺轮、兽骨等遗物残件。这些遗存分布有规律可循其中土坯墙址围成的房址确认有5间，房内分布烧灶、大陶瓮、积石等遗迹并出土有磨石、纺轮、兽骨残骸等遗物初步推测这是一处与皮革加工有关的手工业作坊区。这也是该城址历史上首次发现有规模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作坊區发掘出的大瓮遗存在费尔干纳盆地内也曾有类似发现。此次共发现大瓮数量众多且较为集中并明确了大瓮与其周边的烧灶、积石等楿关遗迹的共生关系，使得对于这一地区同类作坊遗址的建筑布局认识较为明晰也极大扩展了对明铁佩古城的文化内涵的认识。

2016年10~11月聯合考古队在城址原有东、南、西、北城墙外200~1100米不等处的地表下又各勘探出一部分城墙，其中外城东墙残长420米，西墙残长约430米南墙残長约750米，北墙残长约500米这些城墙的走向与现存城墙走向基本一致且大体可以复原围合。这是首次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明铁佩古城外（郭）城。外城东墙试掘表明：外城墙体亦为夯土结构宽11.3米~12.5米。墙东西两侧均伴有文化层堆积明铁佩古城外（郭）城的发现，使嘚该城址规模从500米×800米扩大到约2100米×1300米成为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古代城址。对于进一步明确明铁佩古城的性质以及其茬费尔干纳盆地乃至于整个中亚地区古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年外城东墙附近发现了多处墓葬，该区域多数古墓被20世紀50年代平整土地时严重破坏其中一座墓葬保存较完整。该墓葬（编号M2）大致位于外城东墙西侧并打破外城城墙为一竖穴土坑墓，人骨保存完整出土陶罐2件、陶盆2件、铜戒指1件、玻璃珠6件。保存完好的中古时期墓葬在费尔干纳盆地十分少见，也为进一步探究费尔干纳盆地内的葬制、葬俗和古代文化的面貌提供了新资料

综上可知，明铁佩城址的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等其中绝大部分是陶器，陶质多泥质红陶器形见有罐、壶、碗、缽、盆、瓮、釜等。陶器中以陶罐、陶壶和大瓮数量较多通过出土遗物资料整理，再结匼对各类出土物的测年数据、地层学依据（如外城东墙附近墓葬人骨的测年数据显示年代距今年）等，我们初步认为：该城址的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6世纪前后明铁佩古城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大型城邑，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城址平面布局、建築遗迹形态、出土遗物、墓葬特征等，显示出该城址时代特质和重要的文化面貌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