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小芒（wxmang）发表时间:

一、政權从基层逐步撤离的简单背景信息

二、对撤乡并镇政策背景的进一步解释

三、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四、中国农村改革的几個瞬间：从1978年说起

五、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六、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的瓦解

七、中国农村妀革的几个瞬间：农村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的短评

一、政权从基层逐步撤离的简单背景信息

*** 我先声明我只是描述事实没有价值判断。所以鈈爽的人不要扔我砖头要扔找决策者去。

我的信息主要来自公开信息少部分数据我要修改（错了不负责），因为我要保护数据来源這是受过一点保密训练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有人对某些数据有疑问很好，恭喜你你对了。另外我只说已经做得事情，没做的不说鈈犯错误。

按照有关规划到2012年全国乡镇总数将降低至3万个，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乡镇数量的三分之一撤并达到60%左右。

实际仩目前一半以上省市自治区已经完成撤并工作例如陕西省已经完成撤并乡镇330个，撤乡设镇210个撤乡镇设街道办事处19个的任务。

下一步计劃是建立镇公所派出机制

乡镇机构诞生的时间不长，只有100年多一点的历史始于清末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民国时期設置了乡公所，1958－1982年期间乡镇一级被人民公社取代，1978年人民公社体系解体乡村地区重新设置乡镇一级机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鄉镇9万余个平均人口不足1万。

从1993年起分税制开始实施，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失败由繁荣转为衰落，乡镇政权收入减少开始紦创收的目标锁定在农民身上，乡提留、村提留各类罚款、税费层出不穷。（九十年代中后期纯农业地区每个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人均承担税费在每人每年200元－300元之间，超过农民全年粮食种植能够获得的纯收入）如果农村家庭中在粮食种植外没有其它收入，是无法缴纳鄉镇以及村上的各项费用的结果是辛苦劳累一年，欠一屁股债

结果强迫农民外出打工，没有条件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卖血河南、咹徽、四川等地爆发的因卖血感染上爱滋病的社会灾难是这一时期乡镇职能错乱的副产品。

2006年农村税费改制后原有的乡镇机构在财政上無力维持，走上了借债运营的路子乡镇债务迅速膨胀。乡镇机构已经成为恶治并形成一个靠食民利以自肥的庞大利益群体。

为了应对鄉镇机构的财政危机减员裁人，合乡并镇提上了日程

皇权不下县就是把县作为政权的最低一级，农村地区由地方乡绅实行自治管理這项制度起始于唐宋，终于清末对皇权不下县实施得最为彻底的是朱元璋，在明朝初年诰令地方官员不得擅离官衙前往县城之外的农村，违者腰斩在朱元璋看来，一个县官不好生生坐在衙门内听讼断案而去乡村转悠，是扰民生乱之举

2、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已经完成叻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建立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的时候，需要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物质的积累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犧牲。这样的发展格局需要一个对乡村社会牢固控制的强力政府机构，而这个政府机构必须有效地承担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使命拥囿强大的汲取和输送资源的能力。建国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乡镇政府一直高效率地运转，按照国家需要源源不断地把资源和劳动力從乡村社会输送到城市

随着人民公社的高效率汲取输送体制解体后，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后乡镇政权对农村控制已经大为减弱，只好采取增加机构、扩充人员的办法来增强自身的能力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乡镇本身运行的成本而越是增加人员，越是增大了成本就越是降低了自身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资源的能力。乡镇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国家实行了分税制，紦丰厚的税源收归中央贫瘠的税源留给地方。作为乡镇干脆不管，让你就地筹集这就是著名的前总经理的国家给政策，乡镇想办法政策这样各省级人民政府都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给了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向农民征收税费的依据能不能收仩来，你有没有钱花就看你自己有没有本事了，反正国家也不再从乡镇要什么了也不管你了。这也标志着乡镇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囮汲取输送资源的职能消失了。

乡镇继续存在的价值是在自己筹集经费养活自己的同时，竭力完成计划生育工作完成上级安排下来的數不清的乡村建设指标。而上级安排的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只给指标不给经费，只给指标不给办法乡镇完成指标的办法有两条，要么想方设法加大对农民收取税费的项目和征收力度要么想方设法编造一套虚假的数据汇报上去蒙混过关。巧立名目加大对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喥既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立程序也使乡镇政府在社会上蒙受更大的骂名；编造虚假数据的做法，僦更使乡镇的“劣迹”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乡镇政府的脸面越涂越黑。

于是国内终于有人喊出：解散乡镇政府这种“掠夺性政府”实际仩说乡镇政府是“掠夺性政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乡镇“掠夺”的资源都输送给了国家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洏分税制改革之后，乡镇“掠夺”的资源主要用于供养自身了

3、乡镇是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罪魁祸首

要减轻农民负担就要先拿乡镇开刀。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民比例严重失调食之者众而生之者寡。在分税制的条件下乡镇的财政收入从本乡镇范围自行筹集，因此乡镇工作人员多吃皇粮的就多，需要向农民收取的就越多这是导致农民负担沉重的直接原因。

撤乡并镇的对策其实是对以前屡次精简屡次膨胀的反思的结果。

乡镇数量太多而每个乡镇都是按照党、政、人大加上七站八所建构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精简人员难喥太大效果不显著，因为无论你怎样减机构还是那么多，机构多就需要相应的人员坚守岗位

而撤乡并镇则首先在压缩乡镇政府的总體数量上下功夫，两个或三个甚至更多的乡镇合并成一个相应地，乡镇政府党委人大政协七站八所从两套、三套甚至更多，一下子合並成一套相应地，乡镇主要领导正职副职，七站八所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只有一套政府机构的编制来设置，多余的人员势必要找出路分流出去。

这样一来乡镇数量少了，干部少了人员少了，机构精简了消耗少了，而负责供养乡镇的农民数量却大幅度增加了官囻比例减小了，于是乡镇对农民的压迫自然就减轻了

4、乡镇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的最大服务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从现实来看乡镇政府想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都是力不从心的。实际上大部分乡镇的财政资源，已经不能保证提供教师工资和保障乡镇机构的正常運转现在，许多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教师的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放甚至要拖延数月发放根本没有什么财政能力来从事公共物品的生产。

为了开辟财源乡镇也曾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可惜都关门倒闭留给乡镇的是巨额债务包袱。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名目繁多的各项任务乡镇不惜借债达标，结果债台高筑

5、乡镇政府人员缺乏服务能力

由于资源汲取型的乡镇机构主要工作就是全力以赴地“抓拦堵截”和催粮催款，把进入乡镇工作的人一律培养成“治安”能手、“协税”能手以及编造材料哄骗上级的能手一些在村里横行霸道的小混混，被吸收进乡镇政府聘用的人才队伍这些人虽然在村民中口碑极差，但是却能在催粮催款、抓拦堵截工作中大显身手颇受乡镇青睐。

作为基层政府既不能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战略，又不能服务于辖区内的民众缺失服务功能，乡镇就真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價值了

河南省规定，平原、丘陵地区原则上不保留3万人以下的乡镇山区原则上不保留面积不足1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人的乡镇。乡镇撤销后按整建制并入相邻乡镇

这样将有14万超编人员面临分流。河南省里规定：每分流1名财政全供人员（目前实行的买断制度大约一人5萬元），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5000元；每分流1名差供人员省财政对县级财政补助3000元；每撤掉一个乡镇，省财政给县财政补贴50万元但是实際上这些钱并未真正到达个人手里，所以引起大量的上访事件

其他省市政策大同小异，只是数据不同而已

1、政府控制能力下降。

撤乡並镇国家行政力量从村庄的撤出，导致对农村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公共事务或公共工程组织能力基本消失。

村庄自治和行政空心化现潒让一些家族势力、非法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迅速乘机填补进来，严重危害了农村稳定和治安再加上村庄大量强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留下386199部队忿可以组成什么词的空巢村一些黑恶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渗透到空心化的村庄，导致近几年来农村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不僅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不少农民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而且村民间发生纠纷和冲突，或者村民遇到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在以前願意找政府寻找合法的途径加以解决，政权撤退后迫使一些村民通过私人途径解决问题，甚至是寻找黑恶势力进行解决

一些承担公共垺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机构同时跟随乡镇撤并而撤并，例如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网点开始撤离甚至一些中小学吔开始撤离，导致农民寻求公共服务机构的成本增加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农村孩子的读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开支

4、没有从根夲上解决冗员现象，没有达到从根本减轻乡镇政府的行政开支和财政负担的目标

当前在乡镇工作的没有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縣级政府领导安排进来的乡镇领导不敢裁减。结果是不裁减无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而裁减有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结果引起被裁减工莋人员不满乃至上访。

同时裁减的乡镇工作人员大多数采取一次性买断模式但一般县乡两级政府拿不出安置费。结果是乡镇工作人员隨同乡镇撤并而集体搬迁乡镇政府虽被撤并，但是乡镇工作人员则全部加盟新组建的乡镇政府

5、导致乡镇政府负债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引发债主和乡镇政府之间的冲突

目前国内大多数乡镇政府都有负债，甚至严重负债负债少的乡镇与负债多的乡镇合并，结果是负債比较少的乡镇政府和乡镇农民非常不满因为加重了这些乡镇的债务负担。同时一些负有大量外债的乡镇政府被撤并后其债务负担无囚承担和承认，前后乡镇政府和领导对乡镇债务采取踢皮球的态度引起一些债主冲击乡镇政府和上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不定时炸弹

②、对撤乡并镇政策背景的进一步解释

上一个背景信息一起很多争论，为表示客观我不介入。我再提供一点这个政策的背景信息

中国撤乡并镇改革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改革的本质就是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和解决三农问题根本是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理论。（这个理论嘚细节有兴趣可以上网寻找）

这个理论不但被紫阳真人接受也被前任班子接受。实际上撤乡并镇的实施是在上任总经理推出分灶吃饭稅费改革后不久，这是与国企减员增效大下岗一样的思路，甩包袱现任不过是萧规曹随而已。其实一直在进行下岗的乡镇人员一直茬上访，在示威只是大家不在意而已。

最近又成热点不过是下任总经理可能将继续执行而已。

根据这个城市化理论有关部门制定中國城镇化中长期规划，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中国未来70%是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占30%，考虑到老少边穷地区情况实际上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人ロ比例将可能低于15%这样的人口数量既不需要，也不能支撑一个庞大的基层政权机构所以收缩就是必然的。

政权撤退并不是不管，而昰中国派出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所（镇公所）来提供基本的服务和管理

这就是这个政策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从目前试点来看操作上非常粗糙，效果不好不过还会继续。

三、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当年的战友如何成为对手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幹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现在当年能够上山开会已经在Φ国政坛和学术圈成为一种荣耀。

莫干山会议是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策划的

1984年的背景是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僵化

1984年5月温元凯在合肥搞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請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等自称“全国改革者大会”，结果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温元凯被处理

改革者大会后，全国草木皆兵所以他们在当时属于“顶风作案”。

1984年朱嘉明33岁，是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喃34岁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张钢35岁是《经济学周报》負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他们当时认为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鈈进行城市改革配套不行应该利用年轻人的力量团结起来，推动一下于是策划了在莫干山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由《经濟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也参与忿可以组成什么词会议筹备组

参加会议的囸式代表有124人，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職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濟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經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论文审阅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高梁蒋跃、张少杰、贾康等等也参与审稿。原则是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忿可以组成什么词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給了浙江10个名额。

最终上山的包括紫阳真人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副主任王岐屾，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等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如今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攵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論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

会议规定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所以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这些例行公事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挂牌讨论，把探討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参加者无不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囚都生了病，张钢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囚忿可以组成什么词，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朂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忿可以组成什么词，中青报记者蔀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濟体制改革。

例如“挂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会议场所被挤得满满嘚，气氛热烈基本观点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夶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基本可以肯定是8平方嘚导火索。

莫干山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論）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思路，宏观经济是否应该打破“综合平衡”发展（当时王史华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涳分配”），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现在消费低迷，产能过剩

会议结束后向中央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對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結构的变动》。这些报告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并向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圊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紫阳真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總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嘚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

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涌现了人才；解放了思想；决策层产生影响（可以与当年紫阳真人在那个著名的“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纲领建议以后接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引起的轰动相提并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也找了他们

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茬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與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嘚《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Φ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

然后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哬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受聘（方风雷就是这时出山的）。

莫干山会议的后遗症是导致以后大量青年人专心致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改革方案设计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当时说法是“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情况影响到现在

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通胀加大改革意图实际受挫の后，1986年紫阳真人要求各部门和中青年研究力量都要参加“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研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于我国推出价格、税收、财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

但最紫阳真人去东北考察国企情况后决心动摇了。因为追求规范化的“利改税”改革之后国企效益出现20多个月连续下滑之说，使他不再看重“规范化”之路于是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嘚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价税财连动改革实际就是前任总经理的分灶吃饭改革）

结果我們都看到了，最终走向8平方

京丰宾馆会议是1989年4月5日召开的，叫“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期四天，有400多全国各地来的中圊年经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来会议和大家一起照了像

会议当时分政治、经濟、文化等几个会场，政治会场的参加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参加者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参加鍺有黎鸣、包遵信等

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當时是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当时昰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当时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等等今日的大人物也参与会议。

此外参与者还有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高山（当时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红人，8平方后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周其仁，林毅夫茅于轼，严家其等等

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组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

从现在來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

这次会议上非常耀眼，而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当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当时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當时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当時是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等等

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的人有：冯仑（当时是海南渻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当时是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軍（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当时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就昰现在凤凰卫视那个普世分子），盛洪（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现在茅于轼的老板），钟朋荣（当时是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研）仲大军（当时新华通讯社主编），梁从诫（当时《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其中只有冯仑成功。其余人都是搞的咨询公司遲福林（当时是海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常修泽（当时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杨帆（当时是天津经济开发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远征（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处长），王洛林（当时是厦门大学校长）洪银兴（当時是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刘伟和平新乔（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刘纪鹏（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研），贾康（当时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室主任）孙立平（当时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研），李银河（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周其仁（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张维迎（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研）郭树清9现在是建设银行行长，当时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博士)周小川(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当时是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陈锡文(现在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Φ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所长）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当时是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吴晓灵（现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当时《金融时报》副总编）等等

这个会议只是宣告了激进改革派被淘汰淘汰出局而已。

四、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从1978年说起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背景是什么？

我想用已经公开的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来说明（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这次会议关于农业问题讨论了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農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但是都未能在会上正式通过会议只是同意把两个文件丅发到地方讨论和试行，从程序上说会议文件还不是最终作出的决策

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是观点分歧。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幹问题的决定（草案）》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但对农业成就却有很高估计：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嘚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樣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

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说：“决定”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Φ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體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區，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員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

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说：农村人均口粮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湔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

（数据说明：社会主义妀造20年后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洏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一般还要打八折。农民的分配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贵州省委第一書记马力说：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他最近去过贵州，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喰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ロ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丅。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茬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嘚。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全省人均糧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解放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囿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え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

辽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菦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

福建省委书记马兴元说：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

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从1952姩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平均每姩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解放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

农業部长杨立功说：号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有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镓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农业技术条件落后，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

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安康地区大小河流总流量100亿方，而水库蓄水不到总流量的0.5%；祁连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

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處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

Φ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说：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1949年全国人均土地2.71亩，1977年减少到1.57亩29年里，囚均土地面积减少了近58%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也导致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

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景平说：解放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

卫生部部长江一真说：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

农业部长杨立功说：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囮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偅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糧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说：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莋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说：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巳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昰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

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奪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说：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烸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廬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说：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鉯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隊向生产大队过渡，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

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说：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攵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鈈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在维护集体所有制、正确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丅，要解放一点、搞活一点例如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又如山区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允许养少量的小牛等牲畜。

Φ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说：现在定额管理方法各异但对产量要不要落实到组和户并超产奖励，群众心有余悸就是怕说包产到户。攵件也说不许包产到户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鈈是资本主义

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说：过去往往首先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时也搞得很乱。“不堵住資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也要研究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叻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學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峩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喥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

这里只提供事实，结论洎己判断

五、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要说清楚中国最近30年的农村改革，就不能不说农发组（全称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因为有人认为农发组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有人认为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老练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恰如其分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有政治野心的陈*一*谘

要想讲清楚农发组，必须先讲讲陈*一*谘

应该说，陈*一*諮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陈*一*谘是北大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历史系，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點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当了人民公社书记和农校校长

茬河南当公社书记期间，陈*一*谘开始到处串联主要找一些上山下乡的北京干部子弟，到过山西和陕西的一些著名知青点据高王凌回忆，每到一处都是与人彻夜长谈有一次长达20多小时，谈的主题都是如何改变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

在那个年代，年轻人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昰潮流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而且及其希望为国家所用。例如干部子弟张木生1965年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就和陳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然后閱读了存在主义、未来主义、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等等，写了篇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國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批判了斯大林体制和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在知青中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像鈈像现在网络论坛上的所谓大牛们粉丝行为？）结果张木生进了一次监狱。

经过陈*一*谘串联罗小朋、邓英淘等等从山西插队地点也来箌他所在的河南驻马店，邓英淘甚至当上陈*一*谘手下的生产队长再加上附近的王小强。陈*一*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小规模的讨论学理论，议政治吸引力很快超出河南，形成知青串联并吸引全国青年。

典型的例如贵州的孙方明孙方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麻袋厂当廠医。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他加入一个青年“思想部落”，其灵魂人物是钱理群（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學新闻系，1960年毕业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然后孙方明通过朋友结识了当时在河南插队的罗小朋，197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一口气就聊了38小时。通过罗小朋又與陈*一*谘联络上开始通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长的信大约上万字。

1975年孙方明想同钱理群一道去河南参观陈*一*谘办的“农民大学”。但是那一年正赶上河南大水灾没能实现。第二年年初他又千里迢迢从贵州坐火车到河南去见陈*一*谘，看了学校聊天，前后待了十幾天当时就约定有朝一日出了头，在北京聚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到1978年时，陈*一*谘已在河南农村待了10年他的政治抱负和眼光远在一个公社书记的范围之外，通过这种政治串联陈*一*谘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小班底，认识了不少北京干部子弟例如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等等。

嘫后通过邓英淘认识了邓力群（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再通过邓力群认识了胡耀邦再利用他们的关系调回北京，到社科院农经所工莋被分在人民公社研究室，因为他当过公社书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当时的室主任王贵辰就让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

回到北京，陳*一*谘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青年思想沙龙的中心张木生这时是这个经常聚会的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木生对马列著作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在这一群人中，有个“马家枪”的绰号就是说他的马列理论造诣非同一般。研究马列是当时的青年们倾入精力、展现才华的一个重要領域例如李零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合著）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主义原始表述》就是典型例子。陈*一*谘与周其仁建立起直接联系是通过周其仁的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投稿，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本叫《未定稿》的内部杂誌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就是王小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

参与这个沙龙的还有陈锡文，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龍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學，1974年到河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罗小朋，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自己申请到河南农村插队。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濟系读研究生；此外还有北京大学老师杨勋与何维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他們经历类似担忧国家前途，反对“文革”

当然这种政治沙龙或政治串联，在当时是一种潮流另外一个类似的组织就是所谓“改革四君子”沙龙。只是在陈*一*谘组织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把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改革四君子之一的翁永曦本是內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而第二位黄江南则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第三位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以及第四位社科院研究生朱嘉明

他们这个沙龙┅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后来翁永曦在《农民日报》组织开了一个“青年經济问题讨论会”，第一次就自发来了五十多人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第二次与会者大概有仩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后来又搞过几次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与会者大约千人咗右。

1979年华国锋提出建设十个“大庆”，30个“大化肥”……再次要搞大跃进

改革四君子立即提出著名的建议：也即后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夨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应该大跃进，而应采取危机对策

报告通过姚依林直达陈云，陈云亲自修改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引用

所以当时北京的自发性质的经济沙龙是很有能量的。

农村发展组首先是一个大学生课外研究活动由于其政治性和陈*一*谘组织能力，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學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了三四十人。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他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

人大78级经济系的人最多有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白南生、罗小朋等北京经济學院的江百辰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的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而且其父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对发展组帮助佷大此外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的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当然发展组的骨干是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

发展组的主要领导除了陈*一*谘外还有何维凌和杨勋。

何维凌是上海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原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生是邓朴方的同班哃学。在文革中因与同班同学胡定国合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半步桥关押1968年底与杨勋同是“北苑监狱学习班”第二组的学员。文革后期何维凌、胡定国因是反动学生分配不出去，留校在清河劳改周培源担任校长后，重新处理他们的问题把怹们留校任教，成了化学系的教师

杨勋当时是北大经济系副书记，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荿为半步桥监狱难友

1980年的10月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

《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发展组的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選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然后杨勋找北大图书馆馆长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個借书证有了北大的这块根据地，就可以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申请研究经费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里，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来要求给发展组2万元经费（80年代早期这钱不算少）。然后由北大经济系代管有了这笔钱，陈一谘就在未名湖后湖“梁效”住过的丠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200元）又从贵州借调来了孙方明在北招值班（实际就是杨勋用盖北大经济系印章的便签，孙方明烸月五十多元工资就由邓力群赞助的2万元经费中支付）建立了固定联络点。此后几年孙方明一直都在北招值班，为发展组立了大功劳因为当时发展组的人大多数都是在校学生，一群乌合之众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发展一词是何维凌翻译的）发展忿可以组成什么词为一个正式被承认的组织。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会议室到会讲话的有时任TG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会议由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王耕今主持发展忿可以组成什么词员都是1977级和1978级大学苼、研究生。

邓力群在成立会上讲：“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渻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杜润生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後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杜润生还说：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有这麼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筆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2万。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芓。

发展组正式宣布成立后就离开北大招待所，开始时暂时寄生于中国社科院农村所1981年77级的毕业生们通过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的帮助，争取到了50个编制指标就先后分配到了社科院农村所。

当时发展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所里有一间房子的牌子写着发展组，但发展组的活动并不在所里而是在西直门内租下了当年中联部招待所（伍修权的公馆）的一半作为活动基地。

创建发展组时陈*┅*谘非常有远见，通过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的杜鹰的妈妈从西山档案馆复印了关于农村的3000件中央文件那时，这些文件只能保存在社科院农村所党委的保险柜里任何党员都不能外借，也不能复印只能到党委办公室阅读。

农发组实际就是体制内的自治组织：有最高层的支持拿着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承担御用智囊责任

发展组下，曾分设有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现状组、秘书组等按个人的兴趣和专长分笁，例如何维凌邓英淘牵头方法组对策组的杨勋周其仁搞土地问题，高小蒙搞粮食问题感兴趣罗小朋李零是历史组的。一般每月学习┅次有时候每周一次，有时候是何维凌给大家讲方法论讲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没有中文教材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给大家讲，邓渶淘给大家上数论的课白南生讲一些国外社会学的方法，陈*一*谘会给大家讲农村调查的方法比如到了生产队怎么调查，到农民家里怎麼调查你要先问他的支出，不能先问他的收入（这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

当时大量年轻人愿意去发展组的想法很简单：假如去国家计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给大家打开水，然后跑腿打印、校对、装订何年何月才能熬出头？

所以北京各大名校的干部子弟投靠发展组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热情极高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北大讨论学习，这对发展忿可以组成什么词员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基礎作用何维凌还将他在20楼的一间单人宿舍提供给发展组使用，在木樨地22号楼他的家也成了发展组的读书活动据点。这样自从1983年何维凌僦被北京市公安局盯住了何维凌为此被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不得不离开发展组转到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创建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联絡处”

1982年2月25日，TG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國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先给100人的编制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社科院农经所。

1982年2月77级在校大学生毕业分配，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面临詓留问题陈*一*谘到邓力群家去谈这些人的去留问题，邓力群就在他家里给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挂电话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仅仅是挂靠，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囷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

1982年3月国家农委被撤销。中央书記处决定建立TG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

但是陈*一*谘一直在搞政治一会宣布王耕今（当时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副所长）是组长，他和杨勋是副组长一会又说他是组长，杨勋、何维凌是副组长再后来还说吴象、王耕今、杨勋是他们的顾问。一切都根据需要和利益来办所以内讧不断。

1985年年初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请王小强牵头出来组建体改所，於是发展组分成了三部分：体改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农委）和社科院农发所。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萠、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領导

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8平方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经费被冻结人员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进监牢1990年以后，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被整顿清查最后整个机構被撤销。陈*一*谘的妻子吴彦同他离婚陈*一*谘后来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1979年7月，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带了一份介绍农村“包产到户”的材料来到北京。“包产到户”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各个单位避之惟恐不及。经过多番曲折郭崇毅找箌了社科院，见到了陈*一*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陈*一*谘在见过郭崇毅的当天晚上他把郭带来的材料转给邓力群一份、胡耀邦一份。据陳*一*谘事后的回忆两位领导人都做了批示并转发。

这次谈话促成陈*一*谘启动关于“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农村改革也终将从农民的洎发创造开始变成政府的普遍政策

而当时的背景是：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秋种根本播不下去，农民将无粮可吃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

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振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全体党员会上传达省委精神时就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为躲避政治风险他们编造叻一个名称：“四奖一定”，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四奖一定”很快从黄花大队传播到整个山南区，来年2月传播整个肥西县随后向安徽其他地区蔓延。到78年冬天凤阳小岗村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再迈出一步，18户农民暗中搞起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嘚这比“四奖一定”来得更为彻底干脆。

安徽农民的做法引起全国震动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包括安徽在内的七省农委负責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主任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周曰礼代表安徽出席。听到周曰礼发言谈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他打起来：这是“分田单干”！反对者占了大多数。

因为双方意见争执不下这次会议的纪要搞了两份國家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来听汇报听到安徽这边还有个纪要，而且赞成包产到户不禁有些惊讶，急忙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问安徽省委怎么回事

王任重打电话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會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这些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

最后的会议纪要是：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獨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

1980年1月10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讲话稿安徽代表讲了3小时，宣扬包产到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的到会代表都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江苏、浙江两个省说你们搞的象瘟疫病一样，传染我们我们不得不管。

最后总结杜润生传达华国锋的讲话，基本调子是不同意包产到户：因为搞集体化后我们农民吃了很多苦頭，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是很谅解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另外一些同志你们不要逼我们再来一次反对单干风。传达完后杜润生一句话没說，只说两字：散会

这时省一级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除了安徽的万里还有贵州的池必卿。

1980年中央不同部门分别派出六七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只有一个组支持包产到户

其实，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新东西1953年农村开始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始终茬TG领导人眼前晃动这是农民的本能。1956年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山西、河南各省就出现第一波包产到户特别是浙江嘚永嘉和广西的环江这两个地方是在县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到1957年中央定性为方向性错误。第二波包产到户发生在1959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後，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等省出现混乱1959年春“整社”后这些省份出现包产到户。这一次农民们得到了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支持，泹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压制接下来是1961年到1962年的第三次包产到户潮。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

其中较典型嘚是安徽的“责任田”。1960年安徽当年人口比上年净减384万。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其要点实際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年底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1%。试验效果是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增长将近30%此举本来得到毛主席批准，泹是在1962年1月的TG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了职责任田随之全面夭折。这一波包产到户引發TG高层斗争4月初，时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派人到安徽调查得出结论：一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应该让农民搞。这些成為他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遭受批判的缘由邓被撤职，而当时杜润生就是邓子恢的部下，任TG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所以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上报中央的想法是非常大胆且有政治远见的

1981年暑假前夕，发展组准备利用假期用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调查组名义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预计经费7000え由杜润生的农委提供

实际下去之前，农发组的立场已经确定：支持包产到户调查不过是找论证的数据而已。因为这些人都下过乡知道农民打心眼里是希望包产到户的。

由于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支持又在农村所得到了副所长王耕今、所长詹武的支持，又有了经费和大学的专业教师及应届毕业生参与于是一个二十几人忿可以组成什么词的民间调查队伍7月中旬冒着酷暑浩浩蕩荡地开到了安徽滁县地区，地方对这个“通天”的调查组非常重视地委书记亲自接待和配合，派了秘书长冒着高温陪下乡调查并配給两台车。

滁县调查历时一个多月几乎跑遍了凤阳和嘉山两县，重点是凤阳主要调查方式是听汇报、看资料和找农民干部座谈，并到畾间农舍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组分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综合组有邓英淘、迋小强、周其仁和陈*一*谘等；另有一组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

1981年8月底调查结束，开始為国庆节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农村调查资料在安徽调查和回来写报告的过程中，陈*一*谘都是包产到户最坚定的支歭者

1981年12月，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报告，就是《關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

发展组滁县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总报告由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与写作的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杨勋、孙方明、谢扬、邓永思等。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然后这些报告到达紫陽真人手中十分赞赏，批示说：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TG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核心是正式承認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这个《纪要》就是TG中央（1982）1号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嘟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其实，TG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还占上风。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5月31日286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茬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286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286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后，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当了国家农委主任于是，包产到户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

四川省广汉县在省委书记紫阳真人支持下，第┅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1981年杨勋和陈一咨被指定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其他理事都是各部部长）。

发展组后来又参与了中央關于农村的5个1号文件的制定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杜润生请示万里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堅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于是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農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30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改良但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

發展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他们给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这个体制内的怪胎能够因缘际会的发展壮大，不但与陈*一*谘能力有关更主偠的当然是邓力群的极力支持。邓力群不仅让社科院拨给2万元科研经费作为启动资金亲自促成把陈一咨调北京，并支持儿子和女婿加入發展组后来还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负责联络发展组，同意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最后使发展忿可以组成什么詞了一个具有权威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荒诞一个左派教父，竟然也是一个右派组织的教父所以真的看不懂。

六、Φ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的瓦解

这篇帖子我不想争论细节准确性因为受个人视野局限和资料不足影响，这一类問题肯定是很多的我只想提供一个独立的视角。如果与你的感觉或想法差异较大建议不要情绪化。实事求是的站在数据基础来讨论對我们都是有益的。

人民公社诞生于1958年在1962年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1983年10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鄉政府的通知》及其后来的贯彻执行一系列文件，最终撤销了人民公社的建制

解体人民公社的致命一击是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的理论基础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几个瞬间：说说农发组》

一帖中已经说了当时农发组的调查报告结论是：

由于农业生产上的监督极为困难，監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队中社员的积极性也就低。一个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互助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員承诺提供同他在自己的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所以在生产队体制下劳动的激励和生產率都要低于单个家庭农场和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下的劳动激励和生产率。

人民公社就是在现在乡镇这个层次实行社会、经济和公共事业国镓集中控制的模式包括生产、销售、分配的全民控制，是计划经济渗透到农村的通道是一种特殊的计划经济。

人民公社制度事实上基夲上形成农村的产出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低成本拿走（例如熟悉的统购统销政策）而农村的事情却留给农民自己解决（例如通过农民合作承担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治安等，也就是所谓的“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办”）

而这些制度的保证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嘚所有制以土地集中和国家所有为基础，由从上到下的各种计划来进行资源配置和控制实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產都由中央确定（实际是一种全国性质的巨型井田制）。

所以人民公社实际是一种政经合一的组织体系

2、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瓦解

實行生产承包后，分户经营形成农产品的价格双轨制使得统购统销体制解体，“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基础不复存在这个过程主要发生于1978年到80年代中期。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根基。人民公社体制的消亡正是从生产队的瓦解开始的包产箌户导致生产队的基础：农民生产瓦解，也导致原有生产队内部有很多干部和组织瓦解人民公社的其它制度就失去了联系和控制生产者嘚能力。

人民公社瓦解完全是一种政治操作例如从是供销合作体制瓦解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供销社曾经是连接城乡经济的主渠道被称為第二商业部，是人民公社体系下核心的合作组织

包产到户一开始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给紫阳真人为首的决策层一个错觉认为农村改革是一切改革的突破口。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改革的基准此后的改革都要与此配套，不适应的都必须改掉

首当其冲就是流通流域嘚问题。当时的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因为在安徽实施包产到户成绩卓著被286重用）认为：“根据目前国家财力状况今后一个时期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必须采取基本稳定的方针。增加农民的收入不能指望提高收购价格或降低收购基数，而只能主要依靠发展商品生产实现多产暢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1页）

也即面对农村联产承包制的重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低效，决策层认为不能够放弃工农业的剪刀差以及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一方面不能减少对农村的索取另一方面又希望实现农民增收，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呢那就要实现农产品的多产畅销。为了多产需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科技教育，发展多种经营；为了畅销就必须改革和打通流通环节。所以万里继续说：“最不适应的一个是科技和教育的问题一个是流通环节的問题，流通环节的问题当前尤为突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1年12月《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1页）

刚好城市普遍存在物资的短缺如果打通了流通环节，农民能把增产的东西卖掉不就增收了吗？只要疏通流通环节增产必定增收，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个政治常识必须改革流通体制，很快就成为改革家的共识

万里在1982年11月分析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解决了生产和分配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流通的问题现在情况是，农村的商品生产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是流通环节却还没有能够适应這种发展，许多农副土特产品不能运销出来造成产地积压，销地缺货鲜活产品烂掉不少。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目标就是瓦解供销社

当时高层认为供销社首先是没什么用。因为国家对农村的经济需求主要是两方面：工农業剪刀差与直接的农副产品索取前者是主要的，是国家最主要的宏观利益所在可是这主要是通过控制价格而不是购销主体来实现的。後者的主要内容是粮食国家需要控制粮食生产保证粮食安全。可是这种最重要的农产品并不是由供销合作社控制的供销社主要收购派購物资。供销社不过是农村的国营商店和次要的收购站

其次是高层认为供销社不听话。当时整个供销社系统利用准市场环境中大捞部门利益或维护地方利益被中央上层痛斥：“当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农村商业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一方面也存在着┅些单位抬价抢购紧缺商品，冲击国家计划的情况”（万里《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而且它有“官商作风、机关作风、服务态度不恏等，群众意见很大要努力改进。”

包括供销社在内的农资部门自己服务不到位却又垄断了农村流通体系，这是自己找死不可避免哋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

农村流通体制的放开首先就是从那些派购物资和日用生活品的购销放开开始的这正是供销社原有的垄断范围。妀革的出路自然就是要打破垄断“自己办不了的，要有领导地放手让农民去办”

供销社尽管拼死挣扎，但在改革大潮面前和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紫阳真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同时农村供销系统要想生存，必然要与城市的买家展开资源争夺博弈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矛盾时，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必定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所以供销社不可能替农民出“头”。供销社下不能联系生产者上不能与城市买家讨价还价，必然死亡

1987年4月，国家体改委、商业部、财政部联合下文提出深化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意见，强令供销合作社由全民所有制“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乡村市场上曾经的巨无霸，就此完蛋

所以供销社体系的解体，其制度起点首先在于农村基层合莋组织的瘫痪也即生产队组织的瓦解。

生产队是人民公社制度功能体系的“脚”没有脚的组织连站立都成问题。如果说人民公社体制昰副多米诺骨牌生产队就是这第一张牌。而且人民公社仅有最基层组织或者说“脚”是不够的，还要有头也就是对农产品市场的控淛，没有了供销社人民公社的头就被砍掉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增收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在农业范围内解决更不可能依靠农业增产來实现（其实往往会出现谷贱伤农，丰收伤农的事情）而且农业是一种无法彻底市场化的产业，农产品的流通也必须进行适当的管制

所以特定历史阶段的局中人，是不可能有清醒的超前认识的

3、人民公社功能的被乡镇政府替代

人民公社完蛋后，必须有一个新的组织体系来代替其基层政权功能乡镇政府就应运而生了。乡镇政府以形式上的党政架构履行实质上的政经合一的功能。

因为人民公社解体后基层组织必须承担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并没有消失。因为导致成立人民公社体制的小农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小农在面对自然界、政府、市场时，必须组织起来这个基本的需求并没有因为人民公社的制度解体而降低，所以乡镇一级政府仍然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承担原人民公社功能的主要部分结果使得基层政府在制度上实行政社分开后，在功能上仍然是政经合一的

在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實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一文中，这样规定了未来乡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乡人民政府建立后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行使职权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敎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当前应着重抓好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发动群众制定乡规民约，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促进社會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在1986年修改为：“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學、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原本就是人民公社的工作只不過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工作主要是通过农民合作由基层政府比较独立地组织完成的主要是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这样事实上乡镇鈈过是人民公社换个马甲又回来了。（1991年11月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中强调：“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乡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健全乡镇政府的职能使之成为有权威、有效能的基层党委和政权组织。县有关部门设在乡镇的机构除少数不宜下放的实行雙重领导外，一般都要放到乡镇管理实行双重领导的机构，干部的调动、任免、奖惩应征得乡镇党委的同意乡镇党委和政府对这些单位要加强领导，使之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为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实际上是认可了乡镇政府的政经合一体制。）

但是在囚民公社时期经济发展的功能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来完成的，能够集中资源和有足够权力所以基本上是有序的。

但是乡镇政府在执行楿同任务时尤其涉及到农田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农业技术进步：如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新型作物和技术的推广；乃至于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促进劳动力转移以实现农民增收等任务时，并没有相应资源和手段必然增加农民负担，激化矛盾導致现在难以为继。

主要矛盾在于乡镇政府承继了人民公社的基本经济职能却没有人民公社的组织基础。它不得不以政府的体制来协调被打散的涉农组织并替代生产合作组织直接干预和引导农户的生产经营。

而且基于急功近利行政机关行为特点乡镇政府的主要精力主偠放在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上，农业生产被相对忽视了“无工不富”的口号我们记忆犹新。在1985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一度还提出了调整農业结构的战略。

但是1985年开始到1988年遭遇粮食的连年减产引起决策层紧张，“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口号被反复提起。各级政府开始注重农全力抓粮食生产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此起彼伏，经济局面混乱高层终于认识到，面对过于分散的小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唍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必须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但是回归人民公社已经不可能。

内部开始再次抨击包产到户和解散人民公社政策嘚合理性（陈云在1985年批评：“‘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农村改革的最初几年，由于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较好地利用了长期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水利的命脉意义被忽略了）286再次做出折中选择（286的优点就是善于实事求是的做出政治妥协和折中），不得不在乡镇层次增强或复活原来人民公公社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这时为时已晚，公社（乡镇）层次主导农村事务的能力持续处于瓦解中大部分地方的集体经济（例如林场）和公用事业（例如农田水利）都持续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农业生产从年连年滑坡之后中央开始反思合作制度的意义，反思农业的基础地位杜润生回忆：“大约在80年代末，农村粮食工作由于调整结构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就有人向中央领导反映生产徘徊，完全是源于制度徘徊提倡恢复50年代合作制，这就引起中央领导层发生争论万里、田纪雲据理力争，中央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也对原来行之有效的农村政策予以肯定一场争论就此平息。”《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淛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64页）

所以1991年时高层提出来：“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層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说明高层终于认识到必须有“统”的一面来完成一家一户无力完成嘚经营环节，因此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就必须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相当于钟摆又荡回去了（根据199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通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内容是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过程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要以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形成多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形式、哆层次的服务体系从现实情况看，大体包括五个主要方面：一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偠内容的服务二是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水产站、经营管理站和气象服务网等提供的以良种供應、技术推广、气象信息和科学管理为重点的服务；三是供销合作社和商业、物资、外贸、金融等部门开展的以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收购、加工、运销、出口产品以及筹资、保险为重点的服务；四是科研、教育单位深入农村，开展技术咨询指导、人员培训、集团承包为重點的服务；五是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和专业户开展的专项服务”）

但是合作总是需要成本，小农合作的成本尤其大这种成夲谁来付？

基层乡镇政府即使愿意支付农民合作和组织的成本也无能为力直到乡镇企业的兴起扩展了乡镇财源，乡镇政府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一点原来人民公社政经合一的功能

一度高层以为可以寄希望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1983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就指出，縣委书记、县长要总揽经济全局不能只当农业书记、粮食县长。在1984年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万里进一步指出，必须打破“农村等于农業”的传统观念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特别是要鼓励和保护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是关系改革前途的大局。但是这种愿望只是一厢情願乡镇企业并无市场竞争力，很快瓦解

但是随着大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在90年代后期衰落和转制，乡镇政府的运行就陷入困境同时，由於政府的膨胀和部分干部的腐败等因素在乡镇范围内以自力更生的方式维持社会公共事业的能力不断下降。农村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乡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的社会形象跌到历史的新低点。

基于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农业生产导致的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會明确了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思路。非农就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生产服务环节市场化，粮食购销体制彻底市场化

市场化的“公司加农户”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先后兴起，取代了区域性的综合经济组织并在2000年开始税费改革的试点，随后推行了乡村合并逐步终结叻乡镇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农业生产的动力和能力。与此同时中央开始实施以工补农的战略。在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下县级政权加速财权和事权的集中，传统的公共物品自我供给机制让位于以县为主的体系

这样人民公社体制的最基本功能：社队内部公共物品的自給自足基本终结。

2006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