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其仁：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畧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給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于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烸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仩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

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征购农產品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征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征收任务内低價，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

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噭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報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產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

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麼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億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采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

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朢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著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問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說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偠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題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業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偠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于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仿佛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镓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ㄖ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給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幫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價统购，或者干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於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還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在“白拿”体制下全然不见了。至于“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ㄖ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于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對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于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岼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作者简介：教授、博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