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差生测智商”拷问教育评价的智商
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期，无锡市测智商的中小学生明显增多。原因是中小学教师实行绩效工资，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因此，部分教师要求家长带成绩差的学生到医院测智商。据悉，今年以来已有近500名学生测智商。目前，此做法已被无锡市教育局等部门叫停。
被斥为“比抽教鞭更加恶毒”的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绿领巾”事件刚刚作罢，学生“智商测试”随即登场，前后两起事件遥相呼应，虽不能据此判定基础教育底线普遍失守，却也表露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了功利诉求，某些地方的教育以及教育从业者可谓“煞费苦心”，穷尽办法。
那些逼迫学生到医院做“智商测试”的老师，固然应该谴责，甚至从职业操守的角度考量，已经失去了起码的自我约束，变得市侩和缺乏教师情商。但是，更深层次来看，班级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挂钩政策，才是背后具有驱动力的魁首。老师也好，学校也罢，其在教学管理上的行为选择，无不要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体系为标准，这是不言自明的现实逻辑。
就此事件来说，如果学生智商显示较低，老师可以向上申请，该生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由此需要追问的是，所谓“向上”申请，是向谁申请？又是谁规定的智商测试较低学生的成绩，不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简单地将班级考试成绩与教师的绩效考核相挂钩，已经是管理上的“庸常的恶”；与之相配套，再规定智商测试较低的学生成绩，可以不计入考核，则是“恶上加恶”。
正是有这种制度之恶镶嵌在绩效考核政策中，才最终导致了教师逼迫学生家长带孩子去测智商。所以，与其一味指责相关教师，莫若将着眼点放在教育评价政策上，教育评价政策缺乏应有的“智商”，落实到具体教学行为上，就会有“缺智商”的选择——仅仅半年多，近500名学生被迫去测智商，恰恰是在拷问教育评价政策的“智商”。
“素质教育”已经实施多年，但至今分数依然是老师和学生的命根儿——归根结底，素质教育只是从形式上做改变，但教育评价始终沉浸在行政化和功利化的窠臼中。现在无锡的教师工资改革，都被有关部门套进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中，可见其已成思维定式，病入膏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改进教育教学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现在“智商测试”被叫停了，但“低智商学生”成绩不纳入考核的“低智商”政策是谁制定的，有没有被“一票否决”呢？如果制定不合理政策的部门不被问责，教育评价机制没有改革上的具体动作，各种匪夷所思的校园事件还会层出不穷。
2、“濮阳威胁门”的启示
3月29日的《南方都市报》，已报道了3月26日发生的“濮阳威胁门事件”。这事起于一个实名举报的网帖。3月23日，濮阳县习城乡南游村村民李世超、宋立坤、巴利军在百度濮阳吧发帖称，1999年，村干部贪污黄河大堤修复时补偿的毁地费用数十万元，村民圌联圌名上圌访后，濮阳县委、政圌府于2003年底成立调查组介入，“村贪污犯十几个人共交贪款39000多元，可到现在这笔款群众没见分文”。
3月25日晚，“百度濮阳吧”吧主刘圌伟江接到一自称“濮阳县委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要求马上删除此帖，“可以给点钱”。刘圌伟江拒绝此议，言明删帖需要遵循网站删帖程序、出具相关证明。紧接着，对方再次打来电话，称必须在晚上10点前删帖，否则领导将对吧主个人采取措施。26日上午，刘圌伟江把电话录音贴到了网上，顿时引起轰动。全国各地网友登录濮阳吧声圌援吧主，主帖日内点击达21万，另有许多声圌援主帖发布到多个网站。尽管刘圌伟江拒绝媒体采访，仍有十几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和网站关注了此事。
需要补充一下媒体尚未披露的消息。一则：3月29日下午，濮阳县习城乡党委书记杨世虎，代打电话的当事人向刘圌伟江当面道歉，并请刘转达对网友们的歉意。“濮阳县习城乡政圌府关于‘威胁门’的致歉声明”(影印件)，已发布在百度濮阳吧。二则，濮阳市宣传部对濮阳县委通报此“重大舆情”，濮阳县县委书记写了批示，有“严肃处理”云云。
基层权力、网民、网站及“吧主”等相关各方，都可以从“濮阳威胁门”事件中获得经验教训。
网上出现控诉、批评权力的信息后，被涉及的官员、单位应怎样应对？这其实很简单，实事求是回复就是了。上网发帖的举动，表明发帖人还存希望、讲道理、讲文斗。问题上网，比在线下折腾好得多，而你硬要封嘴禁言，那是把人往绝路上逼，最终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网络删帖规则本来就对官方很便捷，如果仍不愿走起码的程序，连一点痕迹都不想留下，偷偷摸圌摸走黑道，扔根胡萝卜不起作用，立即使出“黑社会”手法。就这样，要大家感觉你貌似一级政圌府还有什么权威、公信力，没有可能。
“吧主”和个人网站拥有者，是个鱼龙混杂的特殊群体。官员要对其“采取措施”，不是针对管理团队而是针对个人。换一个吧主，或者刘圌伟江收钱删帖，“威胁门”可能会是另一种事态演变。在此，我提醒一下：若缺乏规则意识和公道理念，还是不要担当吧主之类的角色为好。涉入公众之事而无担当、秉正之心，不如不做。另外需要告诉相关者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收钱删帖为安全得利一途，那种事其实很危险———
一个小小的“钓鱼”设计，即可将你打翻在地。无数网民圌反应如此强烈，一来因“威胁门”挑衅、压迫公众的言论权，威胁的不是一个人；二来，不少网民明确意识到：透明与彰显权力压迫民间的信息，民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才能有所保障。权力和官员删帖禁言的难度越大，舆论监督力度越大，针对民众的威胁与强力措施就越少——— 这是民众和良性权力应汲取的一条宝贵经验。
3、反思“五道杠”少年生长的土壤
日前全国少工委正式下发了通知，要求各级少先队队组织和队员不得使用不符合制作规定的队干部标志，如果有创新做法，则需上报。
最近，一个叫黄艺博的武汉少年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他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有网友称其“官相十足”，更有人质疑其纯真的童心已被大人化的作秀所取代。而其臂上戴的“五道杠”，则被指是官本位教育渗透到了青少年的心中。
平心而论，不管是“五道杠”，还是“三道杠”，若以体制内教育而言，黄艺博确实堪称优秀。然而又因为其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被认为是过于早熟，太“非主流”了。可是大家在指责其“少年老成”、“官僚味十足”时，可有想到，是什么样的环境导致黄艺博在小小的年纪，就如此老到，并且谙熟官场做派？
孩子的成长不仅与父母、家庭有直接关系，与社会大环境也脱不开关联。无论黄艺博成长轨迹如何与众不同，我们都不应将矛头指向孩子，苛责一个13岁的孩子本身就有点不公平。我们不妨反思，到底该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和土壤？说孩子丧失童真很可怕，但扪心自问：我们的教育又何尝不是在扼杀孩子的童真呢？而官本位式的教育体制，也很容易让孩子患上“官瘾”。孩子本无错，即便有些许与众不同，也是教育和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以棒杀“五道杠”少年来质疑中国的教育，对黄艺博来说，太不公平。不妨对黄艺博多些宽容心和理解，多反思一下社会当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4、车厢“禁食令”行得通吗
重庆拟规定“禁止在轻轨车厢内饮食”，违者可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立法禁止在车厢内饮食，将有利于城市文明的发展。部分市民则认为车厢内不让吃东西不够人性化。尤其上班高峰有些乘客来不及吃早点则会在车厢内解决。(《重庆晚报》3月24日)
在公共交通上饮食的陋习该革除
在公交车、地铁车厢、轻轨车厢等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上吃食物，喝饮料，在国内很常见，很多人似乎也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这实在是一种社会陋习，是一种既不文明，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被尽早革除。
所以，面对重庆市有关方面出台的“禁止在车厢内饮食”的规定，尽管有些市民持反对态度，觉得这有失人性化，但笔者还是从心里支持这一规定。市民在各类公共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性化很重要，但人性化也要分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如果为了照顾个别人的“人性化”而忽视了多数人的感受，则这样的人性化就成了一种“伪人性化”。
首先，在拥挤甚至是封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容易给别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本来就不大，如果碰上人多，更是拥挤不堪，空气混浊，如果这时候再有人吃吃喝喝，则车厢里的气味势必更加难闻，令人窒息。吃东西的人倒是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但是别人的感受呢？如果碰巧你吃的东西沾荤带油，一不小心蹭到别人的身上，恐怕还会引起矛盾和冲突。
其次，作为一个封闭或者是半封闭的空间，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卫生状况关涉到每个乘客的感受和权益。如果有人把吃完的包装盒、包装袋、饮料杯随手乱扔，或者是手里的汤汤水水洒在地板、座椅上，都会造成车厢内环境卫生的污染，既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也损害了其他乘客的权益。
最后，在车厢上饮食，对吃吃喝喝的当事人同样无益。先不说边晃悠边吃的饮食习惯不利于身体健康，而且车厢里不停有人上车下车，车本身也一会儿开，一会儿停，很难避免正在吃东西的人不被噎着烫着的。对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持反对态度的人，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在车厢上饮食，可以方便那些赶时间上班而又没有时间吃早餐的人。但是吃个早餐，又需要多少时间呢？提前起床十分钟、八分钟，足够从容地吃完早餐了，于人于己都有益，何乐而不为呢？
公共治理不能习惯性地依赖禁令式管理
如果在车厢内饮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那么冰冷的、板着脸的一纸禁令，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不文明”呢？因为一纸禁令之下，显示出了治理的粗暴思维，以及一些政策出台背后的惰政，这就像一剂猛药，试图以此来实现药到病除。一个社会公众行为的改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实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有更多的耐心，讲究治理的谋略。生活中的各个不文明行为，就像是社会的慢性病，需要的是悉心细致的调理，而不是猛药。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东京地铁，从1974年9月开始，一直进行有关地铁空间行为准则的广告宣传活动，持续至今。这类广告的内容涉及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先下后上、不占座、不在车厢内吃东西或者大声喧哗等等，大都是采用漫画形式，立场鲜明而又不失幽默与温情。经过此类广告的塑造，本来就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日本人更为彬彬有礼、循规蹈矩。所以，更进一步地去分析，依赖禁令的社会管理方式，其实本身就是应该被得到有效的反思。因此，这样的措施背后，往往都把民众预设为一个个被动的被管理者，而不是一个有公共自我意识的主体，并没有给民众以充分的信任，没有调动他们自身的主人翁意识，促成一个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成型，然后实现自我管理与相互约束、监督的无形机制。而如果总是依赖这样的管理方式，要收获具有文明自觉自律的民众，好像也将会是一件难事吧。所以，呼吁更多的社会公共治理部门，不妨跳出一贯的禁止式的管理思维，以充满人性化的人文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相信一定能得到市民的欢迎，而且还能更好地收到奇效！
立法禁止车厢内饮食不妨“先行一步”
诚如一些网民所言，如果上述立法成行，明显有“超前”因素，不仅会因为现实中面临的执法难题导致立法落实难，同时，由于现实中部分公众对禁止车厢饮食或明或暗的抵制心态，也可能会让这一良性立法预期大打折扣。但是，即使是面临无法完全落实和执行困境，我们却不应否定这一“超前”立法的正面意义。
“超前”立法，尤其是与现实部分公众认识和认知上明显有差异的“立法”，执行难是必然的，但并不代表这种“立法”没有意义。我国近几年来承诺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任务没能实现，有公众认知和公德意识相对欠缺的原因，但恐怕任谁也不会否认执行和践诺这一“理念”的积极意义。恰恰相反，只要是未来的目标或未来理应也必须实现的公民素质和目标，超前性立法、超前性进行实践和探索，即使是碰到时下执行不好，也依然是必要的。
立法“超前”，尤其是原本符合发展理念和社会前进潮流的“立法”，反而被认知为“超前”，这又恰恰说明滞后的社会“文明”和公众意识需要“引导”。用什么来引导？离不开带有强制性的立法和规范。形象些说，一些社会管理领域的“超前”立法，带有适度的“前瞻性”的立法，犹如引领社会发展、未来社会公众文明道德素养的“灯塔”。虽然短期内有“阻力”，也或不被部分人认可，但这个“灯塔”的最大意义在于指引一个未来文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只有有了这一“目标”，才会有更多的人逐渐认同和拥护这一“目标”，并追寻到这一“目标”中。这正是“立法禁止车厢内饮食”最大意义。
5、40岁没有4000万就是人生失败？
近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又成舆论焦点。他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并对研究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元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教授的身份，自然让人想起北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亲题这一校训的启功先生，九泉之下如果听到董藩这番言论，不知该作何感想，又该情何以堪。
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启功是这样阐释的：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这种以德为先、以品行引领社会的大学精神，是师范院校应有的精神追求。而在董藩的言论中，德被屏蔽了，师被掏空了，范被庸俗化了，关于教师的所有价值期许被击得粉碎，衡量成功的标准只剩下了一个字：钱。
先不要声称不认没赚到4000万元的学生，董藩首先该担心的，是学生会不会不认自己。不少学生走出社会后，并不会介意从前的老师认不认自己，对他们来讲，老师只是人生中的匆匆过客。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能被毕业多年后的学生记起，更不用说回学校看望。只有那些真正关心过学生，以渊博的学识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以高尚的品质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的老师，才能赢得学生的铭记。董藩后来为自己的言论辩护说：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学生贫困。这真是一件漂亮的道德外衣。在你眼中，难道40岁赚不到4000万元的人，都成了穷人？说这些话，表面看是励志，更像是在炫耀地“自抬身价”：我董藩的学生，40岁怎么能赚不到4000万元呢？
6、名人故居可以拆但不能乱拆
北京西城区陶然亭粉房社区的3000户居民，常年居于青砖灰瓦、雕梁画栋的院落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院落曾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各色会馆，其中包括梁启超曾居住的“饮冰室”。如今，该社区的粉房琉璃街、潘家胡同，都披上了大大的“拆”字，而散落于两条胡同中的30余家会馆，也有可能永远湮没在拆迁扬起的尘土中。该社区一相关负责人称，115号新会会馆去年5月份有消息说因是梁启超故居不拆了，墙上本来刷上的‘拆’字也涂了，可眼下又有消息说还得拆，说会馆不够文物保护级别（4月6日《京华时报》）
这两年，经常有名人故居遭遇拆迁的消息，牵动着公众的心。很多名人故居，不但是历史的见证，房子本身也具有文物价值，它们的存在为城市增加了文化含量。将这样的“老房子”拆除，实际上就是破坏城市文化。遗憾的是，在旧城改造、建设开发等旗号下，很多文物专家的奔走呼吁，最终收效甚微
实事求是地讲，城市要发展，就会有拆迁和建设，不可能将所有的老房子都原样保留。那么，名人故居可不可以拆呢？笔者以为，未必所有名人住过的房屋，都一概要当作纪念场所保留。事实上，不但名人的层级有高低，它们住过的房子也千差万别。有些所谓的名人故居，未必有多大历史文化价值，有的不过是名人短暂租住的普通房屋而已。如果不够文物保护级别，无需去特别加以保护。
然而，对名人故居的拆迁问题，至少应当高度审慎才行。因为拆迁行为是不可逆的，正如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汤锦程所说，文物建筑“拆掉很容易，再找回来就相当困难了”。就拿陶然亭粉房社区的梁启超故居来说，它究竟够不够文物保护级别，需要权威部门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在权威鉴定结论出来之前，谁也不能先“默认”其为可拆迁，更不能直接下手去拆掉。
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于普通的民居，哪怕完全跟历史文化无关的，也不能随便就刷上“拆”字。事实上，现在一些名人故居被违法拆掉，并非谁跟名人故居本身有仇，而是开发商看中了其所在的地块，想从拆迁开发中获取暴利。而与名人故居比邻而居的普通市民，基本没有能力与开发商讨价还价，只能借着呼吁保护名人故居来保护自己的房子。
所以，对于名人故居的拆迁，我们不能只看到名人故居，而应全面审视城市开发建设，不仅要看它是否尊重历史文化，还要看它是否科学规划，是否违背民意、与民争利。
7、拒载农民工，公心还是私念？
近日，有网友把自己乘坐公交车时看到的一幕发在网上：一名农民圌工提着一个运货的手推车上车，然而，在刷卡后，司机却以“危险品，危害乘客安全”为由，让这名男子下了车。许多网友看过帖子后认为，司机的做法过于谨慎。而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则表示，按照规定，有可能对乘客形成安全隐患的东西，都不该被带上公交车，该司机此举也是在遵守规定。(4月7日《北京晨报》)
等着，盼着，车来了，卡刷了，却被司机以安全为由“请”下车，看不到这名农民圌工被拒载后的表情，但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情———失落、窘迫、酸楚、郁闷、沮丧……因为自己也有公众场合被“挑出来”的经历，能够体会他此时的尴尬。
遵守规定没错，但规定要明明白白，要一视同仁。什么是危险品？最起码要有个衡量的标准。如果公交公司的规定真的这么严格，如果每个司机都能如此严格遵守规定，如果规定对每一个人都能一视同仁，那也没有任何怨言。关键是规定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严格，执行规定的人也没有如此认真过：公交车上人挤人，行李压行李见得多了，有谁被“请”下车过吗？总是塞得不能再塞，人多得车门都关不上、打不开的时候，才会出现“拒载”的情况。
因而，很是纠结，如果这人不是农民圌工，行李不是手推车，规定还会被如此认真地遵守吗？这不是笔者在主观臆断，或者是在无理搅三分。本人有两个公交车司机朋友，一个走市内线路，一个走郊区。市内开车的那个时时小心谨慎，生怕得罪乘客，因为车队有规定，被乘客投诉是要罚款的；而另一负责郊区路线的则完全相反，吆喝、甚至是训斥乘客，全无和气可言，他就不怕投诉，不怕罚款？还真的不怕：其一，郊区的人不像市里的人维圌权意识强，很少会有人打电话“告状”，其二，督查、媒体大都在市里，那才是车队主抓的重点，因而车队对郊区的司机要求远没有市内“苛刻”。
每个人都有“看人上菜”的心理，或轻或重而已，谁都不用推脱。但“上菜”之前，还望仔细掂量，农民圌工也好，手推车也罢，人虽穿得脏点，车虽欠“高档”，但也是“上帝”和“上帝”携带的行李，不应该是“被规定”的对象，被“请”下车的真正原因。真的希望这次拒载事件乃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念。
8、“截车救狗”到底该不该？
4月15日中午，京哈高速张家湾收费站附近，一辆载有520只待宰狗的货车被300多名动物保护志愿者拦截，双方同时报警。僵持了15小时后，这些狗被一家公司和基金会，以及志愿者们共同集资10万元买下。500多只狗获救了，这一场爱心大营救有不少人赞扬，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梳理一下这场激起400余万网友参与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救狗”者爱心爆发是否过于盲目；其二，“截车救狗”的行为是否合法。
众多动物保护志愿者都是从微博中看到信息后赶赴救援现场的。微博里说这是一车偷来的狗，其中还不乏宠物狗。可是，据现场救狗的一位网友自述，现场情况和微博中的描述有很大不同，整车的狗里绝大多数都是土狗，所谓的宠物狗少之又少。而且，这一车狗并不是车主“偷”来的，车主手中有相关部门出具的检疫、消毒、免疫等合法手续。
可以理解动物保护者救狗心切，然而，在发布“救狗信息”时夸大事实严重性，固然能凝聚爱心营救的号召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爱心的盲目与非理性。“截车救狗”现场，很多动物志愿者呼喊着“放狗放狗”，现场对峙的局面一度紧张，志愿者们爱狗所带来的情感因素超过了正常的理智思维。
谁也不能否认“救狗”的爱心呈现。“截车救狗”现场，500多只狗获得了“自由”，但这并不表示动物保护志愿者们的爱心“彻底”拯救了这些待宰狗的生命。据报道，4年前，同样是这个组织，在天津解救回415只猫。但最后由于猫的归属权不清晰，大批猫咪去向不明甚至死亡，而且还拖欠了医院费用。所以，有不少网民担心这些志愿者们还会不会继续去关心这些狗的领养率和存活率？
争论更为激烈的是，“截车救狗”的行为到底合不合法？动物保护者们强行将货车司机拦截在高速公路上，而且一截就是15个小时，这种无视交通法规的行为到底该不该担责？在拦截了货车车主之后，志愿者们还非常主观地认定货车司机出具的检疫证是假证，他们有无权利对司机“有罪推定”？在“截车救狗”的过程中，志愿者们的爱心哲学确实显现出了“粗暴”的一面。难怪知名评论人连岳在微博中对此提出异议，“退一万步说，截下的货车里真有来路不明的狗，那些爱狗者强行拦截运狗车也是违法的私刑，这正如你强行闯入他人家里，发现里面有来路不明的物品，也不能证明你的闯入合法。”爱心和善行的施展必须遵循法治的边界，任何侵犯了他人自由和权益的“善”，都有可能异化为“恶”。当然，这些理性的劝诫也并没有被所有志愿者接受。
“截车救狗”的争论恐怕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停，它有可能将继续发酵。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没有定论，但关于“救狗”这些争论里还激发着人性之善的因子。只要有善和爱的存在，只要有法律意识的存在，争论再激烈都是好事。争论越激烈，类似“救狗”的爱心将更理性更持久更有力量，类似“截车”这样的过激举动也将越来越少。
9、怎看待“截车救狗”引争议
4月15日，京哈高速张家湾收费站附近，一辆载有500多条狗的卡车被动物保护志愿者拦截。尽管警方调查得知，货车证件、手续齐全，属于合法运营，但志愿者仍然不愿放行，局面一度僵持。所幸，经过一番艰难的协商，这些狗狗们终于被收购下来，事情妥善解决。
回到事件本身，救狗行为得两面地看。拦截卡车，在高速上僵持，有罪推定式地盘问卡车司机，这些行为都涉嫌违法，且对狗的爱心并不能为此正名。当然，整个事件最终是通过协商、赎买的方式解决的，这倒是让人欣慰，也值得肯定。只不过，妥善的解决方案，发端于涉嫌违法的拦车行为，于是就变得不那么纯粹，争议因此而起。
愚以为，要是志愿者们没有在高速上拦截这辆车，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搜寻这样的营运，逐一协商、赎买，让拯救行动规模化，并且谨慎对待法律的底线，那么他们的行为倒是积极和有效得多，也不会有什么争议。事实上，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们，也多是通过设立基金、发起组织等方式，来拯救他们所关爱的动物，相当于协商、赎买这500多只狗的升级版。如果这样还觉得不够，还要将爱心推己及人，那莫过于宣扬观念，甚至进行立法游说，让整个社会都能接受自己的动物保护观念。本质上，这和利益协商的意义上是相同的。
此次救狗行动之后，网上有人发起“不吃伴侣动物”的活动，这就是一种观念的宣扬，这比到现场拦截车辆倒是好得多。网上响应者众，据报道已达3.7万人，可见效果也不错。因为不是强制，而且响应于否纯粹发乎内心，这就没什么问题。假如我的伴侣动物是乌龟而不是狗，那么不吃乌龟而吃狗同样是我的响应。只要不是强制，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们说这个时代是道德观念多元的时代，其实动物保护——严格地说我们只有“宠物保护”，莫不是多元道德观念中的一环。一个道德多元的时代，不同的道德观念之间有竞争，也有退让，只要它们谁都不能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性道德，就不具强制性，就要为“异己”观念留足空间，彼此都莫做僭越的念想。
救狗事件引发了很大争议，舆论几乎分为两派，各自论述自己所理解的动物保护观念。舆论和观念的对峙，其实已经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是多元的，哪怕具体到动物保护的问题上，人们的观念也有不同。既然有不同观念，那就应该坐下来，平等而理性的交流。你可以去同化对方的想法，但不能尝试打倒对方。
10、“禁唱门”怎么会出现扯蛋的局面
20日，一张温州市鹿城区某KTV禁唱37首歌曲截图走红网络，称浙江省文化厅为反三俗，确定37首违禁歌曲，其中不乏苏芮的《牵手》、张宇的《大丈夫》、任贤齐的《小雪》、陈升的《北京一夜》等知名度很高的歌曲。（4月21日《华西都市报》）
禁唱的歌曲当中，也确有不少需要禁唱的，比如《脱掉》《吹喇叭》《爱国精神病》《鬼》《放屁》。从这个角度来讲，浙江方面出台规定，确定禁播一些低俗的歌曲并无不妥。如仅此而已，事件也不会发酵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当天下午5时，文化厅执法处极力否认，并强调文化厅从没发过有关“37首违禁歌曲”的文件，他们正在追查错误消息的来源。第二天即21日下午，鹿城区委宣传部针锋相对，明确表示，区文化局只是执行文化厅的命令，作为一个区级文化局，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权力去制定这样的规定，他们对文化厅否认此事感到“难以理解”。一个极力否认，一个明确说“有”，孰是孰非，无从知晓，我所不解的是，为什么双方要互踢皮球？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歌曲凡涉及淫秽露骨的歌词、色情画面的，包括盗版的，都应该属于禁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也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在浙江禁唱范围里，除了一些公认的“不宜”曲目外，还有苏芮的《牵手》、任贤齐的《小雪》等，这些歌曲不仅歌词里找不到低俗的内容，而且传唱甚广，老少皆宜。如今，传唱这么多年的老歌，突然就不明不白地变成了“禁歌”，理由是什么？这才是公众质疑的焦点，也是浙江有关方面需要面对的——这毕竟属于行政透明的范畴。
行政透明，其实就是常常讲的要“走群众路线”。特别是在做重要决策时，涉及大众利益，必须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吸收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此事，如果浙江有关方面，在禁唱37首歌曲前，对曲目进行公示，给出每首歌禁唱的理由，在吸纳了公众意见和建议后，作出禁唱的规定，也就不会存在这样的“纠葛”。我非常理解浙江方面的善意，也早就希望对那些低俗歌曲进行禁止。就此而言，该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于进一步促成对娱乐场所的管理规范，对歌曲、影视等进行分级。当然浙江方面也不必纠结，文化部已对此事回应——“禁唱”属于合理执法，好好做个解释吧！
11、“菜贱伤农”拷问公共服务短板
近日，京鲁豫等部分地区蔬菜价格速跌引发各方关注。商务部针对蔬菜市场出现“菜贵伤民、菜贱伤农”怪圈紧急部署对策，稳定蔬菜市场，帮菜农寻找销路。其中包括组织指导大型连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企业直接采购蔬菜，优先销售滞销蔬菜。（《京华时报》4月24日）
蔬菜价格的反常表现，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是蔬菜“大小年效应”作怪。另有观点认为，今年北方天气异常，“北方菜”提前上市加大了供给。还有权威人士觉得，日本地震并造成核泄漏后，“大叶蔬菜更容易沾染核辐射”的消息，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但笔者以为，是不少地方、部门在抓菜篮子工程上片面地把菜价完全交给市场，而忽视了蔬菜销售流通领域，这种在思路和管理方法上出现的较大漏洞，是导致蔬菜价格不正常涨跌的主因。
现实情况是，虽然菜农手中的菜价低得可怜，但消费者却没有感觉到菜价下降。以此次严重滞销的卷心菜为例，央视记者在杭州发现，新上市的卷心菜在批发市场0.15元1斤，到了农贸市场却1.5元1斤，几公里就翻了10倍。目前杭州蔬菜供应要经过3道手续：先从田间到批发市场，再从批发市场到农贸市场，最后到消费者手中。而在上海，卷心菜由在田间的0.06元1斤也涨到市场的0.6元1斤，也上涨了10倍。
值得关注的是，农产品流通领域不畅通何止是一个“菜篮子”。譬如，还有
“谷贱伤农”与“谷贵伤民”的农产品供应收益与销售利润脱节问题。显然，在农产品整个供应链条中，总是农民和消费者两头利益受损，中间商却大发横财。这更意味着，各地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方面，不仅存在诸多欠缺和差距，还有实质性的具体工作亟需理顺和开展。现在，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菜价“最后一公里”，具体讲，严格监管中间批发环节，畅通绿色通道，建立公益化的社区菜场；用公共财政资金，建立一批公共冷库，来服务菜农，以实现蔬菜储存，均衡上市，这不仅可以减少菜农的损失，也可以促进蔬菜市场的平稳发展；此外，政府职能部门，还可以利用政府信誉和公信，建立半市场化和半公益的会员制中介组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博弈能力，破解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力量不均衡，让农民在市场上变得“强硬”起来，最终实现菜农的利益最大化，同时让老百姓手中的“菜篮子”轻松愉快地提回家。
12、“领导视察悬浮照”是一面镜子
近日有网友曝料称，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发布的新闻中使用合成痕迹明显的相片。在相片中，县领导“飘浮”在一条公路的上空，图片说明称这几位领导在“检查新建成的通乡公路”。27日，会理县表示，确实是使用PS过的照片，并贴出领导考察现场原图。
这年头，学艺不精害死人。犹记得，前些天江苏溧阳市卫生局长谢志强也是由于学艺不精，误将微博当作私密的QQ，而在微博上与情人调情相约开房，最终乌纱不保，徒留笑谈。而会理县这出闹剧，现在被人戳穿，是否有人为此担责，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有人担责，也不可能是领导，自然有替罪羊来包揽全责。
据当地宣传部门解释，当天领导们是去了现场的，“当天没有专业的摄影人员跟去，拍出来的相片光线不好，网站工作人员就自作主张PS了。”该县几位领导也说他们对PS一事并不知情。按这种说法，领导们似乎挺冤的，要怪就怪下属擅作主张、当天没带“专业的摄影人员”。
领导们的如是解释一点都不出奇，“金蝉脱壳”之术历来是官场中人所尊奉的法宝。固然，这些“视察悬浮照”，就算是学艺不精的网站工作人员“拍马屁”所致，领导们也有管教不严的责任。再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属敢于弄虚作假，也多多少少与其工作的大环境有关联。换句话说，“领导视察悬浮照”的出现，至少可以说是在权力浮夸作风辐射下的产物。
现实地来看，“领导视察悬浮照”所反映出来的拍马屁、浮夸作风、形式主义、摆官架子以及追求过于完美的形象政绩等等问题，也同样不值得我们惊诧。这些官场习气，表象有时候的确会撩人眼球，但实质却让人习以为常。一些党员干部作风虚浮，脱离基层，上班便是混日子。干起工作慵懒散，汇报工作一枝花。即便所谓下基层搞视察，也不过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停留于“坐在车上转转，隔着玻璃看看”。只要在仪式上露个脸，在“专业摄影人员”面前，摆拍几张“完美、高大”的领导照片，便大功告成。
很显然，假大空的新闻屡禁不止，是和官员盲目追求形象政绩分不开的。政绩是官员晋升的台阶，为了政绩，官员可以不择手段，欺上瞒下，而只要政绩能得到上意肯定，也就不管政绩是真是假。不难看出，一些官员为了政绩而不惜弄虚作假，在一定程度上是上级纵容的结果。有些官员明明知道下属在造假，就是不去戳穿，由着下属瞒和骗。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上下级之间有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利益共生关系。
当然，我不能就此说会理县的官员有这些问题。但如果不是因为“悬浮”了，不是好事者将这些“悬浮照”广为传布，恐怕这些PS照片，仍会在该县网站以及其他场所展现领导们的“光辉形象”。
这些虚假的照片，终究是一戳即破的窗户纸。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事发生后不到小半天，这张“视察悬浮照”即遭到网络PS高手们的恶搞——其中既有领导站在洪水中讨论抗洪抢险的，也有站在月球空间站讨论登月计划的，还有三位领导正在研究郭美美……较之官员的形象被恶搞，这种丑闻对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所造成的伤害，却是短时难以治愈的。
13、用假情感节目欺骗公众真无耻
石家庄电视台第三频道的《情感密码》开播于今年年初，定位为“讲述石家庄人自己的情感故事”。节目内容多是涉及家庭、婚姻、情感类话题，往往引得受众感慨不已，例如最近引起轩然大波的《我给儿子当孙子？》就是突出的一例。（《中国青年报》8月17日）
该节目说的是家住石家庄休门（村）附近的一对儿80后小夫妻许峰和王蓉“啃老”的故事。看了之后真叫人义愤填膺。据说，此节目播出之后，在石家庄休门（村）附近引起了公愤，大家想知道这“许峰”是谁。可惜，尽管公开进行“人肉”，也还是没有找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当地寻访许峰父子也一无所获。8月12日，“许峰”却主动找到了记者。他告诉记者，《情感密码》是一家传媒公司制作之后卖给相关电视台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而《我给儿子当孙子》只是这家传媒公司花钱雇临时演员“演的一场戏”而已。
对于石家庄电视台的欺骗行为，我们获知真相的观众一定会立即冒出两个词来：修养不高的人会痛斥“混账”，有点文化的人也一定会大骂“无耻”。对此，电视台有关人员告诉记者，这期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工作人员的初衷是好的，希望使刚毕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自立自强，同时也引发家长思考如何正确教育引导孩子。这是以“政治正确”来为无耻行为找借口。目的的正确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相反，无耻的手段却能证明目的的卑鄙。其本质的问题是，不择手段追求收视率，以提高电视的知名度和领导政绩，更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有了收视率，广告多了，广告费高了，大家的收入也就高了。情感类节目可以转变为口袋里的现金或支票，虚假“情感”正是电视台向我们出售的假冒伪劣“商品”。
不过，电视台还有一个解释是，情感类节目不是新闻类节目，是允许找演员扮演的。他告诉记者，这在业内是通行的做法。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把小说冒充新闻，如果是表演的节目，就请不要以“纪实”的面目出现。至于这种假戏真做是不是“业内通行的做法”，我们不知道，但不能认为做的人多了，骗子就会变得正当。广电总局恐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对全国情感类节目的弄虚作假进行一次专项整顿，对违规者亮出黄牌。
14、“割皮救女”为何刺痛公众神经
8月16日，5岁女童然然60%身体烧伤，22日，石家庄市灵寿县农民工杜金辉割下自己右下肢一半皮肤植给女儿。为节省约千元费用，杜金辉选择局麻替代全麻。医生估计，后续治疗需至少十几万元。杜金辉一家则担心新农合医保报销手续复杂。(中国新闻网9月11日)
“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为何割下自己的皮肤，都是对父母的不尊。然而，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为了节省下那千元麻醉费，为了免去医保报销兜圈子。身为农民工父亲的杜金辉顾不了那么多了。都说“痴情父母古来多，只有儿孙忘不了”。于此可见一斑。
我在想，假如杜金辉有幸生活在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陕北神木县，或是个权贵人物，又何至于必须经受如此撕心裂肺的身体折磨，才能让他如波涛翻滚的心稍得平复？然而，假如毕竟只是假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割皮救女”时选择局麻替代全麻，虽属极端个案，但杜金辉的遭遇无疑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全民共享”的春风并没有吹拂到城乡每个角落，特别是那些经不起大病大灾折腾的底层农民工家庭。同时，也折射了新农合医保报销制度亟须进一步完善。比如可否变坐等患者家属持住院清单到处“求神拜佛”为“一站式服务”或医保报销服务上门模式。
就现实而言，要想让所有国人生活工作在天堂或者在遇到大病大灾时，都不被高昂的医疗费所困扰，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毕竟，这涉及到人口数量、财政压力、执政理念等方面问题，但“全民”办不到，希望各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财政支出上多向那些困难的家庭倾斜总是可以的吧？“免费”的要求达不到，对于那些一遇重大病灾就免不了要走极端的家庭多给予物质与精神上的关爱总不是难事吧！
从网上大量的或赞美父亲的大爱，或指责有关政府部门渎职，或感叹于收入分配不均等网友跟帖留言来看，“割皮救女”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神经。只是，刺激公众的神经显然远远不够，能真正促进当地各级政府加大财政向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上投入的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贫穷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的关爱力度才好。这样，类似“割皮救女”的悲剧才可能避免。
15、“不作为”所长最该向谁道歉
涉事所长之向单位道歉，也绝非随口一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利害考量。既然在目前的权力格局之下，能够决定其未来命运的当然是单位而非社会公众。
沈阳市民送工商“不作为奖”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反响。沈阳市工商局有关负责人9月3日表示，目前已与举报的消费者进行了沟通和处理，消费者表示理解。涉事工商所长刘新表示，这几天正在反思和自查，由于自己的工作失误，给单位带来了麻烦，对此表示道歉。（《广州日报》9月4日）
事发之后，工商系统积极应对舆论监督，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事件正在朝向良性的方面发展。不过，仍有若干疑点需要进一步厘清。
首先，既然有消费者具体指认沈阳市铁西工商分局中国家具城工商所“不作为”，有关部门就应该对此展开调查，究竟是哪起案由使得消费者产生不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消费者与工商所之间存在哪些不同理解，工商所到底存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形……这些问题需要认真调查，也就是说，在这起事件的处置中，一定要先求真，再检讨；而不应该只是笼统地表态，“查找工作不足”、“进一步规范执法”云云。
消费者从产生不满情绪，到通过送“不作为”锦旗以发泄这种不满，自然经过了一个意见被搁置、诉求遭忽略的过程。然而，在沈阳市工商部门有关负责人的回应中，却看不到对这一具体“互动”过程的信息披露。这样，很可能使社会公众产生一种印象，那就是工商部门的表态是在应对媒体，而对事件本身的曲直是非却轻轻绕过去了。要知道，这一事件已经成为一桩公共事件，仅仅与当事消费者沟通好了，并不足以消弭公众的质疑和愤怒。
其次，涉事所长当然可以因为“给单位带来了麻烦”而向单位道歉，但是，其最该道歉的对象恰恰不是单位，而是广大社会公众。或者说，在其道歉的排序上，首先应该是公众而非单位。一者，工商所长即便是真的行政执法“不作为”，那也是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公事而非私怨，只有称职失职渎职之分，并不存在“道歉”一说；再者，在“不作为奖”事件中，社会公众在情感上、信心上乃至价值观上所受到的伤害，远比工商局要大，若有道歉，理当先向公众道歉。
事实上，涉事所长之向单位道歉，也绝非随口一说，而是有着深刻的利害考量。既然在目前的权力格局之下，能够决定其未来命运的当然是单位而非社会公众。那么，在其价值排序中，“官本”当然要优先于“民本”。沸沸扬扬的“不作为奖”事件不能糊里糊涂地过去，更不能在所谓的“举一反三”中转移目标。
16、“冒牌”乡村教师碰上崔永元
说是主办方“通知有误”，在笔者看来，解释为习惯性“理解有误”可能更贴切：他们怎么会想到，培训还要核查身份呢。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微博上曝光8人冒充乡村教师，参加由崔永元公益基金会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这8人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任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和小学校长等职务。
作为主办方，崔永元要求相关责任人退回他们已经消耗的费用，并将在调查后向公众交代清楚这些人如何进入乡村教师培训行列的，这是对慈善事业负责。然而，这一事件还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教育官员和学校领导，长期以来“霸占”所有培训机会，将其作为一种“培训福利”，这次崔永元做得比较“狠”，但即便如此，被“请出”的“假冒乡村教师”，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原因是“每年都来两次北京”。
官员们说“每年都来京两次”，传递的意思是，他们参加这个培训，不是为了获得到京的机会，可这却露出了马脚，作为地区教育局负责人和学校领导，怎么有这么多机会来京？其他到京的机会，是不是也是借培训之名呢？多一次到北京，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可问题是，他们已有那么多的“培训机会”，却连一次也不错过，不愿意给一线的教师。
近年来，从政府部门到社会教育机构、公益组织，都推出或收费或纯公益的培训项目。但参加培训却在基层出现异化，变为专属领导的奖励、福利，类似于公款旅游机会。对于收费的培训项目，由于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付费，普通老师难有份，培训机会就在领导们中“轮”，领导们往往一年轮到多次；而公益的培训项目，领导们甚至根本就不告诉老师，就留给了自己。有几名被“请出”的不承认自己弄虚作假，说是主办方“通知有误”，在笔者看来，解释为习惯性“理解有误”可能更贴切：他们怎么会想到，培训还要核查身份呢。
还有的培训组织本身，也针对现实的“需求”，去迎合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学校领导的口味，10天的培训，可能只有一天的讲课内容，其他都是“实践”，而所谓“实践”，就是游山玩水。如此一来，培训无疑就是旅游的代名词。
记得去年，教育部曾发布消息，中国计划在未来三年组织“上万名”中小学校长到国外培训，让他们去了解国外的基础教育是怎么让孩子们更加快乐地学习的，可以从中找到为中小学生减负等方面的经验。这引发激烈的争议，不少反对者指出，这就是给中小学校长创造公款出国的机会。
崔永元公益基金对“冒充乡村教师”不留情面的打假，让人出了一个恶气。可如果“冒牌乡村教师”碰上的不是崔永元，他们会那么轻易现出原形吗？这一次现出原形后，他们却毫发无损，那么下一次，他们是否会故伎重演？对于教育官员和学校领导的霸占“培训福利”，不能再熟视无睹了。
17、冠名捐助不应背离大学之道
近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冠名为“真维斯楼”一事引发坊间激烈争议。教育评论家熊丙奇在5月25日的《东方早报》上撰文认为，此举并不影响大学精神，反而有助于大学独立。
国家教委在1997年曾下发通知，要求“校（园）内各类教室、各类建筑物不得以捐资者名字命名”，“如遇特殊情况，高等学校需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的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如果清华大学未经审批就自行命名，的确是突破官方限制的一次“自治”实践。
然而，熊先生在文末也对捐赠程序提出了质疑。此次“真维斯事件”，无论适当与否，首先不符合“程序正义”。针对外来捐资，美国各大学都制订了详细的命名政策（Naming
Policy）。学校的专门机构，如“命名委员会”或“发展建设处”，负责审核捐赠者提出的冠名申请。若经详细审查后可行，每一个案都必须报校董会讨论，最后由校董会或校长定夺是否批准。最终决策以适当形式向全校公布，不会像清华这样暗箱操作，而后制造既成事实，让师生们惊呼不已。
事发后，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表示，此举遵循国内外大学的通行做法，并引八年前“裕元楼”之例。因台湾裕元集团捐资，当年第六教学楼即以这家台企命名。笔者曾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就笔者所见，这两所大学的校内设施大多冠以个人捐助者的姓名。而使用组织名称也并不罕见，如香港科技大学的一项主体建筑就称为“赛马会大堂”。
可是，清华应当意识到，冠名所能吸收的资金毕竟有限。清华园楼盘众多，但像第四教学楼这类建筑依然屈指可数。一旦允许某企业冠名，就不可能再给予其他捐助者。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因而规定，冠名待遇应限于一定时期，过期可以再作他用。
由于清华校方未公布真维斯集团的捐助额，以及冠名的具体条款，我们很难判断清华是否“贱卖”了第四教学楼的名号。无论“贱卖”与否，此次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商家冠名的合理性，而在于是否所有企业都适于冠名。假如生产避孕套的杜蕾斯公司通过巨额捐资，要求清华大学开设“杜蕾斯图书馆”，恐怕熊丙奇先生也觉得不妥吧？
向大学捐助一般不附带非学术的价值取向，因此个人冠名较少引起争议，如国内高校常见的“逸夫楼”。企业冠名如果与对应的院系结合，并且不带明显的商业气味，往往也会得到师生和公众认可。如清华新闻学院所在的“宏盟楼”，就以总部设在纽约的宏盟广告传播集团命名。然而，“真维斯”不仅是企业名称，也是知名服装品牌。无论校方和企业作何解释，“真维斯楼”都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真维斯专卖店。这一冠名行为，实质是以百年清华的声誉，为一家跨国公司进行品牌宣传。
任何个人或企业捐资，应当响应大学倡导的学术至上的价值观，而非与其背离。女王大学规定，任何冠名如果隐含着该校对某商业产品的认可，就不能获得批准。该校也不接受有损其公共形象，或引起公众质疑的外部捐助。清华校方也许会辩称，既然香港科技大学可以使用“赛马会”这一冠名，为什么自己不能挂个“真维斯楼”的牌子？可要知道，前者虽是一家赌场，也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其利润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作为国内顶尖学府，清华为何不能从善如流，学学女王大学的风骨呢？再则，从梁思成到陈省身，有一批杰出的清华师生比真维斯更值得成为校内建筑名称。高等教育机构对学术价值的张扬，应当优先于对商业价值的认可。眼下这点儿企业捐助自然是财源。可学术精神若在清华学子内心生根，以后他们成为大企业家，自然不忘回馈母校，那难道不是更大的财源？
18、医生抛下麻醉病人逃生该当何责
8月24日深夜，上海宝山区宝钢医院手术室突发火灾，一名正在接受截肢手术的全身麻醉病人身亡。医院宣传科负责人称，事发时手术室内至少有6名医护人员在场，发现隔壁房间起火后撤离；手术台上的病人则因无法逃离不幸身亡。(《新民晚报》8月25日)
“医跑跑”跑掉了什么？
当一个病人把自己交到医生的手上，这本身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份生死契约。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这本身就是医生的职责所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都江堰人民医院的5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一名病人做阑尾切除手术。面对强震、断电，他们没有放弃病人逃生，而是不约而同选择了留下。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大约花费了半小时，为病人完成了手术，并抬着病人走出了大楼，成为这栋楼里最后逃生的人。同样是2008年，辽源市中心医院发生火灾，医生们在火光和烛光中完成了手术，并让重病号率先转移。不知道这些“医跑跑”们看了会不会有一种负罪感。在没有医疗条件保证的情况下，贸然对病人转移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这些“医跑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再良心发现一下，我想那个全麻的截肢病人也不会死去，更何况大火还没到自己的手术室。“医跑跑”的逃跑不但跑掉了医德，更跑掉了做人的底线。
火中“医跑跑”暴露了医院管理上的混乱
抛开医德的层面不说，仅就问题发生后的一系列表现，就足以证明医院管理上的混乱，甚至这可能是直接导致后果的主要原因。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值得追问：一是火灾的发生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没有相应的消防措施给予补救？二是医生及护士的紧慌失措，说明消防和救护能力不足，意识淡薄，医院平日进行过类似的学习、演练和培训吗？三是在紧急情况下，为什么医院没有相应的应急措施？尤其是在手术室如此关键的部位，火灾轻易发生，之后全无应对，只有匆匆地逃离，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这种结果原本可以避免，但却偏偏发生。假若有相应的应急措施，只要付出了努力，哪怕是略尽人事，在后果上也不会如此严重。比如医生在逃离前尝试拯救；火灾发生后，院方先行竭力补救：即便仅给病人一个带水的口罩，或用灭火器进行自救，这些都可以减少良心的罪过和责任上的过错。天灾逃不过人祸。但愿一条生命能唤醒沉睡的医德，能还原顽固的症结，让医院的管理能在一场大火中有所改进，从而消除最大的“火患”。
医生抛下病人不能止于道德批判
当道德失去最后的威信时，最好的办法便是法律的挽救。的确，医生本是救人的，即便情况危急，也应做一定处理，而撒手病人不管，显然是不妥当的。无论是《职业医师法》，还是《刑法》，都对医师的职业道德有所规范，就是尽职尽责地为患者服务。而《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对医疗事故罪作出了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医生自己跑了，病人因为灾害死了。这样的一幕，如果还不算“严重不负责任”，真不知道公众情何以堪？在大街上遇见灾害，各自逃命不救人，对普通人而言，可以有，但对**来说，不能有；而在医院，医生同样不能丢下病人不管，这是职业赋予的使命。因而，必须参照《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给医生严厉处罚，如此才能挽救医德沦丧。
19、戴口罩上课：韶关孩子的痛谁过问
让孩子们受有毒空气污染近一年，有关部门仍得不出结论并采取措施，属失职。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但，许多家长可能并不开心。前段时间曝光的“毒玩具”令人忧心忡忡，可这和广东韶关大坑口中心小学孩子们的遭遇比，已算幸运。这所小学的孩子因空中飘散的怪味，不得不集体戴口罩上课。村民认为，怪味来自紧邻学校不足百米的矿厂，而区环保局则认为，怪味应是从附近露天焚烧场来的。（5月31日华龙网）
在一个社会里，许多事靠个人力量搞不定。例如面对有毒玩具，个人总不可能自己去生产玩具。而为了让孩子吃的放心，也不可能都自己养奶牛、种蔬菜。所以，人们才让渡部分权利，由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不论这所小学的怪味从何而来，把矿厂建在小学边上本来就不行，让孩子们受有毒空气污染近一年，有关部门仍得不出结论并采取措施，更属失职。
如果将公民权利排序，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无疑应摆在首位。泰坦尼克号沉没之际，所有具有文明意识的成年人都懂得“让女人和孩子先走”。判断社会是否正常有序，只要看孩子们有没有得到足够关怀；判断政府部门是否忠于职守，首先看它有没有重视儿童生长环境。这并不仅是出于对弱者的照顾，更是因为，关爱儿童的社会才有未来。给儿童专门设立节日，并不意味着对儿童有多关爱。真正的关爱，必须体现在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上。让孩子们吃好、穿好、玩好、学好，这是社会对儿童应履行的基本责任。就此而言，广东韶关的教育、环保等政府部门的官员，应感到羞愧，并该被追责。
20、殴打流浪歌手，城管太“不解风情”
流浪歌手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因为他们的存在，多了一份难得的诗意，以暴力对待之，让人难以接受。
5月24日，4名流浪歌手在昆明呈贡文化广场唱歌时，与前来制止的近30名城管发生冲突，遭到群殴。这让附近数百位市民不满，将打人城管围了起来。（5月25日云南网）
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流浪歌手，他们不骚扰行人，不强买强卖，只是用自己的歌声，为城市增添别样的风景，也触动着行人的心灵。流浪歌手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城市因为他们的存在，多了一份难得的诗意，他们也是在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换取生活费，以暴力对待之，让人难以接受。
有网友认为，殴打流浪歌手的城管太不解风情。这个点评十分到位，作为执法机器，城管的确没义务去了解城市文化、了解市民对街头演出的真实看法，但如果流浪歌手的演出一没占道、二没造成混乱、三没被市民投诉，城管就没必要大动干戈。当然，严格按照城市管理条例，驱逐流浪歌手总能师出有名，但在执法过程中，城管无论如何也不能诉诸暴力。
关于城管的执法方式问题，这些年一直都在讨论，迫于舆论压力，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也尝试做出改变，比如武汉城管的“眼神执法”，利用眼神整治路边摊；广州180名女城管“微笑执法”，增强亲和力……这些改变有其积极价值，却没能从根本上大范围改革其暴力思维，“打人”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昆明城管殴打流浪歌手惹众怒，这里面有对歌手的同情，有对城管“多管闲事”的不满，但更多的是市民对城管的积怨太深，乃至于看到城管动手就愤怒的地步。暴力执法有一时之效，却给以后的工作增强了无限阻力，形成了“正常执法无效，暴力执法更无效”的恶性循环。数百市民围堵打人城管的做法，直白无误地表达出公众的观点：请城管拿出执法部门的样子，用暴力对付个体，人们不会答应。
21、“冷血护工”背后的养老体制困境
一则“冷血护工”的电视报道引起网友热议，报道称郑州市李江沟村畅乐园老年公寓护工郑焕明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周边居民称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当地***称已将该护工拘留调查。(6月1日《扬子晚报》)
凌晨三四点叫醒被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取乐，周边居民称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本该精心呵护老人饮食起居的护工却如此虐待老人，令人无法不愤怒！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垂垂老矣的那一天？如果自己的父母受到虐待，又该作何感想？老人颐养天年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幕幕虐待老人的悲剧让人心情沉重。如此“冷血护工”受到网友谴责、警方调查也是咎由自取。而且养老公寓负责人也不能免责。在我看来，护工虐待老人还扯出了社会化养老质量偏低的尴尬。在老龄化社会里，伤不起的养老服务亟待补血。
其实，养老机构虐待老人并非新闻个案，除了逼老人喝尿这样的极端行为以外，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招数五花八门。长春黑养老院用刷锅水泡馒头给老人吃，捆绑老人的身体。湖北竹山县一乡镇福利院将老人外派打工赚钱。
在老龄化时代，社会化养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足老人衣、食、住、行、医的需要，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基本的生活要素，让老人真正感受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养老机构的责任。只有员工们用爱心、耐心、诚心去体贴老人、服务老人，才是养老机构的应有之义。养老机构一方面享受政府拨款待遇或者老人上交的养老费用，另一方面把老人当成挣钱工具，想尽办法虐待老人，只会把这些孤独的老人推向更加无助、孤独的境地。
但是，换个角度看，老人在养老机构受虐待也有养老经费不足，养老体制不健全的因素。比如此前曝光的竹山县那家乡镇福利院将老人外派打工。院长给出的理由是院里供养经费不足，让部分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出去赚点钱，用来补贴院里的花销。虽说院长自说自话不可偏信，但是农村福利院养老经费缺乏也是实情。
再比如，民间资本兴建的社会化养老机构基本上是“以钱为本”。从情理上讲，养老机构应该根据老人的年龄、身体情况、护理难度来选择护理标准。但是这些养老机构往往根据老人的交费情况来确定不同的护理标准。如果老人身体较好，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交费标准又高，这样的老人一般不会受到虐待。如果老人自理能力较差，但是交费标准较高，即便护理质量差强人意，养老机构与护工们的行为也不会太出格。而那些交费不多、身体状况较差的老人，俨然成了弱势群体里面的弱势群体，成了护工们虐待、取乐的对象。
那么，养老机构虐待老人的问题到底该如何求解呢？整肃养老机构，淘汰利欲熏心、责任心差，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与护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与行业自律是路径之一。提高老人收入水平，让他们有底气不看眼色、不受虐待很重要。而政府加大对养老机构的投入力度，为养老机构不虐待老人注入制度活力更重要。对此，政府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对集中供养“五保”老人的公立福利院，要按照老人开销实际足额拨付福利院供养经费，并监督福利院专款专用，呵护好老人的饮食起居。对收费的公立养老机构，要体现责任担当，给予财政倾斜，遴选富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提高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与社会地位，让他们安心做好护理老人的本职工作。如果公立养老机构数量增加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对私立养老机构也会起到促进作用。
22、毒餐盒被谁罩了11年
谁没有用过一次性塑料发泡餐盒？生活节奏快了，小家庭做饭嫌麻烦，不少人家的一日三餐，都交给小餐馆、快餐店了；有多少上班族，天天要跟这餐盒打交道。如果这些餐盒有毒，危害之大，可想而知。
非常遗憾，记者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即使是新料生产的一次性餐具也存在安全隐患，超过100摄氏度，餐盒会变形，尤其是盛装含油食品，或使用微波炉加热，未聚合的苯乙烯单体就会进入人体，导致中毒。不光如此，塑料本身也会被熔化吃进人体，无法分解，累积下去就会危及生命；而目前的一次性塑料餐具中，仅3成全部用新料生产，绝大部分餐具中废塑料占九成，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使用了有毒的荧光增白剂（6月2日《广州日报》）。
原来如此，天天伴随快餐一些吃下去的，竟然还有未聚合的苯乙烯，还有荧光增白剂，还有熔化了的塑料本身，毒是不用说的了，甚至会危及生命。
以前，我就纳闷过，看一些据说盈利很微薄的小餐店，使用这些餐盒，却丝毫也不吝惜，我就知道这些餐盒的成本，肯定低廉到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低廉的东西，能安全吗？我质疑了，却无济于事，因为这些餐盒的化学成分，绝不是我这样的外行人所能弄明白的。但我安慰自己，这样的餐盒，到处都在用，蒙得了我这外行人，蒙不了内行人吧，尤其是蒙不了负责监管的人员，他们也吃得着，就算吃不着，不可能看不着，如果有毒，不会允许它放在大街上用吧？这样一想，我就放心地用了，一用还用了好多年。
现在才知道，这餐盒，早在11年前，就被国家明令淘汰的。那么，它怎么能继续肆意坑害所有像我这样无辜的消费者，长达11年？在这11年里，究竟是谁在罩着它？
首先，是消费者自己的无知和天真，该算是第一个原因。明明不知它是否安全，却又盲目地相信，监管部门会替自己监管。殊不知，有不少监管部门，根本是摆设。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能力和水平问题；也有可能，就算知道了，他们自己不用，根本不会在乎老百姓究竟是用还是不用。否则，何至于整整11年，根本没有替我们罩着，他们罩的是那餐盒。不然的话，这样的餐盒，怎么能公然就在大街上摆着，在几乎所有的快餐店里用着，天天都有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底下晃着呢？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希望有一个部门能出来揽一下责，解释一下，为什么11年前就不允许用这有毒餐盒了，而这11年会一直照用不误呢？这样的餐盒，你们为什么要罩着它！
22、在南京坐地铁得自备尿不湿
黑格尔说：“上帝惊叹细节”——这是南京地铁总公司企业愿景里的一句引述。不清楚南京地铁有没有以完美的服务细节让上帝惊叹过，但最近南京地铁出现的一起险情着实让“上帝”惊恐了一回。
一名从山东来南京打工的年轻男子因为内急憋不住，竟然跳下了南京地铁1号线的一站台，在轨道里方便。幸好正在进站地铁的驾驶员及时发现刹车，才避免了一起人命惨案（《扬子晚报》6月4日）。看到这一新闻的人想必都会谴责该男子的鲁莽、不文明的举止。
但是，媒体提供的相关背景让我们发现该男子逼停地铁另有隐情。南京地铁1号线在建设之初，只在5个中心站设置了公共厕所，包括此事发生地在内的其他车站受条件影响都没有公共厕所。有市民提出，如果实在憋不住了，能否使用车站内部员工的厕所？地铁方面表示，在没有公共厕所的站点，考虑到安全等因素，车站内部的厕所是不对外开放的，但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考虑。
原来，因南京地铁此站没有公厕，才使该男乘客慌不择地，导致了这起险情的出现。南京地铁服务细节如此粗糙，不能不叫上帝惊叹。所幸当时内急的不是我和你，否则，在内急难忍的情况下，若想避开人群视线，恐怕也只有去铁轨上去方便了。要避免此类尴尬和危险，在南京坐地铁得自备尿不湿才是。
南京地铁有关缺少公厕的说辞逻辑混乱。有条件建成耗资宏大的地铁工程，怎么建车站公厕就没有“条件”，致使1号线16座车站却只有5个公厕？2号地铁线不是有“条件”站站有公厕吗？更为荒诞的是，既然没有“条件”建公厕，怎么就有“条件”建地铁内部员工专用的“私厕”？为了自己安全，没有公厕还不能开放员工“私厕”更让人愤慨。地铁公司独享安全保障，却把乘客逼向铁轨。
南京地铁在公共服务上人文理念的缺失，是出现这起险情根本原因。搞笑的是，南京地铁一直宣称自己以“百年人文地铁”为使命，企业文化手册将“人文”含义诠释得满纸生辉：“一种无须他人提醒的自觉，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企业的所有员工要“设身处地的为乘客着想”。但实际工作中，南京地铁却违背企业的服务宗旨，在“自觉”的、“设身处地的为自己着想”。由于该男子的行已经构成扰乱车站安全秩序，被地铁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而南京地铁反到像是个英雄。要知道，后者恰恰导致这起险情的主要责任方。比这起险情更不正常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南京地铁会因服务上存在的缺陷进行反思和道歉。但是，“上帝”仍然在用惊恐的眼光等待南京地铁，接下来如何践行自己提出的“人文理念融入功能性的地铁之中”和“抓整改一步到位、抓处理一查到底”的“安全观”。
23、从两省争李娜谈名人的籍贯和出生地
李娜登顶法网，成为亚洲网坛第一人。许多湖北人为她感到自豪很正常，她生长在武汉，在领奖仪式上不忘用武汉话祝贺一位朋友的生日，无不标识着她是个武汉妹子。而有一些媒体和网友却强调了她原籍“湖南”，其父母乃湖南新化人，此番夺冠，一些媒体赶赴新化县采访她的母亲和其他亲友。为此，网上一些湖北人和湖南人还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嘴仗。
争当“名人故里”是这些年来中国不无恶俗的一种现象，争名人，不但今人不放过，连古人甚至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也不放过。两湖一些热爱李娜的人士这番“嘴仗”只是“争名人”大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但“籍贯”和“出生地”乃至“成长地”对今日中国人来说，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却有必要梳理一番。
在古代中国问一个人府上是哪里的，多半回答其祖籍。而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不那么确切了。一个在老家长大的人，譬如我，很好回答，可如果是第二代、三代移民，回答其祖籍和出生地，似乎都没错，但也不甚准确。比如我儿子出生后，我去北京东城某***给他上户口，籍贯一栏还填着湖南某县，籍贯从父、祖乃中国民间习惯。等他长大后，他若说自己是湖南人，很可能底气不足——— 因为他对湖南并不熟悉。
为此，我还专门问户籍警，当下的“籍贯”一栏如何规范，她说现在所填“籍贯”，基本上指三代以内直系长辈的出生地，如祖父、父亲；过了三代就可以改籍贯了。而在古代，籍贯一般指五代以内祖先的出生地。
中国人一向重视“籍贯”，在100多年前，一个人的地域属性，首为其籍贯，而籍贯指的就是“祖籍”，而非现代一些词典含糊的说法：“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而五代以内不变籍贯的惯例也源于礼法。中国传统礼法中，同宗族五代以内相互有权利和义务，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丧仪的规定，根据关系亲疏，丧服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差别。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聚族而居，宗族在一个人成长中的影响极大，而当时社会人口流动并不频繁，所以弄清楚五代以内的祖居地并不困难。一个人的祖籍地弄清楚了，他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信用程度基本上就可以搞清楚。所以那时候通过科举出仕的官员，必须向朝廷清清楚楚写好五代之内直系长辈的基本状况，由吏部来判断其家世是否清白纯良。
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实在太大了，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农耕社会转型为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快，人员流动加剧，一个人的祖籍、出生地、生长地、工作地都不一样很正常。许多人对自己父亲、祖父生长的“祖籍地”毫无印象，一辈子也回去不了几次。而“籍贯”的定义也变得潦草，过世已半年的作家史铁生曾写道：“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在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显然，在今天的社会大背景下，祖籍的重要性远不如古代，而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可能对其影响更为巨大。
如此说，并不能完全否定祖籍地对一个人尤其是第二代移民的影响力。以网坛“一姐”李娜、前乒坛“一姐”邓亚萍为例———
李娜的祖籍是湖南新化，邓亚萍的祖籍是湖南新宁，这两个县在明清时期都属于宝庆府，即今天的邵阳。那个地方自古民风强悍，多坚韧执着、永不服输的人，当地居民被称为“宝古佬”。不能不说邓亚萍、李娜身上遗留着“宝古佬”的气质，这种气质或许是因其父母言传身教而得之。但是，如果再设想一下，邓亚萍和李娜不是生长在郑州、武汉两大省会城市，因为其父母的职业和体育相关，从小有较好的条件来从事乒乓球、网球专业训练，就算她俩那种不服输的“宝古佬”气质再浓，恐怕也难有后来的成就。
争论一个名人是哪儿的人，是很无聊的。但若细究其原籍、出生地、成长地对这个人的综合影响，放在今日中国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以为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学价值。
24、中学设“宣泄室”是坏主意
考试考砸不顺心，和朋友闹翻不开心，被老师批评不高兴……在敏感的青春期，中学生总会碰到各种不爽的事情，却苦于无处发泄。近日，宁波市洪塘中学设立宣泄室，让学生有机会随意打骂，化解自己在生活、学习中碰到的烦心事。(《浙江日报》6月7日)
“宣泄室”这个“舶来品”早已被我国一些企业引进。顾名思义，是为了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将老板的塑像放在宣泄室，供人们鞭打脚踢，痛快出气，以防止员工的“怨气”郁积而殃及工作。如今，学校也引进了“宣泄室”，将学校领导、老师或同学的“假想敌”树成靶子，做成橡皮人，供学生们作为出气、发泄的工具，来缓解学生繁重的压力。
笔者以为，学校设立“宣泄室”，这表明学校开始重视解决学生的心理压力问题。但为学生减压，不该使用设立“宣泄室”的方法。
学校与企业有着本质区别。员工是成年人，各方面都很成熟，工作和生活中有了这样那样的心理压力，一般首先会选择交流，实在不行才通过宣泄以适当“减压”，以化解怨气，消除不满。而中学生则处于成长阶段，思想不够成熟，心灵较为脆弱，需要学习如何交流。而校方把老师和同学都树成对立方的“靶子”，当成“假想敌”，供宣泄出气，无异于回避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和相处，而在学生的潜意识里“培养”暴力倾向。
调节心理不是“迁怒”。愤怒只应是焊接思想的火花，而不是焚烧心灵的烈火。动辄把老师、同学树为“假想敌”、当作出气筒来缓解心理压力，说白了，就是以暴力来缓解心中积怨。久而久之，对学生们的思想和心灵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当今的学习压力大、负担重，很多学生都片面认为是老师同“自己过不去”、在“师生关系紧张”的当下，用这种“宣泄室”的方式，定会产生误导。一旦“打老师”、“骂同学”上瘾，它将可能演化成“真打更过瘾”，岂不误人子弟？
帮助学生排遣压力，有多种渠道。或用健康向上、有意义的活动为之减压，或以爱心和温馨为他们排郁解忧。思想教育者之爱，应是比母爱更细腻，比父爱更广博，比情爱更质朴，比其他一切亲情更纯洁、更高尚。而丢掉原则，一味满足学生的“愤怒心理”，势必会引人误入歧途。
25、“鬼子进村抢花姑娘”底线何在
一身侵华日军的打扮，手握“三八大盖”押着“花姑娘”，还一脸的笑容……这是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一景区重现的“鬼子进村”场景，在这个集体参与的旅游项目中，游客有的扮鬼子，有的扮汉奸，还有人扮“花姑娘”。对于该旅游项目拿国耻来取乐的行为，不少网友非常愤慨。当地旅游局的负责人则认为，该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做红色旅游，让年轻人参与该项目，了解这段历史，教育年轻人”。(8月4日中国新闻网)
让游客扮成鬼子美滋滋地抢“花姑娘”，不知道这样的旅游项目“红”在哪儿，又能够教育年轻人什么。商家为了招徕顾客，可以搞一些特殊的创意甚至噱头，但不能超越最起码的底线。当年的日军作为罪恶的侵略者，永远不应该以正面的形象、胜利的姿态出现在“红色旅游”项目当中。
如果想让游客重温那段历史，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能够有一款“打鬼子”的游戏项目。面对侵略者，不管有多么艰难，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把他们赶出去，我们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样的游戏才有教育意义，也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当年被日本人蹂躏的“花姑娘”，她们是我们的祖母甚至曾祖母辈，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应该恨自己生得太晚，没有机会拿起枪来保护她们，而不是穿上的敌人当年的衣服，以扮演侵略者的暴行为乐。
人们常说，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很难受到世人尊重。而我们有些人不但善于遗忘，而且还善于为虎作伥，善于自我阉割。在日本，很多政要每年仍然要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很多右翼分子根本就不承认有过侵略行为。可我们，不但没有一点点危机意识，反而有人扮起了鬼子抢“花姑娘”，已经把那段耻辱的岁月忘得干干净净，还有意无意地把那段历史娱乐化，甚至帮人家美化。
很多人都敬佩犹太人不屈的民族精神。二战结束这么多年，犹太人仍在追捕那些藏匿天涯海角的纳粹分子，哪怕这些人八、九十岁了，也要把他们绳之以法。60多年来，犹太人靠企业家的资助，将几千名漏网纳粹追捕归案。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犹太民族能够在异常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企业家，但我知道，我们某些地方有唯利是图的商人，有以扮日军欺负中国人为乐的游客。说难听一点，假如再有外敌入侵，这样的人不做汉奸做什么!
六十多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屈辱历史的亲历者越来越少，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让记忆留存，让屈辱铭刻于心。这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的骨气，这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的良心。娱乐也有底线，不能为了挣钱什么都不顾，不能为了高兴啥都敢来。很难想像，以色列人会开发一款纳粹在集中营里杀害同胞的游乐节目。拿自己先人的伤疤取乐的，只有我们的国人。在我们的“红色旅游”当中出现这样的节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
26、“反高考加分联盟”背后的公平焦虑
“钢琴弹得好加分，那杀猪杀得好，凭什么不给加分？美国哈佛等学校的学生弹琴好的多了去了，人家都没什么加分！”6月8日，北京理工大学一教授发微博称。今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不少学生、家长以及学界人士纷纷对高考加分政策提出质疑。连日来，网上出现了“反对高考加分联盟”，截至目前已有数万人加入。(《济南时报》6月9日)
近年来，高考加分制度在许多地区沦为腐败的通道，且各种舞弊、造假、有违公平的个案被一一曝光，这一制度犹如过街老鼠，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有关报道指出，教育部规定的加分项目只有14种，而各地实际执行的却多达200余种，可以说，每增加一种加分政策都有可能造成对特定人群公平的伤害，因为高考是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具有排他的属性，即在名额一定的情况下，录取一个考生也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考生失去就学的机会。因此，任何增加某个考生分数的行为都可能侵犯其他考生的权益。明白了这些，就不难发现“反对高考加分联盟”迅速扩大的原因。
“反对高考加分联盟”是高考加分被异化的必然，也是加分政策出现信任危机的折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函中提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之处，他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加分政策混乱，互相矛盾，上下不一。第二，高校操作不统一。第三，高考加分政策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其出台过程不透明，随意性大。
可以说，加分制度之所以被异化，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加分制度本身的缺陷——— 对程序公正的忽视。因其操作过程往往是封闭的、不公开和不受监督的，在操作程序方面又缺乏严格的规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执行的空间相当模糊、人为因素很大。由此，怎能不出现公平焦虑呢？
正如一中学校长所说，“有的加分项目确实比较难以界定，给钻营者留下了空间，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去堵漏；有的学生出于加分目的参加一些活动和兴趣培养，多了功利性。”因此，各地区必须将享受加分照顾的考生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严防被人掺杂使假；要建立和完善防范与责任追究机制，一旦发现有人鱼目混珠，应有制度性的处罚措施制约。这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公信力不彰的现实情况下，既是为了保护真正应该照顾的学生的权益，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27、小学招生先要“考爹”？
所谓“考爹”不过是在演假戏，教育资源有限，很多孩子恐被挡在就近入学的校门之外才是真。
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小学部近日进行入学测试，学生家长也必须参加考试，家长成绩将纳入考试总分。知情人士称，家长成绩将占总成绩三十分之一甚至更高。该小学一负责人称，这样是为了让家长与学校一起搞好小孩教育，让家长掌握正确教育方法。武汉某区招办负责人称，此举可能跟学校报名人数过多有关。（6月13日《广州日报》）
这种既为难孩子又折腾家长的做法，实际上已非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首创，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华南师大附小的入学表格明确规定，学生面试占40分，家长面试占20分，综合评审占40分。
事实上，所谓“考爹”可能是在演戏———教育资源有限，很多孩子恐被挡在就近入学的校门之外才是真。于此，近年来，此类“考爹”新闻才此起彼伏。
玩这种“考爹”游戏，在本质上与“拼爹”没有区别。因为在各大城市，当官的、有钱的，他们的家庭教育软硬件总比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具有优势。不仅是富家的孩子本身素质总体上会好些，而且他们的父母文化程度与教育条件也往往优于穷人孩子的爸妈。道理很简单，富人家有条件、有时间、有能力顾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培养孩子，而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往往还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加之学费贵、房租费、看病贵等，哪有精力培养孩子或备战“参考”？事实上，有关部门应当做遵守义务教育法的典范，全国一刀切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的择校费等乱收费，并尽快充分实现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这方面，我们并非做不到，而是不愿去做。拿安徽铜陵来说，几年前就实现了“这里的小学、初中都差不多”的局面，该市“没有择校费、没有重点校”的奇迹曾受到公众肯许。一句话，惟有实现中小学教育资源均等化，才能避免“考爹”闹剧上演。
28、典礼很重要，低碳更重要
孩子幼儿园毕业，搞个典礼，当然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是这事儿要是和几万元钱扯上关系就麻烦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幼儿园毕业班170名孩子要搞毕业典礼，家委会选中五星级酒店要花四万多元，被指助长豪华攀比风，学校决定叫停。
其实，我这人思想很开放：毕业班搞豪华毕业典礼，如果家长没话说，咱绝不多嘴。现在的问题是，有家长不爽，不愿意预交300元，作为旁观者的我也就可以结合自身体会唠叨几句。
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很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不必和钱发生如此密切的联系。既然幼儿园的硬件条件达不到170名孩子同时举行典礼的要求，既然外出租场地需要花大把的钱，我倒是建议可以来一次环保低碳的毕业典礼。选城中某处或者幼儿园附近某大型公园，于阴凉处举行典礼。孩子们在草地上来一次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自然亲近与父母亲近，其实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在典礼结束之后，老师应要求孩子们主动清扫垃圾，不在草地上留下任何纸片或者食物残渣，并由老师在清扫活动结束之后，简短讲述低碳环保的理念，相信家长们都会支持这样简朴而有意义的典礼吧。典礼结束，绿色理念播撒进孩子的心灵里，这是最好的毕业礼品。典礼很重要，低碳更重要。
相反，如果在五星级酒店举办毕业典礼的话，那一定是高碳的，至少空调产生的碳就不少。何况一场欢乐之后，未必能有什么收获，孩子们也许只记得又吃了一顿大餐，意思不大。
幼儿园毕业典礼的豪华之风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大环境在小空间的投射。君不见，千万级别的豪车在车展上脱销，山水豪宅动辄以500平方米为一个计量单位，却卖得飞快，至于脱离实际价值的手机、服装就更不在话下了。奢侈品在中国内地卖得最好，以至于国外的奢侈品厂商在讲述未来业绩空间的时候，言必谈“中国内地市场”，确实是“人傻钱多卖得快”。幼儿园的攀比之风，不止是在毕业典礼上，还体现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拼爹”过程，这是我接触过几个幼儿园的切身体会：谁的爹官大，谁就最骄傲，谁的爹开的车好，谁就牛×……总之，孩子们和钱、权纠缠不清，这事儿，老师们也多少有点责任吧。
孩子们应该在简单干净的环境中生活，他们要做的就是撒欢地玩，认真地学，其他世俗的东西、风气应该被幼儿园自觉挡在门外，无论是入学还是毕业，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灌输正确价值观的关键瞬间，身教大于言传嘛。何况，并非是每个家长都愿意出这300元的预交费，为一段欢乐的幼儿园学习时光的终结闹出不愉快，甚至上了报纸，实在是不值得。各幼儿园的家委会都要切记本次新闻带来的深刻教训啊。
29、禁行电动自行车动议不应出台
最近深圳市发出通知，从6囘月6日到12月5日，在主要区域24囘小囘时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对此，南囘方囘都囘市报昨天发表了王则楚题为《对电动自行车必须进行合法审囘查》的文章，文章指出，此类禁囘令应事先提交人囘大进行合法性审囘查，并要对利益受损群囘体进行经济补偿。
这一看法，当然是成囘立的。但是，就禁行电动自行车这一具体议题而言，还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能不能提出这一动囘议的问题。
首先看看深圳市禁行电动自行车的理由。深圳市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增囘加了交通事囘故。据统计，2010年，深圳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囘故268宗，造成6囘4人死亡。此类理由，就是用某一种后果来对一种行为进行一个价值判断，其逻辑就是，某种行为造成了恶的后果，就应该予以限囘制。这样的逻辑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得把前后的因果关系紧密对应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人之权囘利是否具有合理性，是不能用行使这种权囘利所造成的可能的后果来进行判断的。比如说，一个长相极为丑陋的人，走在街上让很多的人受到了惊吓，那么是不是可以禁止这个长相丑陋的人上囘街呢？显然是不能的，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是街上的路人自我约束，不要去看这个人，而不能要求公权力来限囘制这个人上囘街。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说，自囘由上囘街乃是一种根本性的权囘利，这一行为尽管造成了某种后果，但仍然是不能允许公权力来干预的。的确如此，在人类社囘会中，有一些行为是不能受到公权力的干预的，这被称之为“基本权囘利”。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对什么是“基本权囘利”是有相当的共识的，比如生命权、财产权、言囘论自囘由权，都属于基本权囘利。这些基本权囘利是对基本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保囘障，故而是不能允许公权力以任何理由来侵犯的。电动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