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论》中, 经济学与哲学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把握问题, 同时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的理解与建构。对于这些问题, 注重《资本论》文本和理论本身的探讨固然重要, 而加强对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思想史考察也非常必要。从思想史上考察这一关系的发展, 并将《资本论》置于这一思想史背景下来研究, 可能更有助于理解《资本论》哲学的重大变革, 也更有助于把握《资本论》中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本文就此进行探索。

一、西方思想史中的经济学与哲学

在西方思想史与学科史上, 经济学与哲学一向联系紧密, 但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经历了“未分化”、“分化”与“再整合”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学科, 经济学原本属于哲学, 后来独立于哲学, 最后又与哲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这种学科发展的思想逻辑, 一方面发源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另一方面也不断反映着历史逻辑, 并再现出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从未分化到分化再到新的整合三个发展阶段, 恰恰反映了人类社会从“领域合一”到政治与经济的领域分化再到重新整合的社会发展进程。

在古代社会, 经济学主要作为“家政学”而存在, 是“大哲学”的一个附属部分。从学科定位看, 家政学与其他学科混沌未分, 没有获得独立地位和学科自律, 从属于政治学、伦理学, 进而从属于作为未分化的“知识总汇”的哲学。从学科内容看, 家政学以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为对象, 并服从于古代共同体的政治伦理要求。西方语境中的“经济学 (英文economics, 德文?konomie) ”一词源自古希腊语οικονομiα, 原意是“家政学”或“家政管理”, 其具体含义是指治理家庭财产的实践智慧。 (参见亚里士多德, 第10、504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第8、9章集中阐释了家政学的要旨:家政学研究家庭自然经济和家庭间互惠式交换等课题, 服务于个人的德性潜能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培育养成这一伦理目的, 因而从属于城邦的政治伦理与公民的实践理性。作为家政学的古典经济思想, 成为一种“前政治”的基石, 奠基于整个政治学、伦理学以至哲学的理论大厦的底部。这种学科定位一直延续到中古时代。例如, 在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 家政学便是政治学进而是神学的一部分。这种未分化的大一统“科学”, 正是未分化的社会结构的理论表现。在古代社会, 国家与社会没有严格的区分, 政治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作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第110页) , 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性质和运行, 而经济生活则从属于政治生活的目的。由于古代社会的主导因素是伦理性的政治, 其最高实践问题便是政体的稳定与变革, 因而家政学寓于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之中, 并与之浑然一体成为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这种浑然一体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了。

近代以来, 社会结构出现“领域分化”, 并跟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集中表现为国家与市民社会即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与这种社会结构分化相适应, 经济学与哲学也趋于分化。首先, 政治学从伦理学中分化出来;进而, 经济学也相继从哲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学中分离出来, 逐步获得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上的自律,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学科内容上, 经济学慢慢摆脱了传统共同体的政治伦理要求, 不再以满足人类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为尺度, 而是以交换价值或价值的增殖为目的, 重点研究企业盈利、商业贸易和金融信用等课题。由此, 经济学的称谓也发生了从“家政学”到“政治经济学”再到“经济学”的历史变化。例如, 18世纪中叶, 卢梭在《百科全书》词条“政治经济学”的开篇就对家政学 (家庭经济学) 与政治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 作了严格区分;18世纪下半叶, 斯密在《国富论》下卷以“看不见的手”揭示了经济领域相对于政治领域的分化和自律;19世纪末,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又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称谓, 使经济学摆脱了最后的“他律”即政治学限制而成为一门在对象、方法上自律的“科学”。但是, 这一转变也是逐渐完成的。迟至19世纪上半叶, 政治经济学还被不少学者理解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哲学”。如黑格尔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827年版) “导论”中就指出, 政治经济学, 被德国人称为理性的或理智的国家经济学, 而被英国政治家公开称为“哲学”或“哲学原理”。 (黑格尔, 这种总体性的“哲学-经济学”观在其发展趋势上终究式微。历史地看, 经济学与哲学的学科分化固然是人类知识精细化和专业化的进步成果, 但同时也遮蔽了超学科的、总体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 加强彼此分化的学科之间的整合与融通也势在必然。

伴随着对启蒙运动的反思浪潮, 分化开来的经济学与哲学又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更高水平上趋于整合。在经济学与哲学的现代分化之后, 黑格尔对重新整合经济学与哲学作出了第一次尝试。为了透视新兴市民社会的矛盾与规律, 青年黑格尔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研究英法政治经济学, 他成为最早试图综合哲学与经济学的德国思想家之一。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 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问题毕生研究的结晶。在该书中, 他明确地把市民社会视作“伦理”之中从“家庭”到“国家”的过渡环节, 并将政治经济学视作市民社会的知性科学。由此, 他便将斯密、萨伊和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吸收到其精神哲学体系 (国家哲学、法哲学) 之中, 转化为客观精神的一个发展形式或过渡环节。 (参见黑格尔, 1961年, 第204-205页) 在黑格尔成熟的哲学体系中, 市民社会本身是“伦理 (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伦理则是客观精神 (抽象法-道德-伦理) 的环节之一;进而, 客观精神又构成了精神哲学的一个环节。政治经济学作为市民社会的知性科学或理智科学, 阶段性地把握住了杂多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或理性必然性, 因而, 特殊性表象中蕴含着普遍性真理, 市民社会本身已经是一个“外部的国家”。由此, 政治经济学便揭示出国家 (伦理性实体) 何以能够调和市民社会分裂的必然性根据。黑格尔将经济学重新整合进哲学的做法, 在经济学与哲学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 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看, 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重新整合的思想趋向, 正是发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趋于整合的客观趋势。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虽然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进步性与合理性的标志, 但是, 这种分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深刻的矛盾与分裂。要扬弃这种矛盾裂变, 客观上就需要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整合。经济学与哲学趋于整合的思想逻辑恰恰是对现代社会整合的客观趋势的一种理论再现。

二、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在思想史上, 马克思与黑格尔都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整合的发展阶段, 都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了经济学与哲学的综合性研究。但是, 在研究路向大体一致的基础上, 马克思与黑格尔又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从思想史上比较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异同, 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的总体性革命和《资本论》的理论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如上所述,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 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代分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把政治经济学视作市民社会的科学, 用以揭示“伦理”之中从“市民社会” (自在的普遍性) 到“国家” (自在自为的普遍性) 的过渡。由此, 他将政治经济学吸收到其哲学体系中, 并作为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和发展环节。而马克思早期的理论研究也恰恰是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作为研究起点和研究重点。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物质利益的难事”后,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 既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路向, 又进一步发现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从副本批判推进到原本批判, 并于1843年开始系统地研究作为市民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在“巴黎手稿”中, 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 对经济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 从而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初步结合, 建构了一种基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经济事实批判;但是, 这种结合仍然是外在的, 哲学只是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与评价尺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 马克思扬弃了人本主义悬设, 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 形成了唯物史观, 并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的经济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批判。在其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逐步实现了有机交融与内在结合, 哲学由此深化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也由此提升为一种“新哲学”。这样一来, 便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统一, 历史唯物主义也从一般历史规律的探讨具体化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因此, 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并不存在所谓学科转换或认知方式的断裂, 而是同一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自我扬弃、日渐深化的持续发展过程。

然而, 在对经济学与哲学的重新整合上, 马克思与黑格尔又有着深刻差异。在各自的理论视域中, 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方式不同, 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功能、地位也不同。黑格尔自觉地把政治经济学融入哲学, 因而其政治经济学就构成精神哲学的一个内在发展环节;相比之下, 精神哲学更根本。要言之, 政治经济学从属于总体性的哲学。与此不同, 马克思则以政治经济学重铸哲学, 将哲学探讨本身转化为、归结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就体现为《资本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社会表象 (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与社会本质 (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双重批判的统一, 其本身就构成一种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哲学世界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这种差异, 源于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即根本性的实践领域的理解不同。能否合理对待哲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关键在于:社会生活的基础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把握的物质性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 还是黑格尔所推崇的精神性的国家政治生活。黑格尔综合了近代政治思想中的“公民社会”概念与斯密的“社会”概念, 并从经济视角出发理解市民社会, 将之看作私人间的经济关系领域。在他看来, 市民社会是“需要的体系”, 即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私人劳动, 以市场交换、劳动分工为中介而满足个人需要的领域。但是, 他并没有将自我分裂的市民社会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领域, 而是把能够调和市民社会分裂的“伦理性实体”即“现代国家”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必然归宿。与此不同, 马克思则从黑格尔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观点出发展开“逆序”思考, 对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进行“再颠倒”, 将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从而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外部对峙而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进一步从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中发掘出资本的内在矛盾, 从而发现了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黑格尔虽然也意识到了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 但将之观念化地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两个概念之间的矛盾。其解决矛盾的方式也是思辨的, 即诉诸国家这一自在自为的普遍性伦理实体从更高层次上对市民社会加以规制、调和。因而, 国家调和便构成了精神调和在尘世中的最高形式。 (参见黑格尔, 1961年, 第200-201页) 与这种思辨调和不同, 马克思深挖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并予以分析, 将被黑格尔观念化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分析转化为针对私有财产、异化、剥削、阶级对抗和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深刻揭露, 从而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超越和新社会建构的历史规律与客观基础。因此, 同样是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 马克思显然比黑格尔更具体、更深刻地触及到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三、《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新哲学”

马克思所实现的经济学与哲学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 集中体现于《资本论》中。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的哲学已经具体化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 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被提升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世界观。

从总体上看, 《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 同时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思考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由于这种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因而,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哲学、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也凝聚成为一个理论整体。

在《资本论》中, 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是由马克思的思想主题决定的。马克思的思想主题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 其所有的理论探讨都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 所形成的各种“学科”也不外是对这一主题所作的不同视角的探索和把握。要探求人类解放, 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分析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并由此寻求解放的现实途径与主体力量。而要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就必须研究市民社会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又不可能离开哲学的分析, 因为矛盾的揭露和分析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 即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 最终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由此可见, 在《资本论》中, 经济学、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具体来说, 这种结合在《资本论》中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其一, 所谓“解放”, 必然是从某种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 即让劳动者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要实现这种解放, 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进而改变不合理的雇佣劳动关系, 铲除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根源, 这样的分析就是“政治经济学”。其二, 所谓“解放”, 必然是指向某种价值追求和目标的解放, 即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 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基本途径和依靠力量的具体论证, 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三, 要实现解放, 必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深刻说明, 因而, 从规律上揭示解放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彰显革命的价值立场, 由此便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因此,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 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都是为了解答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资本论》充分体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统一性,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在《资本论》中, 经济学与哲学在方法论上也是有机统一的。与以前的著述相比,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是一种外部批判关系, 而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唯物史观不再是以外在形式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哲学前提, 而是转化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相应地, 政治经济学也不仅仅是唯物史观的评判对象或应用对象, 而是它本身就提升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存在方式的哲学世界观。从商品分析入手再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 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运演过程, 也是唯物史观发挥作用并充分发展的过程;在对政治经济现实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 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经济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内在结合还体现在《资本论》的批判方法与建构方法的统一之中。从批判方法上看, 政治经济学批判内涵着哲学批判:政治经济现实的批判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中介, 奠定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 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给以深刻的揭露。《资本论》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 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揭露, 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实面目, 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这就是从资本统治下的“物化”过程看到了真实的“人化”过程, 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的关系, 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生活。从建构方法上看, 哲学方法内在地引导着政治经济学建构, 即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再现出资本主义社会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如《资本论》第一卷正是从商品范畴出发, 先从“商品二重性”追溯到“劳动二重性”, 经由“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上升到“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 一步步地再现出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 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即资本逻辑的本质内涵。

《资本论》中的经济学与哲学在理论内容上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论》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即商品关系入手, 渐次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过程, 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研究过程;同时, 《资本论》又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实践及其事实材料, 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行了检验和证实。《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 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证明, 同时也是对其深化和发展。这种深化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一是对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科学制订与系统表述。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等基本范畴, 不再局限于一般性说明, 而是置于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现实研究之中, 获得了更为系统精确的科学规定和更为具体生动的现实内涵。二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丰富与系统阐发。如关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生产关系各环节之间的联系、生产的技术组织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等原理, 不再停留在抽象概说, 而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且这些原理也不再局限于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抽象揭示, 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对社会本质与社会表现之间深层联系、动态机制的具体阐发。三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新发展。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方法, “从后思索”法, “人体解剖”法等, 这些方法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同时也具有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普遍方法论意义。总之, 《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中包含着唯物史观的一系列运用、创新与发展, 由此构成了一种“经济学-哲学”的理论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 《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的内在结合还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从哲学角度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改造发展之中。《资本论》所涉及的“经济学”至少有三种定位, 并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整体联系。第一种“经济学”是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规律的“科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同黑格尔所讲的“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知性科学”是一致的, 马克思对此也予以一定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表现形式、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 从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一系列较为科学的考察。第二种“经济学”是单纯呈现资本主义社会表象的庸俗派经济学以及古典经济学的“非科学”庸俗因素。这种庸俗性的实质是拘泥于或错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象化结构 (即社会的内部联系颠倒地表现为外部表现, 特定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物及物的社会关系) , 从而混淆了外部表现与内部联系、经济范畴与经济事实。第三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能够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认识其本质, 更重要的是, 能够具体再现如何从社会本质产生社会表象, 如何从物质生产方式衍生出意识形态生产。《资本论》三卷的逻辑进程和范畴运动, 既是从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总体的过程, 又是从简单本质生成复杂表象的过程:“第一卷作为‘本质’、‘内部联系’的剩余价值直接生产过程, 发展到第二卷作为‘表现形式’的剩余价值流通和实现过程, 再发展出第三卷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以及利润的各种转化形式……等层层叠叠的‘外部表现形式’, 最后返回到社会有机体的表面即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 及其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因素、庸俗派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 (郗戈, 第10页) 由此可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并不相同。从历时性角度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历程呈现为一种“祛伪”思路, 即从社会表象入手揭示其背后的本质, 破除社会表象对社会本质的假象式伪装;从共时性角度看, 《资本论》的叙述体系则是一种“再现”思路, 即从社会本质返回到社会表象, 具体再现从本质生成表象的社会存在论结构。由此, 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是社会认识论, 更是社会存在论, 是社会总体的批判性的哲学观照。

《资本论》中经济学的这“三种定位”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呢?简单地说, 马克思实际上将三种意义的经济学转化成了一个“本质-现象”生成论的新型哲学理论总体。在马克思看来,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物象化”效应, 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谓物象化或物化, 就是指超越感性直观的特定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可感觉的物象与物象的关系甚至物象本身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而“可感觉”的物象就系统地遮蔽了“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总体。要言之, 在物象化结构中, 社会本质颠倒地呈现为社会表象, 内部联系颠倒地反映为外部表现。由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 (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过程及其各种转化形式) 扭曲地表现为物象之间和人格之间的“自由”“平等”的“简单流通”表象, 还进一步实现外观化、表面化, 颠倒地表现为各种独立化、硬化的外部表现形式 (即“三位一体”公式:资本产生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产生工资) 。其中, 在生息资本形式上, 资本拜物教完成了。作为特定生产关系的资本就颠倒地表现为作为“生产要素”的物本身的属性。资本获得了自动产生利息的神秘外观, 成为自行增殖的“物神”。可见, 作为新哲学和历史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是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和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因素、庸俗派经济学分别视作资本主义物象化结构的“本质学”和“现象学”的构成环节, 由此批判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现象及二者间的总体性关系, 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与矛盾本性。

综上所述, 由于经济学与哲学的这种深度融合, 《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凝聚为统一的理论总体, 成为一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存在方式”的哲学世界观。由此说来, 《资本论》的理论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综合了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

首先, 《资本论》构成了一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方式”的世界观。这种哲学世界观的新颖性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个标题的统一性上 (《资本论》德文原标题是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konomie) 。资本批判同时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现实批判与观念批判的角度看, 《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理论表现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的统一;从本质批判与表象批判的角度看, 《资本论》是作为社会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为社会表象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的统一。要言之, 《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现实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 既是生产关系生产的批判, 也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批判。因而, 《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认识论与社会存在论的统一, 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总体存在方式的世界观。

其次, 《资本论》也是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生成方式”的新型世界观。《资本论》并非如阿尔都塞等人所断言的是主体已死、缺乏人的能动性实践的“结构决定论”, 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体系的具体再现。其中, 具有支配性作用的实践便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它作为“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统摄、规定着社会生产总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地再现了社会总体的生产再生产方式及其能动机制:从社会存在生成社会意识, 从社会本质物化为社会表象, 从物质生产过程衍生出精神生产过程, 从生产关系生产衍生出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生产, 从社会有机体的“果核”长出“果肉”和“果皮”, 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总体的再生产体系。

最后, 《资本论》不仅是“解释世界”的世界观, 更是“改变世界”的世界观, 是一种“历史超越论”的新型世界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本质与表象的矛盾及其内含的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的趋势。由此, 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从根本上转换了哲学世界观的问题视域与思维方式, 从追问世界的“存在方式”转换为追问世界的“超越方式”, 以人类历史的自我超越论科学地解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探寻向着未来开放的社会发展趋势与历史可能性, 从而开启了哲学的未来向度。

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小逻辑》, 贺麟译, 商务印书馆。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2003年, 人民出版社。

[3]郗戈, 2016年:《〈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还是“物象化”?》, 载《教学与研究》第9期。

[4]亚里士多德, 1965年:《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