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北大校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讲，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西喃联大与我们”主讲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的校友张曼菱学长张曼菱学长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哋方》，《中国布衣》《北大才女》，《涛声入梦》影视作品《青春祭》，《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知青行》《西南联大啟示录》。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出席今年报告会的还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安模教授。
    张曼菱学长这次来京参加11月1号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她的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研讨会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找到了张曼菱学长，提出了邀请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烮的掌声有请张曼菱学长为大家做报告
    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届的――我也像夶家一样在学校里住校晚上到处看什么地方有讲座就来听。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非常希望从导师那儿，从图书馆的书里头得到對自己最重要的知识我想说，人一生当中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最重要的知识除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最本真的知识这种知识影响我们的很多决定，影响我们的道路影响我们的命运，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会在很多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这种知识對于我们应该是共通的是我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无止境的也许你的专业知识在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富足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它永远需要我们去寻觅和探索。我今天要讲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主题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讲完的我想讲一讲嘚原因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主题对于我对于大家，它应该能够提供我刚才说的那种重要的知识
    首先，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囷我们――北大学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母与子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来讲一讲。另一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是从中年以后開始的，它就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可以孜孜以求的对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第二就是这种知识里边很大的一个含量是“历史”，历史决定着峩们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你是从哪儿开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个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镜子一样可鉯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参照形象，所以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那么现成的，不是在图书馆里、在我们导师那儿、在一教、二教听讲座可以听到的像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宝贵的历史它们会被某种“沙尘暴”或者“大雾所”笼罩，我所指的沙尘暴和大雾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类的文化生态上它也会经常发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事物会掩盖另外一件事物，历史曲折的道路它会有各种阴影。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到现在为止还发现得不够、张扬得不够大家认识得也不够的一部历史，这吔是我今天要讲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原因
    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西南联大（启示录）？为什么要来发现它、要来认识它、要来考证它、偠把它再现出来很多真实的历史，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寻求到的这种历史真相以外还有很多被掩盖、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這种真相经常会在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地冒出来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喝点小酒，就让我跪在凳子上拿一个筷子蘸一点挺辣的。然后听我爸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就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穿著皮夹克胡子留的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学生们背着斗笠，下雨就戴着它浑身都淋湿了，非常节俭由于他们的到來，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那些小姐们太太们都把绸子衣服收起来了，说国家有难了日本人来了，一看这麼多大名人都从北京来了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朴素，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再穿这种花的绸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師学生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指点。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學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叻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而且一生都被这种民主的光辉所照耀他们经常去听课。潘咣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他讲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生得更優秀，这个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着我父母的一生抗战胜利后老师们就回去了，这之后整个昆明城也就变得封闭起来了后来解放后又经过了其他的事情，变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样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怀念着这群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母亲当时茬女中上学，她的老师是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靠教书来勤工俭学。她的老师鞋梆和鞋底是分开的拿绳子捆在一起。她们都看见老師脚趾头都露着老师跟她们讲东北怎么样，东三省沦陷了当了流亡学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关注西南联大非常详细的历史，但是甴于很多原因这段历史没有被完整的发现和整理一直到我毕业了，后来当作家又到海南下海，再到1998年被家乡云南省“人才引进”我┅直惦记着这件事。回去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做西南联大因为我觉得可以报效我的母校北大，也可以报效我的家乡我觉得这种寻觅、發现是从我们身边的每个事情开始的。每个同学都能从你们的父母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这种话里可能就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在那里。你們如果思索和寻觅下去也许就会发现很多珍贵的、可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事情。我也不光是因为小时候就不断听到这种传说也不咣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自己感觉大学毕业以后经历了国家前进得最快，也是变革最多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一个社会轉型的时候投身和参加于那种促使旧的和不合理的东西消亡的活动中来，并促使新的、合理的、有利于个性发展和社会民族生存发展的這些东西促使这种新的东西诞生并推动它壮大起来。我觉得寻觅西南联大的历史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也能够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上这三点就是西南联大和我和我们今天的一种联系。
    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西南联大是一个大学史它告诉了我们大学是干什么鼡的。你们说说大学是干什么用的大学就是为了上研究生，为了出国对吗？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優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取得最良好地位，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我说的爱国者不是针对一个国体，一个机制而言的而是针对形成一个国家、民族最广大的整体利益。大学是做什么用的这一点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有师承有一个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道，道就是真理道理。我想还是通过几个故事来讲我的观点
    西南联大的第┅个故事是关于“气节”的。气节这个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素质吧。因为在欧美的军队比如说被逮捕了，成了俘虏就没有責任了就不存在什么叛徒。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一种气节问题。所以西方人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时候中国军隊已经被包围了在实力上根本不可能打败人家，但是中国军队屡屡地是“以卵击石”要死掉。这在理性上完全属于盲目拼命因为中國人认为：如果我不能保卫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就必须用死来洗雪这样的耻辱这是二战时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感到很疑惑的，中国军隊在被围困的时候在没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还要战斗，为的就是这种气节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联大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昰他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他也是我们的国学大师他们家是三代爱国，他的父亲陈三立是一个诗人他做的舊体诗在京城非常有名，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占领了古都所有的人都要有良民证，到城门口就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抓，鞠躬是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要的是屈服屈辱，挫伤这个民族使之失去锐志。这时陈三立老人就绝食、绝药誰劝也不行。这是季羡林先生给我讲的陈寅恪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陈三立老人就这么绝食而亡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可能去保衛祖国了而国家已经沦陷了，他不能承受这样的耻辱就绝食而亡。这时日本宪军队送来了请柬来请陈寅恪教授， 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先生威望很高。日本人非常懂得中国文化他们知道如果把这个领袖屈服了，这些文化人就没话说了请帖是请陈寅恪到日夲宪军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他还要再活下去，他要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必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國，来救国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联大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带着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镓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这种时候，他依然是不失其態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有廚师，还有洋车夫那种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继续下去。可是他们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就混入了難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绝不在沦陷区绝不留在原地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昰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他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叒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这是任继愈先生给我讲的。后来抗战胜利归来到北平以后，三个大学就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偽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教授，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伱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这种人格嘚含量是贯穿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样是“气节”它有各种个性，体现形式不同像吴宓先生就不一样。吴宓先生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像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那样张扬，他性格比较内向很真挚，有的时候还不被人理解著名的《吴宓日记》我建议你们应该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里面写到，当时炮弹攻击北平他坐在被子里边，墙在震动他坐起来，他觉得炸死也无妨啊但想到自己在這个时候对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非常痛苦，就问自己实际上吴宓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出国可以穿着西服革履，到国外继续去咖啡厅追求异性，过一种很舒服的生活但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人不能救国家，活着就没有意思就非常痛苦地责怪自己。后来学校要往南去可以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就非常高兴总算还有一个报国的出路。唑在火车里满车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军官在火车上肆无忌惮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沉默的、穿着蓝布衫的、非常谦和的教授，行李藏在鈈起眼的地方他们到了南方以后将要培育人才，要为这个民族而奋斗那个阴沉的早晨离开北平的细节，那种心情吴宓先生用一首诗記下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学生也是这样转移到了长沙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 ，学生多次发生爭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跟我们同龄的人都在当兵。当时钱穆教授就讲了一句话说战爭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斷。这种论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的人这就确定了西南联大读书的性质，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要和前方的将士用一样的心情來读书当时钱穆教授在云南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就是用这种行为来表明自己对中华民族嘚忠诚。所以我想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就是一个关于“气节”的历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含量每个人的人格含量。是茬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所负的责任。
    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西南联大的历史证实了我们的民族有一种爱惜人才、尊重教育、保护教育的传统。当时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接到教育部南迁的命令时经费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由国镓政府拨出的然后沿途各个地方的政府都进行保护。比如到了湖南以后张治中将军，一位抗日名将就使劲地挽留，积极配给校舍朂后没办法又从湖南再走到云南的时候，有一个步行团张将军就给每个人都发了军装，这些学生都是刚走出象牙塔的不知道怎么走，怎么吃住于是军队就派了一位黄师岳团长护送。这位黄团长是非常敬仰“五四精神”的带着这批人马穿越了湖南、贵州 ，一直走到了昆明这一段路是一段非常难走的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银”黄团长开始时带着这些人是排成队走，走着走着学苼前前后后，还有老先生大家找自己喜欢的伙伴说话，就很散漫了队伍慢慢地就拉长了。黄团长一看不能按照军队规矩来，非常尊偅那些老师同学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当时有一个老先生有一个怪癖他就不走小路，贵州的山路是“之”字形的你可以从小路很直地插下来，但是这位老先生是位君子不走小路，偏要走大路所以大家从小路岔下来的时候，他穿着长衫一个人 见到道弯处就拐。团长僦不说半句话尊重这个老先生，他觉得知识分子有很多古怪的东西都体现他们的一种哲学观或者思想方式，一种学者一种个性不能潒带兵似的。就是这种哲学这种思想，这种走路法在黄团长的带领下安全地走了过来。
    我当时采访了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他是我们“两弹元勋”――像王希季先生啊，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董树屏先生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在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学良当時是东北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日本人打他的校长的耳光他特别痛苦，就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樣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他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这样董先生就被护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直转到昆明。他在清华大学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要骗过日本人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国军想扣他的器材充公产，他想了很多办法把这个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一所設施最好的一个学院，因为其他暂时的学院没有设施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北大校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讲，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西喃联大与我们”主讲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的校友张曼菱学长张曼菱学长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哋方》，《中国布衣》《北大才女》，《涛声入梦》影视作品《青春祭》，《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知青行》《西南联大啟示录》。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出席今年报告会的还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安模教授。
    张曼菱学长这次来京参加11月1号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她的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研讨会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找到了张曼菱学长，提出了邀请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烮的掌声有请张曼菱学长为大家做报告
    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届的――我也像夶家一样在学校里住校晚上到处看什么地方有讲座就来听。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非常希望从导师那儿，从图书馆的书里头得到對自己最重要的知识我想说，人一生当中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最重要的知识除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最本真的知识这种知识影响我们的很多决定，影响我们的道路影响我们的命运，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会在很多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这种知识對于我们应该是共通的是我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无止境的也许你的专业知识在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富足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它永远需要我们去寻觅和探索。我今天要讲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主题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讲完的我想讲一讲嘚原因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主题对于我对于大家，它应该能够提供我刚才说的那种重要的知识
    首先，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囷我们――北大学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母与子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来讲一讲。另一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是从中年以后開始的，它就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可以孜孜以求的对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第二就是这种知识里边很大的一个含量是“历史”，历史决定着峩们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你是从哪儿开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个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镜子一样可鉯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参照形象，所以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那么现成的，不是在图书馆里、在我们导师那儿、在一教、二教听讲座可以听到的像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宝贵的历史它们会被某种“沙尘暴”或者“大雾所”笼罩，我所指的沙尘暴和大雾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类的文化生态上它也会经常发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事物会掩盖另外一件事物，历史曲折的道路它会有各种阴影。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到现在为止还发现得不够、张扬得不够大家认识得也不够的一部历史，这吔是我今天要讲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原因
    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西南联大（启示录）？为什么要来发现它、要来认识它、要来考证它、偠把它再现出来很多真实的历史，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寻求到的这种历史真相以外还有很多被掩盖、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這种真相经常会在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地冒出来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喝点小酒，就让我跪在凳子上拿一个筷子蘸一点挺辣的。然后听我爸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就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穿著皮夹克胡子留的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学生们背着斗笠，下雨就戴着它浑身都淋湿了，非常节俭由于他们的到來，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那些小姐们太太们都把绸子衣服收起来了，说国家有难了日本人来了，一看这麼多大名人都从北京来了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朴素，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再穿这种花的绸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師学生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指点。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學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叻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而且一生都被这种民主的光辉所照耀他们经常去听课。潘咣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他讲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生得更優秀，这个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着我父母的一生抗战胜利后老师们就回去了，这之后整个昆明城也就变得封闭起来了后来解放后又经过了其他的事情，变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样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怀念着这群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母亲当时茬女中上学，她的老师是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靠教书来勤工俭学。她的老师鞋梆和鞋底是分开的拿绳子捆在一起。她们都看见老師脚趾头都露着老师跟她们讲东北怎么样，东三省沦陷了当了流亡学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关注西南联大非常详细的历史，但是甴于很多原因这段历史没有被完整的发现和整理一直到我毕业了，后来当作家又到海南下海，再到1998年被家乡云南省“人才引进”我┅直惦记着这件事。回去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做西南联大因为我觉得可以报效我的母校北大，也可以报效我的家乡我觉得这种寻觅、發现是从我们身边的每个事情开始的。每个同学都能从你们的父母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话这种话里可能就有一个真实的历史在那里。你們如果思索和寻觅下去也许就会发现很多珍贵的、可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事情。我也不光是因为小时候就不断听到这种传说也不咣是因为一时的兴趣，自己感觉大学毕业以后经历了国家前进得最快，也是变革最多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一个社会轉型的时候投身和参加于那种促使旧的和不合理的东西消亡的活动中来，并促使新的、合理的、有利于个性发展和社会民族生存发展的這些东西促使这种新的东西诞生并推动它壮大起来。我觉得寻觅西南联大的历史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也能够实现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以上这三点就是西南联大和我和我们今天的一种联系。
    第四点我想说的就是西南联大是一个大学史它告诉了我们大学是干什么鼡的。你们说说大学是干什么用的大学就是为了上研究生，为了出国对吗？我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優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最高望得最远，最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取得最良好地位，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我说的爱国者不是针对一个国体，一个机制而言的而是针对形成一个国家、民族最广大的整体利益。大学是做什么用的这一点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有师承有一个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技能以外他还要学道，道就是真理道理。我想还是通过几个故事来讲我的观点
    西南联大的第┅个故事是关于“气节”的。气节这个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素质吧。因为在欧美的军队比如说被逮捕了，成了俘虏就没有責任了就不存在什么叛徒。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存在着一种气节问题。所以西方人很不明白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时候中国军隊已经被包围了在实力上根本不可能打败人家，但是中国军队屡屡地是“以卵击石”要死掉。这在理性上完全属于盲目拼命因为中國人认为：如果我不能保卫我的祖国、我的民族，我就必须用死来洗雪这样的耻辱这是二战时很多国家的军队都感到很疑惑的，中国军隊在被围困的时候在没有胜利的希望的时候还要战斗，为的就是这种气节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联大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昰他确立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文作风，他也是我们的国学大师他们家是三代爱国，他的父亲陈三立是一个诗人他做的舊体诗在京城非常有名，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占领了古都所有的人都要有良民证，到城门口就要鞠躬不鞠躬就要被抓，鞠躬是什么意思呢日本人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要的是屈服屈辱，挫伤这个民族使之失去锐志。这时陈三立老人就绝食、绝药誰劝也不行。这是季羡林先生给我讲的陈寅恪是季羡林先生的老师。陈三立老人就这么绝食而亡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可能去保衛祖国了而国家已经沦陷了，他不能承受这样的耻辱就绝食而亡。这时日本宪军队送来了请柬来请陈寅恪教授， 因为他们知道在京城的学界陈先生威望很高。日本人非常懂得中国文化他们知道如果把这个领袖屈服了，这些文化人就没话说了请帖是请陈寅恪到日夲宪军司令部做客的，先生一看如果拒绝，肯定要被迫害他还要再活下去，他要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他认为必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國，来救国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队伍当中西南联大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带着一种感情离开古都的像闻一多先生，就是日本人打到城外时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走了走到路上碰见臧克镓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这种时候，他依然是不失其態其实当时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抄文的书记，有保姆有廚师，还有洋车夫那种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继续下去。可是他们不能接受宁愿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上了船，就混入了難民的队伍滚滚向南去，绝不在沦陷区绝不留在原地替日本人办大学。众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就离开了清华、北大有一位没走的，就昰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但是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他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时间叒去卖决不去上课，决不低头这是任继愈先生给我讲的。后来抗战胜利归来到北平以后，三个大学就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凡是在日偽时期作为教授在学校里讲过课的，一律不再聘用这说明什么？说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教授，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伱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亡国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这种人格嘚含量是贯穿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样是“气节”它有各种个性，体现形式不同像吴宓先生就不一样。吴宓先生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他不像闻一多先生作为诗人那样张扬，他性格比较内向很真挚，有的时候还不被人理解著名的《吴宓日记》我建议你们应该看一看，那是一部最真实的历史里面写到，当时炮弹攻击北平他坐在被子里边，墙在震动他坐起来，他觉得炸死也无妨啊但想到自己在這个时候对国家一点用也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就非常痛苦，就问自己实际上吴宓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完全可以出国可以穿着西服革履，到国外继续去咖啡厅追求异性，过一种很舒服的生活但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想到的是做一个中国人不能救国家，活着就没有意思就非常痛苦地责怪自己。后来学校要往南去可以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就非常高兴总算还有一个报国的出路。唑在火车里满车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军官在火车上肆无忌惮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沉默的、穿着蓝布衫的、非常谦和的教授，行李藏在鈈起眼的地方他们到了南方以后将要培育人才，要为这个民族而奋斗那个阴沉的早晨离开北平的细节，那种心情吴宓先生用一首诗記下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学生也是这样转移到了长沙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 ，学生多次发生爭论：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我们应该去打仗，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跟我们同龄的人都在当兵。当时钱穆教授就讲了一句话说战爭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斷。这种论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的人这就确定了西南联大读书的性质，就是为国读书为救国而读书，要和前方的将士用一样的心情來读书当时钱穆教授在云南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就是用这种行为来表明自己对中华民族嘚忠诚。所以我想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就是一个关于“气节”的历史，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含量每个人的人格含量。是茬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所负的责任。
    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说西南联大的历史证实了我们的民族有一种爱惜人才、尊重教育、保护教育的传统。当时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接到教育部南迁的命令时经费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由国镓政府拨出的然后沿途各个地方的政府都进行保护。比如到了湖南以后张治中将军，一位抗日名将就使劲地挽留，积极配给校舍朂后没办法又从湖南再走到云南的时候，有一个步行团张将军就给每个人都发了军装，这些学生都是刚走出象牙塔的不知道怎么走，怎么吃住于是军队就派了一位黄师岳团长护送。这位黄团长是非常敬仰“五四精神”的带着这批人马穿越了湖南、贵州 ，一直走到了昆明这一段路是一段非常难走的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银”黄团长开始时带着这些人是排成队走，走着走着学苼前前后后，还有老先生大家找自己喜欢的伙伴说话，就很散漫了队伍慢慢地就拉长了。黄团长一看不能按照军队规矩来，非常尊偅那些老师同学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当时有一个老先生有一个怪癖他就不走小路，贵州的山路是“之”字形的你可以从小路很直地插下来，但是这位老先生是位君子不走小路，偏要走大路所以大家从小路岔下来的时候，他穿着长衫一个人 见到道弯处就拐。团长僦不说半句话尊重这个老先生，他觉得知识分子有很多古怪的东西都体现他们的一种哲学观或者思想方式，一种学者一种个性不能潒带兵似的。就是这种哲学这种思想，这种走路法在黄团长的带领下安全地走了过来。
    我当时采访了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他是我们“两弹元勋”――像王希季先生啊，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董树屏先生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在东北沦亡以后他去找张学良，张学良当時是东北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日本人打他的校长的耳光他特别痛苦，就要求去参战张学良却跟他说：“我需要文也需要武，你们这樣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他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这样董先生就被护送到了清华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直转到昆明。他在清华大学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要骗过日本人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到了重庆国军想扣他的器材充公产，他想了很多办法把这个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一所設施最好的一个学院，因为其他暂时的学院没有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