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
内容提要：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
历史作为对过往的记录和建构，自历史学学科诞生以及职业史家群体出现以后，愈来愈走向书斋而远离大众。近年来，民间写史的发达、历史剧作的热闹、全民读史的浪潮，犹如一面多棱镜，使得职业史家藉此不仅看到了历史学的隐忧，更看到了历史学的机遇，构建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此起彼伏。
一、共享解释权：走向公众的口述历史
通俗地讲，历史就是讲故事。换句话说，历史被认为是对过往的解释和叙述。因此，由谁来讲？讲什么？怎样讲？不仅关乎历史学的自我认知，也关乎历史解释的权利归属问题。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在建构之初即积极地回应这一问题，以“共享解释权”相号召，推动史学普及，使史学走向公众，主张个人、群体、机构、国家都成为社会多元历史观的建构者[1]。
毋庸讳言，国内公共史学的兴起与国外公共史学思潮的东来有关。然而，公共史学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本身就存在多种路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与各国的史学传统以及社会历史情境有关但公共史学显然有其共性，尤其是随着公共史学学科意义的日益凸显，公共史学正在促进历史学实现公众转向，它迫使职业史家思考和面对新媒体时代历史学的走向问题，即历史学如何走向公众？
公共史学的关键词是公共，主张在公共场域中共享历史话语权、表达权和解释权，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史学应该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
目前，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包含哪些板块？与口述历史是什么关系？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或是将口述历史作为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将二者视为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学科。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口述历史的公共性日益凸显[2-4]，“共享解释权”作为公共史学的核心观念，越来越成为口述历史的关怀所在，它意味着公众与史学家在口述历史实践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在互动中阐释历史并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具有公共史学的基本特征，即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之共性。
首先，来自公众是口述历史的发生机制。在理论上，公共史学服膺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理念①，口述历史则主张人人都可以做口述，人人都应该来参与做口述，一个“做”字，让口述立刻生动、活跃起来，让理论和实践勾连在一起。在实践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公众既是集体性概念，也是个体性概念，在阶层上既包括上层精英，也包括下层民众，大到国家、民族，小到社区、个人，它们在个别的意义上，既是普通的，也是独特的。尽管在口述历史兴起之初，各国各地区的重点和取向不同，比如美国口述历史确立之初的访谈对象主要是一些政要精英，但是随着口述历史理论的完善和口述历史实践的深入开展，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口述历史都必须在扩大公众外延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永久性动力。
其次，服务公众是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口述历史之所以受到职业史家的钟爱，除了可以弥补史料之不足，促进历史学的专业化写作之外，更在于史家的责任感——服务公众。不管是专业的通俗化写作，还是面向大众的历史作品，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先例，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历史学家秉承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致力于通俗化的历史写作。公共史学的兴起，重新触及到历史的提高与普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口述历史不仅关注个体生命史、家庭家族史、社区发展史等，还致力于区域史、国家或民族发展中重大事件的研究。对于个体的公众而言，口述历史可以帮助访谈双方增强历史意识，通过回忆过去看清现在，甚至还具有心理疗伤的功能；对于集体意义的公众而言，口述历史通过挖掘民众记忆，加强社区认同、塑造民族认同、传播国家形象，还可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服务社会大众[5]。
（新加坡举办国庆图片展 百张照片唤起民众记忆）
可见，在口述历史那里，历史的提高与普及、基础与应用是并行不悖的。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基于服务公众的诉求，在作业方式、传播方式、应用效果等方面也必然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
再次，公众参与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灵魂。没有公众参与的口述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在英国，口述史自诞生之初即被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以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6]。在中国，公共史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公众对于历史的巨大热情。荧屏历史剧的热播、电视讲史的高收视率、网络写史的热闹、口述历史栏目的涌现，都展现了公众从历史中获得看点的期待。口述历史的整个作业流程都离不开公众参与。访谈前的准备工作很大程度上关乎口述访谈的质量顺利与否，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不论是借助官方的帮助还是借助私人推荐，或者由受访人牵线搭桥，或者借助品牌效应，或者进行抽样选择，公众对于口述历史的认同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期传播阶段，口述历史更需要借助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促进历史知识在公众中的传播和消费。
可以说，公众的参与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口述历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近10年国内口述历史的迅猛发展正是公众参与度提高的结果与表现。
最后，面向公众是口述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口述历史才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和传播链。当然，口述历史基于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有一定的保密期限，有保护隐私的基本要求，但这些问题是在口述历史学科规范建立后不难解决的技术性问题。相较而言，如何更好地使口述历史的成果面向公众而不是成为无人问津的史料，使得公众参与的历史回归公众，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口述历史承诺，最终呈现给公众的历史是一种能为普通人理解的知识，它自始至终高举“到人民中间去”的旗帜，积极参与塑造公众的地方认同与国家意识。在新媒体时代，建立适合大众浏览的口述历史公共数据库应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目前，国内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及高等院校等单位正致力于开发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建设数据库，不仅需要专业和技术支撑，更亟待从口述历史学科的角度加强规范，口述历史数据库从建设到管理到维护再到利用，应该摸索一整套可行的规范。而规范的建立，除了借鉴国际经验，更应该重视本土经验，在国内机构各自探索的基础上逐步联合，在保留各地方口述历史特色的同时寻求合作，一方面避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加快中国特色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步伐。
对于公众而言，规范的口述历史数据库才具有被广泛利用的可能性。
不容否认，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更容易辨明目标和方向，有助于中国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口述历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规范。口述历史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国际国内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或者二者本身就是兼容互补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口述历史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尽管因为记忆的不确定性曾一度备受怀疑，但随着学者对于记忆本身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开始受到关注。他们相信，口述史料和其他任何一种史料形态一样，都需要小心地鉴别使用，口述与其他文字资料相比互有优劣，相辅相成，如果想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那就需要人们平等地对待各种史料，尽可能地占有各种史料。不唯如此，尤其是某些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需要口述来补充。正如科大卫所回忆的那样，华南学派口述历史计划的启动，即因在碑文抄录时体会到口述资料对生活的贴切，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只有依靠口述才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口述历史是民间文献不可或缺的一种形态，是华南学派的一个重要经验[7]。
公众的故事犹如一座富矿，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国家，而且地域范围广、民族构成多元、区域差异大，如果口述历史不能将自己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不仅是一种损失，更会缺乏源泉和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历史如果仅只是被作为一种史料形态，用来证明或论说学者想要说明的问题，这样的口述历史就离成为一种学科愈来愈远。反之，口述历史也有助于反思公共史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公共史学在遵循历史学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应该在历史学家之外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力量，比如新闻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以便更好地在媒介传播、影像制作、软件工程等方面促进口述历史的发展，促进历史知识在公众中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公共史学视野下，公众和史家通过口述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8]。口述历史虽有助于扩大公共视域、促进公共空间的发育、提升公共理性，但由于其内含的主观性，从表面上看属于个体行为，其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必须符合公共理性精神，以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为目标，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在公共领域的滥用。
二、接地气：口述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
王国维曾慨叹过：哲学上的话，大都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这大约说的是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纠缠。对于历史学来说，无论何种方法何种流派，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别，都以求真为本，即追求“可信”，但在求真的基础上，历史叙事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可爱”的诉求。
在公共史学视野下，职业史家的作品，专则专亦，故事性不强，学术型著作缺乏一般故事所不可或缺的可看性以及与大众传媒的亲密接触。历史作品如何既能可信又足够可爱？历史学家的技艺如何兼顾真实性和可读性，这个话题并不新鲜，但在职业史家圈内，高冷的历史作品仍占主流。
在这样一个以成功为标签的“小时代”，历史作品想要成功进入公众视野，历史知识想要在社会化和通俗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更远，需要从很多方面来努力，从主题的选择、语言的表述到传播的形式，都必须接地气。
口述历史是有声音的历史，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媒介融合的推进，在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口述历史逐渐突破声音的界限，呈现为声音、影像、文字等多种表达方式交互的立体模式，口述历史和公共史学中的影像史学互补共生、相互交融。口述历史经由历史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记录历史，无论是方言的运用、还是受访者的民间身份，都赋予了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除了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努力而外，这应该是时下口述历史受到大众欢迎的重要质素。
由于口述历史抢救活史料的性质，其在时间上主要涉及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随着历史的流动，其时间范围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辛亥元老，在今天就很难再做口述访谈。相较而言，抗战老兵最近若干年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除了抗战史本身成为热点外，也与抗战老兵逐渐离我们远去，由此产生的时不我待的责任感有关。当然，学者们也在积极呼吁对文革、知青等问题的研究，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不可靠和其他一些因素让口述显得至关重要。近年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地方的近代史”成为历史学界新的视野。
研究地方，通过区域观察中国，这就要求回到地方尽可能地搜集史料，除了地方报纸、日记、文集、档案、方志、族谱、碑刻等形态的史料，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这些都是书写接地气的历史的重要资源。
走出学院，走进中学课堂，走进社区，甚至在网络媒体中，口述历史都大有可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许多人历史知识的获得主要依托中学历史教学，而中学历史教育亟待“接地气”。接地气的途径之一，即在中学生中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美国的“狐火计划”早就成为典范，中国的“蒹葭计划”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面向14～18岁的中学生，向青少年普及和推广口述历史理念②。“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也以“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相号召，形成了纸媒、网络、基金会、学术机构等共同参与、积极引导的模式③。其他如2011年开始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鼓励中学生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了解自己身边的历史，中学生写家史成为“公民写史”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定宜庄曾感慨自己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孤独，她分析这是“因为口述历史在国内开展得实在太晚了，一直是属于很零散的状态”[9]。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的迅猛发展，国内口述历史逐渐呈现出遍地开花、区域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依托国内各大学的口述历史教学与研究，既推动了学术交流，也培育了口述历史人才梯队。2006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尝试跨校学术合作，展开了“西南民主改革口述史”项目[10]。
自2011年始，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至今已经办至第七届，从历届大赛的参赛情况看，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高校大学生都参与到了口述历史实践中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14年以来的口述历史大赛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共同主办，这不仅为口述历史的大范围交流提供了平台，更是中国口述历史改变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困局的有效尝试。2016年12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及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就如何建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与国际口述史学界展开沟通和交流，推动中国乃至国际口述历史的深入发展。在北京，崔永元团队自2002年起开展口述历史实践，
并于2012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创立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开设了针对全校范围的“口述历史研究”公选课；2013年成立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更致力于推动口述历史活动的普及；2014年，永源公益基金会发起了首届全国大学生“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2015年迄今，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举办了三届“口述历史国际周”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印度、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蒙古、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位口述历史同行的参与，其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中国分会筹备会成立，通过了《促进口述历史事业全面发展的宣言》及《口述历史实践公约》(简称《定福庄宣言》及《定福庄公约》)，这是中国口述历史走向国际，以本土化经验丰富全球口述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事实上，口述历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跨地区、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也日渐深入，学者、民间团体、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政府、中小学师生等正合力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口述历史”“人民记忆”等口述历史微信平台也在为全国口述历史资源的整合与口述历史的普及添砖加瓦。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也是最有条件接触和实践口述历史的那部分人。如果每个中国家庭中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甚至可以考虑延伸至小学生，都可以从了解自己身边的历史开始做口述，那么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前景极为可观。一个孩子背后至少是一个家庭，这样口述历史就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都来做口述，或者成为访谈者，或者成为受访者。到那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可以参与到口述历史中来，上一代的苦难与荣光在回忆中重现，下一代则从过去理解了现在，看到了未来。
除了目前的各种大赛，未来应该在课堂内外给予孩子们开展口述的机会和辅导。在学校，除了历史课，其他如语文课，涉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等都可以通过设计相应的环节引导孩子通过口述强化学习目标。比如“鄂教版”一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滑滑梯》，让孩子回去采访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的校园故事，孩子就能感受到不同时代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的变化，有助于语文真正成为人文素质教育而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学习。
在课堂外，可以引导和鼓励孩子走进社区，通过口述了解社区历史，增强社区认同，开展社区服务。孩子们的口述历史成果可以被吸收进地方志的编写，可以帮助编写乡土教材，孩子们还可以走进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资料、调阅口述历史影像资料，了解自己想知道的历史。当然，这提醒我们要加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资料库的建设工作。
目前，国内有些档案馆如云南档案馆已经身体力行在开展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和保存工作，这样的工作应该有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进来。由学生通过口述参与到对历史的建构当中来，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来，这样的历史才是既可爱又可信的，才能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这样的历史教育才是真正回到过去又面向未来的。
如果说，由职业史家通过搜集包括口述在内的史料进行通俗化的历史写作，借助新媒体的强大传播能力，促进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由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在课堂内外通过口述获取历史知识、书写历史作品、传播历史意识，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两种方式应该并行不悖，共同致力于口述历史在中国的繁荣。
在这两种方式中，除了学生、老师、历史爱好者、社会机构、公益团体、出版传媒、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地方志办公室等充分参与和合作外，职业史家应该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公共史学学科视野下，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国内学者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分立；一种意见将公共史学定义为由职业史家参与而面向公众的史学。笔者以为，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时的历史热而言，将职业史家与公共史家分立，无疑等于职业史家放弃了自己在历史通俗化和大众化中的责任，同时也丧失了学院史学开拓新领域的良好契机。因此，职业史家尽可以遵循自己的规范书写高冷的学术专著，同时也有责任参与到公共史学的建构中来，从事口述历史实践，促进历史知识的通俗化和社会化。正如当初张爱玲品评胡兰成的论文时所言，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11]，突破名词术语的禁制，放下学术权威的架子，或许会有意外收获。来自国外的公共史学经验表明，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需要共同努力，打破学院史学和公共史学之间的壁垒，共同致力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
实践证明，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口述历史讲故事的方式固然引人入胜，但必须以真实性为前提。当然，这种真实性的呈现可以是严肃的历史著作，也可以是非虚构的历史创作，但从历史氛围到历史书写再到历史意识的传递，都必须与真实无害。
进而言之，要建立有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就必须在坚持全球视野的前提下，加强学院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合作，实现口述历史理论的本土化，这有赖于实践的本土经验。事实上，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正是依托了各地、各区域的历史发展特色才形成了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才逐步具备了同国际学界对话的水平，才有了近年来渐趋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有温度：口述历史抱持的温情和敬意
钱穆在抗战烽火中写就的《国史大纲》主张对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也正因为如此，其著作在非常时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情形，鼓舞了无数的青年走向前线。这一点不仅被职业史家奉为圭臬，即使是公众史家也不例外。可见，有温度的历史是学院内外作者和读者所共同喜闻乐见的。
为什么要做口述？因为它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口述历史向来被认为是费时、费力、费钱的一件事，虽不排除相对成熟的口述历史研究和推广也会有诸多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但目前在中国做口述，确实需要热情和勇气。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抢救历史，与时间赛跑，通过口述来完善历史真相，让后人对历史有迹可循，崔永元团队这十几年来为口述历史付出的努力让人心生敬意。
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主张“人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最大限度地开放历史写作的权利，充分地尊重公众讲述历史、书写历史的渴望，尊重公众个体对于历史阐释权利的追求，一反宏大叙事冷冰冰的面孔，温情记录每个人的生命史。
口述历史努力赋予历史人性的光辉，无论何时口述历史都不应忘记初心。对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首当其冲以尊重历史真实为要，口述历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应违背真实原则，更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通俗和社会，陷于商业化大潮的漩涡无法自拔。
史学家顾颉刚1926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表达的意见，对于公共史学和口述历史仍有意义：“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学问固然可以致用，但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12]。口述历史注重应用，但要获得良性发展就不能为其应用性所羁绊。
谈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曾经是个颇让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口述历史过程中情感的付出，一度让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叙述方式，任何一种史料，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如果说，情感的渗入伤害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任何一种叙述方式都无可逃避的，不独口述历史如此。当然，与其他方式中的隐性情感表达不同，口述历史中的情感表达相当显著。因此，规范的口述历史恰恰应该将情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让历史具有相应的温度。2015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历史化的情绪”作为大会议题之一，提示了情感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情感史的研究，目前已成国际史学的一个潮流，如果说情感史旨在将情感历史化，那么口述历史则不排除将历史情感化。事实上，这恰是口述历史的特色之一，口述历史从不忽视情感的生成和表露方式，比如对于语言表达方式的尊重，对于语气词的注意，对于肢体语言和微表情的关注。
朱莉·利文斯顿(Julie Livingston)曾经慨叹道，非洲史研究向来重视口述史料，进行口述采访的时候，往往为叙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然而一旦将录音诉诸文字，一种苍白感便油然而生[13]。应该说，在规范框架下积极地处理口述历史中的情感，不仅不会伤害历史的真实性，反而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表情，有了人性的力量。
口述历史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还表现在对公众叙述历史方式的尊重。访谈者不因自己优先掌握了专业历史知识和技能而在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优越感。口述历史的关键词是访谈，换言之即问问题。提问和倾听是问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相关的规范和技巧都提示访谈人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对受访者表示足够的尊重和敬意。首先，在访谈双方的称呼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学者反对访谈者/受访者这样的称呼，认为这里面暗含了历史讲述者的被动性，因此愿意称之为信息提供者等。再比如，方言对于访谈者可能是一种障碍，这意味着后期整理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尊重受访者的语言习惯，甚至有意识地保留其方言表述，给未来的语言研究提供范例，这也体现了口述历史对历史的敬意。
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筹备访谈环节即可以感受到很多人的热情引导和帮助。2016年5月，我们的学生采访了贵州贵定县的一些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村长多方介绍和联系，在雨天泥泞的山路上坚持送学生们到达目的地，中途车子坏掉又及时联系派出所民警用摩托车护送学生。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通过口述历史，学生不仅感受到了其中的困难和艰辛，学会了团队协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口述他们收获了书本上没有的历史细节，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
访谈环节即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是现在与过去、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情感沟通与情绪共振。很多受访的老人非常可爱，有的老人身体不好，但是既然参与其中，就会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去做，有的时候讲到历史上的一些恩怨苦难，有些老人忍不住失声痛哭。我们采访过的一位老教授，采访过后吐血，出院后仍然坚持把该讲的讲完，他觉得做一件事就要踏踏实实，不能半途而废。
后期整理和传播利用环节，从访谈传递出来的对于历史的尊重和责任感，连带历史的温度一并延续。后期整理环节琐碎而重要，从录音到逐字稿，如果遇到方言或专业的问题，整稿者除了要有转录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目前国内的口述访谈质量参差不齐，访谈成果多以原始的状态各自保存，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对接还有待加强
历史从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学术规范是必要的，但合理的想象和适当的感情不能因此受到压制。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借由口述实现阐释历史的“共享性权威”，促进历史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必须符合公共阐释的基本原则，积极呈现可信又可爱的历史，避免历史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口述历史以人为本，与时间赛跑，以抢救史料为重要旨归，以在世的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为受访对象，在史料形态上以声音或影像的动态形式展示或保存过去，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让历史学回归到了人学的原初意义。
作者简介：王艳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①事实上，贝克尔的这句话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当其来到中国成为一种口号甚或一种运动的旗帜时，则值得警惕。有学者指出，该口号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由实证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的标志性宣言，代表的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历史观。贝克尔错误地处理事件与事实、记忆与事实的关系，通过分割客观历史与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抛弃客观性，认定历史是想象的历史，形成绝对的相对主义理论恶果。参见张江：《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兼论相对主义的历史阐释》(《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Project)是由美国教师威金顿于196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中学口述历史计划。该计划将口述史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勾连起来，并借助《狐火》杂志呈现和总结口述历史成果，为美国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已经成为美国中小学教育普遍采用的方法。“蒹葭计划”由崔永元工作室和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该计划与美国的“狐火计划”展开合作，从孩子着手，用影像记录历史。
③全国性中学历史教育公益赛事。旨在激发学生主动关注并追寻自我生命源头，在历史研究及写作实践中逐步掌握历史研究和记录方法，培养推己及人的思维习惯，增进代际沟通与融合，塑造独立自主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自2011年至今，大赛已成功举办七届，每届参赛学生均超过万人，参赛学校超过500所，累计培训教师、学生两万多人，数十位专家学者提供评审、指导和专题讲座等志愿服务，数百位教师、家长、学生申请成为志愿者。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日益成为以学生为中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互助历史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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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自公众号我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