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北省北部的一个农村里。这里地处蒙古高原南端，夏季短暂而凉爽，冬季漫长而寒冷。历史上，这里是北方游牧部落的栖息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游牧部落逐渐离去，口里（张家口以里）的人们纷纷到来，他们种田养牧，开作坊耍手艺，建立村落，娶妻生子，渐渐把此地变成一块生机勃勃的土地。不知又经过多少年的繁衍生息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民俗的地区。

过去这里叫口外，后来又被称为坝上。

坝上的早期移民多为逃荒的难民，也不乏失意落难的知识分子，生意人，手艺人......当然也有打家劫舍的流寇土匪，隐姓埋名的在缉逃犯，欺男霸女的地痞流氓。到后来，新中国建立，一批批的建设者们纷至沓来，他们带来了文明与进步，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新的县政府，乡政府，村政府建立了起来，同时建立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

这里俨然是一个井井有条的行政区域。

这里的人们也逐渐从愚昧中走了出来，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再后来，与全国一样经历着风风雨雨......

我们是最具典型的坝上家庭，父亲是移民的第二代。我们的祖籍到底在哪里？我们晚辈没人去考证，也不想去考证。我们就是坝上人，好象自从有了人类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

我出生在大饥荒的 60 年代初 ，据说我是靠喝面糊活命的。我们家存活下来一共七个孩子，五男两女，我排行第六。父母要养活这样一个大家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管怎样，我很幸运能来到这人间 。因为我的存在，也就有了那么多的故事，也就有了那么多的情缘。

当我记事的时候，那个火热而饥荒的年代早已远去，紧接着又一个疯狂而荒诞的时代也悄然在酝酿之中。尽管如此，我们这个家庭是很安定而祥和的。我们是贫农，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冲击，甚至可以说，我们或多或少也是受益者。

父亲的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 主要体现在对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态度上，供男不供女。也难怪，这么个大家庭都去上学念书，日子怎么过啊！由于家境贫寒，我大哥实际上也没上几天学就辍学回家务农了；二哥和三哥都也没读完初中。而我和弟弟就幸运多了，我们一直读完高中，我最后还上了师范。

二哥念初二那年，正赶上供销社招人。那个年代，好的差事一般是轮不到普通百姓的，幸好供销社有一个亲戚，他叫郝再云，跟我父亲是姨兄弟。虽然是亲戚，平时很少往来。突然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就供销社招人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父亲听罢只是淡然一笑，表现得无动于衷。父亲过去一直看不起做生意这个差事，他常说无商不奸，曾还发过誓，说儿孙八辈也不干那差。解放初期，因父亲识字，曾有人三番五次要他到当时叫合作社（也就供销社前身）干事，他都拒绝了，他看着那不起眼的小铺子，总是不屑一顾，表现出绝对的鄙视。为此，母亲后来常常埋怨，“你看人家戈四，一字不识，现在挣的是工资，老婆孩子跟上多享福。”听了这话，父亲起初还不服气，后来看看事实就摆在面前，就表现出了无奈，最后也就默认了。而今，二哥同样面临父亲当年的抉择，他好象没有了发话的资本，只有沉默。 60 年代初期，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职工干部明显优越于农民，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二哥当然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迫不及待地要搞明白怎么才进得去。

郝再云说，“这事是保密的，只有内部少数几个人知道。想去的人当然很多，真正能进去的人是很少的。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考试。”

二哥一听考试，表现出了很大的自信，因为，就全公社范围，比他文化高的有几个？而且，他绝对是高才生，数理化语文科科优秀，要不是因家庭原因，绝对是大学生的料。

郝再云看着他那自信的样子，笑了，说，“偏就不考你拿手的......”

二哥满脸的笑容顿时变的生硬了起来，只是挠头皮。

郝再云又说，“就考一门，珠算！”二哥一听顿时傻眼了。

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学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课程体系的建立，是以牺牲传统教学体系为代价的，尤其国学也包括珠算，书法等，大大被淡化了，优秀学生也写不好毛笔字，不会打算盘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此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缺失。二哥无奈地抓耳挠腮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死寂一般，刚才还喜笑颜开的人们，脸上也都呈现出同样的无奈和失落。最后，郝再云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说，“不过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没办法，学呗！二哥一屁股坐下来，若有所思地一声也不吭了。

许久，他出去了。不一会儿找来算盘和书就学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他起早贪黑，一刻也不懈怠，家人都为他拈了一把汗。考试到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考场。几天后结果出来了，郝再云兴致勃勃又来到我家，说，“总算是好材料啊，第一名！”我家顿时欢腾了，就这样，我二哥成了供销社的一名员工。

那时候，我还很小，对这些事情很是莫名其妙，而且朦朦胧胧。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我二哥最终命运不佳，让我无法释怀，他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距离县城三十来华里，是个挺大的村子。当时全村就有两千多人口，有公社政府，医院，学校，供销社，粮库，邮局等等，凡是县城有的机关单位我们村几乎都有。

我家就坐落在村子的最南端，是几间丑陋的小土房。村前有几座小山，再远处还有座大山。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爬在窗户的玻璃上看这几座山。夏天时小山是绿色的，大山是蓝色的。小山离得近，可以看到山坡上吃草的牛羊，还有山脚下黄灿灿的油菜田和绿油油的麦田；那蓝色的山就象是一整块蓝色的大石头，看上去很光滑。那上面到底有什么，人能上去吗？我就是这样开始认识大自然的。

但凡三四岁的孩子认识事物估计都是这样的：一切似乎都有生命，一切似乎都通人性。夏天了，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到村外的草滩里玩耍，那小草散发着清香，野花到处盛开，艳丽而可爱，不时点着头，还有那些各色各样的小昆虫，都似乎在和我们一起玩；到了冬天，大地一片洁白，群鸟飞起来又落下，象抖落满地跳来跳去的小石头。我哥哥经常在冬天里出去抓鸟，抓很多的鸟，因为那时食品紧张，这些鸟是要被吃掉的，有时候也留几个活的。有一种鸟，长着一对黑犄角，我们就叫它“黑犄子”。有一次他把一只活的“黑犄子”送给了我，我就用线拴住它的腿，拉着它到院子里玩，它拼命地挣扎，飞啊飞，总也挣脱不了，后来好象累了，爬在地上就不动了，我真的以为它快要死了，就松开了手里的线，过去看个究竟。没想到它突然扑楞楞地飞了起来，带着线，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没了踪影。当是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第二天我哥哥就又给我抓了一只，这回干脆就把它的翅膀剪了，也不敢拿到外面去了，就放在窗台上。这样，那只鸟一直就活了下来，到后来也不怕人了。两年之后，它从窗户逃走了，为此我感伤了好一阵子。没有了翅膀，它肯定是活不下来的。从此我就再也不养鸟了，也不去轻易地伤害它们。

村里有些人也经常到我家窜门，他们谈得最多的好象就是狼的故事，说狼如何如何凶残,如何如何聪明；也谈土匪，还谈黄羊，有时候也谈鬼的事情，说鬼是如何的吓人。我最怕狼和鬼了，尽管这两样东西都也没见过。后来听大人们讲，说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是能看见鬼的，大人一般是看不到的。因此，在晚上的时候就不敢看窗户的玻璃，睡觉也蒙着头，夜间小便总是先让母亲点亮灯。

说起鬼我还真的有过一次经历，那年我也就六岁。有一天的晚上，月亮很明亮，房屋，树木等物体的轮廓清晰可见。我和表伯伯从一个胡同走过，与其说是胡同，不如说是两边垒着低矮墙壁的狭窄过道，我的头正好高出墙头。当我俩刚走到胡同中央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东边的那个院子里有个人，他的袖口有一圈是白的，两手合掌，不停地朝房子作揖。我赶紧躲到我表伯伯那边，悄悄跟他说，“你看院子里有个人，”

表伯伯停下来就朝院子里看，“胡说，哪有啊？”

我说，“你好好看啊！”

“没有啊！”表伯伯拉住我的手，就赶紧走出了胡同。

当时我表伯伯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肯定是够十二岁了，要不然他怎么就看不见呢？或者他看见了却装着没看见，但那里的确是有个人。回去我就跟母亲说起这事，却招来的是痛骂，怪吓人的，谁敢相信呢？从此我就再也没提起过这事。

关于狼啊狐狸啊什么的我就一直没见过，只是在半夜的时候听到过狼的嚎叫。不见也罢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更喜欢一些小动物小昆虫。

在嬉戏玩耍中我也逐渐长大，逐渐懂事了。

母亲经常说，咱们这个家就好比鸟巢，孩子们就是这巢里的小鸟，长大一个就要飞走一个。的确是这样，二哥去了外地上班了，大哥也早早娶了媳妇另开了炉灶，三哥也要参军了。

关于母亲，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最早起床的，她先是掏灰，然后就是烧热水。洗了脸紧接着就张罗做饭。我们最常吃的当然就是莜面了，家里人又多，她就不停的捏啊捏，捏好了，念书的，干活的都回来了。吃饭的时候，她也是最后一个端碗，就剩下的那点，饱不饱也就那样了。人吃罢了，还要喂猪。中午休息片刻，就拿上筐子和口袋到地里挖野菜。下午依然是做饭，喂猪，晚上又是顶着灯做点针线活，很晚才去睡觉。

母亲十分节俭。那时候真是少吃的没烧的，母亲总要想办法，把土豆啦，萝卜啦，野菜啦跟面配合起来做，做到尽量可口。烧的柴禾也是少的可怜，就督促我们不停地出去拣牛粪啦，搂柴禾啦，保证又能吃上熟饭也不能受冻。穿的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家里养几只鸡养个猪。平时卖鸡蛋的钱用来买油盐浆醋，到年底卖了猪给孩子们换件新衣服。就这样，母亲精打细算地过着穷日子，年复一年，直到二哥有了工作，三哥当了兵，日子才有了好转。

相比之下，父亲操心就少的多了。据说，父亲小时候家境很不错，从小就没怎么受过重苦，还上过学，听说还抽过鸦片。后来家里遭了匪劫，不久爷爷去世了，家庭很快就败落了。 48 年父亲带着全家就投奔了他的舅舅。为此我感觉到很是庆幸，不然我们家肯定就是富农或是地主，我们这一代也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到如今，父亲对这这家庭的苦日子是万般无奈，除了干点笨苦实在也想不出个什么办法来。

孩子们出去一个，不但家庭负担多少能减轻点，而且也能给家里点贴补。所以，父母也希望孩子们能早点走出去。是啊，老大出去，老二出去了，老三马上也要出去了。

三哥初中上的是农中，就是社办中学的前身。那会儿，学校不在公社所在地，而是在一个十里之外的小山村里。有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三哥冻了双脚，路都走不了了。父亲就赶着马车把他接回了家，为此老师去家里好几趟，说这孩子是个料，应该让他念下去。父亲死活就是不让念了，说咱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识点字就行了。还说我二哥念的书也不少吧，用上了吗？这会儿的书真是用不上，不如好好学学算盘啦，或是写一笔好毛笔字啦。其实父亲真的是没念了多少书，可人家的毛笔字写的就是不错，每到春节来临时，他总要不停地写春联，不但写自家的，还帮别人家写，似乎只有写春联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快乐。的确，那么多念书的孩子谁也不敢上去比划两下，因此，父亲一边写还一边奚落，谁也不敢吱声。其实父亲说的也不无道理，建国以来我们的素质教育搞的不好，数理化到底谁用上了多少呢？农村人最佩服的是写一笔好字，打一手好算盘，谁懂你什么数理化呢。

不念书也罢，三哥没有丝毫的怨言，反而觉的轻松了许多。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虽然三哥生性内向，也不可能不受影响。在家里呆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按父亲的意思去练字或打算盘，而是除了干点活就是没命地往外跑，回到家也总是兴奋地讲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父亲已经意识到，外面这么乱，年轻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却很容易。思来想去，就决定让他去当兵。

说起当兵，父亲其实也是深恶痛绝的。父亲年轻时正值兵荒马乱的三四十年代，为了逃避抓兵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曾在地窖里躲了三天三夜。他常说，兵匪一家祸害百姓，良家子弟是绝对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的。后来，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他们非但不干坏事，反而对老百姓特别好，尤其穷人。经过解放后这么多年观察，他的态度彻底改变了，而且认为当兵说不定还能改变命运。所以，才决定让我三哥当兵。

第二年的冬天，三哥就报名参军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刮着刺骨寒风的早晨，父母送走了三哥回到家里，皮帽上挂满了冰瘤子，脸上也挂满了苍茫与失落。母亲脱掉帽子，一屁股坐在了炕沿上抽泣了起来，而父亲则蹲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而我们姐弟几个都神情木然地看着他们。除了我弟弟我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大姐开口说话了，“这是怎么了，当兵是好事，没听说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吗？”母亲不哭了，抹了抹眼用很低的声音说，“他还小，才十七岁，就去那么远的地方。”

很快，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但却平添了几分的牵挂。

没过多久，三哥来信了。我清楚地记的，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大声地念道。“父母大人，您们好！我这里一切都很好，请您们放心......”母亲脸上洋溢着十分欣慰的微笑听着，家里充满了快乐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