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记者群访我的新书《·未来》时，记者问我AI何时会取代他们？我说：只要你写深刻的文章，你就不会被取代。我并邀请记者们把这些文章寄给我，我来评估AI是否能写得出来。如果我觉得不能，我就会转发。这是第一篇AI写不出来的文章：

“一个概念火了就会被玩儿坏”

李开复与人工智能的缘分，早在 1983 年就开始了，而在三十多年之后，人工智能技术随着的出现，迎来野蛮生长，就连他自己也坦言：“AI 泡沫其实不是真的泡沫，我觉得就是一个估值的调整，其实中国创业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突然火了，最后很快就会被玩坏了，因为每个创业者都要包装 AI，每个投资人都要搞一点 AI 项目，所以就会有各种的模式，我们在 O2O 时代看到的 2VC 模式记得吗？就是有很多人拿 O2O 概念忽悠了一些 VC，造成了很大的数字，用户都没有留存，那几家公司后来就死掉了。”

李开复进一步解释说：“    AI 概念不太一样，AI 概念就是每个公司都讲自己有 AI 人才、有大数据，哪怕没有也说我先收集了大数据，过一阵我就用这个大数据变成 AI 公司，只要挖一两个 Google、百度什么的人，或两个斯坦福、清华什么的人，招进来以后就觉得我有这样的人就是 AI 公司了。”

9 月 2 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李开复的这一席话逗笑了在场的来宾，是的，人工智能的泡沫太大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太火了，人工智能需要降温了。

李开复说，AI 泡沫之后，最明显的应该是会出现 AI 企业估值的调整，在他看来，AI 是一个至少会持续 15 年的趋势，他以移动互联网为例，互联网从浏览器到工具、到门户网站、到搜索、到广告、到电商、到社交、到游戏、到 O2O 走了九波浪潮，移动互联网又走了一遍，加起来就有 18 波浪潮了。

“所以，就跟互联网一样，还有得走呢。”李开复认为，在 AI 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波小浪潮可能会有一些波动，长期来说当然是非常乐观的，至于短期估值的问题，他表示一个理性的市场，尤其现在一个资金相对没有像以前那么充分的市场里，一些估值的调整、还有一些过分吹牛公司的死亡，对整个生态环境其实是一件很良性的事情。

整场活动中，最引人关注的应该就是李开复博士这句话了，他的原话是：

基于当前技术的发展程度与合理推测，我认为在 15 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具备取代 40-50％岗位的技术能力。

不过，李开复进一步解释了，这些被替代的工作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工作和任务场景：

重复性劳动，特别是在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地方完成的工作（如洗碗、装配线检查、缝纫）

有固定台本和对白内容的各种互动（如客户服务、电话营销）

相对简单的数据分类，或思考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识别的工作（如文件归档、作业打分、名片筛选）

在某公司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工作（如银行理财产品的电话推销员、某部门的会计）

不需与人进行大量面对面交流的工作（如分拣、装配、数据输入）

虽然有媒体报道，声称巨额投资将用于开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如汽车、人工智能放射科医师），但这类人工智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普及。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备取代上述工作的技术能力。一些已经得到应用，还有许多正在试验。实际应用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如果你的工作符合上述类别，那么是时候开始新的职业规划并接受相关培训了。

“换句话说”，李开复补充道：“你应当避开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的工作、了解人工智能做不到的事情。同时你也应该把这看作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多样化、不再那么单调。”

不过，由于企业决策、工会影响和政府政策，李开复表示，实际过程中这些工作被取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他认为，这种取代将以多种方式进行：

直接一对一替换：即一个岗位由一套人工智能设备取代。

总工作量减少导致工作岗位减少：人工智能可完成部分工作，但其余部分仍需要人工。然而，较大的公司可能会减少整体就业岗位，大致与人工智能的应用比例成正比。

一种完全打破公司甚至行业运作的新模式：就像打字员没有被“打字机器人”而是被计算机所取代，比如一种新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想象一下未来可以从应用程序获得贷款，这样一来最终银行贷款可能不复存在）。

为了确保我们的职业生涯不会因人工智能替代而中断，我们需要了解“在可见的未来里，人工智能做不到什么”？所以，李开复博士列举了一些人工智能难以取代（至少在当前阶段）的工作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创意性工作（例如，医学研究员、人工智能科学家、获奖剧本作家、公关专家、企业家）。 人工智能不擅长提出新概念。

复杂性 / 战略性工作（例如，首席执行官、谈判专家、并购专家）——需要了解多个领域并需要进行战略决策的工作。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即使是理解常识也很困难。

灵敏性工作（例如，口腔外科医生、飞机机械师、脊椎按摩师）。实际上在机器人和机械学方面取得进展比人工智能软件慢。机器人仍然非常笨拙——看看机器人拿铅笔的样子，你就会懂我的意思。

需适应全新、未知的各类环境的工作（例如，地质调查、集会后的清洁工作）。机器人在特定环境（如装配线）中运行良好，但不易适应新环境（如每天在不同的房间里工作）。

同理心 / 人性化工作（例如，社工、特殊教师、婚姻顾问）——人工智能没有人类的情商。人们也不愿“信任”机器，让机器来处理人性化任务。

“有了中国，就有了世界的一半”

说到人工智能，就不得不提到中外在该领域的竞争，或者更详细地说，是中美在这一领域的竞争。

李开复博士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有关中美的竞争和合作，我真心认为中美的创新模式是非常不同、而且互补、值得学习的，我也觉得中美的政策对 AI 和其它方面也是不同、值得彼此参考的。”

他进而谈到，中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一半，GDP 也没有世界的一半，为什么会这么值钱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很多国家发展是在分散精力，产品都没有做好，所以回报都不是特别高。

还有中国巨大的数据优势，比如说中国的移动支付就是走在世界的最前方，因为有了微信支付，才能够产生今天这么多崛起的付费的公司。因为中国付费方式太便捷了，别的国家没有这么便捷，所以这些红利都是中国努力做出来应得的。

“所以”，李开复总结说：“今天有了中国就是有了世界的一半，真的是这样，未来会不会变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有了中国，我们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世界的一半。未来会不会走向世界？我认为肯定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们要从美国公司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学到教训。”李开复进一步强调。

以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强国，就是美国，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技术殖民地，也就是说用的都是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公司因此产生了一个习惯：他们做的公司、他们的技术、产品、品牌和平台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做两套代码，没有必要针对某一个国家做什么调整，在他们看来，美国创造的就是最好的，没有国家能做得比他们更好。因为他们就是单一、独大的品牌和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微软，后来的 Google、Facebook 等等试着做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都遭遇了挑战。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每个国家的使用习惯可能是不一样的。还有互联网公司不能只做互联网了，还要考虑到你的社交、支付、线下、配送、服务等等，所以纯数字化的 APP 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所以，真的要考虑运营的时候，美国的单一平台独大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多弱点的。

如果说推算未来中国出海的版图的话，基于这些创业者和创业公司还有巨头的投资加技术，李开复觉得可以看到以后中国的技术可能会在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得到非常好的成功。

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使用习惯和中国也许更接近，第二是这些国家并不是美国公司主攻的对象，美国公司可能会在西欧和英语系国家得到成功。所以，大概是各占半壁江山，剩下的非洲，中国也有一定优势。

所以，以后 中国的全球化是可以期待的，可是它的模式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浪潮席卷全球之后，欧洲做了 GDPR，美国经过 Facebook 和剑桥分析的事件，也加强了对数据安全的重视，事故也成为了全球热议的话题。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李开复表示：“我觉得中国可能会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到底怎样处理更好？李开复表示，要参考，要有足够的弹性来调整，他说：“我觉得对公众来说，大家意识到，比如 Facebook 和剑桥分析所带来的对个人隐私的危险，或认知无人驾驶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觉得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也是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未来的世界和技术会是怎样的。”

但李开复认为，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舆论环境、不同政府的方向和政策，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但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尝试，恰恰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因为 AI 并不是又一次工业革命，它也不是又一次电力的发生、发明，我们还是要一边观察、一边摸着石头过河，同时参考别人怎么过河的，这样大家才能做的更好。

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工作，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中国的 AI 技术能否与美国各占半壁江山，也仍然没有定论，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在此用李开复博士的一段话作结，也送给看完全文的你，希望对你的未来规划有所帮助：

我们应该具有战略性思维，并以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工作为目标。我们应该致力于终身学习，更新我们的技能，了解新趋势，并寻找新机遇。

我们应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各种创造力，不仅仅是科学和工程，还有：艺术、建筑、音乐、诗歌、表演、讲故事等。

我们应该接受传统工作岗位正在流失的现实。从事这类工作的年轻人现在就应开始从事适合自己优势的新职业，这些职业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对于老年人，当你需要提前退休时，请考虑接受，通过打零工和志愿服务赚取一些收入并过上喜欢的生活。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进入服务业，选择将心灵和灵魂倾注于这一行业的人，传播他们的爱心和经验。

我们应该积极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特别是专业人士，更多的数据和使用量能够使人工智能不断优化。我们应该使用这些工具来工作，保持开放态度，人工智能可以完成更多的日常任务，使我们能够关注更适合人类发展的领域。这就像是记者开始使用 Word 写新闻，或者是摄影师开始使用 Photoshop。

        导读：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陆奇达到了其他华人难以想象的高点：他成为了这家市值达2500亿美元的庞大公司的四大业务负责人之一。

自从2008年12月正式加盟，陆奇并未匆忙赶回中国——和所有好奇的外部人士一样，微软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仅止于“华人在微软最高职位者”、“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的离去让杨致远挥泪”这些传闻。

迟到的“第一次接触”发生于2009年9月底。当陆奇终于回到中国，他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及亚洲搜索技术中心预约了一天的会议。主题很明确：有哪些正在中国研发的技术可以被应用到微软全球的搜索引擎必应(bing.com)上去？

据与会者说，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陆氏气场”。这个坐在他们中间的个头不高、精瘦的家伙，仿佛一个排沙捡金的发问机器，会就任何技术细节追究到底：产品的架构是怎么实现的？会有一些什么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因为这层出不穷的探究，原定一天的会议被延续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直到陆奇不得不前往机场。

如果说陆奇得到了他寻求的技术，那这些和他“持久战”的公司中高层们则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信心。

一名微软员工告诉《环球企业家》，至少在2008年，即使公司总部也已不乏有人认为，微软与谷歌的战争难以取胜。对于失败的默许心态所影响的绝不止于让出搜索引擎市场，更重要的是，它悄然撼动着微软帝国的地基：过去三十年里，微软以其惊人的耐力和毫不畏惧的心态与对手展开正面交锋著称，在谷歌之前，微软从不相信有任何对手是无法撼动的—这霸气是它称雄科技业如此多年的基础。

即使成败仍难预料，至少看起来，陆奇正是微软所需要的那个人。就像所有与他开过会的人都能感知的，陆奇是那种无论做何职位都不脱工程师本色的死硬的技术派，而几乎所有占据科技史一席之地的产品背后都有这样一个人。更妙的是，过去十年，陆奇在雅虎从基层做起，直至负责雅虎的全部搜索业务，其个人成长史正约等于搜索引擎的历史，这恰好是微软内部无人具备的。此外，他身上隐而不发的竞争意识与极度勤勉的打拼精神，与这家由盖茨和鲍尔默奠定基因的软件巨兽再契合不过。最后却也格外重要的一点：他和微软所有员工一样，体验过被谷歌轻盈超越的挫败感。

人们也的确看到了日渐乐观的现实。过去九个月里，微软在搜索领域的步伐比它之前几年的更紧凑有力：五月底发布全新搜索品牌必应，从那之后，其市场份额每个月都有所提升；七月，微软与雅虎达成为期十年的搜索合作协议，这被业界视为变相收购了全球第二大搜索引擎；十月，抢在所有对手之前，它又将Facebook和Twitter的实时更新纳入到自己的搜索结果中??虽然今天必应和雅虎的市场份额相加仍不足谷歌的一半，但业界已经感受到了血脉贲张的微软带来的压迫感。“必应提醒我们，搜索仍是个竞争性市场”，2009年10月22日，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评价说。而前谷歌高层、现美国在线CEO蒂姆·阿姆斯特朗则更干脆地说：“我觉得他们做的不错??对此我有点惊讶。”

如果把目光放的更长一点，陆奇身上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更多了。1987年在复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并未直接出国，而是选择留校任教。直到某天他被室友拉去听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爱德蒙·克拉克的演讲，在会场上以自己的问题征服了对方—克拉克邀请他前往卡内基·梅隆读书。即使如此，当陆奇终于在1996年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似乎仍比大多数同一代人慢了很多拍：杨致远已经成为一时之风云人物，和们已经开始了归国创业，而陆奇还只能在IBM给自己发来的两个工作机会中做出选择。

但只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和两次跳槽，陆奇还是达到了一个其他华人难以想象的高点：作为微软在线业务部门总裁，他成为了这家市值达2500亿美元的庞大公司的四大业务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谷歌在美国市场最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对手。

“我把自己想成一个软件，今天的版本必须比昨天那个版本好。它必须有新的数据、新的方法。”罕见媒体的陆奇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如此解释自己。如果毫不知情，你很可能将眼前这个四十七岁的上海人看成一个学生：他穿着随意拣出的一件红色大T恤、凉鞋里则是厚厚的白袜子。 [page]

公允地说，陆奇能得到这个华人在微软前所未有的高位，有小半原因是，他是个被严重低估的谈判者。从他在雅虎的职业生涯末期开始，太多公司——除了微软和谷歌，甚至还有百度——对他发出过橄榄枝，即使陆在2008年6月离开雅虎，他仍没有急于进入新轨道。不难想象，对于陆奇这样一个每天只睡四小时就展开高强度工作的人，如此等待意味着什么。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微软实在太需要有合适的人来重整其在线业务。

时至今日，微软的主要收入仍来自于盖茨时代的金矿：Windows和Office。在2009财年，这两条产品线分别为微软带来150亿和190亿美元的收入，并享受着大约60％的运营利润。但现实也再清楚不过：收入仅30亿美元且仍在亏损中的在线业务无疑是整个微软长期战略的一个核心。

五年来，微软对谷歌的情感可谓复杂而连绵。就像在世界尚未意识到软件的价值时，盖茨占据了电脑产业的中心地带，并打造出一家数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谷歌则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搜索引擎时悄然成为上的主宰力量，并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千亿美元收入规模的媒体公司。从以科技改变人类社会的冲击力角度看，谷歌是另一家微软。早在2003年秋天，微软曾考虑收购谷歌，但谷歌无意归顺，微软也难以说服自己收购一个基于Linux系统开发的搜索引擎。

但对于极富竞争精神的微软，谷歌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它不仅动摇了微软在科技业的统治地位，还分流着微软的人才池。过去五年里，人们在许多报道中看到了微软高层对谷歌流露出复杂的感受：两家公司为争夺人才而对簿公堂，而鲍尔默甚至不许自己的子女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

但无论如何，鲍尔默不能忽视它。即使微软高层也曾公开承认：全球的广告市场是软件市场两到三倍的规模。

如鲠在喉的是，搜索业务是微软与谷歌赛跑中的“下驷”，它给了谷歌以足够的空间腾出手来做一些搅乱游戏的部署：比如以Android切入移动操作系统，迫使Windows Mobile的收费策略失效；或将浏览器Chrome打造为一条鲶鱼，不求直接从微软手中抢走多少浏览器市场份额，却迫使所有浏览器公司跟随谷歌对互联网的标准设定，形成自然而然的竞争压力。

换句话说，只有微软在搜索领域给谷歌带来一些实质性的麻烦，它才能在双方的缠斗中走出被动局面。

唯一的问题是，从软件时代崛起、长于销售的微软面对免费供用户使用的谷歌，并未找到有力的突破口。这些年里，微软亦几度调整自己的网络业务。从2003年由克里斯·潘恩(Chris Payne)提出打造“谷歌杀手”，到将自己的搜索项目命名为“战败者”(underdog)，到将其搜索业务从MSN Search更名为Live Search，再到试图收购雅虎??微软在这个领域的决心不容置疑，但也的确路途波折。 [page]

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少被谈及的是，微软过去太成功了。它或许是商业史上最善于后来居上的公司。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穷七年光阴在图形操作系统领域超越苹果，到1990年代中期以秋风之势扫荡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再到2000年之后硬生生挤入索尼和任天堂称雄的家用游戏机市场，更不用说在无数细分市场上攻城拔寨??微软在后发制人方面积累了太多的经验及自信。

因果相依，长期以铁骑雄兵席卷对手的过程中，微软却也形成了一种模式依赖：它太善于在既有市场上与一家明确的对手肉搏，却日渐不擅于自己预见一个巨大需求，直奔应属之地。

作为空降兵，陆奇的基因与此不同。与其说他每天在为微软训练一只团队与谷歌针锋相对，不如说他在做一个巨大的产品试验：他更多谈论的是一个理想中的搜索引擎的形态——“通过技术的开发，最终可以自动理解用户的搜索意图”——无论它与谷歌的目标相同或不同，重点在于微软在开发一款自己规划未来路径的产品，而非与竞争对手纠结于一城一池的得失。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微软能否充分理解每一名用户在每一刻的需求。

你在今天的必应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个雏形：比如，当你搜索一个地区，除了所有搜索引擎都会呈现的地图及主要网站，必应的左栏还标出了一些相对细分的搜索结果，比如当地的房产和人才市场的链接，或者天气、机票方面的提示。它们并不一定真的猜到了你的目的，甚至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无法准确猜到你的想法，但这就像一个不停向你提出是非题的人，或许在前一千次问题中，你给出的肯定答案非常少，但随着问题的累积，这个判断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在陆奇之后从雅虎加盟微软，现任微软亚洲搜索技术中心总经理的王永东，倾向于将搜索引擎领域的进化定义为“初期的后半程”：与谷歌超越Overture、AltaVista等公司时不同，今天的搜索引擎已经不仅仅是你的产品质量比对手更好就可以实现跨越了——品牌和使用习惯已经形成。

但之所以没有认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是因为陆奇和王永东们倾向于相信，还有很多变量将改变这个行业的走向。

首先，搜索引擎所能涵盖的信息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中：Facebook的用户们每月上传20亿张图片，YouTube上的视频以每周5.7万段的速度增长，而2006年才成立的信息流服务商Twitter上已经累积了50亿条信息。图片、视频、声音、信息流??有足够多的信息被进一步整合到搜索引擎中，它们需要被更有效的索引。

“搜索刚起来的时候就是信息检索，然后谷歌的创新就是通过网页的相关性来给网页排序。但是其实一直在改，比如好多搜索已经不用网页来回答，而是用图片或用视频甚至地图。”陆奇说，“搜索引擎就像做菜，原料越丰富，做的菜就可能越好吃。”

其次，移动设备将可能成为搜索引擎的下一个战场，而它和传统的电脑是迥异的。最大的差异是，手机比电脑更了解其所有者当下的状况：它知道其主人的身份、当前的时间和地点，甚至可能因为用户在手机上编辑了自己的日程表，手机可以知道现在其拥有者究竟在做什么。当这些信息被预知，搜索时猜测对方需求的难度就下降了许多。

而一个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在用户不输入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在恰当的时间给出恰当的信息。

如果说这两种变化足以让陆奇坚信搜索这场战争仍有的可打，还有一件事让陆奇可能帮微软找到一个长征的明确目标。

“我对搜索引擎的理解是，它应该可以让你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do more)，知道以前不能知道的(know more)，而这两年我更是强烈的感觉到，它还可以让你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生活(be more)。”

这个关于do more、know more、be more的说法乍听起来有些玄虚，但它就像20多年前盖茨希望微软促使“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拥有一台电脑”，一个高举高打的理想恰是多年深陷缠斗和追随跑的微软所迫切需要的：一个足够宏大，人们真正需要，甚至可能改变世界的愿景。 [page]

让陆奇拥有如此科技观的，或许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一个彻底的其它人难以想象的生活路径。

他生于上海，但文革期间他被送到了江苏的祖父家。在那个不通水电的小村庄里，他经受了人生最早的磨练：因为个子太矮，他无法进入当地的造船厂，因为近视，他无法报考自己热爱的物理系。当他申读计算机系时，他所能想到的不过是未来可以在收音机厂找个工作。

即使成功读取硕士、并留在复旦大学任教。他的人生似乎仍是晦暗不明的。他曾计算过学校分配出国的排序方法，自己可能要等四五十年才会被轮到。而且，一些神秘的力量似乎让他必须相信命运：读硕士期间，他的导师亡故了，多年之后当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时，第一任导师又中途去世。他甚至主动告诉自己的第二任导师，自己的“命硬”。

但所有悲观的力量没有压倒这个坚硬的年轻人。他在复旦时的研究早早绽露了才华，以至于卡内基·梅隆的教授与他做过有限交流就邀请到美国读书。而在美国，陆奇同样显示出不凡的一面，当他毕业时，IBM在美国东、西海岸的研究院各给他发出了一份工作邀请，而陆的师兄告诉他说：“你这么有创新精神的人，当然要去。”

也是在那一期间，另一次演讲影响着陆奇的人生。那次演讲的主题是：你做的研究有价值吗？这种价值并非学术上的，而是是否能够影响这社会上的许许多多普通人？从那时起，陆奇开始思考：写论文的冲击力似乎并不足够。

而在加盟微软时，陆奇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微软能给他提供什么，那最不可替代的是其对全世界科技用户的影响力。

当然，所有人都清楚，这并非一个极度浪漫的工作。无论对于微软还是陆奇，双方都有太多需要彼此磨合、变化之处。而历史经验看，那些试图在微软内部掀起变革的人，通常难以成功。

有人将从微软传统的操作系统开发比喻为“造飞机”，通过周密的计划、长期的打磨最终拼装出一架庞然大物。但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业更像在飞机航行时更换机翼及涡轮机。这种立竿见影的开发模式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让微软舒服。

听上去，这是个难度过大而无解的问题。但对陆奇这一级别的专家，问题并非如此纠结：他太清楚切入口应该在哪里。

现在，他将全部精力放在两个层面上：人才和基础设施。他相信，一流的人才会自动适应互联网的节奏，当他们被赋予更好的开发工具和开发流程，他们就能进入一个好的创新循环。

无需怀疑，时至今日，微软仍有着全世界顶级的工程师储备，而陆奇亦动用他的人脉，挖来补充微软最需要的拥有丰富know how的搜索专家(劝说的理由？毫无疑问：微软的搜索引擎可能创造最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陆奇与所有人一步步建立着一套符合搜索引擎运行的硬件体系、软件算法及评测机制。

而陆奇本人的权威也在此过程中形成。迄今，搜索仍是一门非常新的技术，它需要用数以百计的客观变量满足一个用户非常主观的需求。如果说在陆奇之前，逐步涉足搜索引擎的微软是从重新发明车轮做起的，现在他们则堪称完成了一次大跃进：陆深知什么是需要检测的，什么是需要格外重视的，什么是需要优先解决的，而哪些问题是不能急于下结论的??这不仅是个优先选择的问题，还可能少走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比如，不同的搜索功能——校对拼写错误，或提供搜索建议——有着不同的测试周期，有的领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做出评估、改进，有的则每周每天都有不同的结果，有的更是需要以月为单位慢慢跟踪。正因为陆奇对细节的精深了解，他可以迅速让自己的团队在一系列的小成就和小进步中形成自信，而不是在不停的兜圈子里缓慢地形成学习曲线。

除此之外，陆奇也试图以身体力行给这个团队灌注一些互联网基因。这个并不张扬的人从来不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也经常把会议时间定在晚上九点。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在持续地向其员工暗示：我们必须按互联网的节奏工作。

而在如此高强度工作中不至于降低吸收质量的方法，是高度自律：每周末，陆奇会把自己一周以来开会时做下的笔记整理一遍，择要记录在电脑上。听起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每天高强度工作20小时的人，愿意在休息时间将自己的工作梳理、复盘，显然知易行难。

无论接下来的市场份额怎样变化，陆奇已经赢得了一些尊敬。在2009年的全球员工大会上，当陆出场时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起立鼓掌——显然，对于享受了太多年成功的微软人，陆仿佛一次重感冒中的强心针。类似的情况出现在2009年9月他来到中国时，当他走上台说“我很骄傲我是个中国人”时，一片掌声之中，有员工高喊：“我很骄傲有这样的领导者。”

当你能以一个人的力量和九个月的时间在一家科技史上最自矜的公司里形成如此冲击，还有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