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全国的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都被“要求”观看了一档节目《开学第一课》。

然而，当孩子和家长们准时坐在电视机前准备收看，却被一连串培训机构或学习类APP的广告，强行轰炸了足足13分钟。

“开学第一课”变成了“广告第一课”，必然引起家长们的强烈不满。

除此之外，节目嘉宾的选择和内容导向也遭到家长们的普遍质疑，这档所谓“教育公益节目”，是否真的在推进教育理念的进步？还是只不过又是一次形式主义至上的教育“宣传”？

我重新去看了看这次“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单，其中的关键词是：梦想、奋斗、探索、未来，其实每一个的确都是美好的字眼。可惜在传达的过程中，却忽略了教育的真正本质和目的。

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是为了让人思想独立，从而作出更理性的判断，也是为了让每个人在选择自己所期望的生活方式时能够更加自由自主，无论如何，教育都不是为了让统治更方便、更随心所欲。

我们的教育里，欠缺的“第一课”必然不是一档节目。

看理想的一位主讲人杨照，曾经说过，我们的教育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几堂生命必修课，而且，这不只是欠孩子的六堂课，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扪心自问，是否需要补习的六堂课。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艾许（Solomon Asch），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

他找了自愿的参与者，告诉他们要观察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反应程序，所以需要他们回答一连串的问题。七到九个人在同一个场地，然后实验者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事实上，场子里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受测对象，他永远都最后才回答问题，其他人则是安排假扮的人，他们故意讲出错误的答案，再看受测者会怎样回答。

实验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会因为前面人讲的错误答案，而改变自己原本清楚知道的正确答案。

同时期，美国心理学家梅尔葛兰（Stanley Milgram）做了另一个实验。

他找来志愿者，告诉他们要实验人受轻微电击时会有的反应，志愿者需要做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依照旁边专家的指令，按下面前的按钮。专家告诉来按钮的人：被电击者是自愿参加实验的人，而且电击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危险。

实验开始，每按一次按钮，被电击的人显然就多痛苦一层。到后来被电击的人甚至从椅子上跌下来，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然而，不管玻璃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玻璃这边的专家，都不为所动，持续发出同样的指令：再按！再按！

当然，这个实验里的人并未被真正电击。梅尔葛兰想要实验的，就是一个人明明看见别人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接受专家指令，还是会听从良心的判断拒绝再按钮。

实验发现，45%的人，不管玻璃那边的人痛成什么样子，只要专家下令，他们就会一直按、一直按。

这两个实验，半个世纪后仍然有效地提醒我们——从众的压力，和听从专家的习惯。

多么可怕！大家都胡说八道时，就算我们自己清楚那是胡说八道，然而在压力下，我们不小心就会选择跟着一起胡说八道。更可怕的是，只要有专家在旁边权威下令，尽管担心说不定再按钮会出人命，还是有那么多人会继续按钮。

活在这个时代，两件事逃避不了。我们逃避不了群众，也逃避不了专家。愈是逃不开群众与专家，我们就会愈需要独立判断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判断”？就是当自己的想法和群众和专家不同时，不必须对群众与专家投降，而还能保留一点冷静思考的空间。

如何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只相信答案，还要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

不只学习知识的结果，还要学习知识的过程。

讲得再更简单一点，就是培养一种追究道理的态度，总是在问：“这知识是怎么来的？”“这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人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群众和专家带到错误或残酷的路途上去。

“校园霸凌”是个新说法，然而其行为本身，却绝对不是什么新东西。换用旧说法、更明白的说法，“霸凌”就是“整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整人行为，发生在校园里，就是“霸凌”。

还原“霸凌”就是“整人”的本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源。

小学生、中学生在学校里热衷于霸凌行为，觉得霸凌“好玩”，因为他们每天从电视上获得的讯息就是如此。

这样的节目，完全从整人者的视角出发，让观众认同于整人的感觉，没有一点对于被整者痛苦的同情。刻意制造出来的欢乐气氛，明明白白传达了一种价值：整人好好玩，想出办法来整人，很酷、很了不起。

看电视的小孩，不会了解节目中的表演性，不会了解整人与被整人之间的工作关系，被整的人基于表演需要必须忍受其过程，而且也从中获得了金钱或名声上的酬劳。

现实里不会有人自愿被整，于是想整人的，就必须找到那种无法拒绝的对象，来遂行其整人行为。结果是最残酷、最不文明的强凌弱、众暴寡，一种没有正义感，更没有同情心、同理心的校园环境。

这不是行为合不合法的问题，不只是法治教育的问题，这是更根本的文明态度问题。

日日在如此野蛮的环境中长大，不论作为整人者、被整者或旁观者，其内在性格都必然是扭曲的。

我们不能想象、不敢想象，这样的人长大后将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还愿意活在这个社会里，还能在这社会中感到安全，进而追求幸福呢？

第三堂课：享受知识，享受快乐

一位在社会上备受欢迎爱戴的老师，教会很多人接近欣赏古典音乐，可是他在大学里开的音乐史课程，学生却常常在课堂上睡得东倒西歪。他教学生比较不认真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台湾学音乐的学生，通常都不喜欢音乐。”他给我的答案。

乍听下觉得多么荒谬惊人，学音乐的学生不喜欢音乐？但稍微细想，又觉得这说法非但不荒谬、不惊人，而且还精确点出了整个台湾教育最普遍的问题。

没几个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兴趣，相反地，学习对他们而言就是勉强的，所以他们动不动就睡着。

他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更根本的知识与学习准备。

从来没有人教会他们如何享受知识的乐趣。没有人教会他们面对未知时的兴奋好奇心情。

从小学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拿来换分数，换赞美，换前途、换赚钱职业的工具。这样的小孩，当然只会一堂睡过一堂，睡得浑浑噩噩，睡得无聊痛苦。

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生活教育、艺术教育、文化教育，而是享受生活的教育、享受艺术的教育、享受文化的教育，拿掉享受，教育的效果就大大走样了啊！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我所相信的教育目的——教会小孩“别当混蛋”、“别当坏蛋”、“别当笨蛋”。

然而，什么叫“别当笨蛋”？真正的“笨蛋”是不懂得追求生命丰富性，也不懂得享受当下生命经验美好的人。

我们的教育，非但没有教会小孩如何领略、创造快乐的经验，甚至还敌视快乐、反对快乐，看到小孩快乐，我们的家长、老师就直觉地认为小孩没有在学习，没有在进步。

我们的教育当然更没有教小孩如何寻找、创造多元的快乐经验。为什么小孩看那么多电视，为什么那么多小孩一头埋进电动玩具里就出不来？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其他的乐趣，从来没有人介绍他们享受其他快乐。

电影《历史系男生》剧照

一九九七年我到日本京都度假，惯例一定绕到京都大学附近逛逛。

然后进了京大校园，发现那一年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让我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华丽布置，也不是什么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我直觉以为那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

然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越走越惊讶，甚至该说，越走越感动，因为法学院教师团体的活动竟然不是特例，放眼望去，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讯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议题。

京大用这种冷静、忧虑、近乎愤怒的方式来“庆祝”学校百年，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想什么？这所学校的领导在干什么？

那些天，我参加了几场“京大百年”的活动，我的日语程度、对京大的了解不足以让我听懂会场中所有的讨论，然而如此有限的理解，却已经够给我清楚的答案了。

京大的老师、学生，他们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而不是张扬学校成就，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

这些批判学校的老师、学生，其实都热爱京都大学。他们觉得凸显、保持京大荣光的方式，就是坚守批判立场。

京大百年，学校不可能没犯过错误，借此机会将批判眼光转回自身，才真正符合京大的传统，才真能确保京大和其他学校，尤其是和东京大学的不同。

第五堂课：大胆做点不同的事情

电影《地球上的星星》剧照

美国麻州剑桥市小小的地方，却有两所全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紧挨着查尔斯河，从学校要到附近的大城波士顿，必须过桥。联络麻省理工和波士顿最主要的桥梁，叫哈佛大桥。

这摆明是早在十七世纪就成立的哈佛大学，运用他们在剑桥市的庞大势力，欺负晚到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上上下下恨透了每天进出都需要经过“哈佛大桥”，长久以来多次要求重新命名这座桥，奈何势力不如人，始终无法如愿。

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于是想了一种“收复大桥”的方法。他选了一天，纠集了几位同学，重新测量哈佛大桥的长度。

测量的工具是他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他躺下来，从桥头到桥尾，看看这座桥到底是他身长的几倍。测量过程中，就在桥上留下每一个身长单位的记录，最后宣布其结果。

于是这座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度记录，而且这种新创的度量做法，和“理工学院”的精神相呼应。

很快地，他的身长记录变成了这座桥最大的特色、最值得一看的景观。

桥还是叫“哈佛”，但是人家走过这桥时，口中传颂、心里想起的，是一个麻省理工学生。

美国的大学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美式足球赛。麻省理工的美式足球队很烂，就成为哈佛学生可以取笑他们的一大把柄。哈佛所属的常春藤联盟，每年都有热闹的美式足球对抗，尤其是哈佛对耶鲁比赛，那是两所学校的大事。

有一年，耶鲁美式足球队到哈佛主场来比赛，球场上挤进了超过三万观众，两队打得难解难分，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了，球员要退场、拉拉队要进场之际，突然在球场正中央响起爆炸声，把大家吓了一跳，惊魂甫定，一看，球场裂开一个小洞，从里面冉冉升起一颗气球，气球愈变愈大，上面写着代表麻省理工的“MIT”三个大字。

原来，麻省理工的学生趁夜潜入哈佛球场，埋伏了这个自己巧妙设计的开关，在那个场子里成功抢走了哈佛、耶鲁的风头。

还不止如此，过了两年，耶鲁足球队又要到哈佛主场来比赛时，整个剑桥城，包括哈佛学生热烈讨论的，不是两队实力强弱、可能的胜负局面，而是麻省理工的学生会不会又来搅局，会用什么方式恶作剧，哈佛校方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范。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到今天哈佛与麻省理工学生之间，都还普遍流传着。

这些故事，非但无害于麻省理工的校誉，甚至还是许多第一流学生向往麻省理工的主要理由。他们从中间感受到一种活泼、不拘一格、容许创意的学风。

真正优秀的学生，谁要去绑得死死的，一切都追求正常，生怕你出格的大学念书呢？

不能有和别人不一样想法的地方，又怎么可能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成就与名声呢？

第六堂课：学习和应付考试是两回事

年轻学子生活中还有一项更可怕的浪费，就是将众多时间耗在考试上。

应付考试不是学习。考试要考的内容，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学生却必须花那么多时间反复练习、背诵，真的不是为了理解、学习那些内容，而是为了在考试中快速答题，拿到分数。

如果真是为了学习，哪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如果真是在学习，那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可以学、应该学的东西，多过课本提供的十倍、百倍啊！

我们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硬是将考试、应付考试等同于学习，误以为考试考的分数，就是学习成就的证明。

这两件是天差地别，为什么可以就这样理所当然地等同呢？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对历史没有兴趣，他们不晓得背那些过去的年代、人、事有什么意义。历史和他们无关，要如何有兴趣？

是故事、是解释，是让他们体会、认知原来以前有人这样生活，原来人的生活有这样的经验与道理。

可是故事、解释写不进我们的中学课本中，道理很简单，故事、解释需要篇幅，不可能三言两语交代清楚。

课本那么简明扼要，学生都已经学得苦哈哈了，哪还能给他们更多、更长的内容呢？哎，学生读得苦哈哈，是因为被要求以能应付考试的方式读，而不是以享受故事、认知经验的方式学习。

不幸的是，一旦要他们什么都记得，考试都能答出标准答案，他们就只能背诵最无趣、最无聊的史事，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

多少学科都是在考试、应付考试中被扭曲，而我们竟然还坚持考试是学习的必要手段，甚至考试本身就是学习！

学习再重要不过，然而考试却常常是浪费时间的主因，尤其是被提升为目的，取代了学习本身，无限上纲的考试。越考，学生越没有机会去学习，也就越学不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