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为你们西南民族大学是211吗感到耻辱 这几个学生从

这是我读大学时候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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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宿舍的照片。


  这是在我上铺的老兄床上照的


  我去广西龙潭水电站实习照的


  从广西回来路过湖南。去见了一个最要好的网友


  这张是我在江西省水电工程局工作后的一张照片


  还是接上一张照片,我和我同事在井冈山仙口水电站的照片。跟我这个同事照相可以显得我更年轻,希望我同事看到这个帖子不会海扁我一顿


  来天涯已经一年了,说不上喜欢,但是每次上网都会打开这个网站,不晓得有没有人和我有同感。

  最后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她是我高中暗恋了好多年的一个人,她叫璐,照片不是很清楚。


  参加工作后就到井冈山仙口水电站,那是个好穷的地方,晚上没事的时候就写了点怀念的往事。共分生活篇,学习篇,恋爱篇。我把恋爱篇发到天涯上来,已怀念那个不知所去的少年的我们。


  如果说今天我们长大了,我愿意在清白的纸上铺散这些片言碎语,以献给以前那个不知所去的少年的我们。
  五年级暗恋余俐颍,我们在县老法院下面一起爬着栏杆,我对她说明天上课能不能见到她确定了我一生最早的初恋情人。
  初一喜欢张翼曼让我很多很多次在她面前想表现自己,每次回家都喜欢站在她家门口往里偷看。
  卢怡陪我走过初三到高一,让我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考高中时发现还可以和卢怡一个班,我以为这就是缘分哩。
  可惜在高一,我发现周翠斌更婉婉动人。如果当时我不那么的花心,我也不至于到现在也没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友。
  高二文理分班,我去高二(3)班。通过死党介绍有幸认识一个至今还忘不了的人。我钱包照片夹里有一张章潇璐灿烂笑容的照片。我和她是邻居,她哥哥是我的死党,她比我低一届。因为当时章潇璐在余干中学是校花,所以我只能以哥哥的身份自居,不敢透露半点喜欢她的意思(怕被拒绝)。从2000年至今,我们还是好“兄妹”,对她的一切只能埋在心里。也许她能感觉到,但是我不敢跟她表白。璐璐现在在四川西南民族大学读书,偶尔我们会通通电话,她也会跟我这个“哥哥”汇报汇报她的情况,看到她在开心的生活着我也是由衷的高兴。
  高三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都忙着冲刺高考,而我这一年却忙于“游戏”。高三认识六个女孩子,有些我已经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但是却还忘不了和她们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
  王艳我不会忘记她名字的。高三整整喜欢她一年,这一年我用尽全部心血去想她,去喜欢她。到最后换来的却是做朋友都难。一天写五封信,叠五个心,把歌词,歌名连着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录自己唱的歌给她,王艳算是唯一一个。现在我们早已不再联系了,我想要是我们高中同学二十年后聚会时,我们相见是什么感觉?
  当时读高二(12)班的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我已经忘了。我第一次和女孩子一起划船就是和她。那段时间我们俩每天在食堂算着3块5毛钱怎么吃两个人,挺有意思的。
  周彩琴是我暗恋璐时认识的。当时她在高二(7)班,和璐一个班。刚开始她充当我和璐的信使,怎么我们后来也成了一对?
  和璐一个班的李(王)?青,我已经真的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在我脑海了的只有她那甜甜的笑容。青比我大好几岁,因为青是读完省粮校再重新读高中,到今天我还是很佩服青的那股勇气,放弃已有的工作继续读高中的这种精神让我一生受益。
  童菲菲,一个在校车认识的女孩子,一个封我为“校车王子”的女孩子,一个长的象Gi Gi的女孩子。在校车的那段快乐往事我还时常想起。那时我读高三,你读高一。估计现在她也大二了时间过得真快,过去的事就好象昨天一样。
  我们班除了王艳以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她叫张奇琦。奇琦有一张稚气的脸蛋和一副好好的心肠。从做我和王艳之间的信使到我们之间偷偷的书信来往,挺刺激的。她喜欢听我唱歌,下了晚自修她还会在一个十字路口等我回家。可惜现在那里全样了。怀念ing。。。。。。
  艰难地熬完了高中时代,我还是跨入了大学。多姿多彩的大学对我来说已没有任何感觉,没读过大学的人向往大学的风花雪月,但身在象牙塔的人却是另一番味道。
  黄琴玲和陈西雅我这个网友给我大学生活增添了不少可回忆的东西。
  认识黄琴玲是网上偶然的一次,现在已无从考证是谁先加谁。当时是我先说话。
  问:会完网络游戏吗?
  对:会呀!好多都会玩呢!
  问:那可以聊聊吗?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已经忘了曾经聊过什么。只是有次我问笨笨姐姐:“以后要是我来南昌读大学,姐姐帮我洗衣服吧!”黄琴玲却说:我自己上班都好忙~还要姐姐帮你洗衣服?姐姐都要你帮我洗呢。我说好呀!以后去南昌帮姐姐洗。
  没想到真的去南昌读书。第一次和黄琴玲见面是2002年9月16号。9月15号我刚领到军训服,9月16号下午我就穿着它和黄琴玲在八一广场新华书店下面见面。那时穿军训服去见面真的好土,孙燕婷(黄朋友)和张福顺(我同学)以后经常拿这个事来笑我。那天我们4个人一起去吃肯德基。从开始大家特别拘谨到后来象个老朋友一样只是在一顿肯德基那么短的时间。
  晚上大家玩得好晚也好疯,然而住宿成了一个大问题。黄琴玲提议回她们住的地方打牌,我和张福顺也是第一次去陌生人住的地方,心情当然是既高兴又紧张。黄琴玲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我们4个人就到她住的地方打了一晚上牌。以后的日子,我白天军训,晚上就去她们住的地方找黄琴玲和孙燕婷玩。
  9月18号是黄生日,她打电话来说在灶王爷等我们,我和张福顺还以为在那里吃饭。不过在她家里给她过生日还是挺高兴的。王海丽和李根木也是那天晚上认识的,一群素不相识的人通过网络成为了朋友,在一起庆祝Birthday。
  9月21号是中秋节,我们学校军体部特意组织了星光灿烂中秋晚会。为了陪黄琴玲过中秋,我是费了九牛二虎才请到假。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和她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我们见面才5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爱上了她,那天我们坐在床上,我握着她的手劝她不要去做DJ,我说我会好好养她。黄琴玲轻轻一笑,嘴角一动:你拿什么养我?你还是学生,你以后不准说这样以为很有责任感的话。不过和黄琴玲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每次我坐在5楼阳台说要跳下去感受一下死亡的味道时。黄总是一边拿根庐山的烟给我,一边说你舍得姐姐和这根烟吗?
  那时刚走进大学的校园,在陌生的环境下,我就象一张白纸,单纯的不能再单纯。有天晚上我们4个人在系马桩吃水煮,黄琴玲突然问我和张福顺:“你在乎你女朋友是处女吗?”这个到现在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已经忘了我是怎么回答的,只是那次我单纯的“生气了”。
  跟黄琴玲,孙燕婷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9月27号我军训结束。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一起去喝酒。不胜酒力的我喝醉了。黄琴玲没象女朋友那样关心我,而是象姐姐那样呵护我。那天晚上我借着酒力说了点关于几天前黄提的那个问题的看法,然而我们第二天都谁也不在理谁了。9月剩下的几天我都是在宿舍度过的。
  十一我回家了,这7天我好想她。只是既然生气了就没必要再联系,回南昌上网打开QQ,发现笨笨给我留言:“猪头,生气了?这么快就不理姐姐了,知道我为什么做你女友吗?因为我觉得你人不坏,我不想错过你。只是你太单纯了,也不成熟。社会跟大学不一样的。总之我希望你开心。”看到这些话,我感动,同时也有点莫名的难过。我想我们之间离结束也不会太远了。
  接下来,我们又和好如初。我常常把朱松柏和俞民带到黄琴玲那里玩。当时黄琴玲家太小了,我们就把见面的地方转到王海丽家。在王海丽家的那么几天,可能是我大学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吧!我,朱松柏,俞民,李根木,张福顺,王海丽,孙燕婷,黄琴玲大家一起分工作饭,一起抢遥控器,一起在房间里面造反,一起争床睡。至今还有一件事让我和松柏,小俞津津乐道呢~~~~有天晚上大家争床睡,结果松柏,小俞王海丽一张床。我,黄琴玲,孙燕婷一张床。至于那个李根木嘛~睡客厅沙发。每次大家聊到此事,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当我们几个人肆无忌惮的玩呀笑呀,一个来自云南的电话让这一切嘎然而止。10月15号那几天陪黄琴玲办完所有手续后,10月18号最后一顿饭,在场的人都很伤感。
  当时针指向10月18号22:00时,黄琴玲和孙燕婷要走了。走前黄笑着对松柏和小俞说,都别送了,我最怕送别的那一刻。只有我送了她们一程,路上,我忍不住的问:真的过年会回来吗?黄琴玲说会了料理完那边的生意就回南昌过年。
  许久我们都没说话,我静静地呆到了火车驶出南昌站。当时我的心情现在已经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漫无目的的飞呀飞呀,也不知道那里才是彼岸。莫名的伤心一阵阵的涌上心头。
  十月南昌的午夜有点冷,小雨早已打湿我的头发,雨水流过我的双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当时我选择了步行回学校,我想一路上好好想想我们的过去。路上我打了个电话给陈西雅。因为当时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来吐出我的伤心,阿雅做了那个听众。我说着,她听着,不觉中我们都哭了。我是为自己而哭,阿雅是为这个故事而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回到宿舍,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床头抽着红梅。回想起大家一起逛万寿宫,逛绳金塔庙会,步行看赣江。宿舍安静极了,只有我手中的那个火光在跳动。
  接下来的三天,我每天上完课就第一个往宿舍跑。因为她说到了昆明就给我打电话。21号中午终于等到这个来自昆明的电话,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以后的日子黄琴玲经常会来电话,我也经常给她打。慢慢地她叫我省钱,少打点。终于电话越来越少,直到我们成为最陌生的熟悉人。
  秋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但还会回来。就象九月总要回来,可是她还会回来吗?
  “希望你明天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的不坏”这是任贤齐的一首歌,也是我那段时间的一个写照,只是一切都结束了。黄琴玲还在云南直到我离开了南昌。
  我们2002年的那段经历只是在我学生证上面的“昆明站”两个字留下个印记。是为纪念吧!
  认识陈义芬是大学刚开始的那场“校园之星”歌手大赛上。我和宿舍的胡科庆,朱松柏去参加预选赛。我是在教学楼511教室看到陈义芬的,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一头披肩的头发。那个样子好看极了,我有种很想认识她的感觉,只是远在云南的女友偶尔还会来电话。
  我已经忘了怎么和她认识的。只想起圣诞那天晚上送给陈义芬的礼物是云南的女友送给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留下黄琴玲的一点痕迹,因为我看到东西就会伤感。所以我送给了陈义芬。
  已经忘了跟她写过多少封信。只想起第一次送信是我喝酒喝醉了,壮着胆才走到八栋下面的。
  已经忘了无数个晚上在八栋下面和她聊了什么。只想起她和高倩经常到丰盈轩上网上的很晚,我在八栋下面一等就是两个小时。
  已经忘了曾经许诺过什么,只想起非典封校有次陈义芬想吃车轮子面包和道明麻辣,我压了学生证十分钟跑到南大那里去买面包和油炸,回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两分钟。
  已经淡忘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却清晰记得陈义芬在电话里,八栋下面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我,直到我心灰意冷。
  我们宿舍三个人参加歌手大赛,小胡凭借出色的发挥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征服了师大的评委和他追的女孩子。正是那晚,他获得了“校园之星”歌手大赛的第三名和一位姑娘的芳心。
  我和小胡同时追工造两个女生。因为我放弃了,所以我失败了。有人说我再努力一把就可以,也有人说陈义芬在试探我,故意不答应。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放弃就喻为失败,但我却不伤感,毕竟曾经我努力过。
  认识赵娟是在非典封校的时候。送走了云南的黄琴玲,走出被陈义芬拒绝的日子。我在心情很低落的时候认识了赵娟。
  第一次见到赵娟是在综合楼北401上形势政治课。那天我陪室友陈锐洪去玩,在教室我就注意到她了。中午下课,她走前面,我和陈锐洪走后面。正好室友有事找赵娟,我也跟了上去。天哪!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而且给人一种很甜很可爱的感觉。当时我就问陈锐洪她是谁?室友说她叫赵娟,02房建的,还没男友哦~不过听说龚新勇在追。陈锐洪说完补充的问了我一句是不是对赵娟有想法?我说没有,想多交个朋友。
  其实我心里就暗暗地说一定要认识她。
  非典封校时的大学校园晚上枯燥无味。除了喝酒就是吃西瓜。和赵娟第一次说话就是我通过室友叫大家去吃西瓜,那是在大食堂,杨艳芳和方莹也都来了。吃完西瓜后,我说明天再来,大家齐说好。
  以后的日子我很少喝酒,经常就是抱着几个西瓜大家一起去吃。有时我,赵娟,杨艳芳三个人抱着几个西瓜在教工宿舍下面的草地边吃西瓜边聊天。那时的赵娟好单纯,也好可爱。每次吃完西瓜后,我们先送杨艳芳回八栋,而且每次我都叫赵娟在旁边等一下,我和杨有话要说。赵娟总是很乖的点点头,当时杨一直问我怎么不追陈义芬了?是不是喜欢上赵娟?每次我都否认。
  送完杨回八栋后,我和赵娟一路无语的走到六栋下面。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现在已经忘了那么多晚上我们聊过什么。只是每次只有我不停的说话。赵娟就在旁边静静地听。偶尔说上一两句“嗯”。每次聊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会相互说声晚安各自回各自的宿舍。每次我心情都会特别好,因为我喜欢和她说话,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她有一张活泼可爱的脸蛋,说话喜欢说:“嗯,我想想”。可能这是我当时对她的印象和莫名地喜欢吧!
  随着非典结束,大学第一个暑假也来了,我的大学生活也告了一个段落。回家的那几天我一直不停地在想着赵娟,我猛地一想,会不会真的被杨艳芳说中了,我真的喜欢上她了。于是我决定去南昌,当时正好她在学校,本来想勤工俭学的,后来又决定去汕头的小姨那里度暑假。
  到南昌的时候已是七月的一个下午,我吃了晚饭就去学校找她。很庆兴一下就联系上了,而且杨艳芳也在。她们都很惊讶我真的会来。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到处瞎逛,不知不觉宿舍都锁门了。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不然我会安排她们两个女孩子去宾馆住,害得她们陪我从玉戴河走到北京东路,又从上访路走到南京西路的青山湖。
  那天晚上我们是在青山湖度过的。夏日的青山湖好多人在这里乘凉,小憩。一时间我们连个位置都找不到,只是夜深了,人也少了,我们才找到长椅。说话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半夜。赵娟和杨也都哈欠连连,杨睡到另一张椅子上。赵娟躺在我身边,那时我也是第一次握到她的小手。心情挺激动的,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
  天慢慢亮起来了,她和杨也是走了。因为杨艳芳马上回樟树,杨走前跟我说,不许欺负赵娟,这几天要好好照顾她。送走她们两个人,我回到住的地方,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赵娟,可千万不能欺骗自己,欺骗赵娟,因为我对爱这个词已经害怕了。
  杨走了以后,晚上出来只有我和赵娟。我和她也好傻,不晓得去找地方玩,只是到玉戴河走走。有一天和赵娟的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在玉戴河,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那天是她去小姨家的前一晚,我陪赵娟去百货大楼买完东西后,我们就到玉戴河坐着。那天晚上我终于吻到了赵娟,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她是否被我满口的烟味窒息,但是在那一次我感觉到了真切,包括我的和她的。
  这二十年来,十二岁开始初恋,但是从来没有象那次一样去亲吻一个我喜欢,我心爱的女孩子。赵娟是我二十年来唯一一个。也许是小学,中学的爱情太假了,大学第一个女友我太单纯了,陈义芬连手都没牵到我就放弃了的这些缘故吧。当时我就认定了她赵娟将是我一生的追求。
  第二天送赵娟去火车站后我就去找我哥哥玩~开始几天我特别地想她。只可惜没联系方法,那几天我一直在盼望着我们开学后的见面。后来慢慢地跟我哥哥玩上了传奇3,我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什么都不重要,每天只想抱着电脑睡觉。
  如果没有传奇3,如果不去玩网游到今天。我估计我不会放弃赵娟,我想我的大学结局也不是这样。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也没有那么多再来一次。我难过我放弃了赵娟,但我无法后悔。
  2003年10月的一天,我朱松柏还有赵娟在教学楼前的那块草坪上。我说我喜欢听梁静茹的两首歌,一首是“勇气”, 因为它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还有一首我没说出来,主要有两个原因我没说那首歌名。一来和赵娟没有发展下去,怎能说是“分手”,二来我也并不快乐,只是在那个时候钻进了游戏,和电脑醉生梦死。所以梁静茹的那首“分手快乐”我至今难忘怀。
  刘若英在《后来》唱道:“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从02年10月云南的女友走后到03年10月错过赵娟,用白岩松的话就是“痛并快乐着”。离开赵娟以后,我没有把心思放在PLMM上,我对我所有的朋友宣布,我高翔不再去追任何一个女孩子,不会再有一个女友。除了亲情,友情,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网络游戏成了我“一见钟情”的知己。
  写到这里,我11年的恋爱历史可以告一段落。从余俐颍到赵娟,我从最早萌芽状态的性别意识到知道怎么去喜欢一个人,去爱一个人。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早恋,见一个爱一个,这点我不否认。但这么多年来除一个人外,我从来没主动放弃,每次都是先被拒绝,一再而三的被拒绝,我才退出。(当拒绝成了习惯,只能选择逃避)
  写完了现实中经历,就不能不提一下网络的“爱情”。
  99年踏入网络,迷上QQ,传奇。我就不能不想起4个人,黄琴玲在前面的文字已经写过,还有陈西雅,张伶俐,倪一飞。
  说到阿雅,我手中的笔在微微颤抖。这段经历我实在不愿在重新提起,里面太多的心酸,太多的泪水在心底早已交织成一块伤疤,揭开它不只是痛,还需要勇气。
  陈西雅是2000年上网聊QQ认识的。她的呢称叫鲜橙粉,是南昌市商贸学校的中一学生。最早认识她,和她聊天也只是网友之间的瞎聊。直到我到南昌读大学,我知道她电话号码后,我每天打电话到她宿舍,我们才成了无话不谈的“话友”。
  阿雅是个非常自信,非常健谈,思想活泼,性格开朗的女孩子。最喜欢说的话是高翔我们又为中国电信做出了一份贡献哦。最常做也是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溜冰场看帅哥。
  02年深冬的一天,我们相约见个面。地点挑来挑去选在她们学校,还有个附带条件,不准我一个人来,要带帅哥来(我晕,这是什么逻辑嘛)早上,我和朱松柏,俞民怀着马上就可以看到美女的心情来到商校,中专管理比较严,我们是压证件,求娘告奶的才肯放行。可惜那天任凭我在操场怎么给阿雅打电话,她就是死活不肯露面,还在电话里问这三个人哪个是我?(晕倒,见面应该是双方吧)我有种被耍的感觉,这以后也没有再和她打电话。有天阿雅突然打电话给我,给我讲了个故事。她说以前有个女孩子特别的开朗,也特别的爱玩,有次跟网友见面被灌醉,用小车带到五湖大酒店去开房,幸亏那个女孩子警觉的快,咬了那个男的一口就逃。末了陈西雅说那个女孩子就是她自己。阿雅还说,不是不想见面,只是曾经经历了就不想再去受伤(借口,借口,分明是借口)。阿雅还说她明天要去深圳工作,去闯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有缘的话我们还可以见面。
  就这样,陈西雅走了。我想走就走呗,我又不在乎。
  时间跟流水一样,一晃就到了2004年深秋。在现实中经历了那么多事的我早已将那个曾经骗过我的丫头淡忘了,直到一天下午,我从游戏里面退出来,习惯性的打开QQ,然后跟熟悉的朋友打着招呼。我发现有个叫网事随风的人发消息给我。
  风:你好,请问你是哪个?
  我:你又是哪个?我叫高翔,要是美女不认识或者不熟悉请删了我,我一般不和陌生人聊天。
  风:。。。。。。。。。。。呀!呀!高翔呀!我是阿雅,陈西雅,好久不见呢,还记得我吗?
  我:。。。。。。。。。。。无语中!
  风:怎么了,看到我不高兴吗?
  风:你不高兴吗?我在南昌,你还在南昌吗?
  我:在,马上要毕业了,好长时间没见你上网了,怪想你的。
  风:我手机号码是137XXXX7621,我先下了,朋友找我有事呢。
  然而网事随风的头像变成灰色,此人已下线。
  晚上我试着拨打了陈西雅留的号码,通了,一阵客套后,我才知道阿雅汇仁集团做会计。(嘿,还是个小白领)
  自打那天晚上晚上以后,我们中断了2年的电话聊天又开始了,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电话换成了手机,我们聊天的内容也慢慢理性化,不像以前那么低级无味。
  很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陈西雅和我室友赵首春也是网友,我们为此又在手机里感叹一次世界大的这么小。有件事我一直挺后悔的,我不该把赵首春介绍给阿雅在电话里面认识,他们关系本来就可以,电话里一聊就更不得了,后来陈西雅和赵首春在电话里“勾搭”上了,我吃醋的不得了。注意!我在这里用“勾搭”二字,我不是在骂他们,只是觉得陈西雅两年前就是我的,两年后还能在人海茫茫中联系更是缘分。我不希望她和别人走在一起,这也许是典型的霸占心理吧。
  阿雅常拿我和赵首春作比较。她说我适合做情人,因为我风趣,自信,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还说赵首春适合做老公,因为他成熟,老练。说实在的,我不喜欢这样的比较。为了能让陈西雅开心,我就配合着她的话说下去:“那我做你情人好不好?”没想到她的一句话反而让我无话可说。她说,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我来南昌工作,在新环境里面孤单徘徊着,是你高翔每天逗我开心,让我在孤单的南昌不在孤单。
  每天差不多准时,我就会拨打她的手机号码。开场白总是单调不变:美女,想不想和我说话?得到“嗯”的答复后,我就开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和阿雅侃着大山。我宿舍的人都说我好无聊,每天都跟无聊的人打无聊的电话。
  大三我应朋友的邀请经常串省去玩,无论到哪个城市,只要一下榻宾馆,我就不惜昂贵的电话费和阿雅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人给我做过一个统计,自从2004再次和阿雅联系上后,我和她平均每天打一个电话,最长的一次手机聊天是6小时15分,最短的也有20分钟。累计聊天时间260多个小时,想想那时也真的够无聊的。
  那些日子双方都能左右对方的情绪,左右对方情绪的变化。每次聊天都在设想能够见到那个朝思慕想的人,设想见面后的情景。每当夜深人静后时,关上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拨通电话,耳边有个人在倾诉那些我们之间的话语。为之动情,为之哭泣,仿佛她就在身边对着耳朵在说。
  陈西雅教了我好多在社会上生存的例子。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我,通常我们说话各说各的,各讲各的故事。所以陈西雅最常用的口头语是:“高翔,你知道吗?”慢慢我也会用这个口头语:“你知道吗?阿雅”
  05的春节陈西雅是一个人在深圳过的。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在大年三十晚上我给她打电话。(一个人跑到深圳过春节?这个事情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但是我没问她原因,默默在电话这头帮她分担着她心中的寂寞)
  过完年以后,陈西雅因工作需要调到汇仁集团赣州分公司当总经理助理。然而她在南昌的这几个月,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见面机会。
  阿雅到了赣州后说要我用彩信的方式发我的照片的给她,她要放在手机上天天看。哪天看习惯了我们就见面。我都照做了,可是真的我们有见面的机会时,她却又一次退缩,不论我们在电话里说我得多好!到了现实中,她总能找到借口。
  2005年5月9日,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马不停蹄的跑完上海,杭州,萧山后,我决定把赣州作为我毕业前的最后一站,在电话里我们已经说好了见面的事宜。5月12日,当我带着一种相信缘分,相信真诚地强烈渴望来到赣州。晚上的赣州城夜景迷人,只是当时我无暇这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熟悉的人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陈西雅死活不肯来火车站接我,还一个劲地劝我回去。我哪里会回去,我不相信260个小时换来的却是连面都不肯见吧!在我已生气的情况下,陈西雅还是来了。没有我期待的握手和拥抱,这一些已不重要了。
  春天的细雨打在我们脸上,早已看不到一个“老朋友”相逢的喜悦。雨水流过她俏美的鹅蛋脸,仿佛是无辜的泪水,又仿佛是伤感的泪水。
  我把在杭州买的礼物交到陈西雅手上,然后一字一句的说:“这是你喜欢吃的蜂蜜,还有这手链也是按你喜欢的颜色挑的,下雨了,你早点回去吧,谢谢你能来接我,我要回南昌了,明天还有事。”说话间,我转身就走,可是我分明听到后面她的跺脚声和唯一开口说的一句话:“高翔,对不起。”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向售票窗口。雨中只剩下她一个人站着,我好想过去抱住她,告诉她我不想走。
  买了最快返程的车票,我看了一眼我们见面的地方,发现她已经不在了。我走到我们见面的那块空地,任凭雨水冲刷着我,此刻我最需要冷静。在赣州呆了70分钟,见面不到3分钟。但是我并不后悔,毕竟我看到了那个和我一起无聊了260个小时的女孩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给阿雅发了一条短信:“雅,终于看到你了,说不高兴那是假的,虽然你比我想象中的漂亮百倍,但是我并不是为了这个才来赣州的。”马上收到回复,只有三个字:“对不起”。我的手指一点,连同这条短信,陈西雅所有的东西已被永远删除。
  每次听到张信哲的那首《信仰》,我便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期盼,你知道吗?。。。。。。。”
  记得我在天涯@club论坛上和网友讨论这样一个话题,网友是相见不如怀念还是怀念不如相见。以前我更倾向后者,这次的赣州行后我选择前者,那英的那首“相见不如怀念”唱出我五月的主旋律。
  花了这么多文字来揭我的痛处,只是为了怀念我们在电话里一起哭过,笑过,无聊过的时光。一切的一切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回忆。然而过去的种种只会发生在曾经,永远不会在未来出现,永远,永远。
  我的冷儿张伶俐,一个粗心却细心的湘妹子。认识冷儿已经4年了,我们从传奇2走到现实中,4年的光景见证了我们的一切。
  她是个“救死扶伤”的道士,我是个“气拔山河”的战士。我们在游戏里面相识相遇也因这两种职业的互补而认识的,我们能认识即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
  有天晚上我玩通宵,在游戏里面升级升累了就到一个叫白日门的地方休息。正好冷儿在大刀护卫旁边练一级骷髅。我就调戏她道:小道士,是MM还是人妖?冷儿说是JJ。我说骗人,游戏里面哪有那么多真正的女孩子呀。当时她二话不说就把QQ号码给我,叫我去视频。
  电脑的那一头她抽着烟,跟我大大咧咧的说:吗的,不相信老子是女孩子咯。(我无语。。。。。。天哪!还有这样的人呀!)
  张伶俐在游戏里面的名字叫“神奇の冷儿”,因为是个道士,练级比较慢,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打怪。因为见过她的样子,知道她是个女孩子,所以每次我都叫她我的冷儿。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么称呼,她不反对也不答应(我认为不做声就是默认,同意)。因为在游戏里面她比我等级低,所以我一直叫她妹妹,虽然她比我大3岁。再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去升级,一起去打架,一起在游戏里面争论白沙(盖)好抽还是白沙(银)好抽。每次冷儿在游戏里面说我日,你吗的时。我总是笑着告诉她,女孩子要矜持点,别老张口就粗话。谁之连我也招来一阵漫骂:“我日,你管我?”(。。。。。。)
  有时躺在床上,回想以前的事,会想起以前我们的种种。
  04年10月我从广西回来途径湖南,就转道去了长沙张伶俐那里玩。从长沙火车站下车冷儿一直没来接我,坐了一晚上火车有点累,出了火车站还被骗了50元钱的我有点生气。可是当她后来来到我身旁,我们还是象老朋友一样忘情的拥抱,当时好多想责怪张伶俐的话却说不出口。巧合的是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辛苦了”。
  打车回冷儿的所在的湖南农业大学,一路上我欣赏着长沙的美景,欣赏着漂亮的湘妹子。路上冷儿说她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完了,为了来接我还是问好友肖菲借了100元钱,所以中午自己动手做火锅吃,还问我喜欢不喜欢。其实不管怎么样我都是喜欢的,只要大家能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玩就可以。
  在湖南的那几天,除了陪冷儿上网外,我还去见了一个我的朋友,并且带冷儿去大吃了一顿。饭后张伶俐不好意思地对我说:“高翔,你来我这里我都没请你吃顿好的。反而还要你叫你朋友带我们来火宫殿吃的这么好。”当时我有点喝醉,我吹牛的说:“没事,我是走遍中国,吃遍全国的那种,你跟我比不了的。”
  在湖南的那几天,大家身上也没什么钱,我们3个人为了能吃顿好的,就一起去学校的菜市场讨价还价。冷儿买菜,菲菲切菜,大家有条不紊地把饭菜做好,然后就一起享受眼前这美味和这快乐的时光。
  在湖南的那几天,我爱上了湖南的槟榔。第一次吃它,我是胸闷,气短。我对张伶俐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难吃。她告诉我这是青果,也叫无烟果,开始吃是有点不习惯,吃多了可以有助于戒烟呢!(一般有助于戒烟的东西我倒是愿意尝尝)几天下来,我不但习惯了槟榔难闻的气味,还真的有点舍不得这东西。
  在湖南的那几天,我似懂非懂的重新读了一遍我的冷儿张伶俐。冷儿平时大大咧咧的,性格有点像boy,其实心挺细的。晚上看到我掉了被子,会跑到隔壁我住的房间帮我捡被子,第二天起床会帮我准备好牙刷和毛巾。(感动ing)临走的前一晚,冷儿叫我以后用钱省着点,不能大手大脚的花钱(我晕,好象大手大脚花钱的不是我吧)。于是我叫张伶俐也要懂得节约,不能一个月没到就把钱花完了。谁知我随之招来漫骂:我日咧!管老娘。
  几天的湖南之行终于愉快的结束了,走前我带满了槟榔和带走了张伶俐的盛情款待。上火车时,我问张伶俐为什么不肯在2年前做我游戏里面的老婆。冷儿说我长的太丑了。然后大家都会心一笑。
  虽然2年前我们都离开了传奇2,虽然4年后我们在长沙见面,但是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做着好朋友。这就是我期待的友谊,它像一壶醇厚的老酒,它的炙热如一盆冰天雪地的炭火,它的淡泊有如一片蓝天倒映的湖泊。在天水各一方,我们通过网络讲着各自的故事,相互对吹着谁抽的烟高档。这种快乐一直保持到我参加工作前几天,只是她手机现在停机了,真不知我们还是否有缘再联系,再相见。我相信会有的,一定会的。
  最后要写的一个女孩子是倪一飞,之所以写在最后,是因为我亏欠她的实在太多。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一切都将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朋友曾经这样说我,他说高翔你着小子挺有“福气”的,每玩一款网络游戏都可以认识一位女孩子,而他认识的“女孩子”却大多数是人妖。我调侃地说道:“嘿嘿,你要懂得用眼和心去分辨,女孩子和人妖不就一目了然。”朋友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写到幻仙(倪一飞游戏里面的呢称),我不能不说到神话∮幺女。幺幺只是她玩游戏取的名字,她真实名字叫夏裴,一个重庆沙坪坝的女孩子,她是我在玩MIR3的第一个老婆。我电脑上还保存着夏裴一张嘴嘟嘟,一脸坏笑的照片。和幺幺从认识到“结婚”再到“离婚”只有半年时间。如果传奇3那个世界没有幻仙(倪一飞)的出现,我和幺幺肯定不会离婚,幺幺不会在现实中还记恨我到现在。和幺幺“分开”是在游戏里面的一个海边,海水轻舔浅的沙滩,斜阳淡扫人的双影,还有心弦缓搂,可惜没挽留住我和幺幺。
  认识幻仙正好是我和幺幺“冷战”的时候,那几天跟幺幺在网络中和现实中都有点误会。说的难听点,我在吃醋!因为在游戏里面幺幺和她师傅魔法情人走的太近,然而幺幺在电话里却跟我是吵的越来越厉害。幻仙的出现让我想故意气气神话幺女(夏裴)。但是刚开始我对幻仙却是一脸的无所谓,一来我只是想气气幺幺,二来幻仙是逍逍(游戏里面的一个好友)的“未婚妻”。
  认识幻仙只是为了找一种说不出的平衡,要是当时我没那种心态的话,以后好多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有次我,幻仙,幺幺,醉雨烟蒙,逍逍一起在小牛3升级,我们是边聊天边打怪。
  我:老婆,还在生气吗?
  幺幺:不要叫我老婆。
  我:。。。。。。。。。。。。
  醉雨:表酱紫肉麻撒~(表酱紫——不要这样子)
  我“谁肉麻了,偶叫我老婆还不行呀~(偶——我)
  逍逍:哈哈,你老婆不要你了
  我“。。。。。。要是幺幺不要我,小心我把你老婆幻仙追到手做老婆
  幻仙:猪哼哼(我游戏名叫哼哼),说话注意点,妹子可还在你身边哦
  醉雨:幺幺,你看哼哼多花心,这样的老公一脚踢了算了
  我:谁说的,我还是很爱幺幺滴,幺幺可是PLMM,我有她照片,谁想要我传给大家看
  可能是这句话惹夏裴不高兴了,她一声不吭的就回城了,无论我怎么发消息给她,她都不搭理我。
  醉雨:哈哈,猪哼哼,你老婆不要你了,还不快回去追
  我:我也回城了,大家玩的开心点,我退组,你们重组一下
  说完我也回城找幺幺,刚在城里骑马溜达一圈,幻仙就发私聊消息给我
  幻仙:哼哼,要是再来升级的话就给我送点药来,我免得跑回去
  我:美女,偶不来了。幺幺还在生气!我要陪老婆咯
  幻仙:。。。。。。。瞧你那副嘴脸,真是的
  我:呵呵,谁叫幺幺是gril
  幻仙:我也是女孩子,怎么没看你那么热心带我升级
  我:。。。。。。。。无语ing,拜托说话凭点良心,你是女孩子的话我就把键盘给吃掉
  我:不和你聊了,我还有事,要是你真的是的话,就打我手机138XXXX5140
  谁知道马上真的来电话了,而且电话那头说的第一句就是把键盘吃掉吧!!!
  我就这样知道倪一飞(幻仙)是个女孩子,有些事情其实很简单的,开始我们也挺相信缘分的,总以为这是上天安排的,上天安排的最大。
  和幺幺的关系越来越差,直到我摘下了“结婚戒指”重新带到幻仙的手上。一切只能说是我变心了,我伤害了神话幺女,同时也丢了我自己的人格。
  当倪一飞还是上海海关专科学校的学生时。我们的关系也只是一般的朋友和网络上的“夫妻”。可是当她在萧山国际机场海关工作后,我们的关系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当所谓的“爱情”被金钱或者物质所染指,这份用金钱堆砌出来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有它的危险性,什么事情一旦带有交易的性质,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虚假和欺骗。
  幻仙刚参加工作时,知道我每天泡网吧泡的没钱了。我知道她是真心帮助我,看到我的钱不够花,就会时常寄钱给我。我从拿她的第一台NOKIA,我满足虚荣的欲望就没停止过,隔三岔五的去杭州问她伸手,然后带钱去上海happy。现在想来,我真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用金钱维持的东西怎么会牢靠呢,当我们都对传奇3失去了往日的兴趣后,我们的关系也慢慢疏远了,但是我还经常厚着脸皮去问她借钱。最后一次问幻仙伸手是。当时我急需一笔重修费,在杭州我们也不是很开心,虽然最后幻仙还是借了钱给我,但是我却把我的人格贬低的一文不值。
  从杭州回来,我去了一趟赣州。在赣州被陈西雅伤害后,回南昌的几天,我不停的反思,不停的检讨,最后下定决心告别过去,告别我尚失人格的日子。
  我给倪一飞最后一次的留言是这样说的:幻仙,对不起。我欠你的不只是钱,还是你的真心,可惜我还不了。你要我做你男朋友,只是我说过我不再找朋友了。我不想在这亦幻亦真的网络中拖累谁,更不想拖累自己。当时我和夏裴“离婚”和你“结婚”时。夏裴就预见了我们的今天,其实每个在网络上的朋友何尝不是这个结局。网络就是网络,永远代替不了现实的东西。谢谢你一年来对我关系支持还有姐姐一样的爱护,我会永远记住的。欠你的钱在我参加工作后我会一点点还你的,这个你放心。
  跟幻仙太多太多的故事,我只希望那些知识个流星,一瞬即逝。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一切都将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时间如果冲淡一切,我也真希望可以掩埋我那段耻辱的日子。

  最后再发一张我的好朋友冷儿的照片,我希望大家在帖子上不要漫骂,因为这是纪念我来天涯一周年的帖子。最后祝大家开开心心


  那篇文章只是为了纪念年少的不懂事的我,如果我同学或者朋友看到了请也不要太惊讶。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又这么大的勇气会把它发出来



  妈的,这小子读书时泡的妞快比得上我了!!

  妈呀,这么多字要打多久啊,反正超过三百字的我就不看

文章提交者:何天明 加贴在 凯迪网络

转载自 博客论坛 一 前言      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做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比如,大学普遍向高官明赠暗送高等学位,学术界头面人物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ZF、舆论和社会,学术机构对学术腐败现象不仅熟视无睹,任其泛滥,甚至包庇纵容,等等。   不过,在中国,对学术腐败现象的讨论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联网上。在社会上,中国的一般民众对学术腐败现象几乎一无所知,或不甚关心。在大学,在科研机构,尽管人们承认学术腐败的存在,但对它的严重程度却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国的常规媒体上,讨论学术腐败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国的ZF部门至今未对学术腐败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进行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的民众不是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吗?揭露腐败现象不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吗?制止、惩治腐败行为不是ZF的义务吗?为什么在学术界,腐败势力会这么猖狂,这么无所顾忌?这其中的奥妙就在於“学术”两个字。有了它们作为挡箭牌,学术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这是我们学术圈内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问题得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还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国外也有,所以发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诚然,学术腐败可以说古已有之,并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说,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败类。但是,腐败能够达到象今天中国学术界这个规模,这个程度,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旁无邻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证明了,又有什么用呢?答曰:用处有三。      第一,zgzf目前正在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就是说,zgzf把国家的兴亡寄托在了中国学术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2002年,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1%以上,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国民经济总值4%的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国的学术界近年来真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但是,伴随着国家资金的大量涌入,中国的学术界却出现了几大令人不解的现象:博士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院士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反倒越来越低下。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国高等教育持续滑坡,8成大学生对高校教育不满)。2002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国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World ),再一个就是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峰建立的《好汉网》()。(林蔚:上海师大教授叫板校园剽窃抄袭风)。由於种种原因,《新语丝》网站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新语丝》网站被国内屏蔽,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曾亲自批示要封杀方舟子。[“科学时报更有院里的批示(远离这只狗,Lu院长说让他该做什么做什么,别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讲授科学道德课,但最后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学文化人和读者评论方舟子指控《探索与争鸣》诽谤(二)]。而杨玉圣“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至今仍旧评不上教授。(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好汉网》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门庭冷落不说,还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王小星:没迎来用户却招来黑客 首家反剽窃网站遭冷落)。从这些决非个别的现象可以看出,尽管表面看来,反学术腐败势力似乎在打一场目标零散的游击战,他们面临的却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而这个正规军却在向他们放黑枪。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学术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领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学术腐败现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会象茅厕里的熏天臭气一样扑鼻而来。有人说,在中国的学术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必须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际关系上(佚名:学术腐败将毁灭科教兴国的梦想)。这“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多说吗?更为恶劣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已经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嘴白牙地欺骗、愚弄ZF和人民,其胆大妄为,其肆无忌惮,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凭什么?因为他们身后就是一个整体腐败的学术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腐败势力的代言人。 三 学术腐败的三个层次      一提起学术腐败,很多人马上把它与抄袭剽窃划上了等号。确实,在中国的学术界,抄袭剽窃风气之盛,已经到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枪手。(安文联:关注全国第一例“枪手”讨还学位案——“枪手”的诉讼)。但实际上,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腐败现象中的一小部分,论危害性,它们也只是癣疥之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抄袭剽窃只是学术败类中的笨贼、蠢贼、懒贼干的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揭发容易,证明不难,因此想要解决,需要的只是决心。换句话说,虽然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势头铺天盖地,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极为简单,也是国际通行的:一旦举报属实,把案犯踢出学术界。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之风却愈演愈烈呢?那是因为存在更深层次的腐败。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ZF和社会。   应该说,学术腐败三个层次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先驱就是个体的学术行为腐败。学术行为腐败都有哪些表现呢?《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先生总结说,它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五大部分。(李彦春:杨玉圣:大刀向学术界的欺世盗名者砍去)。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则总结出七类:1.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2.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3.伪造成果,纂改数据;4.剽窃;5.“搭车”署名;6.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7.一稿两投。 (张静:“科技界真理斗士“邹承鲁:科学界有七种不道德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杨玉圣先生总结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科学界,而邹承鲁先生指出的学术腐败类别则集中出现于近年的自然科学界。实际上,学术腐败的类型远不止于这些。无论如何,从他们二人的归纳可以看出,即使在个体行为层面,中国的学术腐败也绝不仅仅是抄袭剽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学术界还没有糟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抄袭剽窃者很少,一经发现,当事人立即名声扫地,不仅别人看不起,连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另外,除了抄袭剽窃,当时中国的大地上几乎还不存在那么多由杨玉圣和邹承鲁总结出的腐败花样。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学术小偷能够登堂入室,无所畏惧?为什么学术腐败的形式能够花样翻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出现了第二个层次:学术权力的腐败。实际上,个体的、简单的腐败行为能够泛滥成灾本身说明的恰恰是集体的、系统的腐败机制的存在。学术权力腐败的表象就是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具体地说,学术权力腐败的内容主要包括: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   很明显,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问题是,为什么学术权力腐败能够在中国的学术界大行其道呢?我认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学术原则的腐败。什么是学术原则?学术原则就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宗白华先生曾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败。而实际上,中国的学术界几乎什么都搞,就是不搞学术。   实际上,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把学术腐败与抄袭剽窃划等号,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抄袭剽窃是中国学术界中最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普遍到想否认都否认不了的程度。而同时,抄袭剽窃又是国外“学术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国人干得,中国人干不得?因此,让学术腐败等於抄袭剽窃,他们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盖心腹之患,他们就可以为学术腐败正名,改称为“学术界的不端行为或不良行为”。他们还可以永远地用“学术”这块招牌来遮挡外人对学术腐败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就可以永远地腐败下去。 四 从小偷到强盗:个体学术行为腐败的日益恶化      尽管学术行为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是抄袭剽窃,它也是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抄袭剽窃现象在中国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它纯粹是个体的、孤立的行为,而一经发现,学术界同仇敌忾,人人得以诛之,案犯的学术生涯几乎注定终止;但在中国,抄袭剽窃是极为普遍的现象,院士、校长抄,博导、专家抄,博士生抄,硕士生抄,如今已经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刘万永:教育部严令刹住考场腐败 高考考生将签诚信协议)。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将中国的学术界比喻为“剽窃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国,剽窃者的天堂)。不仅如此,在中国,绝大多数被抓获的抄袭剽窃者不但自己拒不认错,其同僚和手下的人还会为他们鸣冤叫屈、说项求情。结果,这些学术盗贼“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语)。      事实上,那几个倒霉蛋(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复旦大学的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的杨敬安等人)与外国的同类相比,哪里是倒霉,简直可以说是幸运得到了家:他们不仅没有被踢出学术界,而且仍旧是原单位的教授,并且仍旧十分风光。王铭铭仅被撤去了几个行政职务,目前仍旧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导,还差一点儿被评选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师”(朱修栐:我谈王铭铭是否应当评选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师”);申小龙只是被复旦大学给予“停止一年申报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处分”,目前已经享有复旦大学教授“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简报》第19期);而杨敬安则仅仅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佚名:警钟长鸣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职务犯罪)。说他们是倒霉蛋,那是相对于拥有院士头衔、占据校长职位的中国学术窃贼而言的。2003年,东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涉嫌抄袭,证据确凿,但他不仅校长院士照当,教育部、中国工程院对他可以说是关怀备至,连点名批评都不肯做。其它如杨雄里、母国光院士,沈士团校长,抄袭剽窃的铁案早已铸就,可他们几乎都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br   从本质上说,抄袭剽窃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小偷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光天化日。偷东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强盗。中国的学术界有强盗吗?当然有。上海大学原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半路出家进入法学界,在短短的10年间,著述总量达到一千万字以上,“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三个学院的院长职务。虽然潘院长自称“非常勤奋”,“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但人们还是发现他的论著多数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们竟然没有谁敢於举报,有的人还不知好歹地说“我愿意”。究其原因,无非是“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   无独有偶。山东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赖以起家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从同行手中抢夺来的。根据山东大学教授于锡玲的检举材料,蒋民华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奖励申请表中的负责人栏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中,罗列了蒋民华的五项科研成果,但这五项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于锡玲:学术巨骗——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民华)。于锡玲的指控经《外滩画报》记者调查,几乎都有旁证支持,而这个被称为巨骗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认之外,再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东西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据蒋院士自己说,“一年来,我没有(就此)说过一个字,我不予置理。”(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被人指着鼻子骂娘,却能够一声不响,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脱俗的涵养,那就是在承认自己该骂。   所以说,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国外,存在着零星的小偷;在国内,流行着大量的强盗。纵观中外历史,小偷们是永远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前面说过,抄袭剽窃只是中国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小偷一旦发展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发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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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

五 从掩盖腐败到参与腐败:学术权力腐败面面观
  为什么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能够猖獗,强盗能够盛行?其原因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大腐败爆发一样,不外是权奸当道。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权力几乎变成了私有财产,掌权者利用权力攫取私利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这就是学术权力腐败。学术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一是所谓“学术权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前面提到,学术权力腐败是集团行为,它的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瓜分、掠夺学术资源。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中国的学术界,权力等於权利,有力才能有利。这个利,既可以是当权者的个人之利,也可以是这个权力寡头的整体之利,还可以是学术界团伙之利。
  学术权力腐败有哪些表现形式呢?至少有以下两种:
  1 学术行为腐败的保护伞
  2003年1月8日,《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一篇揭发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院士涉嫌剽窃的文章。揭发文章问世之后不到24小时,东南大学就匆忙地完成了“细致的调查”,并且公布了“真相”。(东南大学:关于“东南大学校长剽窃外国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说明)。“真相”是什么呢?剽窃“完全是李仕锋的个人行为”。同是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顾冠群的学生李仕锋写出了公开检讨,而且还专门向顾冠群教授致歉。顾冠群校长则指示学校“要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严厉查处学风不正的行为。”东南大学则召开了“中层干部紧急会议”,下发《关于重申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实,确保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引文同上)
  好一个紧锣密鼓。好一个雷厉风行。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人们也许会以为东南大学真的是一块“净土”,李仕锋剽窃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引发的“巨大反响”真如南京大学蒋校长所说,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学在东大”嘛!可紧接着,涉及顾冠群剽窃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后揭露了出来。此时的东南大学是什么反应?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报道:1月22日,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对记者宣称,顾冠群对这四篇有问题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记者问左惟:“你们如何断定顾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认的,之后又写了第二份检查。”由於发表文章需要交纳“版面费”,而这个费用需要导师签名才能够报销,所以记者要求查看报销单据,以确证顾冠群不知情,但这个要求被学校拒绝了。记者要求会见李仕锋,学校则答曰已经把他“送回老家了”,连他的电话和地址都不告诉记者。记者与东南大学其它博士生交谈,发现他们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都被“关照”过,“正在关头上,不能出差错”。(翟明磊、李虎军: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2月份,《南京现代快报》记者继续就这一事件采访被顾校长称为对整个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长。可他却既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事发后24小时之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又宣称对此事“不需要调查”。(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很明显,为了应付这个剽窃事件,东南大学的整个官僚机器都动员了起来,其使命只有一个:保护顾冠群。如果顾冠群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东南大学会这么做吗?
  东南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国科学院包庇弄虚作假的洪国藩院士、山东大学包庇巧取豪夺他人成果的蒋民华院士、浙江大学包庇自我剽窃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洪国藩的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案被我称为学术界的远华案,因为它涉及的金额巨大,牵连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坏。其它包庇学术腐败的行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单位”出力,来包庇头面人物的腐败,而这个案子却颇为奇怪: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不惜当众说谎来为“小小的”洪国藩保驾。[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二):欺世盗名的院士]。这个黑幕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交易?可以想象,当这块黑幕被扯下之后,露出的东西定将震动整个学术界。
  山东大学教授蒋民华强盗他人科技成果案虽然发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对这个大案的包庇却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就在于锡玲教授把她的揭发材料在互联网上公开之后不久,山东大学党委做出了《关于向蒋民华院士学习的决定》,算是“对这件事的正面回复,目的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谣言,也是学校的最终回复”。(许凯:蒋民华院士“剽窃”事件调查)。于锡玲教授的检举材料如此翔实,并且有前届学校当局组织的调查结果为佐证,可目前的山东大学领导似乎根本就不屑于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出於本能地保护既得利益者,这既是蒋民华,也是他们自己。於是山东大学就通过这个一纸“决定”侧面地答复了揭发人:让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还能拧过大腿!
  也许有人会说,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长,浙大为什么要包庇他?这其中也许有隐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虽然年轻(今年四十岁刚出头),但他在浙大有这么一大堆头衔:共产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还是浙大中控公司总裁、先进控制研究所所长、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开完全国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级酒店之江饭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鲜花抵达之江饭店,代表浙大中控全体员工迎接褚键总裁凯旋归来”。(田颖颖:全国人大代表褚健总裁回杭谈感受)。这么潇洒的教授,在当权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还要重要,出了点儿腐败,能不保吗?[亦明:流氓教授与骗子学生(二)]。
  所以说,有权力集团给他们罩着,这些大腕儿们腐败起来当然是有恃无恐。有大腕儿们做榜样,中国的学术行为腐败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
  2 学术界:权力角逐场
  中国的学者自古以来就有“清高”的传统:即使是对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显得对它们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国学术界,“清高”早就无影无踪、荡然无存了,对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来形容。而他们追逐名利的捷径就是疯狂地攫取权力。
  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对权力的崇拜和向往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学者当上教授、博导并不算功成名就,因为他们只能管管自己的学生,权力不够大。只有在当上了处长、院长、校长,事业才算步入了辉煌。有一名“211”学校的博导,手里拿着出国进修的机会迟迟不敢动身。问之,则答曰:怕发生“政变”。问者不解,经他人指点,原来这个博导是某个学院的第四副院长,怕在出国期间,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位置。笔者曾亲眼看见一位副校长(当然也是一位博导)是如何“晋见”该校党委书记的:直挺着腰板,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儿上,另半个屁股是悬空的。那姿势,活现出一位太监被皇帝赐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态。一个学者,活得却是如此猥琐,他能搞出什么样的学问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没有了人格尊严的人,连匹夫都算不上,还能算是学者吗?
  当然,攫取权力是手段,获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国的学术界,名利的分配原则完全按照生物界的丛林规律:弱肉强食。只不过这个强弱不是学术能力的强弱和学术成就的高低,而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就是科研资金分配现状的真实写照。“小钱大评”和“中钱小评”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于那些当权派大搞“大钱不评”。为了几万、十几万元的科研经费,多数学者要焚膏继晷地写申请,并且要托门子,找关系。而那些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科技资源,只需要学术界的大腕儿们闭门商量商量就能够瓜分完毕。这就是所谓的自己立项、自己招标、自己评标、自己中标、自己决算、自己验收。(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在工商界,这是犯罪;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却是常规。
  其实,不仅是科研资金由权力来分配,在中国的学术界,各类名目繁多的评奖、晋级、涨工资、分奖金,无不由权力来决定。前面提到的那个“学术巨骗”蒋民华,那个“用权力写作”的潘国和,都是把学术权力运用到了极至的典范。看看中国学术界的评奖内幕:“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倒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国的学术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说是三权合一了。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
  对权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另一个特色:学霸、学阀横行。学霸、学阀主要是两类人:一类就是中国的院士,他们虽然自己很少干学术工作,但他们有着“副部长”的级别,是国家认定的学术权威,因此他们可以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一副暴发户的嘴脸。据揭露,武汉一所大学曾邀请一个年逾古稀的院士评审一个科研项目,可这个院士竟然要求对方同时支付一个“韶龄少妇”的往返机票。这一对老男少妇在从事学术活动中同吃同住,毫不顾忌。(老田:中国的高等知识精英到底有多腐败?)。由此可见中国的学霸们已经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将非典的真正元凶━冠状病毒━与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发现比香港科学家要早了几周。可是,由於中国的一位院士已经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体,所以这些非典病毒的发现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Enserink, 2003)。我曾评论道:“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应该是军人,如果不是这些军人科学家的胆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国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对非典,中国的科学家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失误是非典在中国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学霸学阀的横行霸道是导致中国科学家工作失误的主要因素。
  另一类学霸和学阀是各个学术单位的主要领导,如研究所的所长、学院的院长,等等。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并且有继续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们干起事情来,特别地心狠手辣。诸如提拔亲信,强占公款,欺上瞒下,巧取豪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这个只有600余人的研究所,公车就有100辆,所长、副所长的年薪都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需要分几个户头入账。国家在过去几年内给他们下拨了上亿元的科研投资,但全所只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其它如产业化项目一个都没有,相当于每篇论文的造价是两千万人民币。即使是这样,它的一个研究室主任还恬不知耻地叫嚷:“没有什么项目干不成,只要再给我两个亿。”(天地人: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这哪里是学者在说话,简直就是街头无赖在敲诈勒索!其实,就象那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的情况只是中国科学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问问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所长,谁敢拍胸脯说自己没有搞过腐败?不搞腐败,他们爬不上去。不搞腐败,他们也混不下去。
  学霸、学阀的横行肆虐,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学术,在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没有位置。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zgzf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rib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rib,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 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 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

万物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

六 菜教授、水博士、烂校长:学术原则腐败大揭密      在中国的学术界,小偷强盗遍地,学阀学霸横行:这一切,哪里有一丝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里有一点一滴“净土”的气象?这还是学术界吗?不,它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学术,他们早就放弃了学术原则。这就是学术原则腐败。前面提到,学术原则腐败的实质就是学术界整个系统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而变成利用“学术”的名义来追逐名利。      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教授的贬值和院士的升值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其组成人员包括在这些机构担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员。在中国,学术界内的等级之多,世界罕见。除了按照国际惯例在大学中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四个主要级别之外,中国的教授还按评上的年头分为“88年以前”和“88年以后”的两群,前者享受高干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单间,而后者则是一群大路货,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谈学术腐败访谈实录)。目前中国的大学又独出心裁地在教授这个级别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这么些个级别。除此之外,还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教授、“长江学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来,由於“985工程”的实施,“若干所大学”用国家专款给教授涨工资,於是又有了“一岗、二岗、三岗”教授。即使这样,也还是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对等级制度的热爱。随着“院士”人数的剧增,中国的学术界又猛然多出了一个“最高权威”阶层。所以说,中国的教授实际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级的增多说明中国的“教授”头衔大幅度贬值。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佚名:中国“教授满街走”)。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陈娉舒:基础研究评价体系应与国际接轨 大学教授评审制度应与国际接轨)。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最高权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      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门修斯”教授、“阿米诺酸”教授更是尽人皆知。[亦明: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一):评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再看看清华大学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十面博士”董关鹏副教授(),其它学校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儿名气,只要你自己有胆儿,不论你的学问高低,你都可以当上教授。这不,一名普通的相声演员,竟然被四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为教授,并且是不同专业的教授。(佚名:牛群当教授网上网下遭围攻)。   不过,菜教授本身并不完全是教授贬值的原因。中国教授贬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最后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会,因为国家给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学术水平为依据,而以利益分配为取向进行学术职称的评定,是中国学术界腐败的第一表征。这一表征目前已经在博导、院士的选举、评定中暴露无遗,因为每年的增选,都是个人利益、单位利益、集团利益的重新划分。      与教授的贬值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院士的身价在过去的十年间的大幅度升值。为了能够当上院士,院士侯选人及其所在单位不惜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来搞宣传(“包装”),搞公关(行贿),使院士选举变成了院士选战。(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尽管院士人数以每两年超过百余人的数字递增,但这些名额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中国学术界的胃口。   选举为什么成了选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当上中国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为院士是国家认定的最高学术权威,他们享受副部长级别的待遇,他们还能够争取、控制大笔的科研经费。看看那乱哄哄的选战场面,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民国年间曹锟的总统贿选以及近年间台湾层出不穷的政界贿选丑闻。其实,中国院士目前的选举与贿选在性质上几乎毫无区别。谁能被选上,看的不是他的学术水平,而是看“单位实力、推荐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个学校毕业的、学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竞争者的实力强不强。”(佚名:两院院士选举争论不断 选举为何退化成“选战”)。什么叫单位实力和推荐力度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透露说,“现在都是由单位出面帮助候选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钱送礼”。(引文同上)。另据揭露,某大学为了某教授能够评上院士,“过年期间由学校开出一辆蒙着帆布的大卡车,停放在校驻北京办事处。据说车上共计有20余万物资用来送人。”(教授:体验高校的教育腐败)。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这个东西, 得有人抬举, 关键的自己还要识抬举, 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来中国科学院也是藏污纳秽之地)。      实际上,院士升值与教授贬值的原因是一样的:学术界内部自我调整机制失控,然后人为地制造了这么多“学术权威”,以便让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同时把掌管中国学术界的大权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院士就等於学阀和学霸。      2 水博士泛滥成灾说明了什么?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学术界不仅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学位制度从七十年代末刚刚起步,八十年代初开始授予博士学位。1983年,北京大学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数学系研究生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才使他获得北大授予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孙献韬、杨连成:张筑生 了不起的教授)。曾几何时,中国的博士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八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八个博士学位。难怪这被称为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大雷:学者质疑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博士大跃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博士水准急剧下降,以致这些新科博士被称为“水博士”、“土鳖博士”,并且全线贬值。(兆丰:高等教育之怪状--研究生可能遭遇“集体贬值”)。      博士泛滥与学术腐败有关系吗?当然有。首先,学校建立博士点,以及教授升博导,这里面的猫腻多着呢。为了开设、增加博士点,中国的大学可以说是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可以说是不吝巨资,可以说什么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干正事:他们连开会都要在黑夜里进行。(王克安:是“学术腐败”还是“不良行为”呢?)。现在,申请博士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所谓的“公关”。 “公关” 是干什么?它包括把其它单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导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后围绕着他们来组织材料,提出申请。申请送出去之后,再派人到评审人那里去“打点打点”。据说每个博士点的公关费已经达到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之谱。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们并非真的调转了工作单位,实际上只是在新单位挂个名,简称为“挂”。一旦一所学校有了第一个博士点,它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争取第二个、第三个,只不过“公关”难度越来越小而已。据揭露,湘潭大学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请到博士点,不惜财力”的口号。到了2003年,他们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点要保5个争取8个” 的奋斗目标。果然,这个被自己的学生评价为“连硕士都培养不好” 的大学,现在已经有了九个博士点了。好一个“不惜财力”!好一个“不惜一切手段” !简直就是一副赌徒的架势。      除了把名人“挂” 到自己的学校来争取博士点之外,中国博士教育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靠”。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那些没有博士点的院、系,他们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学校)的“相关”博士点来评定博士生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这个“相关”的学问可大了,他们几乎能够把学术界任何学科都给相关进去。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大学,没有博士点照样可以培养博士。听起来奇怪吗?可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对此早已经见惯不怪了。   也许有人对学校下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博士点不太理解。那么我就简单地解释解释。首先,博士点的多少,是中国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而学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学校领导的政绩,又决定学校的经济利益(考生的多少,学费的高低,等等)。其次,学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拨发的人头费和学生交纳的学费。政府的人头费虽然不多,但是相当于白得的。除了这笔钱,国家还给每个研究生生活补贴。有的学校还可以从这上面揩点油水。(亦明:东南大学:不许盘剥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维持博导存在的基础。笔者就亲耳聆听过一位博导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学问的:每当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新技术,新苗头,新趋势),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阅文献,然后着手申请课题。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东方不亮西方亮,靠广种薄收,靠人际关系,每年搞个几十万元人民币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说,没有这些研究生,那些博导们就不知道如何做学问了。大学拼命争取博士点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岂止是廉价,很多人还要自掏腰包来给自己的导师(通称“老板”)打工。据一所大学科研处的工作人员说,“学校鼓励导师拉项目,至于导师培不培养学生的问题,只能学生与导师协调,学校概不过问。”(逸文:导师是“老板”吗——看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所以说,在大力提倡“产学研”的中国学术界,博士生是学术产业这个血汗工厂的包身工。没有这些廉价劳力,中国的大学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   看到这里,中国的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点是学校花钱买来的,博导称号是教授们拼老命争来的,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而博导的学术水平比博士生还要低,也就难怪中国的水博士的数量如同洪水泛滥了。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学哪里算什么著名大学?)。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枪手,一个月内就能够“搞定”一篇博士论文,而这篇论文却能够在答辩时一次通过。(佚名:博士论文顶级“枪手“仅高中学历 一字开价至少一元)。这样的博士,在中国近年的博士大跃进中,可以说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      上面说到的博士虽然“水”,但却是真正的中国博士,可以简称为“真的真博士”。除了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国的学术界内还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谓真的假博士,就是那个博士学位来自野鸡大学,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学位。比如北大和清华的客座教授吴征就是从美国一个小青年创办的巴灵顿大学得到了这种学位。吴征教授不仅是真的假博士,他还是假的真博士:他没有在复旦大学上过课,也没有通过复旦大学的学位答辩,但却拿到了复旦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证书。奇怪吗?感到奇怪的人一定会被中国的学者笑话:too simple,too naive!      吴博士虽然没有花力气读书,但却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中国,能够搞到学位的除了金钱,还有权力。有人统计,根据报纸上公布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简历,他们之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陈鲁民:到底要培养多少“水”博士)。这些博士是怎么来的,中国的大学应该最明白。(邹德学:水泊梁山新闻多 李逵考研)。学位,这个被国际学术界视为学术尊严的标志,却被中国的学术界当成了可以交换的商品,“位”还在,“学”却没有了。中国的学位何不改名为钱位、官位?      官学勾结,学商为奸,是中国水博士泛滥成灾的另一个原因。      3 学术权力的扩张: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学术界内部的利益,对某些人来说,既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满足不了自己的贪欲。於是他们开始把手中的特权向学术界以外扩展。学术界手中有什么特权?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个两大特权被中国的学术界运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国学术界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五花八门,什么专升本、本升硕,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在职博士生,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檀传宝:谈“学术腐败”与“学术贿赂”)。最近有消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许金晶:初中毕业生交钱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发激烈争论)。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中国学术界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到目前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两起。第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个是海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开,相当有戏剧性。当时,上海交大的网络发生了故障,不能与外界连接,学生们就在校内网络游逛,结果巧遇该校教务处的一份文件。通过上交大的BBS系统,中国人民总算见识了中国知识分子掌权之后的丑恶一面。这份文件实际就是一个关系图,上面列有这么几个栏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加分、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在这些栏目下面,还分有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2001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等几个类别。整个文件涉及百余名考生,高考分数最高的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托人”一栏,里面有“电力局纪委书记李永鸣之女”、“中医大党委书记张建中侄”、“盛校长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吴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总经理王星之子”、“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之子”、“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长”等等。在“拟解决意见”栏中,有“保证专业”、“120%”、“录取”等几类。总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长、副校长共七人,其中六人写了条子;党委书记、副书记四人,有两人写了条子,外加一个纪委书记。除了这些内蠹,参与这个招生黑幕的还有来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开后门?交大起风波)。      搞交易,都是有来有往的。中医大党委书记、盛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清华大学副校长余寿之、西南交大蒋校长、电子科技大学唐小我用什么来回报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着!      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没有绘画基础的人竟然能够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绩。在学校组织的突击测验中,“2名学生测试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为7分。成绩差得离谱。”这还是他们在这所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得到的成绩。海南大学在随后随机抽查了美术系2002级一百多名学生中的43名。在120张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创作测验的最低分是2分。这2分是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这名学生在纸上画了几根线条。   海南大学同一届美术系的学生中有这么多画盲能够被录取,当然不可能是个别考生作弊的结果。据揭露,海南大学艺术学院“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术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学院一名主要领导在内的两三个人主持,招生范围圈定在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南几省,从出题、考试(监考)到打分、录取都由他们全包。”难怪一名河南学生坦白说:“那边老师收了他的钱,担保他一定能够考上海南大学。”除了艺术学院,海南大学音乐学院有的学生考进钢琴专业不会弹钢琴,有人到了大学四年级还不认识五线谱,毕业生没有几个搞本专业。(乔华、胡辛:离谱的艺术类招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三个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鹰: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后面看也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中国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湾女名人璩美凤投考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门课程,其中两门不及格,三门课的平均分数不到48分,但照样被复旦大学录取。(心木:专业课33璩美凤被复旦破格录取)。这个勾当虽然肮脏,但却可能只肮脏了一半:复旦大学只是在录取时作了弊,在评卷时大概还是干净的。真难为了这所中国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败现象的文章中,很多人愿意使用“冰山一角”来形容被揭露案件与尚未被揭发案件之间量的关系。其实,冰山的水下部分与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这个比例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腐败。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许不是过分的夸张。      4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      从1998年起,zgzf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叫做“985工程”。虽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没有太大的不妥,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无知的,它与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美国没有,英国没有,德国也没有。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上世纪七十年代,rib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学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於是把前东京教育大学改造成了筑波大学。三十年过去了,筑波大学不仅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rib,它也与私立的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的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不在一个档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为,它与学术腐败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非常相似。大跃进的实质就是无知加狂妄,这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无知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欺人太甚!没看到吗?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就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就公开歪曲、捏造事实,鼓动政府出资建设一流大学。(亦明: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吗?)。表面上看,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无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为了应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实质就是放弃学术良心,欺骗政府和社会,以达到获得政府大笔拨款的目的。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一个大学难道能够靠撒谎和欺骗进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这个行列的成员全部是骗子!      其实,参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仅仅暴露出了中国大学校长们贪婪浅薄的一个侧面。去年夏天,一则“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的消息成为酷暑中的热门新闻,可北大校长却不冷不热地放出了“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的论调,要北大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一边是口口声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边却要自己的学生甘当普通劳动者,谁能够搞得清这位校长是在用什么逻辑来思维呢?(亦明:北大才子卖肉与北大校长卖人)。有位北大学生说,(“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这样的话全国人民谁都可以说,就是北大校长不能说。可惜的是,这位北大校长连这么点儿见识都没有。   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参与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长、西南交大校长、清华大学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内臭气熏天却对公众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的南京大学校长(见上文),看一看抄袭剽窃的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方舟子:“北航”斯德谊、乐强、沈士团、李景文被IEEE确认抄袭并处置),看一看公开嫖娼的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hf555:“政治腐败”必然孕育出“学术腐败”),再看一看参与经济犯罪的延安大学校长(佚名:从羞羞答答到雁过拔毛延安大学原校长受贿“成长”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原春琳、刘万永:代表委员呼吁 遏制高校经济腐败)、同济大学副校长(曾祥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受贿 一审被判刑十年)、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程婕:首都经贸大学原副校长姜忠波受贿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学勇:搞贪污竟怪“会计懒”)、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刘德华、刘艳:贪污学生“点招费”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长被捕),这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图”。      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想要靠这帮人来领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算是党中央国务院把全中国的所有财富都给了他们,他们也还会嫌钱少,他们也还是建不成。      5 学术良心大拍卖      由於学者的追求目标和信仰对象是真理,因此,他们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讨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良心这个问题。[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一):丧失了社会良心的院士]。所谓社会良心,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比如说,面对乌烟瘴气的社会腐败现象,一个学者如果能够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评,这就说明他没有社会良心。应该说,一个人具备了社会良心说明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用这个水准来要求中国目前的知识分子,甚至院士,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们。但是,要求一个学者具备学术良心,这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按照定义,没有学术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学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具有社会良心,属於爱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而具有学术良心,则好象作为儿女要具有孝心一样,是他们的本分。   什么是良心呢?根据何怀宏先生的定义,“良心是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简单点儿说,所谓“良心”就是一个人内心“正确的”价值判断及其外在表现。光有内心的判断而没有行动,不能够称得上“有良心”。而“学术良心”,根据我的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而做出的价值判断;第二,它是学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的行动。      应该说,从事学术腐败就是学者丧失了学术良心的表现。不过,对於那些腐败分子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介于犯罪和道德败坏之间,良心统统没有了,还谈什么学术良心。这些人虽然身还没有败,但名却早已经裂了,他们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点儿荣华富贵之外,在死后,是注定要被打入另册的。所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这些显性的学术腐败,而是那些隐性的,打着“学术”招牌的腐败。      2003年,一个颇有“创造性”的出版社策划了一个“美国著名电影公司花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的弥天大谎。而这个大谎之所以能够撒的那么完满,那么惊天动地,却是因为有一大批学者捧臭脚。这些学者并不是一些满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国权威学府的权威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据透露,这部“末流言情小说”(曹长青语)竟然被这些权威们吹捧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21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难道是这些学者吃错了药?抑或是喝昏了头?都不是。实际上,这些学者的领队白烨研究员既参与了贝拉小说的策划和出版,然后又蒙着学者的面具来吹捧她。这就象是那些贩卖核酸营养品的人,一边买假药,一边以专家的身份来宣传这个假药多么有效。这些学者哪里是什么丧失了学术良心,他们是把学术良心给卖了:他们一手卖商品,一手卖良心。   也是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导师突然间名声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评审一位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行使了“否决权”。媒体称他“坚守自己的学术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学位论文说‘不’”。(刘万永:我为什么行使“否决权”)。本来,评审学位论文就是判定一篇论文的质量,看它是否达到了某个学科通行的水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评判的结论只能够有两个,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国的学术界,敢於对学位论文打出“不及格”分数的论文评审人已经成了珍稀动物,所以一旦被人发现,就成了新闻。具有学术良心的博导成了希罕物,难怪中国的水博士泛滥成灾。      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学术良心被贱价拍卖了,而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就成了紧俏物质。那么,根据物以希为贵的市场规律,具有学术良心的学者应该是春风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学术良心,但他自己说,这个良心让他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这个火炉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学术界!它如同一座焚尸炉,要焚毁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国人民的幸运还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导,我们还能够在中国的两个最有名的学府,北大和清华,找到他的同类。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20年来从事鲁迅研究,被誉为“北大的良心”。他称自己“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能写与不能写的)。1999年,钱理群在一篇谈访录中指出,“我觉得一九四九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其次就是教育问题。”(孔庆东、摩罗、余 杰编选:《审视中学语文教育》)。据说,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钱先生差点被北大赶出了校门。整个北大“驱钱”事件均是口耳相传,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北大的学生倒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保卫北大”的活动,不知与钱先生能够继续留在北大是否有关。      中国学术界戕伐学术良心的真凭实据来自清华大学。2003年3月,清华大学教师秦晖到北大讲演“中国农民问题”。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绍秦晖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但秦先生到讲台后,用黑板擦把“博导”两个字轻轻地擦掉了。原来,清华大学早在两三年前就禁止他带博士研究生了。实际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门外。1995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聘秦晖为教授。1998年,秦晖与清华大学续签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华大学单方面将合同撕毁,迫使秦晖重签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后,秦先生实际上就算下岗了。据说,秦晖先生目前是清华大学文学院聘请的“院级教授”,其待遇相当于副教授。(志林:学术争鸣为何屡屡卷入政治漩涡?)。   秦晖犯了清华大学的什么律条,被给予这样的处分?是他的学问不深,水平不高?秦晖可以说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农民问题专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过与他亲身接触经历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他的诚实,他的谦虚,他的清贫所感动。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有。中国的学术界还要求他没有学术良心。秦晖的主要社会改革主张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这既惹恼了他所说的“大家长”,也遭到了那些急于瓜分国有资产的精英们的痛恨。这就是秦晖在中国学术界的尴尬处境。   在清华,因为坚持学术良心而受到惩罚的并不只是秦晖一个人。清华水利系老教授黄万里为了中国的水利事业操了一辈子闲心,但却被清华剥夺了几十年的教书权利。(亦明:超一流的梦想,不入流的作为:评清华大学计划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秦晖和黄万里这两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鲜明对照的是清华的另外两名教授:一个是两院院士、被中国学术界尊为“泰山北斗”的张光斗,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的清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张光斗在五十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上马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算光彩,与黄万里先生的坚决反对有天壤之之别。(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谎言惑众)。可就在去年,张光斗在中央电视台对全国人民说,他曾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张凯华:张光斗抨击设计错 渭河灾起三门峡)。五十年前靠牺牲学术良心来捞取了半世荣华富贵,到了临死关头却又要把别人的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国的学者怎么这么不要脸?与行将就木的张光斗相比,清华的博导李希光则正处壮年。这位一张开嘴巴就让公众喷饭的传播专家,为中国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要求国家立法,不许人民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赵凌:“李希光事件”前后)。正是因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脸的事,李希光才能够成为清华园里的大红人。      在中国的学术界,不能讲良心,不论是学术良心,还是社会良心。否则,连饭都吃不上!      6 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搞腐败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学术腐败份子们深知此言不虚,於是纷纷成帮结伙地搞起了腐败。      据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曾伟:科学家要避免误导公众政府)。这哪里是在搞学术,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骗钱。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工商界,诈骗未遂的案犯也会被判入狱。可是,中国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枪不入的马甲,骗成了就赚了,骗不成就算了。这个案子至今没有下文,中国的公众至今不知道这几个骗子院士到底是谁,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制裁。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对骗子变得如此地宽容?   其实,这个流产的40亿元欺诈案还不是数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陆之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给政府写公开信,要求政府“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可这22人中,有20人的专业与预防医学毫不沾边。[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续)]。谁都知道,在自然科学界,学科已经高度专业化,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的高低只适用于他自己所在专业,超出他的本专业,他的学识很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这就是所谓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这个道理,身为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当然不会不懂。那么,他为什么把一帮不懂专业的院士拉到一起来“构筑我国预防医学创新体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势众,以便趁非典之乱达到窃取、垄断国家的科研资源的目的。(亦明:从SARS研究看中国的院士)。国难当头,中国的院士却要趁火打劫,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集团腐败并不仅限於自然科学界。就在去年,喧嚣一时的“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们看到八名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共同参与了这个骗局的策划。(童大焕:学者们也被“策划”了?——评“百万美元买贝拉小说版权”大骗局)。同样在去年,惊天动地的刘涌死刑案,我们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学家”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红果:北大教授为刘涌改判叫好 遭到网友“责难”)。(下详)。      是的,干这些缺德的事,他们也心虚,他们也害怕,所以他们要成帮结伙地干,既给自己壮胆,也要威吓他人。团结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大批可以团结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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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

七 中国目前的学术腐败是前无古人的
  按照中国学术界当权派的说法,学术腐败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也就是说,学术腐败的污染源来自社会,是这个“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把学术界这块净土给弄脏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早在九百多年前,苏轼就曾说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苏轼:范增论)。1668年,意大利医生雷迪(Francesco Redi)证明,肉上的蛆来自肉中的蝇卵。到了19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说”,证明发酵来自微生物。也就是说,肉汤中没有微生物,它是不会自发地变味的。因此,“净土”说既不符合科学,也根本就没有事实来佐证。追寻中国学术腐败的根源,人们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视学术界本身:学术界中没有蛆虫,没有细菌,外界怎么能够把腐败“反映”进去?
  1 “学士”和“术士”
  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而这些人被统称为“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而实际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时代的医、巫、史、优。正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当时,士虽然身为贵族,但却是贵族中最低等的,列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东周时期,朝纲不振,天下大乱,士的传统地位丧失,於是逐渐从贵族的队伍中游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利用脑力来谋生的人群。当时的士,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动就是著书立说,招生授徒,建立学派,也就是以搞“学问”为主,他们可以算做“学”士。“学”士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经过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学”士很快就消亡了,他们的残余成了靠“寻章摘句”维生的“老雕虫”(李贺:《南园》)。
  春秋战国时的另外一些士干什么呢?当门客,做说客,搞纵横捭阖,搞挑拨离间,搞鸡鸣狗盗,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于某个大贵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来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宠爱。战国时的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个人都有门客上千人。这些人,主子得势,他们奉迎巴结;主子失势,他们就改换门庭。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他们的主子虽然变成了一个,但读书做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却越来越根深蒂固。读书,并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搏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术”士,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人士的正源。由於“术”士很多来自俳优,因此他们的一个“遗传”特点非常明显:在主子面前,他们是奴才,是戏子;而主子不在的时候,他们又装主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象西方学者那样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国知识分子比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中国历史上的学术腐败
  其实,“术”士的行径在最初虽然让人不齿,但经过长期的进化并且逐渐吸收“学”士们的思想和道德,他们最终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的。“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也。”(司马迁:报任安书)。也就是说,“术”士经过修身、施爱,在取予间见道德,在荣辱间显勇气,最后扬名立万,才能够成为君子。明朝时,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阮大铖。阮大铖才华盖世,所写传奇被后人赞誉为“尽善尽美”,“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这个阮大铖,又是士林中的败类典型:他投靠阉党权奸魏忠贤,官至兵部尚书,崇祯皇帝曾将他贬斥。后来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对手东林党及其后身复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贬损阮大铖,称颂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宁死不与阮大铖合流。由此可见,士林在当时羡慕的并不仅仅是高官厚禄和才华盖世。他们还有自己的正义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专门继承前辈的糟粕,而摈弃他们的精华呢?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上中国学术界的大规模腐败莫过於科场舞弊。有清一代,科场案频频发生,著名的就有顺治十四年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乡试案、乾隆十七年的顺天乡试案、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案,等等。而清王朝对科场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级,在这几个大案中,共处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中,主考官收受贿赂,阅卷人通伙作弊,实际上是把举人的功名卖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举子群情激愤,把“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并且把财神爷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庙里。康熙闻讯,立即派员到江南查案。几经周折,最后撤了两江总督的职,而参与科场舞弊的案犯一律斩首。咸丰年间,“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场舞弊罪状,依载垣、端华所拟,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坐家人掉换中卷批条,处斩。同考官浦安坐听从李鹤龄贿属,罗鸿绎行贿得中,均处斩。” (《清史稿?文宗本纪》)。堂堂正一品大学士主考官只是因为调换“中卷批条”、考官因为受贿、考生由於行贿,同时被砍掉了脑袋。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不过,不这么整治,科场舞弊之风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论清王朝整肃科场的目的是什么,其客观效果却都是保证了考场的干净,考试的公正。
  反过来看看中国现代的科场舞弊案。参与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学招生黑幕的要员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没有。不仅法律的铡刀没有落到他们的脖子上,连党纪和政纪的鞭子都没有抽到他们的身上。人类历史前进了二、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胜优败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几十年间,由於留学欧美和rib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那时的学术界颇有一番欣欣向荣的气象。尽管也曾有过钱钟书笔下的三闾大学和方鸿渐之流,但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多数诞生于那个时期,这却是无法否认的。1949年之后,中国虽然没有出现几个学术大师,但学术界人士大多都还能够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洁身自爱。可是,为什么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突然间从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了呢?笔者曾这么分析: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个“S”总结了自己的后半生: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这四个“S”与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相对应:“投降”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屈服”发生在反右运动;在反右与文革之间,是苟活阶段;而经过文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绝种了。但实际上,在经过第四个“S”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渣滓中借尸还魂,进入了第五个“S”:Shameless (死不要脸)。[亦明:扯下中国院士的神秘面纱(三):蒙骗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实,在第四和第五个S之间,还隔着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八十年代。为什么学术腐败现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发,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21世纪?由於学术界的主体是人,所以必须从人员的组成和结构这个线索来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中国没有出现学术大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下,真正的学者不敢搞学术研究;第二,在反右运动中,大批有思想、有才华的学者被赶出了学术界。也就是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学术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辈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虽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但也同时是中国学术界最为贫穷的时期,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杀猪刀的”种种现象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两次人员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批学子到国外留学,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学者下海和从政。客观地讲,当时能够留学国外的青年都是学术界中的佼佼者,远非近年来从新东方语言学校大门走出来的新留学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从政的学术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学术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两轮筛选实际上等於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全面的逆向选择,至少在智力上说是如此。慢慢地,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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