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迅雷、杨畅（联系人）：劳动时间延长背后——秋叶原事件给我们的警示

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比上月增加0.1小时，看似无足轻重，但拉长看，发现我国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自2015年底以来呈现阶梯式回升。工作时间拉长是因为订单增加、经济趋好吗？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逐级回落。看来劳动时间延长背后还隐含了更深层的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讨论。

加班时间延长与收入增速下降并存

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比上月增加0.1小时。单看46个小时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或许并没什么感觉，但若与其他数据进行比较，结论就会更加明显。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维度去分析这一现象。

第一个维度，根据《劳动法》的表述，“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也就是说，2018年7月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已经超过了标准工时（40小时）和法定最高工时（44小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工作时间较上月增加0.1小时，并不值得骄傲，只能说明中国人更加辛苦，加班更多了。

倘若拉长时间，就会发现，中国其实重回了“汗水型经济”。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呈现出逐步回落的态势；而同一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然在8%以上的高位，也就是说，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缩短，伴随着收入的高速增长。

但近年来工作时间阶梯式的回升，而收入增速逐步回落，只能说明就业人员尽管付出了更多的汗水、拉长了工作时间，却没有获得同等增幅的收入回报。

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与平均工作时间

资料来源：WIND，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就业时间口径年为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年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第二个维度，中国人的工作时间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水平。根据2008年《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中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周平均工作时间46个小时相当于年工作时间为2300小时，这远超OECD国家的平均数，约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

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相当于70年代初日本

资料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注：根据OECD的定义，平均年工作时数定义为每年实际工作的总小时数除以每年平均就业人数。实际工作时数包括全职，兼职和部分年度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有薪和无薪加班，额外工作的工作时间，以及因公共假期，年假，自己的疾病，伤害而排除未工作的时间临时残疾，产假，育儿假，学校教育或培训，技术或经济原因造成的工作松散，罢工或劳动争议，恶劣天气，补偿假等原因。这些数据涵盖了员工和自营职业者。该指标以每个工人每年的小时数来衡量。

中国与OECD国家就业人员年工作时长（小时）

资料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美国、德国之间工作时间的绝对差异存在拉大的迹象。

中、美、德就业人员年工作时长比值

资料来源：OECD，中泰证券研究所

第三个维度，长工时低收入与短工时高收入的现象同时存在。工作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行业，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等七个行业。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的工作时间最长，是唯一超过周工作50个小时的行业，比排名末位的农林牧渔业高出将近30%的工作时间。而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作时间也相对较长，并且从业人数大幅超过其他行业，从而拉高了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工作时间。就收入水平来看，信息软件业、金融业、科技服务业等行业工作时间低于平均水平，但收入相对较高。

城镇各行业工作时长、就业人数与单位工资

资料来源：2017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劳动时间延长背后的收入再分配与就业问题

就业人员的收入往往受劳动生产率、工作时长等因素的制约，在短期，就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升，这就需要就业人员通过增加工作时间，也就是加班来挣取收入。而2018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累计增速同比增长8.7%，已经是连续三个季度回落，中位数增速也连续10个季度低于平均数的增速。也就是说，尽管就业人员付出了更多的加班时间，但收入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劳动时间延长同时，劳动者收入增速下降，一般理解为“剥削”，剥削本质上属于收入分配问题，即雇员的收入分配少了，资方的收入分配多了。但劳动人收入下降也可能是企业的税负提高了，可分配部分减少；或者企业盈利或盈利增速下降了。

既然是收入分配问题，我们不妨从企业、居民和政府三大部门的收入分配上去观察。因为企业创造的总收入其实最终会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切分，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获得的多，居民部门拿得就自然少。税收收入则是政府获取收入的重要手段。

近期财政数据如下，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461亿元，同比增长6.1%，较上月提高2.6个百分点；在具体税种上看，7月增值税同比增长5.4%，与上月基本持平，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2.2%，较上月提高3.4个百分点；尽管从2017年底以来，税收征管和PPI上涨是税收增速较高的主要因素，但从结果上看，收入从居民向政府部门转移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税收增速与现价GDP增速的差值、GDP平减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经济下行一定会导致企业盈利增速下降，在目前的金融体制和环保目标下，经济下行对民营企业影响尤大；而民营企业至少覆盖了我国80%以上的就业，这又使得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以及就业状况不佳。

上周经济数据中最刺眼的是内需双萎缩。其中，1-7月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分别同比增长5.5%、5.7%，分别较上半年回落0.5个、1.6个百分点。对相关行业和企业的盈利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从更长的时间段去考察，我们发现，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员出现连续五年下降，但从2015年至今的三年下降幅度明显放大，这三年第二产业合计减少就业人员1275万。

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员连年负增长

资料来源：人社部，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之所以从2015年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与制造业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有关，也与环保要求提高、拆除违章建筑等举措有关，这些举措都会导致不达标的企业被关停，从而使得供给减少，PPI上涨，现存企业盈利好转，但制造业的失业率上升。

我们曾做过粗略估算，由于第二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以及海外转移，大约有3000万以上从业人员面临再就业。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调查失业率，也比6月份上升0.3%，达到5.1%。因此，部分企业在裁员的同时，不排除他们为了维持收入水平不降而延长工作时间的可能。

十年前的日本秋叶原事件与上海世外小学杀人案

经济增速回落，必然会引起失业率上升。如果社会保障等制度不健全，则容易诱发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恶性事件。

10年前，正值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之际，日本经济也出现了回落。凶手加藤所在的工厂通知他下个月解除劳动合同。与此同时，劳务派遣公司也通知他派遣合同在6 月底结束，必须搬离宿舍，找到新住处。苦恼万分的他对同事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我也没有一个固定住址，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10天后，他在日本东京秋叶原开车撞人并下车杀人，造成7死10伤，这是日本将近30年以来造成死者最多的同类罪案。发生了惨案。

今年的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外面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位男子持刀砍伤3名男童及1名女性家长，2名男童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来沪后，因生活无着产生报复社会念头，进而行凶。

上海世外和秋叶原两起恶性事件的背后，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贫富分化难以缩小，就业压力加大、收入水平降低，引发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传导，影响社会的稳定。

回看过去的社会新闻，国内类似秋叶原事件的驾车故意杀人案也屡有发生，多多少少与当前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不足有关，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不佳有一定相关性。当前形成了“失业人数和工作时间双增加”的态势，这从企业微观角度很容易理解，需要降低用工成本，尽可能利用更少的人员做同等的事情。

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如果纯粹让企业自发运作，或许会引发失业率的急剧攀升，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主要的改革措施与手段与当前中国高度类似，但在企业自发运作下，失业率曾经攀升至10%以上。

当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六个稳”，首要的就是“稳就业”，因此，当前更重要的是“稳定就业人数、降低工作时间”，例如日本在经济衰退时间，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工作与生活福利，降低企业的成本，鼓励企业容留富余人员，进行劳动力的“储备囤积”。一旦迎来下一阶段的经济扩张时期，储备的劳动力可以马上投入使用，节省大笔招募、培训成本。这种做法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有效抵御了失业人员对社会的冲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日本、美国失业率对比（）

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未来居民可支配收入无法得到提升，物价和消费可能呈现“跷跷板”，物价越是上涨，消费就越有可能下降。7月CPI当月同比增速为2.1%，时隔3个月重返2%上方，近期伴随着粮价、猪价上涨，以及大豆等部分进口商品上调关税，未来物价面临上涨压力。

若工资收入增速不变甚至回落，居民消费就会受到物价波动的制约，就有可能会出现物价越是上涨、消费就越会下降的态势。因此，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需要大幅提高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大盘子中的占比。若只是通过支持基建投资来稳增长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因此，如何做好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增强人民大众的获得感，既是长期目标，又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减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期望能出台合理有效的方案。

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多年来一直从事宏观经济、金融证券方面的研究，曾多次被《新财富》等知名媒体评为券商研究机构“杰出研究领袖”、“最佳金牌研究领队”、“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新华社“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