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加拿大

夜晚的多伦多那森菲利普斯广场。图/视觉中国

爱丽丝·门罗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存在着两个加拿大，这两个加拿大彼此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2013年，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委员会的电话打到她家，却无人接听（当时她到西海岸去办事，根本想不起诺奖这一茬）。委员会只好挨个联系可能认识她的人。最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另一位加拿大文学女王——发推特说：“爱丽丝，我的电话被人打爆了，快接电话啊！”

一度，提起加拿大作家，我只想得起这两位。加拿大的文学圈被我想象成闺蜜的下午茶：两位银发女作家在后院喝茶、闲谈，像勃朗特姐妹笔下的乡间生活，而不太像村上春树写的那种著名大学英文系的茶会。

这想象当然不是真的。这两位是闺蜜不假，但她们碰面的机会可能不多：门罗生活在远离大城市的小镇，还有二十多年生活在加拿大西海岸；阿特伍德则几乎一直生活在多伦多。加拿大作家圈子也不止这两位——如果你需要第三个名字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写《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扬·马特尔。

曼城球星哈特、席尔瓦、米尔纳、赖特、纳瓦斯和哲科出现在多伦多街头散步。图/搜狐

即便得过总督奖、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门罗仍然对自己的作品不太自信。

1969年，39岁的门罗和30岁的阿特伍德都拿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两人轮番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艰难地尝试增加一点名气。但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文学气氛极其稀薄，想开创事业的作家很艰难，女性作家更是如此。当时阿特伍德外出做宣传，就睡在门罗家的地板上，两个人也就此熟识。

在避免和文学圈接触这方面，门罗算是宗师级的人物——她几乎不认识什么作家（阿特伍德除外），有起码二十多年，她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作家式的，不如说是妻子和家庭主妇式的：她最多要同时照顾四个孩子（有一个是朋友的），还要每周在书店（就是她和前夫詹姆斯·门罗开的门罗书店，位于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市）工作两天。

她只能在孩子们下午小睡的时间写小说，在怀孕时发疯一样写个不停，因为她担心做母亲之后就不能再写小说。

爱丽丝·门罗，摄于1981年。图/网易

如果在网上搜索爱丽丝·门罗现在生活的地方——安大略省的克林顿——你可能会觉得网站有问题：搜索结果只显示镇中心小小的一部分，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然后你才意识到，空白是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离克林顿镇最近的书店，远在三十公里之外的斯特拉福德——很难想象会有作家生活在这种地方。

从空间的角度说，这才是加拿大真正的样子：大量地区人烟稀少，小镇零星散布，北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广阔无人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加拿大，城市人口远比现在稀少，而生活在寒冷空旷的乡村的人，选择做艺术家会被认为不负责任，女性尤其如此。门罗大学只读了两年，因为奖学金就是两年的。她认为大学时期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我这辈子唯一不用做家务活的时候”。

和詹姆斯·门罗结婚后，她搬去维多利亚——几乎是她当时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她知道自己迟早要结婚——“这样的话不如就赶快把这件事办完。”很像她小说中的人物的口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在安大略省克林顿家中的厨房里。图/网易

门罗笔下的休伦县类似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或者莫言笔下的高密乡。这个“只有邮票大小”的虚构小镇，却成了加拿大文学的地标。这里有着类似美国中西部的风光，也有很多像门罗一样年纪轻轻就必须肩负生活重担的女性。门罗有本小说集《女人与女孩的生活》，讲述的就是小镇里有着种种梦想的一个漂亮女孩，最后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女人的故事。

在她的故事中，女性的逃离是一个常见的主题。《逃离》中，卡拉在上大学前遇见英俊的克拉克，为了选择一种“更加真实”的生活，他俩私奔到克拉克那称不上家的住所；《空间》里，多利生活在丈夫的阴影下，一场悲剧之后，她改名换姓离开家乡试图重新开始，却无法摆脱之前的生活和回忆。总是有女人试图逃离那即将淹没自己的生活。

曾向中国“贩卖空气”的加拿大班芙小镇，所兜售空气来自落基山脉班芙小镇附近的路易斯湖畔，自称是“带有湖风气息的最新鲜、最清洁空气”。图/worldway

门罗和自己笔下的很多人物一样，首先要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然后才是其他。或许因为如此，她谈起文学时总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永远像一个文学新人。即便得过总督奖、布克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她仍然对自己的作品不太自信：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绝不简单，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仿佛任何人只要足够努力都能有所成就。

或许她家庭主妇的身份让她觉得自己成为作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靠几十年的“既不绝望也不抱希望地写下去”的打磨和坚持。

这种时间和沉淀，让门罗的作品不涉及政治，有着近乎完美的精确、细腻和简单。她经常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或许追逐潮流的读者不太会追捧她，但我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她的作品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流传得更久。

在班夫国家公园，各种元素汇聚于此、和谐共存，使得加拿大落基山脉成为人们心中四季无休的梦幻目的地。图/unsplash

虽然阿特伍德作品题材多变，但她很早就认定“生存”是自己的作品乃至加拿大文学的主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爱丽丝·门罗在很多方面几乎完全相反。

门罗只读过两年大学，而阿特伍德本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后来博士肄业，迄今为止荣誉学位有24个。门罗21岁结婚，第一段婚姻持续了二十多年，第二段婚姻持续了四十多年；阿特伍德结过一次婚，5年后离婚，和现在的男友同居至今。

门罗37岁才出版第一本书，而阿特伍德22岁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就拿到了总督奖；门罗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小镇，而阿特伍德从离开学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多伦多——这里有大联盟球队、天际线，房价高到经常上新闻，大城市的标签一应俱全。

门罗在文学圈离群索居，而阿特伍德就在出版社工作，对于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有一整套心得：从如何参加朗读会到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写腰封，一应俱全。形象上，两人也有些两极：阿特伍德睿智犀利，甚至可以说有点毒舌——她让人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男人堆中脱颖而出的成功女性；门罗则既神秘却又非常害羞，和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然后敏锐、细腻地剖析生活。

阿特伍德以诗作出道，后来写长篇小说。她的作品聪明、睿智、角度独特，后现代风格明显，经常涵盖历史、神话、宗教和符号学。相比于门罗，她是更容易被贴上标签的作家——关于阿特伍德作品的文学评论数量和花样繁多，她的作品似乎很受高校师生欢迎。

2013年11月，阿特伍德在推特上贴出这张与门罗共同举杯的照片，庆祝门罗获奖。

阿特伍德小说的类型也比门罗的丰富得多。《使女的故事》最近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当年这部小说获得了1985年的加拿大总督奖，还得到了1987年的阿瑟·克拉克奖——颁给当年英国出版的最好的科幻小说的奖项。

这个故事里，美国在一系列变故之后退化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女性都变成资产；抵抗命运的姑娘从底特律逃脱，试图奔向自由世界最后的灯塔——不是别处，正是多伦多。阿特伍德本人也不忘强调：小说的故事虽然乍看起来遥远，但是每一个典故几乎都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过。考虑到目前美国的状况，电视剧的上映显得特别应景。

不过，她在推特上并不掩饰自己对多伦多的厌倦：“我几十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现在仍然不太喜欢，大概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多伦多犯罪率极低、怡人的环境、高水准的生活，被认为是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但同时也是加拿大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图/unsplash

从作品体裁来说，门罗的所有作品都是短篇小说——她一度认为这些短篇小说只是练习，自己终究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直到后来她意识到她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写短篇小说。阿特伍德的作品则涵盖各个类型：短篇小说，诗歌，长篇小说，非虚构，甚至还有童书和绘本——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当年写短篇小说，是因为“在加拿大出版长篇小说太难了”。

虽然阿特伍德作品题材多变，但她很早就认定“生存”是自己的作品乃至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她的解释是：当你的童年生活在魁北克北部的荒原的时候，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在寒冷的气候下生存，是每个加拿大人头上笼罩的阴云。动辄长达半年的冬天，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无法回避的话题，也将生存变成了加拿大文学的主题。

“魁北克”这个词源于印第安语，原义是峡湾。魁北克的北部大片面积都是森林地带和大型野生动植物园。图/腾讯

无论作家如何书写，永远不会改变的大概是加拿大本身。

从气候上说，加拿大是寒冷冬天的受害者；从地缘上说，加拿大是和强大邻居这段不对等关系中的受害者。

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不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却是一个被统治的国家：加拿大对前殖民地美国保持着一种温驯的顺服关系，这或许对加拿大人的心态和潜意识产生了某种影响。

阿特伍德说，如果用一种精神疾病来分别形容美国和加拿大，美国是自大狂，加拿大则是妄想性精神分裂。美国的自大来自其强大，这强大是客观存在的；加拿大的妄想性精神分裂则源于和强邻的不对等关系——在国际上，加拿大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受美国影响和牵制，所有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邻近美国的国境线上；与此同时，加拿大还长期受国内魁北克分裂主义的侵扰。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的受迫害妄想，可以说是对自身脆弱又分裂的现状的一种清醒认识。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和加拿大虽然文化上非常近似，本质上却不尽相同：同样是追求独立，美国诉诸武力，加拿大靠的是外交。美国的文化深植暴力因子，而无论是对待原住民、黑人还是同性恋，加拿大的方式都要温和许多。

2016年美国大选当天，加拿大移民网站访问量高达20万，蜂拥而至的美国人致使网站多次瘫痪。图/Sohu

阿特伍德说，生活在加拿大多少像生活在一个小镇：当你摔断了腿，大家都会围过来；但是当你成功了，人们对你的态度就转变为“你以为你是谁，总统吗？”。

类似文化在寒冷地区的国家多少都有存在。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描述这种文化——詹代法则（Janet Law），意指“不要以为你很特别，不要以为你比‘我们’优秀”。

它让人们彼此帮助，度过漫长的冬天，但是也反过来在有些时候限制个人发展。加拿大不像美国那样迫切地崇拜和拥抱成功，这让一些有足够才华和能力的加拿大人不得不去美国寻找更大的舞台：从史蒂夫·纳什到瑞安·雷诺兹、詹姆斯·卡梅隆，甚至阿特伍德自己。

加美边境。图/视觉中国

从某个角度来说，门罗和阿特伍德笔下几乎存在着两个加拿大，这两个加拿大彼此相似却又截然不同。

门罗笔下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加拿大，她精确地描述着自己父亲当年养水貂的农场，乡间小路尽头的空地，那片空地上可能停着的飞机。小说里那些飞行员从天而降，带走乡下的情人。

阿特伍德笔下的加拿大则是另一个境况：它可能是在未来反乌托邦的美国退化成原教旨主义国家、女性全都变成男人资产的情况下，最后的自由灯塔。多伦多的CN塔耸立在安大略湖旁边，女主角在底特律隔湖相望，希望寻找一个自己被当作人而不是两腿子宫的地方。

阿尔伯塔省，加拿大93号公路。图/unsplash

但是无论作家如何书写，永远不会改变的大概是加拿大本身：

或许有朝一日国民的文化会改变，就像千百年来无数国家、无数文化都会改变一样；或许有朝一日加拿大和它南边的邻居的关系会有所改变，力量对比会有所变化，让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变得不那么敏感多疑，受害妄想（也或许会变得更加妄想）。但不会改变的，是加拿大宽广寒冷、未被征服的国土，和那些在这个广阔北方国家生活的人。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