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与一路一带如何体现经济全球化化

“一带一路”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_凤凰资讯
“一带一路”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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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带一路”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将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
原标题:“一带一路”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将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结纽带;二是引导全球资金向实体经济方向流动,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向;三是促进全球产业链和科技生产力的均衡化,促使国际分工体系更加均衡、更加合理,并促进世界经济由严重失衡转变为相对平衡
  ■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这件大事,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确立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应对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一定要把事情建立在我们自己力量不断加强的基点上,同时一定要坚持与国际范围相关各方长期合作的清醒方针
  (一)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重大转折的十字路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发展,正呼唤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矛盾交织、冲突频发、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范围生产力发展和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产物。
  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至今40年。这轮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以及由于矛盾积聚而产生新动能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一方面,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全球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科技革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新兴经济体进入世界市场体系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全球范围的财富集中导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失控、宏观调控失灵、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全球治理机制跟不上全球化步伐的问题凸显。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矛盾运动的两重性,反映在大国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倒退的、封闭的、排外主义的逆全球化路线;一条是前进的、开放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把经济全球化经由一个过渡期而推向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路线。
  当前,某些发达国家陷入困境,如增长停滞、债台高筑、种族冲突、政治动荡,表面上看与外部因素有关,实质上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发展长期停滞,甚至抱着冷战时期内外政策不思进取的结果。其中的一些人不仅看不到西方制度本身的问题,反而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外来人口增多,归咎于开放的世界市场体系。他们企图从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中去寻找政策工具,从意识形态对抗、军事遏制战略中寻找出路。这不仅不可能找到出路,而且只能是走向绝路。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演讲中所指出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还指出,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正是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倡导一条促进而不是促退、开放而不是封闭、包容而不是排外的全球化路线。主张要通过社会生产力包括存量和创新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合理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系统改革,这样一整套“三通过”来深化利益交汇点,构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全方位利益共同体,进而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由此而来,“应运而生”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二)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带来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共同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将以新动能,并愿与发达国家一道,迎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这也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兴”的时代条件。
  “一带一路”提出不过4年,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参与。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支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这种盛况由何而来,考察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变动的总图景就可以理解了。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呈现了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新现象。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已经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已达到80%。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金砖+”构想,还将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合作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可以预计,21世纪第一个10年启动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将在21世纪第二个、第三个以至第四个10年的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中,打开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历史作用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结纽带;二是引导全球资金向实体经济方向流动,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向;三是促进全球产业链和科技生产力的均衡化,促使国际分工体系更加均衡、更加合理,并促进世界经济由严重失衡转变为相对平衡。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说,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中的新动能,应当既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大发展,也包括发达经济体再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通过长周期,通过新动能,通过大变动,并且通过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新协调,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要求。
  (三)“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根本历史特点,就中国国内而言,标志着东中西部经济联动发展;就世界而言,标志着经济全球化将由海洋经济全球化,大步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的,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现在则不一样,内陆经济将在“一带一路”的奋斗中,以巨大体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又一主体。“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运、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现代网络金融产品等新老工具,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带动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直至联通非、美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历史特点就在这里。
  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全面带动东中西部的经济跃升。过去40年,中国在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后,中西部也起来了。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特别是在开放度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会给中西部各省区市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提出之初,有人把它说成中国过剩产能的转移,有人称它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还有人甚至说是新殖民主义,或者说是要排斥欧美。凡此种种,都是以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看问题,而不懂得“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本质是合作,是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合作共建”战略构想。
  倡和不等于没有矛盾。关键在于经过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一整套有利于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机制。这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绝对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党的十九大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作为关心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中国学者,义不容辞地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向世界阐述中国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向党和政府提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建议与方案。
  当然,各国携手共建“一带一路”这件大事,并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确立打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应对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定要把事情建立在我们自己力量(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社会凝聚力)不断加强的基点上,同时一定要坚持与国际范围相关各方长期合作的清醒方针。在此基础上,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特点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一定能够为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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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164418“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高度空间选择性的战略概念。“带”与“路”都是指条带状的经济体,在空间上是排他的。这种单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已经引起了不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误解。例如,某些省份认为自己在“一带一路”上具有某种特殊的、排他性的地位,而另一些省份认为自己与“一带一路”建设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是一个跨尺度的概念。
首先,“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一个绝对的边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在地图上准确表达其空间范围。“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愿意参与的国家均可参加,即它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平台。因而,尽管此前外交部曾经提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和40多亿人口,但是《愿景与行动》并没有给出具体范围和国家清单,而是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
其次,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因而它必然以国家间的合作为主,而不是相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对于中国国内而言,尽管《愿景与行动》提到了一些省份和城市,例如将新疆和福建分别建设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及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强上海、天津、宁波、广州、深圳等城市建设,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省份和城市具有排他性的地位。实际上,所有地区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尤其是经贸合作、人文合作、金融合作等共建工作,绝不是《愿景与行动》中提到的省份和地区的“独家”任务。一些没有提到的省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反而更密切,如江苏和山东。《愿景与行动》提到某些省份和地区的定位,其主要出发点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已有的区域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形成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局面,促进相对均衡的发展和尽快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而不是限定某些地区属于“一带一路”,其他地区不在其列。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到设施互联互通,特别是国际海陆运输大通道建设,这部分工作确实有具体的空间指向和空间范围。例如,《愿景与行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也提到了“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一中亚一西亚、中国一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推进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建设。在这些具有明确空间指向的通道和走廊上,将会有比较多的基础设施共建工作。也就是说,“五通”中的设施互联互通具有更多的小尺度、次区域特征,而其他“四通”则更多地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由于对其多重空间性和跨尺度特点了解不够,国内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习惯于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淆。“一带一路”是统筹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长远、顶层战略,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倡议,因而它必然是一个国家战略,而不是区域战略。当然,由于多重空间性,这个国家战略具有显著的区域影响。但是,如果因为其具有区域影响就将其称作中国的区域战略,将有损这个战略的地位和作用,也会引起沿线参与国家的疑虑。因此,“一带一路”不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产业带”共称为新时期中国的三大区域战略。
从《愿景与行动》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并非是“另起炉灶”,而是“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框架。但是,它也不是简单地延续以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最突出的特征是融人了“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简单地讲,“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没有脱离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即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密不可分。以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为标志,西方发达国家结束了“二战”后长达20多年的繁荣期,陷入了严重的“滞涨”。为了摆脱困境,一方面英、美等国纷纷放弃“凯恩斯国家福利主义”政策,转向减少政府干预及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另一方面开始大规模输出资本和向海外转移产业,进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阶段。为了满足资本输出的需要,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推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理论依据。其典型事件是美国主导的、为拉美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开出的“药方”,即“华盛顿共识”。其中核心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完全的市场机制和全盘私有化。从结果看,被“华盛顿共识”治疗的国家中几乎没有成功摆脱增长困境的,而将政府干预同市场有机结合的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可以说,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塑造了过去30年的世界格局,而金融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管制方式则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下,资本是最大的赢家,而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美、英等发达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治理模式改革。在这方面,“一带一路”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地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推动了自身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机制。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中国也对世界经济增长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份额只有5%左右;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5%。到201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已上升到12.3%,出口额所占比重上升到12%。相应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的趋势下,这么大经济体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对其他相关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的承诺,也是维护经济全球化成果和机制的努力。
总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它并不是中国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机制下促进区域共赢发展的一个国际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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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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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当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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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学术会员会主任,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
人民网敦煌9月19日电 (记者 燕勐)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于日在甘肃敦煌隆重揭幕,高端政要、商界领袖、权威专家和全球两百多家主流媒体齐聚敦煌,加强交流对话,推动互利合作。本届论坛以"命运共同体、合作新格局"为主题,由人民日报社和甘肃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
以下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学术会员会主任,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先生致辞原文:
尊敬的张平副委员长、林书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我首先热烈祝贺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在敦煌举行。在这里我愿与“一带一路”历史命运为题谈以下三点看法:
一、经济群策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者是逆转,而是意味着当前这一论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的发展,正呼唤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到来。这就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得以应运而生的历史起点。发展上一个世纪70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距今40年,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这就叫做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事情就是这,当年由美国启动的这轮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又确实带有明显的缺陷,诸多问题今天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统统暴露以至爆发出来,而且影响基于世界。
我们清醒看到,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向何出去的十字路口,面前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在本国优先的口号之下,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找出路,这是一条利益全球化的路线,显然不是出路。另一条路线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之下,通过社会生产力,包括生产力的存量和生产力创新的合理布局、通过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合理结合、通过全球治理优化和经济政治秩序的合理系统改革。这里说的是三个通过,这一整套三通过,深化利益汇合点,共同构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所说的“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由此而来的应运而生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二、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带来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共同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将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带一路”宏大构想应运而兴的历史条件。“一带一路”提出不到四年,已经获得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带一路”的支点。而且一些发达国家也积极参与,这种盛况由何而来?考察一下当今世界经济变动的总图景就可以理解了。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呈现了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现象。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已经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6年已经达到80%。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金砖+”构想还将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合作中进一步加快发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意味着21世纪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将有可能有第二个、第三个以至于第四个十年,在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的进程当中进一步激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说世界经济长周期、大变动进程当中的新动能应当是这样子,既包括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发展,也包括发达经济体的再发展。总之“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通过长周期、通过新动能、通过大变动,并且通过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新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这是第二点。
三、“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基本历史特点在哪里?我认为就中国国内而言,标志着中国的东中西部经济,出现一个新一轮的联动发展。就世界而言,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正在由海洋经济全球化迈向海陆经济全面打通,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陆经济全球新经济。过去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都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是海洋经济的全球化。现在不一样了,内陆经济打开“一带一路”的奋斗当中,以巨大体量成为全球化又一方面主体。一带一路整合了集装箱海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空运、互联网、现代网络金融产品等等新老工具全方位打通海洋经济和内陆经济,从而全面带动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跃升,带动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直到连通非洲、美洲的经济大陆合作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的最大历史特点就在这里,一带一路提出之初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过剩产能的转移,有的人称它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有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排斥、欧洲、美国。所有这些言论都以南北对立冲突占住狭隘思维看问题,而没有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本质是合作,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合作共建、战略共享。
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国进入全球化这件大事绝非轻而易举,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应对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由此而决定了一定要把事情变成自己力量,包括生产力、国防力、文化力不断加强的基点之上。同时也决定了,一定要发展国际合作,就是国际范围的长期合作。
总而言之,以政策沟通、道路沟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为特点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包括今天我们这个论坛所要共商的媒体合作,应当成为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强劲动力和重要标志。就讲以上三点,谢谢各位!& &
(责编:宋心蕊、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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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需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李君如
22:11 来源:澎湃新闻
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新华社  图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号召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确实到了构建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了,中国也确实有构建自己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我殷切希望我们的复旦大学、我们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能够把落实这一任务作为我们建院开展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目标。我相信复旦人有这样的抱负。因此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围绕这个主题讲三点意见。解决落后和贫穷之后的新任务第一,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任务提到今天这样的高层论坛上来?我的思考是三点。 首先,是时候了。中华民族已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要强,不仅要强在硬实力上,还强在软实力上,强在国人的自信心上。而一个国家有自己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有自己成熟的思想理论,是实力的象征,更是自信心的体现。 其次,不做就失职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在,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国家挨骂,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今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应该急起直追,不然我们就失职了。 第三,我们能够做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这样的智库、我们这样的高层论坛是否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呢?我想是应该的。对于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汇集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更要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为国家提供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完成任务?需要中国式的思考第二,我们怎样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认为,可以在我们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久前我读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郑必坚著作《大战略》,更坚定了我这样的信心。我们完全可以从党培养的并长期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思想家、理论家已经做的工作基础上,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任务。举个例子,“和平崛起”是郑必坚先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提出来的。这条战略道路所强调的“和平崛起”,显然有两个针对性。强调“和平”,针对的是“中国威胁论”;强调“崛起”,针对的是“中国崩溃论”。在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的时候,正是这两种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近几年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陷阱),依然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翻版。对此,我们理所应当必须认真应对,进一步向世界阐明“强必霸”已经是过时的逻辑,而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郑必坚提出的这条战略道路,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世界也有意义。对世界的意义,不仅是指中国的和平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正能量,而且指的是给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郑必坚先生今年又提出了这一战略高度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这就是他提出的“利益交汇点”“利益共同体”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理论。远的不说,近年来再度盛行的“地缘政治”理论,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郑必坚在分析冷战格局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时,曾经提到国际社会关于维护国际稳定有两条途径:大国主宰和权力平衡。这两个途径,都是建立在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尼克松、基辛格的“势均论”,注重的就是权力平衡,其实质是一种大国争霸的地缘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并没有解决当今的世界的问题。而按照“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来处理国际关系,就可以既正视地缘政治又超越地缘政治。所谓“超越”,就是没有局限于“地缘政治”,而是认为不同地缘、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只要在利益上有交汇点,就可以形成利益上的共同体。而实现的方式,应当不是战争、颠覆主权国家政权、“颜色革命”或实行单边制裁,而是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双边或多边合作、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等等。郑必坚的研究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道路”深入到“利益交汇和利益共同体”理论,为我们今天处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认识到,我们完全可以在近年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我们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一带一路”与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如此变动,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与时俱进,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党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必须致力于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日在英国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就强调要以“利益共同体”新理念新思想引领国际关系新时代。在联合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让中国人自豪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新思想获得了世界各国高度的赞赏,已经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应该讲,这一理论来自己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来自于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又顺应了21世纪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需要强调指出的,正是在这样一种面向21世纪的,强有力地反映时代总趋向的、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引下,“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五通”,即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时要坚持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实际上就是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的人民。现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已经全面铺开,在未来的长期探索中,会有新经验,会有更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无论经验,还是问题,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都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同时,在把“一带一路”和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新阶段的同时,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天亮相的复旦大学这个全新的研究机构,名称就是“‘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希望你们久久为功,持续努力,能够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和深化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暨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所做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定,内容有删节,原标题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研究中,构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标题及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朱郑勇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一带一路,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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